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东亚模式与中国

29/11/01

东亚模式与中国

赖平耀

东亚 (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在战后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无疑是20世纪经济增长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1997) 将东亚的成功,列为战后三个最重大的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关于发展的思维的事件之一 (其它两个事件分别是前苏联的崩溃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人们业已取得的两点基本共识是: 第一,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亚经验 (东亚模式);第二,东亚经验 (东亚模式) 代表着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 (发展模式)。然而,如我们在有关东亚经验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的混淆和分歧,包括东亚模式涵盖的国家/地区范围。东亚模式的确切内涵,对东亚模式与东亚的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等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不论从理论的角度或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对东亚经验或东亚模式的研究远未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严格的,内在一致的方式建立的一种可检验的经验发展模式,有助于形式化的理论建模,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观察到的成功探求因果性解释。自卢卡斯 (Lucas, 1993) 提出在形式化模型中再现东亚奇迹以来,这方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考虑到东亚经验的复杂性,有理由认为,缺乏一个好的经验模式,应当是理论建模进展缓慢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东亚的发达国家 (日本和韩国) 或是东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目前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重大的结构调整问题。此外,对后者来说,离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样,研究前一段时期的经验,从中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教训,对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今后选择什么样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试图澄清有关东亚模式定义上的一些混乱,以便能够在有关东亚模式的讨论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框架;第二,试图在东亚模式这一总框架内明显地引入中国,以改变先前的文献中谈东亚模式时不谈中国,谈中国时不谈东亚模式这一局面。我认为,在确认东亚模式对中国的相关性的前提下,东亚模式事实上可以为探究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的中长期发展问题提供一个非常适,宜非常有用的参考框架。

一东亚模式定义的几个问题

本节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同建立东亚模式的统一定义相关联的几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模式的一般定义东亚模式涵盖的国家/ 地区范围及东亚模式的类型分类。以下,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发展模式我们将发展模式 (development model) 理解为以系统方式建立的一组有关发展的‘程式化’ (stylized) 事实,这组事实能够集中地反映所关心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本质性特征。为我们当前的目的,我们对发展模式与发展范式 (development paradigm) 做同一的理解。1 按这一定义,我们这里谈论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经济学中研究的发展范式 (development patterns) 没有什么差别 (例如,参看 Chenery 和Syrquin1975)。 不过,我们当前关心的不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特征,而是某一类国家/ 地区在某一特定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与其成功或失败具有本质关联的规则性 (regularities)。

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 地区 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 地区,在文献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 Kuznets (1988,1994) 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 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世界银行 (1993) 则认为这样的代表性国家/ 地区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及东盟3国 (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我们认为,确定东亚哪些国家/ 地区可以归入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地区,可以根据下列几条标准:第一,它们是否属于市场经济;第二,它们是否属于开放经济;第三,它们的发展是否成功。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建议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地区由世界银行定义的8 个国家 / 地区扩展至包括中国。

其次,我们认为,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最好按发展的顺序将这些国家/地区进一步划分为3 组:(1)日本;(2)东亚‘四小龙’;(3)中国及东盟3 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日本首创了非西方大国追赶西方的成功,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较之日本大约晚四分之一世纪,属于非西方中小国家/地区经济成功的典范。此外,它们都属于资源贫乏,人口密集的国家/ 地区。最后,中国及东盟3 国的经济起飞又进一步晚于东亚‘四小龙’。

应当指出的是,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地区作上述划分,不仅有助于在统一的东亚模式中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具体实现,类型而且有助于研究这些不同国家/地区间由于发展先后差别而发展出的一种动态国际分工关系,即国际分工的‘雁行阵式’ (flying geese pattern) 较先进的国家/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地区。(2 )

东亚模式的类型分类 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总的说来,一个最显著的差别是:一些模式集中于一般特征表述。另一些模式则集中于特定的结构演变。(3)我们的看法是,为便于理论上的建模和经验上的比较研究,对东亚模式给出一个明确的类型分类是十分必要的。从上述两个目的出发,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在内容上,按不同的领域分别建立东亚模式,如工业化与贸易的东亚模式体制与政策的东亚模式,等等;第二,在‘模式’的定义上,采用工业化与贸易的日本模式中的阶段方法,即将‘模式’归结为一组有规则的系统的结构性演变(参看Yamazawa1990),而不是将它归结为一组一般性特征(如Kuznets 1988 1994);第三,对每一领域的共同的东亚模式,根据实际情况还,可进一步区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类型,如工业化与贸易的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及中国台湾模式和香港模式,等等。(4)

二东亚的工业化模式

本文中,我们集中关注的是东亚的工业化模式,其理由是:第一,对于资源贫乏的东亚国家/ 地区来说,成功的工业化对于成功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东亚在工业化上的成功也是东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最显著,最具特色的方面;第二,由于中国在许多方面与东亚其它国家/ 地区的相似性,东亚的工业化模式对中国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在东亚工业化模式的代表性国家/ 地区的选择上,我们采用 Kuznets (1988,1994) 的做法,即仅仅以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作为代表性国家/地区。我们的选择主要基于下列两点考虑: (1) 我们关心的是东亚经验中对发展中大国,中等国家适用的方面; (2) 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属于较早取得成功的,在东亚经验上属于领先的国家/ 地区。

