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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余山农 第十二章 发展与迫害

10/02/19

第十二章 发展与迫害

南洋大学自创办后,便在两条路线之间艰苦前行。这两条路线一直敌对并行,一条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发展路线,一条是李光耀的迫害路线。这两条路线使到南洋大学的历史非常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历史。

一般大学的历史只是沿着预先计划的发展路线一步一步向前走,途中或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稍有转折,一旦克服之后,再继续向前行。困难虽或大或小,但并没有恶毒的迫害。

南洋大学的历史便很不一样了。虽然按计划前行,一路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却还须面对恶意的兴风作浪,恶毒的政治逼害。

因此,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有是非之心,必须有正义感。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陈六使先生代表正义,李光耀则代表邪恶。在南大发展的路上,无论大事小事,都涉及是非黑白,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不是正义抑制邪恶,便是邪恶压制正义。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没有是非之心与正义感的人写南大的历史,势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善恶正邪,误导后来人。

一九五五年,南洋大学校园还没有建设完成的时候,李光耀已经暗中把维护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者,并步步迫害,南洋大学是其中最大的目标。

一九五六年,南洋大学开学之后,李光耀正式开始迫害南大。

至迟在一九五七年,李光耀暗中与英国人相勾结,并推行迫害计划。南洋大学历史上的迫害路线便这样形成。罪恶昭彰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先后炮制出来。南洋大学最终被关闭的命运,就在这时尘埃落定。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艰苦发展与恶毒迫害的历史。

一 发展计划

(一)校园建设计划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邀请侨界学者、教育家及有大学行政经验人士,成立设计小组,负责设计南洋大学各院系,以及建设阶段。

设计小组的主任庄泽宣(1895-1976)是教育专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并曾参与筹办清华大学。在清华、厦门、中山、浙江等大学任教。他当时是槟城韩江中学创校校长。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虽然多是商界领袖,但负责设计大学的人都是专家。当时的华文教育界,人才济济,并不是如李光耀杨玉麟所恶意贬抑那样。

南大初时拟设立文、商、理、工、农五个学院。五个学院是否同时开学、何时开学、学生入学程度等,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具体设计则由设计小组考虑。

初步计划草案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学院

设计小组建议设立文理工商农五个学院。

(1)文学院拟设华文、东方语文(先办华文,以及巫、印、暹、缅等文)、西方语文(先办英文,次及德法等其他西文)、教育、新闻五系。

(2)理学院拟设数理,化学,生物,地质四系。

(3)商学院拟设经济,会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保险五系。

(4)农学院拟设农艺,园艺,畜牧,渔业,农业经济五系。

(五)工学院拟设土木,化工,机械,电机,矿冶五系。

一九五六年开学时,南大决定第一期开设文、理、商三个学院。

文学院开设中文、现代语言、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教育等五个系。一九五八年,历史地理系分开为历史系和地理系。

理学院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四个系。

商学院第一年附设于文学院。第二年设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等三个系。一九五九年,经济政治学系分开,设立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划入商学院。

2、校舍与校址

设计小组建议,校舍以图书馆礼堂合一建筑物为中心,俟人数多时再另建礼堂。

为上课用,先建文学科学二馆。商农工各系可分别假二馆上课,以容五百人为度。

为方便学生住宿,建男女宿舍各二座,共容五百人。

另建可容三百人之食堂,教职员住所。除校长住宅外,假定三十四间,供有眷之助教以上人员住。四十间供有眷助教住,单身者可住宿舍。

设计小组建议在裕廊设立校园。环境清静,师生可专心於学术之研究。这里地方大,方便日后发展。

3、董事会

计划草案对南大组织事,认为董事会须有工商、教育、文化及他界代表。常务董事九人至十人,惟须有一人以上代表教育文化界。教授等宜设遴选委员会,慎加选择。

4、经费与薪津

设计小组建议,请秘书处分函索阅台湾,香港,马来亚,锡兰,菲律宾,印尼,仰光,暹罗,加尔各答等大学之薪津与经费情形,一并呈交筹委会研究。

这几点考虑都十分切合实际。南洋大学乃是民办大学,没有政府资助,不如官办大学用纳税人的钱支持,无资金之忧。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南洋大学乃是中国式大学,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不可有分毫浪费,以最少的钱培养做多有用人才。

李光耀对此不仅不赞赏,还以南洋大学资金不足,恶意攻击。

一九五三年七月,开始基础建设。一年后,五四年七月开始建设校舍。一年半后,五六年初,完成基本校舍建设,迎接开学。

(二)陈六使十年建校计划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在福建会馆晚间举行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马华大学:兴办马华大学,二年前余已提出此议,不幸胶厂被人放火焚毁,不然,则可实现。此次再事提倡,并非表示余为富裕之人,社会人士咸认办马华大学是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陈六使先生肩负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他在倡议创办马华大学时,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正如陈嘉庚先生一样,散尽家财办学。因此,他对南洋大学首十年的经费,丝毫不担忧,只要侨众合作,南洋大学便可以延续下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由中华总商会领导,星洲二百一十四个侨团代表举行大会,商讨创办大学事宜,情况十分热烈,反映出当时侨界大团结,反对同化,维护民族教育的精神。大家一致推举陈六使先生为主席。当时的会议纪要云:

大学倡办人陈六使氏在热烈掌声中被公举为大会主席,陈氏以果决而坚定之语气再三强调,大学必定要办成功,十年经费已有把握,渠鼓励侨众一心一 德,全力以赴,渠本人负责筹办,一定要看到大学已建立,学子已就读之时,方能放下仔肩。

他对创办大学十分有信心。他想办的是中国式的大学。他愿意为了办大学而倾家荡产。他预算自己的财产足以维持大学十年的开支。只要侨众一心一德,必定成功。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八日上午,星嘉坡福建会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更换裕廊路地产,捐献南洋大学作为校址。陈六使先生主持并致词,再次强调:

余应向各位报告,去年一月各侨团召开大会时,余即声明,建立中国式之大学及准备十年经费,吾人俱已有把握。大家勿以为南大目前钱在何处,将来办法又如何为虑。

南洋大学就在陈六使先生的带动下建设起来。

1、第一期计划

一九六〇年,在南洋大学执委与魏雅聆委员会对谈时,陈六使先生阐述南大初创办时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已完成:

依现在南大之师生宿舍,课室,设备等等,在在皆足够容纳二千名学生之需,我们犹恐有所不足,是以计划在今年中兴建一所占地五万方尺,底层可容五千人开会之大礼堂,至该礼堂上四层中,有一层面积一万余方尺,则计划供大学办事处,以代替现在占用图书馆之办事处,其它多层则拟辟为新课室。此外,我人亦计划在今年兴建一大运动场。此二项建筑与设备,估计大礼堂需八十万,运动场约七八十万,共一百五十万元左右,唯福建会馆己认捐大礼堂建筑费六十万元,加上我本人预期今年收捐一百万元,则此二项计划不难完成,但不幸亦因上述之人为阻碍,致此二大工程皆不能按照计划动工。……虽然如此,我人前所计划,南大至一九六零年收容二千名学生之首期计划己告顺利实现。

南大初期的校园建设,全靠侨众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其规模远较官办的马来亚大学为大。这足以让创校的侨众骄傲,也足以让殖民地政府担忧华人团结的力量。

2、第二期计划

第二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才开始。其内容如下:

依照我人之计划,南大于一九六一年第二期计划开始,每年将增加收容三百名学生,即一九六一年在学之学生将增至二千三百名,一九六二年增至二千六百名,到一九六五年,年年如此增加,南大每增加一名新生,在增建师生宿舍设备等等,约需多费五千元,以一九六一年增收三百名新生计,此项费用需一百五十万元,另常年增置图书仪器,以五十万元计。二项共需二百万,又学校每年对每位学生,在经费上须赔贴一千元,一九六一年二千三百名学生,则须赔贴二百三十万元,连前总计,南大在一九六一年,共须开支四百三十万元,到一九六二年则须开支四百六十万元,如此类推至一九六五年时,学生达三千五百名时,则须开支五百五十万元。

但是,这是我们以前所订之计划,由于上述之人为阻碍,第一期计划虽己告完成,将来第二期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则己不敢言矣!譬如南大明年度之建筑计划,己告受阻,现在我们只希望能够实现大礼堂与大运动场此二大建设,以及保持明年度容纳学生至二千名之目标。

第二期计划将不如期扩充,只建筑大礼堂和运动场。这主要是因为遇到人为阻碍。

3、人为阻碍

陈六使先生所说的人为阻碍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问题:南大自一九五三年迄今,各界认捐之捐款约二千万元,捐款有者系分为十年或廿年缴交者。目下己收之捐款,计一千三百万,而南大到现在为止,开支己超过一千四百万,各界尚未缴交之七百万元,其所以未交之原因,乃人为之障碍所至。

去年五六月时,当时之立法议院副议长林泉和先生,有感于南大之良好成就,基于好意的协助,曾在报上发表,主张政府应资助南大五百万元,但结果政府虽有所资助,总数则仅三十八万五千元而己,但由此引致社会各界人士以为政府将拨出巨款协助南大,致捐款为之中断,而己认捐者继续交者为数极少,使南大在经济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

南大是依靠民间捐款创办的,一旦遇到阻碍,捐款断绝,势必影响发展计划。

依现在南大之师生宿舍,课室,设备等等,在在皆足够容纳二千名学生之需,我们犹恐有所不足,是以计划在今年中兴建一所占地五万方尺,底层可容五千人开会之大礼堂,至该礼堂上四层中,有一层面积一万余方尺,则计划供大学办事处,以代替现在占用图书馆之办事处,其它多层则拟辟为新课室。此外,我人亦计划在今年兴建一大运动场。此二项建筑与设备,估计大礼堂需八十万,运动场约七八十万,共一百五十万元左右,唯福建会馆己认捐大礼堂建筑费六十万元,加上我本人预期今年收捐一百万元,则此二项计划不难完成,但不幸亦因上述之人为阻碍,致此二大工程皆不能按照计划动工。

南大当时所面对的另一个人为阻碍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对南大的毒害:

另一项人为之阻碍,则为引致今日诸位担负检讨南大工作主原因。此即去年当局与本大学前行政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张天泽商洽,聘请组织评议会之事。根据本人所知,过去中国各地之创办大学,并未见有所谓评议会之设,被等则谓,此乃关系南大学位承认之问题。事实上,本人认为此与承认学位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当时本人曾极力反对,盖本人以为南大好像一健康之人,根本无病,何必请医生疗治。当时,本人曾疑此系有人故意欲下毒药,使一剂之下,南大不死亦须瘫痪。结果,事实不幸果不出本人所料,评议会报告书之发表,竟使南大面临完全变迁的情境,此即另一种人为之阻碍。

虽然如此,我人前所计划,南大至一九六零年收容二千名学生之首期计划己告顺利实现。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秘密撰写的,其祸害大家都看到,黑白分明。

魏雅聆委员会组成时,委员中有华文报界的代表,连士生与廖颂扬两位,他们也都是参与创办南大的人。这让大家很放心,以为魏雅聆报告书将是很公平的检讨报告。大家万万没想到魏雅聆是李光耀的走卒。由于他是主席,他的意见也就是李光耀的意见,隐藏在暗处,不仅看不到,而且完全没人想得到魏雅聆是另一个白里斯葛,而且比白里斯葛为害更大。南洋大学被关闭的命运就是在魏雅聆的手中完全确定下来的。

(三)庄竹林发展计划

庄竹林在一九六〇年二月,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前夕,受委任南大校长。他也是参与创办南大的人。他出任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南大的发展方向,不为外力所动摇。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庄什林校长在就任四年后,再发表一篇短文《日日新,又日新》(刊于《南洋文摘》第五卷第四期)。文章内容阐述南洋大学的发展的方针。这是南大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可是当时整个星加坡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已被李光耀褫夺。文章发表三个月后,七月八日,庄竹林校长便离职了。他所阐述的计划当然不会受重视,也跟着他而去。

庄竹林所阐述的发展方针包括这几个重点:

1、教学媒介语

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一开始就是中英双语。李光耀上台后却极力诬蔑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完全违反事实。庄竹林校长说:

南大仍将以英文与华文为教学媒介,并力求提高二者的水准。南大正如东南亚许多其他大学一样,系采用两种语文并行的办法,这不但有其事实上的需要,且为理论上的必然归趋。……过去偏重英文教育时代,技术人员往往与社会生活隔阂,甚至与华人通话时,亦须请通译,此系不学华文母语的缺点。且如前述,母语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园地,亦与人民生吊大有攸关。所以英文可以说是吸取科学知识的工具,华文则兼为社会生活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而南大正能负起这双重使命。

南大学生多来自华文学校,英文略逊。南大的双语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应付英文的能力,对日后就业与深造均大有帮助。南大毕业生到英美大学深造,均能顺利完成学业,便是得益于南大的双语教育。

李光耀说南大学生不懂英文,纯出于捏造诬蔑,并以此为借口,变质南大,最终关闭。

2、设立国语组

南大自一九五六年开学后便十分重视国语,即马来语,开办马来文班,全校有一半学生学习。李光耀却恶意歪曲,南大学生不重视国语。庄竹林校长说:

自星马脱离殖民地时代,国语已获重视。现在马来西亚业已成立,为了团结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国语的普及,自为当务之急。在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希望国语与母语殊途同归。南大对于国语,早经重视,修习国语的学生,人数与年俱增。现正拟于现语系中设立国语组,视将来修习人数之多寡,及师资教材问题是否易于解决,再逐步予以扩充。

在现语系设立国语组,再发展成国语系,正可以显示南大对国语的重视,粉碎那些说南大不重视国语的人,如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等对南大的恶意诽谤。

3、语言实验中心

南大的现代语言学系开设各种语言课程给学生选修。为加强语言教学,拟设立语言实验中心,也就是语言中心。庄竹林校长说:

由于种族与文化之轸分,东南亚各地也都成为多元语文地区。为使当地人民生活得以协调,及经由母语发展历史、文学艺术的研究,语文教育自为重要项目之一。南大为讲求语文教学方法,提高语文教学水准,拟设立语言实验所,对于国语、英语、华语等,均将采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希望在人文教学技术上,成为东南亚的一个中心,不但可提供本国学者之用,且可供其他国家学者来此研讨。

成立语言中心,可以随需要而开设各种语言课程,尤其是南洋地区的语言课程。这样的语言中心可以让南大发展成为本地区语言学习的中心。

4、筹设工学院

南大当初设计校园时就包括工学院,但因工学院的发展需要较大资金,所以未能及早创办。庄竹林校长的计划是,先在化学系中,设立化学工程组,再发展成为一个系。然后再设立土木工程系,逐步建成工学院。工科在本地区十分需要。这个计划非常切实。他说:

目前南大文理商三院的发展,相当平衡。唯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并以校址即在裕廊工业区左近,对于培育工业技术人才,亦似责无旁贷。其他大学虽已有工程系的设置,本邦亦有工艺学皖,然其教学媒介,侧重英语,华文源流之中学毕业生往往难以考入,即能考入,在语文方面亦难于与英校华业生相竞争,常有中途被淘汰之可能。为适应此项要求,使华文中学毕业生多一出路,南大拟依据创立宣言原意,进而筹设工学院,现已在化学系中增设化工组,将来当再增土木工程等系,以期在逐步巩固的基础上,建成完备之工学院。

一九六二年,化工系正式成立。一九六五至六六学年,第七届时,化工系第一届十四个学生毕业。化工系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很好,没人失业。只因为新加坡大学没有化工系,王赓武报告书就建议关闭了。这当然是李光耀的意旨。

5、东南亚研究所

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一般都是为了当地的需要。这是很普遍的做法。另外,区域研究也是一般趋势。庄竹林校长强调南大应发展南洋研究。南大可以先设立东南亚研究学系,再设立东南亚研究所。他说:

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久,华文书籍中所蕴积有关东南亚资料,亦至为丰富;所惜尚未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东南亚各国多系新近独立,既感资料缺乏,亦尚无暇及此。过去日本因对东南亚存有野心,故搜研颇力,唯二次大战后似趋停顿。然历史文化为一国精神之所寄托,任何国家都不能加以忽略。本邦位于东南亚中心,受惠既多,对此自应多所尽力。故南大拟在文学院增设东南亚研究学系,其所应开设之课程,将综合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生物、现语及华文等各学系之有关科目。本学系为使学生能从事实际整理编译,拟将南大原有之南洋研究室扩充为东南亚研究所,先由研究所为学系提供资料,继由学系为研究所造就专门人才,使学系与研究所彼此密切配合,而为东南亚研究之学术中心机构。

这本是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让南大可以发展成为东南亚研究的中心,成为南大的特色,并显示出南大对本地区的重视。这项计划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后来王赓武提出的“本土化”要高明太多了。王赓武的“本土化”不是为学术,而是为李光耀的政治服务。两者的差异在于庄竹林是教育家。他的计划重在学术与教育;王赓武只是个政客。他的报告书只是为了帮助李光耀达到政治目的。

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东南亚研究完全不受重视。

6、促进学术研究

大学是追求新知识的场所,自当鼓励师生向这方面努力。然而,南大是一间新办的民间大学,研究设备不足是难免的事。敌视南大的人却无视南大发展的成就,而以此贬抑,全出于恶意。为求促进研究,南大须加强研究设备。庄竹林校长说:

大学为一学术团体,大学之成就在学术,故大学应以学术研究自勉。唯欲于学术上有所成就,亦必须具备若干条件,析言之,约有数端:

一、图书仪器设备完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二、师资优良,不但在教学上能用途愉快,本身且能孜孜研究,迭创新义,而非陈陈相因;

三、学生不但能潜心体会讲授之科目,且能养成自动深入研究之风气;

四、本乎学术自由之精神,在安定中谋进步。

……唯以上述诸条件目前尚未能完全具备,有人遂以为南大在学术上尚属膛乎其后,此亦未免言之过甚。南大成立不过八九年,已有毕业生千余人,在校生二千四百余人,除己深造回校担任副教授与讲师者外,尚有百余人在国外进修高级学位。教育事业原为一永无止境之工作,学术成就,自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且属比较性质,见仁见智,本难求其一致。南大于此,既不欲自我宣扬,亦不欲断断置辩,亦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让事实自作说明罢了。

南大学生在学术方面的追求,成绩可观。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者,亦甚足以称道,然敌视者仍旧恶意诬蔑,南大师生只能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7、国际联系

李光耀接连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报告书》,恶意攻击南大。为免再遭受同类攻击,南大可以聘请国际教育组织指派专家,担任南大顾问,提供建设性意见,以为改进参考,俾南大的事业,日进无疆。庄竹林校长说:

对于南大情形,虽有多次报告,唯以学校在不断演进中,过去所作报告,或不免有过时之感。英国大学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的定期检讨,就在世界大学中为较独特的制度,仅瑞典有可与相类似者。据1959年该委员会主席墨索菜爵士(Sri Keith Murray)氏说称,该委员会系成立于1919年,由财政部长指派委员十八人,半数以上为教授或大学行政专家。英国现在由政府补助的大学与学院共有七十一单位,补助费年达五千五百万镑。委员会对于补助费之分配,拥有全权,财政部长不加干预。补助费分发后,委员会对于大学支用该款,亦听其自由,藉以养成各大学之自尊心与责任感。东南亚目前尚无此项设置,本人的意见;为集思广益,南大似可请国际文教组织或英国联邦大学委员会,指派对于大学行政及教学有多年经验人士,为南大顾问,就大学行政,课程标准及学生活动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作为改进的参考,俾此一可大可久的事业,得以日进无疆。

一九六二年,南洋大学为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会员,又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国际大学协会、大学成人教育国际协会为各协会的会员,南洋大学与世界各大学产生密切的联系。

这样的国际联系对南大的发展十分重要。李光耀不承认南大,但世界各地大学承认。南大毕业生到各地大学深造,毫无困难,非常顺利。

庄竹林校长的发展计划切实可行,但终于无法实行。正如《庄竹林的新新计划》一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南详大学在1964年策划的发展方案是合理与可行的。但事与愿违,一所成功的南洋大学并不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模式,所以王赓武报告书就是为了修剪南洋大学的羽翼,因为南洋大学是不可以,也不允许腾空高飞。人民行动党于1960年在对南洋大学的告诫里己经坦言:“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诚然,要解读南详大学历史就必须从这一个政治层面去了解。实质上,要了解所有有关南详大学的任何课题都只能从反华人政治的取角去观察,因为南详大学始终都没有学术的问题。

