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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作文人而不作文妓

15/09/19

作者/来源:书摘 (28-9-2009)http://culture.ifeng.com

林语堂的盛名之累还不止于此。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导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早在1940年,林语堂返回重庆访问相当短的时间,即宣布将返美,当时就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且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段纷争。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语堂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天他才首度访台。

1955年爆发的南洋大学事件,应是林氏夫妇态度转弯关键。

林语堂指出,新加坡的侨领因为不想让子女在中国接受共产思想训练,又担心子孙脱离中国文化,所以在1952年初,兴起筹组南洋大学。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陈六使为马来西亚富豪,掌握全东南亚橡胶储藏,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富可敌国,对市场的影响力比起任何政府皆有过之,但他对政治一片空白,根本未料到创办南洋大学会引发政治问题。

这所由华侨集资美金四百万元兴办的大学,由于位在情势敏感的东南亚,开办之初就商定,校长除应具国际声望外,不宜由国、共任一方党员出任。正因内外情势复杂,胡适、钱穆等人纷纷推辞,直到校方派代表到纽约邀请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承诺未来会有足够经费与权柄支持,林语堂才首肯接任。

就任校长前,林语堂坚持理事会须给予具体保证,其中之一是“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又要求理事会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以前,至少分别筹集330万美元,陈六使不仅同意,而且承诺个人立即捐出170万美元。获得具体承诺后,林语堂着手规划校务,并将于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的二女婿黎明挖角到南洋大学,出任他的执行秘书。

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毕竟林语堂不满左派与共产党是公开的事实,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

部分学校董事抨击林语堂在信中署年“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且翻出1954年林语堂赴新加坡前,一则译自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旧报导,批判林语堂说“南洋大学在对抗共产主义侵入亚洲非共党人士心灵的战斗中,将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前哨“等语,质疑他违反政治不介入的共识。

继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中文报开始攻击林语堂,且林语堂接获将不利他生命的恐吓信,学校捐款也出了问题,大商贾捐款迟迟不到位,形成学校半数捐款来自新加坡踏三轮车的、理发的和街头小贩等最贫苦华侨的奇特现象。

但林语堂事后解释,所谓建立反共大学的说法并不正确,他在《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澄清,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

未料不过半年,学校尚未开课,即传出校长和董事会的关系达危险程度,林语堂可能离开南洋大学。1955年4月1日,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一个星期内,董事长陈六使签发总值马币三十万余元的十三张支票,作为林语堂和教授群的补偿与遣散费,林语堂随即搭机飞往法国巴黎。

就在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美国《时代周刊》揭露内幕,指这起表面上起因于经费和教育方针的争执,实际上为思想斗争的战场。紧接着,林语堂于1955年5月2日出刊的《生活》杂志发表长文,表明自己是“被迫辞职“,之所以没有立即向大众说明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家眷“有残遭共党枪手暗杀的危险“。而且林语堂指出,在他辞职前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住在新加坡就有英国警察的特别保护“。

南洋大学事件让林语堂耿耿于怀,且终其一生对于无法将南大建成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感到不平。

离开新加坡后,林语堂外表依旧坚强而幽默,夫人廖翠凤则一度因南大风波而精神衰弱,于是夫妇俩暂时旅居法国坎城,随后数年持续悠游于欧美,他曾于1955年夏天,带着妻子、幼女与甫离婚的长女,在欧洲进行所谓“林语堂式的漫游“,感情丰沛的他在莫扎特墓前流下激动的眼泪。

直到1958年10月,林语堂伉俪才应中央日报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认识祖国的情况“,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十四年,但这一次,林语堂只能在台湾与故乡闽南隔海眺望。

为表示对林语堂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出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和曾虚白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氏亲友多人,接机场面之热烈,廖翠凤还一度遭人潮冲散。第二天出刊的报纸形容,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归国“情况最热烈的一次。

虽然是第一次赴台,但台湾的闽南乡音,让林语堂难忘,情不自禁透露期盼落叶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心愿。

正值金门炮战紧张之际,蒋介石夫妇仍抽空在官邸会晤林语堂,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考证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且借机会,给予林语堂一项新职“外交部顾问“。

林语堂结束短暂访问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与共党间的恩怨,不仅拉近幽默大师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改变他的宗教观。年轻时,身为牧师之子的林语堂,很早就展露布道的能力,一度以牧师为未来志业,妻子廖翠凤也是信徒。但在大学求学以及创作的历程中,人道主义的精神慢慢改变了林语堂,原本坚定的信仰起了动摇,加上对一些传道人在礼拜堂的“狂言乱语“反感,决定和有组织的宗教脱离。

但矢志不信仰宗教三十年后,林语堂又于1959年重行皈依基督教,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报导指,这是因为林语堂认为,“随着唯物主义的进展,人们失去了约束,失去了对神的恐惧“。

1965年7月,林语堂夫妇在美国纽约庆祝七十双寿,在诗词酬应间透露将离开美国的讯息。1966年,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凝聚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终于进一步促成年高七十二的林语堂下定决定离美来台。

他先是二度访台,同年六月返台定居台北市郊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上,并以客卿身分与蒋介石相处,推辞国民党政府的官爵。仰德大道二段141号新居,是两蒋政府的礼物,由林语堂亲自设计,台湾第一代建筑师王大闳建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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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