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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法治观 以中国法家思想来验证

14/12/05

李光耀的法治观 以中国法家思想来验证

作者:陈新民 日期: 14-12-2005 来源: http://post.baidu.com/f?kz=71435978

壹、 前言-破除 「绝对权力,绝对腐化」铁律的新加坡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过去在其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三十一年的期间内,将新加坡此一蕞薾小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及马来联邦,独立惨澹经营,并成功的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 将新加坡此一地小民贫,欠缺工业基础与天然资源的殖民地港口城市,建设成一个富足的新兴与工业化的城市国家,国民所得在亚洲诸国中仅次於日本与香港,同时,新加坡已经完全摆脱刚独立建国时的窘境,李光耀有魄力的致力新加坡的公共建设,使「都市公园化」的理念,完全在新加坡实现,使新加坡宛如一座大型公园,赢得了「东南亚之珠」的美誉,与当年处处都是贫民窟,典型的殖民地城市,完全成为两个世界。

新加坡成功的另一个现象为政府的高效率及清廉的政治。新加坡原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化横行。但学习法律出身的李光耀上台後,倾全力於政治改革,厉行法治,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全世界最清廉与最有有效律的国家。依国际透明组织在今年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廉洁度排名第六,比前两年的第四,虽有落後,但仍居亚洲诸国之冠。而我国政府的廉洁度则为二十九名,与马来西亚同级。无怪乎我国近年来朝野人士甚多要求取法新加坡的廉政制度,来重整我国的公务员纪律与政治清廉。

新加坡的吏治廉明,同时法律秩序亦为亚洲之冠,全皆归於李光耀的严厉执法。新加坡在李光耀执政後,都维持了一党独大的政府,在国会内几无反对力量,反对党名存实亡,社会舆论不闻批评时政的威权统治下,新加坡所实行的「另类民主」,居然在历次大选中,获得国民的绝对多数支持。如果我们专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而论,新加坡政府权力之独擅与一般专制国家并无大异,但是新加坡的政治廉明、正破除了西方政治学铁律-「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化」-的正确性。新加坡并未因政府广泛的公权力而造成决策官员的腐化,反而是成为建设国家的利器。推其因,乃是新加坡的实施「政治威权」与「严格法治」并行,才会形成此一结果。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之处。

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於李光耀个人独特的领导风格与其法治思想。随著新加坡的成功完成经济与政治的改革,普遍地成为各新兴国家建设的典范。霎时之间,威权体制与严格执法成为国家进步的不二法门。而法律学者特别专注在新加坡的法治现状上。以新加坡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乃是藉由严密的的社会控制与刑罚的威吓手段所达成的,因此新加坡的严刑峻罚已是举世著名之事。尤其是新加坡仍实行鞭刑制,更是全世界民主国家所仅见。而专就此点而言,李光耀将法律作为控制社会及群众的工具之一,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极为契合,究竟,李光耀的「法治观」与中国法家思想有无共通之处?李光耀的行法、执法能否由中国古代法家的先哲语言论述中,获得共鸣? 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之处,以进一步的了解这位华裔「现代法家」的治国之道。

贰、中国法家思想之内涵

追溯中国法家之历史,大体上可以春秋时代的管仲为先驱,其後历经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子、李斯等人,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关於法家的著作,我国已汗牛充栋,本文不欲再狗尾续貂的就先秦法家诸子各个人的思想来分别论述,而先综合法家思想的内涵,来接续对应李光耀相关的法治见解。

法家的见解, 可略举其重点如下:

一、以「法」 为本

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乃是其强调治国之道系藉由法律来达成,也就是以「法」治国,而此点正是与儒家所强调之以「礼」治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战国时代,由於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教」因欠缺强制力,故无法有效的维持公平客观的秩序,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故集权专制乃逐渐建立,而法家也顺应时势之所趋应运而生。而当时法家之所以会受到特别之重视,乃是由於他们的目标放在富国强兵之上,主张富强必奠基於法治的基础。而「富国强兵」更是当时各国是否得以生存且不被他国兼并的最重要方法。所以,法家思想明显可见是依循著当时恶劣的历史政治环境现实所产生的「救亡图存」之道!

中国法家祭出「法」,作为国家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法因此带有浓厚的「工具论」。法家将「法」视为这种治国的良方,「法」便具有特殊的价值与特性,研究法家甚有成就的陈启天,便认为法家的「法」,具有下列几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法是;1.明分止争的标准;2.齐众使民的标准;3.成文客观的标准及4.因时制宜的标准。

著名的史学家杨树藩教授也综合了韩非子,这位集法家大成者,对於法律的特性有四点:1.稳固性;2.公平性;3.公开性;4.时代性。这四点看法大致上中肯,我们也可以在加以阐述如下:

1.法的平等功能:这是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韩非子曾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因此,凡是违反国家律令者,不论其身份究属皇亲贵族或贩夫走卒,一律都得受到处罚,此亦是商鞅所说的:「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之「刑无等级」的观念。於是,在这种类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下,下层阶级之民众当乐於守法,而上层阶级之权贵亦不敢违法,如此,国家政治之运作与社会秩序之维持当能齐一也。因此,法律的平等功能,等於严格执法的代名词。韩非子的这种「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且有天渊之别。