庄竹林校长一生有志于教育,不愿意从商。一九三九年,中正中学初创办时,他担任创校校长,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当时,南洋地区没有中文学院,南洋大学也还没有创办,他有意在中正中学的基础上,办中正学院,进而办中正大学。他受聘为南大校长后,一心想把南大办好。从他的计划正可以看出他想办的南洋大学。无奈,南大一直受李光耀的逼害,以致他壮志难酬。

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庄竹林校长不愿接受李光耀对南大的控制,辞职离开了他所参与创办与深爱的大学。南大从此完全受李光耀所控制,一步一步走向最后大门关闭。

二 第一届毕业生

(一)庄竹林就任校长与新计划

一九六〇年二月,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前夕,庄竹林博士受委任为南大校长。他也是参与创办南大的人。他出任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南大的发展方向,不为外力所动摇。

两个月后,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这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大日子。南大迎来这个大日子,是喜,也是忧。喜的是,从一九五三年筹办大学到现在,终于看到开花结果。忧的是,殖民地政府与自治邦政府都不肯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尤其是自治政府的李光耀,以承认学位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庄竹林校长就任三年后,在《南洋文摘》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南洋大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在新年伊始,回顾南大过去的发展,展望未来,阐述他对南大发展的期望。当时,南大正面对两大困难。

其一,经济困难。

南大是民办大学,经费不足是很自然的事。陈六使先生一开始就强调办中国式大学,就是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以最少的钱培养最多的人才。南大要是愿意接受外来的钱,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并非难事,但如此一来将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控制,失去办学方针。南大只能接受政府的资助,因为南大是华人办的大学,而政府的税收主要即来自华人。然而,无论殖民地政府,还是李光耀政府都敌视南大,不愿资助。庄竹林校长说:

无可讳言的,南大目前有两大因难,一是经济的不能应付裕如,二是毕业生资格未被承认,在经济方面,南大为了维持学术超然的地位,不愿随便接受津贴的条件,以致影响办学方针;同时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不能收费过高,阻抑青年上进之路。是以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致使一般在南大执教的优秀学者不能得到优渥的待遇,幸而这些学者们仍孜孜不倦于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不因待遇的菲薄而松懈一分的气力,这在主持学校行政的人,自然深表万分的谢意。

他强调,一方面“南大为了维持学术超然的地位,不愿随便接受津贴的条件,以致影响办学方针”;另一方面“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不能收费过高,阻抑青年上进之路。”这就是南大当时面对的经济困难。

其二,学位未受承认。

南大的创办,是为了反对英国人的同化政策,挽救民族教育,殖民地政府因此百般刁难,当然不会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

李光耀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英国皇民,也是英国的代理人,上台后仍然不肯承认南大的学位,而且百般逼害,比英国人更加凶狠,以便控制南大,最终关闭。在李光耀控制南大之前,当然也不会承认南大颁发的学位。这样的政策给南大毕业生极大的打击。庄竹林校长说:

关于南大毕业生资格方面,新加坡政府是大半承认状态下,而联邦政府则不予承认,因此南大毕业生的就业,便发生了许多因难,即使得到了工作的人,也往往是以兼人之功,食半人之禄。尽管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如此不公平,但当我与他们接谈时,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抱著乐观的态度,站稳岗位为南大的声誉而奋斗,毫无气馁沮丧的表情,由于我们的教职员与学校有了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的校友有了坚苦卓绝、奋斗不屈的节操,所以南大在今天不惟不为所面对的因难而低头,且进一步准备以事实去克服当前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南大与南大学生只能本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向困难低头,以成绩克服困难。

就南大创办短短几年所获得的成绩看来,南大亦足以骄傲。在这样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南大与南大学生都不必悲观。庄竹林校长说:

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均以私立大学——虽然前者得政府若干津贴,而执各该国高等教育之牛耳,南大自创办至今,不过十载,自开课至今,也才七年,我们若以牛津、哈佛所保存的开办初期的设备作比较,南大在同时期的进展,是远在她们之上的。教育是百年大计,我虽不确言什么时候南大能在学术地位上与牛津、哈佛争一日长短,但以南大现况推测其将来,我们是有乐观的理由的,本大学同人当以最大努力,在理事会及吾华族诸父老兄弟策勉之下,使南大作向上向善之发展,有厚望焉。

南大当时还只是初创办几年的新大学,其规模与成绩均比其他同龄大学远胜。无奈现实环境恶劣残酷,南大师生只能努力耕耘,自强不息,力求上进,以面对困难。

(二)南大前途在毕业生肩膀上

陈六使先生在倡议筹办南洋大学后,先后在各种不同场合阐明南大的办学宗旨。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观礼者超过十万人,盛况空前。陈六使先生致词时,再次重申南大的办学宗旨:

本大学宗旨,早经历次宣布,简要言之:在培养当地高级人材,在求使当地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各民族间之友谊,加强各民族间之合作。由于文化交流,吾人更进一步希望能产生一种奇光异彩,以新加坡及马来亚为发祥地之东南亚新文化,贡献世界,增益世界之进步与和平;相信此一希望,亦即今日参加典礼以至全东南亚各民族人士之共同希望。

南大的办学宗旨,实也就是南大的目标,南大学生的责任。南大学生发扬南大的宗旨,促进本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便可以建立本地区的新文化。为达此目标,南大学生除了学习专门知识,成为专才之外,还需多学习本地区各种语言,以便毕业后为本地区各民族服务,成为切实有用之人材。陈六使先生说:

今日本大学所处时代为科学惊人发达之时代,所处地区为多种民族世代相处之地区。故科学精神之提倡乃本大学之急务;多种民族文化之探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之学习,乃本大学之天职。徒通英文不通华文者,在东南亚不特自囿於小天地,即在整个世界亦无异自弃其半壁江山。通华英文而不兼通马来文与印度文者,亦不足大有为於今后新加坡与马来亚之天下。本大学根据此一认识,制订教育方针,不忘时代与地区,兼顾理论与实用,入以造车,出必合辙。是以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将来南洋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各地区必为最切实有用之人材,其在东南亚各地区出路之康庄广阔,必非世界其他大学毕业生所能比拟,即在整个世界之适应性,亦当为最强。本人至今未尝丝毫动摇如上之信念。

他希望毕业生能有广阔的出路,并能适应世界各地的环境。这也是他对南大学生的坚强信念。

落成典礼过后,陈六使先生再发表书面谈话,向各方支持落成典礼大众致谢,并申述南大新生大增之经费需求。他说:

本大学对每一名新生约须负担五千元,六百名当不下三百万元之谱。其它如图书仪器因此而须增添者,尚不计及,反观本大学财政处已收入之基金仅存一百六十余万元,此次落成典礼各方贺仪估计可得七十余万元,合计约二百四十万元。扫数支出,以付上述明年度开学前应及时完成之三部份建设费,仍不敷七八十万元。而建筑中之第二座理学院,需卅余万元,根据第一座理学院室内设备之经验,则此新理学院合设备与建筑计之,亦非一百万元莫办,以上仅言建设,逐月经常费必有不敷之数,则又如何?……故本大学基金之认捐而未交者,必有尽早交清之日,本大学各地委员会历届代表大会各出席代表所恳切陈词谋以推展劝募运动者,必有尽速办到之一日,吾人亦无不感佩而信赖之!

民办大学资金不充裕乃是难免的事。南大为民众所办,亦由民众所支持,建校与发展基金亦唯有依赖大众。南大学生不可辜负创办与支持南大之大众。

陈六使先生进而勉励南大学生致力于学术,为南大争光。南大之成与败均与南大学生密切相关:

此次落成典礼倾动十万来宾,所证明者两事:其一,证明南洋大学之存在,不容抹煞;其二,证明南洋大学乃大众所支持,亦为大众所公有。自今而后,大众倘不继续努力支持,则为大众负诸君;诸君倘不继续努力学习,则为诸君负大众。我亲爱之学生诸君乎!汝父汝母叮咛汝,汝之社会国家期待汝;时代无情,汝不前,时代将弃汝!落成典礼之旌旗照耀,乃以指挥汝,落成典礼之金鼓齐鸣,乃以鼓舞汝。诸君其各如狮似龙,精神抖擞,向学术之疆场进军!南洋大学之名,分而为诸君之名,诸君之名,合而为南洋大学之名。诸君之荣辱成败乃与南洋大学永不可分割者!

“如狮似龙,精神抖擞”,这是南大创办人的精神,亦为大众的精神,南大学生更不可或缺此种精神。

(三)承认与歧视

南大从创校开始那一刻便受到歧视与刁难。创办之初,建设校园遭到各种刁难。开学之后,学位承认遭到恶意刁难。总之,刁难不绝。南大就在种种刁难之中一路走过来。

到了第一届毕业生即将步出校园的时候,学位承认问题尚未解决。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大正式开学。五月一日,教育部长周瑞麒便说,南大无权颁发学位。第二天又说,南大虽有权颁给学位,但未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前,南大的学位将不能获得政府及其他大学承认。

周瑞麒可以代表自治政府发言,不承认南大学位,至于其它大学承认不承认,不是由他决定的。他的话十分无知,而且心怀恶意。南大的学位承认问题便由此开始争议不断。

南大执委会为解决学位承认问题,委托律师草拟《南洋大学法令》,希望通过立法使南大获得大学法人地位,从而解决南大学位承认问题。

执委会的这项决定,给政府造成压力。在落成典礼之前三个星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林有福政府向立法议会提出《南洋大学法令》草案,以供审议。政府如此匆忙提出草案,显然是受到南大执委会托律师草拟大学法令的压力。在拟定草案之前,必已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南洋大学法》在立法会正式通过,五月廿七日实施,五月廿九日颁布于宪报。

这项法令生效后,正式取代创办时呈交给政府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南大由公司法人转换为大学法人。这就意味着南大所颁发的学位,政府理所当然承认,根本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南洋大学法》实施几天后,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李光耀上台执政。他得到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而上台。李光耀根本无意于承认南大的学位。他只想以这项法令来干预与控制南大的发展,以承认南大学位为他手中的政治筹码,也是政治武器,用来要挟南洋大学理事会。

南大本是一间独立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一经注册,便可以自力更生,按公司法独立存在,提供正规的大学教育,并颁发学位。政府通过立法,让南大获得大学法人地位后,却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十分荒谬。这样一来,承认不承认学位,便成为政府迫害南大的政治问题。《南洋大学法》并非出于教育目的而颁布,乃是包含恶毒的政治目的,想通过法令来控制南大的正常发展与运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正式公布《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政府不要承认南大所颁发的学位。

《南洋大学法》颁布在前,《白里斯葛报告书》公布在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大学法一旦通过,便获得大学地位,政府自然承认。

《南洋大学法》是法律,《白里斯葛报告书》只是一份意见书。法律高于意见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法律一旦通过,便有约束力,而意见书则可要可不要。没有价值的意见书可以完全丢弃。可是,在李光耀手中的报告书却比法律的地位更高。

这里头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唯一的解释是,李光耀不同意南洋大学依照《南洋大学法》而具有大学地位,更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所颁发的学位。他需要以承认学位为筹码来控制南洋大学。只有在全面控制南洋大学之后,才能承认南大的学位。无论英国人还是代理人李光耀,南大学位承认都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但不能公开说是政治问题,所以只能以学术为借口。

李光耀需要用这份报告书来控制南洋大学。因此,这份报告书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完全无视《南洋大学法》赋予南洋大学的大学地位,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家大学。因此,在南大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仍然遭受歧视。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教育部长杨玉麟代表李光耀在立法院发表政策演说。他在讲到承认南大学位时说:

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

李光耀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了类似的话。这完全是假的。

杨玉麟的教育部聘请了南大第一届的毕业生到中学任教,名义上说是承认,而实际完全是假的。在华文中学任教的南大第一届毕业生,薪金与英文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一样,即月薪一百九十元。为什么是跟英文初中四年级的毕业生薪金一样呢?因为李光耀把华文中学高中三年级毕业生的资格定为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而南大旧制毕业生都是三三制的高中三年级毕业的,而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所以薪金与高中三年级的一样,也就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

杨玉麟与李光耀大声宣称承认第一届南大毕业生的学位,但薪金却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也就是根本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在玩政治游戏,借以欺骗维护华文教育者。

天下绝没有哪一个政府,承认一家大学的学位时,只承认第一届,而其它各届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把南大和南大学生当小孩子来哄骗。

三 中学改制与关闭南大

在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时,用不予资助来威胁华文学校,目的是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华人为保住自身的民族文化,全力创办南洋大学。在南洋大学开学后,同化华人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于是,英国人改变策略,兼并华文学校,从改制着手。以下论述取自《新加坡的同化运动》书中的有关章节。

(一)中学改制意在南大

星马的英文学校采用英国的教育制度,华文学校则采用美国制度,并行不同。

英国的小学采用七年制(4-11岁),小孩子在四岁至五岁时入学,十一岁小学毕业。小学第一年是预备班,与幼儿园课业类似,后六年才是正式小学。

中学也采用七年制(11-18岁),十一至十二岁入中学,十八岁中学毕业。初中五年,高中两年。

大学则采用三年制(18岁后)。

美国的小学采用六年制(7-12岁),小孩子在六七岁时入学,十二岁小学毕业。

中学也采用六年制(12-18岁),十二岁入中学,十八岁中学毕业。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通称“三三制”。

大学则采用四年制(18岁后)。

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小学和中学的入学年龄不同,早一年和晚一年的差别。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为了兼并华文中学,把英文中学改为六年制,跟华文中学一样。但初中和高中的年数不同,初中四年,高中两年,通称“四二制”。这样的改制,在英国人是很大的让步。香港的英文学校一直都是七年制,直到一九九七年撤出时,英国人都不愿意改为六年制。

殖民地政府把英文学校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并不在于改革英文学校,而在于改革华文学校。这次改制的情形和炮制《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时的情形相同。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当时已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不可能把中学改制这样的大事交给即将下台的林有福执行,况且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英国人也不可能亲自去做,以免激起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情绪。这样的工作只能交给李光耀。中学改制计划也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是李光耀手中的另一把行凶利器。

李光耀虽然是英国人钦定的代理人,但英国人无法给他选票。帮助他上台的是受华文教育的人。他的选票来自一般小市民和劳工阶层。

李光耀一上台就翻脸不认人,沿用前朝的改制计划来兼并华文中学。中学改制的直接目标是华文中学,但更大的间接目标则是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舞剑,意在南大。

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的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英国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英国人即将离开的时候,香港人才要求改变中学与香港大学的学制。最终都改用了美国制。

为什么英国人在撤离星加坡之前就愿意改变中学制度呢?因为改变英文中学的制度是为了改变华文中学的制度,而华文中学改制的目的则在于关闭南洋大学。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大刀阔斧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他的用意十分恶毒。他并不公布全盘的计划,而是讲一半,留一半。他公开说的是,华文中学将改为四年制,四年之后呢,他不说。他心中恶毒的盘算是,华文中学只办到初中四年级,没有高中。华校学生中四毕业后,转入英文学校高中。这项计划引起华文教育界极大的反响(详见《从史料看李光耀消灭华校事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一九六一年七月廿九日,南大学生会就中学四年改制问题,向教育部长呈交意见书(《本会为中学四年改制问题向教育部长呈意见书》,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常年报告书》),质疑政府实行中学四年制的真正目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学四年改制不但不会将中英之中等学校教育趋于一致,甚至有趋于将华校归并于英校之势。按政府之教育政策是申言要平等对待四种不同源流之教育,但在划一学制时,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全盘的改革计划,使其能真正符合各民族教育的需要和发展。

在改制中,我们只有听到改革华文中学之制,并没有听到改英校之制,我们不仅要向钧座询疑,是否由殖民政府扶持起来的英文教育系统是完美无瑕,不需要改制,而由华族辛苦培植的华文教育制度,却要改制,而这种改制又是以英校为蓝本,使华校完全符合英文教育源流,这岂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华文教育源流归并于英文教育源流。这样,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岂不是起着很大的阻塞作用,使具有民族性的华文教学体系逐渐转变为英校体系?

更为重要者,中四改制的结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大的发展,这无形中就限制华文教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中学四年制的学生是不能投考南大的,即使是倡议中的大学先修班,不但有意要严格的限制人数,而且也似乎不是专为同一源流的南大而设的。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先修班将为马大而设立者。这样,一方面先修班人数受限制,另方面又有马大在竞争,则南大的发展可虑。

中学改制的结果,使原有的华文教育体系由中学到大学的衔接中断。基本上是对南大的发展是不利的。

职是之故,本会敢请钧座正视此类后果,否则,将有违反政府所申称欲平等对待各民族教育之政策。

学生会的观察十分锐利,点出改制隐含的三点政治意图:

其一,华文中学改制后,将并入英文中学。改制是以英校为蓝本,使华校完全符合英文教育源流,将华文教育源流归并于英文教育源流。

其二,华文中学改制后,中四毕业生无法进入南大。拟议中的大学先修班是英文高中,为马大而设。华文中学改制的结果,大大地限制了南大的发展,因为中学四年制的学生不能投考南大。大学先修班不但严格限制人数,而且不是为华文源流的南大而设,而是为马大而设立的。

其三,华文中学改制后,失去高中,使到华文教育体系由中学到大学的衔接中断。

这三点明确指出中学改制的政治动机。这是李光耀延续《巴恩报告书》,毁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的计划。李光耀虽有华人姓名,还有华人血统,但他骨子里是被英国同化了的皇民,一生都站在英国与美国的立场,逼害华人教育文化,以同化华人,变为英国皇民为目的。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制度时,关世强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他对李光耀推行华文学校改制,有很大的功劳,并进而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二)关闭华校中学的三个步骤:改制、改语、兼并

李光耀在确定华文中学的程度只是英文中学的初中四年级时,引起华文教育界的抗争。英校的初中四年级实际是华校的高中一年级。李光耀为了贬抑华文中学教育,硬把华校高中三与英校初中四定为程度相等。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1989年版,129页)中记录当时争议的一点:

中四的程度是否等于华校高中三年级的程度,产生争论。华校人士提出以数学做比较,不被受理,结果搞到法庭去,法庭的判决,巧妙地要专家出庭证明中四的数学程度相等于高中三的程度。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专家,做为专家的学养是什么,法庭没有规定,那是说只要法庭认可的都是专家,出庭作证。于是,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关世强先生,出庭证明说“一样程度”。法庭就判决,根据专家的意见,中四的数学与华校高中三一样程度。关先生马大毕业,未任副院长前是一美术老师兼数学老师,是法庭认可的“专家”。由于他是“专家”,被任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以循吏而做大学校长是仅有的例子。

这段记录描画出李光耀与关世强两个人的嘴脸。李光耀一生都在操纵法律,控制法庭,从不以此为耻。

关世强并非马大毕业。他是李光耀在莱佛士书院时的同学,学的是美术。后来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的也是美术。他在学校教的是美术,可能也兼教低年级的数学,只是滥竽充数,却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真是恬不知耻。他不是古史中的“循吏”,而是为讨好主子,不择手段的官僚。他有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乃是个酷吏。在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华校改制这两件事上,他都表现优异,为李光耀所赏识,所以能够以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如魔术般变成大学校长。李光耀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魏雅聆、王赓武都是这一类。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还记录一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改变华校制度的政治意图:

中学改制,关世强先生绘一新加坡学校教育系统图表,英文源流的,由小学而中四而初级学院而新加坡大学,系统分明。有关华校的是小学而中四,中空,上面植一南洋大学,系统不衔接。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事实。时我在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任讲师,被派授特殊教育课程,讲到新加坡教育系统时,要根据“专家”绘的教育系统表,讲不下去,便去问关世强先生说:“华校中四华业到那里去升学”?我的天,他轻松的回答说:“进英校!”如所说,那南洋大学没有学生,势必改为英语文为教学媒介了。于是中四罢考了,发生学潮。我不知道这是谁促使的?后来华校暂时有二年的高中,与初级学院并立,但只是暂时吧,我退休不久,华校就没有高中了,南大也不能独存。

这段记录也可见关世强是一个怎么样的酷吏。其中点明了几件十分重要的事:

其一,李光耀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已经筹划“初级学院”,用来取代华校的高中。先破坏华校高中,让华校高中与英校高中合并,华校初中自然会跟着瓦解。

其二,华校没有了高中,南大没有生源,自然得改为英文大学。最终与马大合并。

其三,中四罢考让华校暂时设立两年的高中,但为时不久,最终为初级学院所取代。华校的初中与小学都跟着消失。

要把南大和马大(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合并,必须先解决这两个问题:

其一,学制
其二,教学语言

南大和马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不同。南大是四年制的华文大学,马大是三年制的英文大学。两间大学的学制与教学语言差异必须先统一,然后才能两校合并。

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与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相配合。在改变南大的学制与教学语言之前,必须先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就是把华文中学都改为英文中学后,南大才能顺利和马大合并。

《魏雅聆报告书》虽然是为改革南大而写的,其最根本的影响,则在于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暗藏李光耀心中的盘算。后来的种种发展变化,逐步显出李光耀的心计。他的全盘计划几乎天衣无缝。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之后就开始改变中学的学制,英文中学与华文中学的学制已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

一九六一年,正式推行华文中学的新制。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关键。

就在这个时候,马来亚也在利诱推行华文中学改革,把教学语言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就是一般所说的“国民中学”。两地之间的同化政策是相互联系的。

《魏雅聆报告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其用意恶毒之至。从这份报告书可以看出李光耀和魏雅聆内心的黑暗面。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学制的第一步是,要全体华文中学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同时参加会考。高三学生参加最后一届高中会考,高一学生参加第一届新设的中学四年级会考,高二学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成了牺牲品。

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夜之间都毕业了,但资格相同,都是新设的中学四年制毕业生。高三的毕业生属于旧制,中四的毕业生属于新制。新制受承认,旧制不受承认,并硬性规定,旧制的高三和新制的中四,资格相等。于是,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毕业,资格相同。

尤其荒谬的是,南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表面上说资格受承认,而实际完全不受承认,只相等于旧制的高三资格,而旧制的高三资格只相当于英文学校初中四年级的资格,所以南洋大学的学位也只等于初中四年级的资格。南洋大学毕业生的薪金与英校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薪金一样,都是一百九十元。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学位,一概抹杀。承认南大第一届毕业生的说法只是表面的哄骗。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非常残暴,一定要把整个华文教育彻底消灭。这跟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没有本质的不同,区别仅在于所要消灭的是肉体还是精神。

改制之后,高中变成两年制。这样,中学仍然是六年,课程内容则与七年制中学相当。这样的制度,增加中学生的压力,逼得他们无暇关心社会,也就不会游行示威了。

华文中学改制,是华文教育由被排斥走向被兼并的开始。华文中小学在七十年代中以后,都渐渐转为英文学校了。

兼并华文中学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来推行:

第一个步骤,改变华文中学的制度(改制,1961年);

第二个步骤,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语,1968年开始);

第三个步骤,把华文中学改成英文中学(兼并,约在1979年完成)。

这是兼并华文中学的模式。随后兼并南洋大学时,也用这个模式。从后来的结果可以清楚看出,设计这个模式的人真是深谋远虑。

华文中小学是南洋大学的根。华文中小学都变成了英文学校,南大生源枯竭,便可以顺理成章的关闭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精心构思的剧情,同化的桥段。

(三)初级学院断绝南大生源

初级学院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开设两年制的课程,重在专科技术教育,让读完高中的学生就读,相当于大学的头两年。读完初级学院的学生,还可以进入大学就读三年级。初级学院是介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学院。

新加坡的初级学院不一样,实际就是高中。把高中独立出来名为学院,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制度,破坏了中学教育的完整,不伦不类。

李光耀在一九六八年设立国家初级学院时,他心里想些什么?动机为何?一直都没有人清楚说出来。当时一般的说法,以为这是精英教育。这应该是他最愿意听到的说法。这样说可以掩饰他真正的动机。

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就有七家初级学院:

1968年,国家初级学院
1974年,华中初级学院
1975年,公教初级学院
1977年,英华初级学院
1977年,淡马锡初级学院
1978年,南洋初级学院
1978年,圣安德烈初级学院

这七家之中,华中、公教、南洋三家出自华文学校,逐步集中华文学校的高中学生,把华校高中全变成英校高中。

后来,初级学院越来越多,一共有二十二家,几乎集中了全部的高中学生。

当这些初级学院一家一家设立起来的时候,对华文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影响十分巨大。学生当然希望能进入初级学院,升上大学,家长更是希望如此。

初级学院是英文的,大学当然也是英文大学。华中初级学院是第一家由华文学校设立的初级学院,而实际是英文学校。华中初级学院在一九七四年设立。第二年,一九七五年,南洋大学便改为英文大学了。

一九五九年,帮助李光耀上台执政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李光耀十分清楚,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力量对他非常重要。因此,就在这一年,他把他的大儿子李显龙送入南洋小学就读。

表面看来,他这是支持华文教育,而其实他这样做,既可以赢得选票,又可以掩饰他消灭华文教育的动机。

在他上台之前,就已处心积虑,要消灭华文教育了,所以才会说南洋大学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在他上台之后,便挥刀弄斧,大肆砍伐。

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改革华文中学学制后,华文学校便从此走上被兼并的末路。中学改制是整个兼并过程中的关键。设立初级学院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他当时已经在筹划初级学院,用来取代华校的高中。为什么不立即设立初级学院呢?因为他的大儿子还在小学。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的目的有近的,也有远的。近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大儿子李显龙顺利到剑桥升学。远的目的就令人叹为观止了,不止一个,一共有四个。

李光耀和他的妻子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送大儿子进入华文学校只是为了选票,绝不是因为爱华文,支持华文教育。

他的孩子都进入华文学校,他自己也学了几十年华文,可是,他和孩子交谈时,却是说的英语,不是华语。单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少诚意了。

在他把儿子送入华文学校之前,必定已经为孩子日后上剑桥大学打算了。可是华文学校毕业生要进入马来亚大学都很困难,要进入剑桥大学就更加困难了。这件事,他必定一开始便已经盘算好如何安排了,然后按计划行事。虽然他从未透露过真实的动机,但从他随后而来的教育改革,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计。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推行华文中学新学制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李显龙正在南洋小学读三年级。

李光耀把英文和华文学校的学制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这看起来是兼有两者的特点,不分轩轾,而实际暗藏杀机。他这个时候已想好如何消灭华文学校了。

一九六八年,李显龙从公教中学初中毕业。李光耀就在这一年设立国家初级学院。这是第一家独立的高中。

中学制度虽原本有六年七年之分,却都是完整的制度。把高中独立出来,完全没有教育哲学的依据。让学生在同一个校园里读完整的中学,对他们的成长十分重要。为什么李光耀要设立这样一家不伦不类的独立高中呢?

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说法是,李光耀鼓吹精英教育。如果只有一家初级学院,或许可以说是精英教育。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初级学院越建越多,完全代替了高中,而实际也就是高中,这就不是什么精英教育了。不过,精英教育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李光耀很愿意听到的,因为可以掩饰他心中的秘密。这不伦不类的初级学院,实是特地为他的大儿子李显龙而设的。

为什么非得设立初级学院不可呢?李显龙就读于华文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上南洋大学。

李显龙就读中学的时候,也曾经和南洋大学数学系郑奋兴教授接触过。李显龙对数学十分有兴趣。当时,南洋大学校内曾经盛传李显龙日后可能来南大读数学系,但这毕竟只是谣传。他不可能就读南大,因为李光耀憎恨南大,去除之都来不及了,怎可能让大儿子就读。

然而,要是李显龙从华文中学毕业,他要上剑桥大学就有些困难了。那么,让李显龙转入英文中学读高中,不就可以顺利到剑桥大学去吗?不然。如果他转到英文中学去,必定会影响选票,那就前功尽弃了。最好的办法是,特地为他设立一家独立的高中,让他取得英文高中的资格,然后到剑桥大学去。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当然也可以走这条路。这就是他设立初级学院的动机。李光耀的设想非常周全,几乎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设立初级学院,还有几个远的目的,也几乎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第一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高中。

李光耀在统一了英文中学和华文中学的学制后,便进一步兼并华文中学。他所用方法非常简单,而且不露痕迹。

由于中学制度已经统一,设立初级学院这个制度,就可以用来统一中英文两种中学的高中。这样,华文中学就只能办到初中了。因为初级学院是英文高中,不是华文高中。这一步,十分狠毒。

第二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初中。

华文高中变为英文的之后,华文初中就难以招生了。为了容易适应以后的英文高中,家长很自然的会让孩子进入英文学校就读初中。这样一来,华文学校的初中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第三个目的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小学。

华文初中变为英文的之后,华文小学就不能生存了。为了适应英文初中,华文小学也就只好改为英文的了。这样一来,华文学校的小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第四个目的是:兼并南洋大学。

在华文学校高中初中都变成英文的以后,南洋大学的生源枯竭了。到了这个时候,非得关闭不可。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实在是一箭五雕,超级工于心计。

他关闭华文中小学的时候,还不敢光明正大地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家长的选择”。

他关闭南大之初,也不敢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南大收不到成绩好的学生。直到十年后才说,要是时光能倒流,会早一些关闭南大。二十年后才说,南大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打算关闭南大了。

四 暴政祸害

(一)星马分合华人遭难

星马本是一家。星加坡是柔佛南部的一个小岛,是柔佛的一部分。两地分开乃是人为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史上,星加坡是个罪恶之地。从英国人到李光耀,星加坡都是反华基地。这得从海峡殖民地说起。

1、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在一七八六年占领槟榔屿;一八一九年占领星加坡;一八二四年占领马六甲。一八二六年,三地组成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为开发海峡殖民地,招募中国南方人移居马来半岛,成为开发劳工。随着马来半岛的开发,南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马来半岛发展的功劳在于南来的华工。

南来的华工多为单身。久居下来,或与当地人通婚,家居说简单的马来话,孩子上英文学校,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他们效忠英皇,成为英国皇民。他们都有华人血统,还有华人姓名。李光耀就属于这类英国皇民。

英国人占领星加坡的主要原因在于星加坡的地理位置及其天然良港。星加坡成为英国在亚洲最东部唯一的港口,是军港,也是商港。星加坡成为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集散中心。

英国人以星加坡为基地,把鸦片出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换取白银。这导致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

当时,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是印度。英国最大的海军基地也在印度。星加坡是英国在亚洲最靠近中国的海军基地。那时的战舰是靠风力推动的风帆战舰,蒸汽动力战舰还未出世。英国的风力战舰从印度出发后,在星加坡补给整装,然后再从星加坡出发去攻打中国,整个航程约需四个月。

从一开始,星加坡就是英国在亚洲贩卖鸦片的罪恶基地。总督的任务是维护英国人的商业利益。当时,英国人最主要的商业利益来源便是贩卖鸦片。从莱佛士开时,历任总督实都是贩毒头子。说鸦片战争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星加坡的海港,也不为过。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以邪恶一面对待中国人。李光耀是英国皇民。他把贩毒头子莱佛士打扮成圣贤,成为星加坡的象征。这也可见他对英国的忠心。他毕竟是英国的皇民。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善于颠倒是非黑白的本性。

南洋大学创办的年代,星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仍然随处可见鸦片烟馆,受毒害的都是华人。

以贩卖鸦片换取中国人的白银的英国人,不可能对华人友善,由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英国皇民李光耀,也不可能对华人友善。

从莱佛士到李光耀,一脉相承,所推行的都是敌视中国人(华人)的政策。

李光耀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他只说自己是Singaporean,就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峇峇人,也就是“海峡华人”。Singaporean这个字是他造的。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华人)”,所以造了Singaporean这个字来标榜自己的身份。李光耀上台后,便极力推销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同化“中国人(华人)”。

李光耀一生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至死不渝。

南洋大学的历史就是遭受李光耀逼害的历史。从创办的时候起,直到最后被关闭,南洋大学一直遭受李光耀的迫害,没有一天真正安宁。

2、分而治之

华人大力开发马来半岛,经济得以繁荣,但英国人却不让华人参与马来半岛的政治。

一八九五年成立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由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四个马来王朝组成,首府在吉隆坡,受英国保护。华人称为四州府。华人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〇九年,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楼、柔佛,五个马来土邦,亦受英国保护,称为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华人称为五州府。华人也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四六年,二战结束后,由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加上槟城和马六甲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采用联邦制,仍属英国皇家殖民地,星加坡被排除在外。华人仍然只是被统治者。

一九四八年,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星加坡仍然被排除在外。华人也还只是被统治者。

英国人的做法显然是“分而治之”,政权属于马来人,华人只能发展经济,以巫制华。这样,就可以让华人和马来人永远对立,互相争斗。

星马分开的局面对华人大大不利。星加坡如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则华人的总人口比马来人略多,可以对选举结果起较大的影响。星马分开,华人在马来亚半岛属于少数。英国人可以分别在星马两地推行同化政策。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中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星马收复,英军卷土重来,不料深谋远虑,益为久长之计,与大西洋宪章宣布者异趋。始则割裂星马合一之局,分设总督,各使孤立;继则大力扩展英语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於华语者倍甚。

英国人为同化华人,拟定新的教育政策,大力扩展英文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华文教育首当其冲。在英国人新定的教育政策中,马来文学校与英文学校都属于国民学校,得到政府的资助,华文学校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得不到资助。英国人在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巴恩报告书》,就是为了推动这样的教育政策,同化华人而炮制。

从满清的积弱到鸦片战争,让海峡殖民地的华侨受尽英国人的欺压与歧视。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学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学,陈六使先生在举行开学仪式时说:

以前吾人之祖国政府,如在满清时代,一直未能保护华侨之权益,而且相信外人对吾等华侨所加以种种之诬蔑,任由华侨遭受歧视之痛苦,但是华侨之力量却不因此而涣散,消灭。反之,于打倒满清帝制政府的时候,华侨亦贡献了其力量,而今日马来亚之独立,其成与否,亦将视华侨对此问题所具有之认识程度而决定。

数十年来,华侨未受祖国之保护,但凭赤手空拳,经历过无数的痛苦,艰辛,竭力奋斗,终于由创立小学,中学,以至于大学,这就是在今天正式上课的南洋大学,因此,我要说今日是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

这番话是在忍辱负重之后,呼出心中的不平之气,正义之声。

3、李光耀的政治危机与马来西亚

为了抗拒英国人的同化政策,维护民族教育,陈六使先生率领星马华人创办南洋大学。这当然令英国人与代理人李光耀不满。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得到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上台执政。他一上台就翻脸,不仅不帮助华文教育,反而步步逼害,比英国人更加凶狠。这当然引起受华文教育者的反对。

当时,反对李光耀政策的人并不只是受华文教育者,所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也都加入反对之列。战后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星马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浪潮十分激烈。英国人扶植李光耀的目的便是由他来打击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李光耀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比英国人残酷的多。

李光耀维护英国人,打击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政策,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危机。正如《1963冷藏行动背景与逮捕名单》
文中的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61年4月,李光耀在芳林补选受到重挫,对不久后的另一场安顺补选,更为焦虑,此刻,李光耀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斗争上的失利,引发了英国人和马来人的不安,对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华人政治的崛起感到忧虑。

为此,巫统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目的是通过新议题的讨论,来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氛围,力图为李光耀提供解围的契机;巫统并借此机会直接的介入了新加坡的本土政治斗争。

1961年7月人民行动党分裂,左翼势力另起炉灶,成立社阵,以华人工会和华文教育者为核心。

和巫统商议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主要是由李光耀和吴庆瑞进行;这其中新加坡可以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意思是说,李光耀要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先行解决华校学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的政治活动。

成立马来西亚是英国人的主意。当初成立马来亚联邦时,不把星加坡包括在内,现在必须让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命运,并保护英国人的利益。正如《谁为李光耀的合并失败买单?》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大马来亚概念是英国人治理战后马来亚的一个政治设想。政治方案是从英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不过,这一个利益却在政治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透过在地代理人的政治权力去落实。这就是英国人和李光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由此来看,新马合并的潜目的,是英国人为了挽救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以保护西方世界在新加坡的经济利益,而启动的一个权宜之计。……

回顾历史,英国人的原本如意算盘就是要把战后的新马隔开,让马来人统治马来亚,而新加坡则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作为西方资本世界在东南亚的商业与军事基地。意图是,马来亚的华人归马来人统治,新加坡的华人则由英国代理人统治。

英国人是合并受益者。首先,保护了英国代理人李光耀的政治权力。这等同是维护了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其次,英国人通过合并让原本已经是内部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吉隆坡马来政治,更名正言顺的介入新加坡内政,进一步影响新加坡的政治斗争。如此一来,英国人既可通过吉隆坡的马来人制衡代理人,要李光耀言听计从。另外,万一李光耀失败,英国人也依旧可以通过马来人,去干预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方向。这是一项双重保险。……

更重要的是,合并可以落实英国人的政治构想,以吉隆坡为首的马来政治,制约新加坡的华人政治。也就是说,以马来人制约华人,以吉隆坡制约新加坡。这一策略的结果是,华人政治必须臣服于马来政治,新加坡必须屈服于吉隆坡。

而新马分家的结局,亦满足了英国人的政治盘算:一是,一个受英国人操纵的新加坡。二是,英国代理人统治新加坡的华人。

此外,合并也让吉隆坡受益,因为制度上马来人占尽了优势。合并强化了原本脆弱的马来人人口优势。另外,合并使得吉隆坡的马来人得到了东马的庞大人力物力,尤其是婆罗州的巨大能源资源财富。一个经济资源更丰厚的马来政治势力,必然可以更有效的制衡新马两地的华人。

星马两地,无论是分是合,都是在算计华人。华人在分合之中受害。南大被害更是在所难免。

一九六三年,为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举行全民投票。这一次投票中,老百姓只能选择加入,不能反对,即使投空白票也是支持。历史上从未有一位政客之手段如李光耀这般霸道而无耻。

投票结果当然是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一加入马来西亚就残暴逼害南洋大学,血洗云南园。

4、新加坡史上两个最残暴的日子

在星加坡的历史上,前后有两个极其残暴的黑暗日子。一个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新年当天,日军攻陷星加坡,正式占领,对反日者大屠杀;一个是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在冷藏行动中残暴逮捕反对者。这两个日子都与李光耀相关联。

第一个日子,日军占领星加坡后,开始残暴统治。李光耀为日军收集情报,用来打击盟军和星华义勇军。他就在这个时期向日军学习管治手段。

第二个日子,李光耀依靠英国人组成马来西亚,又依靠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策划冷藏行动,逮捕反对者,残暴逼害,以确保自己可以独霸天下。

在日军占领时期,中正中学庄竹林校长因有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遂被日本宪兵拘捕,遭受酷刑。日军投降后,英军又怀疑他与日军合作而拘捕,遭受刑罚。

李光耀在日本占领时期,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可是战后却逍遥法外。何以他如此神通广大?关键在于李光耀投靠英国人,成为英国的代理人,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得到百般优待,并被扶持上台执政(详见《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及《是英国人选择了李光耀》,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日军怀疑庄竹林是共产党而把他拘捕,李光耀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必定知道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庄竹林时都称为“亲共分子”。李光耀非常擅长于陷害人。

一九六三年,李光耀面临政治危机时,英国人又大力相助,成立马来西亚,以确保李光耀继续执政。李光耀为了手中的权力,策划冷藏行动,大举逮捕反对者。其中除了政界与劳工界之外,南大学生亦为主要逮捕对象。这是一次极其残暴的行动。李光耀就靠残暴逮捕反对者,才能继续执政。正如《1963冷藏行动背景与逮捕名单》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巫统,和英国人共同对付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以及,华文教育者的一场政党政治斗争。

在此,李光耀是把政党的政治斗争,扭曲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问题,从而以政府的行政权力去瓦解来自政治对手的权力竞争。

根据John Drysdale (1984) 叙述的冷藏行动历史经历。之所以称之为冷藏行动,是因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长期的拘留这一些人,以便进行审问。这个计划周详的行动是由波卡斯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加上警察部队一起执行。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逮捕者名单和出没与居处的地址,有200个小组分别行动。大逮捕行动是在凌晨3时,从警察训练学院出发。同一时刻,另外有1000名警察在新山集合,其任务是包围南洋大学,在校园内逮捕南大学生。

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李光耀的政治对手,在逮捕名单中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此一浩劫。

李光耀在上台之前,极尽掩饰之能事,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欺骗受华文教育者,支持他上台执政。

他一上台之后,立即原形毕露,逼害华文教育。冷藏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逮捕政敌,其中以受华文教育者为主。南洋大学是他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这次冷藏行动中,用一千名警察包围南洋大学,可以想见,云南园已变成战场。这是非常残暴的行动,与日军侵略星加坡并无多大差别。这也反映出李光耀的残暴本性与残酷手段。当时离开大选还有七个月。

一九六三年选举时,李光耀的真面目已被受华文教育者识穿,他面临极大的政治危机。如果公平选举,他必定一败涂地。于是,他采用希特勒式的最肮脏手段,利用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逮捕主要的反对者,无需公平审讯,代号“冷藏行动”。其中包括数十名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见第八章受逼害学生名录)。这是他一生之中最深重的罪孽,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星加坡的命运,更大大改变了南洋大学的命运。

