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论多元文化与儒学超越

01/05/01

作者: 无名氏 日期: 1-5-2001 来源: http://www.guxiang.com/
xueshu/others/guoxue/200105/200105010039.htm

中国儒学自春秋末年由孔子创立,中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发展成为一个体大思精的学术思想体系。至西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路线,一跃而升腾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长期处于儒、道、释三教的鼎立与纷争的局面,但是,盛唐以后经过韩愈的反佛、批道、复兴儒学的努力、重新诠译和阐扬了儒学,到了北宋时期,使儒、道、释三教在融合中创建了新儒学—宋代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文化的冲击,结束了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quot;五四“运动前后,中西文化冲突达到了尖锐化,儒学处于被批判地位。自那时起,如何看待儒学与传统文化又和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联系起来,康有为等人提出“尊孔读经“,积极活动创办“孔教会“;胡适、陈序经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李大钊、陈独秀积极传播唯物史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积极提倡“儒学复兴“,高扬儒家传统,重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的文化政策,儒学仍然处于长期批判地位,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点燃了全民性“批孔“的烈火,烧毁了无法计量的民族文化遗产。随着“四人帮“的被打倒,真正结束了儒学与孔子的历史厄运。既结束了盲目迷信孔子与儒学的时代,又结束了粗暴批判孔子与儒学的时代,进入了真正科学认识与评价儒学的新时代。近年在国内外、东西方出现了“孔子热“、“儒学热“,有人坚持“儒学复兴论“,有人认为“儒学是历史的沉渣“,有人提倡“儒学能够救中国“,还有人高歌“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等等不一而足。我认为对儒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实行批判打倒的否定主义与无用主义。应当对儒学与孔子进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超越传统儒学,建立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的文化体系,构建新的理论形态。

一、儒学面临新的转机、新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开始崛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至80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开始实现了现代化。这个事实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香港曾以当时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杂志、《明报月刊》杂志为阵地开展世界范围的对“儒学价值“的大讨论。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的后继者)、前英国国会议员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gudr)认为西方人应当重新估评儒学的价值,儒学再不是与现代化无关的文化了。当代的东亚社会发展,按其性质来说,是对于西方的“后儒家挑战“,这里所谓“后儒家“就是指“现代新儒家“。他认为东亚社会的发展,从文化视角看,意味着儒家文化向西方的挑战。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美国文化学专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否定儒学价值的观点。韦伯在其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宣扬西方基督教伦理,认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为发挥资本主义精神能够带来积极动力,相反地他对儒家文化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儒家伦理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主要因为儒家讲礼仪、重和谐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精神。列文森基本支持韦伯的观点,在其所著《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以极为悲观失望的眼光看待儒家在当代中国的困境,认为儒家文明已经变成历史?仍然挺立着的正统儒者已经逐渐被淡忘了“,传统正在失落。

亚洲经济的腾飞用事实回答了上述否定儒家现代价值的观点,惊醒西方学者重新认识东方文化,重新认识儒家文化。麦克法夸尔重新评估儒家文化的见解,相当普遍的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新视野、新思路。1982年在美国和日本出版了引起世界性轰动效应的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副主编弗兰克·吉伯尼所著《设计的奇迹》,另一本是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所作《日本成功之路》。这两部书虽然立论不同,所用材料各有千秋,但是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形势出发,考察日本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即从日本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美国式的经济民主主义的结合,他们称之谓“新儒教资本主义“。其文化特征是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社会平衡稳定。日本社会是具有东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兼容并蓄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优点。

