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南洋人 余山農 卷一 第一章

17/02/19

第一章 序说

一、战后星马侨教的困境

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

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二战之后,英国人回来继续统治。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

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中国革命后四年,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

二战之后,局势依旧动荡,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一九四九年,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九五三年,成立南洋大学。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在当时只是一个地方。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是一个地方的两件相关联的事。

马来亚华人公会是个政党,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成立;成立南洋大学则是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文化传统,抗拒外力同化。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都是在捍卫民族权益和生存权力。南洋大学的建校运动,马来亚华人公会始终大力支持。

成立南洋大学比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艰难得多。全靠华侨领袖坚忍不拔的精神,侨众同心协力的不懈支持,南洋大学才得以建设起来,实现百多年来民族教育的梦。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在这场独立运动中,华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权基本掌握在马来人手中。马来亚政府继承了英国人制定的种种歧视华人的政策。不过,由于华人有很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并且参与政府,因此,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并不十分强烈。况且,华人与马来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强烈的迫害势必引起种族冲突,造成政治不安。因此,华人生活一时尚能得到安稳,但威胁仍然时时存在。

一九五九年,星加坡全面自治,一九六五年独立。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由同一批人组成,掌握政权。这批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都有华人血统,而且还有个华人的姓名。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华人并无不同。他们其实是峇峇人,也就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华人。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些人的心态也并不完全一样,甚或完全相反。有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例如林文庆(1869-1957)和陈祯禄(1883-1960),有的不但不认同,而且看不起中国人(华人),例如李光耀(1923-2015)。一九五九年之后,掌握星加坡政权的就是后一种峇峇人。他们都受英文教育,多不会说华人方言,敌视中国人(华人)。这一种峇峇人就如唐人诗中所说的:“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虽然原本是汉人,却因为学得胡儿语,便以为自己也是胡人,还反过来骂汉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前,便培养这一类峇峇人为代理人,掌握政权,继续英国人制定的政策,迫害华人。由于他们已被英国人所同化,他们也希望同化华人,变成峇峇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后,其代理人李光耀对华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制定恶毒的政策,同化华人。由于他们有华人的血统,看起来像华人,外人并不以为是同化,更不以为是消灭种族。

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所制定的同化政策中,最恶毒的是消灭华人教育的政策,并由此进一步消灭华人的语言和文化。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并最终被关闭。

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新加坡文献馆)。希特勒有句名言: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

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轰轰烈烈。在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步上正轨,日渐发展。三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掌握政权。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南大从此开始受尽逼害,直到被关闭。

南大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到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被关闭。这二十五年的短暂历史,实就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而是星加坡华文教育整体。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这一段历史,令全体南洋华人十分愤怒。先贤创办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历史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人诬蔑。

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梦。由商界贤明的人倡议,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劳工小贩,人人参与,人人奉献,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全无私心。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

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史诗。本书即如实记录并讨论整个创校运动,让后人重温当时波澜壮阔的情景,了解真实的历史。

(一)战后政局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了。战争结束,带来和平的年代。在战时生活过的人都渴望和平,因为和平带给人希望,但生活在星马的华人,和平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残酷时代的开始。

当日军南侵时,守土的英军,原是以逸待劳,却不堪一击,不战而降。抵抗日军的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英军于是只好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游击队抗击日军。这样的联合,在英国人只是权宜之计。

马共为马来亚的自由而牺牲,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却不让马共独立存在,而要招安解散。

当时中国内地,在日本人投降后,内战方酣。一场革命正席卷中国。

南洋华人之中,商界的鲜明之士,已看出时局的苗头,顿然觉悟,必须发展自己的大学,用以救助自己的民族教育和民族生存。

一九四六年,华人商界的三位贤人,陈六使先生(1897-1972)、李光前先生(1893-1967)、黄奕欢先生(1908-1985),向陈嘉庚先生(1874-1961)提出创办大学的事。这件轶事鲜为人知。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刊于南大站):

今天想来,此位先贤似乎有托孤之意。他说:“倡议华文大学是于1946年由三个人联合提出。”这三个人,除了陈六使与李光前之外,便是他本人。 此三位人士都曾受过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感召,都曾经是陈嘉庚筹赈救国的支持者。1946年,他们三人共同到怡和轩俱乐部去拜访陈嘉庚,并征求陈嘉庚对创办华文大学的意见。如果陈嘉庚赞同,他们便请陈氏出来主持大计。陈嘉庚当时满口反对,认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全无经济条件创办大学。陈嘉庚反建议地说:“如果华校高中毕业生要升学,他们都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从这一次偶然的口述历史资料中,我们似乎必须把创办南大的议程,提前到1946年,而倡议者有三人,即陈六使、李光前与这位老先生。……他是黄奕欢先生。

当时,陈嘉庚先生是星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星马两地,福建人在华人中占多数,商界的成功人士,也以福建籍为多,福建会馆在侨界很有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募资金,支持祖国抗战。

陈嘉庚先生常说:“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他本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在国家有难时救国,在国家衰弱时,兴办教育,以教育为“启迪民智”的措施。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件事便是救国和兴办教育。他把一生钱财都用在救国和兴办教育,不留给子孙。

一九四六年,二战刚刚结束,南洋各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南洋兴办华文大学的确不容易。办大学於时局为需要,於能力则不足。

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学生到厦门大学深造是切实的办法,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办法。南洋学生除非得到赞助,离乡背井到远地去深造并不容易。况且毕业生越来越多,厦门大学未必容纳得了。就长远来看,本地必须有自己的华文大学,让华校学生有机会在本地升学。这就好比餐馆和住家厨房的关系。市区的餐馆形形色色,样样都有,但住家还是得有自己的厨房,方便饮食。

这个时候,马来亚华人所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升学的问题,还有一场更大的噩梦。战争结束并没有给马来亚华人带来和平的日子。

二战期间,日军长驱直入马来半岛。英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日军。一九四三年,英军不得不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带领游击队抗击日军。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英军在重临马来亚,却对马共不信任,不容马共公开存在,要马共解散。

当时,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席卷全世界。英国拥有最多殖民地,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首要目标。马共要为马来亚独立而继续斗争。

一九四八年,马共不接受英国人的招降,重回森林打游击战,打击英国人,以建立独立的马来亚为目标。英国人于是颁布紧急法令,即《1948年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标不只仅仅是马共,而是全体华人。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华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一般华人没有自己的土地,迫于生活,只能在山边树林旁耕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不过问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遭受政治逼害。因为英国人认为华人农民帮助马共,便横加迫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英国人组织一个垦耕者委员会,专为迫害华人而设,拟定了一份《垦耕者报告书》(Squatter Committee Report 1948)。