2.法的明确功能:「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者,宪令著於官府,赏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如此,由於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因法之公布而得到了明确性,於是法令便成为了一国之人行动的共同准绳也。这是强调国家实证法律的重要性。也是要与儒家的强调「礼教」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礼教是存於人民的心中,以及伦理之上。法家强调这种国家立法及官吏立法,并且广被民知,而形成一个客观的秩序,这点颇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明确性」与「法律安定性」的精神,所以法律有齐一国家秩序的作用。韩非子也称:「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便是此理。此明确功能也正是「法公开性」的表现。

3.法的威吓功能:商鞅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民乱,乱则民伤其所恶。立君之道莫广於胜法;胜法之务,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甚於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在此,商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为处罚奸佞之徒及违反法令规定者,不仅须予以处罚,尚须以「严刑」相加,方使其不敢再犯,并收杀一儆百的效果。故管仲亦曾言及:「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管子‧重令)。所以就控制社会、管理国家的实用性而言,当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而此论点,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思想之上,盖人性是「骄於爱,而听於威」的。所以国家应该使用法律,且是使用严厉的法律来使臣民的精神绷紧到极限,也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蠹);「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人民畏於严刑峻罚,自然可以受到国家的驱使也,韩非子也说道:「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行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就此意义而言,法家的法治,无异於实施高压的恐怖政治。才会有此动辄以严刑伺候的思想,另一句韩非子的名言可验证之:「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韩非子‧六反)。

4.法的现实性:法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以及社会秩序的客观标准,而其目的乃作为国君遂行意志,进而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所以,法律必须有其实用的现实性。所以,法家是最强调实事求是,不泥古而不化。法律必须随著时代及社会需要而作迅速变更。前面提到法的明确功能时,虽然韩非子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的看法,这是指任何现行法而言,并不反对法律未达到更佳目的,所因时制宜。商君书:「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 (商书‧ 更法);管子也说: 「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法者不可恒者也」(管子‧任法);「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厚有薄,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事而动」(管子‧任法);韩非子也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韩非子‧心度)。韩非子这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已成为千古名言。

5.法的主观性:法律代表国君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家对於法律的产生无须顾虑人民的想法。即可在两点中显现出来:

第一, 认为法律可以外在地使人民达到国家所要求的中规中矩,也就是单靠法律即可达到目的,无庸考虑人民的感情。韩非也说道:「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耶?隐括之道用也。」(韩非子‧显学),这句话说明了光靠德厚无法使人民奉公守法,唯有靠法律(隐括) 的外在强制力方可,也是持人性本恶的看法。

第二, 认为「民智无用论」,同样韩非子在上述显学篇中也提及「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认为慈母为小儿剃发以防头顶长疮,但婴儿犹啼哭不止,不知所受者是小苦,但剃发後可获极大好处,以证之法律带给人民是小痛苦,而国可获得大利。因此法律不必顾及人民的感受,完全依君主的主观判断即可,人民未必能了解国家的用心。这点儒家孔子也有类似的「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看法,强调民智的「无用」与「低落」。因此,韩非既要求国君要「明於圣人之术,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同时,「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韩非子‧奸劫弑臣),这与儒家思想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形成绝对的对比。

所以法家对法这种主观性,包含了制定者对法价值的主观判定拥有独揽权,因此,换一句较现代的用语来形容:法家毫不在乎,也利用所谓的「民粹主义」。

二、以「术」 、「势」为辅

法家基本上可分三派即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也。然此三者,则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将其融於一炉。不过,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非法令制度不足以成也,然「术」、「势」之重要性亦不可偏废,其对「法」而言实具有相得益彰之功能。不过法家思想之内涵,仍当以「法」为本,而以「术」、「势」为辅。此也是法家名称之所以来源,以下,便就此辅佐「法」的二个配套理念,略加以论述之。

一) 法家思想中的 「术」

以韩非子对「术」的认知而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故「术」就某种程度而言,乃是实行及运用法律及御臣治民的方法。归纳韩非子的思想,「术」基本上可以有四大类,即立法的「术」、执法的「术」、御臣的「术」和外交的「术」:

1.立法之术:所立之法必须是「设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之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且「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而「一」就是说所立之法相互间不可以矛盾;「固」就是说立法之後不可朝令夕改,使人民不知所从。

2.执法之术:执法所秉持的第一原则必须要公平,要「不避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六反),且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故「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韩非子‧难一),换言之,即「赏不加於无功,而诛必行於有罪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3.御臣之术:韩非子认为人必自为而为私,故不可能有什麼天生的「清洁之吏」,唯有在周密的知奸之术和严厉的刑罚下,官吏才能必然的不敢枉法为私。故言「臣有奸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王,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八说)。

4.外交之术:韩非子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於人」(韩非子‧显学),故应当极力充实国家之军事与经济力量,其方法则为「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於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

(二) 法家思想中的 「势」

大体上,法家所讲的「势」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势」指一切的形势而言,狭义的「势」则指权势而言。是故,法家所谓的势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凡能够洞察时势及掌握运用权势者,当有助於治国平天下。故韩非子言:「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而「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因此「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所以「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

