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精明的新加坡双语政策?

11/03/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近日报章报导了南理大的一名学者在语言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在只不过一代人的时间(40年),新加坡方言已经面临消失危机的看法。今天的多种语言使用上比不上上一代的多元化:既语言上今一代不如上一代。

旋即,2009年3月7日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以《提倡学习方言是愚蠢》的论调回应:新加坡在双语政策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进展,许多新加坡人精通英语和华语。因此任何新加坡组织或南洋理工大学要提倡讲方言是愚蠢的,会危害华英语的水准。

首先,指出方言面临消失危机和提倡方言运动是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张冠李戴从而混为一谈。这是学者们的学术研讨会,没有必要把学术讨论政治化。国家首长办公室使用带有羞辱意识的愚蠢字眼来议事很失身份。看来这起事件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为这一说法无疑等同置疑了李光耀的政绩。因为在2009年3月7日的扶轮国际颁奖典礼上李光耀就提及了盖棺论定说。可见李光耀是很珍惜自已在历史上的评价和定位。

其次,这篇呵斥声明自我肯定双语政策在过去几十年来取得进展,並认为许多新加坡人精通英语和华语。事实是否确是如此?新加坡双语政策的真实情况如何?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又是如何?

双语政策顾名思义是指政策对两种语文同等重视并且让学生掌握同等运用水平。这是一个正确的双语政策,值得肯定和赞赏。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並不符合这个定义。实质上,李光耀推行的双语政策瞒天过海是一项极具政治目的的教育政策。新加坡所推行的是不对称双语政策,其政治目的是贯彻人民行动党的在华人社会施行去中国化的政治思维。

根据Chew Seen Kong (1980) :1966年政府以双语政策为名把非英文源流的民族母语学校的英语文提升为第一语文,而把民族语文贬低为第二语文。学生学习两种语文的时间是不对称的以70:30比例偏重于英文的学习。显然的,这一个双语政策下母语学习时间锐减,不利母语的学习。这个不对称双语政策的结果是双语文的掌握程度和水平双双滑落。当年的教育部长就坦然指出‘自政府采用双语政策的几年以来,学生书写能力已经下降’。这个劣势多年不变,大约在1990年代,在国大执教的人民行动党议员陈恵兴教授,就在报章上坦言国大学生的英文书写能力有每况愈下的情形。而华文水准到了今时今日已经沦为B水平,而小一新生更是只能看图学习罗马汉语拼音,省略了书写华文识字的课程。

回头看看,自1966年推行以来的双语政策在新加坡社会取得的是什么样的进展?新加坡人真的是精通英华双语吗?或许是的,但这也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新加坡人。一个社会的最强点是在该社会的最弱环节。那么,新加坡社会从李光耀的双语政策中是得到了更多?又或许是失去了更多?

这项不对称双语政策又有什么社会成本?语文是文化的媒介体,民族文化是通过口语文字把过去族群的累积经验代代相传。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是把母语文化中的压舱巨石丢弃让一族人成为断线的风筝。吴冠中说艺术家必须有文化修养,因为断线的风筝飞不起来。

事实上,李光耀本身对这一个失策结果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尝试纠正:如宗教课程和儒学教育课程,可惜的是政策对母语文化的斩草除根做的太绝,以致东风重吹却再也生长不了。李光耀担忧新加坡会沦为一个加立索社会(C M Turnbull 1989: 302) ;一个杂七杂八的无根社会就是不对称双语政策下的社会成本。新加坡式英语就是加立索社会的最明显特征。人民行动党领袖极为厌恶新加坡式英语,因为这凸显出政府在教育与社会政策上的严重失败,所以吴作栋在国庆演说上告诫人民:不要说新加坡式英语,如果这样做,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吴作栋也因此告诫电视台不要再去制作这类形语言的节目。

盖棺论定,李光耀的历史定位,不在于他为新加坡人做了些什么贡献,而是在于他剥夺了新加坡人什么应得的更佳机会。从学术角度而言,李光耀的政绩成败不是短期眼前所见,而是政策对新加坡做为一个国家的长远影响。换言之,评论者会探讨一个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其前景是否会更好?

---

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