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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准备好了面对维稳国吗?

15/10/19

作者/来源:吴木銮 明报文摘 https://news.mingpao.com

香港人准备好了面对「维稳国」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港维稳思路逐渐成熟 内地维稳体制愈加强化

媒体经常报道中国的维稳的经费高于国防开支。具体到地方层面,就是维稳是地方公共事务最重要的议程;若维稳出了差错,地方长官就得受到处分或者降级。再到边疆问题上,地方政府也得确保百分之一百的稳定。所以在新疆问题上,这几年地方政权不仅加强社会控制,还强化个人理念上的改造,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香港问题上,维稳的思路一直存在,目前是处于从初步到逐渐成熟的状态。只是许多香港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以为目前的动乱之后香港就会回复到原本的状态,事实上不然。

「10.1」中国国庆香港警察开了实弹。虽然许多人非常震惊,不过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接下去不能避免更多的冲突发生。一些人觉得警察在惊恐下应急反应,因此需要调查背后心理问题;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暴力示威者的责任,警察在使用了较低级武力不能制止对方的情况下可能会升级其武力强度。本文无意讨论警务的一些细节。背后的政治格局和今后走向更值得探讨。

内地维稳体制的形成与周永康有一定的关係,不过在周永康倒台之后维稳体制愈加强化。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地方的公安局长的地位都获得提升。200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也就是公安局长的职位远高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公安局长同时会兼任党委委员或者政府副职。这结构类似于香港的警务处长同时享受保安局长的行政级别(甚至是律政司长的级别)。在「政法沙皇」周永康的治下,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公共安全开支的预算就已经超过了军费预算。之后,周永康所推行的维稳并没有因他的倒台而消失,相反,近几年维稳体制得到更大的提升和制度化。地方长官对维稳目标非常在意(已取代之前的「计划生育」指标),因此中央和地方都花费大量经费在维护稳定事项上,而一旦在此领域出错,官员的政治生涯就会遇到挫折。

在港难植入「维稳」 北京巧妙处理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的行政体制不容易得到改革。要在香港植入「维稳」思路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北京用了很巧妙的方法来处理。第一,北京用任命政协委员来激励一些香港官员特别是香港的警务处长。回归之后的有些警务处长退休后担任香港商界要职。邓竟成出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曾伟雄更上一层楼,不仅是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的职位是相当不寻常。即将退休的卢伟聪的未来职位还未确定,不过按目前维稳国的基本政治游戏规则,他应该会获得更高的职位。香港政府其他同等职位的政治官员很难有如此待遇。警务处长成为政协委员会不再像以前那样秉持专业水准,而是加入到内地「宣传」的前沿。比如曾伟雄说到,中国政协的协商民主可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事实上,中国政协的协商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风牛马不相及,明眼人可以看出此类说法的「宣传」意味。这也是「恩赐」和「回报」的关係。

第二,北京会将奖励香港警务人员参与「维稳」常态化。「反逃犯条例修订」之后,内地宣传方面增加了对香港警务人员的肯定。除了对香港警察正面的宣传,还安排警务人员参加国庆观礼。不过这些都是第一步,此后还会有更多其他制度性安排。比如安排退休警务人员(特别是表现得比较忠心的)担任地方政协委员。当然随着「恩赐」获得正面回报,中央和地方政府会安排警务人员出任一些公职(公安厅局的非公务员职位)或者一些与公共安全有关的公司的董事都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私下的交往、观念上的渗透。作为维稳国,内地对警务人员的政治工作是细緻和循序渐进的。笔者数年前在深圳做一个关于公务员廉政建设的调研发现,其中不少受访者提到,香港的警官在内地官式应酬中喜欢喝高档白酒(主要指茅台)。当然此后内地出台「八项规定」后豪华酬酢有所减少,不过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有些不祥。酬酢在官场有不少负面效应,轻者在酒后泄露一些保密信息,重者可能与内地「维稳」机构有一些不当的来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类私下交往背后透出的走势令人担心。当年汤显明就是「茅台之友会」成员,酬酢和所谓「礼尚往来」对专业办桉用处不大,但是容易学会一些不当的做法。

内地「维稳」已相对制度化。除了观念上对「维稳」的肯定,也在立法上配合。比如内地《警察法》的修订,规定了「在『紧急情形』下,为制止违法犯罪、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或者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经出示工作证件,警察可以进入公民住所检查、搜查。这种无证检查、搜查不需要事先依法取得检查证或搜查证,但需要事后及时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汇报」(注)。虽然有人质疑警察权限是否过大,不过从网上评论来看,目前警权扩大是内地维稳体制的一部分。此外,近年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内地警察拥有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出行等信息),不过在制度安排上,警察在使用个人数据方面不受限制。一些警察为了私事(或者朋友要求帮忙)就可以查询他人的私人信息,此过程不需要向上级报告,也不需要从其他机构如法院获得许可。这些问题现在「维稳第一」的要求下无法得到任何反思,而且受害者还很难司法挑战。
港人难期待「尊重个人权利」得最佳保护

香港人过去享受较好的公共服务,香港警队的抱负是「使香港继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及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之一是尊重市民及警队成员的个人权利。而内地的警察法规定,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基于内地「国家」和「政府」经常溷用,维护政府的安全和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其实是警察的首要任务。在维稳国的背景下,此任务事实上得到强化。在「一国」日益强大的今天,香港民众很难期待「尊重市民的个人权利」会得到最佳的保护。因此,在这时代大背景下,香港人能做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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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