故法律的设立与执行都要配合时宜,并藉由严刑峻罚以建立人主之威信,而其运用的方法则又需藉助「术」不可。为此,可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也—即「以术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者也。

三、法家实行法治的结果

就现代的法律存在观点而言,法是作为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害而设。但相反的,中国古时的法家思想,严明法律的目的,对内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巩固王权而用,此两者之不同,不可不察也。盖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只有透过法令才能强迫人民从事耕战,而此便是法家所强调的「以法胜民」的观念,而也只有透过法令此一统治工具,国君方能有效统摄臣民也。所以「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弑臣)。法的成就霸业功能:法家思想之所以能为战国时期各国所重视,最主要的当是其声称具有振衰起弊、成就霸业的功能。就史实而论,亦足证其言不虚。以战国七雄而言,秦国後来之所以能一统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乃是秦孝公在位时能重用商鞅变法,励精图治,故至秦始皇时方能一统天下。故司马迁评论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所以法家思想的最终目的,乃是诚如韩非子所言:「圣人之治也,审於法禁,法禁明者,则官治;必於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因此,「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故法家以为立国的根本在力,力之表现於对内的是权力,力之表现於对外的实力;对内要用权力尽量统制人民,对外要用实力从事斗争,这便是法家所谓霸政的意义。

综而言之,以韩非子作为法家法治观的代表人物,可以感受到其对法律观有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盖韩非子生於祖国即将遭秦国并吞的时代,但举国仍积弱不振,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乃为立即的富国强兵,而非长治久安所产生,因此,以此时空所产生的法律观,无人可以称之为「紧急时期的法治观」。因为,这些追求急速成效,且威吓主义,不体恤人权的法律思想与近世国家的紧急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盖在後者正有「危急不识法律」(Not kennt kein Recht) 法谚的适用。但是,在平日的法律则不适用此原则也。

参、 李光耀的法治观

李光耀虽然出身在一个客家家庭,是新加坡第三代华侨,但依李光耀自述:他小学只受到两、三个月的华文教育(其实是福建话),後即转到英文小学,从一年级读起,而後进入最好的中学(莱佛士书院),也是英文学校,而後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李光耀自承自己并未受到华文教育,在家与亲人也用英语而非客家语或福建话交谈。所以其教育过程丝毫未接受正式的儒家文化,遑论法家文化了。同时,李光耀的父亲极仰慕英国,行事作为无不以英国的绅士为尚,当然不可能传递太多儒家的文化予李光耀。所以李光耀对於中国法家思想应极为陌生。这可以由李光耀叙述其学习过程,毫无片言只语提及中国法家的理念,获得验证。

新加坡是李光耀发挥其法律专才的舞台,新加坡实施法治的成效,也提供了世人检验李光耀法治观许多的素材。由上文综述法家为了建设强盛的国家,提出了厉行法治的学说,此与李光耀建设新加坡的出发点与采行的手段,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尝试组合其两者的理念交集之处:

一、 人性本恶、 以法施教

李光耀是以最优秀的新加坡学生身份获得奖学金,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法律学位,并且取得了律师资格。在以自由主义闻名的学府就学,且在最注重人权与民主的英国留学,李光耀却未变成一个西式的、自由主义派的律师,反而成为威权主义的支持者。在一九九四年,纽西兰的一个记者会上,李光耀便认为,本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一厢情愿的以人性为本善,天生温驯慈悲,人类犯罪乃出於环境,而非犯人本身。这种思潮下,对於犯罪者的非难,已由传统的由犯罪者的完全承担,转介一部份到社会之上,也就是一个人犯罪,社会也有责任,不能独责犯罪人;同时刑法的本质也跟著改变,由报复性质的「应报刑」,改为要调适犯人重新适应将来出狱後生活的「教育刑」,这种新时代的法律与犯罪学观念,李光耀明白地加以驳斥,他说: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刚在英国攻读学位时,就对这种属於「感化派」社会学家所创设的理念,感觉不可思议,并认为这根本对新加坡无用。李光耀明白指出:「人性本恶,这很遗憾,但我们必须设法抑制人性中的邪恶」。李光耀主要是认为,英国的法律体制诚然产生了许多保护人权的制度及相信被告当然无罪前提的思想,但是这是英国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文明教化後,才孕育出来的法律制度,这套规范「谦谦君子及行为端庄的淑女」的法律规范,以及在教育程度极普遍与人民已养成自动自发的英国社会,都绝不是在甫独立後的新加坡可以比拟的。所以「适用法律对象」的「云泥之别」,也就是新加坡人民的「守法品质」,才让李光耀拒绝采行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法律观。

李光耀这种直言「人性本恶」,正是中国法家思想对人性认知的出发点,也是整个法家立论的基础。韩非子也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韩非子‧心度)。因此,李光耀认为只有打击不法,方能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国家体制。也就是不相信礼教的作法,承认人民会有自动守法的精神。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要再等两百年,才可以适用英国的法律思想,现阶段必须采行这种不信任人民的严刑峻罚,显示出李光耀的基本出发点,是走法家而非儒家的道路。

