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

28/04/19

作者:何启良 (2010-3-12 15:28) 来源:随笔南洋网
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01

木鱼桥 发表于 2010-3-12 15:34
作者在网站上说,“初稿。请勿引用”,不过我在另外一个网站上看到如下信息: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收入李元瑾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出版社,2007。

说明此文已经出版,不过找不到最后的版本,所以冒昧转载此文,若有唐突,请告知。

[ 本帖最后由 木鱼桥 于 2010-3-12 15:41 编辑 ]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

摘要

  本文企图探究林语堂在南大校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提出一种解读、一种“反表述”。现在的南大校史的文本论述里, 林语堂的流品和声誉狼藉。论者往往离不开“爱南大”、“护南大”的立场,语气及用词难免具道德色彩。这些断言,可以称之为南大“家谱叙述”里的“林语堂情 结”。同情、惋惜林语堂者虽有人在,但是毕竟是少数。一部分是他的旧同事和故友,而真正理直气壮地维护他的,只有他的亲人。本文采用三个分析层次,即历史 轮廓(configurational)、发展脉络(developmental)和事故情势 (situational),来分疏这个历史事件的种种前因后果。从办学理念、职权分配、政治拟态、文化离异、土地隔膜等层面讨论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的种 种纠结,然后分析“后林语堂的南大”的局限和选择,最后点出了“林语堂事件”给予反思南大文化痛史的历史意义。

匀圆万颗争相似,暗数千回不厌痴。

留取他年银烛下,拈来细与话相思。

◎王国维:红豆词

我们死后,功过将留存世间。无论毁誉,我们都听不到了。

◎ 林语堂

一、引言:南大“家谱论述”与“它者”林语堂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校于1953年[i_],正式招生开课是在1956年,这三年乃南大坎坷曲折历史之第一阶段。[ii]时值二次世界大战后约10 年,韩战刚刚结束,冷战进入非常时期。殖民主义开始没落,第三世界自治和独立运动浪潮汹涌。同个时候,亦是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5年后推行大跃进运动的开 始(1956-1965)。在新加坡,执政从未中断的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1954),三年后(1957年)工人党成立。各民族在这些政党的召号下正企图 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终于在1959年获得自治权。新马当地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当时在新加坡)――已成立约7年(1949年)。马来亚共产党(简称 马共)地下颠覆活动极为活跃,1951年武装斗争达到了颠峰,殖民政府194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于1954年结束,马共准备通过和谈,以结束武装斗争,但 是1955年12月28日的华玲会谈失败。左派思潮在新马两地的主流和支流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工潮和学潮在反殖民意识的推动下,成为政治组织推 动政治参与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

  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华文教育,百年艰辛耕耘,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破坏后,劫后余生,再度出发。两地 华人对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压迫极为愤慨。在独立、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昂的年代,新马华人对于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遥相呼 应,相期相许,意志坚定。华文教育在新马一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其教育系统并不完整,只有小学和中学;高等教育和深层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实现。国际和区 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左右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的发展。同样的在这段时间,不利马来亚半岛华校生存的《巴恩报告书》(1951)、《1952年教育法 令》以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相继出炉。华校源流学生被排挤在官方成立的马来亚大学之外,升学无门,形成一群文化和阶层边缘社群,与受英文教育源流的 主流社会不合。一间华文大学的创办,乃当地华人社会的普遍要求。[iii]南大创始人陈六使虽然是出身清寒,成一介富商后,却敏锐地观察到华人社群对母语 教育的执着。他登高一呼,为南大催生,唤起华人草根子民的无限热忱。于是爱护南大、支持南大的热情和呼唤直上云霄。从民众的澎湃热情里见证了一个移民社会 对于自身母语教育的无限热忱和支持,在感情上甚至转换成一种近乎文化救亡的心态。同时,创校的一群社团领袖和知识分子也以同样崇高的理想办学,在一个政 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还不健全、社会共识尚待建立、公共价值观念并不清澈,且利益集团互相竞争和摩擦的年代里,南大的创立成功,实为一件新马划时代的事 件。

这个时势汹涌的年代,孕育了、造就了南大,而后来25年南大的选择和发展,也一直在不断企图适应、回馈这个时代的呼唤。然而,这块土地的政府却屡次欲改造 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母体。事实上,在拥有强大的文化使命感的同时,南大也一直持有受政治压迫的文化特征。潘永强说得极好:“从来没有一所大学,有着南 大创校前后的复杂使命,其后的曲折命运,则是面临一个本土政权倾全力的施压,南大史既有文化传承的背景,也是教育平权的诉求,更关乎政治权力的交锋。南大 的篇章,具有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宽广度。”[iv]最后198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式为南大 短暂的一生划上了句点。尽管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当局有正名、复名的意图,而民间反对或支持的声势(包括马来西亚及新马之外)亦沸沸腾腾,但是只能遥 招南大之亡魂,而不能续其生命的燃烧。

  南大历史上有名人物众多,无名者更众。创始人如陈六使、连瀛洲;领导人如高德根、黄奕欢;知名教授如王 叔岷、许云樵、凌叔华、潘重规、严元章;写报告书者如百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他们的风范言行,或其冲击影响,都值得治南大校史者一书。历任南大校长 的角色亦举足轻重,拥有正式校长之名的4位,其中任职最久者乃黄丽松(3年),任职最短者乃林语堂(6个月)。[v]林语堂受聘于南大执委会为南大分娩时 期的第一任校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经历短短6个月后双方不欢而散,分道扬镳后彼此再无一句良言。[vi] 他与南大董事会的这段恩怨纠结,被一般人喻为“林语堂事件”,即喻为“事件”,端已隐约窥看出其复杂面和争议性。吾人每每阅读南大史料或有关轶闻文章,接 触到各种对林语堂的贬誉之词,心里不无疑问。林语堂当然不是一座偶像,即使有情者如吾辈亦无需焚香顶礼。但是他是否真的在新加坡华人文化史和南大校史上毫 无历史意义?他是否应该永远背负被“妖魔”化的恶名?“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否已经盖棺定论?恐怕有商榷的余地。这也是吾人企图探究林语堂在南大校史上的地 位的原因。小子不敏,读书为文只想“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语),反思这一桩历史文化个案,提出一种解读、一种“反表述”(counter representation),就教于前辈读者。

  现在南大校史的文本论述里, 林语堂的流品和声誉狼藉。或者更准确的说,南大舆论一直对他采取道德倾向的否定态度,且时有相当强烈的措辞。这些当然是林语堂离职之后的发展,在他还任职 南大时,华人报章舆论对他还是相当客气和礼遇的。就以事件发展而言,有论者认为“林语堂事件”是南大史上的一个 “污点”[vii]、它是令新马“华人社会和知识界蒙羞的事。”[viii]就个人的人格品行而言,林语堂也被指斥为浪得虚名、心胸狭隘之徒,论者对他多 嗤之以鼻。195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史》记述此事件甚详,其中不乏责骂林语堂之句,如 “愧读一辈书竟然告洋状”、“丧心病狂不惜诬陷华侨”。还有更耸人听闻的指斥,说他“人格卑鄙无真才实学更无资格办大学的丧心病狂文棍。”[ix]这些都 是双方交恶后的措辞,口气尖锐。当时舆论阐释如此,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难怪“林语堂到现在仍是千夫所指的对象”了。[x]这些对林语堂的排斥和批判,在 新马舆论界和文化界非常普及和流行,意见相当一致,大家似有共识。“林语堂的所作所为,令千千万万热心南洋大学的各界人士为之痛心疾首,各地严加指责之声 四起。”[xi]连新马文学创作者也不放过此一题材,曾经有人用此事件作为背景,写了一本小说嘲笑和讽刺林语堂。[xii]报社记者的恶评、史家“一家 言” 的抨击,加上文学家艺术加工后的揶揄,林语堂在新马的文化命运,也因此定型。诚然,林语堂在新马的集体记忆里,他的声誉和口碑,比起其他与南洋有渊缘的中 国文化人来说,如郁达夫、钱穆、徐悲鸿、苏雪林、胡愈之等,真是有天渊之别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否定林语堂的文化舆论有一个特点,即这些著 作者都是本地写作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与南大有不同层次的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持这种评价的人都是以林语堂的用人唯亲、政治立场、生活品味,以及离开时拿走 的一笔巨大的遣散费做文章(陈六使就曾说林“存心要吸华侨的血”[xiii],给此事定了论调)。他们一部分曾是南大董事,或是毕业生,亲身经历或听闻此 段事故,得到的当然是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往往离不开“爱南大”、“护南大”的立场,亦时有压郁悲怆之情,语气及用词难免主观和具道德色彩。这些断言,可 以称之为南大“家谱叙述”里的“林语堂情结”。在他们眼里,林语堂是位局外人,“它者”林语堂一词因此而来。1945年,梁启超弟子吴其昌撰成《梁启超 传》,材料多取自乃师的《戊戌政变记》,陈寅恪批评梁记“作於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著“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於戊戌政变之记述, 犹有待於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xiv]大才如任公倘若如此,我辈就不必说了。南大叙事者爱憎如此分明,论述有所偏颇,正是出自同一原因。

   同情、惋惜林语堂者虽有人在,但是毕竟是少数。一部分是他的旧同事和故友,如徐訏和钱穆,而真正理直气壮地维护他的,只有他的亲人了。徐訏和林语堂是知 交,在大陆时民国初期共事多年,60年代曾到南大任教,对于林语堂在南大的种种听闻颇多。他写道:“一九六O年 ……我去教一年书,我听到不少关于语堂在新加坡时的种种,许多人对他诸多的侮蔑与抨击,我实在为语堂抱不平与可惜。”[xv]他追述此一事段的前 因后果,一方面怀念故友,另一方面其实有批评南大董事会的意思,比如说,他指责南大校方要三轮车工友义踏募款是一件很“出格”的事。他语调听来虽然温和, 但是还是掩不住他对南大管理层处理此纠纷的不满。最后他总结:“当年纷争不过是浪潮中的一个泡沫而已。”说得极为平淡。钱穆在晚年才与语堂相识,到过马来 亚大学中文系短期讲学,他并没有亲笔为文评说此事,但是通过了他妻子胡美琦的追述,我们知道他的看法。他对创办南大的“新加坡侨界”同情、而为林语堂感到 可惜。[xvi]

  林语堂亲人的观点和语堂相当一致,即认为此事件牵涉到政治思想的斗争。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态度较直接,也相当强硬。在 1989年出版的《林语堂传》有题为“南洋大学校长”的一章,文中林太乙是以一位“受害者”的身份述说此事。30余年后她追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心中仍然愤 慨。据她说,事件的重点,是新马左派分子联合起来的攻击。他们对林语堂和家人穷追猛打,逼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由主义的阵地。最后她下的结论:是“北京 (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的。[xvii]这显然是林语堂版本的一种“另类”说法。除了林语堂和林太乙之外,大概只有台湾官方仍然持有这个立场。如今台 北阳明山山腰仍然保留林语堂故居,让后人凭吊,而在《林语堂故居》的网页“生平年表”中的61岁栏里,有以下一段:“卷入共产党策动的政治漩涡 ,于四月全体教职员集体辞职。不久漫游欧洲。这个不愉快的经验让林夫人一度精神衰弱。”[xviii]把林夫人的精神状况也扯了进去。这些论述和记载,显 然牵涉到当时和现在政治党派(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斗争。

  中国大陆学界对林语堂的注意和研究,经过了多年的沉默,近十余年才有成果。 [xix]据说,近一代的大陆学者也只是透过鲁迅的著作才认识林语堂的[xx],这与新马一带透过南大事端认识林语堂一样,同样染有某种色彩,但是显然彼 等能快马加鞭,学术成就卓然。万平近《林语堂评传》第十九章〈海外生活道路上的插曲――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始末〉,对此事端有较为公正的评述,虽然当牵涉到 政治意识斗争的议题时,作者的立场就相当明显了,但是他对林语堂的举止并不袒护。另一位作者王兆胜对林语堂在南大的日子倒是有点“了解的同情”(陈寅恪 语)叙述,行文间多了几许虔诚的敬意,推测说“如果不是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创办一所‘林语堂式’ 的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林语堂是决不会在60多岁的高龄,放弃自己的写作,从美国远走新加坡出任一个普通大学的校长的。”[xxi] 南大的确不是一间“普通大学”,林语堂的预感没错。[xxii]而“林语堂式”的大学一语颇具新意,其内涵是什么,作者没有写清楚,应该包括了学贯中西、 学业休闲并重、人文与科学并行等内容,但是这些是否是当年新马华人所注重的,还是一个疑问。

  这些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 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去解析林语堂在南大的这一段离异,但是即使是林语堂最宽容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 “林语堂事件”是一个给南大带来积极意义的正面现象,或说他是南大校长的理想人选。但是我们需要全然的否定他吗?即使是负面,有必要不留余地的诋毁他吗? 语堂一切的奋斗和努力,难道就如此毁于南端一岛国的舆论之责詈挖苦乎?我想答案是不明自喻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林语堂82岁的人生棋盘里,南大短短6个 月的日子的份量究竟为何?更重要的,在新马华文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尤其是南大创校史的论述上,林语堂事件应如何定位?从“林语堂事件”里我们能够吸取什么 教训?后林语堂的南大又如何发展?人物是立体的,历史的动因是多重的。因此这个事件可以允许不同的解释。事实上,在南大25年的文化痛史里,“林语堂事 件”是它的第一道伤痕。我们不妨就时间的距离与人事的更替,重新来评说这项似乎没有真相的事件。

二:南大分娩:孕育与阵痛

  韦 伯认为,任何社会历史的论述,必须采用三个分析层次,即历史轮廓(configurational)、发展脉络(developmental)和事故情势 (situational)。要了解和分疏一个历史事件的种种前因后果,务必对这不同的层次有所掌握,才能真正清理出一个真相。[xxiii]中文论述里 所谓的“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极近此意。探讨和理清“林语堂事件”在南大史上的意义亦必须如此下手。以下就南大创校的时代背景和聘请林语堂的因 缘一一简单描述。

(A)谁的温床?政治抵抗和华文教育

  二次大战后冷战开始,新加坡华人政治认同因新中国建立出现变化,亲中国 乎?落地生根乎?若亲中国,是亲共产党乎?亲国民党乎?那时国共思想斗争延续到海外,东南亚是一个重点,而当时亦正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独立的年 代。政治派别纷纷组成,利益集团(文化、教育、工会、社团)也一个接一个崛起,一时风起云涌。殖民政府无意解决社会问题,劳动阶层与资本阶层关系日趋矛 盾,工潮频发,社会秩序相当紊乱。