新加坡是举世闻名的运用儒家伦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道德失衡而又取得成功经验的国家。李光耀总理认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于年青人缺乏文化的稳定力量而容易造成道德的危机,而儒家伦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自1982年开始,新加坡政府正式决定将“儒家伦理“列入中学生的必读科目,在全社会也开展过“新儒学运动“。韩国是东南亚最为儒化的国家,在全社会有保持良好的儒家伦理的教育制度,儒家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韩国的经济也因此取得突飞猛进,跃进为东亚经济大国的前列。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教授宾·尤在评价东方经济发展与儒学现代价值时说?quot;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见《南方周末》1991年11月27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一直处于良性发展态势,近十余年来,按全国生产总值计算,平均年增长率为13%,仅197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6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18.2%,外贸进出口基本平衡,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比上年增长达1900多元,较上年实际增长9%。(以上资料见1997年3月1日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最近,李光耀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很快,再过若干年就可能超过新加坡而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分析了亚洲的经济状况以后说:“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在亚洲现代化进种的同时,亚洲人的觉悟不断提高,‘亚洲意识‘已日趋增强。“他还说:“亚洲已日致成熟。它自己设定发展进程,走亚洲之路。现在整个亚洲大陆向西方统治者说‘再见‘的呐喊声不绝于耳,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只有当与他人平起平坐时,亚洲才愿参与世界。它要做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担任的角色?quot;(《亚洲大趋势》1996年外文出版社第5、34页)奈斯比特在分析亚洲发展经济的文化背景时说:“亚洲政府和学术界重新尊孔,想借此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败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同上书,第53页)韩国学者金永同在分析东方现代化初期儒家思想的作用时说:“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儒家思想并未提供精神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或推进作用,倒是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促进了亚洲的转变。“(同上书,第51页)这个认识虽然对儒家思想作用估计不高,但是依然认为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引起了人们对儒学的关注。另一位亚洲文化名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台?quot;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的观点更为具体明确。他说:“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儒家思想除了被当作一种正确的生活指南外,从未获得太大的重视。反而应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就为儒家争了光。(同上书,第51页)。

以上事实说明,随着东方现代化的进程与中国近十余年成功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经济,使得长期濒临厄运的儒学开始了新的转达机。可以说20世纪是儒学回归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儒学时来运转的时代。但是,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它又遭遇了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的挑战,现代化也向它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了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传统儒家必须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重新登上社会舞台,扮演新的角色。从近年国内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及国际儒学联合会,主题为“儒学与世界文明“,1997年7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十届年会“,主题为“东亚哲学的现代意义“等等。这些主题说明传统儒学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传统儒学必须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有所发展,必须在充分弘扬的同时有所更新,必须突破,必须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心声,也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传统儒学要想得到更新,得到新的发展,实现新的超越,必须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海内外现代新儒家的努力、沉睡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儒家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已经呈现出复兴、繁荣的可喜景观。儒学研究复兴的标志主要有:政府关心与支持儒学研究,1986年国家教委决定成立以方克立、李锦全二教授为组长的“现代新儒家研究课题组“;1984年在山东曲阜成立了全国性研究儒学的学术团体“孔子基金会“,1985年在北京老孔庙成立了中华孔子研究会,1986年孔子基金会出版了全国唯一的研究孔子思想及传统文化的专业杂志《孔子研究》,同年中华孔子研究会出版了《研究通讯》。全国出版界近十余年来也把“孔子研究“方面的课题作为选题重点,更多种版本的《儒学与现代化》方面的学术著作,全民都关心儒学的发展与命运。这是空前的全民性儒学大普及的热潮,这是空前的儒学研究复兴的可喜景观。

然而,面对上述儒学研究复兴的局面,有人认定这就是“儒学复兴“,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所提倡“儒学第三期发展“,这是很值得讨论的。我认?quot;儒学复兴“与“儒学研究的复兴“是两个概念、两个问题。“儒学复兴“是表明儒学历史地位的恢复、传统儒学面目的恢复,“儒学研究的复兴“是指儒学研究在历史上中断以后,现今又重新恢复的局面,二者是不同的。为了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让我们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在理论上做些阐述。

“儒学复兴“至今应该达到两个目标,两项要求:一是恢复儒学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一是恢复儒学传统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形态。具备了这两两项条件就算是实现了“儒学复兴“。现在让我们对这两项条件再做进一步分析。传统儒学自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被政治化的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形势大体坚持到清代末期。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文化的传人,造成了新的中西文化冲突,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在格局,也改变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任何一次“复兴儒学“的活动,目标都是旨在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现代新儒家,也是以恢复儒家在历史上失去的统治地位为基本的文化纲领。梁漱溟早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指出了“儒学复兴“的目标。他把人类文明分为三类: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看的;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看的;中国文化是意欲调和的、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天人关系的和谐,自我心理的和谐。他认为三种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以崇拜儒家文化为最优秀文化的自我欣赏的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第三期代表人物更? 儒学复兴“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倡用儒家思想去实现现代化的文化主张,提倡“儒教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现代新儒家的社会理想,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单靠儒学本身是不能提?quot;现代化“概念的,儒家是古代小农社会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虽然包含丰富的有永恒价值的礼、义、廉、耻等仁爱的道德观念,但也有不少讲究尊卑等级、限制个性自由发展、提倡愚忠愚孝等偏于保守的思想观念,所以不加改造的儒家思想是难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恢复儒学支配一切的局面,即复兴儒学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至于恢复传统儒学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作为传统儒学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愚中愚孝观念,封建的忠于君、孝于亲的观念,早已被历史批判而失去了存在价值,还有什么理由去恢复它的理论与思想呢?正如李光耀所说?

