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06/10/19

作者/来源:新加坡时事分享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

李光耀: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December 15, 2011 by numabukuro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选择以英文为行政语文,华校逐渐消亡。

1980年让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南大”走进历史。

1987年,全国学校(除了特选中小学)推行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的“国民型源流”。

很多人评断,是建国总理李光耀消灭了这个岛国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但李光耀在他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全力驳斥指责。他说:“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们重新安排学校的华文教育,是为确保新一代具有文化素养;我们以英文为主导的语文政策,绝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或中华文化。”

童年躲避华文 留学意识到华人身份

李光耀生在一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童年,曾和华文擦身而过。

他说,外婆在他不满6岁那年,就要他去住家附近一所亚答屋私塾,跟一个独居的华文老师学华文,这是他“跟双语困难纠缠搏斗的日子”的开始。

由于听不懂老师的福建音华语和不知怎样抓毛笔写字,他投诉后,母亲让他转学,不过却转到全以华语授课的俊源学校。几个星期后,他再向母亲申诉无法适应,母亲才违背了外婆的意愿,把他转去德乐英校,让他从此如鱼得水地学习。

但不懂华文,很快就让他尝到苦头。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他因为不懂日军说的话,也看不懂夹杂着汉字的日文通告,挨了一记耳光。

对于自己的“华人意识”,他也很早就有所思考。他在新书中提到,1946年他到英国留学,在伦敦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接触到华族文化失 落得最严重的西印度群岛华人,便觉得不能让孩子重蹈自己不懂华文的覆辙。他到瑞士度假,被一名酒店的柜台人员坚持他是“中国人”,从而震惊地意识到自己的 “华人身份”。

从政后决心学好华语

留学回来,从殖民地政府推行的林德宪制,他认识到语言和政治息息相关,而想从政的他,已深深意识到必须赶紧学好华语和福建话,因为“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

但是毕竟已经长大,要从头学习艰深的华文并不容易。日据时期,他自学过华文,学会了2000个汉字,却没有掌握正确发音。他和韩瑞生先是找到一位说话带北京腔的老师,用一台录音机开始学,可惜因为没有适当的社交场合练习,进步不大。

1955年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角逐丹戎巴葛议席,遭民主党候选人蓝天挑战,说他不会读华文也不会写华文,没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要跟他以华语或方言辩论。

李光耀说:“我当然没法接下他的战书,我感到窘极了。我记起外婆希望我在俊源学校读华文,我没听她的话,因而感到非常懊悔。为了竞选,我必须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但是我仅学过2000个汉字,而且多数忘了。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也很差。”

蓝天的挑战,让他对语言的实用价值有深刻体会,也激发他下决心学好华语。

坐言起行,为了出席广东人聚居的万达街有两万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他请当时还是《新报》记者的易润堂给他写了两段华文。

他说:“这原本只要三分钟讲完的短文,他却花了几小时来教我读,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我毕生最艰难的一次演说。当时群众很支持我,为我做的努力喝彩。数万人在听我的幼稚园华语,我想没有几个人听懂,但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后来身为丹戎巴葛区立法议员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更有了学习华文的推动力。他希望能用华语和周围的人沟通,也能看懂以党的名义发出的通告和传单。

他说:“自那时起,我发奋苦学华文。每天我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学。丹戎巴葛区行动党支部的一名年轻亲共活跃分子会到办公室,为我上一 小时的华语课。他免费教我华文,企图洗我的脑,把我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分子,吸纳入他们的团队;所以,我渐渐熟悉左翼与共产主义使用的词汇。还记得我读的一 本书叫《人生观》,是以浅白华文阐释共产主义思想的入门读物。

“后来,我每天一定拨一两小时学华文,我不只了解语言本身,还包括发音、语调、俚语、成语、格言等等。四年后,在1959年大选,我已经能说简单但流利的华语,还能即席发表华语演说了。”

