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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梦 余山农编 卷一 昨天

09/02/19

陳六使先生的辦學理念與南大夢

余山農

南洋大學是一個夢。

南大夢由陳六使(1897-1972)先生開始,由千千萬萬愛護民族教育的人共同建築而得以實現。陳六使先生的南大夢起於新加坡,但並不止於新加坡,而是日後進而在馬來亞各州設立南大的分校。在他的觀念中,大學須随人口增長而增加。他的眼光超凡。

在愛護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個好夢;在憎恨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個惡夢。

歷史的轉折往往是災難的關鍵。憎恨民族教育的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騙取愛護民族教育的人手中的選票後,上臺執政,手握大權,便反過來殺害愛護民族教育的人,把南大夢碾碎。

南大死了。時空也已轉移,但是愛護民族教育的人心不死。於是,在新的時空交織處,開始建築新的南大夢。

一 少年時代的教育

陳六使先生生於光緒(1875-1909)二十三年,即康有爲(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發起公車上書(1895年)後兩年出世。那個年代,小孩上學一般在私塾。私塾教育在後來還一直存在,就是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也一樣存在。鄭奮興老師一九三四年在檳城出世,小時候也是在私塾讀書,跟他同一個時期的人也往往如此。

小孩子到私塾讀書,最重要的是“讀書識字”。這是中文啟蒙教育的一大特點。不明白這個特點的人,中文啟蒙教育就一定辦不好。通常在讀了三四年書之後,學會了基本的兩三千個字,再學會加減乘除的演算法,便可以出來謀生了。那個年代無所謂文憑與學位。康有爲和梁啟超是知識界的人物,也都是在私塾受教育的。

陳六使先生父母早喪,家境貧窮。一九一三年,陳嘉庚(1874-1961)先生在廈門創辦集美小學。陳六使先生和七弟文章一起進入集美小學念書,同班有劉玉水(1893 – 1972)先生。劉玉水先生光緒十九年生,比陳六使先生大四歲。劉玉水先生後來也跟陳六使先生一起創辦南大。小時候的教育對兩個人的影響深遠。

那個年代的小學教育,也跟私塾一樣,重在“讀書識字”。

讀了《三字經》後,便是四書五經,還有《古文觀止》,學寫古文的範本。有一件小事頗爲有趣。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在總商會開會時,由黃奕歡(1908 – 1985)先生報告到聯合邦參加各地南大委員會議經過。其中有一段故事(以下各段引文均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余等此次往吉蘭丹之車站百餘裡處華摩山有一極偏僻之鄉村,四圍盡是森林,內面有三千餘客籍僑胞,彼等在此居住已歷數代。根據墓碑所志,最少亦有三百餘年。其祖先初來其地與沙蓋族通婚,至今尚保留明朝習俗,更有明朝服裝。此處共有學校兩間,所讀者爲人之初及四書五經。彼等受其祖先遺言所影響,二校不願合併,辦理學校之方法概遵祖先定則,內面實與外界隔絕。最近政府令彼等遷往丁加奴時方與外界開始接觸。遷移之時,一老者苦苦要求執事者帶彼等看海。蓋彼等的祖先曾告以離居處不遠有中國海,中國海之彼方則爲中國鄉土。當彼等乘坐巴士車在日本南侵登陸處之岸邊見到中國海時,狂歡不已,僅以家鄉遙遠看不到,感覺遺憾。此三千餘客籍僑胞,雖在深山居住而未變成山人,尚極力維護固有文化,與沙蓋族和平共處,至爲令人感動,亦說明中華文化之不能消滅以及教育之重要性。……

主席謂黃君所述動人故事,如非目擊當不相信。該三千餘僑胞數代住在深山,猶如古文中陶淵明所述之桃花源記。吾人不信有桃花源,但馬來亞有之。

黃奕歡先生說的故事的確令人神往。居住在吉蘭丹華摩山偏僻鄉村中的明代移民客籍僑胞,三百餘年來,蒙師授業,依然是“人之初及四書五經”,恪守中華文化之傳統,感人至深。

陳六使先生聽罷,馬上聯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篇《桃花源記》便是收在《古文觀止》中,是初學寫作古文的入門書。