一九四九年五月,殖民政府接受了这份报告书,借口在山林边缘地方耕种的华人帮助马共,把他们移殖到新的地方,以便监视控制。这新的地方实际就是集中营,惨无人道。

在接受这份报告书之前,英军对待华人已经十分残暴。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九日,马华公会成立前一个月,陈修信(1916-1988)在当时的《马来西报》发表《暴徒之胜牌》一文中说:

从本人之观点看出,本邦社会之上下阶层人士开始咒怨英国人之行为与日本人不相上下,有者甚至说其比日本人更毒辣……

上述观点或太笼统而过分,但大肆焚烧村庄之举动(如嘉照胶园集体枪杀华裔胶工事件),及任何人有被嫌疑即扣禁之可能性、集体处罚之封建制度、运带军火处死刑、军队人员搜查时趁机掠劫,以及可使华人驱逐出境的威胁(除生长于槟城及马六甲的英籍民之外),均使一般人相信英国人的手段比日本人毒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雪兰莪州新古毛的峇东加里,有二十四名华人村民被英军冷血枪杀。从这件事可见,当年英军枪杀华人的暴行比日军更加残暴毒辣,不下于希特勒德军对犹太人的暴行。

英军不但摧残华人的农作物,更推倒房屋,放火焚烧,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与日军的三光手段不相上下。当时华人,受苦受难,惨绝人寰。

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受帝王统治,面对种种压迫,养成不关心政治,只当顺民,以求平安的心理。迢迢千里到南洋来谋生,在山边耕种,以求温饱,不理会政治,万万想不到却遭受政治逼害,无处伸冤。

时局情势十分严峻,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来亚商界的贤明之士,发起成立马华公会,领导人即陈祯禄先生。

陈祯禄先生在战时避居印度,在战后返回马来亚。他原本打算通过马来亚华人商联会,争取马来亚华人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马来亚华人商联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者有:陈祯禄、李孝式、李光前、黄树芬、伍瑞琴、刘伯群等人,都是马来亚华人商界的重要人物。当时还邀请英国驻马星最高行政专员麦唐纳出席。他在会议开始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然后离开。

第一次代表会议后,陈祯禄领导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麦唐纳。麦唐纳认为,商联会只是代表马来亚部分华商,不能代表整体华人社会。陈祯禄于是向商联会提议,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紧急法令实施八个月后,马来亚华人公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即陈祯禄先生。陈修信此时担任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对政治冷漠的心理,敢于起来参与当地政治,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一九五零年三月,英国人对华人实施残酷的统治政策,就是臭名昭著的毕里斯计划(Briggs Plan)。英国人借口华人农民支持马共,横加逼害,把他们统统驱赶入集中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集中营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住,前后有两个铁栅门。军警在铁栅门严格搜查,村民进出都得带准证。从傍晚六点到明晨七点是戒严时间,村民必须留在村内。晚上八点以后,如走出门口,可能被枪杀。这是当时的戒严令。

在二战期间,英军战败,被日军俘虏,关入集中营。战争过后,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来迫害无辜的华人,关入集中营。英军的残暴不下于日军与纳粹德军。在全马各地,这样的集中营为数达几百个,就是至今还存在的“新村”的来源。

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马来亚总共建立了六百个新村,移殖了五十万华人。马华公会竭尽所能,帮助华人移居。

陈祯禄先生在二十年后回忆说(见《马华公会建党史话》,马华公会20週年纪念特刊):

1949年2月马华公会成立,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马来亚的忠诚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受到苦难。紧急状态不但危及许多华人的性命,威胁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使人怀疑我们对本邦的传统忠诚感。我们之中已有许多人以马来亚為其永久家乡。

一九五〇年二月,马华开始发行彩票,用发行彩票所筹到的款项,资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中生活的华人。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连瀛洲与黄奕欢二位先生抵达怡保,为南大建校宣传时,马华要员梁宇皋在会议中建议发行彩票,以筹募南大基金,就是因为马华曾经发行彩票筹款的缘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后,中国政局剧变。这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加不信任,而且仇视华人。于是,拟定种种教育政策,针对华人。其目的是同化华人。四面八方的迫害,使华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

(二)迫害政策

一九五一年,星马华文教育开始被迫害。 英国人通过《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推行国民学校制度,只限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也就是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其他语文学校全受排斥。华文学校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这份《巴恩报告书》全名是《马来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为牛津大學学的巴恩(L. J. Barnes)教授,所以就简称《巴恩报告书》。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原本是研究马來文(巫文)教育问题,主张双语教育,而计划推行的双语仅限于马来文和英文,华文和印度文都排斥在外。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把全部华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当时,马来半岛已在一九四八年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有自治权。星加坡仍为英国殖民地,不在联合邦内,但是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消灭华文教育,便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星马原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在这里讨生活,从不过问政治。几千年的帝王统治,使中国人都愿意做顺民。《左传》里“肉食者谋之”的话,正反映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观念:为政是达官贵人的事,小百姓不必过问。做顺民,对政治冷漠,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中国人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在意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所迫害。

第二次大战之后,侨居星马的中国人,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关系到生死存亡。这个时候,在中国人社会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是因为受到英国人的压制而发生的。一件是,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件是,成立南洋大学。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的政治冷漠,参与当地政治,以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直接背景相同,都是缘于英国人对华人的压制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出于对华人的敌视,一心一意想同化华人。同化的手段从消灭华人的教育开始,最终到达完全同化的目的。这可以从英国人战后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清楚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是个关键。其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完全出于恶意。

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的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这份报告书虽然是针对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提出的,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和目的也适用于星加坡华文教育。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教育来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最后同化华人。

报告书的具体建议是,以马来文或英文学校代替华文学校。否则,华文学校将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这样的建议当然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华人子弟受华文教育,乃是华人天赐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巴恩报告书中说(见《马来亚1951年巴恩氏巫文教育报告书》,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吾人深信初等教育应以造成一种共同之马来国籍为目标,以收容各种适龄儿童于国民学校,以取代目前之各种方言学校……在原则上,吾人提议取消各民族之方言学校。当然,方言学校之消灭是逐渐实施者,但今后关于教育经费之拨给,国民学校应有优先权。……我们这种新的国民学校,是一种建国的学校。我们的目的是要教授巫文。因为我们以为做父母者如果认为马来亚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和忠诚的对象,他们应当很喜欢叫他们的子女来学习这种语文。反之,他们若不高兴如此做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及不把它认作自己永久的家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书有极其露骨的政治目的,把政治和教育混在一起,以政治理由来消灭华文教育。华人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本是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却硬说是“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故意歪曲,陷人於罪。其真正目的是同化华人。

这份报告书引起马来亚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槟城华校董教大会说(见同上):

巴恩氏报告书已超出巫文教育之范围,而牵涉华校应否消灭的问题。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同上):