李光耀就在这一次行动中,把反对者关进牢狱,社会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大选就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举行。李光耀派特务到各个角落放话,选票上有号码,谁选反对党可以查出来,一查出来就惩罚,没有工作,借此来恐吓一般民众,不敢投票给反对党,以维持自己长久执政。南大从此遭受百般迫害。

(二)血洗云南园

1、血洗前夕的中国血统

二战之后不久,冷战开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星马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与美国联手反华与反华人。南洋华人遭受种种逼害。英国人为对抗马共,把马来亚半岛与沙捞越等地华人视为亲共分子,赶到集中营。这些地方反华人的气氛越来越浓烈。

李光耀是英国人扶植的代理人。他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反华与反华人,对维护华文教育者,尤其仇视。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自然成为他仇视的敌人。南洋大学之兴在于陈六使先生,南洋大学之亡就在于李光耀。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跟英国人一起,把维护华文教育者视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至迟到一九五七年,他已跟英国人相勾结,计划消灭华文教育。

在一九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四个生性残暴的独夫:中国蒋介石,星加坡李光耀,印尼苏哈多,智利皮诺切特,堪称四大魔王。

李光耀的残暴,大概是由于这三个原因:

其一,他父母亲刚强暴躁的性格,给他的遗传。

其二,他从小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

其三,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造成他心理不平衡。

三者之中,遗传和家教尤其关键。这就造成他好斗无情的性格,一生好勇斗狠,对待反对的人,十分残暴。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造成他心理不平衡,加剧了他的残暴本性。

李光耀诞生在峇峇人的家庭,母语是峇峇马来语。他虽有华人的血统,还保留华人的姓名,可是他完全不会说华人的语言。一般峇峇人都会说祖先的方言,李光耀却不会说任何方言。他能掌握的语言只有英文。因此,在华人面前,他有强烈的优越感。这是英化华人,即峇峇人中常见的特点。可是,又因为他不懂华人的语言,被华人视为“二毛子”。这就增强他对华人的仇恨。虽然他内心以自己为英国人,可是,因为他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英国人又不把他看成英国人,却又难免自卑。这就造成他心理不平衡。

峇峇人一般也都以自己为英皇的子民,效忠英皇。李光耀的家庭也是如此。峇峇人的孩子一般都上英文学校读书,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还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个英国人的名字。李光耀也正是如此。他也有个英国人的名字叫Harry。大概是因为被华人讥笑是二毛子,他从政以后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但讥笑他的人仍旧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惹他暴怒。Harry 这个字在古英文中,还有“恶魔”的意思。这似乎是命定的。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残暴逼害反对者,正是个“恶魔”。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震动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时,李光耀十四岁。他对这件事必定印象深刻。

一九五三年,南洋华侨推动南大建校。积极支持这项运动的也都是当年积极支持筹赈祖国难民运动的侨界人物。陈六使先生是继承陈嘉庚先生的侨界领袖。李光耀对此怀恨在心,等待机会对付陈六使先生。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选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关闭南洋大学,充分显示出他对华人的憎恨,以及甘为日本皇民的心态。

二战期间,李光耀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皇,于是从英国皇民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皇民。他当时以为英国人已彻底失败,日本人是他的新主人,所以甘为日本皇民。

他为日军收集的情报,帮助日军攻击盟军和杀害抗日游击队有功,天皇因此在一九六七年,给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旭日”即代表日本。这勋章是颁授给“对国家有功劳者”。这符合他的皇民身份。

二〇一六年,在他死后一年,日本政府追授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由他儿子代领。

为什么不在他生前颁授,至今还是个谜,须待日后机密史料曝光才能清楚。几个月后,他儿子设立“昭南纪念馆”来多谢天皇隆恩。

日本皇民的身份对李光耀有极大的意义。他的亚洲外交政策,联手日本,配合美国,围堵中国。他的南海政策就是联手日本,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为敌‘这跟他的日本皇民心态密切相关。他对日本的衰落,常表担忧,也显示出他的皇民心态。

从峇峇人到英国皇民,再到日本皇民,他的民族身份已变了三次。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这一点,他跟李登辉十分相似。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是“中国人”,在蒋经国背后,是“台湾人”,在日本人面前,则是日本皇民。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二战快结束时,他看到日本人即将战败,于是赶紧投靠英国人。投靠的办法很可能是把日军的情报交给英国人,将功赎罪,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并获得百般优待,到英国读大学,再被培养成代理人。这时,他的民族身份又变成了英国皇民。这样子变来变去,对他的心理必定有极大影响。

在英国人撤出星加坡后,他需要另找靠山,很自然的,他投靠美国人。这时,他内心深处,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美国人,不得而知。即使真是如此,他也不会说出来,但他亲美反华立场却时时表现出来了。

无论他的民族身份是什么,都绝不会是华人,或中国人。他一生非常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他也看不起马来人和印度人,但没有看不起中国人那么厉害。这很可能是他不懂华文和华语造成的双重性格:又自卑又自尊。

同样是峇峇人,林文庆和陈祯禄就没有这样的双重性格,因为他们都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会说母语方言。这是他们和李光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二〇〇九年,奥巴马上台。当时,中国正日渐强盛。李光耀赶紧到美国游说奥巴马到亚洲来遏制中国。于是,美国决定把大部分战舰部署在亚洲太平洋海域。李光耀再教唆奥巴马到南海巡航,搞风搞雨。他的内心又害怕中国强盛,又看不起中国。

虽然他仇视维护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但是,在他决定从政时,却跟“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者合作。

一九五四年,他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会领袖林清祥和方水双组织政党,开始从政。可是他的价值观念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相差很远。受华文教育者强烈反对英国人的殖民主义,而他的内心却是英国皇民,分歧在所难免。这时,他跟英国人站在一边,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就是他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哪一边对他有用,他就跟哪一边站在一起。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上台之后,数次跟北京的共产党人认亲戚。

一九五九年,他上台执政后,完全站着英国人一边,逼害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者。南洋大学是他最终逼害的目标。可是,他的内心却十分不平衡。当时无人察觉,一直到中国国务院外交部的档案公开了,才让人看到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
的双重性格加速他对华文教育的逼害。

台湾学者刘晓鹏的《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引用中国外交部的四则档案,公开李光耀从无人知的几件往事,他自己从来都不提。这几则史料对了解李光耀逼害华文教育,尤其是南洋大学,非常重要。

第一则档案:李光耀派易润堂陈翠嫦夫妇到北京认亲戚。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九日,李光耀上台四个月后,派两个特使,政治秘书易润堂及立法委员陈翠嫦夫妇,到北京认亲戚,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接见。引文如下:

廖承志: 新加坡李光耀获取胜利,我们很高兴。有人说新加坡和中国产生外交关係还不到时机,我们很同意……李光耀也是中国血统,我们希望新加坡中国人能掌握实权组织一个政府,采取友好措施,和中国友好……新加坡对我们很友好,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困难,我们明瞭……

易润堂: 我们有这种困难主要是马来亚的妨碍,马来亚不主张中国好。

陈翠嫦: 马来亚人自己承认是土人。

廖承志: ……现在新马主要是马华团结,有足够的信心向帝国主义斗争……你们回去可以给李光耀总理谈中国支持他。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诋毁受华文教育者是“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个都是死罪,必须灭绝。
他一生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可是,刚刚上台几个月,就派特使到北京跟共产党人认亲认戚,还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共产党人攀关系,求友好。这不是一般俗话所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不平衡心理的具体反映。一个正常的华人,无需向中国人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

当李光耀说,自己“也是中国血统”的时候,他仍旧看不起中国人,也看不起马来人。

第二则档案:李光耀在柬埔寨向中国大使表白认亲戚。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正在为摆脱困境,鼓吹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到柬埔寨访问,并和中国大使陈叔亮见面。陈叔亮在见面后,发电报回外交部说: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夫人25日来柬访问……李光耀说『有些人什麽都不懂就是怕共产党,他们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由于经常收听北京广播,所以比较了解中国。』又説『做为一个华人,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李对我态度友好,主动找我接触,公开表示自己是华裔(如在国宴席上讲话就说自己是中国南部的人)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感情。

上一则故事是李光耀派特使跟中国人认亲戚。这一则故事是李光耀自己跟中国人认亲戚。他一生反华、反华人。他之前已经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当时则正在策划消灭“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消灭华人政治力量的“冷藏行动”。

在跟中国大使见面时却说:那些“怕共产党”的人“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所以才怕共产党。这言外之意是,他并不是“只听美国人英国人的话,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的政策”的人,不仅不“怕共产党”,而且,“做为一个华人,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真是恬不知耻,脸皮太厚了。他一生都看不起中国与中国人。

在这之前,九月一日,李光耀为强制新加坡人加入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老百姓不能反对的公民投票。八天后,九月廿九日,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向外交部长陈毅、总理周恩来呈报说:

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为了配合英马加速推行马来西亚计划,于9月1日举行强制公民投票,此次投票在极不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公民投票原本是体现民主的活动,为什么李光耀的公民投票却是“极不民主”的呢?因为他只允许老百姓选择加入马来西亚,不允许不加入,跟不准投票并无区别,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暴政。

第三则档案: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李光耀希望在四月底访问北京参加五一节。

外办郑宏同志……同新加坡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易润堂)提出李光耀拟于四月底来华访问,要周总理发出邀请并见报。据易称,李光耀要参加我五一节。

这一则记录,反映出李光耀非常可怕邪恶的内心世界。

二月一日,正是恶名昭彰的“冷藏行动”的前一天。易润堂向中国代表郑宏转达李光耀的愿望时,离开冷藏行动实际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冷藏行动这一天,他以“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罪名,逮捕反对者。其中包括南洋大学在籍学生和毕业生。仅仅在这之前还不到一天,他还在拉拢中国共产党来做靠山。

廖承志就向周恩来报告:

李光耀希望总理公开邀请他来华访问, 借此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以便与英国和拉赫曼(东姑拉赫曼,即当时马来西亚总理)讨价还价。

他的“亲共”与“反共”仅仅相差不到一天。这反映出他捉摸不定、阴险毒辣的可怕性格,完全是由于心理不平衡所造成。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念。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组成联邦。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星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这是李光耀一手策划的,可是他却放出谣言,说是星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记录李光耀讲的真话。

第四则档案:李光耀请中国政府爱护他这位华侨。

一九六五年年八月十八日,李光耀派特使高德根夫妇到香港新华社传话。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发电报给廖承志。引文如下:

新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高德根和夫人张日好于18日来港非常迫切找我们接触……是受李光耀之命前来……谈话要点如下:『希我早日承认新加坡,目前只要求我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李光耀政府委求我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因为一班年青人没有经验,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支持独立后的新加坡参加今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新加坡不会同台湾蒋帮建立任何关係,拉野勒南外长的谈话只是应付环境……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计划,英工党政府先同意的。英政府认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对英国利益无损,英政府希望新加坡独立后可以缓和或瓦解印尼的对抗,恢复英国在印尼的利益,庞大军费支出可以减少,英国只损失一块马来西亚空招牌……与砂劳越、沙巴取得秘密协议,计划由砂沙、汶莱组成联邦共和国脱离马来西亚不久与新加坡合併,李光耀估计在15年后新马可以再合併,由新加坡领导。

这则档案有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一,李光耀请中国早日承认新加坡,目前只要中国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

其二,李光耀请求中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因为一班年青人没有经验,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

其三,李光耀请中国支持独立后的新加坡参加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

其四,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计划,事先得到英国工党政府同意。

其五,新加坡与砂劳越、沙巴取得秘密协议,计划由砂沙、汶莱组成联邦共和国脱离马来西亚不久与新加坡合併,李光耀估计在十五年后新马可以再合併,由新加坡领导。

其六,李光耀的密使高德根当时是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在陈六使先生辞去理事会主席职位后,由他接任。他显然得到李光耀的信任。

李光耀在需要中国帮助时,就说自己是“华侨”,请求中国共产党爱护他。在不需要中国帮助时,就与英国美国相勾结,以反共为名,极力反华。这正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在政治遇到危机时,就极力加入马来西亚。在与中央政府不和时,就退出,还推说是被逼退出的,请中国帮忙打击马来西亚。

在退出之后,又与砂劳越、沙巴、汶莱达成秘密协议,计划组成联邦共和国,十五年后再与马来西亚合并,由他来领导。这个计划在星加坡到今天还是秘史。李光耀从不提及。这计划反映出他的野心,也反映出他捉摸不定的心理。正是由于这样的心理,他极力加入,又极力退出,还极力想再加入马来西亚。正是他的这种野心,在退出之前,引发种族冲突,造成冤魂。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已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字典中,两者都是罪犯,与“共产党”一样,都是“恐怖分子”,也都是死罪。可是,在有困难的时候,他却求中国共产党帮忙,还认亲戚,真是不知何谓羞耻。他显然没有中国人的价值观。

一九六四年,李光耀派候选人到马来半岛参加大选,以为可以取代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幸亏他失败了,要是不幸他当时成功了,马来半岛的华文学校已经全部变成英文学校了。

又幸亏星加坡与砂劳越、沙巴、汶莱组成联邦共和国的计划没有实现,否则这些地方的华文学校全都变成英文学校了。真是老天有眼,这几个地方的华文教育才得以幸存。

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的历史,也正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一九六〇年三月廿八日, 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英文版发表一篇题为《沙文主义与自杀》的文章。这血淋林的题目非常清楚反映出,他当时已经计划好,需要时就血洗云南园。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他为保住自己手中的政权,以代号“冷藏行动”全面逮捕反对者,指挥一千军警,残暴血洗云南园。

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先后七次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迹斑斑。

李光耀一边反殖民主义,一边与英国人站在一起,逼害反殖民主义者;他一边与受华文教育者一起组织政党,一边逼害受华文教育者;他一边反华反共,一边与中国共产党认亲戚。这也都反映出他不平衡的心理。

2、首犯云南园(59年10月12日)

英国人在英国标榜民主自由,一到亚洲殖民地就暴虐无道。

一九四八年,英国人为了打击马共游击队,在马来亚和沙捞越等地,颁布紧急法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体华人都遭殃,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华人和华人的教育文化都成为英国人打击的对象。英国人以紧急法令驱赶华人进入集中营,名为“新村”。

这条紧急法令后来修订为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到了李光耀手中,完全无需讲理,不仅随意引用来打击政敌,也用来打击华人和华文教育。

南洋大学初创办时,英国人不仅不支持,还百般刁难。南洋大学创办成功后,仍然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排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殖民地政府派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政治经济系第二届学生吴宗泽。他是《南大火炬》(Suloh Nantah)编辑。殖民地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拘留他一年多才释放。这是军警入侵云南园的先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光耀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南大物理系第一届学生胡水和第二届学生凌绪和。这是李光耀上任后第一次残暴侵犯云南园。

这之后,他一直都无法容忍南洋大学的正常发展。在遇到政治困难时,就侵犯云南园,直到关闭南大。他前后七次侵犯云南园,逮捕维护民族教育的南大学生。其中,一九六三年,一年之中就三犯云南园。这可以看出他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这也反映出他的双重性格和不平衡心理。

3、再犯云南园(63年2月2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为保住自己手中的政权,以代号“冷藏行动”全面逮捕反对者。他把他的无道政治美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当天清晨,李光耀指挥马来西亚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学生。这些军警有如野蛮土匪,把南大同学当恐怖分子,残暴对待,有不少同学被残暴毒打,也有女同学遭受污辱。这是南大史上的“二二事件”。

二月四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警方侵犯神圣学府,破门搜查和逮捕我校同学,本会强烈谴责不民主行为》。

在《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画报中,《对大学神圣权利的严重侵犯》文中记述在“冷藏行动”当天,南大学生所遭受到的残暴逼害:

1963年2月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清晨,在英马星三方面串通下,数以百计的军警人员在没有得到学校当局的许可下,摸黑闯进了神圣的学府——云南园,逮捕了我会副主席莫水生、钟文彬、及我会财政谢和成、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云昌锭,许多同学的宿舍被无理搜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全星进行1956年918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被捕者中包括本校史地学会执委蔡秀姍、陈献芙、政治学会副主席白天源、华文学会会长郑祺全、生物学会执委陈春霖,以及南大校友,政党、工会、文化团体领袖,人数超过了120位。事后,本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政府此举,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审讯,否则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者。然而,时至今日,政府没有也不敢在法庭上对被捕者公开审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120多位(包括优秀的南大儿女)被捕者是无辜的。

和全星加坡人民一样,南大学生从来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我们渴望着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向所作所为,是光明磊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七百万马来亚人民的!我们不能容忍,当局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无视神圣的民主权利与大学的基本权利,任意逮捕我们的同学以及民主人士。政府以这种粗暴的行径,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不能不使人们对所谓快乐,繁荣的马来西亚感到深深的忧虑。

“二二”事件又一次使人们认识到,违背人民意志的人,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镇压。

李光耀的逮捕行动,并不仅仅是“不民主行为”,而是十足的暴政。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虐待被捕的人,包括南大学生。他们被残酷毒打,甚至单独拘禁黑房,无所不用其极。这当就是他在二战当日军情报员时,从日军那里学来的。林清祥回忆说,李光耀比日本人更加残暴。

一九六三年九月选举期间,人心惶惶,岛上处处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李光耀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得以继续执政。

4、三犯云南园(63年9月26日)

(1)血腥暴行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星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财政、社会福利的自主权。李光耀继续用马来西亚的军警来解决他心目中的“南洋大学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再调派大批军警侵入云南园,逮捕并蓄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南大同学,有数十名同学受伤。这是南大史上的“九二六事件”。

两天后,九月廿八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发表《「九二六」事件声明:抗议军警血腥暴行揭露当局恶毒阴谋》,记述九月廿六日当天发生的事:

九月廿六日清晨,警方人员又一次在未得到校方的许可下,强盗般地闯进了神圣的大学学府,引用公安法令,逮捕学生会外交部主任周增禧,前届学生会秘书部主任李腾禧、第五届学生会副主席颜致今、华文学会会长黄乙新及经济三年级学生欧笑作等五位同学。被捕同学在被强加手铐之后,复遭警方人员拳脚交加,百般虐待。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学,阻止警方人员这种野蛮的行为。同学们基于大学应有的尊严,不能听凭强盗们在大学主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同学们要求警方人员必须等候学校当局的负责人及法律顾问马绍尔的来临,方能载走被捕同学。但是,数以百计毫无人性的全副武装的军警,迫不及待地,飞舞警棍,向手无寸铁的同学进攻,警棍如雨一般的落在同学们的头上、背上,许多同学晕了过去,跌进沟里,鲜血染红了衣衫。在军警的暴力下同学们主动地后撤,但是,军警还是步步进攻,更多的同学受伤了。在混乱中,军警们不仅乘机扭打同学,逮捕同学,甚至还卑鄙地侮辱了我们的女同学。据了解,在军警的暴力下,数十名的同学受伤,其中三四位伤势颇重。包括地理系四年级李怡书同学,经济系一年级刘扬同学、经济系二年级翁隆盛同学及—位女同学,李怡书同学当场遭到六个体格魁梧军警围殴,头部破裂,在晕迷倒地之时复遭他们以脚蹬,刘扬同学头部被警棍猛殴,结果头破血流,两位同学在中央医院,缝了数针。

尤其令人咬牙切齿的是我们的同学被送往中央医院要求洽疗时,医院当局有意延迟时间增加同学的伤势和痛楚,有些伤势较轻微的同学在敷药后出院,还载到警署在警署的小室中又再次遭到残酷的殴打,使我们的同学遭受严重的内伤,可是那些豺狼们还不干休,无端端地给他们加上两条罪状来控告他们。

这是非常血腥残暴的逼害。南大同学并没有犯法,也没有暴力活动。李光耀派军警残暴逼害南大同学,只是因为不支持李光耀迫害华文教育,同化华人的计划,不支持他加入马来西亚以维护他手中的政权,因此,他在白色恐怖中继续执政之后,便对南大同学残暴逼害。

(2)抗议

军警在九月廿六日清晨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当天上午,学生会再举行抗议大会,并通过六条决议案:

南大全体同学,不能容许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镇压。为了抗议军警的血腥暴行,当天上午,全校同学坚决自动罢课。与此同时,在同学热烈的要求下,学生会在旧餐厅召开紧急同学大会,出席大会同学超过一千二名,与会同学皆义愤填膺。在会上,几位被殴打的同学负伤控诉了军警的暴行,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通过了六条议决案:

(一)强烈抗议政府野蛮逮捕、殴打、侮辱同学。

(二)要求立即释放无故被捕同学。

(三)呼吁全体同学团结一致,捍卫南大。

(四)致电联邦首相东姑抗议野蛮逮捕同学。

(五)致电世界学生团体要求支援我们反迫害的争。

(六)呼吁社会人士全力支持我们反迫害的斗争。

声明中指责行动党政府造成民族教育的危机,企图控制南大,并以暴力流血,白色恐怖,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

四年来行动党的统治,并没有给民族教育带来任何的发展,相反地,它的许多措施,已经造成民族教育空前危机。以华文教育来说,小学方面在统一新生登记及混合学校的花招下,华校新生人数空前消减,在中学方面,中四改制破坏了华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中学混乱局面,在阴谋控制小学,中学的同时,行动党政府也阴谋控制南大。…… 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在实行着。首先是向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开刀,蛮横无理地剥夺陈六使主席的公民权,……对付陈六使,旨在控制南大理事会,接管南大……为了接管南大,使南大变质,行动党政府玩弄他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说他们热爱南大,准备承认南大,并给南大与星大同等的津贴,企图以此麻痹人民,另一方面,煞有其事地捏造了共产党的故事,嫁祸南大学生与毕业同学。九月廿六日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一手法的应用,它的目的同样是为全面改组南大接管南大铺下道路,而警方蓄意挑起的流血事件不外乎显示当局的力量,在南大同学中散播白色恐怖。

这篇声明与《学生会第七届常年工作报告》中的《血的控诉》一文,详细记录当时的血腥暴行,即使是数十年后回看,李光耀对众多南大同学无耻的残暴伤害,仍然让人愤愤不平。

学生会并在当天发电报给马来西亚总理,强烈谴责军警粗暴破坏大学自主权与逮捕同学(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49页):

我们强烈抗议本月廿六日清晨,即马来西亚成立后的一星期内所采取之逮捕行动。

我们对于这种侵犯大学自主权利,及引致卅名左右同学受伤的不民主行动感到遗憾。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否则给予公开审判;同时,也要求停止逮捕行动,维护学生的安全。

这次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的暴行是由李光耀策划指挥的,向马来西亚总理抗议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抗议之外,完全无可奈何。

(3)罢课
九月廿六日,军警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后,第二天,学生自动罢课半天,以表示抗议。

九月三十日,学生会就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南大问题致函李光耀(见《对南大问题谈判致总理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提出四点要求,都跟李光耀血洗云南园有关:

解决南大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先接受四项先决条件,作为谈判之先决条件。即:

(一)政府必须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之公民权。

(二)政府必须释放被捕之南大理事会理事。

(三)政府必须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任何谈判不得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性质。

(四)政府必须保证今后不得动用军警、特务、建国对及一切其他方式与行动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安宁之学习环境。

尽管这样的要求很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答应,完全不会考虑。要是他会考虑,则血洗云南园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十月三日上午,学生会在文学院礼堂召集紧急同学大会,会上全体肃立,庄严宣誓:矢死保卫我南大。并号召同学罢课三天,以捍卫南大的纯洁性(见《10·3 紧急同学大会》,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61页):

本大会号召全体同学罢课三天强烈抗议政府毫无谈判为解决南大问题,漠视学生会所提四项先决条件并企图通遇谈判改制南大进一步迫害南大。

在大逮捕之后,李光耀政权加紧逼害南大的时候,这为期三天的罢课,只是为了表达抗议。

这是南洋大学创办以来,学生会第一次号召罢课。这样的罢课行动,乃是出于无奈的抗议,除非规模很大,影响层面大,不然通常都不会有结果。以南大学生的人数,面对暴虐政权的军警,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学生却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绝不后悔。此种精神极富于时代意义,反映出五六十年代学生的坚强与勇敢。正如《南大学生会就十月三日罢课事告师长书》中所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

侭管我们这样的行动,可能再度招来军警疯狂的殴击,然而即使我们的鲜血流遍南园,我们也绝不后悔,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临大节而不可夺」,我们坚欲保卫南大作为民族教育大学的性质。我们维护民族教育的志气决不是任何殴打、逮捕以及侮辱所能夺取的。我们早就向全世界友人宣誓:每一个南大同学,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永远是保卫南大这座民族教育堡垒的尖兵。

南大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仁义理智为核心,明辨是非黑白,不苟且,富于正义感,以天下为己任。南大学生因此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在面对民族教育遭受逼害这样的大是大非时,毅然起身,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虽然明知以卵击石,亦勇往直前。南大学生与学生会就以这样的气概面对强权,捍卫母校。这就是南大的校风,这就是南大的精神。

当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面对暴政都不敢起来抗议时,不仅没有朝气,良知已被蒙蔽,对社会也必漠不关心。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李光耀高压统治下的星加坡社会便是如此。

(4)请愿

在向李光耀提出谈判四先决条件不被接纳,罢课抗议三天,李光耀政府还是不理不睬之后,南大同学在十月七日集体前往总理署和平请愿。一千多名南大生齐集新加坡州政府大厅前草地上。当时,李光耀不在,学生代表便向杜进才副总理递交请愿书,主要提出六项要求(见《呈杜代总理请愿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71页):

当政府宣布欲解决南大问题之前后,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南大理事会主席公民权被褫夺,南大毕业同学会在理事会之二名代表和在校同学被逮捕,殴打,侮辱等事件,致引起同学们愤懑而自动罢课半天,并向阁下提出四项要求,请政府接纳为与南大理事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政府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致激起同学更大的不满而罢课三天,并重申六项要求,但政府仍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迫得我们不得不于今日群集总理署,向阁下和平请愿,我们要求阁下当场宣布政府接纳
我们前此所提出的六项要求,即

1.放弃褫套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

2.保证不得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任何谈判企图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之性质

3.释放二名南大理事会理事及被捕同学

4.保证不再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以破坏大学的自主权及安宁的学习气氛

5.无条件资助南大

6.承认南大学位

我们认为,这六项要求完全是政府有没有诚意解决南大问题, 公平合理对待民族教育及尊重基本人权的试金石…… 我们看不出有什麽困难使政府不敢或不会接纳这六项要求,除非 政府是存心控制南大,使南大变质及藐视大学的自主权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样的要求也合情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答应,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控制南大,然后关闭。

5、四犯云南园(63年12月27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再派军警,第四次侵犯云南园,以逮捕师生职员,但没逮到人,无功而返。

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讲述详情(见《针对军警三度渎犯大学自主权声明》,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90页):

今日(廿七日)凌晨,大队军警(约20辆警车)又再度公然渎犯南洋大学庄严学府,肆意干扰教授,职员,同学之安宁假期生活,并采取粗暴,强盗式的击破门窗而入的方式,意图再行逮捕教授,职员及同学,当逮捕行动一无所获时,满载特务之车辆又在同学宿舍周围逡巡,进行挑衅至五时馀始满脸淫威而离去。

从最近立法议会之辩论,政府部长们不断对南大的种种造谣与诬蔑中,我们已意识到这不会是没有用意的。这不过是制造进一步进攻南大,逮捕敢于捍卫南大的董,教,学的藉口而已。我们谨向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提出警告:一年三度的向神圣学府的渎犯,把南大当作军警的靶场,训练营地这严重局面所带来的恶果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对于政府的三度渎犯大学安宁及意图逮补师生的行径,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吁请各界人士严密关注政府的三番四次的强盗式破坏大学自主与安宁的行径将引至的严重恶果。

一年之内,三次派军警入侵云南园,这不仅是霸道,而且是野蛮无耻。在六十年代的世界,只有李光耀和苏哈多才如此野蛮无耻。

回看这段历史,在东盟之内,只有李光耀和苏哈多相互勾结,意图主导东盟的外交方向。苏哈多一倒台,印尼的领导人,无一愿与李光耀相勾结。这是李光耀多年亲美而反睦邻政策的结果。

由于这次逮捕不到人,李光耀的军警随时都会再来。

6、五犯云南园(64年6月27日)

(1)改组南大

李光耀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立即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着手改组南大,并成立联络委员会,由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组成。谈判一直都无法达至协议。冷藏行动期间,暂停谈判。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李光耀派大批军警第三次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南大学生。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冷藏行动八个月后,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恢复谈判。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学生会致函南大理事会,阐明对谈判的看法,坚持保卫南大之纯洁性,终止不利于南大之谈商(见《致南大理事会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74页):

南大学生会愿意在此提出我们对此次会谈的看法,首先我们要指出,政府口口声声、坚持要以魏雅龄报告书改组南大既违背南大创办的宗旨,也违背了南大作为一间民办大学和民族大学的性质。

抑有进者,乃此报告书发表距今近四年,其间南大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原有的缺点已被纠正,目前南大校政、教职员、学生、课程等方面,已非昔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南大问题的谈判不应涉及改组问题,魏雅龄报告书所提出的改组范围和程序,已经远远脱离了南大实际情况,如欲强行改组,则无疑削足适履,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倘有诚意解决问题的话,就必须放弃它对南大创办人、学生、教职员的传统性偏见,履行其应尽的责任,无条件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尊重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权,否则,南大必须坚守一贯立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紧紧依靠星马各阶层热爱民族教育人士,努力促进南大向上向善发展。

此次谈商政府又提出要增加其在理事会中之代表席位,此乃政府阴谋控制南大之步骤,充分暴露其有意进行修改南洋大学法,以达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倘若接受此种建议则无疑肯定南洋大学法得随时随意进行修改,此对南大今后之发展设下重大障碍,政府将因此顺利的全盘控制南大。

学生会的看法十分明确,也十分正确,但以当时的情形看来,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并进而控制南大,已无法避免。这一来因为陈六使先生已离开理事会,二来因为南大面对财政与学位承认的压力。

这种情形就跟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所面对的情形一样,但中学问题较易于解决,在林连玉先生的领导下,办独立中学,不受政府津贴,也不受政府干预。李光耀的残暴本性,绝不会允许南大独立发展。理事会面对极大的压力,结果便是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最终关闭。

(2)绝食抗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双发达至协议,并发表《新加坡政府和南大理事会的联合声明》。李光耀正式控制南大理事会。

三个星期后,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李光耀再派军警,第五次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

署名庞官谪校友的《绝食侧记》一文中有详细记录(刊于南大站):

睡梦中传来了长啸,好像又夹着夜半歌声。隔房的同学已经惊醒,学生楼灯光通亮,外面有了车声和跑步声,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传闻已久的事,终于到来了。天快亮时,政治部人员已经检查到我们的宿舍。房外的同学,人流如潮水。这是三千军警进入云南校园搜捕大学生的历史日子。

军警退出校园后,学生会传达了绝食抗议的号召。大家心情沉重,也不理会很快就会结束的推断,就在学生楼里展开绝食抗议。空着肚子,坐卧了一个晚上。一些贫苦学生,挨饿一两天,可以从容顶住。对于一些家境较宽裕的学生来说,绝食可不是玩艺。有一两个女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绝食当天,学生会主席团一员的家长来到学生楼,要他的孩子回家,双方说服不了对方,家长通过播音机叫唤了好多回,最后孩子还是留下和大家一起绝食。为了耐久坚持,大家虽然近在身旁,却不能言语。绝食是沉默的抗议,一切愤慨,都要化成无尽的沉默。据说,有些团体曾到学生楼慰问,也许是同样的理由,没有惊动大家。

在沉默的时刻里,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从北马专程赶到学生楼。刘玉水代主席,用福建话告诉学生,愿为学生据理力争,劝导学生停止绝食。绝食抗议,也就在短暂的两天内,宣告结束。一星期过后,报章上刊出刘玉水辞去所担任大学理事一切职务的消息。与学生一样,在缺乏民主自由的环境底下,办事总是力不从心。

绝食过后,遇见一位素不曾相识的教师。他认为大学校园远离市区,报章又不会报导大学发生的事件,万一有生命危险事故,很可能枪救不及。出于真诚,他劝导学生不好再有绝食的行动。

逮捕学生的风声,早已传遍校园。当时流传着一种对策:紧急时换房躲避。军警进入校园时,学生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探问换房不得要领,临急冲出宿舍。可是大军已到,无路可跑,只好躲到楼梯底下,不幸被捕。这次围捕,政治部人员搜查所有的宿舍,假如换房成功,仍旧要束手就劫。学生的想法,比照动员三千军警的策划,真是天真无知。但是,学生爱护母校,出自一片真心,心底里尽是为母校牺牲的打算。躲避逮捕,不幸被捕,甚至发表声明“悔过”而毁弃个人一生的志气,全都为了一间南洋民众创办的大学。

南大的历史,多灾多难,南大学生会的领袖始终挺身捍卫南大,牺牲重大,这次被逮捕的学生共三十九名。李光耀在南大的历史上留下斑斑血迹。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七篇(刊于2000年12月23日《南洋商报》)中也记录了这次事件:

1964年6月,南大理事会正式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南大主权自此断送。同月27日,联邦警察后备队进驻云南园进行大逮捕。被捕学生领袖包括学生会副主席林春顺、陈俊雄、林金槟、秘书长蓝炽群、财政翁鸿平、组织主任卢金雄、外交主任林蔚成、福利主任刘发权、康乐主任古希珠、执行秘书王锦发等共54名,学生会也同时遭到封禁的命运。

事后,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和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被迫辞职,校方组成“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行政工作,并奉命开除上百名在籍学生。7月19日,两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小坡进行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以及收回开除学籍成命,其后集中福建会馆举行抗议大会,但却受到镇暴警察的干预。

第2天,大学生齐集学生楼绝食抗议,左翼工团、校友会漏夜组团上山慰问与支持。第3天,前南大理事会副主席刘玉水自槟赶到,力劝学生取消绝食行动,抗议行动告一段落。

一九六三和六四这两年,南大受李光耀的逼害最严重。学生的牺牲也最大。尽管南大学生奋勇捍卫南大,但毕竟寡不敌众,何况李光耀手中有枪炮,有军警。

(3)血迹斑斑

一九六四年是南大历史的分水岭。李光耀在这一年逼害最多学生,并关闭学生会,试图禁绝南大学生的声音。至此,他已完全控制南大,随后顺利改为英文大学,关闭南大校门。

《政治风暴中的南洋大学》一文中简要总结这一年发生在南大的事(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鉄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回顾历史。李光耀确实预告了所有反对势力都得最终面对屈辱的下场。

1964年6月27日新加坡政府解散南大学生会。同一晚上10时过后,政府再度派千多名镇暴警察团团围住校园,逮捕51名学生,其中多数是学生领袖。政府事后在报上发表有关南大问题声明,并刻意渲染大学师生与学生会的政治色彩。

1964年6月29日与7月20日,南洋大学学生先后以绝食抗议与和平游行请愿,来反对政府使用暴力对付学生的不耻行为。对学生的要求政府不于回应。至此,学生的反抗力量终告瓦解。从此以后,新加坡再也沒有任何声音,可以反对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1964年7月1日,南大副校长庄竹林博士遂于请辞。此后,南洋大学校长人选悉由政府认定。回顾历史,民办南洋大学只有两名校长:潘囯渠和庄竹林。

1964年7月4日,南洋大学各地委员会代表,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接纳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所签订协订。

1964年7月8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辞呈,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教授为主席,并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同日,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兼槟城南大委员会主席刘玉水先生辞退南洋大学本、兼各职。

1964年7月10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移交仪式,接受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庄竹林旋即离开南洋大学。

1964年7月20日,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接受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及理事李俊承二先生辞职;并推选高德根担任理事会主席,陈期岳为副。

从此,南洋大学管理权正式易手。新加坡政府直接插手决策和管理,从而在根本上控制了南洋大学。

李光耀在这一年逮捕五十五名南大学生,开除一百零一名。他就是依靠这样的残暴手段才得以继续执政。如果是公平自由选举,他必定失败,而且,以他的罪行,早已常住监牢。

7、六犯云南园(65年11月22日)

(1)王赓武报告书

在李光耀所炮制的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祸害最大。

回看历史,李光耀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时候,已经清楚写明,几年后将有另一份报告书,因此,即使没有王赓武其人,也会有另一人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只是因为王赓武刚好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这个责任就落在他的肩上,由他来当刽子手。

这份报告书的目的非常清楚,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先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再改变教学语言,然后与新加坡大学(就是原来的马来亚大学)合并。南大同学把这样的改变叫做“变质”。

由于李光耀是英国皇民,憎恨华人与华文教育,他一上台执政,南洋大学的命运就已无法改变,注定会被关闭。

维护南大的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南大学生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批判《王赓武报告书》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南大学生被进一步逼害,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是李光耀关闭南大最重要的一步,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正因此,这第六次侵犯云南园,破坏力特别大。

南大学生原本只是就《王赓武报告书》提出书面反对,但校方不仅不接受,还向学生推荐报告书。李光耀借助《王赓武报告书》改变南大学制,目的是为了把南大和马大合并,这一点南大学生与舆论界都看的很清楚。因为这是李光耀的意旨,校方根本无法改变,也不可能不接受。这就引发学生罢课抗议。

校方只能听命于李光耀,大批开除学生,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

(2)大罢课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七篇(刊载于2000年12月23日《南洋商报》)中对南大学生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抗争,有详细记录。被开除的南大学生中,有一部分加入劳工党。他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5年1月,临委会聘请王赓武等7名学者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以配合改制的需要。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正式建议南大建立新学制。这份报告书和以往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同出一辙,不顾南大创办动机、时代背景和宗旨,大力推崇英文至上。

10月26日,南大10个学生团体:华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南大合唱团、戏剧学会等联合向南大当局提呈备忘录。备忘录对王赓武报告书意图改变南大性质的种种建议,给予揭露和批驳,并促请新加坡政府:(1)撤销有关报告书;(2)无条件资助南大;(3)承认南大学位;(4)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

可是,南大当局不但没有重视备忘录的意见,反而由副校长黄应荣出面,多次召集学生讲解王赓武报告书,每次讲解都被问到语塞。

10月27日,校方在政府指示下,又一次开除85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在28日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罢课宣言“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地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

宣言表示:“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将继续斗争,一直到以下3点要求得到完满解决为止。(1)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受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2)任何有关南大改革,都应以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提;(3)大学当局即刻无条件撤销开除85名同学的成命,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

千人游行抗议

29日,千多名南大生在大坡游行抗议,翌日傍晚,镇暴队开进云南园。行动委员会领导同学尽皆潜入地下,警方无功而返。自此,罢课学生便组织纠察队,轮流守夜,以保护领导同学。警方撤出云南园后,在入口处检查出入车辆,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等欲入校园了解罢课情况,竟然受挡驾。

11月13日晚上,罢课学生在学生楼举行大集会,社阵、27个校友会及30工团代表300多人绕道上山慰问,并表示支持。当晚,校友会成立“南大事件小组”,共策进行。可是,政府却于14日援引内安令,逮捕12名左翼工团及校友会主要领袖,紧接在20日,又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组织。

11月20日,南大副校长颁布通知,订22日起照常上课。22日凌晨4时,行动党政府派遣20多辆红车,数百名镇暴队和便衣警探占领图书馆和文理商三院。早上7时许,寄宿生照常到新、旧餐厅用早餐,镇暴队巡逻队经过,用餐的学生一齐敲碗碟,以示抗议,不料却招致镇暴队进内抓人,秩序大乱。

警方派遣镇暴队到云南园,旨在制止纠察同学的活动,以及保证复课成功。他们没见识过大学生自修温课的情况,看到许多大学生手挟书包,不去教室,反而进入图书馆,以为他们都是罢课参与者,竟然派大队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在暴力之下,纷纷退出图书馆,在门口又遭到守门者痛打一顿。

从南大湖退进新餐厅,镇暴队员依然尾随而至,连正在用早餐的学生也遭受痛打。镇暴队的暴行,特别是对女同学动粗,引起全校同学的同仇敌忾,罢课人数直线上升。晚上,全校男寄宿生总动员,纷纷自动组成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向巡逻的镇暴队员抛掷石头、玻璃樽,一有追兵就退回宿舍。“游击战”此起彼伏,通宵达旦,使驻军疲于奔命。

第2天,全校80%学生都自动罢课,警方的强迫上课行动彻底失败。同日,行委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把军警在云南园种种暴行揭露无遗。

南大生这一场大罢课不单受到新加坡社阵、左翼工团及校友会的全力支持,马来亚劳工党及各州分部也都纷纷予以声援。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家长分别在南、北、中马3个地区举行联系会议,一致联名致函南大当局、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以及南大委员会,要求收回开除成命。

12月1日,南大当局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学生为南大儿女,爱校如家,教务会的讲师、教授们也表明愿与学生们共同维护华文教育,同时声明王赓武报告书并非绝对执行方案。

于是,行委会于12月5日在新餐厅召开同学大会,主席张发起、副主席林想权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纠察同学护卫下主持大会。大会在群情激昂中通过7项重大决议,包括响应教务会议呼吁,议决由12月6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重申罢课3点最低要求,以及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因罢课事件而被捕的同学等。

12月17日,行委会发表《暂时结束罢课告社会人士书》,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已充份暴露王赓武报告书企图把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的恶毒阴谋。报告书中借以变质南大的荒谬言论已给广大同学一一驳斥而告破产;报告书中绞尽脑汁而精心设计的变质南大诡计也叫我们赤裸裸地揭穿!