  英国殖民政府一向来偏重英文源流教育,对于其他的母语(或称方言)教育(包括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 无论在教育经费,还是师资训练,英文源流学校有绝对的优势。政府所实行的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和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白皮书,都否决了华文教 学。对他们来说,华文教育是沙文主义的土壤,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滋生和散播有直接的关连。因此当华社提倡创立一间华文大学时,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他们害 怕此一高等学府将会成为新马共产主义的温床。经过多次官方的刁难后,南大成功创立便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根刺了。事实上,英国高级官员在许多场合已经透露他们 的这个立场,“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 ,正是当时殖民政府对南大的印象。[xxiv]再者,殖民政府认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似乎是有亲中国的倾向,陈的身份可疑。尽管他不是同情共产党,但是在 那个年代,任何有关华文文化传播的举止,都无可避免地被染上政治色彩。[xxv]

  新马华文教育运动一直潜在着极深的忧患感和危机感。在马来 亚,英殖民政府拟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显然对华教极为不利。先是1951年《巴恩氏报告书》,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国民学校”,以促进学生效忠马来亚,培 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方言(母语)必须消失。接下来是《1952年教育法令》,以《巴恩氏报告书》为蓝本,立法消灭华校。1955年联盟 政府执政后,对教育政策作全盘检讨,拟定了《拉萨报告书》,以建立国民型学校为最终目标。华社于是极力反对,为了文化“救亡”作出了激励的反应—“组织起 来!” 1951年华文教育界人士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三年后(1954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也告诞生。这两个组织在 争取华校的平等地位的艰难过程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爱护母语教育的呼声亦直上云霄。几经鼓吹,陈六使提出创办南洋大学 的建议,得到了新马华社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创办南大,是“为了维护文化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xxvi] 南大成为一项万人动员的社会运动,实有其政治和社会背景。新马华人社会在长期被歧视和压迫的气候下,奋力争取母语平等权益,用长年累积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力 量,反弹强势压力。一旦有心者一声号召,广大群众立即反应,于是群众运动浩浩荡荡矣。这是一项民间办学与官方政策的互相抵抗,当时华社公民社会的毅力和积 极,可见一班。然而,更重要的是,南大创立的动力乃建立在一种坚韧的文化力量上,此乃其真正的精神资源。华人社会坚信文化之根不可拔,不然血缘断裂,文化 气脉当奄奄一息。而大学,正是一个民族高层文化与血脉延续之地。南大的深沉意义,以及其在逆境中所衍发出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乃在于锻炼气节,磨炼意 志。如此入世苦行的道统,近乎求心立命的气息,乃南大的灵魂和脉搏所在。这都不是现在任何大学可以仿效或比拟的。

(B)创校三事:建校地址、募款经费和聘用校长

   南大创校时一切从零开始,创办人基本上有三项重大任务:第一、寻找建新校址土地;第二、筹足经费以应付建筑、校务和教学设备费用;第三、规划大学的课程 内容、拟订教学方向,以及落实大学精神。首项任务已由陈六使领导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捐出位于星岛西端裕廊路五百英畝地皮,为此兴建大学校址基本上解决。后两 项任务的规划较为长远,而亦必须同时进行。筹款一事,大学筹募委员会即时成立,陈六使捐献五百万作为南大基金,在社会商团领袖带领之下,新马两地华人纷纷 解囊。于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筹款运动,这是一次新马华人社会支持母语教育的一次辉煌展现。筹款运动反应热烈非常,筹募委员会在1954年8月的第一次会议 中,决定了在1959年之内筹足两千万元的目标。

  筹募基金有赖于动员各阶层的本土华人群众的热心支持,然而如何组织院校规划、拟订大学课程内 容、主持日常校务行政、招揽延聘教授和校外评鉴委员,以落实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就必须借助在新马以外的知识人才了。而物色一位象征严正学风、开一代风气 的校长,便成了南大执委会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真正考验南大执委会的文化见识、管理能力和危机处理,并不是校地或筹款二事,而是如何寻找 到一位符合当时南大创校精神的校长。

  或曰:校长重要吗?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此乃办学至理。而大学校长,正是师林之师。他的教育理念,尤其是 办学治校的理念,可开亦可遏一代风气。我们会联想到近代的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以及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宴阳初的教育改革实践。如今大家都缅 怀蔡元培,因为他是大学理念的掌握者,更因为他有人格感召的力量。他制定了大学的规格和模式,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事实上,如果蔡元培当年不敢改 革旧北大,北大也就不可能有当时的盛名及日后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无数大学校长是无名之辈,大学校长不一定是要闻名于世的大学者。[xxvii]但是, 一流的校长和一流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校长乃负有办学治校之主责的大学领导人,大学是学思泱泱还是死气沉沉,校长难逃其责。

  当年南大执委会聘 请校长,最起码应该有这种教育理念和办学思维,不然他们也不会想到胡适和梅贻琦。南洋大学创办时,在有限的条件和短缺的资源下,却有腾飞和突破之意,诚属 可嘉。胡适以提倡白话文著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已名满天下,1953年他在台北的国民党政府服务,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极其激烈。1954年任台湾“光 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1955年间,在对岸的中国,左翼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及他的 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看那时的情况,胡适来新加坡的可能性实在不高。况且他亲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比林语堂更为鲜明。南大执委会去函试探他来星 办学的意愿,他没有回信。[xxviii]

  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他就是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那 位令人怀念的教育家 。[xxix] 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段时期侨居海外,1955年才去了台湾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据说梅贻琦为人和生活极为廉洁奉公。在西南联大期间,虽身为大学校长, 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大概是三位校长人选里经历过最贫乏的生活的一位,在西南联大努力教学,献身国 家,未计及个人身家之利害。他也是三人最不具政治色彩的。若论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可与胡适并提,而林语堂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南大执委会写信给他,他回信 婉拒了。

三、林语堂任南大校长:“大哲大贤”的“合家聘用”

  那么南大执委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看来 胡、梅两人不感兴趣后,南大执委会才接触林语堂的。林语堂当时在国际文坛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并不以学者身份或办大学教育著称。他办教育行政的最高履 历,乃曾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任内曾经成功邀请到当时几位重要作者和教授(包括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或许南大执委会赏识他这一点。至于林语堂的籍 贯,是否是另一个被南大执委会看中的重要因素?这个可能性亦很大。南大创办人大部分乃福建人,为了沟通上的需要,聘请一位老乡,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 [xxx]

  有了上两回没有被理睬和被拒绝的经验,这一次陈六使改变了邀请方式。他委托亲信连瀛洲亲自上门拜会在纽约定居的林语堂,以展示对校 长的尊重和聘请的诚意。[xxxi]林语堂亦极为高兴,但是看来是有一点迟疑的。从他后来发表他和连瀛洲及陈六使的信函看来,他“耿耿于心” 的,是南大经费问题,盖“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不然南大“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xxxii]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他几次询问后,执委会似有承诺,他才认为“事有可为”,才真正答应了聘请。下面这封林语堂写给陈六使的信函里,可以窥看出他当初对创办 南大的一些思路:

六使先生道席:

  奉诵来札,过蒙奖饰,且拟委以南大重任,愈增惶愧。弟何人斯,曷克当此!且老马伏枥久矣,大 不想吃六山草,此项衷情,屡向瀛洲先生言之。瀛洲先生却会真诚感人,乃与之作数夕谈。弟于吾国文化、侨胞福利、亚洲将来,未尝不萦怀,乃以兹事基大且繁, 不得不详细考虑,一则任重道远,恐不称职;二则凡事创业艰难,筑室道旁,三年无成,权不专,信不坚,则事不成;三则南大之办,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 吾国文化之愿望焉,必有雄厚基金物力,始能贯彻始终,争得学术界地位,成为亚洲东南第一学府。苟非诸公远瞩,志在必成,或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桔过江南而 为枳,斯不足观。与瀛洲兄晤谈后,深知我公热诚为我侨胞谋幸福者如此。而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者又如彼,窃为星洲华侨幸,故已许附骥尾,追随努力,事有可为, 则志在必行。余告瀛洲兄面详。

即请

道绥

民国四十三年正月九日 弟林语堂顿首[xxxiii]

  林语堂 考虑来南大就职,应该有几个重叠的原因。第一、那时他移居美国已经20余年,而且职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写作计划也到了一个阶段。他答应到新加坡是因为 “他非常渴望变更他二十五年旅美生活方式,回到东方去。”[xxxiv] 第二、或许他真正被“侨胞”和陈六使的办学诚意所感动。连瀛洲会晤林语堂后回星报告说,他“受聘出长南大是侨胞热情感动所然。”[xxxv]在几个不同的 场合里,林语堂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姑且信之。第三、他认为在文化荒漠的南洋,有传播和维护中华文化的必要,“在荒土播下文化种子”是他的理想,而南大正 好可以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他说:“目前世界在动荡困难之时期,吾人有机会在外国办一间中国大学维护吾人之文化,吾人此来,系衷心为延续中华文化在海外之发扬。”[xxxvi]说来 极为堂皇。第四、他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认为南大在亚洲红祸弥漫之际可以成为在东南亚的反共堡垒。这一点他开始时并没有白纸黑字明说,只是在谈话间不时透 露。

  很难说那一个理由最重要。也许因为原因复杂,所以后来才会有不同的解释。显然林语堂来星办学是由几种机缘促成的。后来有人恶意批评说他是 来“淘金”的,原因是他物质要求甚高。但是以常理推测,他不太可能为了钱或享受而来。陈六使也一直重复说林语堂是不嫌弃南洋的资源贫乏和放弃了舒适的生活 条件来南洋的。“林博士愿牺牲在美优裕生活,为此间华侨教育事业服务,吾人谨在此致其敬意。”[xxxvii]说得很诚恳,看不出是反话。如果林语堂来到 新加坡后的生活条件像一般论述里所说的高人一等,那也是南大执委会对他的礼遇。至于他是否感觉到屈才,在他写有关南大的有限文字里,我们读不出来。 [xxxviii]

  1954年10月2日,林语堂抵达新加坡,同行的还有林语堂夫人,二女儿和女婿,三女儿及两位外孙。看来林语堂是全家大小 移居,似乎有长期居留的意思。这并不是第一次林语堂全家迁移。1936他们离开大陆移民美国,也是全家一起动员的。来星办学,而且一切从头开始,家人也有 点犹疑。那时林太乙对放弃纽约的生活和高薪的职业(夫婿黎明在联合国任职)有点不舍,“我们犹疑不决,父亲有点不耐烦了。他说,他请了这么多教师他们都 去,难道你不去?我们想来想去,好像没有理由不去。”[xxxix]可以想像林语堂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

  这次来星,林语堂全家旅费肯定不低, 但是还算是一次过的费用。更具争议性的,其实是林语堂雇用家人和亲人在南大担任重要职位。女婿黎明被委任为大学行政秘书,女儿太乙为校长秘书,而侄儿林国 荣为会计师。这样的安排,应该是林语堂那边的要求,而南洋大学执委会这边同意。不过后来这却变成林语堂在南大任内“最令人瞧不起的”事项之一。[xl]事 实上,这种聘用方式也颇为奇特,以现在经费充足、制度化的新加坡的两间国内大学聘用的条约来比较,它们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全家式聘用的惯例。难道林语堂被聘 用为南大校长,真的如陈六使1954年2月17日在回林氏信中所说,是聘请一位“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先知先觉大哲大贤” ,又是新马华人“寤寐以求”的大师、[xli],故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的资料里我们看不出真正的原因。或许在那个国家意识薄弱的年代,“海外华人”都是 “一家人”!但是,既然南大执委会事先已经同意“合家聘用”,事后反目也就不好反咬林语堂一口了。

  林语堂在一个陌生而毫无盟友的环境下,没有 安全感,惟有雇用可以信赖的亲人,才能掌握和巩固行政权和财务权。他做了这些人事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要求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实有商榷的余 地。从利益冲突的层面来说,就现在的标准,任何社会都必不会允许这样的布局。校长当然有聘用教授和其他人事的权力,然而从此事的安排可以判断,林语堂似乎 有点滥用权力的嫌疑。徐訏认为,这个安排“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现实环境之理。”[xlii]说得极是。当年林语堂出任厦大文学院院长时招揽了一批有 名望的学者,但是并没有像这次这样随意聘请自己的亲人担任要职。

  撇开林语堂的私心不说,他的确曾为开创南大时寻找过平允笃实“大师”级的老 师。钱穆就是其一。林语堂曾经邀请过这位被后世称为中国“文化史的集大成者”[xliii]到南大任职,但是没有成功。当年(1954年)钱穆在香港新亚 书院,到了1956年,才应了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来到新加坡,也举办过几场公开演讲,那时林语堂已经愤然离开了。这两位影响极大的近代文化人物,到了 晚年才相知成莫逆之交,但是始终没有在南洋相遇。看来林语堂当初的邀请,的确牵动了钱穆南来任教的意愿。林语堂虽然对新马教育和华人社会的需求似懂非懂, 但是对于一流大学必须要有大师这一个重要环节上,还是能够把握着的。校长为学术带领者和推动者,于此可见其重要性。林语堂物色的其他教授包括:文学院院长 熊式一、理工院院长胡博渊,进修班主任黎东方,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建筑工程主任杨介眉,文学院教授查理士达夫、会计师林国荣等。后来这一批学者与林语堂共 进退,林语堂辞职不干,他们有一部分也没有继续逗留下来。

  关于南大初期聘用教授方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53年,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 究会(简称艺术研究会)发表了一篇〈重申对南大的希望〉的声明,他们对林语堂离美来星之前在纽约所发表的谈话中觉得非常不满,林氏说已经聘用“甚多受高深 教育之流亡学者。”就这一点,艺术研究会批评说:

  林博士所指的流亡学者,当是逃出大陆的流亡者,此辈流亡学者在政治上都有背景,对于政治的见 解多存有成见,故而这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一旦把持校政,必然把南大作为宣传政治之工具,把政治手段运用到校政来;再说有政治背景的教授,他们所繁忙的必然 是政治上的把戏,对于教学当然无法全神贯注,因此这些教授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其误人子弟的作用,是绝对谈不上“协助教育青年男女”的。

又说

  为了南大将来不会成为“逃国难”者的避难所,为了南大不致被这群政客所利用,我们坚持反对聘请此类流亡学者为南大教授。[xliv]

   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大学聘请老师,竟然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议题,人人可以说话,这个组织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第二、这个学生组织认为离开大陆者的 “流亡”学者皆有政治背景;第三、南大不能沦为“政客所利用” 的场所;第四,有鉴于此,南大想要成一学术机构就不能聘请这些学者。且不管这种推论是否正确,逻辑是否合理,这是“广大”社会的回馈和反应,当事人当然不 得不回应。林语堂来星后第二天(1954年10月4日),在南洋大学执委会的第二次会员常年大会上,特别发表澄清。他说:

  谓南洋大学征聘失业 的知识分子为教职云云,实系无稽之言,余从未发表此谈话,余在演说中乃谓‘不幸南洋大学并非失业知识分子之紧急救济机构,而余所接触者皆持有重要职位’。 此项对南大未来教职之反映,殊不能置之不理不予驳斥。南大一向坚持遵照其政策,袛能请一般在其学术地位有卓越声誉之学者任职。[xlv]

