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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当代意义

12/12/02

民族身份的当代意义

作者:未详 日期:12-1-2-2002 来源:http://www.southcn.com/nfsq/sqwymt/200212150227.htm

‘20年前的李光耀也不会因为汉族血统放弃反华立场,同样的道理,现在新加坡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决没有认祖归宗的意思。’

近期网上关于岳飞和文天祥民族英雄身份的问题,引起网友很热烈的讨论,我浏览了部分网友的意见,愿意贡献一点讨论的文献线索和本人一点浅见,供各位参考。
  
1,汉族这个名称,并非古已有之,大体上是魏晋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说法。具体考证文献,可以参阅陈连开先生的《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 —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贾敬颜先生的《“汉人”考》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三篇文章对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复杂关系,对于中华民族现状的分析和展望,都有很详细的论说。这三篇重要文章都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本书中(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版),该书是否重印,我不知道,原版在一般大学图书馆应该能找到。另外,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纲要》这两本书,也很值得一观。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有关情况很有帮助。
  
2,民族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以前并不存在。近代以前文献中的岳飞、文天祥是忠臣,没有民族英雄这个说法。我们看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就很清楚。岳飞的美德是精忠报国,他的满江红表达的是汉族种族主义情绪: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汉族是高等文明人,金人是野蛮胡虏。文天祥近代以前被歌颂的美德主要是宁死不屈、不屈膝投降的士大夫的情操气节,是坚持了良臣不事二主的君臣大义。夷夏之别和忠君报国这两种精神价值与民族主义有关,但不完全一样,我这里不能展开做具体分析。民族这个概念,现在大体上认为是梁启超引进的。具体情况可以看梁启超的有关著述,特别是《新民说》。冯克著、杨立华译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比较简明的文献可以看当代人的著述,比如王铭铭的《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2001年第1期;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第1 期;想了解的稍微详细一点的朋友可以看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现在的56个民族之说,是1949年后认定的。在辛亥革命时代,孙中山提倡的是五族共和,五族是指汉、满、蒙、藏、回,而回主要是指现在的维族,也包括新疆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那时汉族对他们没有明确的民族区别意识。1949年后根据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进行的民族认定,才导致了现在众多少数民族的出现。后来这种认定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的族群还有不少,认定的标准其实已经发生混乱。比如现在海南的临高人就差点被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但从人种、文化传统和语言等方面看,临高人其实并不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临高话大体上是汉语和壮语的混合。民族认定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关于民族识别》,《中国社会科学》(京),1980年,第1期。当然1980年的这个文章讲的是很有分寸的。因为民族研究动辄会引发民族情绪的反弹而成为政治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研究有很多禁区。就民族识别这个巨大工程来说,我们现在还很难讲到底是对还是错。霍布斯鲍姆对前苏联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给予了很好的分析,我认为他的意见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跟苏联学的。霍氏的论述可参考: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专门来讨论)大体说来,除了少数几个,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大多与汉族和马来民族、蒙古民族等有非常复杂的交流、混血关系,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粹的汉族很大程度上是个臆想。上述著作中实际上也大量涉及到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史研究中就特别重视民族交流融合问题。他考证出,李渊家族其实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而非原来中原地区的地道汉人。
  
4,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实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境内各民族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所有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前一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要反对分裂,要维持不同民族间的良好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不能使历史上的恩怨成为今天产生仇恨隔膜的由头,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几十年前就演王昭君的和亲故事,从正面歌颂,这当然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与汉族融合同化程度很高的民族比如满族来说,现在的汉族如何歌颂袁崇焕,如何诅咒洪承畴,如何谩骂多尔衮皇太极,恐怕也没有哪个满族朋友跟你较真。词学大师叶嘉莹先生是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后代,我看她就不会为电视电影里那么攻击慈禧太后而生气。但对于宗教意识比较强烈,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来说,任何对该民族信仰的冒犯,哪怕是学术上的,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感,而引发大的矛盾冲突。有西北生活经验的人对此当不会陌生。总的说来,汉族在人口数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更容易滋生沙文主义情绪,瞧不起某些少数民族。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假如一个河南朋友,痛骂某少数民族如何如何劣等,可是回头他发现,有汉族同胞在那里痛骂河南人多么不是东西,这位河南朋友会作何感想?总的说来,对一个较大群体的人,作统一评价,十有八九是错误的。人固然可以分群,但这群中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可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
  
