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答《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

11/04/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原标题:新加坡借鉴中国经验?

‘恭贺您步步高升’‘谢谢您;高处不胜寒’这是中新两国领袖在一外交场合上的语言互动。在外交礼仪上的相互交流仰慕尊敬美言是双方进入正式议题之前的缓身运动,为会谈塑造一个和谐气氛。讲客套话是外交礼仪上的一项例常工作,在功能上等同乐章的前奏,是音乐进入主题之前的序曲。

对中国而言,‘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绝不是客套话’的观点是正确的,完全不具争议性,因为这句话已经从语言与政治意愿落实为中国改革开放要学习並推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中国在改革初期有意识形态上的社资争议,而邓小平的学习新加坡经验言论就是为改革开放运动指出一个大方向。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与经济决策。因此,中国学者要澄清历史让历史场景还原是正确的学术研究,也有其必要性。

然而,对新加坡而言,新加坡应该如何去看待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的言论?新加坡如果不把邓小平诚恳称赞新加坡的言论视为外交礼仪上的相互美言,那么新加坡应该如何去看待邓小平的非客套话?

关键性的问题是,新加坡必须认识到在中国之所以成功的多种因素上,借鉴新加坡经验並不是必需又或者是足够的条件,所以中国模式的成功並非建基于新加坡模式之上。换言之,中国的改革成功不是借鉴与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必然结果。

诚然,中国大连市从学习新加坡经验而改观成一个花园城市,但把北京市为迎接奥运而装饰得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也归功于学习新加坡的点子却是很不妥当。新加坡喋喋不休30年不变的把这一句话挂在嘴上有什么意义?是要分享中国成功的荣耀? 又或者要肯定新加坡模式的参考价值。新加坡可以分享中国成功的快乐,但不应该更不可以分享中国成功的荣耀。中国的成功来自不易,是两代中国人的血汗成果。说白了,新加坡不可以从中国的成功事件中谋取政治资本。

邓小平也访问了泰国和马来西亚並参考了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这些经济体是否也如新加坡一般30年不断的重复邓小平借鉴的言论?事实上,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取经而新加坡只不过是其中一站。

中国在2009年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确立了新的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再也不是17年前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学习新加坡经验一事已经是陈年往事。邓小平于1978年访问新加坡,1992年南巡时重复借鉴新加坡经验。从时间上来看1992年距今已经过了漫长的17个风云突变的年头,新加坡经验中还存有什么新鲜东西值得中国学习?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一说是不是早已过了有效使用日期?

新加坡应该实事求是自我估量是否还有能力在今时今日为中国的政经建设提供有效的经验和意见。李光耀于2009年3月21日在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及一些中国学生利用新加坡为跳板到其他国家去,‘那为何我们会如此愚蠢,允许这些事发生? 因为其中半数(的学生)不能达到去美国所需的成绩,这些二级人才对我们还是有用’。在中国境内保送重点大学的顶级人才毕业后皆为国家所重用,顶级之下的次级人才到其他先进国家。所以依李光耀的分析留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是顶次两级之下的人才。按这一逻辑,新加坡的二级中国人才的意见是很难受到北京朋友的重视。

事实上,中国根本不缺乏有远见的建议和观点:张五常,林行止,林毅夫,芧于轼,周其仁,盛洪,郎咸平,谢国忠与何新等等许多的学者对中国的制度与政经大方向皆有深入的不同见解。中国的学术网站如经济学家网就有许多高素质的政经文献。由此可见,中国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自行解决中国人本身的各种问题,完全无须外人代劳。

为记念邓小平而举办学术研讨会是可行的,但不是为了颂扬和肯定新加坡模式,而是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并总结这些成功又或者是失败的经验,以作为其他邻近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学习题材。换言之,研讨会的主旨重点应该是新加坡如何借鉴中国经验。二战后,拉丁美洲经济为了摆脱农业经济的贫困而走向工业化以创造财富的经验,就带来了好些有关第三世界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发展经济理论。同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崛起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发展经济理论。在这一发展经济理论的轨迹基础上,或许中新学者可以试图创造出一个可行的新经济发展策略。这一类的学术成果既可以提升新加坡的政经利益也有助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借鉴与学习。

新加坡可以向中国学习些什么?首先,从泱泱大国领袖能够不耻下问到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借鉴一事中吸取教育与啟示。新加坡人应该学习如何谦虚,而不是到处宣扬炫耀新加坡模式是如何的成功。事实上,新加坡官员是可以向苏卅高新区的官员学习如何在中国成功的招商以及有效的经营工业园区。

此外,邓小平能夠三落三起不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开放一面?中国政治文化里的这种政治空间是否值得咱们新加坡人学习?反观新加坡,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异议者的下场都十分的悲惨而且永无翻生的机会。因此,基于学习中国的精神上,新加坡政府是否能让过去的成为过去(Let Bygones Be Bygones) ,把过去的政治旧帐一笔勾销。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否可以让留在泰南边境的年迈新加坡前马共成员返国,让自我流亡海外的新加坡异议分子回国,以及平反在内安法令下无审讯囚禁的政治人士?失去人生自由32年的谢太宝认为‘斗争非反对任何个人,而是反对不公正的政策与制度’所以‘并无对任何人怀恨在心,包括当年囚禁他的李光耀及那些残酷对待他的人’。一个更包容的新加坡政治环境可以留住每年数千名往外移民的新加坡社会精英,他们的素质比之二级的中国人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不留住他们?