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1994年10月5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

我们所说的“儒学复兴“,是指把儒学作业信仰对象,它能支配、影响社会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我们所谓“儒学研究的复兴“,是指社会文化人、学者把儒学作为研究、考察的对象,以求对儒学做出合理的评价、有选择的应用。我认为近年来海内外出现?quot;儒学热“,是儒学研究的复兴,并非历史意义的“儒学复兴“。

“儒学复兴“与“儒学重构“也有区别。“儒学重构“是指站在时代的立场,从主体需要出发,运用现代的方法,重新建构被历史认同的、人们能够接受的、积极适用的儒学新体系、新理论。所以“儒学重构“包含着对儒学的批评与筛选,包含着用现代的思想方法去认同儒家的积极精神。这也不是“儒学复兴“。

“儒学复兴“与“弘扬儒学精神“更不相同。弘扬儒学精神,是指高扬儒学的积极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而不是弘扬儒学的一切。这样理?quot;弘扬“,就包含着“扬弃“、“批判“与“选择“的意义在内。这更非“儒学复兴“。

我们区别“儒学复兴“与“儒学研究的复兴“这两个概念,有深刻地指导意义,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近年来海内外出现的“儒学热“的文化形势,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冷静分析儒学发展的前景,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对待“儒学复兴“这一文化思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

三、儒学的继承与超越从以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肯定的看法:

第一,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并且能够继承儒家思想的积极成果;第二,原封不动的传统儒学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传统儒学必须进行筛选、改造、超越;第三,单靠儒学一种文化不可能圆满解决未来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不可能理想地克服中国现代化所出现的困境与遭遇,需要发扬多种文化的积极合作精神与谐补的立场,求得人类共同问题的合理解决。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预测21世纪亚洲及世界文化前景时强调:亚洲的世界观及世界的亚洲观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将成为过去,地球上的资源迅速地被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相协调这一课题的意义,显得日益重要。他说:“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的保护,全人类范围内的道德主义重建;人类与自然相协调等问题的解决方向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思想的优良传统。“他明确表示:“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不得不对延续至今的欧洲原理一元化的观点进行修正的世纪。其时,想必会是以儒教原理,作为原理的宝库将会对人类文化做出重大贡献。“(《儒学与廿一世纪》,华夏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0、35页)沟口雄三作为东亚的文化人,在这里既强调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同时更提倡全世界多元化的合作努力,这是颇具有眼光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安炳周明确承认“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但是他了清醒地指出:“儒学也要适应发展而改革更新。儒学也有腐败倒退的倾向,这是应当批判的。对儒学进行清理,对其中不合理的成份加以改造,使儒学向好的方向转化,经过清理改造的儒学思想是现代的精神宝库。“(《光明日报》1994年10月6日,《吸收、革新儒家思想有利于现代化》东亚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证明,儒学要有利于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更新,必须进行改造。改革更新、改造的目标就是超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从儒学具有“与时并时“的特点,讨论了儒学的超越性问题。他说:“从具体而言,儒家精神在新加坡经济起飞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它的贡献可以做多方面的阐述。但儒家思想中‘与时并进‘的精神作用尤大,也是儒学辉煌的重要原因。这种‘与时并进‘的精神具有包容性,没有排他性,这正是作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新加坡所需要的。孔子学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容纳了墨子的敌对理论,补充了老庄道家学说之不足。以后,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又接纳了佛教等等。这种精神创造了一种让各种文化都能共生共荣的环境。这种‘与时共进‘的精神潜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也潜入了儒家文化圈的国人之中。‘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却是儒家模“(《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儒家文化:与时并进》)这个分析非常深刻,有充分地说服力。这里所说的“儒家文化“:与时并进“,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的改革更新,就是儒家文化的自我超越。

关于儒家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在理论上、认识上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和沟通,现在让我们就儒家文化的几个具体问题,进一步探讨如何超越、如何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互补问题。