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又可分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纯粹是国际政治游戏中的国家利益关系,与人种、血统、文化关系不大。比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是中国血统,前巴新总理也是中国血统,新加坡领袖更是华人,但阿基诺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因为是中国人就给我们做出让步。20年前的李光耀也不会因为汉族血统放弃反华立场,同样的道理,现在新加坡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决没有认祖归宗的意思。还是同样道理,日本人可以使用中国汉字,可以把自己的历史跟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一点都不耽误他们对现实中国采取一种歧视蔑视乃至敌视的态度。
  
第二个是中国人与外国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能比较强烈地反映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问题。我知道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发生过多起中国学生与非洲学生的严重冲突,冲突中中国学生表现出的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一点都不比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中国人的汉族沙文主义一直都很强烈。你只要看看辛亥前十年间的历史文献就知道那时的知识分子的种族主义思想有多厉害。冯克的书里就有这方面的大量材料。而对于欧洲主要民族,特别是英美民族,很多中国人是羡慕的崇拜的,反过来说就是有自卑心理。而这与国家没有关系。一个来自新西兰的欧洲裔半文盲、穷光蛋,可以很容易在中国混口饭吃,当然讨个美眉做老婆更不在话下。但是要一个乌干达酋长的儿子来北京,他就是有百万美金,如果没有欧美文化的教养,未必能让中国人瞧得起。
  
第三个是国内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当然不是国家关系,而是以血缘和历史为纽带的文化、经济关系。这个关系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每个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其实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已经很清楚,20多年来,中国引进的外资,最大的份额,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的投资,没有数千万海外华人的“帮衬“,中国现在的经济成绩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同样是一笔巨大的不可舍弃的财富。没有现在中国的成绩,海外华人的自我感觉可能也要差很多。新儒家所鼓吹的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其实就是着眼于此而不是着眼于国家关系。有人就认为,如果把东南亚华人经济、台湾经济和大陆港澳经济加起来,这个华人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华人世界“从总量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我不懂经济,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的可信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而这种促进和发展在很大程度是在欧美传统经济学的统计视野之外的,甚至是以地下方式进行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以华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和东南亚走私网络,简直就是一个未经公开的,在国家管制之外的自由经济区。这种自由经济其实从郑成功时代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极端一点说,明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文化或商业文明,就是一种蔑视国家威权的走私文化。这种文化迄今为止没有在其从业者心目中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他们有的只是一种超国界的牟利意识。最近的典型就是赖昌星。赖是五六百年来这种文化的产物。他背后不是几个走私犯子,而是一个蔓延到大洋深处无数海岛,甚至直到大洋彼岸的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这种网络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跨国集团。其业务不仅是一般商业,还包括偷运人口,甚至与贩毒也有关系。其运作特点是没有什么CEO之类的领导,没有成文的章程制度,而只是民间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长期形成的行规、义气、交情,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信誉。(顺便说一句,对走私的这个看法是从我的老朋友、史学家刘刚那里听来的,我只是略作引申发挥而已)
  
从文化上说,海外华人如果不信仰基督教,那么祖先崇拜或家族意识自然就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最大支柱,而这些东西都必须附丽于中国历史才有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在海外巡回演出,永远会受到华人的欢迎的缘故。这里需要略微澄清的一点是,华人喜欢中国文化,并不是他们厌烦了西方文化,想图新鲜。如果真厌烦了,他们可以回来。他们喜欢,其实就是要寻求个精神依托。真要回大陆来,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大陆人太多了。
  