每星期六仍上华文课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周清海教授自1975年起担任李光耀的华文教师,至今已38年。现在,除了周清海,还有几位老师给李光耀在每星期六下午轮流上课,通常是4时半开始,一直到傍晚7时左右。只要没出国,他一定不缺课。

周清海说:“李先生学华文的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对所学词语的发音、出处、涵义和用法,都要问得一清二楚。”

他说,2009年,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新加坡,李光耀特别安排会见了代表团。会见时间原来预定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最后延长到将近两 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李光耀都用华语交谈,完全没有翻译。“据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告诉我,当晚刘国务委员在中国大使馆为她送行的晚宴上,说她完全没想到李 先生的华语竟然说得这样流利。”

在资讯科技普遍的今天,李光耀也用电脑学华文。他常用《联合早报》的网上文章做阅读材料,遇到生字就靠网上字典,把光标放在生字上,听解释和读音,然后记进生字本里,有时间就复习背诵。

他说:“这是我到今天,一个88岁的人还在学习的方法,如果我在16岁或6岁能用这个方法学习华文,就方便很多。”

本文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他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推介礼上的演讲

人们问我,为什么要撰写这本我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书。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基石。新加坡并不一直是今天这个样 子:因为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这都可以觉得很自在。我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国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他们使用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 和其他语言,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的任务。

没有几个国家尝试实行使用两种完全不同和没有关联的语言的双语政策。英文是北欧语言,而华文却是单音节、声调、没有拼音及象形或表意的。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合?

英语自英国殖民地时代便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法律和所有官方纪录,包括出生和死亡证书,都是使用英文。其次,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英语不会让任何族 群如华人、马来人和其他人处于劣势。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世界上大多数人使用的英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对新加坡华人来说,他们必须努力保留母语来维持认同 感,尤其是在越来越多家庭使用英语的情况下。在1980年,每10个小一生中便有1个来自以使用英语为主的家庭。这个比例在2010年时增加到每10个中 便有6个。

我的外祖母先把我送到靠近我家的一间华文学校,那只是间木制和亚答屋,是中年华文教师的家。他口操带严重方言口音的语言,不 是华语。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请求妈妈让我离开,然后到如切台的俊源学校就读。然而,我还是不明白教师在讲解什么。我的同学几乎都不会讲英语。我说服妈 妈让我转到英校。我进入德乐小学,从小一到小六,在那里上了6年课。我那时并不知道,年纪小的时候是学习语文的最佳时期。你可以学习一种、两种或更多种语 言。遗憾的是,我在成年时才学习华文。

在1955年的大选,我在丹戎巴葛区竞选。对手挑战我用华语同他辩论。我当然拒绝用我完全不能讲 的语言来进行辩论。他的用意是让大多数讲方言和华语的民众知道我不谙华语。当时,讲英语的人不多。我开始学习华语,却发现只有小部分就读于华校的人使用华 语,他们离开学校后往往便重新使用方言。福建话是当时最多华人明白的方言。

慢慢的,家长看到英文源流学校的毕业生获得更好的工作。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校。在1956创立的南洋大学是为了吸收华校毕业生。结果,它的收生自然逐渐减少。它接受了成绩欠佳但仍然毕业的学生,但他们得到的学位却没有什么市场价值。

保留南大已经没有意义,李光耀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他说,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南洋大学从创办到关闭,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细说从头,揭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背景。

他在书的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大的先天不足。

他说:“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举行升旗礼,左三是创校人陈六使。

他说,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面对共产主义的颠覆威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也排华。因此,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 英集中起来培养”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遭惹怀疑,让新加坡无谓地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背负“第三中国”的包袱,进而为生存和建国的道路设置障 碍。

他认为当时极力反对他的华商陈六使“热心教育,但不了解更大的地缘政治环境。”