“现在,全体南大师生及马新广大社会人士已清清楚楚地认清报告书的精神实质在于把人民创建起来的华文教育最高堡垒——南大,变质成英文大学。”

罢课历时39天

公开信也强调暂时结束罢课并不是意味着结束反改制反迫害的斗争,罢课只是捍卫南大、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斗争形式之一。行动党政府推行的是英文至上教育政策,所谓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危机不但没解除,而且随时会趋向严重化。这场长达39天的大罢课是马新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久的斗争。

结束后,南大当局并没有收回开除成命,反而列出一些屈辱性的条件,大部份被开除的学生都不甘受辱,宁可放弃学业,其中约有20多人还加入劳工党,在槟、吉、雪、甲、柔等州分部活动。

这次大罢课与李光耀的血腥镇压,不仅是南大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这以后,在李光耀的高压政策下,南大学生已难于再抗争,校园趋于平静,星加坡的华文教育逐步被消灭,学生运动完全寂然无声。

(3)血腥镇压

这次事件在十一月廿二日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在南大学生行动委员会针对军警再次蹂躏南大殴击学生流血事件,发表告社会人士书中,有详细记录(刊于《南大快讯》第一期)。

亲爱的社会人士:

行动党政府又一次用军警殴打、逮捕南大同学了。

廿辆红黑车、数百名特警再蹂躏南大

十一月廿二日凌晨四时左右,行动党政府派遣廿余辆红车、黑车、数百名镇暴队和警察及数不清的特务,把南大图书馆和文、理、商之学院紧紧包围,企图用武力来强迫同学上课,破坏南大同学为维护民族教育、捍卫南大而展开的大罢课。早晨七时过后,纠察同学分别集合在文、理、商三院,秩序良好。这时手执警棍、藤鞭的镇暴队即刻不分青红皂白驱散同学,不准同学留在各院内,并且还蛮不讲理的逮捕数位同学。

警棍藤鞭横飞 同学头破血流

同学被军警驱散之后,文、商两院同学被迫退出到南大湖边,静观军警暴行。理学院同学也进入图书馆进修,可是那些会说话的家伙还不肯罢休,在图书馆石阶前严阵以待,特务便乘机向同学拍照恐吓,企图强迫同学去上课。这种威胁恐吓失败后,那些家伙竟疯狂地冲进图书馆,挥起警棍、藤鞭逢人便打,用枪柄刺破阅览室大门,冲进室内殴击正在自修的同学。在三楼上的同学也同样遭到毒打,顿时图书馆秩序大乱。被狙击的同学纷纷退出图书馆,可恨兽兵与走狗,把守着大门,将退出大门的同学逐个痛打,无一幸免,有的深受内伤,有的被打到皮开肉绽,有的甚至被打到不能走动。那些没有理性的东西的野蛮行径顿时引起同学的不满和气愤,不约而同地喝起倒彩来,抗议军警的暴行,可是打人成性的家伙不仅没有收敛气焰,反而更加凶狠,冲向湖边的同学。同学见状心里固然气愤,但是为了避免冲突纷纷向旧餐厅退去。军警还步步紧逼,同学们便退进餐厅内。万料不到这时军警和特务乘机冲进餐厅内,挥起警棍毒打同学,用茶杯抛掷同学。正在餐厅内吃早点的同学也莫名其妙的惨遭痛打,一名女同学当场被抛中头破血流,即刻晕倒,另一名女同学的额角也被茶杯抛中而血流如注,更加使人气愤的是军警冲进厕所追击女同学,卑鄙残暴,令人发指!爆发催泪弹 横蛮逮捕同学

学校当局就是用这样的高压血腥手段,要来强迫同学上课;军警、特务就是这样惨无人道的对付我们和平的同学。只要是人,谁能容忍?谁不气愤?在宿舍周围的同学目睹军警这种暴行,眼看自己亲爱的同学遭人毒打,便爆发出“机警滚蛋”的响亮口号,齐声驱逐军警。军警看到同学们的浩大声势,吓坏了胆,便不顾三七廿一连发几颗催泪弹。这时同学们还是保持高度警惕性,纷纷退进宿舍,避免发生事故。军警看到同学们的退让,以为同学们害怕,又向另外几座宿舍连发几颗催泪弹,同学们见状忍无可忍,就再喝倒彩。军警、特务便气势汹汹地冲进宿舍,又蛮横无理地逮捕了几位同学。

毒打学生 搜查住屋

南大校园遭受军警的蹂躏,校园外的同学也同样遇到军警的镇压。在南洋路与十五碑一带的同学的住屋也给军警包围搜查,同学被任意毒打,书籍和用具被翻倒的狼藉不堪,特务还带走了几位同学。附近居民对军警的骚扰与野蛮行径大表不满。到了晚上,军警还继续干扰宿舍,接连放射催泪弹,同学不堪毒气侵袭被迫走出房间,直到深夜尚不能安睡,宿舍安宁被破坏的丝毫不存。

谁能容忍行动党政府血腥暴行?

亲爱的社会人士,你们看看吧,这就是行动党政府在南大所干的勾当!这就是行动党政府所支持的“维持纪律”的真正面目!你们难道容忍反动政府这种血腥的暴行吗?你们难道忍心看到南大儿女被残酷的迫害吗?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行动党政府把南大沦为演兵场吗?不,我们相信广大社会人士是不会放过行动党的,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坚持罢课斗争卫南大

尽管学校当局和政府勾结在一起动用大批军警来镇压南大儿女,可是他们企图破坏这场正义斗争的阴谋失败了!南大儿女已经英勇的站起来了!行动党政府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不仅没有办法强迫同学上课,反而更加引起我们的气愤,更加强我们继续罢课坚持斗争的决心。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接同学们的三点最低要求:拒绝接纳王赓武报告书、收回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成命、撤出所有的军警、特务。军警镇压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使局面更加恶化而已。

行动起来 击垮发动政府阴谋

南大是星马人民的大学,不是行动党政府的私产,要保卫南大免于沦为行动党的党校,免于沦为英文大学,让所有热爱民族教育的广大社会人士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击垮反动政府的阴谋吧!

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这次血腥镇压为世界大学教育史上前所未见。南大学生的流血牺牲十分惨烈。这些学生要是只顾个人的前途,绝不会愿意如此牺牲。他们完全是为了捍卫南大,为了捍卫民族教育,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他们之中,有甚多都成绩优异,品学兼优。他们是南大的英才,是华文教育的骄傲。华文教育所要培养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优秀学生,社会的栋梁。

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有一篇文章《从王邦文到易润堂》说:

在南大新图书馆奠基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是这么露骨地表明了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王邦文就是邀请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后来一直想撇清报告书和行动党的关系,完全徒然,越描越黑。《王赓武报告书》就是“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南大快讯第三期上也刊登星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抗议军警殴打南大生的联合声明:

正当南大同学对于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联络委员会所做的保证诚意表示怀疑而不顾代副校长的复课要求之际,警察又于十一月廿二日及廿三日接连被利用来对付南大学生,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廿二日的早上,警察被利用来强迫学生去上课,当学生拒绝时,警察就利用警棍殴击学生。正在餐厅用早餐的学生也被粗暴和无理的驱逐,而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当天,当局动用了二百多名镇暴警察队员及政治部人员,有许多学生被严重的殴伤。警棍胡乱的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些学生因膝部被殴而不能行动。他们也用武力对付某些职员和女学生。总之几乎全校园里的人都被警察殴打。

在这粗暴而惨无人道的行动之后,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文化部的宣传车用扩音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并说这完全是一项“错误”和“误会”,且催促同学去上课,被警方这种野蛮行动激怒了的学生向警方喝倒彩,而警察则向那些逃离警方魔爪的同学放射催泪弹。

当天晚上,当包围学生宿舍的警察被学生喝倒彩后,再向学生宿舍放射催泪弹,捣乱宿舍的安宁。

廿三日早上,警察及其他人员无理的冲入宿舍,强迫摄取所抓到的每一位学生的照片,他们也强迫学生去课室上课,这种行为,与报上所登载的校方文告所描画的和平景象恰恰相反。

警察被利用于对付学生的粗暴和不人道的举动是应该受到所有相信民主,维护正义的各界人士的严厉谴责。因此我们强烈的要求:

(一)政府既保证南大永远以华语为媒介,就应该收回臭名远扬的王赓武报告书,因为该报告书违反了这项原则。

(二)无条件收回被开除的八十五名学生。

(三)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南大学生(三十余人)。

(四)停止对学生采取野蛮的行动,撤退所有的警方人员。

这篇声明中也记述李光耀指挥的军警“对付学生的粗暴和不人道的举动”。这样的残暴手段,既用来对付南洋大学的学生,也可以用来对付星大和工艺学院的学生。这篇声明不仅是抗议李光耀的血腥暴行,也是物伤其类,感同身受。

(4)不畏牺牲

十二月一日,南大教务会以发表了《师长告同学书》。

十二月六日,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答师长告同学书》说:

十二月一日教务会议发表《师长告同学书》,令我们欣慰的是师长们毫无疑义地承认同学“爱校如家”:承认同学最爱护南大。这是一反大学当局过去任意污衊同学,不敢面对现实的一贯作法。

就是这封告同学书,让学生决定停止罢课,事件得以解决。南大快讯第四期(1965年12月21日)中的《南大同学坚持斗争大罢课39天》文中说:

在行动委员会的主持下,同学们于十二月五日再度召开同学大会,大会最后通过以下七项决议案:

(一)本大会议决由十二月六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

(二)本大会再决重申三点最低要求:

(A)大学当局拒绝接纳王赓武报告书。

(B)大学当局无条件收回无理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成命。

(C)大学当局即刻撤出所有军警与非校内行政人员。

(三)本大会要求全体同学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的号召。……
(四)本大会严正忠告大学当局不得于复课后任意以“学则”或其他借口对付任何同学,并保证从此以后不得无理开除同学。否则,由此引起的更严重后果,必须由大学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五)本大会议决大学当局须下令驻扎于校园内之军警,特务,于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时正以前全部撤出校外,并保证今后不得再闯入此神圣学府,否则,大学当局须对一切难免发生之严重后果负起全部责任。

(六)本大会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因罢课事件而被捕的同学,并要求校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对付之。

(七)本大会议决订十一月廿二日为我大学“耻辱日”。

罢课停止了,事件得以解决,但同学的要求不可能实现。黄应荣不仅昏庸无能,也无实权。开除学生、逮捕学生都不是他决定的,而是李光耀的命令。没有得到李光耀同意,黄应荣什么也不能做。

罢课就像绝食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对同学并不好。罢课影响同学的学业,绝食影响同学的身体,而李光耀并不关心。

南大同学绝食时,刘玉水先生从槟城赶来探望,劝同学不要绝食,因为他关心。他就像是同学的父亲一样。

李光耀心里只是想早日关闭南大而已。最终,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关闭南大,帮助英国人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他自己则为此遭受天谴,承受因果报应。

这次罢课在星马教育史上,以及学运史上,都有极大的意义。第四期《南大快讯》上的《星马学运史上新的一页:南大大罢课》一文中说:

南大同学为反对改制反对迫害而展开的罢课斗争爆发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而暂时结束于十二月六日,前后总共坚持三十九天。这是星马学运史上历时空前最久,而且最为成功的一次大罢课。无疑的,它已经在星马学运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大罢课的确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学生运动。这之后,无法再有。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中小学也都改为英文学校,牢牢控制。学生运动根本无法存在。社会也被李光耀牢牢控制,工会也都被控制,连工人运动都无法存在了。星加坡在李光耀统治下成为警察国家,死气沉沉,无论社会或个人,都完全冷漠绝缘。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无益。李光耀唯一得到的是:为所欲为,毫无阻力。

南大快讯第一期(1965年11月6日)中,刊登署名包抗的同学写的一首诗《闪光的队伍——献给战斗中的同学》:

刁毒的《王赓武报告书》,
激起了冲天的红波;
华文教育的铁旗,
荡起了壮热的史歌。
是火山的欢笑,
是暴浪的豪语;
你山岗上的精壮部队,
你南大湖畔的战斗员!

是人民筑成的教育堡垒,
是堡垒锻炼出的倔强战士;
看疾风吹动你们的黑发,
看太阳映红你们的脸庞!

满地是猪猡、狐群和狗党,
云南园更有你们红烂的地火!
让狐狸,来践踏罢!
让财狼,来吞噬罢!

是恶毒的诡计!
是可耻的谎言!
是无耻的污蔑!
是野兽的咆哮!

催泪弹掩不了你们的眼,
警棍封不住你们的口,
铁靴断不了你们的路,
红车只加强你赤心的鲜红!

你南大的优秀儿女,
你华文教育的英勇战士,
你闪光的队伍,
你金光射在祖国黑的史幕上!

钢铁的心在闪光,
战斗的热泪在暴腾;
《王赓武报告书》太肮脏,
“华文教育”的旗帜在笑扬!

南大同学为捍卫南大而牺牲,为捍卫华文教育而牺牲。他们都是南大的优秀儿女。他们的事迹是“史歌”,他们是时代的灵魂。

8、七犯云南园(66年11月17日)

李光耀最后一次派军警侵犯云南园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控制南大,却无法控制南大学生。

有关南大这最后一次学潮,资料不多,幸亏有一些受逼害的同学参加马来亚劳工党,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记录这最后一次学潮的始末(刊于2000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这是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1)颜面尽失

这一次学潮开始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南大新图书馆落成当天。落成典礼由李光耀主持。这是在冷藏行动一年半后,李光耀再到云南园来。他当时必定是抱着前来宣示胜利的心态,所以应邀来观礼的人中,除了政府部长和社会贤达之外,还有各国使节,非常隆重。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南大同学就在这一天,在众多贵宾面前,向他示威抗议。这是《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的记录:

1966年是南大改制的第一年,4月25日开学,二、三、四年级照旧制课程上课,一年级新生就读新学位制的课程。85位去年被开除的南大生,有43位,包括前罢课行委会主席张发起被禁止进入新加坡;5月24日,陈锡九取代已故高德根,成为南大理事会第三任主席。

8月,新加坡政府实施大学入学准证条例,联邦及砂劳越报考生首当其冲;同月,南大理事会新领导层与行动党政府教育官员多次会谈后,终于同意修改南洋大学法案。

10月26日,1966年南洋大学修正法案在新加坡立法议会提出首读;29日,政府资助的新图书馆在校长岗上开幕,李光耀以总理身分主持这一项大典,受邀贵宾除政府部长、社会贤达,尚有各国使节,可谓冠盖云集。

学生上台辩论

关心南大命运的仅有的7个学生团体,在无法正常提呈意见书的情况下,被迫于这一天发动和平请愿。参加请愿的学生约有两、三百人,他们在仪式开始时,突然从观众席上走出场外集合,高举“反对修订南大法案”、“反对南大改制”等布条,同时高喊口号。

正在聆听李光耀演讲的贵宾都把注意力转移到请愿队伍上,台上的李光耀尴尬之余,一时“技痒”,竟当众向请愿的学生高声挑战,要他们派一名代表上台跟他辩论南大改制的问题。学生领袖之一、现语系三年级学生李万千在李光耀保证其人身安全之后,立即上台。

他呈递了学生请愿书之后,便接过麦克风滔滔不绝地痛诉行动党政府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变质南大的过程,也谴责陈六使的公民权遭褫夺、逼走庄竹林校长、逮捕学生、开除学生、封禁南大学生会及学生团体、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等不民主作风。

李光耀眼见形势不对,便借口超过时限,上前抢麦克风,可是,李万千表示事先议定每人讲15分钟的时限未到,两手抓紧麦克风,继续讲话;两人的对峙一度引起李光耀保安人员及随从的骚动。第二天的报章全文刊载李光耀的演词,对学生的请愿内容只字不提。同学们对李光耀的保证并无信心,当天便在大家的掩护下,李万千安全撤出校园;果然不出所料,事情一过,特务就到李万千的住所搜捕。

当时,南大学生在众多嘉宾与外国使节面前情愿示威,这让李光耀颜面尽失。领导同学示威的学生领袖李万千,毫无畏惧地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上台辩论南大问题。虽然他保证李万千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但那只是在嘉宾与外国使节面前无可奈何的承诺。他的话不能当真,残酷报复是难免的。当天,军警和特务就到李万千的住处搜捕,幸亏他及早逃脱,才免于遭受酷刑。

这是南大学生最后一次请愿示威,也是星加坡最后一次学生请愿示威。这以后,整个星加坡都在李光耀的魔掌之中。

(2)大军开入云南园

请愿十天后,又有一件大事。十一月九日,南大、新大、工艺及义安学院近千名学生在新大学生楼餐厅举行“全新学生行动阵线”成立大会。这是李光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几天后便派军警侵犯云南园,再度大逮捕。

十一月十七日,李光耀派军警占据云南园,逮捕学生,是否有学生受伤,不得而知。李光耀的惯例,被逮捕的政治犯均受毒打,只有少数例外,但却遭受更残酷的精神刑罚。这是《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的记录:

11月9日,南大、新大、工大及义安学院近千名学生在新大学生楼餐厅举行“全新学生行动阵线”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争取全新学联获得注册、恢复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及恢复南大学生会的正常活动等。

11月上旬,南大学生“争取大学自主、维护学生权益行动委员会”两名委员:陈伟英和陈锦福被开除学籍,前者更遭人民行动党政府驱逐出境;14日晚上,行委会在新餐厅召开抗议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驱逐陈伟英的成命及收回开除二
陈的成命,并立即恢复他们的学籍等。

第二天,校方立即开除60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开展校史上最后一次罢课行动。就像去年一样,行动党政府也及时于17日派镇暴队占据云南园,并搜捕学生领袖,有9人不及避难而被捕。

由于近千大军压境,加上又有67名联邦和砂劳越学生领袖被驱逐出新加坡,罢课行动遂无法顺利开展。根据全新15个校友会于11月29日的联合声明所说,同一时期,李光耀政府“前后开除了113名南大生和81名义安学生,以及无理逮捕约150名大、中学生,又把67名南大生和4名新大生逐离新加坡”,可谓出手不留情。

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不大,但李光耀因没面子而无法忍受,被开除的南大学生达一百一十二人之多。以他残暴的本性,他对支持他的同志,尚且逼害,不知感恩,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更不可能“留情”。

(3)无畏强权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李万千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说(访谈摘要刊于2015年3月27日《当今大马》):

至于我会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与他辩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曾听说李光耀在工会及党内也常使用挑战辩论这一招,被挑战者或由于英语不行或怕他秋后算账,时常不敢接受挑战。这一次他重施故伎,同学们早有心理准备!

当时我正带领着同学们的抗争队伍,斗志昂扬地在数百名观礼嘉宾面前,向李光耀高喊口号,反对李光耀迫害同学和企图变质南大,加上我是念现语系的,英语还勉强可以应付,就立即决定上前应战。如果当时我有所犹疑,其他同学也肯定会挺身而出,不战而降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自己!