黃奕歡先生說的這則故事很有歷史和社會語言意義。明清兩個朝代南來的勞工都是男性,無法娶唐人妻子。礙於宗教,也無法娶馬來女子,除非變成馬來人。唯有娶非馬來人外族妻子。這些外族又是些什麼人呢?在樹林芭場工作的勞工,住在山裡,最可能娶的就是山地人。沙蓋族即山地人。沙蓋族之外,應該還有別的種族。由於彼此的語言不可通話,用簡單的馬來話溝通也是很自然的事。這簡單的馬來話成爲家庭的語言,便是峇峇馬來話的來源。通婚後所生的孩子便是峇峇人的來源。馬來半島至今尚有唐人與山地人通婚的事。

檳城、吉打、玻璃市一帶,靠近馬泰邊界,有不少泰族人。唐人與泰人通婚也是很自然的事。於是有檳城的峇峇人與峇峇話。檳城的閩南話帶很濃的泰語腔調,應也是唐人與泰人通婚的結果。

另外,印度人及從印尼過來的非回教徒,也可以與唐人通婚。

第一代的峇峇人都是很淳樸的鄉下人,會說母語方言。到了第二代,受英文教育,替英國人做事,可以直接和英國人溝通,成爲買辦階層。於是,“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這些富二代中,有一些看不起華人,看不起馬來人,看不起印度人,成爲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李光耀(1923-2015)就是其中一個。他不懂華文,不懂方言。他的母語是峇峇話。他的民族身份是峇峇人,不是華人。他也從不說自己是華人。他跟菲律賓的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17-1989)、印尼的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2008)是同一類,雖有華人血統,但都不是華人。正因此,李光耀憎恨華人,憎恨華文教育,憎恨南大,乃是先天的非我族類的种族主义情緒,一旦掌權便非得消滅華文教育不可,非得關閉南大不可。

陳六使先生和黃奕歡先生是同一代人,都沒有文憑與學位,但都建立大事業。他們所受教育,影響一生的便是“中華文化之不能消滅以及教育之重要性”的信念。正是這個信念,讓他們一起建築南大夢。

二 毀家興學精神

在陳六使先生倡議創辦華文大學之前,馬來亞大學曾經提出設立中文系。陳六使先生爲此捐獻了三十萬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龐大的款項。可是,馬來亞大學收了錢,卻遲遲不辦中文系。陳六使先生於是倡議創辦華文大學。他一生都爲民族文化與民族教育竭盡所能。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陳六使先生在星加坡福建會館會議上,陳述馬華教育正面臨危機,爲維護中華文化計,號召僑胞,創辦大學,懇切盼望星馬僑界,同心協力,熱烈輸將,使大學早日實現,馬華文化得以永存,不致被時勢所淘汰。他小時候所受教育的影響完全表露在這次呼籲中。

陳六使先生這次講話,無異于高聲呼喊文化救亡,盡顯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其講話要點有五:

其一,福建會館之辦學宗旨在於極力減輕家長負擔,最終全部免費。

福建會館興辦各校,每年不敷十餘萬元左右,由會館之收入,加以補貼。吾人辦學應極力使學生家長減輕負擔,學費儘量減少,免除什費。如福建會館力所能及,將來能達全部免費,實爲最高目的。吾人既有志興學,當不以會館虧損爲顧慮。

其二,目前華校危機重重。爲拯救華校前途,吾人實不應再事因循,應知改進,並更熱心維持之。

目前華校危機重重,一方面有外來壓力欲消滅華人文化,一方面又有內部摧殘抵消力量。可見華人文化已面對消滅危機。……華校既有外來壓力欲加消滅,內部又有自我摧殘,設不改善而因循敷衍,二三十年後,馬華文化恐將不存。蓋前此中國有甚多人南來,目前則已斷絕,如華文無實際用途,華人多改讀英文,華人不識華文漸多,如此下去,華文自然無用。

其三,華校學生人數減少,英校學生人數增加。長此以往,二三十年後,馬來亞可能不復有華人文化存在。

吾人爲求馬華文化不被消滅,爲拯救華校前途,吾人實不應再事因循,應知改進並更熱心維持之。苟吾僑人人肯出錢辦學,一方面要求政府增加應享之津貼,一方面節省開支,自有可爲。否則如目前情形,讀華校而感費重,爲父母者負擔不來,使吾僑子弟寧願入英校,華校自無前途。……二年前,福建會館勸捐興學,數達百餘萬,原預定所辦學校共能收容萬名學生,但目前本館各校學生不見增加,反見減少。由此可見甚多人已改入英校,因英校費省,且被認爲學生較規矩。今後之華校工作者務做到使父母者不再有此心理,才有辦法。地方上人口日見增加,小學生減少,可謂教育事業大退步。長此以往,二三十年後,馬來亞可能不復有華人文化存在。