关于东亚工业化模式,文献中的表述不尽一致。(5) 这里采用的可以看作是对日本工业化模式中具有普适意义的成分的一种表述,我们将其称之为东亚工业化模式。该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以表述如下:

  • 第一阶段 (初级产品出口阶段)

(1)在整个第一阶段,(a)农业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b)国内工业品主要依赖于进口;国内工业主要由轻工业组成,并且主要用于满足国内消费;(c)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农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进口加用于农产品国内生产的资本品进口);此外,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

(2) 工业在经济中相对于农业的比重持续增加。

(3) 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在轻工业中,出口占国内 (地区内)生产的比重持续增加 (或者说,在轻工业中存在着显著的出口扩张)。

(4)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而这又主要地联系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

  • 第二阶段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阶段)

(1) 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 (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 取代农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 (a) 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 (b) 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c) 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

(2) 在轻工业中,出口占国内 (地区内) 生产的比重继续增加。

(3) 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存在着持续的出口扩张。

(4) 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5) 在制成品出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持续上升。

  • 第三阶段 (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阶段)

(1) 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

(2) 在重工业中,出口占国内 (地区内) 生产的比重继续增加。

(3)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上升。

现在,我们可以将以上阐述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小结如下。

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为方便起见,我们将上述每一阶段对应的东亚模式分别称之为阶段I,阶段II 和阶段III 东亚模式。

对于上述东亚工业化模式,目前文献中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按照一种流行的发展战略两分法,东亚的工业化战略被归结为与以拉美为代表的进口替代战略相对立的出口促进战略。这种划分的简单性和片面性受到了许多批评。(6)

给定工业化对于追赶的必要性及基于比较利益的贸易对于成功的工业化的必要性这两个基本前提,我们可以对上述模式的经济合理性提供如下的解释: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东亚除农产品外没有什么能够出口。由于本国 (本地区) 企业缺乏经验,技术,人力资本等等,只有在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不过这种农产品出口与轻工业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因为第一,由于东亚缺乏土地资源,并且农产品的价格/ 收入弹性较低;农产品能够实现的出口增长是有限的;第二,轻工业依靠进口替代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内 (地区内) 市场的限制。一旦进口替代接近完成,轻工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降下来。这样,轻工业出口替代农产品出口 (第一次出口替代) 对于持续增长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对于发展中大国/中等国家来说,即使仅仅从简单的产品多样性角度考虑,长期专业化于轻工业也是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7)

这样,东亚发展重工业便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与轻工业早期进口替代相类似的考虑可以解释东亚的重工业的进口替代为什么发生于轻工业出口扩张仍在进行的过程中。与第二阶段的情形相似,轻工业出口与重工业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当东亚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轻工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便会逐渐转移给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又具备一定工业能力的低收入国家。这样,向第三阶段,即向重工业出口扩张阶段的转变对于支持持续的高增长便成为不可避免的。

三 东亚模式对中国的相关性

在前一节中,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的三阶段东亚工业化模式,并对这一模式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本节中,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模式与中国是否相关。这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中国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期间的发展道路是否符合上述定义的东亚模式;第二,如果是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将继续遵循东亚模式。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的分析仅限于上述第一个方面。我们以阶段II 东亚模式作为参照,考察主要集中于出口方面。

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在中国的出口中初级产品占绝对主导地位,初级产品出口显著地超过总出口的一半。在整个80年代上半期,尽管中国的总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出口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至1985 年,初级产品出口仍占总出口的51%。制成品出口的起‘飞发’生于1985年后。在其后的5年间,制成品出口份额从40%上升至80%(World Bank (WB), 1994,p.5)。 到1996 年,制成品出口进一步增加至占总出口的85%。(中国统计年鉴1997,587 页)

出口结构的上述变动是由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份额的迅速上升造成的。从1985年至1990年,这一份额从44%上升至74%,与此同时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份额则从29%下降至19%(WB, 1994, p.9) (8)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联系于出口在国内生产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在整个80年代下半期,工业总产值 (GVIO) 中出口比重从5%上升至16.9%(WB, 1994, p.21)。(9)在制造业内,机器运输部门的出口比重从1.3%上升至14.4%,消费品部门的出口比重则从14.6%上升至56.9%。此外,服装,玩具和鞋类的出口比重经历了最快的上升:服装从34%上升至118%,旅游用品从27.0%上升至90.5%,鞋类从34.9%上升至41.3% (WB, 1994, p.21)。

同期内一些有代表性的轻工业和消费类电子工业的出口经历的数量扩张也是非常迅速

的。例如,从1985年至1990年,自行车工业的出口比重从0.016%上升至12%,电风扇从0.028%上升至0.256%,彩电从0.058%上升至2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机电工业年鉴1986, 1991)。这就表明,中国在这一期间发生的出口扩张包含着‘真实的’数量扩张,而不仅仅是由汇率贬值造成的。

