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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侨中学五卅一事件回忆

14/04/19

作者/来源:蔡自新 (12-9-2008) 广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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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清末兴办学校后,在海外的华侨社会也出现了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华文教育,比南洋其他各地较为发达,但那时也只有小学罢了。直至1919年才由陈嘉庚首先捐资作倡导,征求各华侨领捐款,组织董事会,筹办中学,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当地简称“华中”)。华侨中学冠以“南洋”二字,是这间中等学校不局限于在新加坡的意思。所以,长期以来,还是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当时唯一的独立国泰国等地的华侨高小毕业生,都有到新加坡去升学的。于是“华中”成为南洋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后来,新加坡陆续有好几间中学如、南洋女子中学、中正中学、南侨女中、育英中学、南华女校、中华女子中学等;但规模仍以“华中”为首。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回到新加坡,恢复了“海峡殖民地政府”统治。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大量残杀中国华侨,人们普遍地厌恶、痛恨日本侵略者;但英国殖民主义者回来也不受欢迎。由于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岛只隔着一条铁路、公路两用桥,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就很自然地影响到新加坡。

  新加坡人民不满意英帝殖民统治,因此英国殖民政府千方百计企图消除反殖民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行动完全是受马共影响的。由于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大部份华侨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早已深恶痛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因而对祖国的富强寄希望于中共;但英帝认为拥护中共就是站在马共一边。所以在英国回到星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称)以后,虽曾赞扬马共抗日有功,并对马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授勋,但旋即于1947年颁布紧急法令,禁止共产党及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政治团体活动;宣布那些组织如不解散就属非法团体。当然,工人和学生的“非法”活动,仍然发展。

  在新加坡社会华侨的影响都较大,所以新加坡沦陷,英军被俘以后,日军主要是对付华人;英殖民政府重新回新加坡时,更是加倍注意对付华人。加上第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新形势,中国又是战胜国,成为五强之一。华侨都认为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不再“低人一等”了。华人逐渐倾向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了。不久,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华侨盼望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快实现了。新加坡有几间华文报纸——《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中兴日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前还有一个马共办的《新民主主义报》。这些报刊报导祖国情况甚多,明显地站在中共立场的是《南侨日报》。国民党办的《中兴日报》对《南侨日报》时加攻击,但《中兴日报》造谣作恶太多,加上国民党臭名昭彰和惨重失败,《中兴日报》就极少人看了。而《南侨日报》于1950年十月被英殖民政府封闭;编辑人员被捕的很多。

  新加坡华侨社会内部,帮派多。福建人分闽南、闽北,广东人分潮州、海南、客家、广府(即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南海、番禺等县)……等,他们各自有同乡会、会馆、俱乐部等。这本起源于华侨背井离乡而需互相帮助的组织,各帮派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侨领。战后,工人又有工会组织。形势影响,左派占着优势。文化教育界有校联会(以各学校校长个人名义组成)及教师工会(教师个人参加),这都有政治倾向的。至于政治观点鲜明、公开挂出招牌的马来共产党和它的附属机构;1946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新加坡支部,都在1947年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后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那时蒋政府在新加坡驻有总领事,国民党在新加坡的各级组织却在英殖民政府包庇下,向左派挑衅、进攻,与左派形成政治斗争,并且斗争日益尖锐。这样,在新加坡社会里,学校,尤其是“华中”怎能叫学生脱离现实,要学生不问政治(殖民政府教育局的要求)呢?