  林语 堂谈话的重点是:大学聘请教授,当然应任人唯贤以学术成就为标准,政治立场和背景不在考虑之列。这个谈话巧妙的回应了艺术研究会的诉求。事实上,这些学生 组织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学者泪辞风雨故国,流亡桴浮海外,很多都是有背景的,包括胡适和梅贻琦。用钱穆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 逃离大陆,是“集体流亡”的。[xlvi]。但问题是,这是否就表示他们一律都是政客,聘请到南大“必然把南大作为宣传政治之工具,把政治手段运用到校政 来”?这个逻辑似乎不能成立。当时大陆政权移换时留下来的学人不一定亲共,如陈寅恪,[xlvii]而流亡到海外的,大部分都是不认同共产政权,但是是不 是都有参加政党活动,似乎未必。留在大陆的学者也不可能接受海外大学的聘请。况且,用这个“没有政治立场”标准来聘请教授,以当时南大的资源和条件,恐怕 很难物色到真正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这批自我放逐学者中找师资,其实是较实际的做法。但是,正因为如此,南大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个 中国文化移植的组织。黄丽松就说:“南大无可避免地成了一所从中国移植而来的大学,而且可以说是单面移植的:我们很难期待如此形成的一所学术机构,可以适 应一个特殊的社会,或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xlviii] 这是一个文化后遗症,也一直纠缠着南大以后的发展。

  艺术研究会提出这个诉求, 其实是有政治背景的。当时新加坡华文中学的组织已经开始被左翼分子渗透,表面上说没有政治立场,但是组织的运动和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是相当鲜明的。由于他 们思想左倾,所以特别反对与国民党相从甚密的人物。林语堂当然知道这些话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从这个事端可以看出,林语堂一开始在南大任职时,其治校权力的 威信和合法性(即雇用老师)就受到了挑战。这些阻力肯定在他后来的几个月里制造了不少的困扰。

  双方所谓的“学术独立”,显然是相对于政治干涉 而言。相对于王国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的现代诉求,或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坚持,他们的认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xlix]对这些大师来说,学术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目的,也就是“学术为学术”。这是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以学生团体的文化程度来说,他们显然没 有这种自觉性,而林语堂的认知,也未必能超越这个层次。

  其实,南大从创办到关闭的短暂一生里最大的吊诡,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的暗影,一 直以不同的包装形式来干扰它的选择和发展。开始时殖民政府戴上政治色彩的眼镜来看南大的创立,林语堂的政治背景后来成为一个话题,雇用教授又牵涉到思想意 识的问题。以后的学潮、学生会的活动,以及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的被褫夺、南大与新大合并等等,更是与政治运作有着无法摆脱的密切关系。当事人立场各异,各 人自说自话,对政治意识的问题,或作潜意识的逃避,或以权力在位的优势操作事件的发展,或“只许官兵放火,不许平民点灯”。南大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政治 史,或者更准确的说,一部政治操作史。然而,政治令人疑惑、厌恶,令人感到神经敏感,但是它却无所不在。这毕竟是一个韦伯式的课题,也是一个学术难题,充 满了动感和张力。[l]

四、办校理念的分歧:办怎样的大学?如何办?

  林语堂到达新加坡开始治理校务,与南大执委会之间有几项 较大的分歧,其中最早的一项是硬体设备的校舍建筑工程。林语堂来星之前几个月,南大校舍已经动土,各种建筑物的设计已经定了下来。显然离林语堂所想象的理 想大学有一段距离。林语堂提出异议时,对方却不愿妥协。这就是双方意见抵牾的开始。林太乙的描述是这样的:“父亲一到就马上遇到困难。最先是建筑方面。他 获悉建筑地盘的契约有舞弊的情事,开土机也显然用以做不必要的工程藉以增加利润。大学董事部也违反对他的诺言,不事先征询他对兴建校舍的意见,迳行批准图 书馆的一项极坏的设计,光线固然很差,藏书的地方也极少。而且已经率先开工建造。不独如此,他们也不事先征询工学院院长的意见就开始建造工学院大楼。” [li]林太乙所谓的“舞弊”,乃指南大董事会的人包办了建造校舍工程。其他事项牵涉到的是彼此缺乏沟通的问题。

  事实上,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之间,真正的严重分歧,乃软体议题,即(一)南大究竟应该是一间怎样的大学?(二)校长和董事会的权力范围在那里?前者是办学理念,后者则围绕着权力斗争。这看似对硬体发生异议,其实牵涉到的是理念和权力结构问题。

   在办一间怎样的大学的议题上,林语堂与南大筹备委员在表面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骨子内却是没有共识的。他们对大学功能和目的的认知有异,对办一流大 学的执着和用心也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不妨先回顾南大创立的宗旨。1953年南大筹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创立南洋大学的宗旨是:(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 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同时指出,南大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除了具 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还有两大特色:(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lii]

  可以看出,事实上,南大宗旨的社会性比其学术 性为重。首四项是重点,而国际一流大学云云,则是较次要的。况且,以当时新马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来说,此项目的只能是一项长远的目标,而非急时的需要。 连瀛洲1953年12月4日专程到美国拜会林语堂时,《南洋大学宣言》已经公布,连瀛洲是否有亲示之于林语堂?从现在的文献来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 林语堂1954年1月9日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里,却完全没有提及南大宣言中这些重要的社会课题,如发展马来亚文化、师资问题、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 济发展之需要等等。这封信给人的印象是,林语堂的确对当时南大的创校宗旨没有太深厚的了解。他接到聘书之后,在致陈六使的第一封信里,大力赞扬他“热忱为 我侨胞谋幸福”、“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讲了许多这些无关实际的话外,涉及文化教育的只有两句:“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吾国文化之厚望”、“把南 洋大学办成亚洲东南亚第一学府。”[liii] 看来林语堂一味想要办一间他心目中的一流大学。

  南大创办的最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新马华校 毕业生升学的问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华文高中毕业生升学的目的地。[liv]自40年代中叶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不能去中国大陆升 学,南大可以给这群有志升学的青年就地得到符合水准的第一学位的机会,陈六使在创校期间在不同的场合里一再重复此宗旨。1954年11月10日晚,南大执 委会在丹戎偶俱乐部设筵欢宴,欢迎校长和多位新到的教授。在宴会上陈六使就说:“吾人何以应先着重华文,收容华校学生为主?因马大既系政府所办,且主要为 收容英校学生,吾人所创办之南大,目的纯系先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困难问题。”[lv]南大开办的目的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务实面表露无遗。这就 是南大的特点,这特点延续了南大的一生。

  南大欲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云云,显然并不是主轴。至于研究院、学术研究工作云云,即使能实现,也恐怕要 殿后。[lvi]然而林语堂却太执着认真了,坚持要落实此一宏愿。这一项坚持又成为日后他要负的罪名之一。《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社论〉写 道:“由开办南大时起,到林语堂博士昨天公布的声明书,‘第一流大学’这名词,听来令人头昏目眩,由办理第一流大学自然联想起需要最大笔的金钱。” [lvii] 华社大报的〈社论〉既然这样不吝批评,这种流言必然非常普遍。显然华社对“第一流大学”的创立,“头昏目眩”,心里深处其实是有所踌躇和保留的。

   后来林语堂和陈六使为首的南大执委会进行摊牌,首席部长马绍尔曾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他的看法极具参考价值。“此次南大发生之不幸事件,余认为纯系双方 误会而起. . . . . .依余个人意见,双方误会之症结,似在是否应办一‘第一流’之大学,欲办第一流之大学,不单需要人才,而且应有雄厚之财力,故余认为对此问题应从长计 议。”[lviii] 马绍尔的看法到今天还是非常有见地的。

  林语堂和大学执委会的纠纷根源,不止是较抽象的大学理念上的分歧,在实际的管理 校务和财政的运作上,其实更具爆炸力。这就是牵涉到大学董事会和校长权职划分之争。林语堂还未上任之前,已经注意到此事项可能发生冲突。1954年1月9 日他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里[lix],他所列出的第一点和第六点(最后一点),都与权职有关;第一点是:“校董与校长之间,真诚相对。校董负筹备基金 之责,校长负大学行政全责。”第六点是:“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校长负大学成败荣誉恶名之全责。”这两点前后呼应,直接说明了分权的必要。

   董事会和校长权职的分开,是一个源自于西方的管理模式。权力制衡和专业分工都是关键。用在华人社会创办的组织,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南大的组织是在1953 年5月5日依照“公司法”,并经新加坡商业注册官批准,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之名成立的。显然,创办人只能把南大当着一个商业企业来管理。黄丽松就说: “这个结果很严重。”[lx]意思是说,这样的安排表明了大学所授予的学位将不会被政府承认。另一层意义是管理方式。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组织性质,是双方 在权职方面冲突的根源。这牵涉到南大执委会在管理上的作风和认知。

  作为一间公司来管理,南大形同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海外华人背井离乡、艰苦 创业,大多数华人对其家族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其看作是自己及本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企业的所有权通常都由一家族牢牢控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家 族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非常看重,因此他们宁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也不愿将企业的两权进行分离。海外华人的管理概念仍然停留在此一阶段。

   在这个议题上陈六使是个关键人物。陈六使虽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经济奇才,但是他的行政能力和管理哲学,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研究者认为,陈六使的管理弱点,就 是在于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他大权在握,事无大小,从决策到管理到执行,都亲自动手,不懂得授权。他虽也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却不让接班人将益和企业组 织、管理和营业方针现代化。这两方面的弱点是益和的致命伤,使接班人、家族股东及高级管理层萌生去意。”[lxi]陈的事业后来碰到困难,其中管理方式应 是原因之一。

  用这种管理方法来管理一间大学,就难免会发生问题了。南大执委会一直“干扰”、“侵犯”校长行政权。他们本分的任务是筹足经费, 至于如何经营这笔费用,是在校长行政权的范畴里,他们是不许过问的。林语堂认为南大董事会犯了两个相关的错误:第一、他们没有筹足经费;第二、他们在核准 经费上“越权”。

  先说办学基金的筹足。林语堂一直认为,要办好南大,基金必须充足。聘请林语堂时陈六使胸有成竹,这也是林语堂答应来新加坡的重要原因。在他写给陈六使的一封信里,对此事“一再奉询”:

   六使先生文杞:接奉先生及瀛洲先生四月廿六日华翰用悉执委诸公计划南大基金,早有成竹,步骤开然,至为喜慰。弟前函所以一再奉询,是未悉箇中情况,一则 临事之初,不敢不慎,再则实为南洋办一好大学,为我华侨争一口气,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耿耿此心。[lxii]

  所以说,林语堂要求基金筹足二千万而陈六使有言在先,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个数目是创建南大的基本费用,也是“造就好人才,好国民”的第一条件。来星之后林语堂也一再提起基金问题,在1954年11月10日的一个宴会上,他说:

   吾人所办之南大是要造就好人才,好国民,陈主席将南大喻为开船,渠所揭示之宗旨,本人受船主之命,当然接受,但船已开行,船长责任重大,应有充分权力, 处理事情,燃料尤需充足,就以飞机来说,只能载三千磅重者断无法载四千磅重,本人当知飞机之载重如何,最大的问题还是要充分之燃料油。[lxiii]

   这一笔“燃料油”最后是没有筹足。经费一直是南大创办,以及后来发展的大问题。这个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大家不慷慨,而是财务这回事实在是一个无底洞。动 员各社会阶层(小贩、三轮车工友、剪发师等等)筹款,真正的目的是强化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同时启发群众的文化觉悟和增强全民的教育观念。从他 们身上能够筹到的数目毕竟是有限的。林语堂看到这一点,他之所以不满是针对大富翁而不是小市民。林语堂在第一次的南大执委会会议上就说:“星马侨胞在经济 上的力量高人一等,能够利用来办教育是很可喜的,尤其可贵的是南大的基础,是建设在群众的力量上面。”[lxiv]他看到大富翁的大批認捐,也看到小市民 的义卖、义捐。但是不是后者太多,而是前者不够。后来林语堂就直指有些商家只认捐而没有缴交捐款。

  事实上,南大每一块瓦砖,都是广大“说华语 或方言的普通民众”的血汗。这一点林语堂明白。1954年12月3日至7日,陈六使和林语堂一行人应槟城、怡保及吉隆坡南大委员会之邀,到此三地巡回访 问、演讲和募款。从林语堂和他们的互动来看,他了解到他们对母语教育的期望,以及募款之困难。华社领袖基本上也给予林语堂极大的尊重,许多甚至是以一代宗 师来看待的。南大吡叻分会主席刘伯群的这段话极具代表性:“林博士之伟大,可以说是能人之所不能,林博士系中国人,他能够用英文写作有《吾国与吾民》、 《生活的艺术》等英文书本风行欧美,使外国人对中国起了一种新的认识,为中国在世界上奠下光荣不少,林博士这种伟大,令我们起了无限钦敬,今次来马长教南 大,我们预想南大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lxv]对林语堂有点奉承吹捧,但是不失为对待宾客的基本礼仪,而对其期望之情,亦真诚表露。但是至于林 语堂的办学理念,是否得到这些商界领袖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却是耐人寻味的。

  钱既然来得不易,那么如何使用、用在什么地方,就特别敏感了。双方 冲突的真正导火线,是林语堂提出的大学预算案。[lxvi] 1954年11月初,南大执委会请林语堂拟定办校预算,林语堂于11月15日起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预算问题,南大执委会并没有参与这个会议。具体的 预算数字是在三个月后(2月中旬)林语堂提交给陈六使的。其中包括有开办费概算和经常费概算,总额是五百六十一万一千一百卅一元八角九分。南大新加坡执委 会准备2月17日开会讨论,但是在2月14日公开了这个预算,华文报章也大篇幅的报道。[lxvii]林语堂不满这种讨论方式,立即召开一个校务会议,但 是并阻止不了南大执委会开会讨论。17日的会议上,主席陈六使认为预算案数目实在庞大,说实在无能力承担。他说:“本人阅后心内感觉非常痛苦,因恐南大无 力负担,盖南大向人募捐非如向人收数,而是有如向人求乞。”[lxviii]那么该如何收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开支小组委员会研究预算案。林语堂对于执委 会这个举止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个小组是不合法的。隔日(18日)他连同几位同僚在南大办公室发表书面声明。全文如下:

  本人见报载,星嘉坡执委 会关于本大学之水准及执委会与校长职权分配之态度,极为詑异,此息若确,则本人及教职员为了创办第一流大学之一切辛苦努力,将尽归乌有。本人已以此意告知 执委会主席陈君六使,陈君将于明日与本人及教职员作非正式谈判,甚愿双方歧见借此可以获得解决,又希望借此最后一次之努力,使星马学子可得受高等教育之机 会,而不辜负他们求学之热诚,倘双方不能获得解决方案,本人自当向社会公布前后全部经过,以明真相,特此声明。

