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中国应注意新加坡人口政策先例

09/04/09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

作者/来源: 南方周末 http://finance.ifeng.com

中国人口专家认为,如果2020年前日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就在中国1980年正式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中央的计划—本该明年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政策纷争再起。只不过这次,挑战者是捍卫者。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建议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通过降低中国人口的总数 (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远低于更替水平2.1),以使中国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一位网友支持者说得更白,“如果我们国家只有3亿人口,相信很多事情和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计划生育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让中国人感觉到地广人稀为止。”

但反对者众。一家门户网站就此进行网络投票,13万余名参与者中,67.5%的人表示反对。

而在学界,对此更是呛声一片。在一些学者看来,程的观点并无新意。这种观点纯粹视人口为一种负担,进而将减少数量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的目标,而对现在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结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结构问题包括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迅速老龄化,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面临从过剩到“短缺”的逆转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不过从1984年起,因遭遇大反弹而逐渐放松。目前,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占总人口的35.9%,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的占51%,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占9.6%。整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理解为“一胎半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人口数据的支持,人口学界达成高度共识,即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低生育率而非人口数量,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难题的根源。当时,我国已经在连续8年的时间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此时重提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被视对“放松政策”的一种高强度负向反应。

时间表已定

当1980年中国启动 “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如今,距公开信的发表,已经过去了29年。

公开信提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

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不过,战鼓已经敲响。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王丰教授说,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意味着,在人口政策上,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曾受邀参与首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那次论坛上,艾伯斯塔德将人口问题看作全球风险的最终问题。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艾伯斯塔德视“人口减少一半,人们两倍富有”的观念为“一种非常糟糕的自甘堕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似乎中国人是封闭围栏中的动物,对周围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除了咀嚼,别无办法。”

事实上,人类可以创造财富以提高生活水平: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人均收入则增加了四倍。而过去2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正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财富不在于矿山、森林或自然资源的沉淀。现代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国民。”艾伯斯塔德说。

艾伯斯塔德提醒中国注意新加坡的先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亦曾大力提倡节制生育,虽然迅速在意识到这将导致低生育率后调整了政策,却为时已晚。十余年来,虽出台“婴儿花红计划”鼓励生育,新加坡依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和世界上所有低生育率国家一样,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成功。我们为什么就相信,中国在她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时候,会比新加坡、日本、韩国所有的国家都更成功?”

“不要等到将来,我们又要在人口问题上说‘悔之晚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不无忧虑。在过去的两年,纪宝成以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研究为基础,曾连续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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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