宾尼斯氏报告书是越俎代庖的,其报告已超出巫文调查之外。

参杂有种族歧视偏见的成份。……舍去合作政策,采取旧式的消灭政策。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便是在《巴恩报告书》的基础上拟定的,目的相同,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马来亚1952年教育法令》,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凡在设有国民学校的地区,该区儿童即被强迫入国民学校,其它方言学校则可宣布关门大吉,换言之,国民学校愈普遍设立起来,则方言学校亦自然而然被消灭,……文化被人消灭,竟可与人合作建国,全世界无此先例,华人决不相信有此可能。

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先生说(见同上):

根据教育专家的结论,马来亚的华人,尤其是在家庭里说中国话的华人必须接受母语教育,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依照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充份地发展及树立根基。失掉了自己文化熏陶的人们,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一个人的方言正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他本身分离的。我们马来亚华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母语,更绝不应忽视能使我们成为善良人民的我们民族最高尚的道德理想。这个原则鄙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这里所说的“方言”是指华人的语文,就是华文学校的语文。陈祯禄先生这番话最能反映出华人的心声。

全马华校董教代表大会直指其同化华人的目的(中国报52年11月11日):

凡由多元民族组成之国家其通用之语文,亦必多元。马来亚之主要民族,为华、巫、英、印,华人占全人口之半;用华文操华语之人数超越巫人之上。今竟欲禁止其多数民族习用之文字,代以所谓官方之语文。推原政府之意,以为不如此不足以收同化之功。

《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以同化华人为目的,十分明显。星马华侨领袖对此深感担忧。华文教育从此面对重重危机。如果华人接受这样的建议,华文学校将彻底消失。

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文中回忆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紧张惨烈而胜败迄不能分之际,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突联合宣布所谓大西洋宪章,声言战争结束,废绝殖民地统治,予各殖民地民族自决,以获得其自治与独立,宗教信仰,教育措施,悉听自由,任何国不许干涉他国内政,尤强调母语文化之应受尊重。此一煌煌宪章,使世人认识同盟一方乃真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为反侵略而战,为解放殖民地而战,为扶助弱小民族而战;大仁大义,神圣庄严,实整个战局之转捩点。理直者壮,理曲者馁,於是而轴心卒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星马收复,英军卷土重来,不料深谋远虑,益为久长之计,与大西洋宪章宣布者异趋。始则割裂星马合一之局,分设总督,各使孤立;继则大力扩展英语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於华语者倍甚。一九四七年,有关教育政策之拜恩报告书,各蓝皮书,白皮书以及教科书问题等,遂纷纷沓沓,如踵相接,举凡足以阻遏华语教育之生机者,议院无不一一通过。一九五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商业法令,更规采定一律用英文或巫文簿记。步步逼人,盖欲造成环 境,沦华文於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矣。……处兹状况之下,我星马华人,低眉相吊,负手彷徨,诚不知明日命运又将何似!

这段话清楚说出当时英国人颁布的政策,处处针对华人,一心只想消灭华人的教育与文化。先知先觉的华侨领袖,已看出重重危机,忧心如焚。

一直到今天,虽然英国人早已离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都是依据英国人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来制定的。

《巴恩报告书》有两面的含义。

一面是,就马来人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符合双语教育原理,即以母语马来文为第一语文,外语英文为第二语文。这是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

一面是,就其他民族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都是外语,完全排斥母语,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显然含有恶毒的政治目的。

华人子弟,进入马来文学校,第一语文是马来文,第二语文是英文,不能学母语华文。

华人子弟,进入英文学校,第一语文是英文,第二语文是马来文,也不能学母语华文。

英文学校也可以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只学英文。李光耀小学和中学都在英文学校就读,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在童年时就十分讨厌华文。他掌权后的语文政策,让新加坡的孩子也讨厌华文。

在他的年代,英文学校学生可以学拉丁文,但不必学母语。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企图把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即峇峇人。其用意十分恶毒。李光耀一生,不仅赞同,而且执行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从政后,为了选票才开始学华文,意图蒙骗华人。

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是,以母语为第一语文,以外语为第二语文。这完全是为了语文实用的安排,不关政治。孩子在小学阶段,只需学习母语,以便确保在小学阶段掌握母语的基本表达能力。到中学阶段才开始学习外语。这时,因为孩子已掌握母语,学习外语就不会造成对母语的干扰,易于明白母语和外语的差异,也易于学好外语。

如需在小学阶段教授外语,也应该只在高小阶段教授简单的外语知识,如字母和发音等。外语在小学阶段不可喧宾夺主。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不需要100%的人懂外语,只需5%的人懂外语便已经很足够。哪些人需要懂外语呢?工作时需要用到外语的人才需要懂外语,例如,从事外贸、外交、科学研究的人,需要懂外语。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当然,多懂一种外语并非坏事,可以增进知识,但无需强迫所有的人都学外语。

李光耀掌权后,大力推行英国人定的教育政策,以便通过教育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他是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自然得效忠英国,为英国人服务。他的双语教育,继承了巴恩报告书的第二面含义,即恶毒的政治意图一面,而完全不考虑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

星加坡的马来人为数不多,不必设立太多马来文学校,只需多设立英文学校,让各族人的孩子都可以入学。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意图。

李光耀生为峇峇人,而有华人血统,又有华人姓名,极易于误导他人,以为他是华人。

在南洋大学开学前一年,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二岁时,才开始学说华语。这一年,他正式登上政坛。他公告天下,华语是他的母语,还会说各种方言。这完全是在刻意误导华人,以达到政治目的。

天下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母语是一个人从在母亲怀孕时就听到的语言,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学说的语言。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人,必是怪物。天下也没有哪一个人,终其一生,学了五十多年还是学不好自己母语的人。

李光耀写了一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来为自己恶毒的政策辩解,十分荒谬。全世界都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为什么只有他的双语政策是“一生的挑战”?他显然故意隐瞒恶毒的政治意图。

他的双语政策,把外文(英文)定为第一语文,把母语(华文)定为第二语文,完全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违反常规。他的目的在于消灭华人的母语,让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这正是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计划。

李光耀出生在峇峇人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话,是峇峇人说的马来话。因为上英文学校,学英文,说英语,于是,英语渐渐成为他的家庭语言,也就是他的实际母语。他的孩子自然也以英语为母语。华语从来都不是他的母语。他从小学到中学也都不学华文。他是完完全全的英化了。英国人的教育政策,就是希望把华人的子弟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

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一般都是方言。上学后学华语(早前通称国语)。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非常容易。不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就非常困难。

