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黄亚生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

14/04/09

作者/来源: 张欢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

1981年,国门初开。

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黄钢把儿子黄亚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许,黄钢对儿子的期待就是这样。

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论》。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1938年,组织找到从南京辗转到重庆的黄钢,告诉他: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儿子,你必须要走正路。

于是,黄钢从“陪都”重庆去了“圣地”延安,当时经张道藩(徐悲鸿的情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介绍,他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担任新闻组副组长。

70年后,这个红色家庭第三代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径是不正确的。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体制值得回味。

两年后,他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把自己引入国内的视野。

从此,龙象之争成为国际热点,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人们评价不一。但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

反复对比中印企业,他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所以,他批评对FDI(外国直接投资)过分依赖,但他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内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模式”的呼声中,黄亚生坦言:“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对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McKinsey Quarterly上频频发言。在黄亚生看来,外资在中国能够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表现欠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制度性的发展障碍,市场空间必然由外资填补。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能拉动GDP,但不能有效造财。

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源自对数据的分析,黄亚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现实往往会给他带来极强的挫折感:在中国考察时,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让他感觉这个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在中印反复行走, 他很焦虑,因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他对体制问题有一种无奈感,所以他现在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转向帮助民营企业。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

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1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本,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

他是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不论本科还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学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反复对比中印之后他的结论是:“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在北京时,他和査建英聊到80年代的理想:那个火红的岁月里,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制改革、媒体开始变得自由、乡村自治实验以及放宽对社会团体的管制等,都是在80年代制定的。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印度人做了“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这里面就有他的功劳。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进谏者。在他的眼中,中国需要一个可参照的对手。他的方式并不悦耳,但他仍然热爱这个古老的国度。

从这个角度说,黄亚生依旧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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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