其四,爲維護華人文化之長存,實有必要創辦華人大學,讓吾僑中學生可資升學。

吾人勿任令馬華文化被消滅,且應維護及求進步,何以故?目前中學學生數以萬計,每年畢業人數亦相當可觀。前時可回國升大學,目前則不可能,迫使僑胞認爲讀英文始有出路,始能入大學深造。吾人爲維護華人文化之長存,實有創辦華人大學之必要。就目前情勢而觀,吾僑中學生無處可資升學,實迫使吾人不得不創辦大學。二年前餘已有此倡議,並曾指出大學在三年內辦不成,則應五年內辦成功,五年內再辦不成功,則馬華文化之程度將日趨低落。

其五,可先辦數學院,然後逐漸謀發展,使吾僑子弟有機會入大學,永保吾人固有文化。

發動創立大學,社會人士如能響應踴躍輸將,倘能捐獲三百萬元,甚至五百萬元,餘必定亦捐獻同等數額以匡成之。如吾人勸募創辦大學工作能達預期目的,餘當發動聯合各地僑界各方人士,共同襄贊,使華人大學早日實現。

至於創辦大學之經費,如要十足與英美之大學比美,即數萬萬元仍感不夠,惟先辦數學院,然後逐漸謀發展,使吾僑子弟,讀畢小學繼入中學,然後再入大學,永保吾人固有文化。……惟僑眾認爲華人大學必須創辦,餘當傾餘之財產與僑眾合作,協力促成之。

陳六使先生這篇講話爲南大校史的第一篇重要文獻,保存于福建會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會議記錄及《南洋大學創校史》中。從記錄中可見先生講話之風采。這篇講話是南大夢的開始。

陳六使先生倡議創辦大學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保存華人文化。這就是黃奕歡先生所說的“中華文化之不能消滅以及教育之重要性”。他們心中都有極其強烈的保存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因而共築南大夢。爲了實現夢想,“餘當傾餘之財產與僑眾合作,協力促成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星加坡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陳六使先生回憶說:

本人倡辦大學乃因一九五二年之教育條例,深恐中華文化被消滅,爲使中華文化永久長存,故必欲辦大學,雖至破產亦所不惜。

這是何等偉大的毀家興學精神!他對民族文化之憂患意識與使命感,非一般有文憑學位者所能望其項背。

中國人有毀家興學的傳統。 陳嘉庚先生與陳六使先生都是模範。陳嘉庚先生是前無古人的毀家興學教育家,陳六使先生則是陳嘉庚先生之後,中國人之中最偉大的教育家。他不僅自己出資辦學,還能發動星馬數百萬僑眾,爲傳承民族文化而共同努力,形成波瀾壯闊的興學築夢運動,感天地而泣鬼神。這一點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的了。

三 中國式之大學

陳六使先生辦大學的想法十分實在,絕不尚浮華。他後來一再強調,所要創辦的是“中國式之大學”,節儉辦學,重在教育內涵,而非華麗壯觀之外表。

早年所受教育,讓他對民族文化時加反思,養成好學深思,觀察入微的習慣。正因此,他主持會議時,穩重而有條理。他雖未上過大學,但對大學甚爲嚮往,對大學教育亦甚瞭解。

福建會館會議後五天,星洲中華總商會在一月廿一日召開董事會議。陳六使先生再度講話,說明倡辦華人大學之真諦。內容與福建會館會議上的講詞大致相同。總商會全體贊成通過,擁護陳六使先生之號召。馬來亞聯合邦各地紛紛響應。創辦大學從此成爲星馬僑界共同的夢。

當時的峇峇人之中,有兩位十分傑出的人物。一位是馬六甲的陳禎祿先生(1883-1960),一位是星加坡的林文慶先生(1869-1957)。他們都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陳禎祿先生雖然不懂中文,但是會說家鄉漳州話。他爲創辦華文大學而奔走呼喊,大力支持。林文慶先生雖年事已高,仍擔任籌備委員。