在这一期间内国内,市场发生的迅速的出口扩张也同时伴随着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上升。从1985年至1994年,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分别从5.2%和0.4%上升至17.9%和2.4%。作为比较,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和矿物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则基本上保持不变 (Findlay 和 Watson,1997, 116 页)。

在进口替代方面,情况稍复杂一些。我们知道,中国在建国初不久即推行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化,这部分地与中国的人口规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采用了前苏联的用计划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代末中国陷入孤立状态后又全面推行了进口替代。因此,到70 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这是与典型的阶段II东亚模式的初始条件很不一样的。70年代末至80 年代中期,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设备及进口各类工业原材料,因此这一时期内中国对进口的依赖是上升的。这种情况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改变。在整个90年代,就非消费类重工业而言,总的趋势是: (1) 进口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无显著的进口替代趋势; (2) 出口有显著增长,但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并未有显著增加; (3) 出口多为低附加值产品,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并且出口持续地落后于进口; (4) 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在制成品总出口中未达到支配地位 (参看余永定等。2000) 。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过去20 年的发展经验,总体上同阶段II东亚模式是一致的。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来看,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接近‘饱和‘的水平。然而,从非消费类重工业的进口替代及出口扩张方面来看,中国还未完成向东亚模式第三阶段的转变。从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划分为以下3个时期: (1) 1979-1985年,该时期可以看作是贸易导向型增长’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出口仍由初级产品支配。此外,农业对整个经济增长也起着较重要的作用。(2) 1986-1995年该时期为’起飞‘期。在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的增长已完全确立。与此同时,农业进入了持续低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已不再发挥重大作用。(3) 1996-当前。这一时期可看作是一个向第三阶段转变的开始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前一时期的增长模式明显地已难以为继。

四结论

在过去十多年中,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果。建立一个关于东亚模式的统一框架,将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东亚已经取得的经验,从而便利于理论上的建模和经验上的比较研究。从动态角度考虑,以三阶段工业化模式作为整个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模式看来是适宜的。特别地,这一模式与中国也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与日本在战后50年代初及韩国与中国台湾在战后80年代初曾经面临的相似的阶段性转变问题,即从由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支撑的高增长,转向由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支撑的高增长。这样,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有理由认为,在东亚模式的研究中引入中国的经验,反之,在中国的研究中引入东亚模式作为参照,不论对有关东亚模式的一般理论研究,或是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都会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1 亚洲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994 年关于东亚工业化的论坛使用了范式而不是模式的说法。

2 这是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日本工业化与贸易的‘flying geese pattern‘ 运用于国际分工的说法。参看Ito (1996)。

3 关于前一类模式的代表参看 Kuznets(19881994),李明德,江时学编(2000);关于后一类模式的代表参看,Ranis(1991),Yamazawa(1990)。

4 关于同一东亚模式的具体实现过程的差别的一个讨论,参看Dowling(1994)。

5 这里我们指的是基于阶段划分的东亚的工业化模式,参看Ranis(1991),Ohkawa 和Kohawa(1989),Yamazawa(1990),Ito(1996) 一个重要的不一致之处在于对发展阶段的表述,不过,尽管有种种差别,但在基本的阶段性特征的表述上还是一致的。

6 例如,参看Liang(1992)及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7 关于产品多样性差别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影响的一个分析,

参看Krugman(1979)。

8 有关统计方法,参看World Bank(1994, 7879)。 关于中国出口结构的一些不同估计,参看Findlay 和Watson(1997, p.111)。

9 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未涵盖全部工业企业。参看World Bank (1994)中有关说明。

参考文献

1 李明德,江时学主编 (2000) 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余永定等编 (2000) 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 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

3 Dowling, J.M., 1994, Is there an Asian industrial growth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No. 4.

4 Chenery, H. and M. Syrquin, 1975, Development patterns: 1950-1970.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5 Findlay, C. and A. Watson,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dependence in China.In D.S.G. Goodman and G. Segal. eds. China rising. London: Routledge.

6 Ito, T., 1996, Japan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a miracle in transit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7 Krugman, P., 1979, A model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 Kuznets, P., 1988, 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il.-1994,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re a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Asain Economics, No. 4.

9 Liang, N., 1992, Beyond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export promotion: a new typologyof trade strateg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pril.

10 Lucas, R.E., 1993, Making a miracle. Econometrica, March.

11 Ohkawa, K. and H. Kohawa. 1989, Lectur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2 Ranis, G., 1991, Toward a model of development. In L.B. Krause and K. Kihwan, eds. Liber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Stiglitz, J.E., 1997,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B. Pleskovic and J.E. Stiglitz,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4 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 Washington: World Bank.Yamazawa, I. 199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Japanese model. Honolulu, Hawaii: East-West Centre.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

---

分类题材: 亚洲模式_asiamd,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