让我回到岳飞。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来说,岳飞的民族英雄身份,不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相反,还可能对某些民族的某些敏感分子,具有刺激作用,而这种刺激,只能对于民族分离主义有作用。如果说要忠实于历史,还原历史,那历史上的岳飞是个忠臣,是个失败的种族主义者,他顶多是那时的汉族的宋王朝的国家英雄,而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在当今国与国的交往中,岳飞在任何外交活动和国际交往中都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中国外交充分发掘了历史资源,比如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评选世界文化名人之类的活动,中国入选的人也很有几位,但从来没有“利用”过岳飞。在与其他国家民众的民间交往中,岳飞也不能成为中国民间的使者,因为他只是汉族的英雄,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民族;更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应该是岳飞那样忠诚于某个人或家族的愚忠之臣。中国人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的、对国家负有责任的现代公民。
  
那么,作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没有价值么? 有。作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如同文天祥一样,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抵抗西方侵略,鼓吹推翻满清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斗争中,作为榜样而推崇弘扬的。他的意义就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决抵抗,他对帝王的忠,被置换为对国家的忠,岳飞因此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在当代世界,岳飞的价值,在于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世界与西方文化较量过程中有意义。因为,尽管华人的地位上升,势力在增长,但相对于英美,在整体上还是弱势族群,而且不排除有被武力侵凌的可能。面对强势文化,无论海外大陆,华人都有一个抵抗侵凌,奋斗自强的问题。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国家,韬光养晦的战略或策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当年越国有一群激情昂扬的民族主义者,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报仇的大计能否实现就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个人,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华人都不能不有民族气节和自强自尊的意识。也就是说,国家该当孙子就得当孙子,但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当孙子。国家可以鼓励可口可乐在中国设厂,但个人完全可以抵制不喝可乐。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我现在不大认同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是,国内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出现危机局面时,总想让政府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强硬对策,可是他们个人,在表达激烈情绪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就像有人已经指出的,头一天在美国大使馆前激情抗议,第二天去同一地方排队签证去圆美国梦。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可爱么?同样的道理,海外华人要遵守住在国的法律,入籍者还要宣誓效忠该国。但这不影响他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有一份感情,有一份责任。我们知道,陈省声、杨振宁两位大师都是入了美国籍的,但这不影响他们退休后回来住在南开清华,为祖国贡献最后的力量。因此我可以说,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当代意义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古老的榜样,他能激励华人,在强势民族控制的世界中,在具体的危境困局中奋斗抗争,决不屈服认命。而且,华人对自己的祖国也就是祖宗所在的地方,应该有一份不容反思的忠诚,就像—仅仅是像—岳飞的忠君。这是一种特殊道德,与理性无关。
  
最后说说教科书的问题。我对教育部的很多做法都不欣赏,甚至坚决反对。从大学合并到对大学的管理,什么校长任命,课程设置乃至日常的教学程序,他们都要管,大学根本没有多少自主权,这种管理实际是高等教育全面腐败的根源所在。至于中学小学教育,问题当然更不少,有些问题与大学的问题一样,比如从根本上把学生当傻瓜看,把青年当少年对待,把少年当儿童管教,把儿童等同于婴儿喂养,而自己以圣明的导师自居。这方面的问题太多,大家说得也不少了,我就不重复。有些问题跟大学不一样,这不是我想说的,略过不表。
  
但对教科书编写中对岳飞文天祥历史定位的意见,我倒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简单说,大学里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岳飞的定位和评价。但中学教科书未必有必要这么做。因为,首先,历史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国也不例外。这种功能,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在撰写上的取舍原则。理想的教科书可能没有假话,没有作伪,但无论如何有选择。编者有权选择对自己或国家有利的事实来解说。比如有一个时代重视农民起义了,就多讲农民起义,但多讲不等于可以虚构,宋江方腊李自成洪秀全们总是史有其人的客观事实。而另一个时代重视爱国主义了,所有岳飞们就成了主角,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袁伟时先生对教科书的批评,我认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内意识形态论争在教科书这个领域里的反映,决不表明袁先生不爱国或者就是对民族主义坚决排斥。他批判的是义和团的愚昧。愚昧的爱国不能给愚昧本身增光或改编其愚昧性质。更进言之,这种愚昧的爱国到底是不是真爱国了,还要看效果,还要从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敢说,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李鸿章、袁世凯们肯定比义和团更爱中国。
  