這個時候,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峇峇人,對創辦華文大學冷眼旁觀。他不懂中文,也不會說方言。他沒說過一句支持的話,也沒捐過一分錢。他雖有華人血統,但並不是華人。面對創辦華文大學運動,他先天對華人和華文教育的憎恨在心中不斷滋長。他當時正準備登上政壇。後來,掌握大權之後,他所做的最重大的事便是消滅華文教育,關閉南洋大學。這個人就是李光耀。

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在中華總商會講話後十三天,二月三日下午,陳六使先生在丹戎隅俱樂部接見記者,發表談話,重申創辦華文大學之理念。重點如下:

其一,吾人所創辦這爲中國式之大學,經費有把握。星馬僑眾當堅決進行。

吾人所創辦之大學,系完全按照中國歷來辦理大學如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之規模及格式而創辦之。目前,馬來亞大學固有其長處,但吾人所辦之大學,亦自然有其長處。吾人有堅決之信心,亦有周詳之預算。建設一間大學之費用若干,吾人誠已有把握,僑眾對此當更堅決進行,勿有躊躇,勿爲他人所搖撼。吾人所創辦之大學自須建築現代化之校舍,一切儀器當購最新式者,一如吾國歷來所辦大學之規模。統而言之,建設一間大學,無須如馬大副校長所言之驚人钜款。吾人自有預算案,有把握,僑眾之涓滴捐款,必不致如一點雨之落于大海,幸熱烈全力支持以成之。

其二,吾人所辦之大學,非壯麗皇宮。吾人有堅決之信心,亦有周詳之預算。

建設大學問題,有相當之數目即夠,其費用並不如若干人所作聳人聽聞之天文數字,吾人應堅決進行,並非舊時中國民間所想像之皇宮,認爲金鑾殿系金柱玉欄幹,如何神奇偉大壯麗。經一事長一智,餘於一九三五年曾遊歷北京,看過許多大學,亦看過金鑾殿,坐過舊時皇帝之寶座,深覺該殿平凡無奇,星加坡之媽祖宮,亦如是也,何驚奇之有,吾人建設一間大學,即使其課室有如金鑾殿式樣,亦未必需如何驚人之費用也。

其三,吾人所辦之大學,無國籍或民族之分,自有其長處,吾人勿有自卑感。

吾人所創之大學系無國籍或民族之分者。歐美各國及當地各民族人士有志入學研究者,吾人當表歡迎。吾人勿有自卑感,依照過去之經驗,在外國大學畢業之學生有其長處,在中國畢業之學生亦有其長處。將來馬華創辦大學所造就之人才必有其出路,發揮其才能。

陳六使先生的觸覺敏銳,眼光獨到。他雖然沒上過大學,卻對辦大學有自己的見解。這次講話充分顯示出他的辦事信心與智慧。此種信心與智慧爲企業家所必備,亦爲教育家所必備,有助於克服萬難,實現夢想。馬華大學就靠這樣的信心與智慧才得以實現。

在整個創辦過程中,陳六使先生一再強調所要辦的是中國式的大學,節儉而實實在在,絕不是“神奇偉大壯麗”的大學。“神奇偉大壯麗”的大學華僑辦不起。華僑辦大學的目的是發展民族教育,傳承民族文化,不是爲了標榜炫耀。這個理念林語堂不明白。他要辦的正是“神奇偉大壯麗”的大學,標榜世界一流,炫耀豪華。他所擬定的預算極其奢侈,盡情揮霍,教員薪金比美國大學還高,大大超出僑眾的想像和負擔,完全違反了創校宗旨。這是林語堂和南大衝突的主要原因,另外,還參雜私利於校舍建築中,以致無法協調。幸得潘國渠先生奮力支撐,才渡過難關。

四 大學须自立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在中華總商會舉行首次會議。連瀛洲先生和陳六使先生在會上的一段講話,可以看出他們兩人高瞻遠矚的智慧:

連瀛洲君加以補充稱,城市設計組,謂政府擬在該處辟一小城市,南大設在裕廊不獨甚爲適合,且認爲南大應要求福建會舘將其餘五百英畝,一併獻出或由大學設法購買他處空地與之交換,大學本身既可發展,對於當地繁榮亦有極大助力。該城市設計組特舉某國劍橋大學爲例,謂當年創辦人高瞻遠矚,收買學校附近地皮以作校產。若干年後,該地已成一大學城,政府即無津貼經費,亦能維持。該組複催促本會從速繪就校舍等圖交其研究,俾可協助吾人設計。

