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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威主义与现代化

01/12/03

政治权威主义与现代化

读陈祖洲近著《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

作者: 闵凡祥 日期: 1/12/2003 来源: 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296&type=1004

人类社会自16世纪开始至今,在先后4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量变和质变,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主线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主题。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围绕现代化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容选择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虽说“现代化是一个‘匀质’的运动”或“一个‘同质的’过程”,其最终目标就是完成现代化,但这并不是说现代化的道路是唯一的。现代化的道路是多途的。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不发达国家之间、现代化的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现代化启动时间的早晚、发展的起点和程度、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等因素的不同,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特色。

新加坡“是在后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从大的分类来说新加坡的现代化属于现代化研究中的东南亚模式,但它却又在多方面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此,南京大学陈祖洲先生的近著《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 给予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从1819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开始到1959年获得内部自治的140年的时间是新加坡的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使新加坡由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获得了一部现代的国家机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一些所谓的“现代性”的东西。可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为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开始自身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近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日后的独立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物质的和精神的),形成了新加坡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

但是,新加坡在独立时却并没有作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启动现代化的准备,因为它是被迫独立的 。在独立之时,新加坡没有形成一支强大到足以接替英国殖民统治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的阶级力量,国民政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程度比较低。到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受过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仍然是新加坡政治的主体,他们依赖于同英国的贸易以及英国的投资而生存。新加坡资产阶级中受华语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后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却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促进自己的利益。这决定了新加坡独立后的政权必然落入受过英语教育、其利益同外国资本紧密相联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所代表的阶级手中。

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获取政权后,通过排斥左翼,镇压工运和学生运动,在新加坡建立一党专政政体,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为建立“权威型” 政治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体制空具西方民主的外壳,而无西方民主之实。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公民非政治化,政治参与参数极小,政治同公民大众隔离,竞争性政治活动受到限制,公民基本上不能或很少有机会影响政治和经济决策;党国一体;政治角逐在人民行动党控制的议会内进行;伴随官僚和行政部门的扩展,官僚的权力和作用增加;国家是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人民“有自由而无民主”。

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权威型”政治,是通过议会、法律、社会福利(住宅、中央公积金)等来实现的。一党议会的建立保证了新加坡公民的非政治化,议会成了资源分配和权力角逐的中心,除此以外的政治竞争被排斥;法律保证了对政治异端的惩治,保证了“权威型”政治的运作;社会福利通过将公民固定在国家提供的住宅中,剥夺其它生存手段,保证了政治异端的最小化。总之,一切国家活动的目标都是保证人民行动党“权威型”政治的实施,从而保证与外国资本结盟目标的实现。

新加坡之所以在建国后能够建立起“权威型”政治,除具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权威型”政治所共有的因素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小国寡民、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等国情决定了新加坡难以靠自身优势实现经济的迅速现代化,它必须依靠同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结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新加坡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的保证;(2)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以及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和目标的不同,在争取独立、反对殖民统治过程中,受过英语教育的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与受华语教育的下层阶级结成的同盟的不可能长久性,决定了以李光耀为首的派别必须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将广大公民非政治化;(3)殖民时期英国殖民当局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模式导致新加坡政治本土化过程缓慢,这客观上为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实行“权威型”政治提供了可能性;(4)新加坡社会中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特点使得儒家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儒家学说所推崇的家长制和服从观念有利于人民行动党“权威型”政治的建立。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具体表现为个人和团体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多党政治,政府领袖定期更迭,政府依照民意施政,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但是,新加坡现代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民主。人民行动党在上台伊始就宣布:“为了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缘故,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压迫,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自由必须被牺牲” ,过多的民主等同于不稳定。时任第二副总理的S·拉贾拉南曾在1982年对政府工会会员说:“反对派的民主理论至少就新加坡而言是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没有反对派进入议会能使政府统治得更好…坦率地说,反对派的作用是保证坏政府”。 ……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存在的基础是什么?陈祖洲先生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 :

(1)人民行动党治下新加坡经济的成功是“权威型”政治能够实施的一个前提条件。先行的经济现代化为人民行动党的“权威型”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人民行动党保证了新加坡经济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它能不断满足公民变化的需求,还表现在它不只是保证了少数人,而且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行动党的政策遭到各种质疑与批评,但由于政府在对付人民需求方面继续成功,所以仍能够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人民行动党仍然能得到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支持。民众“保持人民行动党的优势能保证经济奇迹的发生”的信条是他们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根本原因。对许多新加坡人而言,如果没有人民行动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