  这两段话里有几个重要内容。第 一、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缺乏沟通,连这样重大消息,林语堂也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但是他虽然有保留(“此息若确”),但是还是相信了。第二、这里透露出的, 是“执委会和校长间职权分配”的重大分歧;执委会突然成立开支小组,显然是节外生枝,欲架空校长权力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林语堂无法忍受。第三、林 语堂用“谈判”而非协商或讨论,可以看出他已经视之为最后一步棋。证之以他一个月后的谈话(“我所以不愤而辞职者”),已可以看出他有辞职之意。

冲 突公开后,新马华社呼吁双方冷静,为南大前途计,应该尽量配合、退让。2月19日双方安排会面,但是在气氛极坏的情况下,谈判破裂。3月20日林语堂发表 了与陈六使来往函件,证明陈六使曾保证款项充足,且在“执委会与校长职权分配”的议题上,有所承诺。3月21日林语堂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所以不愤而 辞职者,是为顾全三轮车工友对南大之热心支持,现在,我以为有力者已尽量出力,但有权者未必已尽量出钱支持南大。我没有头家,我的头家是三轮车工友,他们 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 . . . ”[lxix]4月2日,华文报章报道“南大事件突呈急转趋势,林语堂有引退之意”。[lxx]4月5日,林语堂引退得到证实。与林语堂到校十余教职员亦 在引退之列。全部遣散费总共三十二万四千余元。[lxxi]

  在调停此纠纷的人物里,北马华团领袖林连登出力最甚。[lxxii]而林语堂亦曾 飞至槟城与他会晤讨论纠纷一事。[lxxiii]但是可以看出,那时几乎所有在报章上发表或引述的舆论,都是站在南大执委会这一边的。虽然大家呼吁双方让 步解决这一危机,但是都是认为这是校长的错。以预算案来说,要求南大“平民化”、“大众化”的华社没有人支持庞大的开支。“我们是以血汗换饭吃的劳动阶 级”,[lxxiv]“南大创办之初,似宜尽量撙节,盖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也。”[lxxv]以办一流的大学来说,也是不得人心。“不该好高骛 远,作不着实际的打算。”甚至有人说:“要使南大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是全马华人同胞谁都赞成的。但对这我们来说只能是南大美丽的远景,目前的实际情况只 允许我们把她当着一个目标罢了!”[lxxvi]这才算说了真话。

  2月19日的谈判是关键,其实双方都动了肝火,显然是一场意气的争吵。双方 事后有不同的记述,但是其中争论议题、谈话气氛等描述,在追述上大致上吻合。其中有一个双方提到的项目颇为值得一提。《南洋大学创校史》有这样一段:“林 语堂接着说陈六使失约背信,说他的不是处。说了相当时候,便拿出一字条要陈氏在律师前面签名承认其中条件。”[lxxvii]林太乙也有类似描述:“接着 父亲便说陈六使背信弃义,用闽南语给他一连串的‘我问你’,说了相当时候,拿了一字条要他签字承认其中条件。”[lxxviii]

  双方都有提 到“字条”。林语堂拿出来的这一“字条”到底写得是什么?没有人讲得清楚。连陈六使也说:“当时本人未予一看亦不敢看,不知其中所写为何。” [lxxix]似有躲避的嫌疑。从林语堂后来的动作看来,这个所谓的“字条”,极可能是林语堂、连瀛洲和陈六使最初来往信函。3月21日《星洲日报》以 “林语堂昨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为题,刊登了他们之间的八封信件。此八封信不见转载于现已出版的南大资料文献。3月25日(即南大星洲执委会第六次 会议前夕),林语堂亦曾发表长篇报告。《星洲日报》3月25日刊登全文。此报告有助澄清林语堂的立场,故甚为重要,然亦不见南大资料文献收入。

  这些信函刊登后,陈六使似乎有点尴尬。他在3月25日的会议上辩驳说:

   关于校长在报章单方面发表他和本人来往函件,本人尚未逐一核对,不知是否全部发表抑有若干出入,连瀛洲先生赴美与校长接洽,渠在美来函已公诸报端,吾人 致校长之函,多系连先生返星后始寄发者,各函系由连瀛洲或黄奕欢诸先生嘱人执笔,全无私人意见,所有函稿俱经执委过目,每有经连先生修改,当时本人曾主张 函文不必写得太过好看,连氏总是认为普通函件并非契约,吾人一片热诚聘请校长多些褒奖之词自无伤大雅,何况南大又是众人的事。连氏每次如是解释,本人细思 亦以为然,犹如吾人做生意聘请经理,当然说好话,不但赋予全权,且年终有花红,但经理既来,一味做亏本生意,资本日减,吾人岂可在赋予全权及给花红乎? [lxxx]

  潘国渠在会上也透露:“去年之函乃系本人所拟,其内容多被连氏修改,如筹款一则,原系说并非容易,被改为容易,希望校长来做同 志,一起牺牲吃苦,并请林校长起草文理商学院五百至一千学生之详细计划,此等内容皆被删,对问题未有切实说明,致有今日问题发生。”[lxxxi] 据知,潘国渠乃陈六使的捉笔人。

  这两段话极为重要。第一、陈六使是间接承认了当初确有对林语堂作出承诺,虽然这些信件“全无私人意见”,但是 内容没有错误。第二、信函内容被送信人修改过,以致产生了问题。潘国渠还说:“函件引起纠纷,症结所在,侨众应该明白。主席以校长为国际著名学者一定道德 好,学问好,所以函催早日来星,并不是骗他来。”[lxxxii]说法又退了一步。第三、这里也透露了陈六使聘请校长其实是“做生意聘请经理”的心态。管 理大学,仍然像是管理生意一样,“老板”是谁,“打工”的是谁就不言而喻了。[lxxxiii]吊诡的是,《星洲日报》1955年3月27日曾报道“有捐 过巨款而对推动南大募款工作又不遗余力的某君”,呼吁林校长“勿把开办南大当作是做生意。”[lxxxiv]同一天同一个版位,刊有如下标题:“林校长如 无办学诚意,最好是自动下台。三轮车工友余青萍如是称。”倒林之声已经出现。[lxxxv]

  事实上,林语堂和陈六使在预算案的议题上,是这一 场斗鸡式的争吵,情绪累积已久,一触即发。[lxxxvi]双方对办学的抽象理念相差极远,这次就反映在具体的数字上。其实,对林语堂来说,与人争吵并不 是第一次了。1929年他和鲁迅有一场风波,彼此争持,也颇具类似的破裂。[lxxxvii]这是另一个议题了。

  从聘请“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 先知先觉大哲大贤”到认为这只不过是“做生意聘请经理”(陈六使),从“任重道远”的期许到“一切辛苦努力,将尽归乌有”的失望(林语堂),从大学建筑设 计到预算案的争执到教职员集体辞职,只短短的几个月矣。世情之翻覆,如此而已。这样快速而戏剧性的发展和结果,从当初彼此相得的庆幸,到离异的痛惜,再到 双方反目的成仇,实在没有人预料得到。南大分娩特别疼痛,难怪身为南大子女的毕业生对“母亲”爱得如此之深。

五、政治拟态:冲突与矛盾

   上述的事件发展,基本上展现了大学理念的分歧和权力分配上的无法妥协,乃双方破裂的表面因素。此外,还有几个较深层的因素值得探讨。这些深层因素,有一 定的敏感性,而且双方看法、记述和解析的支撑点都不一样。这里指的是政治意识、时代意识和文化思维。我们先厘清时代、政治因素和意识立场。

   50年代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颇为矛盾的年代。新马社会的文化和教育都因国共斗争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时,社会的族群关系复杂(1951年发生玛利亚暴动事 件),1954年普遍上左倾的学生反对兵役,举行示威活动,而这些华文中学学生左倾的思想灵感,正是来自大陆中国。[lxxxviii] 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更使到当时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1956年是新加坡左派活动和殖民政府斗争激烈的一年。林有福政府上台后,逮捕工会领袖,中学联 (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被逼解散。这一连串的举止,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暴动,全岛戒严。

  50年代亦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反共的年代。美国 政府企图疏离中国,庇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很大的程度上,美国的报章媒体是极度给予高度的配合的。当时的美联社、《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林语堂本来就是亲蒋的,居留美国多年,肯定反共立场更加坚定。在聘请林语堂之前,南大执委会是否晓得他的这个政治背景?根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 等人是惘然无知的。林语堂说:“如同某些海外华侨一样,陈六使的政治态度如同墙上草,显示他对于众所周知的我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漠然无知。” [lxxxix]说南大这边对他的政治立场“漠然无知”可能不确,因为被派到纽约游说林语堂的不是任何人,而是“该银行的营业准證还是由中国国民党领袖蒋 介石亲自下令准颁发的”连瀛洲。[xc]可能当时陈六使等人没有认真地考虑林语堂这一层身份背景。即使有担心过,也没有预料到将会给南大会带来怎样的影 响。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双方政治意识的分歧,实为纠纷的一个重大因素。林太乙就始终突出“政治漩涡”为林语堂辞职的主要原因,南大执委会则一直认为这是 林语堂对他们的诬告,“一派胡言”。平心而论,双方政治立场的不同,加上当时的政治时势发展,其实是一个具关键性的因素。

  先说林语堂在未到新 加坡之前在纽约饯行会上发表过的谈话。美联社记者写了一篇相关的特稿,[xci]其中引用了林语堂一句话:“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产主义斗争 中之思想前哨。”此谈话后来一直是南大“家谱叙述”舆论批评林语堂的重点。当时新马报章转载这段新闻,华社普遍哗然。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全星华文 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所发表的声明:“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抵抗共产主义斗争’是纯粹的政治活动. . . . 无论如何我们是绝对反对南大为政治活动场所。”[xcii]南大还没有正式开课,己经卷入了是否成为政治活动场所的纠纷。

  林语堂来星后第二 天,就觉得气氛有点紧张。他很快地就作出了反驳,企图纠正这些舆论。他说:美联社特稿乃根据本人于七月十一日在纽约发表之演讲及同一早晨发行之时代杂志编 辑所撰之南洋大学消息而写者。关于南洋大学成为新加坡青年对抗共产主义思想之前哨一点,乃直接取材于时代杂志之新闻,视为余作,其实时代杂志系当作其本身 所获之新闻发表,并未指明系余之谈话。[xciii]

  看来是具有反共意识的外国记者歪曲了林语堂的话,至少是加了一些别处的材料。其实,林语 堂一开始就说,南大的主旨方针的第一项,就是“大学宗旨纯真,不得为政治党派所利用。” [xciv] 这和华校的学生组织的要求是一致的。当时新马社会左派和右派拥护者都有,但是左派占了上风。林语堂希望大学不为政党所利用,他所顾虑的,不是右倾的教授, 而是左倾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许多教授都逃离到香港,也有部分到台湾。他们不喜欢共产党,至于是不是都是喜欢蒋介石、都有参与政党,却不 能一概而论。显然林语堂一开始就知道这里学生运动的性质和动向。他在第一次会议的谈话里,就提到了这一点:“有人说学生多是左倾,我不说左倾对不对。但是 学生为什么会左倾?就是因为社会没有上轨道,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找到职业,愤懑之余,觉得社会制度不良,想要把它改革。”[xcv]他讲得很含蓄,点到为 止,没有进一步的申说。不过可以看出,他真正担心的,不是老师的政治立场,而是学生的政治倾向。

  那么这就非常吊诡了。新加坡的学生团体这边要 求政治不得介入学府,但是一些团体本身就有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林语堂的立场却是学术独立,学生不可参与政治活动。显然,不是不允许政治介入,而是不允 许不同于自己的政见政治介入。学生组织是要求教授政治中立,而林语堂则是认为学生不可搞政治活动。问题是,南大有可能是纯粹的学术机构吗?当万众期待“南 洋大学成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精神上的‘司令塔’”时,[xcvi]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与政局无关的学府吗?

  那么南大执委会(董事会)的成员的 政治立场又如何?在当时的新马,国共仍然是一个斗争的场所,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极力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议题上,对于新马华人 来说,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权力斗争。开始时是亲“革命”与“保皇”两派,后来是亲国民党与 亲共产党两派。[xcvii]在“久客南洋,志怀祖国”的陈嘉庚的感召下,总商会的地位日见重要。后来陈六使和李光前的领导使总商会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 权威。商会里各派人士并存,而南大董事会其实就是总商会董事会的复制。“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xcviii],这包括了黄奕欢和连瀛洲。 [xcix] 同时,董事会的成员之亦有倾向中国的,如陈六使和李光前。陈六使在战后已开始转向本土认同,他致力争取华人公民权和选举权,以新加坡人自居。[c]陈六使 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成立。但是他较倾向于左派势力,应该也是没有疑问的。他与陈嘉庚不同的地方是,陈直接表明,而陈六使只是同情和偏 向而已。[ci]

  而南大身为一间华文大学,显然不可避免的成为华人社会政治势力角力的课题。物色一位校长,其实也有政治势力的暗中较量。在南 大任教多年的韩素音有这样的描述:“这时南洋大学董事会需要物色一名校长,由校长选择职员、教授、讲师。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 领事的支持。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优柔寡断,美国重要的亲蒋游说团对南洋大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新加坡有一所反共的华文大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抵销森林 游击队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还可能抵销受印尼共产党影响的马来‘左’派的倾向。因为,除了一再重复‘效忠的马来人’ ( 忠诚于什么 ?)这一主题外,谁也没有英国人更清楚。”[cii]这个论述说明了南大的政治角色其实很早就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它不只是牵涉到本土组织的斗争,也牵涉到 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

  南大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发展,证明了它离不开政治的纠缠。南大学生会成立后被左派分子渗入,官方认为这个组织就是 共产党的温床,以致对大学采取了直接的管制。南大成为政治活跃的场所,实以学生活动为主。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显然林语堂当初的顾虑其实是正确的。后来林语 堂虽然已经离职,但是有政治色彩的学生仍然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把南大一些状况归罪到他身上。例如,对于1959年百里斯葛等人评议委员会报告书的发 表,师生都表示极度不满,认为评估有预设立场,极为偏差,并提出了反驳。行动党刊物《行动周刊》第三期里(1960年2月1日),有这样一段话:“南大目 前所存在的组织,行政及管制不符合大学型的现代教育也是当时时代所使然。南大创立之初,就遭受到林语堂等国外份子的破坏。”[ciii] 在他们的心目中,林语堂已经从校长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国外”的捣乱分子了。