其次,更进一步说,这种选择本身是建构一种整体历史观所必须的,而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历史观。辛亥前为了提倡民族主义,梁启超宋教仁等人把中国民族说成是侵略成性的民族,宋教仁更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中把从黄帝开始的历史描写成了七次大的侵略扩张史,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则认为东南亚的开发是中国殖民的功劳,那些华侨领袖就是汉族的殖民英雄。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大家都知道,为了反省自己,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说中国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胡适说中国什么都不如人,更有人说,中国这样的民族如果不灭亡简直天理难容!可是到三十年代,连鲁迅也变了,说中国从来就不缺为民请命的脊梁云云,他又有点为中国历史说好话的意思了。当大家认清中国的绝对弱势地位时,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善良勤劳的这样的谦虚的自我定位就出现了。当然,现在中国国势渐强,我们开始注意以前不为人注意的历史上中国所建构的朝贡贸易体系的伟大意义了。这种学说早已为日本人所发明,现在突然广为流行,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正好同步,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因此,从一个时代的需要出发,确定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取舍原则,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不足为病。
  
但这次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首先是网络给大家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地方,原先存在而不能公之于众的分歧意见现在可以进入公共论坛。其次,教科书问题近些年来一直是大家意见比较多的,而这次的意见只是诸多意见中的一次相当强烈的表现。第三,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持续高涨,使许多人对任何有损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第四,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海外媒体对这个争议的报道异乎寻常的热心,比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这正好证明了我在前面说过的:岳飞对华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具有精神支撑的意义,所以大家要捍卫他的民族英雄的荣誉。相类似的现象是金庸的文化价值。在我看来,老金在二三十年前的暴热,实在是台湾和香港当时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使台港华人处于一种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夹在中间,形成一种孤苦无告的特殊心理世界,这种心理需要寻求支撑,而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背景的武侠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他们谁都靠不住,只好靠这个了。现在情况变了,金先生就是再修改,他的作品恐怕也不会有原先那样的效果了。关于金庸,我写过一篇短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随后会贴上请大家指教。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三五十年后,中国真成了世界一等强国,可以随便灭美国人了,假如有这一天,到那时,我们还会说,那个忍气吞声、悲愤难抑而不得不惨死风波亭的岳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大概会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罢。我们大概会再次确认,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呢!
  
整整一百年前,邹容在《革命军》中说过这样的话: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千万方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倘使不受弩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迸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
  
同一时期,刘师培(光汉)《醒后之中国》一文,对汉族未来的辉煌前景有极乐观的展望:“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
  
时势之所造,境地之所困,二千余年沉睡之民族,既为克虏伯格林放大炮之所震击而将醒矣。“起向高楼撞晓钟,人间昏睡正朦胧,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值廿世纪之初幂,而亲身临其舞台,自然倚柱长啸,壮怀欲飞。举头于阿尔泰之高山,濯足于太平洋之横流,觉中国既醒后之现象,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
  
希特勒听见这口气,恐怕要也甘拜下风了。中国人繁殖力极强,仅凭人口众多,就可以“宗主地球”;这是和平的征服。如果打仗,刘师培根据当时俄国军队与人口的比率(每30人征1兵)推算,“以中国民数计之,战时可得兵一千三百余万人,可以战必胜攻必克矣”,可惜他没有预见到原子弹之类的东西。
    
2002年12月12日22时—13日11时,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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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亚洲模式_asiamd, 地缘政治_g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