(2)新加坡的“权威型”政治具有民主的外壳,因而具有某种“合法性”。在外表上,新加坡的政治不仅具有西方民主的各种因素,而且普通民众有“参与政治”的渠道,如报纸设有专门表达民意的信件栏等。但这种“渠道”是受政府高度控制的。

(3)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制度所依赖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西方不同。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为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

综而观之,新加坡的“权威型”政治显然是成功的。“权威型”政治的确立,使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得到加强,社会和政治动员能力得到提高,人民行动党得以能够根据国内外变化了的条件及时对经济策略进行调整,保证了新加坡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首先,它产生了新加坡出口导向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其次,它将工人阶级和少数种族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新加坡社会的稳定,为吸引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提供了可能;再次,它使人民行动党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政策,保证了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民行动党的“权威型”政治,就不可能有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

新加坡的现代化是在高度集权化的条件下实现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巩固“权威型”政治服务的。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模式是国家主导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国家的干预与参与始终主导着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权威型”政治保证了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也始终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与调控随处可寻,新加坡政府在新加坡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承担了保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职能……新加坡现代化在“权威型” 政治环境中的成功,不仅是对弗朗西斯·福山名躁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妄断的驳难与证伪,更说明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过程中,陈祖洲先生抓住了新加坡现代化的根本特点——“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并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层层展开论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将国内对新加坡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陈祖洲先生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解与认识上。

(一)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题的社会,其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很容易被同儒家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中国儒家文化是否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与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即阻碍说和挑战说。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对儒家文化的特性进行分析后指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乃至亚洲国家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的根本原因。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则大多认为儒家伦理从根本上说来是与现代化,特别是理性化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不想容的。 随着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的成功,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人们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西方的挑战不会来自苏联或中东,而是来自东亚,并且这种挑战将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的模式一直到基本的价值观。 在他们之后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进一步深入与具体。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华裔学者也加入到讨论研究中来。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伦理精神是与清教伦理有着相等的功能的,正是这些伦理对“新型资本主义”(彼德·伯杰将其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或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陈祖洲先生则认为,关于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应放在新加坡这一特定背景下进行思考,既要看到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如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新加坡人的文化和心理结构方面,行为方面,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不是唯一对新加坡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在具体阐述这一问题时,要处理好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社会,不同种族的文化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在解释新加坡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不能片面强调其惟一性而排斥其它因素的影响,必须将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对独特的新加坡情形作出适当的解释。正如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先生所言:“…… 新加坡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她的成功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她的社会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四个伟大的传统在这里快乐地和平共处……”;就李光耀个人而言,他更是“东西方文化的美丽结合”(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对李光耀的评价)。

第二,在新加坡实际上有两种伦理在起作用,一种是年轻人推崇的、更注重个人的清教伦理,一种是比较年长的一代更注重的儒家伦理,这当中存在一种价值趋向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某些积极的后果,也会产生某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第三,儒家文化中既有与现代化相和谐的因素,也有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认为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的理论,实际上是忽视了儒家学说中非理性的方面,在方法论上犯了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同时,强调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东西方的价值观对立起来。儒家文化中促进现代化的只是其与现代化相和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第四,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有其普遍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受制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外国资本结盟的策略,具体地说是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观点的综合,是将各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一体化。对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而言,挖掘文化的本源,从而达到社会的共同泉源,才是惟一的途径。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将西方的竞争性与儒家伦理的勤奋结合到一起,使儒家伦理变得与西方的广泛挑战更加相容。

总之,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之间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在这当中儒家文化或中国文化的若干传统因子发挥了协调作用,使资本主义移植东亚后出现了许多与原产地不同的形态,发展出了比西方形态资本主义更具增长动力的东方形态资本主义。可以说,西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和新价值思想,而本土文化则对其进行扬弃、整合和调节,从而结合本土文化结构的基本规范而促进东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二)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是现代化的组织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现代化的启动与顺利进行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的多元状态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现代化的。一个社会的多元主义程度越高,骚乱和武力干预的频率也就越高;高水平多元主义的国家倾向于在政治上不稳定和产生暴力……因社会多元产生的种族仇恨和暴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独立和政治骚乱所引起的破坏作用比阶级革命更大。文化多元和种族分层是政治骚动的根源。 一个新建国家要达成共识、秩序和稳定,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般是要减少文化多元和种族团体间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使特定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感。一个国家的建国过程就是社会精神和归属感的恢复与确立。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目标通常是通过非多元化(depluralization)过程来实现的。通过同化或整合 ,破坏种族界限,实现种族认同,最终将种族分层转化为以个人,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异,将人们对种族的忠诚与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立前新加坡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新加坡的非多元化是通过整合(文化整合和结构整合)来实现的。通过整合,新加坡原有的多元文化和种族团体消除个性,发展共性,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和新的社会结构与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种族认同和界限消退,新的、跨种族的国家认同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新加坡逐渐从独立前的多元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陈祖洲先生认为,目前的新加坡文化不是原有的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侵蚀的结果,而是不同文化因素的综合和提升,是一种新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都是这种新文化和综合文化基本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有别于认为新加坡文化是单一的华人文化(或儒家文化)或华人文化(或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传统观点。