书中他多次严厉地批评这位南大的倡议人:“一个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英雄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的时候,南大还有什么希望?华社领袖一方面捍卫华语华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孩子长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谈到关闭南大,李光耀说,他无法“眼睁睁看着更多学生进入南大,毕业后又苦苦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有限的资源是不可宽恕的浪费,政府不能坐视不理。”

大华银行集团主席黄祖耀当年是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在阅读了相关篇章后,他不胜感慨地说:“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发展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它牵涉到人们的情感、语言的功利以及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书中第三章讲述的南洋大学历史,便包含了这些因素。”

“对我这一代的人来说,南大不只是一所大学,它还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期望和理想。南大所代表的自力更生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超越了社会阶层和国界。”

他说,有注意到在南大这一章的结尾,李光耀也肯定了南大创立的精神,说值得新加坡人珍惜并世代传承下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否考虑为南大复名,衔接过去与未来,将南大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当华文小学和中学已转而使用英文时,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学来提供华文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报读南大的学生的素质急速下降,但大学却让他们毕业。我征 询了毕业于南大的国会议员的意见,包括庄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问他们我应该怎样避免浪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要求我把南大改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这 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华语执教的教师,尽管有从美国大学考取的博士学位,已经丧失了英语能力。

我采取了实际的做法,让南大在新加坡大 学的武吉知马校园提供联合课程。这让南大有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为两所大学最终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对南大的师生来说,这都是个速成班。幸运 的是,在多几年后,毕业的南大生有70%。在毕业时被问及他们要南大或新大的学位时,绝大多数选择新大学位。这反映了市场当时如何看待南大学位。

我们于1983年12月宣布,所有学校到1987年都会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英语必须是我们的共同和主要用语,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从英国继承的法律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所有的官方纪录,如地契、出生和死亡证书及其他文件都是如此。英语很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用语,及所有国家的第一、第 二语言,因为他比华文更容易学。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困难的,因为它包含了象形、表意及声调,又没有拼音。

尽管当时关闭南大和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不受欢迎,新加坡家长和学生却逐渐的得出双语教育政策对他们更有利的结论。英文让我们同世界连接,而华文则让我们同讲华语的中国、台湾、香港和在美国、欧洲和全世界的海外华人连接。

另一方面,同英校生比较,我对华校生所表现的纪律和对生活的目标印象深刻。我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是华侨中学学生于1956年10月,在我的左翼亲共产主 义积极分子的领导下静坐罢课,抗议学生领袖被捕和华侨和中正中学被关闭。这些华校生在学校里扎营。看了学生在华侨中学静坐罢课的场面后,我经过新加坡大学 于杜尼安路的学生宿舍,就在华侨中学的转角处。这是强烈的对照。我看到学生——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在玩乐。他们在欢笑和吹哨子,认为华校生同警察的冲突是个 大笑话。我心里想,如果新加坡学生都同宿舍里的一样,新加坡将失败。我当时立誓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因此,当华校转用英语为主要媒介语 时,我决定挽救出色的华文学校。华校教导学生为双语、有纪律和自信心的学生。我把最好的华校变成特选学校。慢慢的,英文源流学校如莱佛士书院、维多利亚和 其他学校,也能够有效地教导他们的学生双语。我们统一了整个制度;但在过程中,也保留了旧华校的一些价值观和美德。

一些研究显示,孩子 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最好时期是出生后的头几年。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在孩子年幼时,以母语和英语同他们交谈:一个用英语,另一个用母语。这样,孩子便会习惯 于在家里听到英语和母语。这会辅助学校的教学,孩子长大后也能有效地使用双语。不管学习母语和英语有多困难,只要孩子开始得早,从幼稚园一年级甚至是幼儿 班,到了小六他们便能使用双语,为将来的生活奠定稳固基础。