李光耀不仅不懂华语,也不懂方言,所以觉得华文很难学,很讨厌华文。这是他的亲身经验。为了达到同化华人的阴暗目的,他强硬把华文学校都改为英文学校,并消灭华人的母语方言,让华人的孩子觉得华文难学,讨厌华文。以便完完全全英化华人的孩子。这样艰巨的工作,自然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年轻一代华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以英语来代替母语,并且讨厌母语。英语成为家庭语言,也就是实际的母语,制造新一代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化华人。这是英国人定下的目标,由李光耀完成。这正是《巴恩报告书》在星加坡实际应用的结果。这样的政策,有极其恶毒的政治意图,推行起来,当然艰巨,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在马来西亚,华人依靠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维护独立中学的命脉,还创办了三间学院,让华文教育得以生存。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高压政策之下,只经过二十年,到一九八〇年,华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被连根拔起,全都被同化了。当初,创办南大的先贤所最为担忧的事,二十年后,如噩梦般步步进逼。

(三)侨教救亡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以同化华人为目的,令星马侨教界深感担忧。这导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的成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全马华校教师会联合成立教师总会(简称教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宣言》中,揭示三大宗旨:

其一,发扬中华文化与维护种族的教育。

其二,愿与政府合力共谋华校教育的改进。

其三,保障教师地位与改善教师生活。

其中,第一个宗旨就是针对《巴恩报告书》而提出的。这也正是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钳制华文教育,以同化华人为目的,受到华社非常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这一波反对浪潮,先催生了全马华校教师会联合成立教师总会,再催生了后来的马来亚各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简称董联会)。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二日,在民族教育生死存亡的时刻,由马来亚各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成立了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从此,教总与董总成为直接领导马来亚华文教育的两个主要机构。

在董总成立之前,一九五三年四月,反对巴恩报告书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把马华、教总、董联会代表三方联合起来,成立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成为侨教三大机构的最高领导单位,通称“三大机构”。这个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为华文教育争取权益。在董总成立后,代替董联会成为“三大机构”的成员。

由于星马两地华文教育合为一体,巴恩报告书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虽然都在马来亚制定,但两地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压迫相同,只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在马来亚,英国人要把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学校或英文学校,在新加坡,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改为英文学校。

在这之前,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华校毕业生无法再到中国上大学。这让华校面对师资短缺的困境,华文教育雪上加霜。在本地兴办一家华文大学的需求十分殷切,迫在眉睫。

一九五零年,陈嘉庚先生回国参与建国运动。陈六使先生继承他当福建会馆主席。维护华文教育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

一九五三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大学,正是传承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侨界常以陈六使学生领导的南大筹募基金运动,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相提并论。

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福建会馆为其辖下学校举办义演筹款时,陈六使先生出席致词。他第一次公开提及创办华人大学的事。他说(刊于1950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创办一大学。目标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则十年,逾十年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则为落伍。二十余年前,吾人出洋,思想为赚钱,赚钱入手,荣归祖国,建家立业,显祖荣宗,可为得意。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愿各位贤达共促成之。

从这番话中可见,他对民族文化教育之关怀与忧心,对时势之触觉极其敏锐,目光远大。他所说的“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就是为了不让子孙被同化。在陈嘉庚先生之后,陈六使先生是中国人中,最伟大的教育家。

陈六使先生当时有办大学的想法,但没有正式推动。在这之前,一九四六年,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位创办南大先贤,往见陈嘉庚先生,提议创办大学。这是南洋华人第一次讨论创办大学的事,为后来创办南洋大学的先声。

陈嘉庚先生当时不赞成,因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全无经济条件创办大学。他建议华校高中毕业生,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这一次讨论,没有结果。

为什么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位先生,当时要向陈嘉庚先生提议创办大学呢?

这一年,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英国殖民地政府设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由马来亚半岛各邦和原属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组成,共十一个州属,不包括星加坡。华人在马来亚联邦内,没有地位。三位先贤眼见时局的变化,所以提议创办自己的大学。

由于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马来亚联邦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卅一日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华人依旧受排斥,不是公民。

英国打算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华人必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八日,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内战爆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革命政府成立。星马学生无法再到中国升学。侨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局。华人必须再次考虑创办自己的大学。

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福建会馆为其辖下学校举办义演筹款时,陈六使先生出席致词,首次提出创办中国大学的愿望。但并没有公开号召创办大学。

一九五三年一月廿一日,他在星洲中华总商会召开董事会议致词时回忆说:

二年来余尝有意倡办华人大学,初时余不敢公开号召者,余料想不到数年来此间侨界几与祖国脱离,不但华侨子弟欲回国升学而不可能,且华侨不可能与祖国多所来往。再者,余如不因胶厂于一九五〇年被焚,则大学早已实现。

这次倡议并未推行,主要因为胶厂在这一年被焚毁,损失甚大,创办大学的计划只好延后。

陈六使先生对民族文化教育时刻关怀,时刻忧心。他对时势之触觉极其敏锐,目光远大。正是这样的触觉和目光,让他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和教育家。这是当日致词中的相关片段(刊于1950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创办一大学。目标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则十年,逾十年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则为落伍。二十余年前,吾人出洋,思想为赚钱,赚钱入手,荣归祖国,建家立业,显祖荣宗,可为得意。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 愿各位贤达共促成之。

南洋大学就是在面对被同化威胁的背景下设立的。南洋大学的成立,在马华公会成立之后,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陈六使先生创办大学的倡议公布后,马华公会大力支持。那是马华公会捍卫民族教育最豪壮激越的时期。

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开始,马华公会逐步与巫统合作。这让陈祯禄先生得以说服马来人不反对华人创办大学,为南大建校清除一些障碍。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席上正式提出,为维护中华文化与民族教育,必须创办大学,让马华文化得以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他说:

目前华校危机重重,一方面有外来压力欲消灭华人文化,一方面又有内部摧残抵消力量。试观本地政府对华校英校及巫校之津贴情形,自可知之。马来亚联合邦近且已通过,所有商业簿记须用英,巫文,可见华人文化已面对消灭危机。何以言内部摧残?吾人时闻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及过于浪费之事,实际上对教育毫无益处。……吾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就目前情势而观,吾侨中学生无处可资升学,实迫使吾人不得不创办大学。……余二年前即拟倡办华人大学,不幸树胶厂被人放火焚毁,否则二年前之计划已经实现,此次余再倡议,并非谓余乃富裕者,惟侨众认为华人大学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协力促成之。

陈六使先生说华文学校当时面对的两大困难,都是由于受到英国人的压迫所造成的。所谓“外来压力欲消灭华人文化”,即指英国人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以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目的;所谓“内部摧残抵消力量”,则是指殖民地政府要华人纳税,却不肯资助华文学校,以致华校资金不足,经费困难,导致内部不和谐。

最后一段话中说“余二年前即拟倡办华人大学,不幸树胶厂被人放火焚毁,否则二年前之计划已经实现。”即指一九五〇年树胶厂为马共游击队焚烧事件。树胶厂被焚烧,损失很大,创办大学的事只好延后。

陈六使先生这番话,旨在唤醒大家,须立即拯救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以免被彻底同化。他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回忆说:

我今日三百余万星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於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之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寖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

余每枨触及此,中心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幸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於星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盖有日矣。……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新嘉坡福建会馆开会,余念蓄思中之大学,亟宜付诸实行,不可缓,遂毅然公开建议之,一时席间,掌声雷动,佥谓此举乃星马以至全东南亚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所系,凡为华人,人人有责。不数日,星马各地同胞,纷起响应,万心一心,万口一口,无异辞者。而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以及远近各华文报,复著论宣传,不遗余力,南洋商报且先鞭猛着,慨献钜金。二月间,假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社团大会,到会二百七十八单位,情绪益形热烈,群以口号相呼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即席产生筹备委员会,并定校名为南洋大学。

当时,星马华人已普遍感到华文教育被消灭,最终被同化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华文大学。这个消息刊于报上后,立即引起星马华人社会各方热烈响应。

创办大学,需要大笔资金。华人办华文大学,不可能得到殖民地政府资助,只能靠自己。星马各地的华文学校,都是靠华人自己筹钱创办的。殖民地政府不愿意支持。因此,当务之急便是筹募资金。

商界的支持十分重要,侨团的支持也一样重要。商界的领导人往往也是侨团的领导人。由侨团带动鼓吹,可以唤起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起而支持,把建设南大推广为全体华人社会的运动。为了唤醒各地侨胞,意识到创办大学对民族存亡之重要,需要到各地华社,多方宣传,吁请各地华人支持办大学。为此,南大执委会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把创办大学的信息具函通知马来亚各地中华总商会,吁请在各地带动成立筹备南大委员会;一是派遣特使到马来亚各地,报告创办南大的原因和目的,并吁请各地侨界为南大筹款。

各地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一般都是当地马华公会的领导人。带头成立分会和支会的,主要也都是总商会和马华公会的地方领导人。参与的人中,以侨团界和教育界的为多。由各地委员会带动,南大建校成为星马华人的社会运动。

各地侨团的最大作用是,一边推动成立分会和支会,一边帮助筹募建校基金。

在整个南大建校运动中,除了商界的领导人之外,教育界和政界有两个人特别重要,就是教育界的林连玉先生和政界的陈祯禄先生。

陈祯禄先生积极支持南大。因为他受英文教育,可以直接和英国人辩论南大创校问题。他所领导的马华公会极力支持华文教育。他说(见1953年4月20日《中国报》):

如果华人不懂华人文化,那就不是华人了。如果他们不认识华人风俗和传统他们就不能成为华人。假使他们不是华人他们也不能成为马来人、英国人或印度人。他们可以说是流氓了。

就因为他捍卫民族文化,所以支持创办南大,尽力帮助南大建校。

林连玉先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任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

一九五三年四月,促成马侨教育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副秘书。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任教总主席。他一生捍卫民族教育。创办南大的倡议提出后,他带头为南大组织篮球义赛。各地因而纷纷为南大举办义赛筹款。他是华文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极力支持创办南大。在各地南大委员会中,都有教育界的委员。

林连玉先生为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受尽迫害,正如陈六使先生在新加坡为华文教育而受尽迫害一样。民族英雄总是在民族灾难时诞生。林连玉先生和陈六使先生带领大家面对民族教育的灾难,成为两地民族教育的灵魂。

在林连玉先生之后,领导侨教的重要人物,是南大马六甲分会代表沈慕羽先生(1913-2009)。他当时三十九岁,正当壮年,担任马六甲平民学校校长,并领导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在南大马六甲分会中,代表教育界。他后来在一九六五年担任教总主席,并先后两次为华文教育坐牢。他一直都支持南大。

星马华人在面对外力压迫时,对南大建校,极其企盼,因而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便立即万山响应。

在各个州所设立分会和支会,相互配合,把建设南大的信息传达到半岛的各个角落,传达到每个人的心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委员会,帮助推动南大建校,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南洋大学如期诞生。

南大之所以能成功创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陈六使先生和执委会的带动。正如马六甲宋廷滨先生在开学典礼致词所说:

南大开学乃中国人在海外最伟大的成就和光荣。南大得有今日之成功,乃赖陈六使氏之倡议,星马华侨响应号召而通力支持。

陈六使先生以他敢于担当的领导精神,不畏困难的魄力,显出坚忍不拔的领导本色,感染各地华侨,通力支持,全体响应,南大建校成为星马华人的社会运动,最终把南大创办起来。

在执委会中,有三位委员对创办南大帮助很大。这三位委员是:连瀛洲先生、黄奕欢先生、高德根先生。他们三位出钱出力,努力不懈,是为创办南大而奔波的三剑侠。他们也都是星洲中华总商会和一些侨团的领导人。

南大是民办的大学,殖民地政府不仅不支持,而且敌视。全靠各地侨团与众人一心一德,通力合作,克服万难之后,才成功创立起来。

南洋大学建校运动,实就是民族教育救亡运动。

二、陈六使的办学理念与南大梦

南洋大学是一个梦,南大梦。

南大梦由陈六使先生开始,由千千万万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共同织造而得以实现。陈六使先生的南大梦起于新加坡,但并不止于新加坡,而是日后进而在马来亚各州设立南大的分校。在他的观念中,大学须随人口增长而增加。他的眼光超凡。

在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个好梦;在憎恨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个恶梦。

历史的转折往往是灾难的关键。憎恨民族教育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李光耀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骗取爱护民族教育的人手中的选票后,上台执政,手握大权,便反过来迫害爱护民族教育的人,把南大梦碾碎。

南大死了。时空也已转移,但是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心不死。于是,在新的时空交织处,开始织造新的南大梦。

(一)少年时代的教育

陈六使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发起公交车上书(1895年)后两年出世。那个年代,小孩上学一般在私塾。私塾教育在后来还一直存在,并传播到南洋华人社会。

小孩子到私塾读书,最重要的是“读书识字”。这是中文启蒙教育的一大特点。不明白这个特点的人,中文启蒙教育就一定办不好。通常在读了三四年书之后,学会了基本的两三千个字,再学会加减乘除的算法,便可以出来谋生了。那个年代无所谓文凭与学位。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知识界的领导人物,也都是在私塾受的教育。

陈六使先生父母早丧,家境贫穷。一九一三年,陈嘉庚先生在厦门创办集美小学。陈六使先生和七弟文章一起进入集美小学念书,同班有刘玉水(1893 – 1972)先生。刘玉水先生光绪十九年生,比陈六使先生大四岁。他后来也跟陈六使先生一起创办南大。小时候的教育对两个人的影响深远。

那个年代的小学教育,也跟私塾一样,重在“读书识字”。读了《三字经》后,便是四书五经,还有《古文观止》,学写古文的范本。有一件小事颇为有趣。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在总商会开会时,由黄奕欢先生报告到联合邦参加各地南大委员会议经过。其中有一段故事:

余等此次往吉兰丹之车站百余里处华摩山有一极偏僻之乡村,四围尽是森林,内面有三千余客籍侨胞,彼等在此居住已历数代。根据墓碑所志,最少亦有三百余年。其祖先初来其地与沙盖族通婚,至今尚保留明朝习俗,更有明朝服装。此处共有学校两间,所读者为人之初及四书五经。彼等受其祖先遗言所影响,二校不愿合并,办理学校之方法概遵祖先定则,内面实与外界隔绝。最近政府令彼等迁往丁加奴时方与外界开始接触。迁移之时,一老者苦苦要求执事者带彼等看海。盖彼等的祖先曾告以离居处不远有中国海,中国海之彼方则为中国乡土。当彼等乘坐巴士车在日本南侵登陆处之岸边见到中国海时,狂欢不已,仅以家乡遥远看不到,感觉遗憾。此三千余客籍侨胞,虽在深山居住而未变成山人,尚极力维护固有文化,与沙盖族和平共处,至为令人感动,亦说明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

主席谓黄君所述动人故事,如非目击当不相信。该三千余侨胞数代住在深山,犹如古文中陶渊明所述之桃花源记。吾人不信有桃花源,但马来亚有之。

黄奕欢先生说的故事的确令人神往。居住在吉兰丹华摩山偏僻乡村中的明代移民客籍侨胞,三百余年来,蒙师授业,依然是“人之初及四书五经”,恪守中华文化之传统,感人至深。

陈六使先生听罢,马上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篇《桃花源记》便是收在《古文观止》中,是初学写作古文的入门书。

陈六使先生和黄奕欢先生是同一代人,都没有文凭与学位,但都建立大事业。他们所受教育,影响一生的便是“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的信念。正是这个信念,让他们一起织造南大梦。

(二)毁家兴学精神

一九四九年,马来亚大学曾经提出设立中文系。陈六使先生为此捐献了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庞大的款项。可是,马来亚大学收了钱,却迟迟不办中文系。陈六使先生于是倡议创办华文大学。他一生都为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竭尽所能。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先生在星加坡福建会馆会议上,陈述马华教育正面临危机,为维护中华文化计,号召侨胞,创办大学,恳切盼望星马侨界,同心协力,热烈输将,使大学早日实现,马华文化得以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他小时候所受教育的影响,完全表露在这次呼吁中。

陈六使先生这次讲话,无异于高声呼喊文化救亡,尽显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其讲话要点有五:

其一,福建会馆之办学宗旨在于极力减低学费,最终全部免费。

福建会馆兴办四校,每年补贴十余万元,原因学费收入低廉。目前每位学生收费,平均每月仅收二元余,如同他校收费四元或六元,自然会馆及学校均可得利。可是,吾人办学目的,应该学英校,尽可能地做到免收学费,才是办学真正的宗旨。

其二,目前华校危机重重。为拯救华校前途,吾人实不应再事因循,应知改进,否则,长此以往,二三十年后,马来亚可能不复有华人文化存在。

目前侨教已潜在外力压迫与自我摧残之危机,不久之将来,华侨之教育将垂于消灭。

所谓外在压力,可由当地政府对英、巫、华校之津贴金及联邦近通过账簿应以英文或巫文记账,可以明了华文正在面临消灭之危机中。至于自我摧残,事关教育工作者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等事项。……须知侨教向无政府为后盾,大家应一心一意的合作,实行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如大家不合力改善,再事因循敷衍,则马华文化在二三十年之后,将被淘汰及消灭。

其三,目前,中国人南来者,已告断绝,华文濒于无实际用途,学生相继转学英校。为拯救马华文化及华校前途,应急起改革。

目前,中国人南来者,已告断绝,而华文濒于无实际用途,而相继转学英校,为拯救马华文化及华校前途,不得再事因循,应急起改革,大声疾呼,凡属侨胞应维护吾人之文化,而不分阶级,热诚为侨教而努力。一方面要求当局增加津贴,一方面节省经费,一切用具应简化,切合实际。教师务使学生识字明理,具备他日创业精神。对运动、开会诚属次要问题。目前一般华校收费,除学费外尚有甚多杂费,至父兄无法负担,迫得华人不入华校,向就学英校,实乃不幸现象。

其四,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必须创办华人大学,让吾侨中学生可资升学。否则,马华文化之程度将日趋低落。

目前,华校中学毕业生,年年增加,而不得回国升学。……吾人欲使马华永远存在,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容纳每年在华校毕业之学生。能如此,将能把华人子弟之文化水准为之提高。不然,中学毕业之程度,何能与其他大学生比较。二年前余有此倡议,二年内办不成,五年内一定要办成,五年内办不成,则马华文化之程度将日趋低落矣!

其五,可先办数学院,然后逐渐谋发展,使吾侨子弟有机会入大学,永保吾人固有文化。侨众咸认必须办马华大学,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论及办理大学之经费,实无从确实数目,但吾人可学国内大学,先办数院,然后视经济力量,而逐渐扩充。吾侨子弟,便可由小学而中学,进至大学;此为挽救华侨教育根本方针。希望人人尽义务,不论多少,大家认定目标,不可以再如过去与人比较,只要自问对华教应尽之责任如何?则创立马华大学终无难事。语云“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兴办马华大学,二年前余已提出此议,不幸胶厂被人放火焚毁,不然,则可实现。此次再事提倡,并非表示余为富裕之人,社会人士咸认办马华大学是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陈六使先生这篇讲话为南大校史的第一篇重要文献,保存于福建会馆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会议记录及《南洋大学创校史》中。从记录中可见先生讲话之风采。这篇讲话是织造南大梦的开始。

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保存华人文化。这就是黄奕欢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他们心中都有极其强烈的保存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因而共筑南大梦。为了实现梦想,“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协力促成之。”他显然已准备毁家兴学。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星加坡委员会第五次會議上,陈六使先生回忆说:

本人倡办大学乃因一九五二年之教育条例,深恐中华文化被消灭,为使中华文化永久长存,故必欲办大学,虽至破产亦所不惜。

这是何等伟大的毁家兴学精神!他对民族文化之忧患意识与使命感,远超常人。

这里所说的“一九五二年之教育条例”, 即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这项教育法令依据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制定,以钳制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目的。这项法令是陈六使先生倡办大学的起因。

中国人有毁家兴学的传统。陈嘉庚先生与陈六使先生都是模范。陈嘉庚先生是前无古人的毁家兴学教育家,陈六使先生则是陈嘉庚先生之后,中国人之中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自己出资办学,还发动星马数百万侨众,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共同努力,形成波澜壮阔的兴学筑梦运动,感天地而泣鬼神。这一点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了。

