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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记录李光耀镇压南大史实

09/03/1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2-7-2015)

1963年是新加坡政治方向的分水岭。二月,李光耀借冷藏行动,彻底清算了政党政治的竞争者。九月,李光耀在大选胜利之后,立即遞夺了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随即,李光耀开始通过解聘,逮捕和开除学籍,对付南大的教职员和学生领袖。李光耀对南大的干预,尤其是王赓武改组南大的建议,引起学生的强力反抗。

1963年是新加坡政坛和南洋大学历史的黑暗时期。1965年的一场39天的大罢课行动,是新马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长久的抗争。要了解这一段历史,除了历史文献之外,做为历史见证者,南大校友的回忆更是现场亲身经历的纪实。这一些个人的体验,提供了更细腻的历史现场叙述。这是三位校友的四篇回忆记述。

1、杨贵谊《杨贵谊回忆录》第三章之20,记述了1963年间的南大校园风暴。

自从南大建校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在1963年9月间被当局吊销后,政治阴影笼罩着整个南大校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接着发生集体开除学生事件。许多校工及各部门职员也被迫离开或被解雇。有关当局借口改组南大,公然派出大批亲信插手大学各部门事务。身为南大人,谁都能感觉到南大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中。

那时,偏向南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毕业生也常常在南大校园里闯荡。他们几乎每晚都在校园里集会。我常常碰见过去对组织南大学生会采取对抗行动的毕业生。他们往往在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分批出现。他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明理人不说也明白。

那时候,我住在山腰上一座教职员宿舍的楼上,楼下碰巧住着一位我所认识的总务处职员。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和我相当要好。当年我还曾在学校假期带他去我的笨珍老家玩。如今在南大,从他的行动看来,我觉得他除了正式工作之外,似乎还负有其他任务。他的住处几乎成为那班人的半公开集会地点。每次集会,常常大声叫喊,一直闹到深更半夜,一点也不顾周围住户的安宁。

当局进一步监视学生活动。除了安插许多新职员接管南大各部门重要职位,也委派两个学生宿舍管理员到南大执行任务。没想到其中一位恰好是我上面介绍过的校友黄济复。老朋友重逢时,彼此点头笑笑,心照不宣。

我这个朋友的身份我多少懂得一些。他在南大毕业后去治安部门任高职。当我回南大执教时,他曾来我宿舍找我。他坦白告诉我他的真正职位和身份。他也把随身佩戴的手枪拿给我看,还让我触摸它。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此类杀人的武器。他把子弹取出后,让我尝尝开枪的滋味。

由于是老同学,我完全没有怀疑他当时来访我是否有其他目的。我以为他是特地来访问曾在功课上帮过他的老朋友。我们像过去一样很亲切的交谈。然后我邀他一起去旧餐厅喝咖啡吃点心。我相信他那次的来访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至少我是以真诚的态度接待他。

直到后来他受有关方面委派,公开驻校担任学生宿舍舍监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前次来找我时,动机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看来,当局干预南大校政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只是我对事情不够敏感,还蒙在鼓里不知情。

无论如何,作为老朋友,当他第一天住进与我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单位时,他没避开我,还过来见我。于是我们又一次去餐厅喝咖啡聊天。

据我了解,我这位性格暴烈的同学,本来就不适合当舍监。记得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他也曾在舍务处当过工读生。由于他的脾气火爆,与寄宿生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结果他自己无法继续做下去,找我来接替他的位置。现在,同样的一个人回来做同样性质的工作,而且是全职,难道情况就会更好吗?

不出我所料,几个月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突然静悄悄地,不知是自愿还是被迫前往英国,直到死于异乡。

[黄济复是南大毕业生协会第一任会长,于1995年5月间在英国伦敦逝世 ]

2、许万忠1991年12月15日出版《回忆云南园》之《大罢课》,记述1963年新加坡镇暴警察入侵云南园的历史场景。

新加坡政府同南大学生会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1963年9月,撤消了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准证;64年6月,更进一步,封闭南大学生会,发表白皮书,指学生会已变成左翼的外围组织,涉及反政府活动。

新加坡政府多次派军警闯入校园,前后逮捕了将近一百名在籍同学。1963年九二六事件,有同学被殴打至头破血流。1965年10月26日,十学生团体联合提呈备忘录,反对南大改制,导致八十多位同学被开除。

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引发了1965年杪的大罢课。

大罢课的导火线,是王赓武报告书。学生会支持者指报告书使南大变质,违背当初创建南大的宗旨和目标。

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都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在校园内驻扎的军警人员,可能没在大学念过书,不晓得大学的上课制度。上课钟响之后,发现还有同学在餐厅喝茶,或者捧着书本上图书馆,认为他们是参与罢课,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拿起藤鞭就打。

军警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许多同学被打得瘀血处处,手脚布满藤条痕。一些同学,原本是准备吃过早餐,去上第二节课的,也莫名其妙地被鞭打,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军警拿大藤条乱打人的消息,使炽热的情绪火上加油,大家干脆不去上课,无声抗议。军警人员过后自知理亏,撤退到校园外驻守,但已经挽不回大局。

大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政府实行新闻封锁,报章上不见任何报导。南大同学亲自到坡底的大街小巷,广贴“南大罢课”的标语,突破封锁。