主席再解釋稱,城市設計小組認爲大學之辦系百年大計,單靠民眾力量最多只能維持十年廿年,現在政府既欲開闢該地爲衛星城市,正宜乘此機會作一長遠打算。如能買足二千英畝地皮,則廿年卅年之後,該處繁榮地皮漲價可將空地出租或建設屋宇出稅,所得利益即可維持大學經費。據城市設計組估計,二十年後,本坡人口可增至二百餘萬人,三十年後可增至三百餘萬人。

這兩段話充分反映出兩位創辦人的眼光和智慧。正是這樣的眼光和智慧讓他們事業成功;轉而用於辦學,亦必成功。

美國的頂尖大學如哈佛等,都是私立大學。這些私立大學不愁經費,正是因爲有龐大的校產,足以支持開支而有餘。更何況還有巨額的校友捐款。

南大從一開始就受到政府多方幹擾。從殖民地政府到林有福政權,再到李光耀政權,三害一體,一害比一害兇惡。李光耀爲三害之首。幹擾逼害一波接一波而來,校方與學生都窮於應付,直到結束。在這種種幹擾逼害之下,校方與學生都無法爲大學的發展好好策劃。要是能夠按照連瀛洲先生和陳六使先生的想法,發展校產,南大後來必定一帆風順,不愁經費了。

五 大學須與人口成正比

在陳六使先生的辦學理念中,大學須與人口成正比。人口增加,大學也要適當增加。這樣的想法十分合理。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星加坡及馬來亞聯合邦各地僑界所組織之南洋大學委員會,在星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代表大會,爲創建南洋大學偉業舉行歷史性集議。陳六使先生在會上說:

目前全馬人口六百餘萬,華人約占一半,二三十年之後,全馬人口可增至數千萬,華人可占六七十巴仙,因華人生產率較高。諸位代表不辭辛勞,來星開會,並非有何政治活動,乃系爲後代子孫之教育著想。過去吾人創辦小學中學,均無統籌統辦計畫。猶憶三十年前,新嘉坡創辦華僑中學之時,有人懷疑究有若干學生可以入學,時至今日,華人中學隨處皆是,現在吾人創辦大學,二三十年之後,各州或須增設大學,此刻似應預備統籌統辦。

他的眼光遠大,所看到的不僅是今天的南洋大學,而是二三十年後各州須增設的大學。民族教育時時刻刻在他心中。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陳六使先生向記者發表談話,暢論大學教育,總結他一年來就創辦南大所發表的言論。他特別提到這四點:

其一,發展大學系無止境之钜大事業,應具遠大眼光,從速發展。

認爲發展大學系無止境之钜大事業,應具遠大眼光。爲收容眾多望馬大之門興歎之學生,渠贊成擴展星嘉坡之馬來亞大學,並從速著手發展吉隆玻,建立一間新大學;馬大當局苟不如此之圖,另方面又放棄將馬大遷往柔佛巴魯建校計畫,則誠屬不智之舉。

其二,星馬大學生與人口比例過低,建設大學乃急不容緩之事。

星馬人口達六百萬以上,馬大學生目前未超過千名,平均六千餘人始有一名大學生,相信世界上未有大學生數目在人口比率上少得一至如此者,在英國平均一二百人即有一名大學生,印度平均千餘人亦有一名大學生,……

目前大學生不及千名,而到外國留學者竟有三幾千人,望馬大之門興歎,更無錢至外國留學者,實不知其數,馬來亞大學若不能如英美一樣收容來自外國之學生,則最低限度亦應設法使本地要讀大學之學生有入學機會。

其三,大學不必有如何堂皇富麗之校舍,而在於高等教育事業發生效果,社會蒙受其益。

馬來亞人口六百餘萬,地方上有七十巴仙尚待開發,數十年後人口當以千萬計,開闢地方愈大,需要人才更多,政府要培養人才,擴充大學乃急不容緩,如恐經費支絀,而放棄在柔佛巴魯建馬大新校舍,亦屬過慮,蓋本邦物產豐富,將來繼續經營開發,絕不致經費無來源,何知難而退之有?再者建設大學校舍非尚堂皇美觀,設備夠,教導有方,學生勤奮,在社會上又能虛心奮鬥,造福人群,辦大學之目的已達。反之,雖校合堂皇富麗有何用?政府有心辦教育,就要做到希望入大學者,本地有大學容納之。

