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新论 节选

25/02/05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新论 节选

主编 陈坚 栾传大 詹万生 日期: 25-2-2005 来源: http://www.zhmdw.com/xunxi/flash_play.asp?id=1491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在当代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是经过审时度势的分析和深思熟虑的思考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和任意杜撰出来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哲学依据,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广泛的文化背景的。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出的哲学依据

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实际上是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尽管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尤其是在十年多“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反传统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哲学上对唯物史观的机械认识。这种观点认为:当中国社会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作为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道德,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观点只看到传统道德的阶级性而忽视了它的民族性,只看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看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意识不是对社会存在消极反映和表现,它还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谓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就是指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具有遵循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而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意识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总是像照镜子那样同它所依赖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完全一致,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有时又预见到社会存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些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可以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而成为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些情况在历史上都是大量存在的。因此,不能机械地认为传统美德产生于封建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就完全丧失了存在的价值。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历史继承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8页)并且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前)根据这些科学分析,毛泽东明确主张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其中包括传统道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前)

(二)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种形成,都同它以前的成果有着继承关系。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论从内容上或形式上来说,都有个“源”和“流”的问题。从内容上说,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源”;同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也都保留着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对过去的社会存在的某些意识和材料,这就是社会意识的“流”。源和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社会意识的内容才能发展。从形式上说,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主要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既有方式、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流”;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则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源”。“源”与“流”的结合,才能使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没有‘源”和“流”的结合,任何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无从谈起。“源”固然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性质起决定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流”,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都必将中断而无以为继,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了可以追溯的历史线索,人类借以思维的概念、范畴将会出现逻辑混乱,人类的社会生活必将难以进行。

总之,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重要哲学依据。

二、中华民华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社会背景

当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着三大主题——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三大主题从不同的侧面呼唤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

(一)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门洞开,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哲学思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大量涌入。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翻译出版和介绍了许多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卡皮尔的《人论》、科恩的《自我论》、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等等。此外,西方和港台的以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都悄然渗透进来。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河殇》现象,一些人以挖祖坟、骂祖宗为荣,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传统道德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中国只剩下四大发明这块遮羞布了”,并且预言“蓝色文明终将战胜黄色文明”等等。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对青少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西方思潮热”、 “文化比较热” 与 “河殇热”,中学生中出现了 “追星族”。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各地的有识之士和德育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 “两史一情”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抵制西方消极思想的影响,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二)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当代中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传统道德一般都是在社会稳定时发挥作用,而社会剧烈变动时则缺少用武之地。正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社会稳定、太平盛世之时“尊孔”,每当社会动荡、剧烈变革之时则“反孔”,这确乎是一个历史规律。例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战火四起,孔子虽周游列国,“说其仁,美其义”,但终不能得志,而汉初“文景之治”之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汉武帝为了巩固封建大一统,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奉为正统,定为一尊。再如:三国时期,群雄逐鹿,鼓角争鸣,曹操求贤“勿拘品行”,只要有治军用兵之策,那怕有“偷金盗嫂”之劣迹,也委以重任;而唐代“贞观之治”之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太平,唐太宗则广招天下贤士,崇尚道德,儒道释并用。再如: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分裂,连年混战,至使伦常破损,道德败坏;宋朝统一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则提倡重塑伦理纲常,重视道德名教,于是才有了理学的兴起。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往往在太平盛世发挥它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功效。当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的大局,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应运而生了。

(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经济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主题。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效应,即积极作用,又有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负效应,即消极作用。正效应表现为,市场经济摆脱了行政干预,企业有了自主权,产生了活力,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尊重价值规律,鼓励竞争,增加了动力,有利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它的负效应,市场经济主要是受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必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经济的恶性循环,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必须注意宏观调控。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如果从社会进步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来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则更加明显。它容易诱发人们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产生拜金主义,它容易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它容易使人们采取不正当手段去“竞争”,至使社会道德滑坡,犯罪增多。

近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商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经济生活中的坑蒙拐骗现象,文化生活中的黄、毒、赌泛滥现象,严重地冲击着青少年学生的心灵。相当多的学生厌学逃学,甚至弃学经商;有的学生滋生了“向钱看”的思想,代同学抄笔记、为小同学搬桌椅也要钱;有的学生染上了偷窃的恶习,青少年犯罪率大幅度上升,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令人深思。