二、 严刑峻罚、 以刑去刑

李光耀对於严刑峻罚的功能,应该来自於战时对日本占领军的执法印象。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本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三年零六个月,日本人使用残酷无情的高压统治(军管),尽管物资匮乏,人民半饿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可夜不闭户,犯罪率奇低。这必须归因於日本占领军的严惩不殆,「不必藉文明行为来伪装」,使当时的人们都不敢犯罪。所以李光耀自承:「在日治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们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动机和冲动看的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所以李光耀也认为「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後的经验」。

李光耀对於日本统治期间,实施严格残酷的统治,获得社会治安良好的结果,给予其甚大的影响,种下了其日後在新加坡严格执法的种因。在此,我们应该特别的注意:李光耀对日治的治安结果,颇有推崇之意。这点在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统治的台湾,也可获得相当多的知音。但李光耀随即也仔细与深入的抨击日本在日本实行严刑峻法实的残酷与禽兽般的行径。所以,李光耀称赞日治时治安的优点,并未「因小失大」的肯定日本占领与统治。这与部分国人专以日治时代治安良好、官民守法,即肯定日本据台深获民心,而不予非难,可见其两者格局与识见之高低。

此外,新加坡在一九六六年引进鞭刑时,亦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李光耀便认为:「他相信新加坡的社会只了解两件事-奖励与惩罚,如果罚金不足以阻吓这里的犯罪时,我相信他一旦发现他要挨鞭子时,就不会在热衷破坏了。」这种鞭刑的吓阻力,新加坡的市容美观,公共建筑上完全没有西方常见的涂鸦,因为新加坡有极严格的「破坏公物法」(The Vandalism Act), 对於涂鸦者,可处三至八鞭的鞭刑。一九九四年四月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麦可‧费」 案件(The Case of Michael Fay )。一位十八岁的美国学生麦可‧费,因对於私人轿车滥加喷漆,除被法院判处徒刑外,也被罚处六鞭的鞭刑。此一事件曾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与世界瞩目。对此,李光耀认为:「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野蛮,那就请不要把府上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带到新加坡来。如果非带他来不可,也请一定先警告他会有什麼後果」。麦可‧费的案件,新加坡始终坚持实行鞭刑,後来,美国柯林顿总统正式向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求情,王鼎昌总统遂特赦减免两鞭,麦可‧费终於接受四鞭鞭刑後返美。因此由麦可‧费案件,明显的看出李光耀及新加坡采严刑峻罚的「威吓」态度与法家是如出一彻的—即轻罪重罚,希望能达到以刑去刑和杀一儆百的效果是也。

就在麦可‧ 费事件发生时,新加坡权威的报纸「海峡时报」 (Straits Times)

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做的民调显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访民众认为:强暴犯应处鞭刑;认为持有武器应处鞭刑者,占百分之九十二;认为抢劫犯应处鞭刑者,占百分之八十二;赞成涂鸦犯应处鞭刑者(即麦克‧费案件),也占了百分之七十九。可见得新加坡的人民大致上仍是绝大多数的赞成政府对麦克‧费的处罚。

三、 民智无用论的支持者

李光耀对於法律的主观性,以及其轻视民智的态度,与上述的人性本恶观,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也因此他认为法律是可以教育人民,他说道:「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这问题,如果面对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和教养的人,就不需要严刑峻罚,因为他们已经训练好了。就像养狗一样,你用正确的方法从小训练它,它就会知道,时候一到就该到屋外去大小便」。这一句话除前半段符合现实外,後半段似隐含者李光耀个人「君临百姓」的老大心态,其把自己比喻为主人,将人民比喻为其所养的狗,而且这种自以为是,且视人民的智慧不如自己的言论,李光耀的「训练人民守法」比喻成训练小狗大小便,也直言新加坡的人民犹如会在电梯理小便的小狗的说法,恐怕任何民主国家的领袖都不敢公开言之,显见李光耀丝毫不以民众的反感为意。

李光耀这种比喻人民小狗小便论,而韩非子提及的「民智婴儿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法律的适时适所性质

在法家提出法的现实性,以及韩非子提出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认为国家的立法,一定要符合国家的客观环境,不可以盲目式的移植外国的法律制度,免得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这点律师出身的李光耀表现的更为明显。

李光耀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对新加坡大学法律学会所做的一个重要的演讲,表达了这种观念。这个演讲是作为法律人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唯一一个训练法律人的大学里,对法律人作的著名演讲,可以透视出李光耀立法观的内涵:「我们的建筑师从希腊柱廊和罗马广场学到古典的造型,从雷恩(ChristopherWren)的圣保罗大教堂窥知优雅与美,他们知道,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不那麼古老的伦敦,那些大理石和砂岩建筑的典雅建筑物,都是配合当地的生活方式、气候与人民而兴建。然後这些建筑师必须回到马来亚,用花岗石和混凝土,为我们的人民设计适合本地气候的建筑物。从十九世纪一片祥和的英国背景凝炼出来的法律原则,与实际应用在今天英国的,已经有段差距。同样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经济条件都远不如英国的马来亚,鸿沟更加扩大。我们必须设法在既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上,跨过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如果不顺应我们自己的环境,修订条款、调整原则,只是一昧蛮干、盲目施行,不啻自取灭亡。各位如果不打算一毕业就先在混乱颠沛几年,就最好尽快设法跨越这道鸿沟。法律原则谈的是人身保护权、自由、集会结社、表达意见、和平示威的权利。这些观念都始於法国大革命,後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修订改进,但如今全世界都对这些权力设有限制,因为若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践理想,将会毁灭原有的社会。法律制度面临的真正考验,不在於它的理想是否伟大壮阔,而在於它是否能釐清人与人、人与政府的关系,维系秩序与正义,如何以最大的宽容与人道维系这样的秩序,正是过去几年来,我们马来人接管立法、行政、司法等要职後,所面临最尖锐的问题」。