其四,南大之設,與馬大相輔相成,爲使本地培養之人才不致爲他人利用計,創辦南大乃非常必要。

南大之設,與馬大相輔相成,星馬人口既逾六百萬,將來人口更多,則應使學生有所出路有受高等教育之機會,目前學生占卅餘萬人,畢業生能入馬大者微乎其微,華文中學畢業生每年有相當數目,以前能往中國大陸升大學,現則不可能,即有要往中國大陸,爲父兄者亦不允許,既往則不可能複來,吾人爲使本地培養之人才不致爲他人利用計,創辦南大乃非常必要,質言之,亦即爲地方利益打算,代政府設想也,馬大對英校畢業生尚無法儘量收容,遑論收容華文中學畢業生,南大設立後,當補此不足,儘量收容華文中學畢業生,使成爲地方上有用人才。

在他發表的幾次有關創辦大學的談話中,反復說到大學不必有如何堂皇富麗之校舍,而在於高等教育事業發生效果,社會蒙受其益。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國式大學。

陳六使先生一再強調的“中國式大學”,就是開支節儉而又實際的大學,與富麗堂皇的大學相反,因爲華僑辦學須自力更生,沒有政府資助。華僑辦學有自己的宗旨,也不能爲錢而放棄自己的宗旨。

中國式之大學,除了開支節儉而又實際之外,教學語言則雙語或多語並用,並非單用華文。

六 雙語大學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四日,陳六使先生以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在國泰餐廳設午宴招待馬來亞大學倡辦人卡遜爵士。陳六使先生對他說:

吾人之宗旨為協助政府,協助當地民眾,提高智識水準;同時,目前吾人認本邦為第一故鄉,吾人創辦大學,系照中國著名大學之辦法,將來文學院中,中文系教授中文外,其餘工,商,理,等學院,多將以英文教授。此乃吾人之原則。至於南洋大學所收學生不僅華僑子弟,無論何種民族,皆歡迎入學。

南大一開始就是雙語大學,並不排斥其它語文。

李光前先生也是南洋大學創辦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陳六使先生倡議辦華文大學,並在中華總商會討論時,他剛好在外地。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回來後,即對記者發表書面談話,闡述華僑创办大学的动机和主旨:

查此次所倡辦者擬仿照傳教士在中國所創辦之燕京、嶺南等大學,或由私人捐資設立者相同。在此種大學內,華文僅為教授文、史、地及藝術等科之工具耳。至若對於科學方面,如數、理、化等科。則大都採用英、德、法、任何一種之語文教授之。在新加坡所擬設立者,對於數、理、化等科學方面之學科,想必採用英語教授無疑。

他的這番話也很清楚,南洋大學將採用雙語教學。華文僅為教授文、史、地及藝術等科之工具。數、理、化等科則採用英語教授。

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發表創立宣言,揭櫫宗旨,其中一項爲「溝通東西文化」云:

東方文化,歷史悠久,精深博大,西方文化,根盤雄厚,璀燦煊爛。二者為世界文化之主幹,而新加坡適處東西文化交流之樞紐,故當地大學之重要使命,在溝通二大文化體系發揚而光大之。 南洋大學正可與馬來亞大學相輔而行,負起此一 任務。馬來亞大學專重英文,而南洋大學則兼重中英巫各語文,以應學術研究之實際需要,務使學者對當地語文有相當基礎,能充份運用,而同時學業水準與國際程度相埒,以為東西文化之橋樑。

南大在宣言中確定爲雙語乃至於多語大學。

馬來亞大學是單一語文的大學,學生來自英文學校,英文程度比南大學生高是很自然的事;南大是雙語大學,學生主要來自華文學校,華校背景的學生,英文程度比馬大學生低,也是很自然的事。

華校先生不能進入馬來亞大學是制度所致。華校先生並不參加英校學生的會考,無法符合馬大的入學條件,而英文尤為關鍵。這並不是因为華校學生無法應付英文課本與教學,而是馬大只錄取英文中學畢業生。南大成立後,理學院與商學院的課本一般都是英文。老師教學時,中英文並用,學生吸收知識並無困難。至於學術水準,南大學生比起馬大學生來,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文並非求知識的唯一語言。任何語言都只是學習工具。德國大學用德文,法國大學用法文,日本大學用日文,傳授知識都不受影響。

