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 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13/11/01

作者/来源: 晓丽摘自参考消息 http://www.vcmc.net

曾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突然改变观点,认为——

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编者按] 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其实已经不突然了,在去年北京的21世纪论坛上(政协举办的?)他就发出了这种声音,当然还有人对他是否真的放弃亚洲价值还是只是说说而已心存疑虑,现在看来,这是真的了,不过这也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高唱过亚洲价值的人士都已经压低了调门或者干脆就闭上了嘴,而中国的国学热似乎也过去了,那些准备用中国文化平天下的人士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救世心态了。

说实在话,我对这些人士在贩卖这些价值、国粹的时候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些价值和观念,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光耀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马哈蒂尔博士见证了马来西亚的经济起飞,他们难道真的相信经济发展都是亚洲价值的功劳?

其实我们只要从最简单的时间逻辑就可以看出其荒谬之处:如果亚洲价值或者儒家观念有那么大的魔力,又何必等到20世纪后半叶才想起要发展呢?

因此,不光是在信息时代,就是在工业化时代、甚至在农业时代,经济是否发展,社会是否繁荣,跟什么价值,跟什么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当然间接的关系谁也不能否认,但世间万物皆有关联,我们干嘛就那么看重价值、观念?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决定其它所有因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也好,也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也好,还是李光耀的儒家价值也好,或者是(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等等新老意识形态,都没有那么大的魔力。世界是复杂的,对于现实的不同层面,我们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解释。

苏联东欧的崩溃宣告了一种乌托邦制度的破灭(而作为一种理想却并没有破灭不破灭的问题),那真的是一场历史巨变;而小小的一个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让所谓亚洲价值观无地自容,这亚洲价值观也特脆弱了些。或许本来它就只是自鸣得意的政治家一时的意识形态投机而已,只是西方人和亚洲价值的批判者太把它当回事了,所以似乎一度真成了一回事,其实哪有那回事?如果真有亚洲价值或者说它有那么大魔力,那么,亚洲人岂不是永远都要被开明如李资政者当作猪养,永远只配当专制者的奴隶?如果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一个共同的祖先,那么凭什么我们的基因就这么下贱害得我们的老祖先非要造出这么一种自虐狂的价值?在讲究政治正确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嘲笑自虐者,这是一种病态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人,但如果自虐者想让所有人都成为自虐者,并且自己摇身一变而为虐人者或想象自己为虐人者,那就在政治上很不正确了。(秋风,2001,2,7)
[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1月28日专稿]题: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

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没有哪一位“亚洲价值观”捍卫者比李光耀更加风光。这位近乎传奇的内阁资政曾把新加坡从一个蚊子肆虐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经济典范。

企图洞悉当时所谓的亚洲奇迹真讳的记者们曾定期登门造访李光耀,希望从他那儿得到有关亚洲经济为何表现得如此良好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他总是欣然从命:在《外交》杂志199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采访录中,他就美国社会的失败给美国人上了一堂课。李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成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

如今,李光耀的观点与以往有些不同。在27日一次有关亚洲的讨论会上,这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否定了他以前所说过的许多东西。李用他在 1994年使用的那种温和平静的语调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他现在爱用这个词——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李说,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换句话说,把是否与某人熟识、而不是人们将如何处理资金作为投资依据。在其中的大多数国家中,投资流入数量只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的40%到60%,而新加坡则已经得到完全恢复,“因为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标准”。李说,银行部门尤其如此,这一部门被迫采取了西方的财务公开制度。

李光耀观点的改变并不限于金融领域。他甚至对孝顺这一最受珍视的儒家行为准则也颇有微辞。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他认为,信息技术的成功需要“有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和敢想敢于的头脑。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一度受到他严厉批评的美国范例。李光耀像顽童般地微笑着,谈起自己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相邻而坐,当时他问戴尔,他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30岁前脐身《财富》 500强的首席执行官。戴尔礼貌地回答说是,但他现在老多了:他今年35岁。李说,尊重学问是好的,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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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