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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比较

07/08/06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比较

作者:谢富纪 张建余

摘要: 以韩国、新加坡与我国台湾地区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成功的代表产业为分析对象, 探讨了这些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特征与异同; 分析了各经济体创新系统内部企业的主体地位差异和创新系统的国际联系差异对其技术学习模式的影响, 从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和外部知识联系两方面分析了各经济体创新系统在促进技术学习中的作用; 指出了其对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学习、政府制定技术创新政策, 以及我国创新系统建设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以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省 (简称台湾) 等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在过去30 余年的技术学习过程中, 这些经济体不仅实现了工业化, 而且在全球生产的分工中, 拥有了坚实的技术能力, 还成功地发展了高技术产业, 在一些技术领域甚至挑战了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因此, 比较分析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异同, 探究这些经济体技术学习成功的原因以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各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比较

1.1 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加速技术学习过程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 都积极通过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促进本土企业加入全球生产体系, 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从而使得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所处的水平, 寻找发展机会。而这种跨职能、跨过程、跨国界的全球价值链, 不仅提供了一种加速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方法, 也为这些经济体内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提供了借以提升自己能力的通道。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的后发企业与全球采购商建立了外商投资、合资、原始设备制造 (OEM) 、自有设计制造 (ODM) 以及技术许可等多种联系。

通过这些联系, 这些经济体的后发企业一方面能够有机会获取大量的技术知识以及发达国家领先用户的需求, 从而逐渐弥补与跨国公司领 企业技术上的差距和远离发达国家市场的劣势; 另一方面, 为了满足跨国公司对产品质量、成本以及规格等的要求, 迫使这些企业加大学习的努力程度, 从而加快技术学习的进程。

1.2 通过获取知识的杠杆利用提升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

融入全球价值链仅仅是技术学习的开始, 能否在全球竞争中提升技术能力还在于对获取的技术知识“杠杆利用”(leverage) ① 的程度。 在技术学习过程中,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的后发企业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获取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 并对获取的知识进行杠杆利用, 从而逐渐提升自己的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

1.3 学习过程沿着逆向“A 2U 模型” 进行

A 2U 创新过程模型是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A Bernathy 与U T Terback 从技术始发国角度, 在对产业创新为主的持续过程研究中提出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作为技术后来者, 其技术学习过程体现为一个逆向“A 2U 模型” 过程。 这些经济体企业的技术学习通常是从引进处于特定阶段的成熟技术开始。由于引进的技术囿于已有的技术范式, 并沿着特定技术路径发展, 这些后发企业进行的创新局限于适应性的改良和提高。然而, 经过最初阶段对成熟技术的学习, 后发企业掌握和积累了一定量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从而使得他们在下一轮次的技术学习过程中有能力吸收处于转换阶段的技术, 并在更大程度上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进和提高。在历经多个轮次的学习之后, 这些后发企业有能力吸收处于流动阶段的技术, 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改良创新, 甚至影响技术的发展路线。

1.4 主要知识来源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

在技术学习的过程中, 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在不同阶段学习定位所要获取的能力不同, 技术知识的来源也有很大差别。在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经济体后发企业技术学习过程中, 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内部向外部的转变, 从“干中学”、“用中学”逐渐到“研发中学习”、“雇佣中学习”以及“基于联盟的学习”等。“干中学”和“用中学”主要与技术的使用有关, 对于这些经济体的后发企业生产能力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 这些后发企业大都采用了雇佣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增强内部研发强度的办法获取更多隐性知识。“雇佣中学习”的过程中结合了人员移动, 更便于隐性知识的转移, 因此能够使企业的知识基础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提高。尽管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在技术学习方面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但由于这些经济体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 在获取发达国家技术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以及在创新系统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各经济体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则更明显地形成不同的各具特色的技术学习模式。

(1) 韩国基于单个企业技术内部化的学习模式

在工业化进程早期, 韩国政府为了利用引进的成熟技术, 创造出口增长, 有意识地促进大财团企业的发展, 使得这些大财团企业在随后众多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中都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如现代、大宇、双龙等之于汽车产业, 三星、L G、现代等之于消费电子和DRAM 产业, 现代、大宇等之于造船产业以及浦项 (PO SCO) 在钢铁产业等。这些大财团企业在技术学习组织上大都采取了基于单独企业技术内部化的学习模式。从引进处于特定阶段的成熟技术开始, 企业进行了第一轮次的技术学习。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 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努力, 企业不仅相对容易地形成了生产能力, 而且还为下一阶段的学习积累了知识基础, 从而使得在下一轮次学习中能够吸收并改进处于转换阶段的技术, 并形成创造性模仿的能力。在经过多轮次的技术学习之后, 企业积累了足够的技术能力, 并能够在新一轮技术生命周期的流动阶段就总结出新兴技术, 最终形成创新能力。 此外, 韩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作为这些财团企业开展技术学习的大环境, 对于这些企业技术学习成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3]。