上述这段话,显示出李光耀认为法律与建筑物一样,都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气候及人民的生活习惯,因此,李光耀决定英国式的陪审团不适用在新加坡,以及拒绝英国引以为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反而实施「公安维持令」,对於有侵害国家安全及社会治安之虞的人民,尽管证据不充足,也可以禁止其行动,甚至锒铛入狱,并不需要经过法院公开审理与判决程序,都是李光耀认定与新加坡「水土不服」的制度,不必实施,这也是李光耀抗拒西方主流人权理论,引起国外抨击的主要原因。

五、不论对象、 严厉执法

新加坡吏治之清明与治安之良好,向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此成功的原因为何? 无他,乃是贯彻执法的决心与执行法律的彻底。亦即,为了确实使法律能发挥赏善罚恶的作用,并非只靠法律的制定就可达到此目的,还必须贯彻法律的执行,方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赫阻功能,而此正是法家所强调「信赏必罚」以收取信於民的观念:「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 饰邪)。

新加坡执法能够贯彻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亦是由於李光耀个人严守清廉原则所造就的,毕竟若无李光耀的「以身作则」,新加坡今日亦未必能得到世人的赞誉。所以李光耀之所作所为,正如法家所言的:「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先民服也」(管子‧法法)。因此,上位者不能端正其行止,光有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亦未必能真正的治理好一个国家,盖此时民心无法归向,仅是惧於刑罚之威摄也,长久以往,则民怨生,国危矣。所以,公平与彻底乃是新加坡法治成功的最主要关键。

新加坡大学研究廉政制度的权威 John S.T. Quah曾经归纳出新加坡廉政成功最重要的原则为:政治领导人必须要以身作则,否则廉政肃贪会形成「捉小鱼放大鱼」,则廉政必定失败。新加坡的李光耀便是以身作则的绝佳例子。新加坡的贪污防治调查局对於检肃贪污极为主动,并且李光耀本人带头并不干涉办案,并且不讲人情,该局成立後,即在1966年11月将一位内阁部长级的官员,旅邀促进局主席 (陈家彦) 的贪污进行侦办并令其去职,另外,一位政务部长(黄循文)接受厂商赴印尼旅游招待,总值不过两千美金,即遭起诉,最後受到革职处分,并丧失退休金。另外也有一位阁员涉嫌贪污,在贪污调查局约谈前,曾向李光耀求情,但李光耀在该阁员接受约谈前,拒绝与其会晤,最後该阁员即自尽,以悲剧落幕。新加坡执法严格与不通融,各级民意代表几乎没有替选民关说的情形发生,就此而言,李光耀已发挥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马尼拉举行菲律宾商业大会上,李光耀受邀担任贵宾并发表题为「治安法纪重於民主」的演说,李光耀认为菲律宾首要任务是恢复治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严加惩治违法的勾当,尤其是贪污受贿。但是,李光耀更明白指出:「高层政治领袖,如果能以身作则,数立榜样,贪污之风就可以铲除。…取缔贪污的法律应该收紧,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财富过多,与入息不符者身上,只要把两三个高官绳之以法,便足以产生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是新加坡的经验。」由李光耀向菲律宾推销新加坡模式的肃贪,重点正是抓两三位高官来杀鸡儆猴。李光耀对於高官违法的痛恨,由此可见。

六、 实行集权统治

在上文处(二、严刑峻罚之处)李光耀已提到了日治时代日本军管的集中权力,已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新加坡在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实行的集权统治,当亦是奠定今日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此情形,如对照台湾和韩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更可看出集权统治方式对於国家身处在动汤时代及危急关头的重要性,所以李光耀说到:「如果韩国和台湾没有军事管制或专制独裁的政府,我怀疑它们能有那麼快速的改变」。

就新加坡而言,新加坡自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後,由於李光耀认清到当时新加坡可应用的天然资源相当的稀少,许多民生物资也需靠外国进口,再加上期地理位置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且土地狭小不易防守等缺点,因此如何谋求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之道,当是件非常急迫之事。也正因为如此,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经济成长和种族和谐,当极力掌握任何可资统治运用的政治资源,不允许「政治多元主义」在新加坡发生,如此才能收稳定国家发展的效果。