辩论前,我要求他公开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他在众多外国嘉宾面前,为了假装开明只好答应;但辩论过后,军警和特务立即到我住家追捕我,失败后就下逐客令——把我驱逐出境!最后,我是在朋友的掩护下,潜回马境。至今,我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已近半个世纪!可见李光耀是一位言而无信的人。

李万千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也就是先贤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这件事将长留于南大历史。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被逮捕的南大学生超过四百人。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空前绝后。暴政猛于虎。

(三)逐步逼杀

李光耀的“血洗云南园”计划是针对捍卫母校的南大学生,清除校园中的抗拒力量。只要南大学生的抗拒力量被镇压无声了,便可以全面占领校园,为所欲为。

他最终的目的是全面控制南大,最后关闭。为达到这个目的,

他还需占领南大的管理核心。

为了占领南大的管理核心,他又两边进逼。一边是逼退南大的领导人,一边是控制理事会。

由于他手中有军警枪炮,又有内部安全法令,既可以格杀勿论,又可以无限期拘押。他于是一步一步占领南大,并按照关闭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改制、改语、兼并,把南大关闭。在世界教育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案例。

二战之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凶恶无道,对星马华人百般逼害,无所不用其极。其最终目标乃是消灭华人的教育,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同化华人。

李光耀上台后,大家以为会与殖民地政府大不相同,却万万意料不到,更加变本加厉,其残暴比殖民地政府与日本皇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洋大学是李光耀逼害的主要目标。从他上台之日起,阴霾笼罩云南园,乃至于暗无天日。《论语季氏篇》云: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是孔子说的话,意思是:天下有道的时候,老百姓不会议论国家政治。反过来说,老百姓天天议论政治的社会,必不是国泰民安。

南洋大学是老百姓办的大学,而自创办以来,老百姓的议论不断,就是因为遭受迫害不断之故。《庄子让王篇》云:

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

这意思是说,在上者施政不合道义,在下者不能接受其利禄;社会不合正道,则不能踏上其土地。李光耀把逮捕的马来亚学生驱逐出境,禁止入境,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踏进李光耀的地盘,因为他无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

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

意思是说,志士处于有道之国,则愿意当官,国无道时就退隐。这句话也适用于南大。在李光耀强行控制南大后,陈六使先生退下了,刘玉水先生退下了,庄竹林校长退下了,许多老师也退下了,因为无法与李光耀狼狈为奸。

李光耀掌权后,凡是反对他的人,即使不自己退隐,也会因为遭受逼害而离开。《孟子离娄篇》云: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志士有所为,有所不为。创办南大的人,任职于南大的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帮助南大发展。可是,在李光耀的强权之下,只能唯唯诺诺,无法有所做为,所以只能离开。

南大是陈六使先生带领侨众创办的,为的是维护民族教育,培育年轻子弟,可是,世既无道,陈六使先生也只好离开退隐了。

李光耀步步逼杀,南洋大学最终被关闭已是无可避免的事。

1、潘国渠辞职(60年2月)

潘国渠先生是南洋大学创办人,也是稳定南大发展航向的第一大功臣,因而成为李光耀必须清除的第一个创办人。

潘国渠先生虽然没读过大学,但非常有学问,而且人生经验非常丰富。

他年轻时当过报纸编辑,并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执教。后来出任新加坡道南学校和麻坡中华中学校长。

最能展现组织能力与魄力的事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联合南洋各地侨民代表组织筹赈难民总机构,陈嘉庚出任主席,潘国渠先生为主任秘书,帮助陈嘉庚先生领导筹赈难民总机构。随后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中国慰劳团,由潘国渠先生任团长,辗转在重庆、上海、四川、香港等地,并从事金融工商业。

一九四九年回返新加坡继续从商。在商界与教育界的经历,让他有极强的应对世变能力与领导能力。

潘国渠先生与陈六使先生有个共同点,虽未上过大学,而对大学事务并不陌生。一九五三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大时,潘国渠先生是筹备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在南大发展之初,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一九五五年林语堂事件之后,南大继续稳住航行方向,陈六使先生委潘国渠先生以重任,当南洋大学秘书长。当时,南大在遭受林语堂破坏之后,次年即将开学,十分紧急,陈六使先生与黄奕欢先生都寄望他帮助南大发展,走上正轨。

南洋大学的秘书长纯为行政职位。以潘国渠先生在商业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经验,担任秘书长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

潘国渠先生对南大的贡献极大,正如郑奋兴回忆当时情况说:

林语堂等人离开之后,南大开学在即,如果当时不开学,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那时候潘国渠尽量节省经费和在各种困苦的情况下保持平衡。如果不是他维持大局,南大将会面对更多校院设备不齐全以及学生埋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那种局势,如果他没有出来,没有果断在香港台湾聘请人,南大就要胎死腹中。所以他是一个在紧要关头救活南大的重要人物。当时就像戏院把戏票都卖了,已经宣布了,这场戏一定要演。他很厉害,在林语堂一走,就能重新整理出一套来,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开学。

潘国渠先生对南大的贡献极大,也正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南大落成典礼举行之后,他被褫夺公民权。这件事跟李光耀脱不了干系。

表面上看来,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是林有福政府,这实际不可能。当时在背后掌权的仍然是英国人,这事必须得到英国人同意才行。在南大初创办时,英国人虽不赞成华人创办大学,但并不敢公然逼害任何一位创办人,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何以英国人会同意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呢?这背后必另有原因。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英国人必不愿意把这么重大的事交给林有福去做。因此,在背后撺掇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人必不是林有福,只能是李光耀。他当时正等待在次年上台执政。他必须解决南洋大学问题。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是打击南大的一个重要步骤。他是英国的代理人。

在这之前,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就已经跟英国人一起,将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他在打击南大创办人时,也采用这样的手段。他把陈六使先生和庄竹林校长定为“亲共分子”。潘国渠先生便自然可以定为“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口中,“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都与“恐怖分子”同罪,可以无限期监禁。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迫害受华文教育者,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不察觉。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李光耀正在等待于下一年上台执政。消灭华文教育将是他上台后最重要的工作,而消灭华文教育的最大目标便是南洋大学。因此,关闭南大是他上台后的当急要务。为了达到目标,他在上台之前,必须把帮助南大稳定发展的第一大功臣潘国渠先生除掉。褫夺公民权是最稳当的办法。

李光耀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上台之前,通过《白里斯葛报告书》对潘国渠先生大肆攻击。上台之后,再通过杨玉麟继续攻击。他的最终目标是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潘国渠先生在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后,等待南大迎来第一批毕业生的时候,才辞去职务。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陈六使正式宣布委任庄竹林博士担任南洋大学校长。潘国渠先生把南大的职务交给庄竹林校长后,于二月间,南大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前夕,离开南大。

这时,李光耀在为移去控制南大的第一道障碍而高兴时,却因庄竹林校长的就任而暴怒。

2、陈六使辞职(63年9月25日)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一日,星加坡举行选举,老百姓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不敢投票给反对党,结果是李光耀继续执政。第二天,廿二日,李光耀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理由是:

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

李光耀给陈六使先生定罪,显然颠倒是非黑白。“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老百姓有权“抨击政府”,那是宪法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并非犯罪。要是李光耀有道,老百姓就自然不会“抨击政府”了。

在这之前,一九五八年,李光耀上台之前,撺掇英国人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

一九六三年,又用同样的方法,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这完全是他想出来的逼害办法。

李光耀的这个办法启发陈修信。他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三日,撺掇巫统政府褫夺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

从一九五五年起,李光耀就配合英国人,给受华文教育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人,戴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的帽子,任意迫害。陈六使先生为维护民族教育而创办南洋大学,准备为南大倾家荡产,奉献一切,却时时遭受攻击,更被褫夺公民权。

英国人在给星马自治时,原本不想给华人公民权,完全排除华人于政治权利之外。陈六使先生当时带动侨界极力争取,华人才因此得到公民权。可是李光耀却褫夺了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他比英国人更加凶狠。

三天后,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会主席职务。从此,李光耀牢牢控制南大,越来越疯狂。他随时都可以派军警到云南园逮捕反对他的学生。处在这样的无道之世,陈六使先生不愿与李光耀同流合污,于是退隐。

3、庄竹林辞职(64年7月8日)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李光耀发表《魏雅聆报告书》。庄竹林校长就在报告书发表前夕,一月十一日,临危受命,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他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但却是李光耀最憎恨的人选。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凡是提到庄竹林校长时,都特别冠以“亲共分子”。由于当时李光耀尚未控制南大,管理南大事务的仍是执委会,所以庄校长可以顺利就任,但注定不能长久。

在李光耀逼害南大的历史上,他最憎恨两个人:一个是陈六使先生,另一个便是庄竹林校长。庄校长临危受命,让李光耀暴怒,更加速控制南大的步伐,并进一步关闭。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对庄校长的贡献评论说:

庄竹林校长于1960年二月,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1964年七月八日辞职,年六十四岁。……

庄竹林博士在这种情形下,于1960年二月受执行委员会聘请为南洋大学副校长,负荷重担,面对的问题而艰于处理不言而喻。好在庄竹林博士有志于教育,对大学教育也是他的鹄的。南洋大学没有创办之前,他已有意办中正学院进而中正大学,所以聘请的教师许多是博士硕士及专家,就是为大学储备人才的预备工作,现在志己得酬,得失就在所不计了,尽力把大学办好,在任四年中,做的事情确也不少。

首先是主持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计四百二十七人,庄竹林校长为戴方帽子的学士,挑帽绥至左边,证明他们毕业了。……

其次,南洋大学花了一千多万元建筑的校舍,都陆续完成,而各方宾客以至出钱出力人士,中小学校师生,都到南大参观,也是一时之盛。第二届毕业考试,为求学术水准的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即采取校外委员考试制度,也是南洋大学的创举。1962年南洋大学为求学术水准得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调整各学院系。1962年南洋大学为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会员,又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国际大学协会、大学成人教育国际协会为各协会的会员,南洋大学与世界各大学产生密切的联系。1962年七月十四日依照南洋大学法,由新马十二州华人各推选一人,新加坡政府提名三人,南大校务会及毕业生同学会及学生各推选二人,组织首届理事会,正式成立,陈六使任主席,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当然的代表。由是可知,庄竹林博士在任期间,怎样的把南洋大学大大的推向前进。他是尽力以赴了,惟使他耿耿于怀感到为难的,仍然是教学媒介语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身,华校中学动,南洋大学也跟着动,南洋大学内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二被针锋相对,庄博士夹在中间,感到左右为难,成了一无形的压力,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的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便于1964年七月提出辞职,七月八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接受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辞职。他以愉快的心情步下行政大楼的阶梯。

这些评论的话很公允。庄竹林校长十分了解本地区华人办教育的艰难。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大时,他参与创办工作。临危受命担任南大校长,更全心全意为南大工作,但是他无法避免遭受李光耀的政治欺压。

一九四二年,日据时期,庄竹林校长掌管中正中学,因学生中有参加抗日军者,他被日军拘捕,遭受酷刑。李光耀在日据时期帮日军收集情报,是当时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份子,为日本人的大东亚共榮圈服务,在华人眼中是汉奸。他必定知道庄竹林被捕的事。

一九五七年,因为中正中学学生反殖民地政府,庄竹林校长又被捕。当时,李光耀正与英国人相勾结,成为英国人属意的代理人,开始迫害华文教育。一九五八年,南大举行落成典礼时,庄竹林校长还在狱中。李光耀当然很清楚。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陈六使正式宣布委任庄竹林博士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时,李光耀必定恨之入骨,非置于死地不可。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冷藏行动,李光耀指挥军警再度侵犯云南园,大举逮捕南大学生,完全不把南大的主权放在眼里。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三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学生,引起学生罢课抗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四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但徒劳无功。

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李光耀五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学生,学生绝食抗争。

这些血迹斑斑的侵犯都在庄竹林校长任内,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并摧毁南大。庄竹林校长已无法在李光耀的控制下,为南大有所为,又不能同流合污,只好辞职。

邱新民提到的“南洋大学内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并非主要的问题。当时校园里的确有这样的事。

南大学生为捍卫南大而抗争,纯粹是在维护民族教育,并非政治活动。学生会与各个系的学会主要的活动在于学术与康乐。当时,李光耀的内政部派遣许多职业学生到南大,并组织学生联谊会,与学生会及各个系的学会相对抗,把政治带进校园,制造事端。这些职业学生都是领薪水当学生的。他们纯为李光耀的政治服务,破坏校园的宁静。但这并不是庄竹林校长辞职的主要原因。

邱新民引述庄竹林校长私下对他说的话:“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的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这才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把南大变成英文大学,用军警血洗云南园。在这样的无道之世,正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说:“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只有辞职才能保留读书人的气节。

4、严元章辞职(65年12月17日)

严元章博士在到南大任教之前,是峇都巴辖华仁中学的校长。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就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1960-1963)。一九六一年起担任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1966)。他的研究专长便是教育。从一九五一年起便在马来亚为华文教育服务,与林连玉先生一起维护华文教育。正因此,为殖民地政府所逼害。他到南大来任教时,受到两个限制,一个是永远不得进入马来亚,一个是不准离开星洲。

南洋大学为维护民族教育而创办,教育系是南大非常重要的系。维护民族教育使他成为英国人与李光耀的眼中钉。他在南大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南大受到李光耀的百般逼害。《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他不愿与王赓武和李光耀同流合污,便被逼离开了,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严元章博士是被逼走的》(刊于1965年12月21日《南大快讯》第四期)。以下是声明全文:

星马著名教育专家,华文教育老战士严元章博士今天离开星洲了。我们南大同学非常关注这件事。严博士离开星洲不仅是南大损失,更是星马垂危的华文教育的重大损失!

严博士的离开绝不是偶然的。几年前,严博士就曾经因为他敢为华文教育说话,不遗余力地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而遭受联合邦联盟政府的迫害,禁止他进入联合邦。自从严博士在南大任职以来,他始终拥护大学自主及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为争取大学自主福利及学术研究自由而说话;他深刻的认识到南大教育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促进华文教育不可缺少的机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扶持教育学系,而在他的主持之下,教育学系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一些卑鄙的小人却不愿这发芽的种子成长,而把严博士看成眼中钉,处心积虑阴谋关闭教育系!那由政府当局一手搞出来的王赓武报告书正是明目张胆地主张关闭教育系的阴谋诡计!

严元章博士的离校,和陈六使,刘玉水正副主席的辞职一样,都是政府当局剥夺与蹂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由的一连串勾当。目前,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没有不遭受到迫害,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严重事件。

严博士的离开星洲充分证明了他坚决反对王赓武报告书。他不忍心看到自己扶持起来的教育系被人宰割,更不忍心看到南大被人强制变质,他不屑与小人共事,他更不会与无耻之徒同流合污!

严博士对于星马华文教育的贡献是钜大的。他一贯坚持母语教育,站稳岗位,任劳任怨,抛弃个人利益,为华文教育贡献出他的精力,极力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他的伟大贡献深深受到星马广大社会人士敬仰。他对华文教育的钜大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在!严博士虽然离开了广大的同学,但是他那敢于说话的光辉榜样,却永远为人所敬仰,所学习!

我们同学愿意继承严博士的战斗精神,同心协力,保卫南大而战斗到底!这是我们同学给严博士最大的慰藉。

严元章博士的学问与品德都是南大同学所敬仰的,是良师,也是尊长。同学们对他的离开南大感到沉痛,尤其是在南大面临逼害,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严元章博士别无选择。

在严元章博士离开星洲前两天,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南大同学在旧餐厅举行了一个饯别茶会,向严元章博士道别。他在茶会上说出面对时艰时,内心极其沉痛的感受(见思松《不可压抑的意志值得学习的榜样——饯别严元章博士茶会侧记》,刊于1966年1月14日《南大快讯》第五期)。:

严博士一开头便以坚定的口吻说:“……我的离开南大并不是偶然的,这念头早就在我心里酝酿多时了。在王赓武报告书草拟时,我便得知‘报告书’欲建议关闭南大教育系。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教育学系由我一手扶办,而且它的存在对南大前途的发展有利而无一弊,为何有人欲置之于死地不可呢?‘报告书’起草诸委员,没有事先征询过有关教授的意见,以及踏实地衡量过教育系对南大的贡献,竟然粗暴地主张关闭教育系,这是非常不合理与不应该的。”

他接着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证实了几个月前他听到的消息。于是,他便对此发表一些意见,表示他个人的看法和主张。当时适逢教育学会正欲要请他讲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他便一口应允了。然而,又有谁料到一个学术演讲会竟然会遭受到当局百般刁难与无理阻挠?他因此前后被当局调去问了好几次话,他们用尽种种卑劣的恐吓手段,不许发表意见,这使得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尊严已被打击,他的内心是感到多么的耻辱与愤懑啊!

从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开始,南大受到有计划的种种逼害。严元章博士一直忍着悲愤,但到了《王赓武报告书》发表时,他已无法忍受了,只好离开。

在谈到他为什么非辞职离开南大不可时,严博士指出,他本来有三条路可选择走:第一条路,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积极展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维护南大的斗争;第二条路,是背叛良心,对王赓武报告书作妥协及与那班推行“报告书”不遗馀力的披着学者外衣的小人同流合污,做出伤天害理的事;第三条路,是辞职不干——走!

他说,他最后不得不选择后者。接着,他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走第一条路,对他来说比较不可能,因为他被视为一个外国人(他没有公民权)。如果他也和同学一样采取积极斗争方式的话,则统治者将采取种种方法对付他,使他不能进一步对民族教育问题做些什么。……

走第二条路嚒,比叫他去死还要难办得到。他说,除非他已不是一个人,否则,“与小人为谋”他是永远办不到的。他还说,也许有人认为他应留下来与教育系同学共挨三年。但是,这么一来,就等于他赞同王赓武报告书,也等于他愿意与那一流小人同流合污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至于第三条路,也就是最后一条路,虽然,这并非最好之一条路,然而,目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行的。他要通过他的辞职向有关方面表示最大抗议,从而进一步暴露当局对学者的迫害。

以当时的情况看来,他已非走不可了。他即使想留下来也不可能,李光耀必定把他逼走。

无道之世,容不下任何正直的人。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让南大学生都记住的话:“好人是不会寂寞的。”

五 控制理事会

南洋大学是一间民办大学,不属于政府管辖。殖民地政府不能管南洋大学的事,但是又面对南洋大学造成的压力。唯一能够管制南洋大学的办法便是通过立法,赋予政府法律的权力。因此,在李光耀上台前夕,殖民地政府为李光耀量身定做《南洋大学法》,让他上台后,可以依法行事。

回看南洋大学的历史,政府如何控制南大,是南大问题的核心。李光耀为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而把南大问题政治化,就是通过政治打击南大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并一步一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后关闭。

控制南大,先得从控制南大理事会着手。理事会是南大的权力核心,掌管南大的发展方向。因此,李光耀也就从控制南大理事会开始向南大进攻。

(一)南大问题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一再重申要尽快解决“南大问题”。

什么是“南大问题”?

为什么南大会有“问题”?

南大的“问题”又是什么?

李光耀所说的“南大问题”,在他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由谁控制南大?

由华人控制南大,南大就有“问题”,由他来控制,就没有“问题”。

南大是由华人创办的,一开始就在华人手中,由代表全体华人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在李光耀看来,这就是个“问题”。因此,在他上台执政之前,就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便是由他来控制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既然在华人手中,为什么又要给李光耀机会来干预?

南洋大学是民间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教育,几乎都是由事业成功的商人办学回馈社会,教育下一代,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南洋华人创办南洋大学,也是如此。

一般小学和中学规模较小,由一个或数个富有的商人创办,便能成事。大学的规模比一般中小学校要大得多,所需资金也更多,需要许多人集资方能成事。南洋大学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

大学创办起来之后,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能不能提供合适的大学教育。

南洋大学是依靠众人捐款筹办的,资金不足是难免的,所以一开始便抱着节俭办学,惨淡经营的方针,不能像官办大学那样挥霍,但南大初创办时的规模却远比官办的马来亚大学为大,学生的素质跟马来亚大学的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资金不充裕,但南洋大学有非常好的教师。正如马大中文系主任贺光中教授所说(详见第八章):

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煨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

靠着创办人与教授为理想而共同努力,南洋大学培养出非常出色的学生,毕业后,到欧美各大学深造,均有特出成绩,深受欢迎。前两届毕业生开拓的到海外大学深造之路,让后来的学弟踏着学长的脚印,顺利成长。

南洋大学是由华人创办的,这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政府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华人,资助南洋大学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肯资助便是失责。然而,李光耀并不这样想。南洋大学必须由他控制,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李光耀为打击南洋大学,恶意诽谤南大毕业生水准低,找不到工作。这话隐含的意思是:南洋大学颁授的学位不能得到政府承认,并且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南洋大学如由他来控制,学生的水准也就没有“问题”,并且能得到政府的资助。他就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与南洋大学执委会谈判,进而干预并控制南大。

因此,南洋大学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让李光耀控制的“问题”,只要让他控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郑奋兴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中的《南大成功何时始?》一节中回忆说:

1966年我第二次重回南大,那时新加坡政府根据《王赓武报告书》之建议接办南大,将南大改制。我很荣幸也很难得的能够回到母校服务。当时数学系主任靳宗岳教授年纪已大,他向大学推荐我做代系主任。1968年,南大学位正式被新加坡政府承认。

我想从这件事情讲起:1968年南大举行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表演讲之后正式宣布:

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决定承认南大学位。

当时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那么多年,现在由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又很不舒服,有点啼笑皆非,那是什么原因呢?

