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打击华教迫害陈六使的罪行

13/10/19

作者/来源:张泰永编辑 (20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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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上台后进一步打击华文教育以及迫害陈六使的罪行

揭露李光耀上台后进一步打击华文教育以及迫害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罪行

前 言

李光耀政权在英殖民主子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政府支持下,于1963年2月2日对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采取所谓“冷藏行动”的野蛮镇压措施后,由于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继续遭遇到以社阵为主要力量的反对党激烈竞争,于是恼羞成怒,进一步采取蛮横措施打压和迫害在大选中支持社阵的南样大学、学生及其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并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行旨在消灭华文教育的双语教育政策。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末他当上总理时,李光耀就对身为南大理事会主席的陈六使先生“尤其不满”,但是因为害怕“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李光耀只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383页)

果不其然,李光耀这个心狠手辣连他的亲密伙伴无不怕他的假反殖、真亲英、亲美、亲苏哈多份子,就在1963年9月大选结果刚公布第二天,以为时机到了,就要求陈六使解释其公民权不被吊销的理由,并污蔑陈六使是“大汉沙文主义者”,“共产党帮手”,又以南大水平差赶不上时代发展为厥词,攻击南大,为最后关闭南大制造舆论。

要不了多久,一生对新加坡各源流教育事业都作出了宝贵的重要贡献的陈六使先生,就这样被李光耀无理地褫夺了新加坡公民权,数年后含冤逝世,而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厄运难逃,被李光耀说关就关了;不少南大生(包括谢太宝)也被李光耀以莫须有罪名不经审讯无限期拘留。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李光耀此后从来就没停止过以英殖民主子制定的恐怖法令——内部安全法来打击自己的对手,甚至连其阵营内部不听他的指挥棒,敢于主持公道的同僚(如萧添寿律师),也不放过,更不用说那些敢于挺身出来向他要求人权、民主的人士(如“马克思小组”成员),以及敢于揭露李氏家族有贪污舞弊嫌疑的政治对手(如邓亮洪律师)了。一句话,在他统治下的新加坡,为了保住西方世界的“小红点”和李氏王朝本身,李光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当然都是在法律的名义下。

现将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发表在这里,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李光耀对南大及其创办人陈六使的迫害与打击
“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

2003年11月,我到怡保出席周增禧嫁女儿的婚宴,主人介绍我认识一位很久以来一直想结识我的人。我们一直无法见面,因为那位朋友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每一次我到怡保来,他都是在外国。在周增禧嫁女儿婚宴之这一年中,就有两三次是这样的。

于是,因为要出席婚宴,这位名叫陈继唐(Chan Kee Thong)的朋友确保他在这个时间留在怡保,以及“我一定要在这一回见到赛-扎哈利。”继唐年六十余,还健康和充满活力。他的英语很流利,虽然他从小学,一直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在新加坡南洋大学,都是接受华文教育。

在婚宴当晚,我们谈得不多,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宾客。那个夜晚实际上可以说是周增禧在1960年代在南洋大学念书时的同学的“大团圆”。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我在李光耀政权的樟宜监狱被扣留时已经认识了的。其中包括陈国防和妻子、秋莲、符国民、蔡寿川和妻子、林耀明、李腾喜及其他多位人士。我们借那次会面的机会重新打开40年前我们在樟宜监狱“E座牢舍”被扣留时的昔日故事。

陈继唐第二天来怡保Heritage酒店找我。他请我跟莎儿一起吃早餐。周增禧过后来酒店的咖啡屋跟我们一起用早点。

在餐桌上,喝着饮料时,陈继唐突然提起我的回忆录的中译本《人间正道》。他已经读过了整本书。他说,能够读到对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尤其是李光耀进行严厉批判的书的确很爽。接着,他转向坐在我旁边的莎儿:“赛太太,我是认真的,这是本很精彩的书……”,继唐说,似乎是在担心我和莎儿以为他只是在客气,作空洞的赞语。

在我对他的赞美表示感谢之后,继唐接着问关于第二本书的进度。“我听说赛您现在还在写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赛老兄已经要写完了,”周增禧插口说。