因此,新加坡虽然亦采行议会民主体制,但李光耀却提到:「亚洲实验议会民主,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只有当执政党占明显多数,言出必行时,这一制度才能发挥作用」。此外,李光耀更说过:「如果我能无限期统治新加坡,凡是不必徵询被统治者的意愿,我确信我一定能更有效率地造福人民」。是故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自新加坡开国以来,迄今一直都是执政党,但不可忽略的是:开国以来新加坡均实施单一选区(小选区)制,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席次,反对党的票再多也无效,以一九八四年的大选为例,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自执政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反对党总共获得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比一九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四,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的选票,但在国会八十席中,反对党还仅获得四席的席次而已;而在一九八八年,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更下降至百分六十一点七,但在国会中的席次,反而增加至七十九席之多,反对党徒然拥有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但仅有一席,所以反对党始终无法在国会席次上反映真正民意的比例。

再者,李光耀在其执政时期,更引用「内部安全法」以莫须有之罪名逮捕了许多被视为有危害新加坡之异议人士及政治犯,例如所谓的谢太宝事件,其原是南洋大学讲师,後因参与街头运动,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关了二十多年,期间李光耀曾要他承认是共产党才把他释放,但谢氏宁死不屈,而许多政客和识时务者则都签下自白书,声明永不参与政治。谢太宝的例子,最近虽然较少发生,但是已显示出李光耀对於政治异己的排斥,以及对自己权威稳固的执著,毫不考虑所谓的民主风范。

为此,李光耀在法律之名的掩护下,实行著家长威权式的领导,而此举对於新加坡整体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确也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助力。所以若从这样的结果来看,其与法家将「法」作为统治工具而产生巩固执政者权力及实行专制的作用,极为类似。

七、统一社会价值、 秩序重於民主

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经常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言行举止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当然,为了使这些干涉能得到合法性及正当性,因此常藉由一定观念的宣传或透过法律的制定,将领导者心中认定为正确的价值或道德标准予以客观化或普遍化,藉以达到控制社会的作用。据估计,自1958年到1982年的二十四年里,行动党政府共推动了六十六项国家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是作为政府改善人民生活习惯和行为态度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是贯彻李光耀所谓「正确的价值观」之主要管道,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推广的华语运动,便是一例。李光耀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正式展开推广此运动,目的乃是要统一占了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华裔居民的语言,这些华裔虽然以广东、客家及潮洲话居多,但总共可达十二种方言之多,三个华裔新加坡人民可能必须用英文来交谈,所以李光耀为了团结新加坡人,遂推行华语。李光耀以身作则的学习华语,并且持之以恒,因此,本运动推行五年後,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就。今日,新加坡人几乎都人人可操简易的华语,华语已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

李光耀推行各种国家运动,正如同推行华语一样,都是会对人民灌输「忧患意识」以获得其统治行为之基础,并藉此使人民产生对国家之认同感,当可谓是法家思想御民之「术」的运用。

除此之外,李光耀为强化其所认定之正确价值观的推行,统一社会的价值观念,从而防止人民受到西方文化及价值的影响,便对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工具进行相当程度的管制。新加坡在1974年颁行了「报纸及印刷物出版品法」,以防止新加坡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造成社会风气糜烂,进而从根本上破坏了新加坡的发展前途。所以李光耀在1995年6月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谈时说到:「媒体打击我是无所不用其极。你想我是以此为乐,不仅照单全收,还高兴的像头小猎犬般在地上打滚,或我会用言语,而不是暴力,让它们自暴其短?当它们发现我坚持答辩时,就只好收敛起尖牙利齿,不敢再擅自歪曲事实真相,因为它们知道我不会放过每一个错误。我认为这样很公平」。因此,可以说李光耀对於媒体有关新加坡或其个人的负面报导,是相当反感的,毕竟在他的认知里,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国为民,其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决心与努力,当不容外人予以抹灭和诋毁,所以他说到:「有关新加坡内政的辩论是新加坡人的事。我们准许美国记者进入新加坡,向他们的同胞报导新加坡;我们准许他们的报纸在新加坡出售,以便知道外国人读到的我们是什麼样子。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新加坡扮演他们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尽管如此,李光耀倒没有像若干开发中国家那样将媒体国有化,或将媒体直接纳入国家控制,新加坡的媒体工作者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不过,媒体工作仍有几个明显的「塔布」:不可宣扬共产主义或推翻政府的言论、对政府的政策批评必须节制,尤其不得批评到李光耀及其家人的名誉等,否则可能立即面临停止营业、禁止发行以及被法院判处支付高额名誉损害赔偿的後果。

十分明显的,李光耀将法作为管制社会,遂行国家政策的主要的工具。而且利用法律来控制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所以是一种防止人民对政府诸多干涉人民自由,产生不满情绪的预防措施,最後对人民果然将其不满付诸行动时,即违反法律,政府又将严格执法,毫不宽贷。这些环环相扣的措施,正如法家所谓的:「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 说疑)的观念。

故总体而言,李光耀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是认为秩序应优先於民主的:「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纪律多於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依李光耀之意见,他不喜欢百花竞放的民主,更不喜欢失序的民主体制,认为这是不利於国家的发展。在一本介绍李光耀治国理念最详尽的书中,登载一张照片,这是台湾立法院五位立法委员扭住刘松藩院长,六人扭打在一起的镜头。下面旁白为:这是台湾国会议员扭打在一起,且被美国人称为是比新加坡更自由的民主。李光耀认为这种类似台湾及韩国的情形,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个比新加坡更好的社会。

