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恩怨始末

29/09/19

作者/来源:每日头条(2016-10-23) https://kknews.cc

国文大师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恩怨始末,险些晚节不保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事件全过程:

话说,新加坡的侨领因为冷战时期子女无法在中国接受华文大学教育,又担心子孙脱离中国文化,所以在1952年初,兴起筹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李光前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林语堂虽然是闽南人,但当初在物色南大校长时在执委会诸公心目中并未受到关注。第一个被提出来的人选是林文庆的长公子林可胜博士,他是世界生物学权威。当南大和他接洽时,他没有马上答应,暂抱观望的态度。

南大执委会也曾与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接触,梅贻琦对南洋华人有意创办一间华文大学,觉得意义重大。当时他有一位女儿住在吉隆坡,他表示想从美国过来先看看,然后再作决定。据说李光前曾极力推荐梅贻琦:认为他是一个很合乎理想的人选。因为李光前认为,办大学的,一个作家不如一个学者,一个学者不如一个教育家,一个教育家又不如一个教育事业家,而梅贻琦正好是一个有办大学经验的教育事业家。

另外,南大执委会秘书也曾致函胡适博士,试探他是否有意出长南大,但是没有得到他的复信。

当南大正在忙着物色校长人选时,在纽约担任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便很技巧地透露其深感兴趣。有一位南大执委便提议和林语堂接头。不久,林语堂就放出风声说南大已聘请他为正校长,林可胜为副校长。可是以林可胜在学术界的地位,如何肯屈居于林语堂之下,所以南大副校长一职后来一直就告虚悬。同时要请梅贻琦出任校长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陈六使为马来西亚富豪,掌握全东南亚橡胶储藏,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富可敌国,对市场的影响力比起任何政府皆有过之,但他对政治一片空白,根本未料到创办南洋大学会引发政治问题。

这所由华侨集资美金四百万元兴办的大学,由于位在情势敏感的东南亚,开办之初就商定,校长除应具国际声望外,不宜由国、共任一方党员出任。正因内外情势复杂,胡适、钱穆等人多有推辞,直到校方派代表到纽约邀请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承诺未来会有足够经费与权柄支持,林语堂才首肯接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

就任校长前,林语堂坚持理事会须给予具体保证,其中之一是“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又要求理事会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以前,至少分别筹集330万美元,陈六使不仅同意,而且承诺个人立即捐出170万美元。获得具体承诺后,林语堂着手规划校务,并将于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的二女婿黎明挖角到南洋大学,出任他的执行秘书。

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毕竟林语堂不满左派与共产党是公开的事实,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

部分学校董事抨击林语堂在信中署年“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且翻出1954年林语堂赴新加坡前,一则译自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旧报导,批判林语堂说“南洋大学在对抗共产主义侵入亚洲非共党人士心灵的战斗中,将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前哨“等语,质疑他违反政治不介入的共识。

继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中文报开始攻击林语堂,且林语堂接获将不利他生命的恐吓信,学校捐款也出了问题,大商贾捐款迟迟不到位,形成学校半数捐款来自新加坡踏三轮车的、理发的和街头小贩等最贫苦华侨的奇特现象。

但林语堂事后解释,所谓建立反共大学的说法并不正确,他在《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澄清,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

由于之前兴建的校舍与林语堂教学理念不符,以及对于学校预算问题和学校行政和基金管配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最后林语堂委托律师与陈六使调解无效,导致双方决裂,董事会以签订五年合同的一半年限支付遣散费给林语堂及11位教职工,共三十万五千两百零三星币。该部分金额最后由陈六使独自垫付。林语堂一班人接受遣散费,决定总引退。

在这事情上陈六使代表的校董事会及林语堂各有过错,为了全体南洋华人的血泪钱,陈六使以个人名义承担了无法兑现当初给林语堂承诺的错独自掏腰包三十余万星元。而对于林语堂虽然获得了近三万星币遣散费(1946年,林语堂51岁,不菲的版税和稿费,林语堂已拥有了十几万美元的家产),但由于之后南洋大学命途多舛,所以林语堂在新加坡华人领域多受争议,南洋大学事件对林语堂的晚年名声造成一些影响。

晚年林语堂由于一些政治原因定居台湾台北阳明山。

总论:

要搞清楚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恩怨始末,我们要搞清楚几点:

一、林语堂之所以要把握财务的命脉,跟他早年邀鲁迅等北大牛人到厦大,本想兴办家乡教育,结果受邀的国学大师包括林语堂自己,落得被排挤有关。

厦大早年和南洋大学相似度挺高的,都是南洋华侨民办的,只不过一个成功了,一个不算成功吧,这里头的个中人事关系甚为繁复,有人之处有江湖啊。

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从鲁迅、林语堂被厦门大学赶跑看门派之争和红眼病罪恶,不知为何天涯扎口了。还有这篇得罪厦门大学校长 鲁迅只准用一个灯泡。

林本想纠正早年犯的错误,以为抓住钱的命脉就能搞好大学,殊不知又在同一个炕,朝另一个方向跌倒了第二次。玩权术玩不过同是文化人,跟商人抢钱权,更是不可能的事了。死了以后还被曲解成这样。

文人都是太理想太天真。

挑几段上文参考文的话,估计很多人懒得看了:

1925年是陈嘉庚事业的鼎盛时期。陈嘉庚与林文庆讨论以后,决定筹建国学院,聘请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当时正式3.18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高薪,“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沈兼士还提出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林文庆表示同意。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

“半个北大”的到来轰动了厦大,新教授的风光很快就让原来厦大的教授们心态失去了平衡。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是以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厦大的实力派刘树杞为代表,因为“半个北大”的名教授来到厦大,新教授的风光很快就让原来厦大的教授们在心理失去了平衡。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让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姑且不说这文理之争孰善孰恶,出发点至少是为办学初衷和价值立场起争执。但是林语堂请了那么多人来,结果却这样,难道林老头不能反思一下年轻时因为教育兴学,太乐观而犯下的错误??

华人办学教育机构内部到今日,依旧是体系、人事、人情复杂,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林语堂要叫自己人掌控财政了,旅居海外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除亲系外的自己人?甚至叫侄儿放弃第一世界金融行业的工作,到第三世界、而且不知工资能不能发得出的民办大学搞财务。结果被说的全家贪财垄断,离开了南洋大学,他的家人靠这个发财实在是很难致富

二、关于钱

开世界一流的工资是提议,也非林一人享用,林从到学校到闹翻离开总共才半年,实际提出财务预算才40日,能领到工资么,中间林也不是没做事。所谓派车,后来车又不能带走,最多算是租赁不到半年吧。下文的遣散费已包含了4个月的工资,难道这4个月叫人不吃不喝么?

提出的工资,跟最后遣散费又是另一回事,最后遣散费也不光是林一家人拿到,还有其它随林而来的学者教授们。但是居然把所有的钱都算在林一个人人头上。

林太天真,以为商人办学请你,真心就是搞教育,爱其名气也好,用作傀儡也好,林自己用钱起来也不太算计,花钱如小资(此不止在南洋之事上被人诟病了),更何况学校这么一个无底洞了,商人的心在滴血啊~商人的赚钱能力也赶不上无底洞。

至于盖房经费具体数额可以参考相关资料,一个学校哪是30~50万(未知单位)就能弄起来的啊,建一栋校舍只用50万(未知单位),不说一流性大学,搞个大学就连陈嘉庚都要倾家荡产,我只能呵呵呵了。

遣散费一览(把那么多人跨洋骗来,车马费要不要给,来回路费总要吧?当年交通可没现在这么便利)

4月6日下午三时,南大“全权代表团”在总商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后,立刻到南大校长室与林语堂及各教授见面,办理发给遣散费手续,遣散费总数共达三十万五千二百零三元,连同四月份薪金,总数高达三十二万四千余元。

林语堂及各教授所得的遣散费,是按照聘约所规定年限的薪额一半,外加归返原地川资预算。林语堂的聘约为五年,即领二年半薪金,他的遣散费计二十一个月薪(四月份不计)六万三千元,外加川资九千二百四十一元五角,共七万二千余元。 (和个人拿的三十万差好多)

另外文学院院长熊式一,理工学院院长胡博渊,行政秘书黎明,校长秘书林太乙,校外部主任黎东方,建筑工程主任杨介眉及其夫人施惠兰,文学院教授查理士达夫,讲师王佐及其夫人图书馆管理员陈秀锦等,都是三年聘约。杨介眉夫妇领得四万余元,王佐夫妇原居马六甲,其后赴美求学。但其遣散费也与外地来星者同等待遇,而且得到回美盘缠四千余元,共领得三万余元。担任校长秘书的林太乙,据校长所提的概算案是月薪六百元,后来以月薪八百元计算