“好,很好,赛,”继唐回应。他接着献议在我的第二本书里加插一些南洋大学的事迹。他说,在第一本书里,除了几位跟我一起被捕和扣留的南大生之外,完全没有提到南大。我同意,保证会写关于南大的东西。

陈继唐曾出任南大学生会的总秘书。他说南大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来写。

谈起那个时代的自己,陈继唐说李光耀来不及抓他,因为他已经事先离开新加坡,回到怡保。有一位同情反殖运动的南大高级讲师,事先警告说他可能会被捕。

“李光耀抓不到我,于是就把周增禧抓去了!”继唐开玩笑地说,然后哈哈大笑,一面拍着笑着听他玩笑的增禧的肩膀。

然后,陈继唐解释说南大的成立和意义,当时在人民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李光耀总理刻意政治化南大课题之后,就出现种族主义的味道了。

“从历史的角度,”继唐继续解释说,“写这间大学的事迹是重要的。例如,为什么要成立南大和在新加坡设立华文高等学府的实际目的。而最后这家华社所期待的大学究竟怎么样了呢?您用自己的看法和感觉来写。”我看到这位新朋友的确很认真地要我在新书中加进关于南大的一章。

反共堡垒?

南大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的鼓舞下成立的。当代的著名华商,包括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百万富翁李光前、连瀛洲及另外其他几位人士是主要创办人。

美国亲蒋介石的华文教育及文化的专家,也被这个成立华文大学的计划所吸引,因此也对新加坡成立华文大学表示大力支持。

恰巧南大创办人董事会里头有几位在政治上是亲国民党的董事,于是,他们共同都希望这家行将成立的大学将能够成为东南亚反共的堡垒,跟美国的反共政治非常一致。

南大创校理事会选择林语堂为南大第一任校长,他于1954年10月正式受委,其委任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无论如何,林语堂任校长并不久,因为他在校长的角色及条例制定权方面跟南大创校理事会产生冲突。最后,林语堂愿意呈辞,回到美国去。据说,他获得巨额的赔偿。

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在跟我交谈时,指林语堂其实是派来南大充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的。他的职务是:按照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和经美国扶持的政治议程,确保南大成为东南亚的反共活动中心。身为《马来前锋报》的记者,我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以出任南大校长时,出席了由他召开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设立,其首要宗旨是维护华族语文和文化,确保华文和文化,得在当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殖民主义英文和西方文化至上为主导的教育政策下,能继续得以保存。(李光耀在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赢得1959年大选而出任总理之后,开始怀疑这家大学及对它产生偏见。他指责共产党分子和马共已经在学生之间扩大影响,并控制了校园内的学生团体。据说李光耀曾说过:75%的南大学生团体的领袖是共产党。)

殖民主义者的教育政策没有包含华族语文和文化之学习。因此,华校被迫自立更生,由华人社会本身来经营和管理,只强调英校和英文至上的英殖民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资助。

对于马来语文和马来教育,英殖民政府给予的待遇就只是装腔作势而已,根本就不认真行事。马来学校只限于小学阶段,只有六年。因此,在小学毕业后就只是认得一些字,只足够他们有资格去当杂役,或当司机,或成为殖民政府的士兵和警察。这就是英殖民者给予马来人的“特权”,那是让继续成为殖民地子民的马来人永远愚蠢和落后的特权。就算是如此,还是有许多华人对马来人眼红,因为他们以为英殖民者“偏爱”马来人。

语文和文化的问题的确经常演变成敏感课题,不只是在华社,而是也在马来社会。因此,南大的创立的确会产生种族间的摩擦,特别是在以前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马来族和华族之间。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当然会有很大的部分视南大的成立为朝向维护华族语文及文化的积极努力。长期以来,华族语文和文化的确是在英殖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下毫无地位,甚至被边缘化。也就不奇怪华社会视南大为华族语文和文化的救星。

因此,华人社会对设立南大所表现出的自发性支持,不应视为是不健康的行为及具有“沙文主义”色彩。

马来人为什么担忧?