  1949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中”全校喜气洋洋,大礼堂和学生宿舍都张灯结彩,寝室内挂着毛主席和孙中山的照片,礼堂墙上贴满了歌颂新中国成立的壁报,并用五星红旗点缀。学生自治会还在十月八、九日两晚举行庆祝游艺会和决定联合各华文中学同学致电新中国政府表示祝贺。但另一方面,十月十日是学校过去规定的国庆节例假。这天一小部份童子军团学生举行营火晚会庆祝,邀请英殖民政府官员——政治部主任、华文付提学司、视学官和蒋帮驻星总领事。有一两位校董以及几位教师也来参加。营火会后,付提学司华生海、视学官李之华要郑安仑校长陪同到礼堂巡视一周,当即付校长下命令说:“所有壁报都是红的,明天要全部拆下来”。教育局的命令,学校不能不执行,翌日校长召集各班班长和各壁报的编委举行会议,在意见分歧中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为了说明为什么要把壁报全部拆下来,学生们经过讨论后,用一张白纸大字写着:“兹奉校长的命令,我们同意把全部壁报撕下来,特此布告周知”。同学们这样做是愤激情绪的表现,他们对英殖民当局都非常痛恨。“华中”和别的中学暗中升起五星红旗,但都被英殖民政府禁止,说是“英国还没有承认新中国”。不久,英国与新中国建交,街上出现五星红旗、学校便集合全体师生在操场上,童子军列队在旗杆前,由乐手吹号,把五星红旗缓缓地升起来了,过了几天,新加坡市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但当局仍然无理地下令禁止。原来各华文学校都遵从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每周星期一举行纪念周,唱三民主义“国歌”,念“总理遗嘱”等,新中国成立后,国歌改为人人所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来的纪念周仪式也取销了。

  “华中”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壁报被勒令撕毁后,十月十三日学校又接到教育局通知,说学生自治会于十月八、九两晚举行的游艺会是与教育无关的校外活动,所以必须根据社团注册令,学生自治会要在二十天内申请注册,如不注册即停止活动。当时校方以学生自治会是校内的一个组织,活动是课外活动,并非校外活动,学校已经注册,自治会就不需要再注册,呈请教育局收回成命。但教育局不准,十月十九日再来通知说,如不申请注册,学生自治会就是非法团体,如再行活动,负责人可能坐牢三年。但同学们都不理他,等期限一到,同学们集合在大礼堂悲痛地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来表示抗议。