第一,关于礼治与法治。中国是“礼治“社会,儒家提倡礼治,反对法治。西方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制保障人的平等权利的实现。这是中西文化、中西社会的重大差异。中国文化认为“礼“既是社会制度,又是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和标准。孔子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礼记·曲礼上》规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由于“礼“是规定多层人际关系、多种行为的规范,所以中国社会提供礼仪文明,号称“礼仪之邦“。但是,礼治没有法治的配合与协调,容易走向个人专制,容易以“礼“代“法“,以“人治“代“法治“。西方的法治社会,处处用法律调适社会,行事都有章法可循,能够防止个人专断现象,使社会运转有序。但是法治社会一般缺乏人们之间的亲情和友谊,人际关系显得冷酷寡情。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基于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和生活体验,比较客观地分析说:“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缺乏对法律的重视。其实儒家传统并不是完全不考虑法律,只是它把法律当成是最后的制裁手段。换句说,只有在无法使用协调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时,才诉诸法律的方式“。(《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儒学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认为:“中国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同上)这就是“礼治“与“法治“的互补与结合,因?quot;礼治“与“法治“的互补与结合,既继承了儒家传统又突破和超越了儒学传统。这就是我们将要努力建设的沟通中西的新文化。

第二,关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特征,它容易导致天人一体、天人和谐的思想进路。“天人相分“是西方文化的思想个性,它容易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把自然看成是索取对象,容易激发起人们征服自然的斗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西方发展了近代自然科学,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许这是西方首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文化背景。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展开,造成了自然的紧张关系,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中国文化天人和谐的思想,虽然有利于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是不利于征服自然,不利于发展自然科学。由此可见?quot;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这两种观念各有利弊,各有长短。我们应当有分析、有选择地把两种天人观念结合起来,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建立一种既有利于征服自然,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不使之紧张的新的天人观念。这又是一种对儒学的继承与超越,同时也是对中西方文化的继承和超越。

第三,关系群体和谐与个体自由。群体和谐是儒家礼仪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重要思想特征,它容易和谐人际关系,容易发扬团队精神,容易克服与避免个人主义。但是可能压抑或限制个体人格,压抑或限制个人自由竞争能力的发挥。个体自由是西方文化重要的特色,它鼓励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刺激人的自由竞争能力的发挥。但是,鼓励个体自由容易培养极端个人主义,难以养成集团主义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心理,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效果。李光辉说?quot;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到儒家价值观的薰陶,我们是无法无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人。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quot;在日本,利已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日本50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日本与欧美经济发展的区别。公司的利已心是以公司为单位的,这是日本经济在很短时期内超过欧美的重要原因。儒学的作用仍然在于其强调对整体负责的精神“。(《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日,《达已必先达人》)由群体和谐而发展出来的“团队精神“、“对整体负责精神“等等确实是推动东方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但是容易压抑人的个性,不利于自由竞争精神的发挥。我们必须把东方的群体和谐文化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结合起来,既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又鼓励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协调起来,达?quot;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这又是一种对儒学的超越,也是中西文化相互融通的一种新模式,新思路。

第四,关于儒学与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未来是多元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也将在多元文化并存、协调发展中求生存。不论是中国,还是在东方其他国家,都只能把儒学放进例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等多元文化之中,相互取长补短、协调发展。现代新儒家那种片面弘扬儒家而忽视或淡漠其他各种文化的思想与主张,既不符合文化发展中国的轨迹,也背离社会发展的潮流。新加坡文化建设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李光耀在回顾19世纪80年代加强儒家伦理教育的过程时说:“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和其他宗教课程,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目的是要防止新加坡社会过度的西化。可惜的是,这一来却掀起了基督教徒的传教热潮,大事鼓吹人们皈依基督教。结果,相应地加强了佛教徒和回教徒的传教热忱。因此,我们不得不完全停止校内的儒家道德和其他宗教课程。目前,小学一年级到初中四年级,也就是年龄在六岁到十六岁的学生,只上公民课“。(1994年10月5日在“国际儒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新加坡的经验证明,不可能单一地推行儒学,新的“独尊儒术“行不通,必须发展多元文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运用“文化形态学“方法,把人类六千余年的文明史开始划分为21种(后来发展为23种)特殊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形态)。人类发展到20世纪中叶,大部分文化形态已经衰亡,只剩下5种比较重要的社会文明存在着,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欧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的东方儒教文明。应该承认汤因比的多元文化的历史观是极为高明的,不但反映了历史的本质,也概括了文化发展的轨迹。从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预测,21世纪人类文化的主流,可能仍然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教文化的协调发展,各领风骚,随着东亚经济的迅猛发展,全世界对东亚的关注,可能推动儒家文化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说20世纪是儒学回归的年代,则21世纪可能是儒学超越的朝代。但是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未免过分地理想主义,未免过于感情用事。

总之,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已经步入超越儒学的新时代。儒学的优秀传统必须继承,儒家的人文精神必须高扬。但是传统必须突破,儒学必须超越。中华民族新文化必将在突破传统、越越儒学的进程中创新、建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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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