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模式的共同价值观

25/04/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用以改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之间的多重关系的政治手段来自三大源头:修改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与司法制度,社区重建下的人民大迁移,以及社会工程范畴内的思想宣传与灌输。

在人民行动党一党专政之下,执政党在国会可以任意随时修宪,所以现任总检察长温长明撰写的有关宪法教科书直言新加坡‘没有’宪法。这一司法制度变迁巩固了人民行动党和社会的鲜明强弱关系。社区重建下原有社会的旧秩序全数消灭,彻底摧毁原有社区凝聚力,由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建屋发展局以及居民委员会等等民间组织,进而重塑政府与人民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新社会关系。

李光耀的社会工程是要改变人民思维以认同政府政策。李光耀提出的多项政治思维如生存主义,务实主义,精英主义等, 其目的无非是让李光耀采取的所有制度变革都被视为是自然以及合情合理的手段。社会工程中也包括人民行动党是国家运动,宗教与儒家思想教育,以及后期的共同价值观等。这些都是李光耀力图把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制度化的政治工作,所以只能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解读。任何脱离了政治内涵的解读只沦为政策解说。例如白皮书就纯粹是官方解说:这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更不会明言其真正的政治目的。

共同价值观並不是李光耀心血来潮时的偶发事故,实质上,共同价值观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思维,其最终极的目的是规范社会行为,並让这些规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正确行为。共同价值观做为一项社会工程起源于1987年的国家议程,次年更名为行动议程。1989年政府白皮书提出5个重要慨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族群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从政治内涵分析,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多层次与多元的社会管理机制,其功能是使到新社会政策成为合情合理与必需的措施。共同价值观塑造新社会秩序;规划个人与家庭和家庭与社群的交互关系;也约束族群与宗教的交互关系。共同价值观也隐藏着把公共服务私营化的议程:缩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以减少政府的财务负担,从而把这些社会责任转嫁到社群与家庭身上。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由于党政合一,所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结果是把执政党的至高无上政治地位制度化。换言之,所有社会组织都要屈服于人民行动党之下。从此之后,执政党对社会的任何干预都可以看成是合情合理的行政措施。在亚洲价值观下社会优先于个人,所以个人必须履行社会义务,承担道德责任,遵守社会秩序。显然的,其政策结果是一个按李光耀思想定义的温顺守法守礼社会。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人民行动党把厌恶福利计划的心态制度化。结果是家庭而不是国家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失业,老人,医疗,教育成为家庭责任。当家庭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后政府可以相对缩减社会责任。公共服务私营化不仅减少政府财政负担,也减少失策的政治成本。

3,族群关怀尊重个人。把英殖民主子在多元社会的分而治之策略制度化。政府以一族群的利益受损来拒绝另一族群的社会要求,其结果是政府取得政策主导权;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个别族群有自已的的特殊问题所以必须各别处理的前提下,族群本身有责任先行处理族人问题,为此族群进一步分担政府原有的社会义务。此外,在政治上可以把社会的大问题缩减为族群的小问题,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政策结果是社会持续分化;这也就化解了族群团结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威胁。

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把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制度化。定义违背政府即定机制就是破坏协商精神的反社会行为,为此,任何不符合政府意愿的言论行为都是意图破坏协商机制的反社会行为。在这一思维下任何与人民行动党相冲突的言行都被看成是危害社会安宁,不利经济发展。所以政府严厉对付反对党的异议言论是合乎情理的正确行政手段。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把多元种族主义制度化。在和谐共处的大原则下,政府定义种族和宗教的社会议程,规范相关的行为准则。从而让人民行动党在这一议程上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各别种族团体和宗教组织因而失去自主权,听由政策摆布。

由此可见,共同价值观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一套精细政治思维,其目的是确保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绝对政治权力。简言之,共同价值观的政策结果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架构下,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最崇高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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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