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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新中华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29/11/02

中台新中华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作者:吴英成博士

一· 序言

有鉴于血统的延续性,一般的华人总习以为常地认同“中国人”这一“想象共同体”,简单地认定三地华人(甚至全球华人)皆属同文同种,应当很容易进行血浓与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近年来新加坡、中国及台湾三地的政经接触却出现许多不愉快的摩擦,其中台海两国论的僵局、新中苏州工业园合作开发案的触礁以及近日新电信收购香港电信的投标失败案,都是明显的例子。

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曾直言:“苏州的经验显示跟在中国的华人比较起来,我们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追根究底,苏州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联合早报》1999.6.19)。对中国抱着亲切好感及热烈期待的新加坡华人,在现实商战中频频受挫后开始认知:海外华人虽然都是数百年间陆续从中国祖籍地迁移而出,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大陆的共产专政、台湾和香港各自经过日、英的殖民地统治、新加坡由英国开埠殖民后扶持立国),加上华语与当地通行的华族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中国及海外华人早已衍生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活价值体系及语言变体。

暂且不论与中国或台湾华人的差异,即使是同居于新加坡岛国的黄皮肤黑头发华人,便戴着不同的面具(文化认同)。中台的华人还都利用华语来陈述各自的文化故事,新加坡则出现一批不会或不愿说华语的“英校生”,他们以血统、姓氏、习俗、信仰为核心价值(Pakir 1993:85)。这类“同种不同文”的华人的英文读写能力十分强,家人多以华族方言沟通。他们与另一批“华校生”形成强烈对比,后者趋向以言语(华语)作为建立与传递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对于华人的要求非常强调(中华)文化性认同:说华语、写华文、读中文书籍、了解中国历史(Pakir 1993:85)。比起新加坡华校生以严格的同“文”定义对“中国人”的要求,我们可以说英校生的自我认定较偏向于“人类学似的”。(黄锦树1998: 112)

本论文将在下节先分别论述华语在新加坡、中国及台湾三地的社会地位,而后以实例举证三地的词汇变化及不同的语码混杂方式。由于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使用同样的文字,鸡同鸭讲的文化沟通障碍仍随时可能发生。

二· 华语在三地语言社群的地位

在三地通行的华语虽然是同一语言实体,但因为在三地的定位不一,名称也就有别。新加坡称为“华语”,在中国称之为“普通话”,在台湾则称为“国语”,而这三个名称又各自代表其深层文化的意义。

在新加坡,政府鉴于南来的华人族群只能以各自的祖籍方言沟通,于是从1979年起大力推行“讲华语运动”,自此以祖籍方言(例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由1980年的76.2%急剧下降至1990年的48.2%,反观以华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却从1980年的13.1%急速上升至1990年的 30%(Lau 1993:6)。这些数字标识着华人祖籍方言已失去最保守语言堡垒(家庭域)的主导地位华语终于 “名副其实” 成为所有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然而,在学校被当成华族学生“母语”必修课程的华语,却因教学目标被局限在延续中华文化或传统价值的窠臼中,教材内容常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教学也被视为说教八股,以致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本来就依赖英语为主要学习语言的新加坡学生,华文程度难免日渐低落(吴1999)。

虽然目前华语还是新加坡华人最普遍使用的家庭用语,然而英语却是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领域的高阶与强势语言,无论在工作场合或行政机构等正式情境,英语都被视为主导语言。另一方面,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在家里使用英语交谈的华人家庭,已由1980年的10.2%倍增到1990年的21.4%(Lau 1993:6),而且增加趋势必会日渐加剧,英语取代华语成为新加坡主要家庭用语指日可待。

目前在新加坡这个双言制社会里,英语与华语具备不同社会语言功能:英语的实用功能高,而且被定位为进入国际社会的桥梁,属于高阶语;华语则偏向文化传承的情感功能,属于低阶语。相对而言,中国和台湾则是汉语体系内的双言制社会,在两地基本上华语还是高阶语,各地的汉语方言则属于低阶语。

中国自五十年代末期积极推广普通话,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通用的普通话”,认定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语(周有光1997:17-20,Chen 1999: 23-30)。

同时,它也是唯一的官方语言与重要的国际交际语。从语言使用场合及其社会功能而观,普通话属于强势的高阶语言。举凡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学术、传媒等领域与较正式场合,无不以普通话为主导语言,而大部分的学校也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在中国,各民族语言和各地区的汉语方言则属于弱势的低阶语言,一般局限在非正式场合(例如:家庭域、市场域等)使用。然而由“普通话”这一名词也可知道,中国当局强调华语的通行价值,并未因此而贬低人民大众使用的其他民族语或汉语方言的地位。

在台湾地区,主要的领域(例如:法律、科技、学术等)与正式场合也是以华语为主导强势语言,它同样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由华语被称为“国语”一词可想见,推广时期行政当局曾极力赋予它正统的地位。直至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兴盛,原处受压抑地位的本土汉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语与客家话)开始被赋予高度的政治内涵,成为争取族群认同的利器。本土汉语方言的使用也不再局限于非正式场合,连国会殿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正式场合也可使用。但是,其使用场域及普及度与国语相比较,还是颇受限制(宣范1993,曹逢甫1997)。