八、 选拔优秀人才、 进入政府

李光耀认为有好的政府,才能将国家治理的好,但是好政府的要素则必须是要有好的人才才行。所以他说:「新加坡必须争取每年毕业生中的菁英人才担任公职。我所谓的菁英,不只是指学业成绩而已。…你还得评估他的实事求是、想像力、领导能力、冲劲,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品德与动机,因为愈是聪明的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愈大」。

因此,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非常注重政府人才的选拔与进用,每一年自学校中挑选最优秀的毕业生,进入政府。李光耀特别援用世界上最著名的蚬壳(Shell)石油公司选拔主管人才的「Hair」原则:

H=Helicopter,这是指政府的公务员必须如同直升机一样,可以立即起飞,也可以综观全局,代表了李光耀要求公务员要有高度的行动力,及能以宏观角度判断事情。

A= power of Analysis, 公务员必须具备分析的能力。

I=Imagination,公务员必须具有想像力,才能够破除因循旧例的陈腐心态,随时引进新的概念在工作之中,使政府永远跟得上世界潮流。

R= sense of Reality,这是要求公务员除了想像力外,也能够具有体认现实的能力,究竟政府是为了解决人民现实的需要而产生,许多政府工作都有现实的考量,不能流於空洞的理论及唱高调。这也是所有刚由学校训练出来者,所具有的通病。

且经录用後亦随时考核其处事应变之能力,以确保政府人员的品质与菁英领导的特质。李光耀订出严格考核,进入政府的公务员,固然是一时之选,但并不表示,日後将飞黄腾达。李光耀便在一九九四年联合早报中说过下面的谈话:「要吸收三十名优秀人才,我们就必须录取五十名左右,将二十名淘汰」,同时,优秀的公务员及党员,人民行动党也会培养成为国会议员,并藉著与反对党斗争的机会,训练成为入阁的政务次长与部长。所以李光耀执政期间不断地发掘优秀人才并使其能进入政府机关的作法,一方面是希望建立一万能政府来为民谋福利,但另一方面也可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并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所以不管是支持或反对行动党的优秀人士,一旦被行动党所网罗,那麼反对党将因吸收不到人才而无法与行动党相互竞争。

另外,对於公务员的待遇,李光耀既然向企业界「争才」,让一流的人员会选择进入政府部门,而非选择进入企业界,因此唯有拉近两者之间的薪资距离,关於这点,新加坡作得极为成功。李光耀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国会中提出了为何要给高级公务员加薪的理由时,提出了一个「与市场一起移动」 (Moving with the Market)的原则。李光耀认为,公务员如果要成为一个诚实、公开、有抵抗力及有工作效率的体系,来取代虚伪的表里不一的腐化与贪污,就必须让公务员的薪俸,能与市场的价值一起互动。所以,对公务员大幅地提升其待遇。以一九八九年统计,新加坡公务员最高职等(事务第五级,Staff Grade V),月薪起薪20,140 美元,高过美国同职等联邦公务员 (GS-18)的7,224美元;连补助金在内新加坡官员可得26,103美元,其标准为世界最高。至於最基层的公务员(基层八级,Grade H),每月可获得4,202 美元,在亚洲国家,也属最高薪之列。相当於我国的中将级、部会司长级及国立大学院长级的待遇。新加坡对公务员待遇的重视可见一斑。

李光耀对於最高阶公务员薪资标准的认定,是将新加坡收入最好的五大行业: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医师及跨国企业的总经理及人员的月薪平均值,来作为叙薪标准,因此,如李光耀所说的:政府才可以留得住一流的人才。同时,新加坡利用高薪来避免公务员的贪污,也是有「养廉」的功效。

因此,李光耀这种识人之「术」的运用,亦像是法家所言的:「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於私勇而疾距敌。游宦之士,焉得无挠於私门而务於清洁矣。此所以聚贤能之士而散私门之属也」(韩非子‧ 人主),李光耀完全运用了韩非子的「法术之学」。

肆、结论

从中国法家思想的思维出发,并映证历史的发展模式以观,以「法律」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确实是一套合理可行的方法,虽然其与现代西方法治理念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法律的存在及普遍化,至少使得国家、社会甚至个人有了一个比较合理客观的行动标准,并增加了社会的公平性,对於国家的发展及社会秩序的维持,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若纯粹采取中国法家的以「法」治国方式,本文以为至少存在著下列二个缺点:第一,法律本身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法律规定的内容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则这样法律的执行,便只是为达到施政目标及维持纪律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所谓「恶法亦法」的情况便无法予以避免,而这也是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盛行之法律实证主义的缺点。第二,以法施教的不足性。法家崇尚严刑峻罚,注重法令的威吓功能,期望能以刑去刑,使人民因为法律的施行而知道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达到以法施教的目的,所以其极力反对及排斥儒家所用的道德教化方式。然而,法家思想忽略了法律本身是属於一种「他律」的存在,无法建立或形成人民「自律」的观念,故所谓「导之以刑,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刑,有耻且格」乃是正本清源之道。所以法律与道德教化,两者不可偏废。而法家只重其一,是有不足也。