然而,我担心因为越来越多家长在家里用英语同孩子沟通,母语的流利程度,尤 其是华语,会减低。为了鼓励年轻人掌握双语,我建议为一个我希望最终可以超过1亿元的双语基金筹款。基金将带头倡导教导孩子母语和英语的计划,特别是在学 前时期,目标是让他们掌握听和讲这两种语言的能力。

我会把今天推介的这本新书售卖所得的200万元加上1000万元,总共1200万元 拿来设立这个新的基金。黄志达(远东机构总裁)和王明星(旅店置业总裁)已分别答应慷慨捐出500万元和200万元投入这个基金。蔡天宝和邱德拔基金也承 诺各捐出100万元。总理(李显龙)将捐出10万元,我的其他两个孩子显扬和玮玲各捐出5万元。蔡天宝会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 及他的其他朋友捐款。我希望那些关注孩子的将来以及孩子学习母语能力的人也都能慷慨解囊。

要年轻一代掌握好母语和英语,就必须确保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和学习两种语言,为了在孩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打下扎实的双语基础,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设立一个全新的双语基金,希望大力加强学前教育机构教导双语的能力。

各界人士受访时皆表示,这本书总结了李光耀过去半个世纪来推行双语政策的经验,讲述历史的同时却具前瞻性,令人期待。

这本被李光耀称为他至今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昨天正式举行首发仪式。在场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受访时说,这本双语书非常重要,并重申双语教育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基石。他说:“它记载了我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双语之路,肯定了双语在我国教育政策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

超过600名政界、学术界、教育界和商界等的出席者大部分都身体力行,一口气购买了中英文两个版本,在短短半个小时,新书卖了将近600本,中英文各占约一半。

200本亲笔签名 每本义卖至少万元

李光耀特别为200本书亲笔签名,每本将以至少1万元的售价义卖,所筹的至少200 万元将全数捐给李光耀双语基金。已有不少善长仁翁承诺购买,诗肯柚木公司(Scanteak)执行董事傅雅香便是其中一人。她准备中英版本各买一本,还另 外买了七本普通版送给朋友。她说:“这是我能力范围对李光耀的支持和肯定。”

傅雅香小学念的是华校,谁料一升上中学语文就“变天”,全 是英语,“坦白说,我们当年学英文非常苦,好像现在的孩子学华文很抗拒一样,我一直到南洋大学都抗拒英文。但是踏入社会工作,与外国的人做生意时,我才真 正体会到双语的优势。之所以没被人看不起,是因为我们懂英文。”

瑞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廷芳律师也购买中英版本各一本。许律师从小在传 统华校念书,高中转念英校,现两种语文都游刃有余。他说:“能够在两种语文中自由驰骋、从中西方知识库中接收资讯是非常令人享受的,这就是我国双语政策的 成效。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学华文,只要一学就自然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曾担任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的本地广告才女林少芬说,她中英两本都 会先翻阅,再决定要先看哪一本。她说:“新加坡的语文政策与建国历史息息相关,我希望能从书中看到李光耀对过去语文政策的分析,以及我国接下来的语文之路 又该怎么走。不过我国的语言环境主要还是看全球语言的趋势。”

第一届语文特选中学毕业的刘学敏也是另一名双语教育的受益者。他同意李光 耀的看法,主张让孩子从小学习双语。他说:“我想现在再也没有人会看不起中文,如果还有就是愚蠢的想法,但为什么还是学不好,大概是因为错过了学语文最精 华的阶段,那就是在学前。因此李光耀设双语基金非常好,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执行双语政策时的毅力。当年我们可以让华校生接受必须学英语的事实,现在也同样 可以让英校生接受学华文的好处。”

学林小学校长符美珠除了购买中英两个版本外,也准备为学校添购四五套让师生借阅。她认为李光耀今天这 么正式地发布新书,就是要让国人认识双语的重要性。她说:“每当孩子无法很好地掌握双语时,家长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他们放弃华语,但是这两本书说明华文 是一定要保留的,它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