(2) 新加坡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互动学习的模式 

新加坡产业发展和技术学习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跨国公司所起的主导作用。从20 世纪60年代经济起步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到80年代开始的电子产业, 以及9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跨国公司对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和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学习的组织形式上, 新加坡产业的技术学习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土供应商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实现的。在这一与本土供应商之间的交互学习过程中, 跨国公司通过不断扩展在新加坡的业务范围并提高技术转移的层次, 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了提高本地的技术学习能力, 新加坡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的“本土产业升级项目”(L IU P) 中, 该国经济发展局挑选了一些对跨国公司业务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的本土供应商, 然后通过给跨国公司提供资助, 由其负责这些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这一项目的参加者不仅包括ABB、飞利浦、精工电子 (Seiko) 等跨国公司, 而且还包括法国电气工业联盟、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国外培训机构, 从而保证培训的有效性。而本土技术学习能力的提高又吸引了新的跨国公司加入, 并将更高附加值的技术转移到新加坡。如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 尽管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 仍有大量的硬盘制造和芯片制造厂商入住新加坡, 并开展更高附加值的制造活动。

(3) 台湾网络化的学习模式

台湾的技术学习体现为公共部门研究机构 (工业技术研究院) 推动的网络化的学习模式。企业间网络化的学习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以正式的由工业技术研究院下属的某个研究所发起, 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研发联盟的形式; 另一种是以处于集群中的上下游企业间交互式的学习形式。工业技术研究院通过其下属的众多研究所 (电子所、电通所、化工所、光电所、机械所等), 在台湾产业的技术学习和追赶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通过组织研发联盟的形式, 促进了新标准、新技术和新工艺在产业内的扩散, 如电通所多次组织的PC厂商间研发联盟的例子;

②通过衍生企业 (正式和非正式) 的形式将改进后的技术扩散到产业界, 如电子所催生半导体产业;

③工业技术研究院通过与世界上领先的跨国公司签订技术许可, 并将其转授给本土企业的方式, 起到了接触跨国公司新技术的网关的作用。由此可见, 在台湾大企业缺位的情况下, 工业技术研究院起到了类似韩国大财团企业的作用, 起到了知识节点的作用,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台湾企业规模小的劣势。

此外, 台湾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周围还成功地发展了半导体和PC 产业集群。从半导体产业上游的IC 设计制造到下游的封装测试, 再到PC 产业上游的电子零组件、外围设备到下游的个人计算机组装, 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厂商。地域上的接近使得这些厂商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 从而促进了集群企业间非正式的网络化学习。

2 技术学习模式形成的创新系统解释

尽管各经济体产业追赶过程中的技术学习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但由于技术学习主体以及推动机构不同, 各经济体的技术学习模式还是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并且这种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体之间, 而不是同一经济体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文试图从创新系统研究的视角分析这些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存在差异的原因, 以及各经济体的创新系统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并从各经济体创新主体、主体间联结关系以及创新系统的国际联系等方面的异同分析各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形成机制。

2.1 创新主体差异对各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影响

就企业在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而言, 由于韩国政府在工业化早期大力发展财团企业, 并且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从而增强了企业在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 韩国企业研发投入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在80年代中期以后, 企业研发投入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70%以上。而在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中, 财团企业的投入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新加坡8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研发投入所占比例也明显不如韩国, 如1985 年这一比例为50%, 此后由于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研发活动增多, 使得民间研发比例提高到60%以上。在民间研发投入上, 跨国公司的投入也占了很大比例。在90年代初期这一比例曾高达70%左右;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鼓励民间创新活动, 使得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相对于韩国而言, 由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在台湾经济中占主导作用, 民间研发投入先天不足, 因此在90年代以前, 民间的研发投入比例一直在50%以下,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一些企业规模的壮大, 研发投入也相应增加, 才使得企业研发投入比例提高到60%以上。

