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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否借鉴新加坡管治模式

30/08/19

作者/来源:林祖伟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

香港争议:中国可否借鉴新加坡管治模式

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多年来经常互为竞争对手。两座城市人口接近,同样面对贫富悬殊以及地少人多引申出的房屋问题。两地在西方学者的角度里,均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社会,选举制度倾向建制,而香港享有比新加坡更大的言论、集会等政治自由。

香港《逃犯条例》争议爆发之后,商界对香港前境充满忧虑,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削弱香港的自由度和独特性,一方面担心香港示威升级令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早前已有声音传出,部分企业考虑到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考虑迁往新加坡。

香港面对主权移来以来最大的管治危机,BBC中文採访香港和新加坡的观察人士,他们认为香港难以实行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因为本身的自由、法治等均是香港的独有优势,而中国如果谋求想香港变得稳定,需要在政策上更尊重香港的本土意识,而并非将其「污名化」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主权事关身份认同

新加坡是独立主权国家,香港是中国「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下的特别行政区,没有独立主权。政治地位的差异令两个政府的问责对象不同。

邝健铭曾经出书《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在书中用新加坡的故事,去反思香港的未来和管治方式。

他对BBC中文说,新加坡政府的服务对象很清晰,就是新加坡的国民。但香港政府的服务对象则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本土社会,港府被人诟病,其服务对象的天秤倾向中国政府。

邝健铭举了多个例子,例如港府把中环海滨用地划作军事用地,高铁实行「一地两检」,以至近期《逃犯条例》争议也是想解决中国治外法权的问题。

这些考量亦会影响民生议题,在供水方面,新加坡为了避开受马来西亚的制衡,而发展海水澹化技术,但香港迟迟未朝这个方向发展,原因不是成本或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问题上,新加坡2013年发佈一份甚具争议性的人口白皮书,被批评可能吸纳太多外来人口,但当时,新加坡的从政者可以再三强调,新加坡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希望新移民建立新加坡的本土意识。

香港接收大量大陆来港新移民,据港府数据,2019年年中比去年同期增长7.3万人,当中4.4万人是单程证持有人。和新加坡不同的是,港府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香港人」,更不会强调本土意识,反而是希望推行国民教育、国歌法及普通话教学等政策,希望香港人增加国家认同感。

「本土意识」的尺度

香港多名立法会议员,因为政见而失去参选资格或是被褫夺议席。邝健铭表示,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同样是透过选举方法令反对党难以获胜,但「新加坡选民受到政权打压的力量,比当下的香港为少」,而当执政党意识到自己支持度下降,例如2011年,执政党选举受压后,就要更换大部分内阁成员,但相对地,香港行政长官以至官员任命,凖则是「哪个人可以得到中央祝福」,无论行政长官或是建制派取得较少票数和议席,也不构成政治压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对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务官员在程序上,必须先选上国会议员,即是经历基本的选举,「这样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贴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样面对社会经济内部矛盾、贫富悬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问题,庄嘉颖说,新加坡在物质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该国国民对政府没有不满。新加坡的社会、政治张力没有香港明显,一般民众已经接受了威权统治。

这与新加坡的历史脉络有关,庄嘉颖说,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从英殖民时期到独立,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几年,当中不少涉及劳工权益的反殖民运动,「整个过程包含了多人被长期未审拘留、扩展包括鞭刑的国家暴力、政治镇压、收编、收买、再分配政策等手法,才逐渐压下去。这类事件不算很快被解决。问题很快被解决的印象,来自管制社会和言论后,所建立的叙述。」

庄嘉颖认为,新加坡所谓「家长式」统治,其实来自长期对公民社会的分化、施压,对社会的控制、收编,以及去政治意识的「国民教育」。

「这样虽然建立一定的稳定,不过长期运作下,造成民间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间对权利和国家机器的依赖。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国城市对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还有能监督行政权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袭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价会相当高,那个香港也不再会是现在的香港,」他说。

邝健铭认为,中国有意在香港推行类似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但近年的抗议事件突显这很难成功。

他认为,中港当权者要学习一个道理,「本土意识是发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识「被污名化」,亦被执政者视为「社会动乱」。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务对象方面更顾及本土社会,情况会否好一点?邝健铭说,这并不容易,「由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国民教育,2014雨伞革命,到现在反送中。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时间英国人管治,香港对极权管治模式不适,并作出了反应。」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时期并没有强势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员有一定的自主性,「不一定永远听伦敦的指示」,但主权移交后,中国政府重视国家安全,这种意识成为一种威权管治风格。

他说,香港的时局与国际关係有一定联繫,中国会否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的不变,将会成为西方国家评估与中国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成为令中国尴尬的障碍,因此香港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很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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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