而综观李光耀的执政方式,不可否认的,其非常重视以法教民的重要性,虽然这有一部份是因新加坡所处的环境所使然,但是我们也看到李光耀本身亦十分重视道德操守的观念,如果没有他这种自正其身以收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的的作法,相信仅有法律的施行,亦不能将新加坡治理的井然有序、清明廉洁,此与我国台湾相较,当可证明其中之道理。

因此,从李光耀偏重以「法」治国的模式来看,法律的制定与施行,在新加坡具有二种功能:第一,作为统治的合法工具:对於新加坡,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否认它不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律,有甚多是把李光耀个人所认为的正确价值观念予以法律化,使得新加坡能够照著李光耀所认为应该走的方向前进,这样的「个人观念法律化」,新加坡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谓是李光耀的法律,毕竟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迄今为止一直都是执政党,而国会又几乎皆为行动党成员所构成,故在李光耀执政期间,彼等以李光耀马首是瞻及在其观念的影响下,不论李光耀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的有效性,但至少在客观上,法律确实发挥了统治工具的作用,这点应是不容质疑的。

不过,新加坡的法治既然带有此浓厚的个人色彩,在李光耀仍然能够发挥其个人的影响力时,当然不成问题。然而如果李光耀所代表的法治价值,不能够形成一种「制度之善」时,也就是存於李光耀个人脑中、来自其成长背景的经验、出自其个人言行力行的法治观,未能获得执政党员的衷心信服,也就是新加坡人民被说服采纳这种理念时,则此此种法治能够维持多久?颇令人怀疑。易言之,实行李光耀式的民主,需要一个意志力坚强的领袖,该领袖本身不仅要以身作则,更要具有群众魅力,同时,执政党要能够掌握国会的绝对多数,才能够阻止摧毁严密体系的异议出现。在李光耀之後的情况,可能就有更大的变数,所以西方强调的法治,可以排除个人「人」的因素,但新加坡的法治则否,这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作为保障人权的工具:新加坡基本上对於法律乃保障人权的看法,与世界上各民主国家并无不同,只是人民在享有「自由」的程度上,不若先进国家来得宽松。但李光耀本就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本就不应无差别地用於东方国家之上,过多的民主和自由只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故李光耀常以其所独认的「亚洲价值」来作为其行为合理化的依据。因此本文以为李光耀在维护人权方面的观点乃是:「尊重」而不「放纵」;「秩序」先於「民主」;「公益」重於「私利」。这些具有团体主义色彩的立法观,的确是属於保守主义的法治国家理论。就新加坡实行严刑峻罚,基本上获得极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所以,每次大选都在可信为公平的情形下执政党都获得过半数以上的得票率,显示出新加坡公权力的出发获得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性。新加坡应为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当毫无疑问。在麦可‧费事件发生时,海峡时报曾作了一个民意调查,认为生活在新加坡觉得安全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百分之一认为不安全;认为对维持治安而言,政府已善尽职责者,占百分之九十八;认为深夜妇女在周遭散步觉得安全者,占百分之九十六。这个统计数据表达出人民对政府治安成效的高度满意,这也绝对是全世界各大城市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新加坡自八○年代开始积极推行所谓的「儒学运动」,就狭义而言,其或许只是单纯的道德教育运动,但广义来说,其对社会秩序之稳定及道德价值之重建、政治威权的确立及外交上权衡樽节的手段,都有著连带关系。而这样的一个运动,这当是李光耀为缓和法律所带有之「他律」的强制性,所为的统治手法的一种转变,而企图藉由道德力量来使人民产生「自律」的倾向,以减缓社会长期在近似严格管制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不满情绪。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和国家,就算李光耀如何藉由法律来防堵外来思想或物质的侵入,在人民享有居住、迁徙或旅行的权利下,西方开放的自由思潮终会被带进新加坡,而形成人民生活的一股暗流,所以必须寻找另一种可为人民接受的统治方式,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可以使新加坡居民更具有东方人谦和的美德,有助於协调多种族的社会。近二十年来,新加坡周遭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及菲律宾都发生许多残暴的种族冲突,唯独新加坡能出淤泥而不染,形成三族共生的净土,也是新加坡值得傲人之处。

综上所论,李光耀在历史的动汤中找到了类似中国法家所主张之以「法」治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且在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下,带领著新加坡跃居国际舞台,其领导作风与统治手段虽亦常为人所批判,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新加坡今日成功的这个事实。故以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为例,其已经两千年前中国法家的思想,特别是韩非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在李光耀并未学习法家思想在先,成为法家信徒-这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例如:王安石、张居正…等主张「外儒内法」-,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法家之路。可以说中国法家理论,在中国孤寂了两千年後,终於在麻六甲海峡边上的蕞尔小国,获得了验证的机会。法家及李光耀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世人「王者之路」的基本要件有三,即:1.适宜民情的法律制度;2.上位者遵法、行法的力行;3.执法者确实执法的决心。能行此三者,则国家可大治矣。

最後,如果我们进一步来反观我国的社会,能否由同时以华人为主,组成的新加坡推行法治,得到一些他山之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就以严格执法是否可以产生防止人民违法行为的吓阻力量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台湾规定骑机车应待安全帽为例。…

作者:陈新民是宪政法制组政策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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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