陳六使先生和南洋大學其他創辦人完全明白英文在當時的重要,並一再強調於母語之外,英語爲南大的重要教學語言。至於後來李光耀掌權後,一再強調華文無用,只有英文才有用,則是完全出於偏見。李光耀誹謗南大學生完全不懂英文,純爲羅織罪名。

七 辦學原則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香港陳公哲曾致函南大執委會主席陳六使先生,推薦荊磐石博士爲南大校長。倘獲得陳老師先生接納,荊磐石可先攜帶一百萬美圓到南大就職,再由陳公哲到美國籌募一百萬美圓爲南大之經費(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陳六使先生不接受。他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卅一日新加坡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最近有人來函謂可攜大批款項來南大做事、吾人不要以爲此事全屬子虛、問題在吾人肯遷就他人宗旨與否、 肯遷就或不只一間大學有人贊助、即兩三間大學亦有人贊助、不過吾人有吾人宗旨、無須遷就他人、因此全馬各地僑胞、應熱烈出錢支持南大、共同負擔、前途方能光明。

雖然使華僑所能籌集的錢並不十分足夠,仍然要堅持自己的辦學宗旨,不能爲了錢而輕易遷就他人,也不能輕易遷就政府。華僑辦的小學、中學均如此,自食其力,不求人,辦大學也如此。不幸,幾年後,李光耀以資助和承認學位爲爲由,強行全面控制南大,完全違背了當初創辦南大的宗旨,最終關閉。

在確定創辦大學之後,陳六使先生最急於做的是:物色一相當之人士擔任校長,參與策劃校園建設。可是,因爲南大註冊、校園設計等事,一再受到殖民地政府阻撓,聘請校長的事也就拖延了。當初,擬聘請的校長第一人選是曾經擔任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其次是醫學家林可勝。兩位都是十分合適的人選。然而,真是南大家門不幸,讓林語堂有機可乘,向連瀛洲先生毛遂自薦,釀成禍害。真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見張曦娜訪問潘國渠先生談南洋大學創辦過程之內情,收在《答客問》書中)。

陳六使先生秉性忠厚,觀察力強。他只跟林語堂談了幾次話便看出林語堂只是個空心老官,但他並不揭穿,依然以誠相待。直到林語堂離開後,誣衊李光前先生是共產黨,華文學校都受共產黨控制,他十分憤怒,終於說了出來:

他的受聘出長南大之初,我實對林語堂其人有不明瞭之處。迨至晤談數次之後,便知他是無真才實學,更無資格辦大學的人。這次他的辭職,實爲南大和全體華僑之幸。

因爲沒有當面揭穿,林語堂還真以爲自己是諸葛亮。

梅貽琦有句教育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正是陳六使先生的大學理念。梅貽琦才是南大應該聘請的校長。他當時也有意思先來瞭解情況才決定。不料林語堂走後門,昭告天下,南大將由他來創辦,結果梅貽琦和林可勝都沒來。中國人走後門的惡習真是禍害無窮。

陳六使先生出世的年代早,家境又清寒,沒有機會上大學,但是他辦大學的理念十分清晰而實在。

林語堂嘲笑陳六使先生“不識之無”, 李元瑾的徒子,王賡武的徒孫周兆呈嘲笑陳六使先生“目不識丁”。林語堂當讀過“人之初及四書五經”,周兆呈恐怕連“人之初”都沒讀過,更別說“四書五經”了。他們都自以爲高明,實只是在嘲笑自己的自大與無知,有眼無珠。

林語堂給南大帶來禍害,南大的創瓣人從禍害中吸取教訓,創辦南大的意志愈加堅定,更加快速把南大建立起來。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馬紹爾(David Saul Marshall,1908-1995)參觀南大校園時致詞說:

今日吾人看見一個夢已告實現、華人艱苦創辦的南大、在執委努力策劃下、其偉大建築物已呈現在眼前、本人極歡喜、以個人及首席部長之地位、代表人民祝賀及贊助南大成功。

南大創辦人繼續建造自己心中的南大夢,南大得以順利開學。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南大舉行開學儀式,簡單而隆重。陳六使先生致詞時說:

本人敢在此大聲呼,今日爲海外華僑最光榮的日子! 因爲數百年前華僑南渡,經歷無數之磨折與苦難,終於憑本身之力量與奮鬥,建立起一間大學,而且這間大學,就在今天開學了。

陳六使先生主持升旗禮。在南大校旗冉冉上升時,全體觀禮的人仰望校旗,虔誠敬禮,齊聲高呼“南大萬歲,萬歲,萬萬歲!”情緒激昂,呼聲響澈雲霄。南大終於在艱苦的環境中建立起來。