有一部分马来人怀疑设立南大的确实目的,以及担忧华社对它的全力支持,他们是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和假设。然而,他们的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够完全怪罪他们。那是因为,从一开始,南大的倡议者就没有对非华族社会做出太多的说明和解释。相反的,他们大都专注于只在华人社会内部作宣传,完全不顾及新加坡和马来亚其他族群,尤其是马来人的敏感性。

设立南大的主要宗旨当中,其中一项不只是要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提供高等教育的需求,而是全东南亚的华裔都包括在内。它甚至是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者。这一点,被一部分马来人视为不单只是语言文化的计划,而是带有华人政治色彩的。对他们来说,那样的职责,由中国和台湾来做不是更恰当吗?

如果这所大学命名为新加坡华文大学或马来亚华文大学,或许他们的担忧就会少一些。比起南洋大学,这两个名称比较符合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国家”色彩。事实上,南大董事会董事长陈六使要求这所大学被视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货真价实的国家大学”。在1958年3月30日的南大奠基礼上,新加坡总督威廉-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为座上宾,陈六使强调说:“本大学办理方式,虽大略仿效中国各著名大学,然教学媒介实华英并重,且将次第开设马来语文及印度文课程……。是以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嘉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

我跟南大学生会领袖维持联系,一直到我和几位南大学生领袖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逮捕。几个月之后,另一批南大生被捕。我们于是就在监牢里以政扣者身份相聚,一直维持了很多年。

冷藏行动以及下来1963年及1964年的大逮捕,不只是瘫痪了南大学生会,也波及创办南大的推动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六使,他被李光耀指为是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首领,因为他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的1964年大选中,支持和资助数位南大生在社阵的旗帜下参加竞选。陈六使被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形容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头子,过后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具讽刺的是,在指责陈六使为“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同时,在陈六使支持下参选的南大生却被李光耀标签为是共产党分子。于是,李光耀警告所有反对他的作法的人说,他们会被控为是沙文主义或共产党,而对付他们的行动早有先例,就是对付南大学生领袖的内部安全法令,以及对付陈六使的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谁扼杀南大?

这么一来,也就难怪在这之前团结一致出钱出力支持创立南大的华人社会,在1963年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时只能袖手旁观了。当大批南大生被捕和送入监牢时,他们也只能袖手旁观。为南大作出巨大牺牲及为华社贡献良多的陈六使,在九年之后逝世。到了1980年,南大寿终正寝,被人民行动党政权“并入”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新加坡大学。

华人社会所展现的消极态度,让李光耀能够轻易继续他的个人政治议程,对付他恨之入骨的唯一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民族大学,最后加以消灭。

一步又一步地,南大的特色改变了。就算是名称也已经不是南洋大学了。再也没有人敢谈起要维护华族语言和文化的地位,以及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国语和共同语了。

他们不再有勇气,因为他们知道其后果。除了当初所出的钱和力之外,他们不再敢于牺牲,在南大成立之后维护其宗旨了。

再过几年,李光耀政权甚至以华人家长本身无意送孩子进华校为借口,以当初施诸于巫、印学校的手法,刻意让华校走向灭亡。既然没有了华校,新加坡要华文大学何用呢?那就是当时李光耀向华人社会散播的说词。

尽管如此,华人社会继续保持沉默,仿佛是被残暴的内部安全法令吓呆了。因此,当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愤怒地对我说:“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南大学生的反殖角色

我决定在我的第二本书中写一些关于南大的事,特别是关于该大学学生参与新加坡和马来亚反殖斗争中的角色。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之后,南大学生会发表文告严厉谴责该项逮捕,就如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和社会主义俱乐部所做的那样。从那时刻起,南大学生会更积极及公开支持左翼反人民行动党,并在1963年9月的大选中为社阵候选人拉票,当时,我们都被关在监牢里。

南大学生会甚至还组织选前民意调查,在该次大选前几个月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两个选区进行民意调查,这两个区是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和吴庆瑞参选的议席。南大学生会要通过民意调查来探索这两个选区人民对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光耀和吴庆瑞的看法和立场,其结果被认为将能够反映新加坡全岛其他选区选民的立场。