(三)在“城市化”一节的研究中,陈祖洲先生对认为新加坡尚未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说法 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中产阶级社会是否存在并不在于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在于这种社会的独特性,在于一些价值关的支配作用。同样,一个阶级也可能人数不多,但可以占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新加坡在独立后经历了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 以致有如此论断:新加坡“几乎是亚洲唯一存在真正中产阶级的地方”。

诸如此类的独到见解,在书中还有很多。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是目前国内学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支劲旅,他们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料收藏和雄厚的科研实力,更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如钱乘旦、杨豫、陈晓律、李庆余等先生)和一支优秀的学术梯队。陈祖洲先生作为这一梯队里一名中青年学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同杨豫教授合作翻译了美国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较早地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同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主编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一起成为当时乃至今日国内从事现代化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在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下,陈祖洲先生研究和撰写新加坡现代化的著作自当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

事实也是如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充分体现了陈祖洲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理论素养。陈先生将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概括为“‘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可谓是抓住了新加坡现代化的本质之处,立论是正确的。书中所使用的资料也是很丰富的,特别是在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这在国内当前对新加坡的研究中尚为不多见,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大量外文资料的使用使陈先生的立论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而使研究在深度上大大超越了该领域的已有成果。遍观和比较已有成果,陈祖洲先生的这本专著堪称目前国内学界已有的新加坡研究,特别是有关新加坡现代化研究著作中的一部优秀之作。另外,在笔者井蛙之见的范围内,陈祖洲先生的这本《新加坡》当属国内对新加坡现代化进行“整体性”(论述范围既包括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又包括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线对新加坡历史进行重构与深入、系统研究的首部专著,其学术价值与地位是相当高的,值得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同行和有兴趣的读者认真一读。

《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一书在立论、在内容上,限于笔者学识浅陋,不敢再作其它评价。它的完美已不再容我对其说三道四了。但不客气地说,该书在其它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行文与用词的雕琢上仍需下更大的功夫。

行文不严谨,文字欠雕琢,校对不仔细,漏字、多字、错别字多处可见,某些句式有待进一步润色等,是我对该书文字方面的总体感觉。容我在此略摘几处,以作例证。如第65页中”…新加坡的报纸有助于破坏种族联系。……促进中国文化。”句中画线部分(笔者所加)读来总觉有“不文”之嫌;第73页第3段之“……性比例的正常化……”句似乎在“性”后面漏了一个“别”字;第91页中第二段“……新加坡第一次有了完全民选和强烈多数的政府”,“强烈多数”似乎没有这一说法;将J·B·惹耶南多处写成J·B·J惹耶南;第126页第2段中之“外国储备”应为“外汇储备”;第158页中第1段之“昌厥的个人主义”中之“昌厥”当为“猖獗”;……小小错误虽无伤大碍,但总让人读来如鲠在喉,感觉不畅。又如一个身段、气质俱佳的小姑娘在本应光鲜照人的美丽的脸上长有许多的雀斑,让人总引为憾事!

好的内容要靠好的形式来载托。好的思想只有借助于好的文采才能流传广远。如果有好的内容却因无好的形式或因形式不够完美而影响了内容的传播,岂不是一大憾事?!一本好的著作,不单单要有好的思想、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语言与好的行文来载负它,能给读者一种读来欲罢不能的感觉。陈祖洲先生的这本《新加坡—— “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诸如此类的文字问题在丛书已版的其它著作中亦同样存在,这大大影响了丛书的可读性。对于这样的不足,我想本书的作者是有责任的。但我想出版社在作者校对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把一把校对关呢?这套丛书是国家的“211工程”项目,规模之大,覆盖国家和地区之广皆为国内第一例,负责各国案例研究的多为国内在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其学术价值与意义自不用多言。出一套丛书不容,出一套经典的丛书更是不容易,真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群和出版她的出版社能再多尽一些心,使这套丛书做的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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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