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面對上海香港應放棄幻想

10/05/09

作者/来源: 中評網日社評 http://www.cdnews.com.tw

上海將要構建中國大陸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已經不再祗是一種可能,而是國家的戰略決策。國家發展需要擁有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擁有具備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這兩個戰略性任務,已經交給了上海。此一重大戰略決定在香港引發了廣泛關注,議論集中於爲甚麽國家會在上海營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上海何時可能超越香港。

 對今天的香港來説,最重要已經不是討論甚麽時候上海超越香港的問題,而是應該徹底放棄以往不切實際的幻想,凝神聚力應對這個嚴峻的挑戰。

 早在1999年初,《中國評論》月刊就以“香港如何應對上海、台灣、新加坡在21世紀的競爭”為題舉辦了“思想者論壇”。當時有學者就“認爲上海將來可能超過香港,雖然現在是有一個‘一國兩制’的制度,但是無論政治情況還是經濟情況,上海都會比香港優先。”“未來10年上海完全可能變成第一而香港變成第二。這是事實,每個人都想爭第一,但是條件不同,沒有辦法”。也有學者表示:“天下沒有不可取代的東西。” 

 如果回過頭來回味這種預測,確實感到香港這10年有些蹉跎而過,沒有未雨綢繆地應對上海可能出現的迅速崛起。

 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這個金融中心這些年過分陶醉於以往的成就與光芒,香港也就在光芒閃耀中幻化出許多一廂情願的幻想,並且在幻想中為自己“作繭自縛”。

 首先,香港的一些精英過度陶醉於金融體系在當時的領先,而忽視了內地金融體系的快速進步。作爲一個後發經濟體,只要虛心學習,著力培養人才,快速進步當然是可能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是一個微型經濟體,如同國土太小就難以成爲真正的世界強國一樣,經濟規模太小也就決定了香港難以獨力擔當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重任。而中國內地擁有一萬九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還有約二十四萬億的人民幣存款,這種規模對於人民幣維持匯率穩定、成爲國際儲備貨幣極爲重要,這也就決定了上海更有條件成爲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

 其次,香港的一些精英過度相信自己與“國際慣例”的同步,卻不相信慣例既然可以形成,也就可以打破。此次國際金融海嘯已經證明,不少原來的所謂 “國際慣例”已經被那些主導“慣例制定”的群體自己打破,新的規則或者說“慣例”要根據實力對比的變化來重新制定。對此,香港並沒有話語權。 

 第三,香港的一些精英長期對人民幣的全面自由兌換持懷疑態度,卻沒有充分重視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綜合實力大增,特別是經過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已經被週邊國家視爲一種值得信賴的貨幣。中國其實對人民幣的國際化已經進行了一些嘗試,比如中國央行已經與韓國央行、馬來西亞央行、白俄羅斯央行、印度尼西亞央行、阿根廷中央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簽署了總計6500億元人民幣的6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有觀點認爲:中國以龐大的美元儲備作後盾,但又繞過美元兌換的束縛,直接進行雙邊貿易結算,既穩定了雙方的匯率,又使雙邊貿易可以順利進行,為今後直接的貨幣兌換作了示範。其實,人民幣早已成爲週邊很多國家民衆自發持有並流通的貨幣,而中國與週邊一些國家在邊境貿易中早就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這種結算也已經進入國際貿易領域。雖然一些人民幣的跨境結算不是通過正規的金融機構進行的,但是週邊國家的民衆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逐漸加深。經過此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的洗禮,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必將進一步提升。而從總的趨勢看,人民幣全面開放祗是一個時間問題。

 第四,香港的一些精英僅僅從貨幣流通的便利性以及金融管理體制的西方化的角度肯定自己,卻從不願將“國家經濟安全”作爲營建國家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來考量。不論對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都是執政者高度關注的問題。中國作爲一個成長於列強環伺環境中的發展中國家,且作爲一個社會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頗爲不同的經濟體,在按照現行國際金融規則參與遊戲的時候,無疑面對更大的風險,也必須保持更大的警惕。而在金融海嘯橫掃世界且造成嚴重破壞的現實背景下,在境內營建一個資金來源更加明晰、資本組成更加健康、資產擁有者更加值得信賴的國際金融中心,無疑對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與科學發展,具有極爲重要的戰略意義。

 值得關注的是,即便上海已經被國家確定為營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香港還有人一廂情願地認爲國家的佈局應該是“香港主外,上海主內”。如果香港還抱持這種觀點,等於繼續將希望建立在一種新的幻想之上,這對香港集中精力應對挑戰維護自身,無疑是不切實際甚至是非常危險的想法。
  