她准备摘录里头的信息,与家长和老师交流。“我也准备推荐给读高级华文的学生,老师可以摘录一些部分在上课时跟他们讨论,让他们更清楚自己读高华的目的。”

育有三名子女的颜廷节知道李光耀出新书,表示会立即购买一套。“每次看他的书都能得到一些启发,希望这次也一样。”她一直在为小儿子不爱读华文而苦恼, 希望能从新书中取经。她表示两夫妇从小就跟孩子在家中讲华语,但孩子上了小学后只讲英语。“我用华语问他,他却用英语回答。英语是国际语固然重要,但中国 已崛起,我们将来还要跟中国合作,华语同样也很重要。”

每本售39元9角

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英文版今天发布。新书回顾我国过去半个世纪来 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这项政策作为我国建国基石的重要性。《我》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轴为推行双语政策的原因和挑战;第二部分是个人 篇,包括总理李显龙、本地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

这个由教育部管理的李光耀双语基金(Lee Kuan Yew Fund for Bilingualism)计划筹集一亿元,基金将用来设计适合学前教育孩童使用的英语和母语教材,以及提升师资,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更有利教导双语的环境。

李光耀昨天是在为他中英文版本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主持推介仪式时宣布设立基金的消息。

为创设这个基金,李光耀将捐出1000万元,另外也会为200本精装版新书签名,每本以最低一万元出售,所筹得的200万元全数捐给基金。政府将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为基金提供资助,顶限为5000万元,以使基金达到筹集一亿元的目标。

截至昨天,这个基金已获得各方慷慨捐款:本地两位房地产大亨远东机构总裁黄志达和旅店置业总裁王明星分别捐出500万元和200万元;新加坡宗乡会馆联 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和邱德拔基金会各投入100万元;李显龙总理将捐出10万元,而李光耀的另外两名子女李显扬和李玮玲医生则各捐出5万元。

“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指出,目前,小学和中学用来教导第二语言的时间分别只有占总课程时间的15%和10%,根本不够学好母语。在他看来,要是能提早在孩童进入幼稚 园,或甚至早在他们入学幼儿园时,就让他们学习母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特别是先学母语,他们到了小学六年级就能掌握双语,为日后学习两种语言奠定稳固基 础。

昨天有超过650名嘉宾出席了这场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的新书推介仪式。教育部长王瑞杰、和朝野多名国会议员、华社领袖、高级公务员、社区领袖和教育工作者也都到场观礼。李光耀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在发表近25分钟的中英语演讲后,还兴致勃勃地临时要求主办单位安排他跟到场的与会者对话。

他在这场约半小时的对话会上接受了12人提问,除了谈到为何要设立这个双语基金,也具体说明他当年为团结多元种族社会而拒绝华社要求,不把华语列为国语。

李光耀之前在他长达15分钟的英语演讲中,除了忆述他当年学习华语的过程、为何选择英语为全国共用语言、设立特选学校的宗旨,也再度说明他当年关闭南洋大学的原因。

根据李光耀的解释,当年许多家长鉴于英校毕业生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这导致报读南大的学生锐减。

他指出:“当中小学都改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保留南大没有多大意义。报读南大的学生素质下跌,但他们最终仍获准毕业。我征询了毕业自南大的议员如庄日昆、何家良,要怎么避免蹉跎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认为我应该把南大改为英语大学。”

李光耀说,考虑到多年用华语教学的南大教员已失去说流利英语的能力,他选择了较实际的解决方法:让南大在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开办联合课程,这让南大有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也为两所大学最终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最终作出关闭南大和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的这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李光耀说,其实同英校生比较,他对华校生所表现的纪律和对生活的目标印象深刻。

因此,李光耀决定把最优秀的华校变成特选学校,并在1979年把九所华校设定为特选学校,并透过这些特选学校,把旧华校的一些价值观和美德保留下来。

Source : 人人网分享

---

分类题材: 人物_biogphy ,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