三· 华语变体:中、台、新华语词汇比较

词汇是语言符号中最敏感且变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体反映出社会文化变化的面貌。中、台、新三地特有的华语词汇或以同名异实的形式出现,或以同实异名的形式存在,然而这些相对应的词汇相互之间却是无法任意替代的,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打上该社会特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三地的华语甚至还出现不少本土自产的特有词汇,反映了该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即使一样是方块字,但在其他地方硬是无法找到任何对应的词汇。

3.1同实异名的词语——本土认同的标志

华(汉)族的共同语及演奏的传统音乐,三地便出现名称迥异的
词汇:

中国大陆      台湾    新加坡

汉语、普通话    国语     华语

民乐      国乐     华乐

各地选用的名称可谓社会意识形态沉淀的结果。中国大陆称之“汉语”强调其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称“普通话”则与传统名称——“官话”相对,强调此语言的普通特性,乃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具任何特权性质,此名称与中国大陆政权所标举的共产意识紧密相连。台湾称之“国语”乃沿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时的名称,强调其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来族、印族等)形成对照,自然把华人的共同语称为“华语”,以强调其海外华人的认同。许多词语(例如:华裔、华社、华校、华教)也以“华”作为词素,以突显其民族性。

以此类推,三地炎黄子孙也以各自的语言意识形态为中国民间乐器演奏的音乐命名:“民(族)(音)乐”(中国大陆)、“(中)国(音)乐”(台湾)、“华(族)(音)乐”(新加坡)。

“旧词语”的存留更替也体现三地的社会心理:例如:清道夫(台湾)、清洁工人(新加坡)、清洁工人或环卫工人(中国大陆)。新加坡及中国大陆以新词替换旧词意味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而台湾沿用清道夫此一旧词则意味着传统的承继。

外来新事物的译名本应比较中立,但是某些译名与当地的社会心理发生联系后,就会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德国生产的“Mercedes-Benz”便有不同译名:奔驰(中国大陆)、宾士(台湾)、马赛地(新加坡),由此可看出三地对象征财富和身份的名牌汽车有不同的涵义。

3.2 同名异实——文化分化的标志

同名异实的词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地已经消失的义项仍在另一地存留使用,例如:“检讨”一词原本有两个义项,可指正面或负面的“对事情进行反思”,在中国大陆经过文革后,此词汇大多只使用负面的“对错误的反思”义项,而在台湾与新加坡此词汇的两个义项还被存留。另一种是一原来通用的词语在一地加入新的义项,而在他地则仍用原来的义项,例如:“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新加坡也以同志作为称谓,但是仅用于政党内部。在中国大陆也作为人民之间的称呼,而在台湾则新增“同性恋者”的意思。

3.3 自产的特有词语——本土社会文化的镜子

三地自产的特有词语或流行语,最能反映三地特定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且在其他地区常常无法找到对应的词语,因为它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可谓社会文化的镜子。

中国大陆早期共产社会的用语,例如:集体领导、半边天、红卫兵、臭老九、五讲四美等,记录了当时的变革情况。近2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也留下许多语言印记:“经济特区、万元户”,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房改、下岗、机构改革、创收、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则是近年来改革深入的写照。

从台湾流行语就可管窥当地的“花花世界”,其中包括台语(闽南语)流行语:“盈盈美黛子”(形容这个人太闲没事做);数字流行语:“119”(求救代号)、“520”(我爱你);日语转换的流行语:“秀斗”(脑筋短路、迟钝的意思);歧义流行语:“淑女”(“俗”气的“女”人);洋腔流行语:“BMW”(Big Mouth Woman;形容大嘴巴的女人)。

新加坡建国以来的自产特有词语中,“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发展理事会、集选区”反映本地的政治生态;“组屋、大牌、小牌、建屋发展局”反映政府推行的住房制度;“拥车证、限制区、现金卡、阅卡器”反映政府特有的交通管制方法;“乐龄”(指老年)词汇链……“乐龄中心、乐龄公寓、乐龄村、乐龄网、乐龄俱乐部、乐龄周、乐龄综合服务中心”反映政府提倡的“关怀”与“分享”政策。

四、语码混用:由句内层扩散至句间层

新加坡政府将在四月起展开“讲标准英语行动”(《联合早报》2000.3.10),这个语言行动的对象是针对40岁以下的学生与工作人士,希望纠正他们的“新加坡式英语”。其实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的社群中,说话者很容易在交际中,同时(掺杂)使用两种或者以上的语码或者语言变体,这种语言现象叫做语码混用,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杂烩式新加坡英语或新加坡华语。