 香港回歸12年來,已經經歷了兩次金融風暴。而此次橫掃世界的金融海嘯,其實已經對所謂的“國際通行慣例”進行了顛覆。曾幾何時,人們提到“投資銀行”都是肅然起敬,這些投資銀行的員工也都被當作天之驕子。但是,不過一年的時間,世界前五大投資銀行已經“灰飛煙滅”,昔日華爾街的英雄有的成了罪惡的騙徒。某種意義上說,金融海嘯是在西方號稱完善的法律體系下形成的,西方世界的金融精英們製造的巨大泡沫,對全世界衆多民衆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其嚴重的破壞,似乎並不能簡單地以一句“監管不力”就可以推卸責任。至少在這種法律體系之下,在市場監管方面的漏洞是巨大的,在金融系統的社會責任方面是缺乏道德準則的。少數金融搞手對普通民衆財富的“合法掠奪”,正是在西方法律體系下,按照“國際慣例”進行的。

 應該說,此次金融海嘯的一個重要啓示,就是促使人們反思西方法律體系、價值觀念的“普世作用”。所謂慣例,無非是由強勢者主導的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此次金融海嘯,深刻地揭示了這些遊戲規則的弊病,想要繼續迫使世界各國各地區像兩年前那樣接受“國際慣例”,當然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公平的。新的遊戲規則,必然是經過金融海嘯的洗禮,重新磨合出來的基本原則。香港金融體系的運作特徵以往是與西方強國制定的遊戲規則高度吻合的,香港的金融精英們也熟悉那些規則。但是在金融海嘯之後,如果還是堅持以“國際慣例”的正宗自居,總以爲自己還是領跑者,那無疑會阻礙香港的“與時俱進”。

 危機逼近而不自知,其實是非常可嘆的;感受到危機卻不努力應對,結果也必定是可悲的。應該承認,香港長久以來作爲區域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具有自己的優勢的。問題在於,優勢不應該總是擺在眼前,阻礙了發現弱勢的視線與焦點。如果還是認爲內地法律法規不如香港“完善”,目前還沒有條件構建國際金融中心,進而還是認爲自己“躺著都能贏”,那麻煩可就大了。

 其實以香港的社會制度,人們應該很容易理解,如果說商人無疆界,資本也是無疆界。金融系統的壯大必然依賴更大更多的被服務群體或者說實體經濟,金融中心的狀態自然要求盡量減少外來不確定因素的風險。但是自香港自回歸以來,輿論似乎對於市場這個“無形之手”談得越來越少。其實,上海成爲中國的金融中心,“市場之手”具有重要作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有很多在上海設立總部,大量的企業在上海上市,大量的貨物從上海的洋山港進出,長江流域的衆多經濟活動匯聚於上海,內地大量的資金匯集於上海尋求機會,內地上市往往獲得比香港更好的融資成績。僅僅從實體經濟的角度看,上海就具備了比香港更加優越的條件。且上海不存在香港少數政治人物常年刻意炒作對事關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的抵觸問題,內地民衆對“國家安全”包括“國家經濟安全”高度認同,這就大大減少了營建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在風險。

 在國家確定將上海建成中國的金融中心之後,香港又有觀點表示,以中國之大,有南北兩個金融中心並不為過,德國還有兩個金融中心呢。筆者並無意批評這種觀點,只是覺得需要強調,香港應該徹底放棄“捨我其誰”的幻想。因爲近在咫尺的深圳是中國內地的兩個股票掛牌地之一,也是改革開放後境外銀行最早進入的城市,海陸聯運的能力超過香港,全國各省區直轄市以及很多部門早年為參與特區建設在深圳頗有投入因此也就關係密切,深圳機場是全國機場中營運成績最靚麗的機場之一,不僅本地經濟活動強勁,對珠三角的輻射能力比香港更加直接。所以,香港現在要做的,決不是將重點放在“深圳不能做國際金融中心”或者“深圳做不了國際金融中心”這種帶有幻想成分的判斷上,而是應該徹底放棄幻想,將維持“中國南部國際金融中心”的追求建基於不懈的決心與頑強的努力。

 香港應該體認到,中央一直是刻意幫助香港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不說以往,就最近公佈的六項支持香港的措施中,就有三項與金融相關:一是在香港人民幣存款現有規模內,國家財政部將擴大內地金融機構發債的主體,積極推進內地港資銀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二是國家財政部會考慮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三是中央政府將容許港資企業,向香港銀行在內地的子行借款時,以企業在香港的資產作為抵押,並會先以上海和廣東作試點。

 香港若要維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現在就應該迅速轉變觀念,放棄幻想凝聚力量應對挑戰,充分利用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強化香港作爲人民幣境外結算中心的功能,並強化對珠三角的經濟參與,實現與內地經濟的深度融合,為金融這個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打下深深的樁基;切不可繼續把幻想當現實,也不能把“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當慣例,否則,很可能令香港社會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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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地缘政治_gpolitics ,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