调查结果清楚显示选民唾弃那两位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超过90%反他们。可是,在几个月后举行的大选,李光耀和吴庆瑞却双双胜出,显示出对李光耀政权的“恐惧文化”,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华人社会的心底深处蔓延了。

华人社会在面对涉及本身前途的课题上,态度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那么快速的巨变,南大学生会领袖深感震惊和惊讶,几乎不敢相信。在樟宜监狱内听到大选的成绩,我们只能失望和叹息,无法再做些什么了。残暴的“冷藏行动”证明李光耀在新加坡通过人民行动党政权向人民灌输恐怖和畏惧情绪,的确是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恐怖和畏惧的感觉深入蔓延入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去,形成了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李光耀发明的“恐惧文化”。

在樟宜监狱的“E座牢舍”,我和他们一起在那儿被扣留了好几年,我只能听着他们表达心中不满的牢骚,重复又重复的。其中好几位扣留者是南大学生会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进行选前调查时的积极活跃分子。他们告诉我选民是多么气恼人民行动党,咒骂李光耀和吴庆瑞。于是,他们信心十足,确信社阵必将在大选中胜出。想起在进行选前民意调查所取得的巨大自发性支持,南大学生会领袖似乎很难接受这个重大打击。

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陈继唐,但却已经在1960年代认识了负责担任南大学生会校外事务的周增禧,他在那次的调查中负责要务。在周增禧之前,校外事务由陈国防负责。我其实早已经跟国防很熟络,他那时经常来吉隆坡探望他的未婚妻秋莲。她也是南大生,那时候她住八打灵加星路,是我在1961年底以前的邻居。那之后,我由于《马来前锋报》工潮关系,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及不准再进入马来亚。陈国防跟我一起关在樟宜监狱超过四年。

(引自马来进步作家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第十五章“南洋大学的命运”有关章节,译者赖顺吉,现题为编辑者所加)

恢复陈六使的尊严
作者:易柳诗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背后的真正动机,目前还不很明朗。提起南洋大学的事情,陈六使的不平遭遇,也就跟着上了日程。为陈六使平反,是不是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他的“光辉形像”?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同一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以后连任终生。陈六使一生的社会贡献,已经确立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如果说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所指的应该是陈六使的公民权。公民权是官方认定个人身份、保证个人权力的一种法定形式。失去公民权,失去官方承认的身份,也失去政治上的权利。可是,对于众多南洋大学内外的人士来说,陈六使的社会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完全不受褫夺公民权的影响。

网页书刊,早已出现《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这类评论。1997年,香港南大校友会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 》。多年来,人们对陈六使的不平事件,都是心里不满,对有关的恶意诬蔑,也是十分愤慨。

网页读者这么写:“陈六使事件,失去尊严的是陈六使先生还是无理的褫夺者?……陈六使先生既不曾卖国、荼毒社会,何曾失了尊严?”因此,陈六使的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保持不变,要求“恢复尊严”或者“重现形像”,显然多此一举。

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过世。此后,恢复公民权,再也没有实用价值。如果真诚地去做,却是一种象征表示,可以稍稍平息民愤。陈六使有灵,或者也可得点安息。

最近,报章上报导:“……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曾任总商会会长多年)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平地冒出丈二金刚,令人摸不着头脑。

这个“几年后”,到底是何年何月?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报上公布,书籍也有记载。新加坡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为什么不在报刊公布?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如果“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的消息是实,也是过气的事了。有关方面不敢正面还个公道,怎能令人心服?又怎能算是已经平反?怎能算是恢复历史的清白?

事实上,有关当事人还在,陈六使的事敏感度还高,恐怕也不能得到彻底平反。所谓“恢复地位”,不能讨回公道,也扫不清迷雾。因此,“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的标签,也就要沦落成清高而不用执行的口号了。
(2003-9-7)

以上文章均收录在2010年12月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一书内第137-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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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追忆南大_ntahrec,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