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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16/11/1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週。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覆,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

1962年9月25日,李光耀首次正式接触中国外交官员,是在柬埔寨由施亚努(Norodom Sihanouk)安排与中国大使陈叔亮在机场见面。两人也在国宴上并肩而坐谈话内容迅速传往北京。

1962年12月间,易润堂赴香港与新华社社长梁威林谈李光耀访问中国一事。稍后,李光耀改变原来商议的安排,改而要求周恩来公开邀请在1963年五一劳动节访问中国。

1963年2月间,易润堂表示欢迎中方先派人到新加坡与李光耀直接商议访问中国一事。

1963年3月间,易润堂表示受到英国人阻挠,无法同意这个代表团前来新加坡商谈。此后,李光耀访问中国一事不了了之。

1964年初,东姑批评李光耀与周恩来之间的信件来往。

1965年8月18日李光耀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高德根见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向北京传讯。

1965年9月29到10月1日间,杜进才、王邦文,S. Rajaratnam,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其二、从论文叙述中提炼部分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文字内容。

-北京形容林清祥是「进步人士」,李光耀则被形容为「对新中国有好感」。

-1959年自治邦大选,李光耀称讚中共保持中立。廖承志因而承诺易润堂与陈翠嫦将协助李光耀对抗英美。

-中方强调美国比英国危险是新殖民主义者。中方特别欣赏李光耀的反美态度,周恩来称李光耀是政治家,盼他联合英国与马来西亚抗拒美国帝国主义。

-1962年李光耀在香港与北京间接对话时,为了凸显华人身份全程用他不熟悉的中文与中共对话。

-李光耀称新加的华人对祖国有感情,为了不要伤到新加坡的华人,盼中国支持新加坡与马来亚合併。

-李光耀在柬埔寨与陈叔亮大使谈话时,强调自己常听北京的广播,三个孩子都唸华校。陈叔亮因此向北京回报:李光耀公开展现对中国的感情。

-中国支持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早在1956年,周恩来与陈毅向访问中国的马绍尔表示,新加坡是很有希望的国家,盼能与马来亚合併后独立。廖承志告诉易润堂与陈翠嫦,北京瞭解马来人与华人的敏感关係,盼华人与马来人能建立独立的马来亚,因此希望人民行动党与中国的关係保持低调。

-廖承志提醒「新加坡过早和中国发生外交关係,就会阻碍新马合併。」周恩来在1962年告诉李光耀相同的话,「中新建交恐怕有困难…我们是可以等待的。」

-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透过高德根要求北京能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且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李光耀特别告诉北京,美国没有介入,但英国已先同意独立。

-李光耀说十五年内新加坡将一统沙巴、沙劳越,汶莱及马来西亚成立新国家。

-中共对李光耀的批评始于1960年代末期。

其三、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第一点, 新加坡历史论述为了合理化李光耀的反共反华,于是编造出李光耀之所以反共反华是为了要避免新加坡被当作第三中国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论述。但是,这一个政治正确的历史观是一个移花接木倒因为果的伪论。

历史事实是,在新加坡华人政治竞争中,李光耀大力渲染共产党威胁论来打击华人政治对手。也就是说,李光耀在毫无根据情况下,指控左派华人政治势力要建立第三中国以及是中国第五纵队。历史上,李光耀旗帜鲜明的反共反华立场是冷战格局下代理人处境的使然与必然与本土华人政治竞争不沾边。

新马合并过程中,李光耀为了铲除马来人反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声音,警告马来西亚的马来政治领袖,如果不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其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因为左派华人势力会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处于马来西亚门口的古巴。明显的,李光耀在在利用共产党威胁论来吓唬马来人,逼迫马来领袖接纳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可见,第三中国和中国第五纵队是李光耀编制的政治标签而非历史事实。

第二点,中国外交部资料在新马分家的事件上指出:李光耀特别告诉北京,美国没有介入,但英国已先同意独立。在此,中国档案的明文记录与《李光耀回忆录》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全然不同。

按回忆录:‘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新马分家]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马来西亚大蓝图概念是在伦敦的英国人于二战尚在进行之际,为战后重组马来亚政治安排所做出的设计。可想而知,新马分家必然也会有英国人的参与,毕竟,英国人完全掌握新马的国家安全保障。既然如此,何来需要通知与表示遗憾?这正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赫德要与李光耀会面商谈其他涉及英国政府的相关议题。

显而易见,中国解密档案挑战了《李光耀回忆录》的可靠性。这一个案例再次证实了《李光耀回忆录》确实是满纸荒唐言。

第三点,论文根据中国外交部资料总结出中国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另外,除了引用韩素英重申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也引用Geoff Wade 指出李光耀曾告诉伦敦,北京并未试图与新加坡的华人结盟。

事实上,李光耀称讚中共对1959年自治邦大选保持中立。而中国也一再表态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论文结论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

综合而言,中国从来没有干涉新加坡本土的华人政治,反而在国家未来领袖层面的来往上给予了李光耀极大的善意与协助。然而,令人迷惑的是,诚如论文结论所言:‘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怨报德。

第四点,推断,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这一个真相就是中国从来没有干涉他国的内政。基于此,李光耀提出的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与中国毫无关系。

在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纯属李光耀杜撰的情况下,李光耀指控华校生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沙文主义者,以及南洋大学是共产党温床等等类似的说法都不攻自破。

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除了反驳新加坡主流历史对华人政治的胡说八道,也为华人政治,华校生与南洋大学的历史论述洗清了不白之冤。理所当然,这也证实了所有因涉嫌共产党活动被逮捕囚禁与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全部都是无辜的政治受害者。

历史会述说自己的故事,确实如此。这就是历史给出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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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新中政经_gpsgcn,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