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模式的弱国心态

18/04/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在政治学的领域里还没有一套解读弱国的理论。美国参议院于2008年4月18日的一份有关分析弱国与恐怖活动关系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弱国的定义并不存在’。为此研究报告自行定义一套指标来套用在已经先入为主认定是有恐怖组织活动的国家之上。按这份报告的指标,弱国的明显特征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制度持续的腐化衰败;政治不稳定;面对经济灾难的威胁。

一名北约国防学院的学者在一篇有关弱国与国际机构关系的论文里也同样指出:在有关的文献里对如何定义弱国一词是十分的混乱。所以这名学者也在其研讨的范畴内自行定义什么是弱国:国家机制如军队,官僚与司法制度不能有效改变社会行为;政权缺乏合法性;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冲突。

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献把弱国描绘为:在种族,宗教,语文上的关系紧张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缺乏公共财的服务,国民所得下降,贪污普遍等等。

历史终结一书的作者日裔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的一篇有关911后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其比较强弱国特性的分析框架是以一个国家在五项领域的优劣来区分辨析:文化,政治,政府的合法性,社会制度的制定和社会机构组织的制定。

在一些有关东南亚政经的文献里,研究学者是以政府与私有企业的关系来判定政府的强弱程度以及其相随的寻租特性:弱政府与寻租话动形影相随。

在政经文献里的传统认知是以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有效保卫领土以及是否能够有效征税来判定政府的强弱。

综合以上数点来看,新加坡完全不具有弱国的属性;那为何新加坡模式具有弱国心态?更重要的是,既然弱国无定义又何来有弱国心态?

事缘在网上有一篇意见文章提及:‘曾担任过驻欧洲的中国大使吴建民认为,弱国心态有几个特点:一、对别人的评论十分在意;二、对自己的成绩喜欢炫耀,言过其实;三、对于存在的毛病和缺点则不大愿意提及;四、瞧不起小国、弱国;五、在大国、强国人士面前,总有些底气不足,自惭形秽,觉得矮人一头。’

吴建民个人网页的资料是: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从22岁起,吴建民就进入外交界。他曾为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回国后,吴建民担任中国 外交学院院长。

吴健民的观察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成果,有参考价值,所以是可以采纳的。然而在使用这一套弱国心态指标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基本观念。首先,有必要强调这是吴健民的个人经验,是一个主观上的个人认知;其适当的使用范畴,也就是其局限性并不明确,所以也就不能明确知道是否能套用在新加坡。因为按一个能夠被事实推翻却没有被推翻的理论才具有解释现象的能力的说法,则吴健民的观察应该是特殊性的言论,所以这一套指标只能适用在某些由吴健民指定的国家上。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一套指标一旦离开了特定目标就没有太大的解释现象的意义。显然的,这一套指标看来也可以十分适用在描绘暴发户心态。另外,对别人的评论十分在意一项也一样可以套用在强者身上,比如新加坡就十分在意外界的批评。然而,在符合吴健民的指标就是弱国心态的说法下,或许是巧合上的雷同,吴健民的这一观点似乎是为描绘新加坡模式而量身订制並且是符合的天衣无缝。

新加坡模式对别人的评论十分在意:人民行动党政府有一条明文规定让政府享有对报章言论的回答权。当外国媒体提出‘错误’或者‘恶意’的言论时,新加坡政府享有在该报章上提出反驳的权力。另外,政府对‘不友善’评论十分在意。2009年3月19日的一则新闻就报导了新加坡控告华尔街日报的事件:法官指远在纽约的社论版编辑让三篇影射新加坡司法不公的文章刊登,所以必须为此负责,罚款1万新元。在去年11月的同一事件上,报社则被罚款2万5千新元並须另外支付政府花费的3万新元的法律费用。类似案件为数颇多,远东经济论坛的下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学者克里斯都弗. 宁格也因在报章上的‘不当言论’在遭警察盘问与搜查后匆忙逃回美国,过后在缺席情况下受审定罪。新加坡本土异议论者也面对同样的司法命运。陈华彪,肅添寿,邓亮洪流亡海外。已故反对党元老惹耶勒南屡遭诽谤案控诉,徐顺全与徐淑真兄妹也同样因诽谤案而破产。因‘不当’批评而遭严厉对付是新加坡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新加坡模式对自己的成绩喜欢炫耀,言过其实:新加坡标榜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是在实质上,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已经从一人一票演化为有人无票:有投票的权力却没有投票的机会。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政策为荣,这也是外国乐于借鉴的政策,但是居者是否真的有其屋?法律上的产业拥有权和经济产权理论上的产业拥有权是两回事。备受赞誉的公积金制度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新加坡也以世界首创公路电子收费制度为荣,但这项自1972年施行的制度真的已经有效解决了公路拥挤?事实是新加坡繁忙时段还是几十年不变的拥挤。新加坡模式的百事可乐样样都第一就是喜欢炫耀言过其实。

新加坡模式对于存在的毛病和缺点则不大愿意提及:这种例子好象俯拾即是,在大戏党网站上就有几则新鲜热辣的近日时事新闻解读,比如4月14日由尤金杨撰写韦春花翻译的时评:虽然有关芽笼士乃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尚未结束,国有媒体已经得出定论:不关政府的事!。在先后连续两起自杀案中新闻焦点都是在死者身上,年青军医沉迷网上赌博,即将毕业的南理大学生沉迷电玩;新闻让死者单独承担事故责任。事实上,前者是因工作制度上的卖身契有问题,而后者是因为和教授起争执后堕楼-死者身上36处伤痕中有14道刀伤至今的约50天后还无解释。在有关西北市理会中高级经理拿8个月花红事件,有关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不知道! 。可见,新加坡模式是只有成功经验没有失败个案。

有关第四与第五项的、‘瞧不起小国、弱国;以及在大国、强国人士面前,总有些底气不足,自惭形秽,觉得矮人一头’ 。对熟悉新加坡历史的人士这一现象也是相当鲜明的,比如新加坡就曾批评苏卡诺有绝顶的演说天才却缺乏治理经济的能力,从而引起印尼人的严重抗议;在菲律宾的一场民主论演说也引发该国朝野上下很大的负面回响;把新山形容为犯罪天堂也引起大马举国上下的哗然;新加坡更把澳大利亚称为白色垃圾。要知道新加坡是否自惭形秽,觉得矮人一头,这是见仁见智之事,但不妨上YouTube看看一些有关在美国的电视面谈记录片,观察其中的肢体语言奥妙。

新加坡並不具有学者们眼中的弱国特性却完全符合吴健民的弱国心态指标;这一不寻常现象是一个有意思的学术议题:如果两个现象中只有一个是对的,那么谁对谁错?如果两者皆对,那就应该解说为何一个强国会有弱国心态?对新加坡模式有兴趣,尤其是认为新加坡模式有借鉴价值的学者不妨进一步的去研究探讨。因为学者的职责是解释现象,而对于不寻常现象应该会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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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