1950年初,新加坡市有投掷手榴弹等事件发生;政府当局认为是共产党已在新加坡积极活动了。政府放出空气说某女校有一女学生被捕,从搜获的文件中,证明马共的外围组织如抗英同盟会等已潜入该校,从而借口说其他学校也一定有共产党份子活动。在五月四日前,教育局通令所有学校不准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但“华中”以每年都纪念“五·四”运动,因而对教育局通令,置之不理。许多班级都出版纪念“五·四”壁报。这样,学生违背了教育局通令,估计到英殖民政府不会放过我们的,但将近一个月却风平浪静地过去。到了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多,“华中”正在上课时,忽然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及政治部人员二百多人,协同华文付提学司华生海、视学官李之华等分乘二十余辆警车开到,包围了“华中”,着令全校员生依原位就座不许走动,然后逐一检查。笔者在课堂里被搜查时,搜到我口袋里的记事本,他们以为有什么秘密材料,一页页地翻来细看。全校所有房子都被搜查,他们把高中学生拘禁在大礼堂,由警察看守,也是一个个搜查,一直到下午一时多才搜查完毕。付提学司告诉学校,说在厕所里搜得马来亚解放军的捐款收条三张,在图书室、学生宿舍等处搜获非法书籍几百本。认为可疑的学生十九名,教师一名,被扣押到政治部。“华中”在五月三十一日被大搜查、大逮捕过后,仍照常上课。到六月二日教育局又发出通令,说“华中”已被利用为妨碍新加坡殖民地利益的政治宣传基地,根据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应作为非法团体,宣布封闭;要学校于七天内提出理由,解释为什么“华中”不能被宣布为非法团体。而教育局的理由是华中最少有四十名学生(大多数是寄宿生)收藏中国共产党文件,并且搜到的马共文件有:①《马共学报》第五期于1950年五月出版的三本;②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捐款收条三张;③马共组织活动议事录一本;④油印的共产党宣传传单;⑤其他共党性质的禁书和违禁刊物。学校接到通令后,董事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董事们都认为在社会政治不安定的时候,机关、学校发现政治性文件是平常的事,并不能就作为非法组织存在的根据。而且华中有学生九百余人,通令所提约有四十名学生收藏共党文件,实属少数。至于被扣留师生,如有参加校外的非法活动,那也是个人的行为,怎能牵连全校?而且,所搜获的解放军捐款收条,据说是在厕所发现,是否是学生所有,亦有疑问。至于搜去的书籍,共有六十一种,都是普通知识的书籍,如《政治经济学》、《普式庚小说集》、《居礼夫人》、《论方言文学》、《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导等书,在市上书店都可以卖到,怎能算是禁书?同时,新的学校注册法令是1950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布,而隔了三天的五月三十一日就来搜查,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作为非法的根据。又所谓共党性议事录,实是各班级会主席联席会议的记录薄与学生油印的“五·四”运动史实材料和讲义,还有学生语文作业“五四运动感言”等文章。于是会上根据这些理由向教育局提出华中不应被宣布为非法而封闭。这样,社会舆论都认为学校所提的理由十分充分。但六月五日南洋女子中学(南洋规模最大的女子中学,本地简称“南中”)亦接到同样通令,说该校也有妨碍殖民地利益的政治活动(但该校没有被军警包围搜查),要该校于七日内提出理由答复为何该校不应被宣布为非法。于是“华中”与“南中”董事会联合上书向教育局提出“华中”、“南洋”两校不应被宣布为非法的理由。但旋即得到教育局提学司通知,说两校所提理由不充分,决定呈请总督执行。两校董事会于是联合向总督上诉,直至七月初总督还未作复。这样,依照校历署假后七月十四日开学问题,未能解决。这期间,大多数中文、英文各报发出社论,支持两校,“中华总商会”、“华校联合会”、“教师总会”等都予以正义声援。七月四日,华民政务司召见两校董事会代表,授意分别向辅政司请求将两校事件交由教育局与两校协商处理。

辅政司不久即复函两校董事会,于七月十一日与教育局提学司商谈。是日商谈时,提学司提出多项条件要两校接受才能复校。商谈结果,校董会接受了教育局所提的十项条件。这就是(一)现任教师凡教育局指定要辞退的,离聘约期限未到,学校亦须早日终止其任期;学生方面,凡教育局所指定须要退学者,不得准其返校就学;(二)非得教育局批准,不得聘任或辞退校长;(三)凡学校聘用任何教师,须获得教育局批准;凡居住外埠之学生,若未获得教育局批准,不得入学;(四)校长须与教育局密切合作,同时须特别注意并报告有涉及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第十九条之事项;(五)教育局视学官在调查一切有关学校行政事宜时,校长及教职员应尽力与之合作;(六)学生宿舍若未得教育局准许,不得收容寄宿生;(七)监理员须执行教育局随时可能发出的有关学校行政及管理办法的指令;(八)若经教育局批准,校长亦可充任监理员;(九)凡遇上述条文所述及之范围发生异议时,教育局之决定是最后决定,董事会应予遵守;(十)董事会须对政府官员保证,负责赔尝监理员、校长或董事因执行上述条件所引起之任何损失。