  后来林语堂和林太乙离开南大后都说是被共产党逼害的。1955年 4月24日,华文报章大篇幅报道:“林语堂在法国胡说八道,妄指全星各华校,均受共产党把持。”[civ]他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共产党如何破坏我 的大学〉的文章,就非常明显的把指头指向新马的左派分子,把矛头向着陈嘉庚和李光前。林语堂说李光前是“聪明无情之商人”,指责他“于接得其岳父之信后, 开始这项破坏工作,李氏之岳父与北平之华侨事务委员会有关系,此机构乃负责惑乱华侨之责任。”又说:“真正之纠纷,乃彼欲使南大成为一真正自由大学,在反 对彼等时并未提及,所提及之南大预算案,乃一种虚伪之纠纷,彼乃被歌唱北平高调之李氏及其势力者所迫走者。”[cv]语气和措辞都非常锋利。

   李光前后来立刻站出来澄清和反驳。他一开设就不欣赏林语堂应该是事实,至于他是否有参与倒林语堂之举,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资料并无法证明。林太乙后来就直接 说这是一场“政治迫害”,[cvi]甚至说“北京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说得相当武断。我们不竟要问:北京政府有没有那份力量解聘林语堂?如果林语堂和 林太乙的话可信,也可能是间接的。但是新马左派势力对林语堂的到来感到不满,显然是一直存在的。林家父女不了解当时中国政府和当地政治形势的关系,把这两 股势力划上了等号。

  林语堂辞职时把离开南大喻为一个自由主义阵地的失陷,把办教育当成深化意识的活动,他曾这样说:

  我辞职是错 误,又或是失信于劝我奋斗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我支撑过了五十天,有许多波折,受人诬蔑而又毫无希望的谈判。事实显示,除非我完全放弃我的立场,我不能 不辞职。套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阵地已无法守卫,世界上的人显然都认为阵地上守军 ――我和我的同事――可以让他们牺牲掉。我冷静地根据常识命令全体撤退。

  如果说林语堂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浮浅、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的话, [cvii] 那是针对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而言。不过他对新马两地左翼思潮的认识,应该也是如此视之。追根究底,林语堂认识新马所谓的“共产主义”(或恐共、或恨共)的来 源有四:一、学生激烈的左倾运动;二、华文报章的普遍左倾;三、英国殖民政府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危害的大力渲染;四、南大执委会里和总商会左倾的董事(这 里林语堂直指李光前)。这些看法和印象,恐怕与他30年代在大陆时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林语堂曾受大陆左翼文学阵营大肆攻击。批评他的作品,也批评他 的为人,说什么“帮闲文学”、“小摆什”、“有闲阶级的玩意儿”、“麻醉青年的毒剂”一类恶毒的话。在那个极端年代,大陆文人普遍遭殃,林语堂不能幸免地 被扣上帽子,也是后来全家愤而赴美的原因之一。很显然的,从他关于新马左翼的谈话中,展示出他过去在大陆受伤过的经验。

  对林语堂来说,干扰南 大的政治势力一直存在,而这个政治势力,对他具有敌意。从开始来星前夕,到离星后的言论,林语堂在认知上是属同一指归,说明了其意识思维和政治立场具有一 定的连贯性。林语堂对本地左派运动的认知,不仅仅是基于生活经验,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同时还是一种不可移易的认知观点或一种立场。他这种立场显然是 建立在个人经验,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新马社会特性的理解基础上。对林语堂而言,反共或许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已内化为他人格构成的心底的躁动,不可理 谕的。他后来坚持受共产党(中国、新马)逼害的说法,是他价值判断偏差的结果。[cviii]当然,林语堂的离职并不能完全排除当时新马左派政治势力的主 导和介入。根据林太乙的追忆,林家大小当时的处境都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甚至有牵涉到人身安全的恐吓,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再加上在林语堂这边,又有美国 反共媒体的大力渲染和有企图的报道,本来就复杂的事件也因此演变得更加复杂。[cix]只是很可惜的是,林语堂对整体事件的判断,被他政治立场所影响,事 后也给予过度的夸大,以致不接近事实了。

六、文化离异:个人与时代

  除了上述的政治议题外,还有就是林语堂与新马的文化离异和土壤隔膜。彼此在文化层次上的矛盾、冲突,这点显示在个人出身、时代背景、人事关系和思维行为上。

  这个历史个案的两位主角――林语堂和陈六使――是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文化面貌,可以窥看出双方歧异和离异的根源。先看语堂。

   林语堂,福建省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家庭小康,早年是一虔诚的基督徒。[cx]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24岁(1919年)出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 博士学位后回国,赴北京大学讲学。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 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 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6个月。1966年回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后葬台北。

再看六使。

  陈六使,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人,亲朋好友都 称他“六使伯”。父亲务农捕鱼为生,家贫,念完集美小学,1916年(19岁)过番,到新加坡白手创业,他先后在陈嘉庚属下的橡胶公司工作,后成立自己的 公司――益和树胶公司,分行遍布于马来亚、东印度、暹罗和越南等地港口,为星马最大规模之树胶输出商。热心公益,多次被推举为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中华树 胶公会主席及树胶公会主席、南洋商报董事主席,福建会馆主席等重要职位。1950年呼吁创办华文大学,不果。三年后重新号召提倡成立南大,出钱出力。 1963年 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被视为有对抗人民行动党之意。大选结果是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51席中的37席,继续 执政。隔天(22日)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cxi] 1972年在新加坡病逝,出殡时灵柩被盖上南大校旗。

  语堂和六使,是同一个时 代,但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人故乡相距不远,然而却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陈六使“过番”不久(19岁),林语堂则“出洋”去了(24岁)。此去经 来,60岁相遇于南端小岛。两人相遇,是历史的偶然。彼此不能相知,却是历史的必然。两人年龄虽然几乎相同(林语堂只大陈六使八个月而已),但是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生活经验、价值认知和政治立场,都有极大的差异。林语堂的思想、性格、爱好和志趣等都可以说是多面向的,也是充满矛盾的。在《八十自述》 里,他直说自己是“一团矛盾”。郁达夫说他“生性憨直,浑朴天真”[cxii] ,也应该不会太离谱。陈六使自认读书不多,心灵旨趣平民化,但却是一位经营奇才。一生的奋斗与追求,都与商业和教育分不开。他虽只是小学毕业,但是热爱母 语文化的热忱实不比大师级的同乡低。他回应了当时华人社会的文化渇望和教育需求,创办南大,起了推动历史轮渡的作用;他虽无自觉性的历史意识,但是就旁人 看来,他却有一种难于明喻的历史使命感。林语堂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文字和文化工作者;而陈六使则是“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本”的 热心母语教育的商界领袖。[cxiii]显然,他们都走不进彼此的世界。

  如果说陈六使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受其公民权被政府褫夺所 影响,那么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声誉,亦不受新马舆论界对他在南大创校那段事件的批评所左右。在新加坡的政治史和文化史论述里,陈六使的身后名 与林语堂在新马华文舆论界的名誉落得同样凄惨。林语堂在南大的“家谱论述”里、陈六使在官方记录里,都是“异类”。整体来说,应该是陈六使更形落寞和悲 凉。1974年南大云南园有陈六使铜像,后来它却多年被隐藏在南大行政楼某个角落,年前才被移置在大楼之堂梯前。[cxiv]校方此一举止使新华社会人士 振奋不已,但是面对铜像之曲折命运,亦有不能忘情于“六使伯”者放声一哭。而林语堂的身后似乎风光得多了,在台北的阳明山上,如今仍然有“林语堂纪念馆” 让后人凭吊。墓园幽静灵寂,面向大台北的万丈落霞,端是瞬息京华。[cxv]两人相得相离,而百载余情如此。端是“天下痴人同一梦!”

  当然, 陈六使只不过是林语堂接触过众多的“侨领”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新马“儒商”大多数是“陈六使类型”的人物。林语堂面对的,不只是一位陈六使而已, 而是一个陈六使团体。显然,林语堂和这群社团领袖,在社会身份、自我认同、思想资源和奋发支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治校的过程里,双方面没有共识,因此 不能构成互补互动的对话关系,而其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后来彼此摩擦不断升级,而又涉及董事会的重大利益安排,文化冲突掺杂 个人权衡利益,矛盾更加的复杂化了。

  何止“侨领”,新马文化界、报界亦是这个矛盾图案的一分子。林语堂为一大学校长,所任何事?治校乎?筹款 乎?竟成为整个社会议论的重点。《星洲日报》1955年2月27日〈社论〉如此“劝告”过“林校长”:“林校长抵星以来,未见刻意联络与南大筹备时期,现 在,及将来关系最亲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我们认为,为学府前途而奔走联络,广结人缘,绝无损于大学校长的尊严地位,为大学前途而呼吁号召,更是大学校长之 分所当为。”[cxvi]明显摆出了校长有“奔走联络”任务的姿态。这种“广结人缘”的社交形式,显然是新马华社的历来习俗。他们对“专业”这个概念似乎 并不敏感。对林语堂来说,要他接受这样的社交形式,就是要他“奔走权贵之门”,实非他的职责所在,况且这牵涉到个人尊严和价值问题。这项互动又证明了双方 文化习俗认知的分歧。

  相对于当时保守、半封闭的新马华人社会,林语堂的思想是开放的。但是对当时的形势,他事前似乎没有想得太多。有论者认 为,当初胡适和梅贻琦没有答应来新加坡办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南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这是一个推论,到现在并没有更直接的文献证据给予证明,然而在林语 堂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位虽犹疑但是仍然“吾往矣”的先驱者。但是他对南洋的人文社会、文化风俗和政治情势,到底认识有多少?综观林语堂来新加坡之前的 著作,我们找不到一篇有关南洋的作品。我们只能说,他对新马华人社会的认识,可能只限于他在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经验。事实上,他对社会科学、区域地理、海 外华人的阅读兴趣也不大,“林语堂一生中没有认真研读社会科学著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政治观。”[cxvii] “他对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就很弱。”[cxviii]可以推测,他对当时新马一带政治环境和风土人情等等,大概有所听闻,但是肯定不深入。他可以很自在地 “两脚踏中西文化”,但是真正遇上了一个夹在中西且多元的南洋文化时,他就翻了一个跟斗。

  林语堂对这块土地有认知上的隔膜,但是却曾感觉到乡 亲般的亲切,只不过后者不但不能减轻误解,反而加速了彼此的离异。林语堂虽然在美国居留多年,自认“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 化”,但是他对自己的故乡和乡音还是有浓厚的感情的。在《四十自叙诗》里,他就以“我本龙溪村家子”自诩,以农家子弟自居,乡情萦萦。1966年他回台湾 定居,在那儿嗅到闽南的乡土气息,极为快乐。 他写道:“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到乡音,自是快活。”[cxix]在新马他曾在公共场所用闽南话发言,私下和陈六使交谈时也是用方言。很可惜他并没有以 同样的温情回忆他到新马时所听到乡音的感受。[cxx]

  除乡音之外,其他的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林语堂中西参杂的文化思维,尤其是他提倡的性灵 幽默感,在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文化中显得很“别类”。且不说士大夫与草根社会的阶级相异,两者对时代的感受和反应也不一样。50年代的新马华人社会,经济 小康、政治剧变、母语文化被挤压,而华文教育在经历本地化的过程里正感受着极大的阵痛。这个年代“出现痛苦、愤懣及悲怆。”[cxxi] 中产阶层尚未出现,一般大众生活劳苦,而文化和知识分子均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赤道的华人子弟虽然不能以愤世嫉俗形容之,但是他们基本上对民族和国家的前 途是感到焦虑和困惑的,心中郁闷,从而产生了有一种悲凉中奋力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情怀(“我们还是被歧视、被排斥的一群” 、“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南大学生会成立宣言》1958年4月20日)。是的,当时的新马华人社会是一个严肃、深沉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笑声的社 会。休闲、趣味和情趣云云,往往只是资产和士大夫阶层的一种奢侈和醉生。笑声当然可以掩灭幽愤,但是不能消除不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语堂的幽默和风趣只 能是说笑话耍嘴皮而已。说者感觉良好,听者的心里却是很难平衡的。且听听林语堂在南大时的幽默(1954年12月1日):

  熏火腿的办法,或许是培养学生的一个好办法。要熏火腿,我们须将生肉放在室中,以烟熏之,久而久之,它必成为火腿。为辩论起见,我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将学生关在图书馆里,任他们在里面抽烟,或打瞌睡,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对学问发生兴趣,而成为学问丰富的人。

   这些话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说得严重一点,林语堂的幽默是“酸腐”的,因为它实在缺乏时代内容,也缺乏社会责任感。[cxxii]它的底蘊只是建立在上 层知识分子的趣味上,与大众平民是有距离的。陈平原说:“林语堂缺乏儒家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也没有佛家苦海慈航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心,倒是道家任自 然、求安逸、享受每一刻的时光是性之所近,真正了然于心。”[cxxiii]这论点应该是正确的。林语堂说来心境轻松,但是对那些面对权势压迫的悲凉群众 来说、对那些想做匡正时弊的社会栋梁的学生来说、对那些披荆斩棘的商人来说,这却是一种轻浮,一种对现实时代的叛逃。[cxxiv] 无可否认的,林语堂所说所言,给人的荒诞感多过趣味感。即使现在读来,也不见得可以令人产生会心的微笑。

七、后林语堂的南大:行政局限、学潮政治和学制问题

   讨论南大史上的林语堂,必须讨论后林语堂的南大。南大执委会(董事会)在“林语堂事件”之后,是否有集体反思?除了“痛定思痛建校信念更坚强”之外, [cxxv]其他南大创校时所凸显出的问题(如权职、财务来源、课程编排、教员福利、大学目标、政治面向等等),是否有认真检讨?华人社会是否有审时度 势、求是务实地深度反思?事实上,后来南大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发展,处处显示出当初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并且有日逐严重的趋向。林语堂离开时所遗留 下来的种种问题,曾有论者(如严元章)为文论述,但是南大董事会是否有真正的面对,实在令人寻味。

  首先是校长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问题。如上面 所说,这是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决裂的主要原因。这里牵涉到治校和筹钱的分工与专业化。组织管理的权力结构(尤其是牵涉到董事权力的扩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 华社团体的一个大病态。新加坡华社在国家独立之后渐渐被国家机关所牵制,有关华社领导层和管理事项,似乎已经有所改善。但是马来(西)亚华社的聘用人事和 管理作风,仍然脱离不了陈旧的钱权不分的格局,因此漏洞百出。[cxxvi]以管理华社组织的方式来管理一间大学,其成效可想而知。

  其实南大管理层的此一缺陷,在百里斯葛等人评议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简称《白里师葛报告书》)中全部暴露出来。报告书如此说:

   我们无意对现在的南大组织作详细的描述,但提出数项评语乃认为值得的。大学正式文告尝称‘南洋大学的设立乃是模仿中国最佳大学而设计’,但是我们找不到 任何证据显示一间好的中国大学是依照有限公司方式组织的。南大的一般组织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学无此类似。基金的收集和投资很明显的是由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 政委员会处理。大学教授在此等委员会中并无地位。其他有关的事务是集于行政委员会手中。此刻南大无校长,虽然我们知道学校方面曾一再试图聘请一位。南大亦 未委任一位代理校长;结果,虽然行政委员会据称是实际掌校长职权,但由于未设立此一职位,使整个组织完全与美国或中国大学不同。尤有进者,财政收支并不属 于行政委员会而是大学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处理,其账目保管且不在大学而在中华总商会。同样地,据我们所知,建筑事项亦照样地完全不属于行政委员会处 理。

  接着又说:

  我们认为把财政及建筑事项的管制权从普通的行政委员会手中移开,和既缺乏美国意味的校长又无马来亚大学意味的副校长,乃是导致南大今日极大混乱以及在处理大学事务方面缺少统一性的最大原因。[cxxvii]

   报告书的批评显然是针对南大董事会的组织而发的。对南大董事会的领导方式有意见,从林语堂始,然而并不以林语堂终。对办学有理想的学者来说,内心对南大 管理行政方面是存有不满的,只是没有像林语堂当初那样把事情的纠纷白热化或者公开摊牌。比如说黄丽松,他是南大第二任校长,他的意见和感受应该是一个重要 标志。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曾经在一次访问里透露,黄丽松当时的心情并不愉快。“黄丽松也是我的挚友,他在南洋大学当校长时显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南大远 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构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离开南大,到港大任校长。”[cxxviii]黄丽松“不开心”的原因,大学行政组织应该 是一个重要因素。那句“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构的南大”,不正是林语堂当初失望的回响?