要解决道德滑坡和犯罪增多的问题,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是,法制约束属于事后约束、被动约束、国家权力的强制性约束,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寻求事前约束、主动约束、内省约束。“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补充,辩证统一。而这两者都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因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精神文明。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我们这里讲的文化背景,则专指“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与发展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与现代新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发展及其对传统美德教育的影响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一)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倡导儒学复兴运动,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为宗旨的学说和学派。现代新儒学把儒学的延续与发展分为先秦儒学(原始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三个历史时期,故现代新儒学亦称“第三期儒学”。

要了解现代新儒学是如何兴起的。须把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三个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境遇和针对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先秦儒学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学内圣之学的基调。宋明儒学所面临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大师们通过对佛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是西风东渐,传统的道德体系不断解体的局面,新儒家学者试图上承宋明儒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实现儒学的现代发展。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与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论战中,现代新儒学是作为“全盘西化”理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明确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我们应当“死心塌地去学习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胡适论学近著》1937年商务印刷书馆第640页)。这样做的前提是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同前)在胡适看来,传统文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种种的弊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同前) 他主张要改变这些民族痼疾,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地拥抱西方的科学文化。

针对“全盘西化”论,新儒学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予以坚决的反驳。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是某种“病态”,是“病人”,而不是“死人”。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并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内在的精神价值,发现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新儒家指出,全盘西化无异于使中国“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而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l941年《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一期)他们认为牺牲民族文化非但不能换取民族的生存,反而会加速民族的灭亡。新儒家正是怀着这种“危机意识”,掀起了文化救亡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

(二)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l.现代新儒学的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五四”时期,产生的背景如前所述是“中西文化论战”。这一时期新儒学的特点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与“全盘西化”论展开论战,维护儒学的尊严,倡导儒学的复兴。梁漱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经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儒学文化不会走向灭亡,相反它较之西方文化更富有现代意义和价值,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更合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所以他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2.现代新儒学的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是冯友兰、贺麟、钱穆。三四十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由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转变为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冯、贺不仅对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且着手探讨中西文化、哲学相互融合的途径和方法。冯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贺则力图把新黑格尔主义与陆王心学相结合。但是,在一个根本点上他们仍然坚持新儒学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必须以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主导来“把握、吸收、融汇、转化西洋文化”,来“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

3.现代新儒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50年代以后,新儒学发展的重心移到港台地区。这一代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了解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们,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体现了中西文化、哲学的更为全面的融合。1958年,牟、唐、徐和张君劢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明确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把“开出新外王”(发展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任务,发掘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以作为吸收西方民主的媒介。

4.现代新儒学的第四阶段,代表人物是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进入80年代后,新一代新儒家学者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一代较比他们前辈来说思想开放,视野开阔,更富有现实感。他们试图超越“五四”以来西化派与保守派的思想对立,在与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广泛对话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现代新儒学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影响

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展有关“五四”以后新儒学思潮研究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这种研究的开展一方面固然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激起了人们重新研究、认识和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哲学和社会思潮,特别是新儒学思潮的浓厚兴趣。

在学术界把视野扩大到港台和海外新儒学领域的同时,教育界特别是德育界的专家和学者也把眼界开放到港台和国外(其中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的教育领域。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下在大中小学普遍开设儒家伦理课。在新加坡,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现在名称虽改为《好公民》,但其中的儒家伦理精神并未改变)。在台湾,龚宝善先生著的《德育原理》、黎建秋先生著的《人生哲学》都是大学的必修课的教材,其中的主要内容都讲的是儒家伦理思想。

关于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学校课程的目的和意义,现代新儒学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教授做了重要的论述和说明。他说:“把儒学思想引入学校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和他们父母所遵循的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0页)“人,尤其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需要一个大体的纲领,有一个理论基础,以便他们信奉一种伦理体系,把他们自己培养成有道德的在复杂的现代世界处理艰难的价值向题。”(同前)他认为“儒家伦理只要讲授得法,可以对新加坡人民有重大的影响,使他们增强公民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与权利相辅相成的责任感,…并且培养一种全民族的本色。”(同前)他把儒家伦理的教育过程与个人成长过程结合起来,设计出一个“同心圆”式的教育过程和自我扩充过程图,并解释说:“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这个扩充过程就是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自我充分开发其内在资源,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关心他人、有责任感、目光远大的人的过程。”(同前)杜先生所设计的儒家伦理教育体系,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伦理精髓通俗化、具体化、现代化了,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现代诠释和发展创新。同时,这一教育体系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关于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因此它又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之例,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原则立场。

总之,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关注;新加坡儒学伦理教育的实践和杜维明先生儒家伦理教育体系的理论及其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文化背景。

---

分类题材: 亚洲模式_asiamd,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