2.2 国际联系差异对各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的影响

经济体创新系统的国际联系主要是通过国际技术转移以及人员的国际流动实现的。就技术获取途径来看, 韩国和新加坡采取了两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新加坡由于其高度的市场开放程度, 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进入, 并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的运营中心, 因此跨国公司内部化技术转移是新加坡获取技术的主要来源。新加坡通过不断提高本土的技术学习能力, 与跨国公司形成良性互动, 促使跨国公司更高层次的内部化技术转移。韩国主要是通过进口资本、货物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获取技术, 促使韩国财团企业通过内部化学习的方式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 并且由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些限制性政策, 使得通过外资形式的技术引进仅起到微小作用。

台湾技术获取的途径则相对多元化, 对待外资也采取了较适中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期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其初始目的是发展出口加工区的高级化形式, 通过提供相关优惠措施促使高技术跨国公司成立子公司, 从而带动本土的就业和出口, 以及技术扩散, 但随着硅谷回流人员创业的增多, 却使得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成为本土厂商而非跨国公司的聚集地, 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垂直分工和集群效, 从而促进了台湾网络化的技术学习模式。到2003年底,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370 家企业中,商投资的仅有49家。

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产业技术学习过程中, 国际技术联系的人员在国际流动方面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韩国促进人员国际流动主要是通过大财团企业推动的, 韩国大财团企业通过雇佣回流人才或在海外 (尤其是硅谷) 设立研发团队的方式促进人员的国际流动。 与韩国不同, 台湾回流人才大都通过利用 “附身” 的技术和隐形知识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设立新的高技术企业。同时, 与韩国财团企业相类似, 一些企业在硅谷设立研发机构也促进了硅谷与新竹之间的人员流动。新加坡并不具有众多的海外留学生, 新加坡人员国际流动途径主要是通过工程师的海外培训, 以及被吸引的国外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等。另外, 一些跨国公司在子公司起步阶段通过雇佣具有国外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也是促进人员国际流动的有效途径之一。

2.3 各经济体技术学习成功的创新系统视角分析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成功地建立起产业的技术能力。这些经济体产业技术学习的过程也是创新系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这些经济体通过一些机构设施和激励措施的设立, 对产业的技术学习起到了推动作用。与发达国家创新系统内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的的支撑机构不同,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创新系统转变过程中设立的机构, 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对“技术扩散的管理”, 促进经济体内部后发企业的技术学习。这些机构通过创新系统之间的国际连接关系, 在从技术引进到技术扩散的连续过程中的各环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技术获取方面, 这些经济体不仅是跨国公司转让成熟技术的接收者, 更是跨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的积极鼓动者; 在随后的技术扩散过程中, 这些机构又将获取的技术 (甚至是获取后改进的技术), 广泛扩散到产业界中, 使得这些经济体内的后发企业能够提高自己的知识基础和技术水平, 从而增强了这些后发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些机构不仅在最初的技术引进和扩散中起到积极作用, 而且在后来的技术学习过程中, 还积极通过创新系统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促进知识在创新系统内流动。

在产业技术学习过程中, 这些经济体创新系统内部的行为主体 (企业、研究机构等), 通过与创新系统外部的知识联系积极获取新技术知识, 然后通过各行为主体及有关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获取的技术知识在经济体内部广泛扩散, 同时政府部门也采取了各种激励措施促进企业积极消化、吸收新技术, 从而使经济体整体的技术能力迅速提升, 因此属于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的范畴。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与弗里曼、纳尔逊等学者以发达工业国家为对象的创新系统模型不同: 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不仅强调创新系统内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同时还强调创新系统所有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强调地区的创新绩效不仅取决于创新系统的内部效率, 而且还与创新系统的外部联系效率有关。

因此, 从创新系统角度分析,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技术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创新系统向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转变, 通过外部知识联系以及内部知识流动, 这些经济体为知识的快速获取、传播和及时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从而加速了这些经济体的技术学习和产业追赶过程。

3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模式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3.1 创新系统建设对于企业技术学习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创新系统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仍然面临系统整合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资源缺乏和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 要迅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的技术能力, 解决我国创新资源不足以及创新系统整合效率低下的问题, 就必须促进我国创新系统向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转变。我国主动学习型创新系统的建设应从增强创新系统外部知识联系和提高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效率两个方面切入。

(1) 增强创新系统外部知识联系 

从目前状况来看, 我国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系统之间的联系仍然比较单一, 体现为跨国公司以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单向知识联系, 其中还有一些是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尽管一些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但其活动也大多局限于为适应我国本土市场的改进创新。因此, 要接触并利用更先进的技术, 就必须在创新系统的外部知识联系上多元化。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 通过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鼓励其设立海外研发机构,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鼓励留学归国人员高科技创业, 以及鼓励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研究项目等途径促进与外部的知识联系。