王部长在说“南大已经很不错”,但是“很不错”所用的例子,全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的贡献,以及在外国拿高级学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并不是因为改制。那时改制后的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改制后学生的表现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总的来说:南大过去一直被冤枉,无罪当有罪,有功当有过,现在由教育部长正式为早期的南大平反。

当时,甚至今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早期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制之后就变好了,然后就成功了,学位就被政府承认了。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只不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特别是那个《白里斯葛报告书》,非常不公平的批判南大。要了解南大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王邦文的话打了李光耀一巴掌。这也正好证明,李光耀所说的“南大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水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为了控制南大,必须捏造学术问题来诬蔑南大,从而达到控制并最终关闭南大的目的。

王赓武对李光耀最大的贡献便是帮李光耀写了一份关闭南洋大学的计划书。

一九六六年,南洋大学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采用新学制,即新加坡大学(原来的马来亚大学)所用的英国大学制度。从此,李光耀全面控制南大。两年后,一九六八年,王邦文宣布承认南大学位,而他所称赞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全都是初创校时的旧学制(美国大学制度)毕业生,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学制”学生还没有毕业。这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恶毒意图。

英国人炮制的《南洋大学法》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其中第十九条让李光耀可以依法干预南大理事会的组成。该条文如下:

(一)理事会理事除校长外,依下列办法任命之:

(A)由新加坡部长会议选派三人; (B)由居於星马两地之本大学会员自行选派二十人,其中最少一名应为新加坡居民,而马未联合邦,每一邦居民最少有一名为理事,俾星马各邦皆有一代表; © 由校务委员会自行选派二人; (D)由毕业生同学会自行选派其为本大学会员者二人。 (二)除本条第(一)节(C)项外,任何人於担任本大学受薪职位时,无资格受任为理事。

南大是由华人集资创办的独立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殖民地政府与自治政府都只要华人纳税,不愿赞助南大,也不愿承认南大的学位。按照英国大学的惯例,通高南洋大学法本是承认南大的大学地位与学位的步骤,实际并非如此。这份法例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目的是让他上台执政后,可以用来干预南大行政,控制南大理事会。

这一条文明确规定,新加坡政府可以委派三名代表进入南大理事会。理事会是南大最高决策机关,决定南大的发展。政府派代表进入南大的决策中心,让政府有机会左右理事会的运作,影响南大的发展大局。

由于政府手中有大权,永远让个人担忧和害怕。当政府代表在理事会中提出的意见,必定让其他代表有所顾忌。政府代表可以因此发挥极大的影响力。最终便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大学法中的首次规定。李光耀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的是全面控制理事会。因此,在他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也同时修改《南洋大学法》,一再增加政府在理事会里的人数,一步一步控制理事会,不仅阻碍南大的发展,并最后把南大关闭。

南大学生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九日《对南大问题谈判致南大理事会函》中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7页):

最近政府当局又再提出重开谈判南大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政府对南大问题的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的,它只欲以此谈判为藉口达致全面控制南大、改组南大、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而为英文大学。

学生会领袖的观察入微,敏锐而正确。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改组南大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理事会,进一步全面控制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最后关闭。

南大学生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对南大问题谈判致总理函》中也这么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

阁下曾于新近宣布重开南大问题之谈判。政府虽然声称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然而,时至今日,政府不但没有实现其诺言,反而变本加厉,摧残华文教育,从华校入学新生锐减,中学的改制及分文不支助南大,而一味拖延谈判,千方百计企图改组南大,控制南大,使南大变质,在在说明政府没有诚意兑现诺言。

历史的确如此。李光耀所说有关南大的好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的承诺没有一项兑现。不仅对南大如此,对老百姓也是如此,一味欺骗。只因为他手中有大权,有军警和枪炮,老百姓不敢出声,以免坐牢或被杀害。

(二)改革谈判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李光耀炮制的《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他同时也修订《南洋大学法》,以便依法控制南洋大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委派代表与南洋大学执委会谈判(详见《政治风暴中的南洋大学》、《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后陈六使的大学理事会》、《李光耀操控南大校政历史纪实》,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李光耀发布《魏雅聆报告书》及修订本《南洋大学法》两个星期后,二月廿三日,由教育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与陈六使先生率领的廿七名执委会代表会谈,解决李光耀的“南洋大学问题”。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双方同意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继续商谈。

七月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

十月十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也没有结果。

十一月十九日,特别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发表致南大执委陈六使主席函,单方面对外公布商谈过程与内容。双方的分歧很大,不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南洋大学的办学宗旨。在南大执委会看来,这宗旨是南洋大学创办的缘由,是非常基本的原则,不能随意改变;在李光耀看来,这宗旨他完全不能接受,即使现在不改变,也要一步一步蚕食,最终取消。

在《魏雅聆报告书》的第八章第五十七节建议:

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这一节建议非常清楚传达李光耀的意旨。《魏雅聆报告书》完成时,南洋大学法令还没修订完成。修订后的法令将授权李光耀彻底改变南洋大学的结构和办学宗旨。正如《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政府与大学执委会的基本矛盾,在于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关理事会组织的条文己经变更。因为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二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设立临时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关键性组织,目的就是要处理理事会人数成员,议席分配与人选的决定。

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一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又按1959南洋大学法令,大学的重要职位任命,必须先要在宪报公布之后,职位方为合法委任。由此可见,政府正力图通过立法权力,强力加速夺取民办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力。

1960年10月18日在总理署会议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3项议程,主题是在其中第1与2项的有关大学改组与成立临时理事会;第3项是财务问题属配角议程,动机也无非是政府试图以津贴换取权力。

会议的第一个共识是,大学改革将会由大学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9章的改组程序进行。这一共识明显表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己经对政府要求做出极大的让步。首先,接受成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建立。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建议,不在原法令条文之内。其次,接受按报告书建议的改组程序。这一作业的结果将会是削减大学执委的权力,同时却相对的加快增加官方代表的权力。

这个临时理事会是李光耀占领南洋大学的关键,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这就等于是向执委会缴械。

大学由理事会管理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组成的人选和比例。南大法令如何修订,完全由李光耀一人决定,南大执委会不得过问。修订法令一旦实施,临时理事会也就自行解散。这临时理事会实即是李光耀占领南大的跳板。

任何改革的基础都在于诚意与善意。任何没有诚意与善意的改革都是心怀不轨,包藏祸心。李光耀的本性邪恶,对南大从头到尾充满敌意。他的任何对南大的改革建议都是不善的,只是为了达到他自己和英国人的目的。这是双方难于达成协议的基本原因。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临时理事会的组织。这是《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文中详细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就临时理事会的组织,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是:马来西亚联合邦11州各有1名代表,新加坡也有1名代表,所以总共有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政府代表基于这原本就是南洋大学创校的概念,表示能够同意并接受建议。

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也同样要求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常。理由是魏雅聆报告书原本只建议南洋大学执委4议席,如今增加到12议席,所以政府代表也必须增加到同样的议席。

政府的意图是当大学执委代表与政府代表同等权力后,那么,能够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就偏移到另外12名代表的身上。因此,谁有权委任这12名代表,谁就有效的掌握了临时理事会的决策权力。

这12名代表来自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首先,教授与政府行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外来教授的居留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其二,要成为社会名士,必须是受政府认同的人士,而同样的,也必然是认同政府之人士。明显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利于政府。

政府代表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为准绳是显然的,因为这份报告书纯粹就是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利益而量体裁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学赞助人代表是从报告书建议的4名增加到12名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也具严重误导性。

根据1959南洋大学法令的理事会组织规定:政府派3名代表,大学赞助人派20名代表,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各派2名代表。因此,理事会总共有27名代表。

非常明显的,新建议使到政府代表从原来的3名,额外增加9名到12名代表,增加幅度高达300个百分点,是原人数的4倍。相反的,大学赞助人代表由原来的20名减少8名到12名代表,代表权势力实实在在的削减了40个百分点。

无可争议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建议的得益者,而南洋大学执委是新建议的受害者。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因为当权者必然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确实状况。

联络委员会南洋大学代表就政府代表的原建议: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12;教授会代表:4;毕业同学会代表:4;以及社会贤达4。反建议为: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6;教授会代表:3;毕业同学会代表:3;以及社会贤达3。

南洋大学代表的反建议也是对政府要求的一个大让步。因为政府代表从原法令下的3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到6人代表。大学本身的代表则是从原法令下的20人代表,减少40个百分点到12人代表。

政府代表坚持维持提出的建议,所以不接受大学代表做出的让步。这其中的原由,可以从政府代表致陈六使主席的书信中看出:“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由此可见,政府是一定要操纵南洋大学的控制权,任何低于这个基本条件的建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说到底,南大改革的关键在于控制权。只要李光耀得到控制权,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时时高谈的学术水准,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花招,恶意的诽谤,改革的借口。

李光耀的倒行逆施,对华文教育的迫害,违背了当初支持他上台的人的意愿,他因此陷入政治危机。这时,他和英国人忙于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借助马来人的力量来打击反对他的人,以便挽救他的政权。特别联络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也
因此无法举行。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南洋大学执委会依照原来的南洋大学法令,成立南洋大学首届理事会,由陈六使先生担任主席。

这第一届理事会的重大意义是,在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之前,大学的创办人按照创校宗旨,组织正式的理事会,取代了原来的执委会。

在这之前,一九六〇年二月,南大的创办人已按照自己的创校宗旨,委任庄竹林博士为正式的校长,取代了原来的行政委员会。

南洋大学原本可以从此健全发展,无奈始终无法避过李光耀的暴政,最终被关闭。

这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如下:新加坡代表九名,马来亚各州代表十二名,星加坡政府代表三名,教务会议代表两名,畢业生同學會代表两名,莊竹林校长是当然理事,一共二十九名理事,但因彭亨州尚未选出代表,实际是二十八名理事。名单如下:

新加坡委員會代表

陳六使先生、高德根先生、陳錫九先生、黃奕歡先生、李俊承先生、符致逢先生、劉六英先生、張夢生先生、黃開誰先生

雪前義州委員會代表
李延年先生
候補理事:張士元先生、溫典光先生

古蘭丹州委員會代表
李正嚴先生
候補理事:李增泰先生、符昭雄先生

霹靂州委員會代表
劉伯群先生
候補理事:白成根先生、曾智強先生

森美蘭州委員會代表
戴良伴先生
候補理事:李致辭先生、莫琛先生

檳榔嶼委員會代表
劉玉水先生
候補理事:王景成先生、曾守忠先生

柔佛州委員會代表
黃樹芬先生
候補理事:余金鑑先生、洪肇閃先生

馬六甲州委員會代表
陳期岳先生
候補理事:李引卜先生、楊柳青先生

丁加奴州委員會代表
杜水淼先生

玻璃市州委員會代表
羅運通先生

吉打州委員會代表
鍾文賢先生

彭亨州委員會代表
(尚未選出)

新加坡政府选派代表
孫一塵先生、陳晉先生、沈基文先生

副校長:莊竹林博士

教務會議代表
謝哲聲教授、傅文楷教授

畢业生同學會代表
林健生先生、林世昌先生
候補理事:張清江先生、謝太寶先生

第一屆常務理事會由五个当然常务理事与四个常务理事组成。
其中一位为毕业生同学代表。

主席:陳六使先生
副主席:劉玉水先生
校長(副校長):莊竹林博士
財政:高德根先生
秘書:謝哲聲教授

以上為當然常務理事,另有常務理事四位:

傅文楷教授、黃奕歡先生、黃開禄先生、林健生先生

毕业生同学代表林健生和林世昌都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谢太宝则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年九日,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在英国势力和马来人势力的掩护下,残暴打击华人政治力量与华人教育,南洋大学成为大力打击目标。

九月廿一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华人社会支持参选的南大毕业生。当时,各主要政党都有南大毕业生代表。人民行动党借助白色恐怖胜出。

第二天,廿二日,李光耀宣布遞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在这之前,李光耀撺掇殖民地政府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为了打击南大,李光耀无所不用其极。

廿三日,李光耀派教育部长向南洋大学理事会理事说明,李光耀亟望从速解决南大问题。

再过两天,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位。由陈六使先生带领侨众创办并领导南洋大学的时代,至此结束。李光耀正式侵占南洋大学理事会,控制南洋大学。

从这个时候起,南洋大学遭受李光耀一波又一波的残暴打击,直至最后关闭。

接下来,双方仍需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让李光耀合法占领南洋大学。这是《后陈六使的大学理事会》文中的扼要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63年10月1日南大首届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委派五名代表,刘玉水、高德根、黄奕欢、陈锡九、陈期岳处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问题。

1963年10月2日,南大理事会代表到总理署,恢复与政府代表进行洽商有关南洋大学问题。政府代表重申对南大政策,给予与新大同等的待遇,但“南大必须健全”,并一再保证政府无意改变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因为南大是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1963年10月3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要求新加坡政府无条件资助南洋大学,并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与此同时,也号召全体学生进行罢课三天,以捍卫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学生会也表示期待大学新领导不会向政府妥协南洋大学的利益。

嗣后,南大理事会代表与政府代表继续举行多日会谈。1963年10月5日,双方达致初步协议,政府代表对理事会中代表人数,不再坚持占有12席,愿接受6席,而6个席位中,政府将维持3位当时理事人数,增加的另外3个席位,准备让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政府代表担任。 这是因为时过境迁,在大逮捕后政府己经掌握了新加坡政局。

1963年10月 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包括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释放逮捕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承认南大学位等等。学生的要求如石沉大海,政府不于回应。

1963年10月10日大学代表与政府进行第四轮谈判。会后政府代表表示双方对议题己达至共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双方正式签约的约8个月时间内,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故。基本上是一些亲政府学生进行对反政府学生的攻击,以进一步削弱校园内的维护华文教育的信念与决心。

事件经过了数个月的酝酿后。1964年5月24日李光耀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己经解决。5月30日政府通知大学理事会将在6月5日举行最后一轮的会议,并预先告知政府对大学改组的条件。

1964年6月5日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终于正式签订协议,并发表声明:“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俾使南洋大学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

新加坡政府也承诺:“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予承认。” 新加坡政府并保证,南洋大学继续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协议下的新理事会,将由28名理事组成,其中马新12州赞助人代表各1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3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2名,社会贤达5名,政府代表6名。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鉄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

在六月五日双方签署协议之前,五月廿四日,李光耀已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己经解决。这是他正式宣布,他心中的“南洋大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只要由他来控制南洋大学,问题便解决了。

南洋大学的最后关闭,完全是李光耀恶毒的政治意图的结果。爱护南洋大学的老百姓,十分无助,敢怒而不敢言。

在南大的历史上,敢于反对李光耀的只有南洋大学学生会,但也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被李光耀关闭。从此以后,能够收拾李光耀的便只有上苍了。

(三)完全控制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双方达成的六点协议:

(1)应早日进行改善南大,关于改善南大的实际工作细节问题,则交由未来的南大理事会,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

(2)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俾使南大学生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完善。

(3)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

(4)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在马来西亚的宪法下,新加坡仍保留教育自主权,因此,政府将可继续实施以往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

(5)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政府代表指出,目前南大学位已得到新加坡政府有条件的承认,即凡获得政府补助学校之南大毕业生,所得待遇己与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平等。目前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亦须受公务委员会批准。政府代表亦指出,目前在各政府部门,政府学校及政府补助学校任职的南大毕业生已超过六百名,他们的薪金,完全由政府公款支付。)

(6)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安排:于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时,南大代表曾建议南大理事会的组成人数应如下: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六位,教授会代表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廿七位,当时政府代表的建议为:南大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十二位,教授会代表两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三位,社会贤达三位,总共卅四位。

今双方代表,根据1960年10月18日第二次谈判原来建议,经过讨论后,同意修正如下:南大十二州赞助人代表十二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其中三名,争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正义选派)六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三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社会贤达五位,总共廿八位。

这六项协议,让李光耀成功夺取南洋大学的管理权。从此,南洋大学更加多灾多难。

第一项“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实就是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善”南洋大学,以便最终合并。

第二项“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这显然是说,在南洋大学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善”之前,不会得到政府的资助。

第三项“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这是针对南洋大学学生会捍卫民族教育来说的。南洋大学一直都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带政治色彩。南大学生会捍卫民族教育乃是天赋的自卫权利,不是政治活动,而且是因为受到李光耀的迫害而起的。把“政党政治”带进校园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他在校内设立特务系统,派许多职业学生进入校园,依靠背后的政治势力,从事政党政治活动,目无尊长,无法无天。

第四项“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他的确“屡次作此保证”,但没有一次是真的,全是无耻谰言。

第五项“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这是明言南洋大学必须等到依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改善”后,才可能得到“承认”。到那个时候,就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南大离开变质与关闭已经不远了。

第六项的代表人数,并不仅仅是人数而已,最重要的是人选。其中,“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必定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至于“新加坡政府代表六位”与“社会贤达五位”则必定是支持李光耀的人,其中也难免有行动党的党员。这些党员和原来在校内的特务和职业学生组成一个控制网,李光耀正式依法把人民行动党的“政党政治”推入校园,肆无忌惮。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达成六点协议后,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直到最后关闭。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成立第二届理事会。这是陈六使先生辞去理事会主席后的第一届理事会,由高德根先生担任主席,成员共二十八位:

新加坡、馬來亞會員進派之理事:

高德根先生(新加坡)
李延年先生(雪蘭莪)
黃樹芬先生(柔佛)
劉伯群先生(霹靂)
曾守忠先生(檳榔嶼)
戴良伴先生(森美蘭)
葉樂鈴先生(吉蘭丹)
陳期岳先生(馬六甲)
鍾文賢先生(吉打)
杜水淼先生(丁加奴)
羅運通先生(玻璃市)
黃金記先生(彭亨)
陳錫九先生、黃奕歡先生、符致逢先生、劉六英先生、張夢生先生、黃開祿先生

由各州委員會代表大會授權理事會主席、副主席選派理事八人,其中二人辭職,尚未補選。

新加坡政府选派理事

盧曜先生
陳晉先生
陳祝強先生

校長(代理副校長)
黃應榮博士

教務會議選派理事
許永绥教授、傅文楷教授

畢業生同學會選派理事
(尚未选派)

在新加坡政府选派的三位理事中,盧曜与陳祝強是代表李光耀控制理事会的酷吏,卢曜尤其重要。他后来被委为副校长,掌握南大的日常运作。

南大的毕业生同学会反对李光耀控制南大。上一届的两位代表,林健生和林世昌都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坐牢,因而第二届没有选派代表参加理事会。一九六七年成立的第三届理事会,也没有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一直等到一九六九年成立的第四届理事会,才由支持李光耀的毕业生协会选派两位代表。

毕业生协会是联谊会的延续,联谊会是职业学生的公会。毕业生协会便是职业学生毕业后组成的公会,是李光耀钦点代表南大毕业生的组织。首任会长黄济复在校时是职业学生,毕业后当特务,带枪进校园耀武扬威(见第八章)。

第二屆常務理事會共九人:

主席:高德根先生( 1966 年04 月09 日逝世)
陳錫九先生( 1966 年05 月24 日繼任)
副主席:陳期岳先生
代理副校長:黃應荣博士
財政:黃奕歡先生
秘書:許永绥教授

以上為當然常務理事,另有常務理事四位:

盧曜先生、黃開禄先生、傅文楷先生、黃樹芬先生

其中卢曜是帮助李光耀控制理事会的代表。另外,马来亚各州尚委派副理事二位,以便在理事未能出席会议时,代表出席。各州委派之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如下:

雪蘭莪州:張士元先生、蔡榮興先生
柔佛州: 余金鑑先生、蔡木火先生
霹靂州:白成根先生、黃健臣先生
檳榔嶼:(尚未選出)
森美蘭州:李致辭先生、杜書荣先生
吉蘭丹州:合成有限公司(馬奇傑先生)、李增泰先生
馬六甲州:李引卜先生、張雅山先生
吉打州: 陳振昌先生、戴觀陽先生
丁加奴州: 陳德壽先生、林善通先生
玻璃市州:傳瑞業先生、黃仁標先生
彭亨州:顏中賢先生、杨元枫先生

这一届理事会中,尚有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政府委派的代表则进入常務理事会。李光耀正一步一步蚕食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五年,星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给李光耀借口,完全取消马来亚各州代表席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成立的第三届理事会便完全没有了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无视南大的创办宗旨。至此,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全面控制南大,一步一步走向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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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