近日来李光耀提及盖棺论定说,可见李光耀是十分重视他的历史评价。然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历史定位不只在于他为新加坡贡献了什么,也在于他剥夺了新加坡什么。所以李光耀的政绩成败不取决于今天所能看到的成果,而是李光耀的政策对新加坡做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长远影响。换言之,李光耀的历史定位取决于他为新加坡共和国奠下了什么样的建国基础,因为新加坡的未来成败取决于这个建国基础的优劣。因此,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谢太宝能够宽恕那些残酷对待他的人,人民行动党政府能够有同样的海量宽恕反对他的人?李光耀有责任把一个分裂的社会团结为一个完整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成功因素里,应该可以包括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所体现的政治制度。人民行动党可不可以考虑借鉴与学习这个宝贵的中国经验?

(2010/3/1修订原标题,并附加孙景峰文稿方便参阅)

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
作者:孙景峰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09-3-30
本站发布时间:2009-3-30 20:54:44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6125

  2008年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3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决策30周年。中国和新加坡学术界围绕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就是认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向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是一句客套话。

  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说,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不但礼遇有加,而且恭维有加,常称要学习“新加坡经验”,李光耀也常信以为真,经常向中国官员推销“新加坡经验”。中国官方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中的文章《甭再提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明确指出,邓小平的一句客套话,不应该沦为政治工具持续的被利用来肯定新加坡模式,“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美言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更没有必要30年不变的炒作”。

  邓小平明确推崇新加坡经验,的确是从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的。1992年南巡时,他又说“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邓小平关于中国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言行,就会得出结论: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绝不是客套话。

  历史场景的还原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邓小平出访途中开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印发《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四份简报。可见,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有着明确目的的,是有备而来的。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园区。之后,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邓小平登上这个局22层办公大厦的顶层,了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邓小平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与此前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深。这也可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此时间段关于三国的报道频次得到验证。

  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不管是报道的频次还是报道的内容,中国官方的主要媒体对新加坡的介绍最详尽,也最全面。

  中国新华社记者曾建徽、章蟾华采写了邓小平东南亚之行的特写,其中特别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解决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新加坡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成为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引人注目的。这篇报道有关新马泰的内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长也最详尽。

  可见,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是建立在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由衷钦佩的基础之上的。

  并非见面时的恭维话

  另外我们还要弄清楚,邓小平要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论断,并不是当着新加坡人的面说的,而是邓小平访新十多年之后,在中国国内说的。

  邓小平访新结束之际,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又会见了他。邓小平感叹道,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中国的新闻传媒开始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其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邓小平此次访新之后,其“新加坡情结”从未释怀。14年后,邓小平南巡时,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

  后来,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信心十足:“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北韩、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我们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

  客套话说过就忘,而邓小平却在一直实践着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

  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亲拟三页提纲,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对重新写出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又谈了很多意见,邓小平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人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房单位,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则是三分之一)。

  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见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诉傅高义,1978年邓小平去新加坡时,惊叹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新加坡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

  他看到新加坡发展如此之快,意识到国内的体制需要改变。这条信息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鲜”,“先前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信息” 。

  程中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变得开阔而具体了。

  邓小平的此次访新,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龙其是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邓小平希望工业园区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访华,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吴庆瑞辞去副总理之职后,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1985年至199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利用外资与发展旅游业

  李光耀曾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在新加坡,邓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他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 决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这个“经”取走。

  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时,就详细了解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中国也受此启发,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了“特区”,邀请吴庆瑞做中国的经济顾问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要他对华南沿岸几个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意见”。

  邓小平访新之前,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游业的发达,表示要在旅游业方面赶超新加坡。

  1978年1月,邓小平出访缅甸途中,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程瑞声告诉邓小平,他曾经陪李光耀访问中国,在桂林游览的时候,李光耀对他讲,中国那么漂亮,如果把旅游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创收外汇20亿美元。邓小平听后说:“好好地搞他几年,肯定能达到,还可以超过!”

  1978年,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亲拟三页提纲,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建设方针时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又提出,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值得我们参考。公路搞立体交叉,可以搞两层、三层的。

  新加坡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发出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论断也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中国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或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视域中的新加坡经验,其具体内涵也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如果以此来断言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是一句客套话,则是草率的。

  从1978年到1992年,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务实的邓小平绝对不可能将当初的一句客套话铭刻于心并付诸实践。(作者是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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