  第二是在聘请校长的课题上,南大董事会显然一再回避。他 们显然被“林语堂事件”的阴霾所笼罩。林语堂辞职后,南大没有立即聘用正式的校长,只是组成行政委员会,由张天泽担任行政委员会主席,主持校务。1960 年至1964年,庄竹林担任副校长。当庄竹林在1964年7月1日辞呈后,南大组成了“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刘孔贵担任主席,主持校政。到了1969 年4月14日,才聘用黄丽松出任第二任校长。从1955年林语堂离职到1969年黄丽松出任独当一面,相隔了整整14年。这14年来南大校政都是以委员会 的形式来管理的。黄丽松感慨的说:“我在南大为期三年半,然而在南大校史上仍是服务年资最长的校长。”[cxxix]又说:“继我为校长的薛寿生教授,虽 然在校长一职的待遇颇有改善之下,仍做了两年多便离职他去,继任的李昭铭博士,亦只做一年。之后南大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老路,只任用代理校长,最后由教育 部派去的高级职员,以秘书长的身份接掌南大。”[cxxx] 说出了南大行政误区—南大校务行政一直在原地打圈。校长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了令人信服的学术领导中心。可以看出,1959年百里斯葛等人评 议委员会报告书对南大行政提出批评后,南大管理层才有了反应,不过那还是因为来自新加坡政府的压力。百里斯葛报告书后,新加坡政府教育部于是成立了“七人 委员会”,具体提出18项改革南大的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要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

  第三是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当年林语堂所担心的,是政治活动 渗入大学的学生团体。南大学生会后来的发展,是与政治活动和思潮分不开的。当然,南大学生会所掀起的学潮,尤其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其社会关怀面和文化使 命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具时代感的参与精神,在学生刊物和文艺活动里表露无遗。问题是,这些学生运动并不是纯粹自动自发、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运动,有 一部分是由左翼控制、摆布,用来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后林语堂的南大,是一所政治活动不断的华文高等学府。这个特征后来也越来越明显。政治势力入侵学府, 引发学潮,被政府虎目监视,更证明了林语堂当初对政治提防其实并不无道理。事实上,后来南大学生运动的激烈程度,以及政治性质的演变,已远远超出了林语堂 当初的预料和想像。

  第四是南大的学制和学位承认问题。1959年,《白里师葛报告书》指出,南大的学制必需改组,而南大学位也必须等待数年后 才能由一个有资格的“评议会”向政府建议承认为进入政府机构服务的合法资格。看来程序不简单。1960年,魏雅聆等的《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检讨 《白里师葛报告书》,审定了大学改组的程序。1965年的《王赓武报告书》提出了学制改革。这些报告书对南大的学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话说。

   在官方论述里,南大的学位承认也牵涉到学术水平问题。作为一间高等学府,学术水平极为重要。而这个学术水平,需要外界鉴定吗,还是由内部议决?在当时, 似乎没有现在所谓的“评比标准”(benchmarking)可言。遗憾的是,南大的学术水平一直受官方置疑。或者更准确得说,南大的英文水平一直被认为 不符合国际要求。当然,其中有歧视华文大学的心理、文化和政治因素,这一点我们无需否认。例如当局已经一意要推动国际化政策要求学校以英语授课、淡化华文 教学等等,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当局也随用了“南大学术水平低落,不能吸引优秀学生”为借口整顿南大。无可否认的,新加坡大学和南大的合并,在很大的 程度上是一项政治决定,而“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实是潜在的改革动力,但是与南大的校务、英文水平、学制等等不无关系。

  南大有没有在“林语堂 事件”里找到正面的教训?从“南大创立之初,就遭受到林语堂等国外份子的破坏”这些词语看来,一般的反思层次似乎不高。但是内省自问不能说完全没有。的 确,宝贵资源的消耗,使到彼此无遐反思。如今经历了半个世纪,如果“林语堂事件”还能给予反思的南大什么历史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应该是:第一、“世界第一 流大学” 这个概念不可轻易提出,至少在财力没有基础的时候,更不可随意出口。第二、大学校长的任命的确重要,所托非人,影响到大学的发展和师生的士气。不设立校长 一职,亦不能解决原来的问题。第三,校长和教师治校的专业化与制度,必须被肯定。而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亦同样重要。第四、政治介入学府,无论是 从草根出发或高层下压,都可以造就或溃灭一间大学。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与要求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并没有冲突;同样的,要求政治领导者不 以政治色彩看待大学、不以大学人事任命为政治服务,也是学术建设的基本原理。这些原则都应该受到尊重。

八、结语:南大文化痛史与“不知我者”林语堂

   南大孕育、分娩的年代,是一个思潮动荡的年代。当时的文化救亡、自治浪潮、反殖民风潮与左翼运动,乃时代洪流的几个重要环节。而南大,无论是创办人、毕 业生、仰是社会群众,他们附身于南大的参与、生存和蜕变也折射出这时代的光芒。林语堂从世界的大都市纽约,以他的绅士派头和权威作风,来到了尚在发展中的 星洲,与一群充满着平民气质、公仆意识的“侨领”共事,认真(也天真)地办一间所谓的一流大学,也难怪会碰钉子了。以当时之政治局势和文化风气,即使胡适 或梅贻琦到任,恐怕结果也是一样。厌恶林语堂的论者认为林氏在南大的种种行为实展现严重的“破坏”格局,而稍微同情林语堂的却认为林氏与大学董事会的冲突 其实是源自于“认知”的歧异。事实上,无论是破坏还是认知歧异,其根源源自于两者截然不同的时空、文化认知和生活经验,而不幸的是这个差异也不断被政治意 识所左右,导致彼此萌生了强烈的相互剥夺感。

  事实上,新马华人社会有太多的政治和文化拟态,不了解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很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假相、虚相、拟相和伪相,处处皆是。说正面一点,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新马华社来说,林语堂不只是一位“它者”,他也是一位 “不知我者”。当初期望他以他的国际知名度赋予南大国际面向,奈何却带来了无限困惑。他的昙花一现,可能不足于让人拥有足够的历史厚度来衡量他在南大校史 上的地位,但是他不该是“千夫所指”的破坏者或扰乱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廿五年南大有太多的历史遗憾,而“林语堂事件”只不过是南大文化痛史上伤 疤累累的第一道瘀痕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林语堂一无是处,亦无需以敌体相待。

  虽然在南大的最后一天林语堂曾言“永远不会忘记新加坡” [cxxxi],但是南洋大学这一段经历,是他想隐蔽和忘记的。在《八十自述》里,他对此事一字未题,显然南大以后荆棘满途的发展,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 趣,南大似乎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相对于他任教过且骂得凶狠的厦门大学,[cxxxii]南大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份文化孽缘。事实上,他对南洋没有太 深厚的感情,对新马华社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与一群“侨领”和同情左派势力的人物浅薄的认知上。我有时怀疑他最后毫不犹豫的拿走那一笔新马社会耿耿于怀的 遣散费,根本就是骨子里摊牌心态的行为。[cxxxiii]他本来就缺乏一股人格和道义力量,[cxxxiv]让时人信服和令后人缅怀,这种走法更难休众 人悠悠之口。他曾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两者并行,但是用在处世用事方面,尤其是离职费这件事上,“自我为中心”的成分似乎多了一 点。综观他的平生业绩和思想言行,他并非一位沽名钓誉的无聊文人。而就他的个性和才情而言,并不是非出任校长不可。但是在南大那段日子,他所展现的书生气 质,确实比道德面和务实面为多。

  从某种程度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先行者,无论是他的文化思维或办学理念,都远远走在当时新马时代的前端。他虽无 蔡元培“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高度,但是相对于新马华人,他确有前瞻视野。他亦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是却无驾驭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 不识时务者。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发觉情况离他的想像太远,但是却没有快速去调整、适应,仍然坚持那股憨直脾气。他断然辞职,算是当机立断,自白曰:“本人是 一大阻碍,因为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六使。”[cxxxv]说得相当磊落。无论如何,做南大校长的日子实为他一生中的一项挫折,在创作上也是一 片空白。南大后的林语堂,却一切如故,那段日子并没有影响到他以后的计划或著作。后林语堂的南大,却问题重重。南洋,在林语堂的思维里,是一个南端荒漠之 地,但是毕竟不是他所喜爱的苏东坡所说的那片“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南荒。而南洋大学,如果他泉下回首,也会感慨那毕竟只是一个终成为废墟的梦中殿堂。苏东 坡谦卑而自信的遗言:“吾生不恶,死必不坠”,我想林语堂对这一位隔代相知是认同的。或许,就他在南大史上的是非论定上,语堂也可以用同样谦卑、自信,加 上几许幽默的口吻,曰:“不问有功,岂敢论无过”。这不是儒家式的忏悔,而是禅宗式的顿悟。这样他可以从容翻过他“一团矛盾”生命里不愉快的一页,而书写 南大史者或许能给他一个更平衡和不具色彩的评价。

2004年4月-5月(6月修改)

(作者识:此文作为学术研讨会提呈论文已嫌太长。就此打住。它日再作补充和申论。感谢叶钟铃、劳悦强先生的指正,以及黄文斌、吴慧珍、林纬毅、魏月萍、徐威雄、许德发和吴龙云拨出时间和我讨论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陈六使建议创办华文大学始于1950年。现在的资料显示,新马华人社会欲创办的是一间“马华大学”。真正有“南洋大学”字眼的建议,是在1953年提出。

[ii] 南大发展史的分段,至今尚未有定论。有论者认为,南大发展可以分五个阶段:创立(1953-1955),开学(1956),发展(1957-1964), 改制(1965-1978), 关闭(1979-1980)。李业霖在《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导言〉则建议南大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一 )创 建 时 期(1953-1958 );( 二 ) 从 争 取 学 位 受 承 认 到 改 制(1959-1974 );( 三 ) 变 质 与 被 关 闭(1975-1980 )。

[iii] 1950年,新加坡华校生共7万余人;1951年统计显示,马来亚半岛的学生更达22万之巨。

[iv] 潘永强:〈忧郁与抗议:新马华人的“大学情结” 〉,收入《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

[v] 南大历任校长如下:林语堂(1954-1955),庄竹林(副校长,1960-1964),黄应荣(副校长兼代校长,1965-1969),黄丽松 (1969-1972),薛寿生(1972-1975),李昭铭(1975-1976),吴德耀(代校长,1976-1977)。

[vi] “林语堂事件”的叙述,见以下资料:郭存孝:〈林语堂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趣缘〉;柯南的两篇文章:〈林语堂与南大〉, 《知识天地》,1976年;柯南: 〈林语堂告洋状〉,《知识天地》,1976年。这三篇文章引文、资料皆无出处,让研究者不易查询。《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嘉坡南洋文化出版社编 纂,1956年)一书纪事甚详,而年月离事件极近,故可信度极高。然事件记述评论,似有写“家谱”之嫌。林语堂在当时华文报章刊登过的言论和文件多不存 收。

[vii] 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页74。

[viii] 张曦娜:〈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41。

[i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8。

[x]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页75。

[xi]易行:〈南洋大学廿五年史实〉,见《南洋大学史料汇编》,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年,页21。

[xii] 吐虹小说《“美是大”阿Q别传》里,林语堂就成了小说家笔下的讽刺对象。南治国有一篇文章:〈林语堂与鲁迅的南洋‘怨’缘〉,值得一读。见http://www.fgu.edu.tw/~literary/ … pore/nan/nan-05.htm

[x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8。

[xiv]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48。

[xv]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收入子通编:《林语堂70年评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

[xvi] 胡美琦追忆:“林先生要想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的理想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侨界无力配合此一理想以达成林先生的愿望,也值得同情。双方相互之间缺乏了解 和沟通,才造成这不幸的结果。”《回顾林语堂。林语堂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台北:正中书局主编,1994年。

[xvii]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1989年。

[xviii] 见www.linyutang.org.tw

[xix] 根据陈平原的说法:“半个世纪以前,林语堂曾是中国、也曾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大陆中国,林语堂整整沉默了四五十年,近年才重新在书店中露面。”他这句 话写于己于人1988年。见陈平原:〈两脚踏东西文化—关于林语堂〉,收入《当年遊侠人》,台北:二鱼文化事业,2003。

[xx] 张立国写道:“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和诠释里知道他(林语堂)的大名的,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致认定:凡是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必定算不得是什 么好人,所以林语堂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反目人物’。”见〈林语堂小传〉,《林语堂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页1。

[xxi]王兆胜:《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见书中〈“出任校长”风波〉一章。

[xxii] 黄丽松就曾说过南大是“独一无二”的大学。见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xxiii] 读者可参阅Guenther Roth,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in 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xxiv]韩素音追述:“成立华文 大学的这一计划使我应邀去新加坡大学发表讲话。‘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有一所为讲华语的人而开办的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上层人物只能是讲英语的呢?’一 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看待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沙文主义呢?’当然,扼制华语文化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 不让年轻人通过语言媒介受到思想灌输。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教职员和政府官员们非常有把握认为英文教育能够防止共产主义思想。”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xxv]韩素音追述:“陈六使和李光前(尤其是李光前),被一位美国记者谴责为 “赤色代理人”。陈六使通过他的老上司陈嘉庚 (百万富翁,在中国捐建了好几所大学,他为了躲避英国人的逮捕而回国) 和原籍省份有些联系。这些百万富翁当然没有一个是倾向共产主义的。尽管如此,那时候时兴把促进文化联系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那些日子正是约瑟夫·麦卡锡以 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时期,新加坡和好莱坞一样受到波及。”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xxv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