这种语码混用的现象,在双言制的社会相当普遍。就以台湾为例,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外省籍候选人宋楚瑜为了争取本省(闽南、客家)族群票源,在华语讲词中有意无意地夹杂以闽南语、客家话发音的词汇与句子,象征他对本省族群成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华语在台湾属于强势语言,许多新兴词汇为本省语言所无,因此,本省籍候选人陈水扁在以闽南语发言时,夹杂以华语发音的词汇与句子也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这种华语夹杂方言或者或者方言夹杂华语的语码混用现象在各汉语方言区也非常普遍。由于这属于同一语言中的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言混用现象,华人都不觉得怪异或者不自然。

然而,当属于不同语族的语言(例如华语夹杂英语)互相混用时,许多提倡“纯净”语言的卫道者就会大加斥责,认为这是语言能力低落者的副产品,这也正是新加坡社会不断出现讲标准英语或讲标准华语相关呼吁的原因。

在新加坡这个多元语言的社会中,华英(或者英华)语码混用的现象虽然屡见不鲜,但仔细分析又有句内层与句间层两种语码混用类型的差别。例1是两位华族小姐在地铁站交谈时的对话:

初到新加坡的中、台旅客乍听到例1的对话,或许还以为他们正在以英语交谈。例1是属于比较早期的语码混用类型。它起源自六、七十年代英语口语能力不强的华校生,为求时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特意在言谈中加入部分英语语码,这种在华语系统内包含着英语、汉语方言、马来语等不同语言的语码混用现象,形成本地独有的杂烩式华语特质。当然,说话者也会视状况自由选择保留华语的词项,尤其是在讲究正统” 华语的正式场合,以免遭人诟病或者批评。

新加坡教育部自70年代末期,逐渐取消以往华英校有别的二元学制,转而在中小学广泛推行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母语”仅为一门必修科目。教育部原先的构思是期望通过新的双语教育制度培养出大量左右逢源的双语人。但是目前却出现许多双语水准皆属二流的“半桶水”,他们因为在学校接触英语的频率比华语高出许多,无论来自哪种家庭语言背景,一般上掌握英语的能力逐渐高于华语,以致在日常华语交谈中陷入词汇不足的困境,中英文语码混杂的现象日渐加剧,而且成因跟早期追求时髦的华校生心态截然不同。

因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华语词汇,现在的新加坡学生只能在华语句式中夹杂新加坡社会通用的英语词汇,杂烩式华语也继续成为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使用华语地区独特的语言现象。例2是本地大学生在校园讨论课业的对话实例:

在大学学生餐厅里,两位被作业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生正在交谈:

值得注意的是例2与例1(新加坡华校生)所使用的语码混用类型有明显的差异:早期华校生的语码混杂只停留在句内层(intra-sentential level),代换的项目多为词汇。现在新加坡学生的杂烩式华语句子成分,不仅在句内层,同时在句间层(inter-sentential level)也存在代换成分,例如:“Wheregottime,这样多东西做,这个semester really like hell” 同时包含从主体语(华语)对译的子句 :Where got time(哪里有时间);华语子句:这样多东西做;英语为主体语,华语为嵌人语的混用语码:这个semester really like hell。

句间语码混用现象正是源于词汇缺乏,可视为语言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semi-speaker)无法有效地使用双语的证据(Holmes 1992:40-53)。如果新加坡的年轻一辈无论华语或英语水平,都只能陷在半桶水的困境,这也难怪当局要对杂菜式的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英语进行高分贝的批评,并忧心忡忡地提出语言标准化问题。

五、结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语言及其变体都是一律平等的。

然而,当语言出现变体时,一般人总以好坏、高低、对错、美丑、正负等两极的价值判断各种变体。这些价值评断并无法从语言变体本身找到证据来回应,人们的评断其实是反映他们自身主观的意识形态。

相对于中国的“正统”华语,台湾及新加坡华语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出现丰富多元的(词汇、语音及语法)变体,我们也应以平常心看待。就如同英语随着19世纪英国的对外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加上20世纪美国崛起成为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而造成英语散布至全球各地,逐步从英式英语衍生成今日的各种英语变体:美式英语、澳式英语、纽式英语、印度英语、甚至新马英语 (Crystal 1997)。

从前节论述可知,我们应正视三地华语及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早已转变的事实,并进一步在促进语言沟通(求同)与保留本土意识(存异)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倘若采取强硬的“定于一尊”作法,不但无法促进三地的实质文化交流,反而使彼此的关系渐行渐远,阻碍全球华语的平稳扩散。区域性的语言变体自有其文化认同的价值,虽然会造成部分的沟通障碍,但是透过入境随俗的虚心学习及编纂各地特有词语词典(例如:汪惠迪(1999)《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等方法都可稍稍弥平。

在新加坡,以英语作为主要交际用语的人口持续增加已是沛然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是我们仍得特别关切年青一代日渐严重的华语句间语码混用现象。他们这些双语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虽然在新加坡国内进行人际沟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与其他地区的华人进行涉及专业范畴的沟通时,恐怕就会左支右绌、处处碰壁。因此,新加坡教育当局除了发出高分贝的要求标准化声浪,更应落实具体行动,有计划地培养各领域的华文精英,才不会哑巴吃黄连,一次次错失21世纪大中华市场商机的竞争机会。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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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