大罢课最终是在校方采取强硬手段,开除百多位同学,并向两百七十多位同学发出警告信,新加坡政府则将被开除的联邦同学驱逐出境之后,才在群龙无首情况下,鸣锣收兵。被开除者当中,有些是只剩下几个月就可以参加毕业考的四年级同学。他们坚持立场,宁愿牺牲,不要文凭。但是,也有一些向校方提呈悔过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大罢课之后不久,医务所后面山岗上的新图书馆开幕,仍然有一批支持学生会的忠贞分子列队到现场示威,向来宾申述新加坡政府迫害南大同学和华教。勇气虽然可嘉,但因人才凋零,只能引起一些涟漪。

3、许万忠《火红岁月的记录》(14-03-2010文稿)记述1965年11月至12月的大罢课。

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都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嚣张态度”指的是军警在图书馆和永祺厅用大藤条抽打同学。从《南大学生罢课原因及经过》长文知悉,这一天是1965年11月23日。事件发生时不在餐厅的同学,事后听在场者说起杯碟乱飞藤条乱抽,用餐同学苍茫逃命的情景,无不义愤填膺。

“罢课期间,一位前任联Ⅹ会职员的头子居然胆大包天,挟其党威要胁Ⅹ学会会长令其会员上课……闻该会长怒其跋扈专横,颇有一套巧妙的回答:同学罢课是他们自动自发的,谁也干涉不了……罢课是八、九十巴仙成功的!”

联Ⅹ会就是联谊会,Ⅹ学会会长就是商学会会长吴纬枢。当时我是商学会学术主任,以商学会之名写了一篇吁请当局正视学生要求的文告,晚餐后叫政治系的何启英同学抄在商学会布告板。经过商学院大厅的同学读了都拍手叫好,可惜第二天一早就被人拭去。

大罢课虽然以失败告终,数百位同学被牺牲了,他们或锒铛入狱,或被开除学籍,或被驱逐出境,或受警告。大部同学无怨无悔昂然面对,只有极少数写悔过书向当局求情。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是值得的,他们的果敢行动,为民族教育留下辉煌壮丽的一页,为南大史谱写可歌可泣的篇章。

许多当年惨遭对付的同学如今已是华社栋梁,他们服务社会热诚依然炽热,爱护民族教育、捍卫华教之心坚定不移,是南大同学的楷模。

我在〈大罢课〉篇末这么写道:“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大罢课后,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手段控制同学,南大逐步朝他们安排的方向走,终于在1980年8月16日被刽子手扼杀。

南大被新加坡政府关闭是新马华教运动极大的挫折,南大大罢课之后,新马捍卫华教运动就再也见不到罢课行动了,罢课抗议成了绝响。我适逢其时见证这场轰轰烈烈的学运,无上荣光。

4、莊正正《我在南大的岁月》(18-4-2012文稿)记述了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尤其是好些南大生被开除学籍或者遭驱逐出境的历史事迹。

1963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许多政党的竞选宣传车,包括人民行动党都到校园内拉票。事情的结果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多选票胜出。隔天,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被褫夺。几天后的一个半夜时分,镇暴警察和军人进入校园进行扫荡和逮捕。他们敲门或者踢开房门,逐一房间的搜查,并逮捕‘受怀疑’的学生。第二年,庄竹林副校长被逼辞职。

我记得羞辱南大的那一份王庚武报告书。那事件是发生在1965年的9月间。我亲眼目睹警察在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与餐厅,追赶,鞭打,殴击南大学生。镇暴警察或者军人在午夜至凌晨时分向学生宿舍发射催泪弹。和其他学生一样,我也从宿舍疏散到新运动场去以逃避催泪弹的浓烟。对南大和南大儿女的拷打从我在南大的第一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在南大的第三年,之后还继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当我在第三年(1965-1966)的时候,我获选为南大数学系学会的学术组组长。随即有人来警告我,叫我辞去这一个职务。1965年9月,我和其他许多南大生一样被逼签署一份悔过书,以便能够注冊为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南大上课。其原由是:身为南大数学系的学术组组长,进行结队游行以及侮辱师长。我的神明是我的证人。我的老师中有谁曾经遭受到我的羞辱?我至今还保留了我的悔过书副本,以记忆这一段黑暗的日子,以及世界上竟然会发生了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在我的第三年的年终考试时,另一些更会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再次的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必须每年更新学生证。在我的年终大考时,我只能拿到每日更新的特别准证。移民厅的一名人员告诉我,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我到南大并非为了求学,如果要将我的学生证延长至最后的一个学年,我必须去见一名执政党的政府部长。他们使我十分的恐慌。因此,我早上上考场应付考试,之后得从在裕廊的校园赶到15英里之遥的移民厅,延长我的特别准证,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回去南大校园,以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最后,年终考试终于结束了。

1966学年结束后的假期开始了。…我终于决定了不要等候最后一个学年的学生证,在没有大学文凭的情况下,我带着一个悲痛的心情离开了南大。

… 在这两年之内,许多更坏的事陆续的发生在南大校友身上。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报导中,我得悉几名国会议员,包括一名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谢太宝在1966年被逮捕。许多南大生,其中也有我的同学被关进监狱,或者遭驱逐出境,遣返他们的原籍国家。过了好几年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从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谢太宝在未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拘押了32年,也因而成为这地球上受最长期拘留的政治犯之一。

1970年9月我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组合与优化学系进行博士学位课程。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杨贵谊回忆录》,《我在南大的岁月》,《大罢课》,《火红岁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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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