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09/11/1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

其二、李光耀与北京的首次接触是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通知中国外交部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事件转由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两周后即4月17日通知取消行程。

这两个时间节点前后的相关历史为,1957年3月李光耀参加林有福政府的第二次伦敦宪制谈判取得自治邦协议。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结果引发市议会市长人选之李光耀派系内讧:李光耀与王永元的权力之争。1958年3月李光耀秘密会谈马共代表方壮璧。1958年5月李光耀第三次参加伦敦就新加坡自治邦宪法谈判。

吊诡的是,该时段英国人正在积极以涉嫌共产党活动逮捕反殖民运动人士,但是,却特意安排李光耀前往中国访问。这证实了英国人与李光耀的不寻常政治关系。

看来,英国人是要让李光耀同时分别建立与发展对中共和马共的两道共产党关系,以制衡华人政治内的反殖民运动人士。英国人从长期策略设想,巩固李光耀的政治地位有利维护后殖民时代之西方人在远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中国接见是否意味支持人民行动党内的李光耀一派?答案是否定的。理据是中国承诺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从资料来看,中国更关注的是反殖民运动而不是华人社会的内部政治斗争。换言之,中国着眼国际政治大格局的变迁与未来方向。

其三、档案似乎没有提及中国何以要接见李光耀。解读可以从李光耀执政前后来区分,之前因为李光耀是南洋华人,之后是基于双方的经贸关系。

从常理来看,中国外交部应该对李光耀有适当的认识。在中国有数以千计被英国人遣返的马来亚华人,以知识分子居多如教师,报业记者等等文化人。这些一手资讯足以让中国合理的评估李光耀是一个什么样的南洋华人。

南洋华人与中国南部省份有浓厚的宗亲血缘关系。南洋华人通过财务援助国内亲人为中国提供了珍贵的外汇来源。当年,新加坡的兑汇业务与水客服务为中国的民生困难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一种亲情互助关怀是中国善待南洋华侨的根本。中国多次接受印尼排华受害者是一个例证。无疑的,李光耀是沾了南洋华人的光。当然,李光耀的光芒毕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一位资深的香港媒体人评介李光耀与北京的关系时,就指出中国善待李光耀是因为李光耀是华人。相信这一句评议的依据是中国官员私底下言论的总结。事实确实如此,即便李光耀乐于勇于充当美国人的马前卒,在苏州工业园的无理取闹。中国始终从大局着想还是尊重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高规格出席李光耀的葬礼,并且数年后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表彰“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明显的,中国只记住李光耀的贡献而不是李光耀的诽谤陷害。

相反的,至今为止,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这一类南洋华人与中国的宗亲血缘关系,要不是忽略不提就是恶意抹黑为共产党与沙文主义。这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的言论对新加坡华社与中国而言,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政治羞辱。现在是时候丢弃这一种源自冷战思维之错误与不合时宜的历史论述。

其四、新加坡华人家庭为中国农村供给了匮乏的生活物资与珍贵的外汇。在国际封锁的恶劣环境下,新加坡华商也为中国贸易提供了一个国货转口外销的渠道。1959年新加坡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新加坡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

这说明自治邦政体下双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双边关系是构建在经济利益而不再是此前之族群意识的考量。新关系的最关键结果是,在这一个新构建的现实环境下,共产党威胁论不复存在因为颠覆李光耀政权损害中国经济利益。

在此,有必要厘清两个似是而非的关系概念。中国不会颠覆李光耀政权不能等同中国支持李光耀对付马来人与左派华人的政治斗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后者违背中国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基于经济利益而支持李光耀的内部政治斗争,同样也不会基于意识形态支持左派华人政治。

其五、马来西亚政体下,新加坡,吉隆坡,北京的三边关系的焦点是中国银行。《李光耀刁难新加坡中国银行历史》指出,如何处理中国银行是新马关系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吉隆坡与新加坡分别从种族主义与经济利益来看待中国银行。

1964年间吉隆坡指示新加坡关闭中国银行的要求被拒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银行对新加坡的中国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服务,而进口廉价的中国日常用品有助维持新加坡人民的低生活开销。李光耀基于经济利益考量拒绝吉隆坡要求。不过,从马来政治的角度来看,李光耀支持中国银行等同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讽刺是,李光耀也是以相同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华人支持中国银行。

1964年李光耀基于经济利益拒绝关闭中国银行,但是,1969年却为了迎合西方政治而威胁关闭中国银行。李光耀出尔反尔的政治变脸在中新双边关系中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顺应时事需求。即便如此,中国却始终尊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新马合并与分家的政治事件对中国而言是他国内政,所以不存在中国支持李光耀对付马来政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解读这一段新马历史不能离开两条基本原则,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及中新是经济利益关系。

其六、《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是新加坡本地大学的博士论文修改后成书,2014年出版。广告推介的书摘有一段文字:虽然新马自视为一家,但两者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存在差异。马来亚极力消除中国的任何存在痕迹,而新加坡更多容忍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也不接受把华人等同于左翼和中国的论述。

作者何以有如此结论不得而知。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来西亚至今还有传授华巫英三种语文的独立中学,马来西亚华文报章也十分积极与正面的报导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新闻。马来西亚有三所华社创办的大学及厦门大学分校。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站有一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情况可供参考。相反的,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体系早已经被连根拔起春风吹不生。华人方言因为被禁止而销声匿迹。国际知名投资家罗杰斯认为新加坡人英语烂华语也烂。新加坡小学生的经典名句是:I hate Chinese。社会调查发现新加坡年轻华人选择当日本人。吴作栋批评年轻华人把中国人称呼为支那人。李光耀著述中白纸黑字的诽谤华文教育者是共产党与华人沙文主义。

由此可见,政治正确的学术论文所能够得到的学术结论与历史事实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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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