(三)中国式之大学

陈六使先生办大学的想法十分实在,绝不尚浮华。他后来一再强调,所要创办的是“中国式之大学”,节俭办学,重在教育内涵,而非华丽壮观之外表。

早年所受教育,让他对民族文化时加反思,养成好学深思,观察入微的习惯。正因此,他主持会议时,稳重而有条理。他虽未上过大学,但对大学甚为向往,对大学教育亦甚了解。他十分了解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的经验。他创办南大,即借鉴厦门大学。

福建会馆会议后五天,星洲中华总商会在一月廿一日召开董事会议。陈六使先生再度讲话,说明倡办华人大学之真谛。内容与福建会馆会议上的讲词大致相同。总商会全体赞成通过,拥护陈六使先生之号召。马来亚联合邦各地纷纷响应。创办大学从此成为星马侨众共同的梦。

当时的峇峇人之中,有两位十分杰出的人物。一位是马六甲的陈祯禄先生,一位是星加坡的林文庆先生。他们都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陈祯禄先生虽然不大懂中文,但是会说家乡漳州话。他为创办华文大学而奔走呼喊,大力支持。林文庆先生虽年事已高,仍担任筹备委员。

这个时候,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峇峇人,对创办华文大学冷眼旁观。他不懂中文,也不会说方言。他没说过一句支持的话,也没捐过一分钱。他虽有华人血统,但并不自认是华人。面对创办华文大学运动,他先天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在心中不断滋长。他当时正准备登上政坛。后来,掌握大权。他所做的最重大的事便是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这个人就是李光耀。

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讲话后十三天,陈六使先生在丹戎隅俱乐部接见记者,重申创办华文大学之理念。重点如下:

其一,吾人所创办者为中国式之大学,经费有把握。星马侨众当坚决进行。

吾人所创办之大学,系完全按照中国历来办理大学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之规模及格式而创办之。目前,马来亚大学固有其长处,但吾人所办之大学,亦自然有其长处。吾人有坚决之信心,亦有周详之预算。建设一间大学之费用若干,吾人诚已有把握,侨众对此当更坚决进行,勿有踌躇,勿为他人所摇撼。吾人所创办之大学自须建筑现代化之校舍,一切仪器当购最新式者,一如吾国历来所办大学之规模。统而言之,建设一间大学,无须如马大副校长所言之惊人鉅款。吾人自有预算案,有把握,侨众之涓滴捐款,必不致如一点雨之落于大海,幸热烈全力支持以成之。

其二,吾人所办之大学,非壮丽皇宫。吾人有坚决之信心,亦有周详之预算。
建设大学问题,有相当之数目即够,其费用并不如若干人所作耸人听闻之天文数字,吾人应坚决进行,并非旧时中国民间所想象之皇宫,认为金銮殿系金柱玉栏干,如何神奇伟大壮丽。经一事长一智,余于一九三五年曾游历北京,看过许多大学,亦看过金銮殿,坐过旧时皇帝之宝座,深觉该殿平凡无奇,星加坡之妈祖宫,亦如是也,何惊奇之有,吾人建设一间大学,即使其课室有如金銮殿式样,亦未必需如何惊人之费用也。

其三,吾人所办之大学,无国籍或民族之分,自有其长处,吾人勿有自卑感。

吾人所创之大学系无国籍或民族之分者。欧美各国及当地各民族人士有志入学研究者,吾人当表欢迎。吾人勿有自卑感,依照过去之经验,在外国大学毕业之学生有其长处,在中国毕业之学生亦有其长处。将来马华创办大学所造就之人才必有其出路,发挥其才能。

陈六使先生的触觉敏锐,眼光独到。一九三五年游历北京时,特地去看了许多家大学。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对办大学有自己的见解。这次讲话充分显示出他的办事信心与智慧。此种信心与智慧为企业家所必备,亦为教育家所必备,有助于克服万难,实现梦想。马华大学就靠这样的信心与智慧才得以实现。

在整个创办过程中,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所要办的是中国式的大学,节俭而实实在在,绝不是“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华侨办不起。华侨办大学的目的是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不是为了标榜炫耀。这个理念林语堂不明白。他要办的正是“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标榜世界一流,炫耀豪华。他所拟定的预算极其奢侈,尽情挥霍,教员薪金比美国大学还高,大大超出侨众的想象和负担,完全违反了创校宗旨。这是林语堂和南大冲突的主要原因,另外,还参杂私利于校舍建筑中,以致无法协调。幸得潘国渠先生奋力支撑,才渡过难关。

(四)眼光和智慧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首次会议。连瀛洲先生和陈六使先生在会上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出他们两人高瞻远瞩的智慧:

连瀛洲君加以补充称,城市设计组,谓政府拟在该处辟一小城市,南大设在裕廊不独甚为适合,且认为南大应要求福建会馆将其余五百英亩,一并献出或由大学设法购买他处空地与之交换,大学本身既可发展,对于当地繁荣亦有极大助力。该城市设计组特举某国剑桥大学为例,谓当年创办人高瞻远瞩,收买学校附近地皮以作校产。若干年后,该地已成一大学城,政府即无津贴经费,亦能维持。该组复催促本会从速绘就校舍等图交其研究,俾可协助吾人设计。

主席再解释称,城市设计小组认为大学之办系百年大计,单靠民众力量最多只能维持十年廿年,现在政府既欲开辟该地为卫星城市,正宜乘此机会作一长远打算。如能买足二千英亩地皮,则廿年卅年之后,该处繁荣地皮涨价可将空地出租或建设屋宇出税,所得利益即可维持大学经费。据城市设计组估计,二十年后,本坡人口可增至二百余万人,三十年后可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两段话充分反映出两位创办人的眼光和智慧。正是这样的眼光和智慧让他们事业成功;转而用于办学,亦必成功。

美国的顶尖大学,如哈佛等,都是私立大学。这些私立大学不愁经费,正是因为有庞大的校产,足以支持开支而有余。更何况还有巨额的校友捐款。

南大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多方干扰。从殖民地政府到林有福政权,再到李光耀政权,三害一体,一害比一害凶恶。李光耀为三害之首。干扰逼害一波接一波而来,校方与学生都穷于应付,直到结束。在这种种干扰逼害之下,校方与学生都无法为大学的发展好好策划。要是能够按照连瀛洲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想法,发展校产,南大后来必定一帆风顺,不愁经费了。

南大在一九五六年开学,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执政。南大从此受尽迫害,直至一九八〇年被关闭。在南大开学后短短二十五年的生命中,受尽李光耀的迫害,无法正常成长。世界上没有哪一家大学成长如此艰难,也没有哪一个政客如此邪恶。

在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理念中,大学须与人口成正比。人口增加,大学也要适当增加。这样的想法十分合理。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星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各地侨界所组织之南洋大学委员会,在星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代表大会。这是为创建南洋大学伟业而举行的历史性会议。陈六使先生在会上说:

目前全马人口六百余万,华人约占一半,二三十年之后,全马人口可增至数千万,华人可占六七十巴仙,因华人生产率较高。诸位代表不辞辛劳,来星开会,并非有何政治活动,乃系为后代子孙之教育着想。过去吾人创办小学中学,均无统筹统办计划。犹忆三十年前,新嘉坡创办华侨中学之时,有人怀疑究有若干学生可以入学,时至今日,华人中学随处皆是,现在吾人创办大学,二三十年之后,各州或须增设大学,此刻似应预备统筹统办。

他的眼光远大,所看到的不仅是今天的南洋大学,而是二三十年后各州须增设的大学。民族教育时时刻刻在他心中。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陈六使先生向记者讲话,畅论大学教育,总结他一年来就创办南大所发表的言论。他特别提到这四点:

其一,发展大学系无止境之鉅大事业,应具远大眼光,从速发展。

认为发展大学系无止境之鉅大事业,应具远大眼光。为收容众多望马大之门兴叹之学生,渠赞成扩展星嘉坡之马来亚大学,并从速着手发展吉隆坡,建立一间新大学;马大当局苟不如此之图,另方面又放弃将马大迁往新山建校计划,则诚属不智之举。

其二,星马大学生与人口比例过低,建设大学乃急不容缓之事。

星马人口达六百万以上,马大学生目前未超过千名,平均六千余人始有一名大学生,相信世界上未有大学生数目在人口比率上少得一至如此者,在英国平均一二百人即有一名大学生,印度平均千余人亦有一名大学生,……

目前大学生不及千名,而到外国留学者竟有三几千人,望马大之门兴叹,更无钱至外国留学者,实不知其数,马来亚大学若不能如英美一样收容来自外国之学生,则最低限度亦应设法使本地要读大学之学生有入学机会。

其三,大学不必有如何堂皇富丽之校舍,而在于高等教育事业发生效果,社会蒙受其益。

马来亚人口六百余万,地方上有七十巴仙尚待开发,数十年后人口当以千万计,开辟地方愈大,需要人才更多,政府要培养人才,扩充大学乃急不容缓,如恐经费支绌,而放弃在新山建马大新校舍,亦属过虑,盖本邦物产丰富,将来继续经营开发,绝不致经费无来源,何知难而退之有?再者建设大学校舍非尚堂皇美观,设备够,教导有方,学生勤奋,在社会上又能虚心奋斗,造福人群,办大学之目的已达。反之,虽校合堂皇富丽有何用?政府有心办教育,就要做到希望入大学者,本地有大学容纳之。

其四,南大之设,与马大相辅相成,为使本地培养之人才,不致为他人利用计,创办南大,乃非常必要。

南大之设,与马大相辅相成,星马人口既逾六百万,将来人口更多,则应使学生有所出路有受高等教育之机会,目前学生占卅余万人,毕业生能入马大者微乎其微,华文中学毕业生每年有相当数目,以前能往中国大陆升大学,现则不可能,即有要往中国大陆,为父兄者亦不允许,既往则不可能复来,吾人为使本地培养之人才不致为他人利用计,创办南大乃非常必要,质言之,亦即为地方利益打算,代政府设想也,马大对英校毕业生尚无法尽量收容,遑论收容华文中学毕业生,南大设立后,当补此不足,尽量收容华文中学毕业生,使成为地方上有用人才。

在他发表的几次有关创办大学的谈话中,反复说到大学不必有如何堂皇富丽之校舍,而在于高等教育事业发生效果,社会蒙受其益。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式大学。

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的“中国式大学”,就是开支节俭而又实际的大学,与富丽堂皇的大学相反,因为华侨办学须自力更生,没有政府资助。华侨办学有自己的宗旨,也不能为钱而放弃自己的宗旨。

这当然跟英国人办大学的方式不同。英国人当时有数不清的殖民地,从殖民地掠夺的资源十分丰富。星马的资源亦在英国人手中,当然有钱挥霍。华人办小学、中学、大学,都得靠自己,节俭办学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五)办学原则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香港闻人陈公哲(1890-1961)曾致函陈六使先生,推薦荊磐石博士為南大校長。倘获得陈六使先生接納,荊磐石博士可携带一百万美圆到南大就职,再由陈陳公哲博士到美国筹募一百万美圆為南大之经费。

陈六使先生不接受。他在1955年8月31日新加坡委員會第八次会议上说:

最近有人來函谓可携大批款項來南大做事,吾人不要以為此事全属子虛,问题在吾人肯迁就他人宗旨与否,肯迁就或不只一间大学有人赞助,即兩三间大学亦有人赞助,不過吾人有吾人宗旨,无须迁就他人,因此全马各地侨胞,应热烈出钱支援南大,共同负担,前途方能光明。

即使华侨所能筹集的钱并不十分足够,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不能为了钱而轻易迁就他人,也不能轻易迁就政府。华侨办的小学、中学均如此,自食其力,不求人,办大学也如此。不幸,几年后,李光耀以资助和承认学位为由,强行全面控制南大,完全违背了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最终关闭。

在确定创办大学之后,陈六使先生最急于做的是:物色一位相当之人士担任校长,参与策划校园建设。可是,因为南大注册、校园设计等事,一再受到殖民地政府阻挠,聘请校长的事也就拖延了。当初,拟聘请的校长第一人选是曾经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次是医学家林可胜。两位都是十分合适的人选。然而,真是南大家门不幸,让林语堂有机可乘,向连瀛洲先生毛遂自荐,酿成祸害。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见张曦娜访问潘受先生谈南洋大学创办过程之内情,收在《答客问》书中)。

陈六使先生秉性忠厚,观察力强。他只跟林语堂谈了几次话便看出林语堂只是个空心老官,但他并不揭穿,依然以诚相待。直到林语堂离开后,诬蔑李光前先生是共产党,华文学校都受共产党控制,他十分愤怒,终于说了出来:

他的受聘出长南大之初,我实对林语堂其人有不明了之处。迨至晤談数次之后,便知他是无真才实学,更无资格办大学的人。这次他的辞职,实为南大和全体华侨之幸。

因为没有当面揭穿,林语堂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

梅贻琦有句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正是陈六使先生的大学理念。梅贻琦才是南大应该聘请的校长。他当时也有意思先来了解情况才决定。不料林语堂走后门,昭告天下,南大将由他来创办,结果梅贻琦和林可胜都没来。中国人走后门的恶习真是祸害无穷。

陈六使先生出世的年代早,家境又清寒,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办大学的理念十分清晰而实在。

南大按照陈六使先生的理念创办,可惜不能在平静中按照陈六使先生的理念发展,一直受到李光耀的干扰逼害。

南大,是被心地不善者恶意谋害而死的。

南大虽死,但南大梦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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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