以上总和才是三十二万吧,此文货币单位不详。

三、个人观点

所谓高额的遣散费,华人世界这群南洋人讲的是人情,林语堂前期签的是合同,按林的西方思维的规则来说,合同比人情更重要,以致于后来一些偏一边的报道说林手上的“皇牌”,虽然很酸,但这点上他们也不否认。

这事就好比,你是个稍微有才自命不凡的高管,有个很赏识你的老板要来挖你,你跟他很谈得来,一拍即合签完了劳动合同(合同有保护劳动者被开后的权益等诸条人事任免事宜),老板开头画了很多大饼,而后资金不到位。此时老板说自己很穷,开始打情义牌,家里保姆、司机、戏子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已经不拿薪水好多天了,要不你也就这样委屈一下吧~而你还按原先的想法一意孤行,这中间还触犯了其它股东董事的利益,要逼你走人。更可笑的是,之前你因公司为你许下的美好愿景,或许满怀梦想,怂恿七姑八姨亲朋好友辞了公职、远渡重洋准备为公司出谋划策,结果工资和实际一碰就碎,还弄得里外不是人还把人都得罪了(这情节乍看像传销或者是商业故事)。到最后老板也和你谈不拢、说理念不同,你想想付出的代价、来自多方的压力、自己平时一贯的西式治学思维已无法和公司的人沟通,那还是走为上计。还好之前有劳动合同有所保障,可以诉诸法律,但在讲人情的华人世界里,最后法律也不了了之(60年后还居然为此被拿作消遣,怪不得“法治”社会呢),因为你搞的是华人最为看重的教育事业(可惜多年后华人现在教育不也产业化了?)偏偏西方教育私立大学都是有金主赞助的,而华人讲的是付出不求回报啊。 最后,好歹老板还算有良心,说遣散费我自己掏腰包出,也算君子。而和其它看你不爽的股东有利益牵扯的发言人,一看除却了眼中钉肉中刺,还不用掏钱,大快人心,又不能不作为,于是喊两嗓子表示对出钱老板的同情,说老板多高风亮节啊~要我说,不拿钱,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既然做了一回理想主义者,不做第二回傻子才是正道。至于保姆司机戏子不出工资那又是另一回事,人都有天真、理想化的一面,包括老板在内。 谁都有被美味大饼吸引的时候,画饼人未必吃得上饼,至于最后谁吃上那块饼又是另一码事了。

以上反正都是故事,不必当真,换作是你,你如何选择呀?在商业社会里,也就是一件劳动纠纷罢了。这种事成功了就是马云,不成功了就呵呵呵了。

钱这事要发挥起来,没有不伤感情的时候,以西方司法来诉东方办学思维,不吵那才奇怪了。幸好李光耀改革成功。

而且以下是林语堂的原话:

“头家是三轮车工友” (头家是闽南语老板的意思)

南大预算案的纠纷,经过三十五天的斡旋仍无结果,到3月20日,陈六使接到林语堂的公函,邀陈六使亲自出席,与校方同人举行洽商,以谋事件之早日解决。

林语堂是在加东南大临时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致陈六使的公函。林语堂对记者说:“我所以不愤而辞职者,是为顾全三轮车工友对南大之热心 支持,现在,我以为有力者已尽量出力,但有钱者未必已尽量出钱支持南大。我没有头家,我的头家是三轮车工友,他们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那些有钱的人, 并不是我的头家,他们的钱,不是用血汗赚来的,我并不是为他们服务。”

林语堂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怖他自接任出长南大校长以来,与陈六使连瀛洲的八封来往函件。这些函件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林语堂要完全控制行政大权,并要执委会一口气就筹足二千万元为基金,陈六使则表示一切没有什么问题,但林语堂则一再表明“弟之就职与否,全在基金成立一次捐足与职责明定二事”。 信中且有“若夫手表廿五元亦一只,七十五元亦一只,即无抽水马桶亦可出恭也。”等妙句。

当然其实他的头家是校董,估计一开始他自己也没弄清吧,或者打温情牌。

以上资料参考于南洋大学校友会 History 00 历史资料 其中一篇是林的阐述,因为题目不适合放上来,请自行查找。

林语堂生前官方评价一直是反动文人,汉奸——诸如此类者盛。甚至今天官方也没肯定过林语堂。

再例如之前坊间盛传的一句话,明明林没说过也要安在林身上,莫名其妙的“好感“和莫名其妙的”不好感”大概都生于此。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出现的错别字什么的请雅谅,如想到什么,再做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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