这样,教育局根据第一项条件,向“华中”提出要辞退六位教师(取消教学执照,以后不准在英属地教学)和开除六十一名学生。董事会决定接受所提做法,但要求将开除的学生改为转学,每人发给转学证书,让他们转学他校。当时《英文海峡时报》登载这项新闻,说是两校被封事件解决,“华中”六十一名学生转学,“华中”教师被开除六名,“南中”教师被开除一名。事实是两校被开除的教师合起来是六名。到此,学校以为七月二十一日可以开学了。但是,教育局又提出三项条件要学校遵守:(一)董事会须保证复课后,不再发生事故;(二)校长及教职员就聘时,须签署保证书保证与政府合作,并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三)董事会须辞退凡不能履行所提之条件的校长或职员。董事会认为不能接受这三个条件,又反复协商到八月十日才达成协议,将三项条件合并为一,即:“董事会、校长与全体教职员须竭力履行一切教育局的合理指示”,将原来十项中的第四项条件取消。于是华中于八月十四日开学,十七日上课。开学之日,被勒令转学的学生假大礼堂开会,要求无条件复学,无条件释放被扣留的师生。十七日开课时,他们又以巡逻队名义到校分别到各课室张贴标语,并向上课同学演说,要求一致罢课抗议。有部份同学离开课室响应,立刻就有人秘密报知政治部,政治部马上派警察五十余人到校镇压。该批同学已先离去,没发生事故。到此,“华中”“五·卅一”事件才告结束(注)。

“华中”的校长薛永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新加坡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华中”有民盟小组,但活动全不涉及当地政府的政治方面。

1948年,薛永黍校长(一生全心全意为华侨办学的教育家)被迫辞职,转业到昆兴银行工作。后来英殖民当局还是迫害他。1951年他被递捕,监狱中病危,才得释放。回家后即牺牲了。

薛校长辞职后,继任的是郑安仑。也自称不参加党派活动。但是、付训育主任都是国民党党员,对进步师生时加打击、破坏。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平常不太关心祖国形势的少数学生,对祖国惊天动动地的变化,也大为高兴。爱国思想,溢于言表。同学们在这时候都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解放。少数国民党和三青团反动分子的破坏起不了什么作用。

“华中”五·卅一事件后,C、I、D、(英殖民政府的“罪犯讯查部”的缩写称呼)传笔者去问话,吓唬和捏造笔者是中共党员,与赵沨(他是我的“华中”同事,早在19 49年新中国成立前离新加坡回国,解放后一直在中央音乐院工作)是同党。跟着,有朋友告诉我,说有暗牌(当地人对密探的称呼)跟踪我,劝我不要到处走动。于是我决定回国。“华中”董事会主席李光前派人赠送部份船费以示道别。但我购买船票时,船公司奉命拒卖去香港的船票,只准买去台北或汕头的。于是笔者的爱人和子女在香港登岸,自已要绕道单独往汕头。

“华中”五·卅一事件后,1954年五月十三日,“华中”学生为反对“民众服役法令”(1954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凡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青年,都要登记服役),请求准予学生免登记服役,联合其他中学学生九百多名,在请愿中遭警察用棍棒驱逐,发生冲突,导致各中学学生二千余人集中在“华中”礼堂抗议,气势极盛,政府当局和教育局不能不对学生妥协。

1955年四月,新加坡福利公共汽车公司工人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其他公共汽车公司工人亦罢工抗议,“华中”有部分学生前往慰问,发生骚动,酿成“华中”被当局命令停课,连同中正中学一起,又被宣布为“非法”,经多方协商,订了一些条件才解决。

1956年十月,“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被当局认为是一共党阵线组织,有马共份子渗入,勒令解散。“华中”学生联合中正中学学生集合抗议,比以前历次的学生政治事件规模更大。

1965年八月九日,新加坡结束了殖民统治,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开国之初,政府里好几位重要部门的部长,都是经历过1950年五·卅一事件的“华中”同学。1979年十月,新加坡各华文报组成了一个来我国访问的记者观光团,团长和其中两位团员是1950年前的“华中”学生。在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招待他们的座谈会上(笔者应邀列席),记者们谈及我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期间,各华文报纸每日销售量比往常多一两倍。那是全新加坡人民对祖国关心的表现。又说,那时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把战况特别是中国军队的胜利作为话题,态度兴奋,喜形于色,都为中国惩罚忘恩负义的越南叫好。

(市政协东山区委供稿)

注:“华中”五·卅一事件发生,学校被封闭后,笔者即与学校没有接触,校董会和当局协商复校经过的资料,摘自1979年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郑安仑所写的“华中回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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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