(2) 提高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效率 

加强创新系统内部的横向联系是提高我国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效率的重要途径。创新系统内部的横向联系不仅包括同种类型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 如企业之间、科研机构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各类中介机构之间的联系, 也包括不同类型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 如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等。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相比, 我国的创新主体包括了更广泛的范围, 既有大型国有企业, 也有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一些跨国公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这就决定了我国应该采取更广泛的途径促进创新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例如促进我国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 促进大型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 以及通过“产学研” 联合增强科研机构在技术开发和扩散中的作用等。

3.2 在各种学习战略定位中寻求平衡

企业从技术引进到创新能力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成本高昂和充满风险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通常可以采取复制性模仿、创造性模仿和创新3 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战略定位。这3种类型的定位与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相联系, 对企业技术学习过程也有重要影响。

(1) 复制性模仿战略 

定位于复制性模仿战略的企业通常与引进特定阶段的成熟技术相联系。由于成熟技术知识获得相对容易, 定位于复制性模仿战略的企业可以较低的成本掌握技术使用并建立起生产能力, 但定位于复制性模仿战略的企业缺乏对技术原理和诀窍知识消化吸收的动力, 因此通过复制性模仿对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2) 创造性模仿战略 

定位于创造性模仿的企业通常与引进处于转换阶段的技术相联系, 由于可获得知识相对稀缺, 企业对获得知识的消化吸收也越来越困难, 从而促使企业增强技术学习的动力。定位于创造性模仿战略的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对技术原理和技术诀窍知识的探求以及不断“试错”, 因此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很大帮助。

(3) 创新战略 

定位于创新的企业, 其学习过程相对于前两种定位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承担的风险也不亚于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创新活动。此外, 企业创新能力学习的过程还需要借助于技术范式转变过程中带来的机会, 要求企业“忘记” 通过前面阶段的长期学习而形成的主导逻辑、核心能力和组织文化规范, 成为技术的领跑者。

从我国前一阶段的发展来看, 我国大多数企业着重定位于低层次的技术学习战略, 即通过引进成熟技术建立生产能力, 以便快速占领国内市场。由于这些企业缺乏长远考虑, 没能在国内市场开放之前积累技术能力, 从而导致一些跨国公司能够相对容易地占领我国大部分的市场。在今后阶段, 我国国内市场的争夺会更加剧烈。为了应对国外强大的竞争对手, 我国企业在今后的技术学习过程中应该在各种战略定位之间作一个平衡, 在引进成熟技术形成生产能力快速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 应该适当引进一些处于转换阶段的技术, 主动进行创新性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战略定位, 形成更高层次的技术能力。

3.3 通过多种知识来源提高知识基础

企业较高的知识基础是有效技术学习的重要先决条件。构筑该基础的知识来源则具有多样性, 既可以来自企业内部, 也可以从企业外部获得。知识来源的多样性使得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通过不同的来源获取知识, 从而提高企业的知识基础。例如, 对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而言, 可以借鉴韩国财团企业的经验, 通过内部的“研究开发中学习”和外部战略联盟中获取技术知识, 并促进知识在企业内部扩散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知识基础。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 通过“雇用中学习”以及与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 “交互作用中学习”也是迅速提高企业知识基础的途径。

此外, 在企业技术学习过程中, 知识的外部来源和内部来源并不是彼此替代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我国企业在开展技术学习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外部知识源和内部知识源有效地结合, 使其起到互补作用, 才能更快地提高企业的知识基础, 改善技术学习的效果。

3.4 采取与时俱进的技术获取战略

在技术引进的方式上, 我国大多数企业一直存在着误区。早期我国企业习惯于从国外先进企业引进技术, 从而导致技术引进途径上的单一模式, 并且由于对引进技术的有效吸收不足, 从而陷入对国外企业无休止的技术追赶中, 甚至完全失去创新的主动性。自20 世纪90年代初以来, 我国企业在技术获取上又陷入了“以市场换技术”的误区, 通过成立合资企业的形式是我国企业相对能够容易地接触到跨国公司较先进的技术, 但却使我国在出让国内市场的同时又滋长了惰性, 造成对国外合资方的技术依赖, 影响技术学习的效果。

在技术获取途径上, 我国企业应该与时俱进, 随着技术能力的变化采取不同的途径获取技术。在企业技术能力较低时, 可以通过引进成熟的技术建立生产能力。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 则应转向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处于转换阶段更先进的技术, 如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研发强度, 委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研发, 从而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转让。随着企业技术能力进一步提升, 可以通过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 “前哨”, 采取战略联盟以及并购等途径获取前沿技术。

谢富纪 张建余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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