[xxvii]时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创办之新纪元学院和拉曼大学,均无一流校长人选,然而未来是否就如此无所作为,亦未可知。

[xxviii] 我查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没有这封信。据陈六使说:“最初系由王秘书致函胡适博士不得回信。”见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39。此“王秘书”是王相贤。又说:“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贻琦博士复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觉要请校长,非派人亲身物色不 可。”同页。

[xxix]这句话最初是梅校长在1931年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的。他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 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见刘述礼、黄延复 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10。

[xxx]尤其是陈六使,据知,他只能用福建话交谈。但是显然这一层乡缘关系,并不能够把林、陈两人拉得更近,反而是借着乡语的直接沟通,而使到后来的冲突更加白热化。

[xxxi] 有论者说:“林语堂在纽约通过一位和连氏有亲戚关系的女士恳请连氏向南大执委会示意题名,多方拜托,打通路线而由南大执委会正式提出聘请的。”《南洋大学 创校史》转载《星洲日报》刘君惠的文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此说实无从查实,然而后来却转述甚广。1998年出版的《连瀛洲传》一书里,作者郑明彬这样 写道:“至于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博士,是连瀛洲在华联银行创办董事欧阳奇在美国侨居的儿子欧阳勋的引介下,亲往美国聘请的。”(页170)。 郑明彬一书有传主的口述部分,应该较可信。我抄录于此,当为一项资料处理。无论如何,林语堂是否通过关系取得聘书,是主动还是被动,无改南大执委会对他礼 遇的事实。

[xxxii] 〈1954年5月3日年林语堂与陈六使函〉,《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xxxiii] 此信万平近《林语堂评传》传录自《林语堂思想与生活》,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4年,页320。其后每一本林语堂的传记涉及南大事断都会引录引录此信。但是,奇怪的是,1955年3月21日林语堂公开他和陈六使和连瀛洲的函件里,并没有这封信。

[xxxiv]郭存孝:〈林语堂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趣缘〉。林语堂后来(70岁)放弃继续在美国旅居而决定回台湾定居,看来他一直有回归东方的意愿。

[x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

[xxxvi] 林语堂在1954年11月10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见《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7。

[xxxvii] 陈六使在南大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见《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8。

[xxxviii] 林太乙倒是觉得以父亲的才识人望,他是屈就了。她写道:“校长是举世闻名的林语堂,有谁不因此感到骄傲。”语气傲慢如此。她也为自己和夫婿感觉底就。见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6。

[xxxix] 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7。

[xl] 纽约《中美周报》、《联合日报》〈社论〉,引自张曦娜:〈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41。

[xli] 〈林语堂作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xlii]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

[xliii] 刘梦溪语。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收入《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页170。

[xl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0,101。

[xl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2,113。

[xlvi] 钱穆:〈中国文化与海外移民〉,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4册,台北:联经,1995。钱穆这篇文章是他在1956年在新加坡的演讲词。这里谢谢黄文斌先生的指引。

[xlvii] 对于这个现象,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 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 (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16页)。但是并不表示他们都亲共。

[xlviii] 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xlix]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29年,陈寅恪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揭出了自己读书治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 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l] 这个议题甚大,也颇为复杂。此处不能详说发挥。待论。

[li] 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9。

[lii] 《南大创立宣言》,1953年4月7日。

[liii] 〈林语堂作正式发表与陈六使来往函件〉,《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liv]《王赓武报告书》指出:“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这是一个意见,也是一个旁证。

[l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7。

[lvi] 潘受的公子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里,提到有关南大创校史的一些希望,他说:“我们憬悟办南洋大学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乎第几流大学。大学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当 然目的地。自40年代中叶起,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不能去中国升学,南大可以给这群有志升学的青年就地得到合水准的第一学位的机会,从而再凭个人的能力兴趣 投入社会工作,或者到其他大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换言之,南大的起步应该是一所脚踏实地,适切而合水准的第一学位大学。” 潘思颖:〈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记父亲潘受的《南园诗》〉,载《联合早报》1997年3月8日。

[lvii] 《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

[lv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4。

[lix] 这第一封信是林语堂写给连瀛洲的,但是却是一封〈备忘录〉。显然林语堂认为所提事项之重大,双方都必须对此承诺。读完這份文件,陈六使才于1954年2月17日寄上聘书给林语堂。

[lx] 黄丽松:《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页77。

[lxi]林孝胜:〈陈六使:胶业钜子与南洋大学创办人〉,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页54。

[lxi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1日。

[lx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8。

[lx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9。

[l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25。

[lxvi]柯南认为:“建筑校舍的问题便成为一场风波的导火线,接着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方面又在预算案的争执上闹僵,终于导致双方的决裂。”见柯南:〈林语堂与南大〉, 《知识天地》,1976年,页7。

[lxvii] 《南洋商报》,1955年2月12日。不管是民办或国立大学,其预算案如此被大众媒体大幅度的报道,应该是史无前例。然南洋大学乃“每一个人”的大学,公众有知的权利。

[lxv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4。

[lxix]林语堂以 “三轮车工友”为盟友,是有持无恐的。但是三轮车工人并不领情,同业工友主席庄庆水说,他们并非“头家”,而“吾三轮车工友实未敢擅自独居。”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1。)林语堂显然表错了情。

[lxx]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日。

[lxxi] 《星洲日报》,1955年4月5日。

[lxxii] 有关林连登事迹,请参阅许德发:〈林连登:奋斗与回馈〉,收入林水檺:《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

[lxxii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8日。林语堂对林连登极为敬重。“连登先生年高德劭,众望所归,且是我同宗长辈,本人愿一切纯听长辈判定,为是为非,绝对 服从。”这是林语堂3月25日发表谈判报告的话。见《星洲日报》,1955年3月25日。看来林语堂也不是无人可驯服的意气书生。

[lxxi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5。

[l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8。

[lxxv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47。

[lxxv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3。

[lxxviii]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75。

[lxxi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3。

[lxxx]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4。

[lxxxi]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6日。

[lxxx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58。

[lxxxiii] 同一个会议上,讨论林语堂的“十条件”时,有人竟说:“南大系公司,校长职权管校务,公事公办,并无所谓争执,校长提条件的风气,诚不可长。”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6日。这是一种声音,应该有代表性。

[lxxxiv]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7日。

[lxxxv] 林语堂曾斥责华文报章不公正,临走时曾发表一联句:“黑白操诸报界,是非自在人心。”前联就是指此事。华文报章是否为党派左右,历来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 题。现在翻阅当时的华文报章,其左倾意识是明显的。它们不满林语堂,于是大事渲染林语堂的不是。林语堂被“妖魔化”,这些华文报章应负部分责任。

[lxxxvi] 南大第二任校长黄丽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南大的这一段历史有较中肯的评论:“1954年秋天,学校大楼仍在施工当中,随他而来的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三位院长 与注册主任。自其伊始,我们之中好些人就觉得林与陈二位显然像是不大相处得来。陈,为建校的计划工作得又长又努力, 学校怎么建,怎么办,他挣来的辛苦钱怎么花,他都要直接控制。毕竟他是个生意人,所挣的每一块钱他都要仔细盘算。另一方面呢,林语堂虽无发展大学的经验, 也无管理大学的经历,却对大学的未来有些见识、有些眼光。陈所注意的是量的发展,当时之务是扩充校舍,多设额位,而实际上也真有此需要;而林所注意的却是 质的追求,他希望的是建一够水准的大学,以符合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之名。” 黄丽松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林语堂和陈六使之间的纠纷,但是在他任校长时,对此事听闻肯定极多。因此这段话极具参考价值。见《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 录》,2000年,页78。

[lxxxvii]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颇具戏剧性。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请参考陈漱渝:〈‘相得’与 ‘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收入子通编:《林语堂评说7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lxxxviii] 有关当时参与者的现身说法,见〈韩山元访问: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圆切线》,第6期,2003年4月。

[lxxxix] 林语堂:〈共产党如何摧毁了一个自由的堡垒〉,《生活杂志》,1955年5月2日。

[xc]郑明彬:《连瀛洲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8,页29。

[xci] 在这种“欢送”场合,居然会有美联社记者出席,令人生疑。

[xc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0。

[xciii]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12。

[xciv] 林语堂写给连瀛洲的〈备忘录〉《星洲日报》,1955年2月21日。

[xc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09。

[xcvi] 林连玉语。见郑良树编纂:《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03年,页97。有关林连玉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可参阅何国忠:〈林连玉:为族 群招魂〉,收入何国忠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和何启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的林连玉〉,《马来西 亚华人研究学刊》,第4期,2001。

[xcvii] C.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xcviii]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xcix] 有关连瀛洲的生平事迹,可参考郑明彬:《连瀛洲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8。

©见崔贵强:〈陈六使国民属性的转变〉,载《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香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及香港南大校友会,1997。

[ci]李光耀说:陈六使“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李光耀回忆录》,页383。这是一个说法。至于陈六使的政治动向,尚待学者研究。

[cii]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ciii] 王嘉心:〈万众一心,把南大办得更好〉,原载《行动周刊》第三期,1960年2月1日,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163。

[civ]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4日。

[cv] 《星洲日报》,1955年4月28日。所有林语堂之谈话,都引自本地华文报章转录自林语堂“美国杂志撰文”。徐訏却认为,“语堂后来听说,是老华侨陈嘉庚 自大陆写信给其女婿李光前种种,这当然是有所根据。” 见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页151。可惜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根据”。

[cvi] 林太乙:《林语堂传》。

[cvii] 万平近:《林语堂评传》,页426。

[cviii]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思考模式,其实也不难了解。无论是当时国共斗争,或是当前台湾族群政治的撕裂,已经没有是非黑白可言。

[cix] 《星洲日报》,1955年3月18日,有这样一项报道:“美时代周刊歪曲本坡大选消息。李光耀马绍尔均斥其谬。指人民行动党受共党支持,李光耀认系神仙故 事。该刊批评林语堂辞职事件,亦指南大受共党利用。”读者可以自己思量美国这份杂志为何对共产党的影响如此报道。

[cx]徐訏在〈追思林 语堂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语堂渊博的中西文学修养中,他最读得精熟的还是圣经。这似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这一点。他的心灵是贯穿着基督教的精 神,因此尽管有许多种不同的思想与趣味,无论是老庄或孔孟,苏东坡或沈三白对他的吸引,他只是赞美与欣赏而已。他一直没有违离他基督教教育所给他的道德世 界。”

[cxi]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传记文学》,1999年3月。

[cxii]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是30年代中国编辑学的一大手笔。杨义在〈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 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说:“写导言的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和朱自清,均是早期新文学的先 驱者和开拓者。这就赋予诸导言一种品格,既以著名的新文学者检讨新文学本身,遂使诸导言成为新文学开创史的现身说法,或自我证明。”这里郁达夫所言,是林 语堂的散文和个性。

[cxiii]这是陈六使1972年9月11日逝世时潘受所写的挽联。全联为:“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本,生可谓荣,死无憾也。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也得谤,名亦随之。”

[cxiv] 余每访南大旧行政大楼,肃立前贤铜像之前,未尝不太息。

[cxv] 2002年12月15日余与黄文斌寻访台北林语堂纪念馆,休闲一下午至傍晚,大师墓前远眺万丈云霄,心情极悠远自在。

[cxvi] 《星洲日报》,1955年2月27日。〈社论:南大必成〉。

[cxvii] 万平近:《林语堂论》,页49。

[cxviii]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页139。

[cxix]林语堂:〈说乡亲〉, 《无所不谈合集》,页659。

[cxx] 倒是林太乙有一段如下的追述:到达新加坡那天,“身材矮壮的侨领伸出粗大的手与我们握手,皮肤晒得黝黑的侨众包围了我们,从他们的面孔我感到橡胶林的气 息,想到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来南洋垦荒务田的闽南人。闽南语在我的耳朵里嗡嗡的响. . . . ” 字里行间是她对乡音厌恶的阶级心态。见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65。

[cxxi]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页102。

[cxxii] 林语堂所说的幽默的分析,不妨在此一录。“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 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 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Wit) 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般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襟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 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 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林语堂自传》。

[cxxiii] 陈平原:〈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收入《评说林语堂70年》,页313。

[cxxiv] 韩素音记述当年的情况:林语堂“多次发表讲话,看来他对马来亚局势显然太不了解。他把大学说成是个悠闲的地方,有时间可以抽抽烟斗,翻翻书报杂志。这可激 怒了那些饿着肚子一星期捐献三天收入的三轮车夫们。人们很快开始讨厌他,各华文中学展开了反对他的运动,要求董事会勒令他辞职。从这一点来说,他大大帮了 他们的忙。”见《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 、林克美译)。

[c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5。

[cxxvi] 这个论点给人联想甚多。这里无法一一申述。熟悉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教育机构的人士,应有感慨。

[cxxvii] 《1959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收入《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页63。

[cxxviii] 〈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之三〉,《星洲日报》,2003年7月27日。

[cxxix] 《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2000年。

[cxxx] 《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2000年。

[cxxxi] 《星洲日报》,1955年4月18日。

[cxxxii] 林语堂虽然是幽默大师,但是他骂起来,也是蛮凶狠的。1927年,他在〈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一文里,借了尼采的笔痛责厦门大学: 说这里“充满着压小的灵魂,褊狭的胸膛,尖斜的眼睛,沾粘的指头”,这里“充满着自炫者,厚颜者,刀笔吏,雄辩家,好大喜功者,”“这边血管的血都已秽 臭,微温,起沫”, 成了“天地间渣滓泡沫漂泊沸腾之处。”

[cxxxiii] 唐弢说林语堂有“流氓气”,或许正确。见唐弢:〈林语堂论〉, 收入《林语堂评说70年》, 页268。

[cxxxiv] 余一直认为,在新马华社,领导人的人格和道义力量极为重要。像林连玉、沈慕羽,都具“典范作用”,他们“以道德人格的回归来防止政治人格的失范,”“以道 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见拙著:〈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的沈慕羽〉,收入《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这里说林 语堂,是把他和同时代和类型的人相比,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鲁迅等。

[cxxxv] 《南洋大学创校史》,页161。

[ 本帖最后由 木鱼桥 于 2010-3-12 15:31 编辑 ]


论坛

真善不忍 表于 2012-11-15 09:50

QUOTE:
事实上,新马华人社会有太多的政治和文化拟态,不了解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很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假相、虚相、拟相和伪相,处处皆是。说正面一点,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新马华社来说,林语堂不只是一位“它者”,他也是一位“不知我者”。当初期望他以他的国际知名度赋予南大国际面向,奈何却带来了无限困惑。他的昙花一现,可能不足于让人拥有足够的历史厚度来衡量他在南大校史上的地位,但是他不该是“千夫所指”的破坏者或扰乱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廿五年南大有太多的历史遗憾,而“林语堂事件”只不过是南大文化痛史上伤疤累累的第一道瘀痕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林语堂一无是处,亦无需以敌体相待。……

“即使林语堂一无是处,亦无需以敌体相待”。

这论坛只有马迷和“陈公”迷,没有“何”迷,所以大家静静好念经。

韩山元 论坛元老
发表于 2012-11-15 13:51

对何启良教授这篇论文的几点看法:

我个人对何启良教授这篇论文有几点看法:
一、行文严谨,论述有据,摆事实,讲道理,尽管所讲的“道理”未必大家都同意,但治学之态度确有可取之处,跟那位台湾的利教授相比,何启良教授的观点更有参考价值。

二、何教授虽是马来西亚人,但在新加坡生活与工作多年(曾任国大政治学系副教授),对新马的情况十分熟悉。他不是南大毕业生,没有“南大情意结”,所以态度超然。

三、何教授对新马华社万众一心建设南大的历史意义还是估计不足。

另外我想讲一点:恕我感觉迟钝,我没发现这里有所谓“陈迷”“马迷”,人们对陈六使先生的敬仰,是一定的道理的,不能说是“陈迷”,至于“马迷”,我就更莫名其妙了。我看到的是:网友对于某某人不是盲目支持或盲目反对,正如真善网友,也不是盲目附和或盲目反对某某人的,对吗?

真善不忍 中级会员 #6发表于 2012-11-15 16:09

韩先生还念念不忘那一砖一瓦有劳动人民的心血所造成的南大,对陈六使的敬仰在情理之中,不过您没大贬林语堂,所以不对您再说出什么恶言。

对陈迷和马迷我为什么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摆明赞陈之余大贬林,一个称“公”,另一个讥为“屎” “贼” …… ,天渊之别,忍不住要说一下。要赞陈六使我无话可说,但贬林语堂所泼的脏水应是有良知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不把他们给“一网打尽”,个个赞赏他们的粉丝会被其气势给带去荷兰。

哈哈哈,问题不在林语堂一个人的耻辱,而是四个字:兔死狐悲。

这段陈六使与林语堂恩怨史,我个人期待一个真正会写史的人来完成。

那么,何谓良史呢?

真正会写史的人,必须聪敏异常,足以理解万事之理;必须讲出富于哲理的深刻的规律,足以适用于各种事物;必须才智过人,足以搞通一般人难以通达的意思;必须文笔精妙,足以表达出难以表达的含义和情绪,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公正、全面的记载和评价。这才叫称职的历史学家啊!

由一个人之力纂写出一部南大《陈六使与林语堂恩怨史》会更好,所以不鼓励“集体创作”,这部“巨作”就由历史学家去动脑筋完成啦。

谢谢转载何启良先生的大作。

粗茶淡饭 超白金会员 #7发表于 2012-11-15 18:49
回复 #5 韩山元 的帖子

QUOTE:
三、何教授对新马华社万众一心建设南大的历史意义还是估计不足。

总而言之,南大历史不能由一位南大情结很深的人来谱写,因为也是热爱南大的韩素音已经一言道破天机,告诉我们为什么?

韩素音:「中国是我的母亲,我怎么可以讲我母亲的坏话呢?」

韩山元 #8发表于 2012-11-15 20:04

韩素音这句话我有意见

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不能讲自己母亲的坏话,难道就可以讲别人母亲的坏话?

我再问:中国人可以写中国的历史吗?中国是他的母亲,难道只能讲中国的好话吗?中国的缺点就不能讲吗?

写自己的母亲父亲,应该实事求是,优点缺点都要讲,不要人为的拔高。即使是圣人都有缺点与过失,何况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圣人。讲缺点的态度很重要,只要是善意的,为什么就不能写自己父母亲的缺点与过失?

对自己的母校的态度也应该是一样的。

韩山元 论坛元老 #9发表于 2012-11-15 20:12

再补充几句话

帮自己的国家民族文过饰非,掩盖缺点,这不是真正爱国,而是害国!

关键在于出发点是不是善意的。

古话说:爱之深,责之切。又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有说:恨铁不成钢。基本点都是一个“爱”字。

珊瑚草 超白金会员 #10发表于 2012-11-15 20:41

QUOTE:
[lxxxiii] 同一个会议上,讨论林语堂的“十条件”时,有人竟说:“南大系公司,校长职权管校务,公事公办,并无所谓争执,校长提条件的风气,诚不可长。” 《星洲日报》,1955年3月26日。这是一种声音,应该有代表性。

“以为办学跟做生意一样”的说法,原来是有依据的。

QUOTE:
[lxxxviii] 有关当时参与者的现身说法,见〈韩山元访问: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圆切线》,第6期,2003年4月。

原来韩山元先生对此文也有贡献。

雾落南方 高级会员 #11 发表于 2012-11-15 20:48

所谓"为尊者讳"。"自己人"㝍的"历史"可信度打折扣。

中国历朝历史都是由它的"终结者"㝍的。

[ 本帖最后由 雾落南方 于 2012-11-15 20:50 编辑 ]

粗茶淡饭 超白金会员 #12发表于 2012-11-15 22:20

回复 #8 韩山元 的帖子

在那个时代,如果韩素音实话实说,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她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什么汉奸、走狗、叛徒、出卖祖国等标签都会往她的身上贴,因此她没必要去捅蜂窝,自找麻烦。

她不说真话,反而能左右逢源,不但在东方吃得开,在西方,她的作品不但大卖,而且还被拍成电影呢!

韩山元 论坛元老 #13
发表于 2012-11-16 09:19

一点澄清

珊瑚草网友眼光真厉害,居然注意到何启良先生论文中提到我。其实,那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学生活动,把我当作一名参与者。我对何先生的论文没有什么“贡献”。
我认识何先生,尽管我和他对于南大、陈六使、林语堂的看法有些不同,咱们互相尊重。

何博士去年(前年?)辞掉在国大的副教授职务,到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他是马国公民。

[ 本帖最后由 韩山元 于 2012-11-19 16:00 编辑 ]

Suanjuan 高级会员 #14 发表于 2012-11-21 15:00

看了何先生这篇文章,有启示、有收获,是作学问的态度。

白马非马 高级会员 #15 发表于 2012-11-21 16:12

QUOTE:
原帖由 木鱼桥 于 2010-3-12 15:28 发表
何启良: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

摘要

…这些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去解析林语堂在南大的这一段离异,但是即使是林语堂最宽容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林语堂事件”是一个给南大带来积极意义的正面现象,或说他是南大校长的理想人选。但是我们需要全然的否定他吗?…

文章标题就是《 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那么,何启良以上这段话就是结论,清晰不过的表达了林语堂对南大的负面意义,也严重的伤害了广大南洋华侨的感情。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扮演了许多角色。林语堂的一生中,他在其它领域的成就,对当时大部分南洋华侨来说,并不因此就掩盖了他在南大的丑态。因此,全面诋毁林语堂是不必要的。然而,千万别忘记了,在南大事件上,就连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这一个事实!

[ 本帖最后由 白马非马 于 2012-11-21 16:14 编辑 ]

粗茶淡饭 超白金会员 #16 发表于 2012-11-21 17:49

林语堂先小人而后君子

这件事显然是南大委员失信在先。

QUOTE:
三、林语堂任南大校长:“大哲大贤”的“合家聘用”

那么南大执委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看来胡、梅两人不感兴趣后,南大执委会才接触林语堂的。林语堂当时在国际文坛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并不以学者身份或办大学教育著称。他办教育行政的最高履历,乃曾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任内曾经成功邀请到当时几位重要作者和教授(包括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或许南大执委会赏识他这一点。至于林语堂的籍贯,是否是另一个被南大执委会看中的重要因素?这个可能性亦很大。南大创办人大部分乃福建人,为了沟通上的需要,聘请一位老乡,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xxx]

有了上两回没有被理睬和被拒绝的经验,这一次陈六使改变了邀请方式。他委托亲信连瀛洲亲自上门拜会在纽约定居的林语堂,以展示对校长的尊重和聘请的诚意。[xxxi]林语堂亦极为高兴,但是看来是有一点迟疑的。从他后来发表他和连瀛洲及陈六使的信函看来,他“耿耿于心” 的,是南大经费问题,盖“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不然南大“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xxxii]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他几次询问后,执委会似有承诺,他才认为“事有可为”,才真正答应了聘请。下面这封林语堂写给陈六使的信函里,可以窥看出他当初对创办南大的一些思路:

六使先生道席:

奉诵来札,过蒙奖饰,且拟委以南大重任,愈增惶愧。弟何人斯,曷克当此!且老马伏枥久矣,大不想吃六山草,此项衷情,屡向瀛洲先生言之。瀛洲先生却会真诚感人,乃与之作数夕谈。弟于吾国文化、侨胞福利、亚洲将来,未尝不萦怀,乃以兹事基大且繁,不得不详细考虑,一则任重道远,恐不称职;二则凡事创业艰难,筑室道旁,三年无成,权不专,信不坚,则事不成;三则南大之办,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吾国文化之愿望焉,必有雄厚基金物力,始能贯彻始终,争得学术界地位,成为亚洲东南第一学府。苟非诸公远瞩,志在必成,或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桔过江南而为枳,斯不足观。与瀛洲兄晤谈后,深知我公热诚为我侨胞谋幸福者如此。而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者又如彼,窃为星洲华侨幸,故已许附骥尾,追随努力,事有可为,则志在必行。余告瀛洲兄面详。

即请

道绥

民国四十三年正月九日 弟林语堂顿首[xxxiii]

韩山元 论坛元老 #17 发表于 2012-11-21 20:09

有几个疑点

上面引述的:他几次询问后,执委会似有承诺,他才认为“事有可为”,才真正答应了聘请。

这里头有些疑点:一、“似有承诺”,就是不能肯定有承诺。所谓“失信”从何谈起?

二、关于聘请林语堂来当南大校长,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林语堂事先已私下活动,请一位与连瀛洲相识的人传达他愿意来当南大校长的意向。究竟哪一个说法可信,还是个谜。

三、连瀛洲是潮州帮的代表人物,是陈六使的朋友,但并非亲信。

[ 本帖最后由 韩山元 于 2012-11-21 21:54 编辑 ]

粗茶淡饭 超白金会员 #18
发表于 2012-11-21 21:49

南大没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连瀛洲为首的南大高层“脱离”南大,另起炉灶,全心全意建立义安工院,这成为南大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义安工院配合政府的教育计划,即使从私立学校转变成公立学校之后,义安公司对工院的捐款仍是不间断的。

[ 本帖最后由 粗茶淡饭 于 2012-11-21 21:54 编辑 ]

珊瑚草 超白金会员 #19 发表于 2012-11-22 09:52

QUOTE:
原帖由 韩山元 于 2012-11-21 20:09 发表
一、“似有承诺”,就是不能肯定有承诺。所谓“失信”从何谈起?

韩先生真的相信,林语堂和南大执委会什么都没谈好,就兴冲冲地跑过来索要远比他原来收入低的“高薪”?陈六使这么好欺负吗?

QUOTE:
二、关于聘请林语堂来当南大校长,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林语堂事先已私下活动,请一位与连瀛洲相识的人传达他愿意来当南大校长的意向。究竟哪一个说法可信,还是个谜。

明日复明日,事先复事先。

刘君惠如何肯定地知道她的“事先”之前没有其它的事先?

确定的事实是:南大执委会当时并无质疑林语堂出任南大校长的资格。

韩山元 论坛元老 #20 发表于 2012-11-22 10:34

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就我所知,当时南大执行委员会是授全权给连瀛洲到美国与林语堂接触,并聘请林当校长的。连先生自费赴美,不花南大的钱。当时,南大执行委员会相当信任连先生,也没有质疑林语堂出任南大校长的资格。

以我个人的一点研究,我认为,陈六使先生一心一意要办好南大,而且那时南大已经开始动土兴建,而校长问题却没有落实,原先考虑的几个人都不来,事情有点急,陈六使和许多南大执行委员都信任连瀛洲,后来的事情已经一讲再讲,这里不需重复了。

在这个论坛,有一些网友立场、观点相距甚远,但不应妨碍大家就事论事,理性讨论甚至辩论,谁也不服谁的话,那就各说各话好了。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关于南大的历史问题,再过10年8年还是会有人辩论不休。不过,有些话在李老先生还在的时候,要谈论如果涉及李老先生,还得小心翼翼过“地雷阵”,不是不可以谈,而是要小心以免踩到“地雷”。

我个人认为,陈六使当初其实对林语堂并不了解,当初也没谈到条件和细节,就把林语堂请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双方办学理念相距甚远,矛盾又没法调和、消除,以致发生冲突,这对于陈六使、对南大,对林语堂都是很不幸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陈六使(包括多位南大功臣)与林语堂因为彼此不了解而短暂走一起,却因为彼此了解而分手。

[ 本帖最后由 韩山元 于 2012-11-22 10:37 编辑 ]

真善不忍 中级会员 #21 发表于 2012-11-22 12:39

“然而,千万别忘记了,在南大事件上,就连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这一个事实!”
—-白马非马

假如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

让我来猜,那是对林语堂拿走遣散费10万美元耿耿于怀而让这些人或小气鬼产生厌恶感。

所以才有“吸华侨的血”之恶言。

“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

这是刘三姐对财主莫怀仁唱出的怒火之歌。

把林语堂给批判到像莫怀仁那样是我忍受不了的。

想起一书名:白马啸西风。

白马非马 高级会员 #22 发表于 2012-11-22 15:48

读文章和诊病一样,都应该细心一点,你说是吗?

QUOTE:
原帖由 真善不忍 于 2012-11-22 12:39 发表
“然而,千万别忘记了,在南大事件上,就连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这一个事实!”
—-白马非马

假如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

让我来猜,那是对林语堂拿走遣散费10万美元耿耿于怀而让这些人或小气鬼产生厌恶感。

所以才有“吸华侨的血”之恶言。

“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

这是刘三姐对财主莫怀仁唱出的怒火之歌。

把林语堂给批判到像莫怀仁那样是我忍受不了的。

想起一书名:白马啸西风。

哈哈,神医堂前挂着的鸟儿想必歌声婉转,惹得泡王也雅兴不浅,哼起鸟歌来了。

别忘了在南大事件上, 何启良 的文章的第一节末段是这么说的:“这些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虽然表示同情、维护和敬重,却没有一位是肯定林语堂的所作所为是对的。”

林语堂的故友亲人和研究者这些人是谁谁谁,吾生也晚,当然不认识。但是,何启良 作为学者,敢这样说应该有他的依据。养鸟神医如果觉得 何先生 说得不对,自然可以反驳一番。个人觉得,研究者是不用说了,在南大事件上,竟连林语堂自己的故友亲人都给他白眼,其人之理屈就可想而知。

林语堂在其它方面的成就,养鸟神医若是有心,可自行开帖研究,想来必也有跟风之人。然而,这里说的是《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自然是以南大当时的风风雨雨作为根据。

其实,韩山元 新开的帖子说得好,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却不能没有 陈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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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