南大,按照陳六使先生的理念創辦,可惜不能在平靜中按照陳六使先生的理念發展,一直受到邪魔外道的干擾逼害。

南大,是被心地不善者惡意謀害而死的。

南大雖死,南大夢不死。


林語堂的心術使南大走向成功

余山農

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心術之不正者,莫過於林語堂(1895-1976);品格之卑劣者,亦莫過於林語堂。他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到南洋大學任影子校長大約六個月期間的所作所爲,卑鄙無恥甚於市井無賴。

林語堂名義上是南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實際他被遣散時,南洋大學本科還未成立,先修班也還未開課。他只能算是個影子校長。

一九三六年,林語堂在美國寫的《吾國吾民》出版後,成爲暢銷書,賺了好些錢。丁西林見到林語堂時說“你寫了一本很成功的書哪”。林語堂有些得意,即回答道:“只是爲洋人看的”。丁西林又說:“你出卖吾國吾民得了不少錢吧?”這妙語雙關,一時傳遍士林。林語堂的《吾國吾民》的確是寫給洋人看的,盡力誇大中國人的醜陋一面,只是爲了賣錢。他到南大來也正是爲了撈錢。

林語堂是閩南漳州人。南洋華僑亦多閩南人,或知道這位老鄉的大名,但未必知道他的人品與文章。當時,南洋只有兩個人深知林語堂的道德與學識,一個是潘國渠先生(潘國渠,1911-1999),閩南南安人,另一個是林文慶先生,閩南海澄人。

廈門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本是鄧萃英(1885-1972)。他是同盟會的成員,人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跟林語堂有一點相似。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就任,一九二一年五月離職。他離開時,廈門大學本科還未成立,只有預科,就是先修班。他也只任了六個月的影子校長,隨即由林文慶先生接任。

鄧萃英和林語堂還有一點相似,就是越俎代庖。他要越過董事部掌控大學建校基金。這段往事陳六使先生非常清楚。他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南洋大學星加坡委員會會議討論林語堂的預算案時回憶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關於建設厦大情形,實際上系由陳嘉庚先生負責,雖一磚一石亦親自監工。初時請鄧萃英爲校長,渠欲陳氏籌措五百萬元存在銀行,方肯就任。當時陳嘉庚先生謂:「我的生意尚在繼續經營,資金需要周轉,此事那能做到。」所以曾對吾等慨言:「賺錢難,開錢更難。」結果不得不改聘林文慶博士爲校長,經過林博士苦心經營之後,終於奠下基礎。今之南大建校亦發生問題。本人實在有苦難言。

南大的問題和當初廈大的問題正相同。林語堂也學鄧萃英,要南大創辦人交兩千萬元建校基金給他保管,供他使用兩年。林語堂比鄧萃英要囂張而貪婪得多。

林文慶先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四日接任廈大校長後,本科才得以設立。一九二六年,他請來閩南同鄉林語堂擔任文科主任。廈門大學當時已經發展起來,林語堂不敢那麼囂張。他只任一年便因與校內同事糾紛而離開了。

南大創辦時,南洋最瞭解林語堂的人便是林文慶先生。可惜在聘請林語堂當校長之前,沒有諮詢林文慶先生的意見。一九九二年,潘國渠先生在接受訪問時回憶了一段往事(見張曦娜《答客問》):

這裡特別一提的是,林語堂的著作極盡滿足西方人優越感的能事,不惜如古人所諷刺的:“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記得一九五〇年陳嘉庚還在新加坡時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怡和軒俱樂部會餐前,林文慶先生將手裡一本書擲在本來的座位上然後入席,咀吧裡自言自語道,語堂也太不成話了,把中國人說得這樣一錢不值,都沒有一些好的可說嗎?原來那本書就是林語堂英文的《吾國吾民》。他那種不屑的心態,也就可想而知。

林語堂在美國寫的《吾國吾民》之類書,只是揭中國人的陋習,討好美國人,並無可取。

連瀛洲在去美國和林語堂見面之前,要是諮詢林文慶先生的意見,結果必定大不一樣,南大也就不必經歷林語堂的災劫了。

林語堂最壞的是他的心術。所謂心術不正,正是林語堂爲害南大的根源。

一九五六年,星洲日報记者劉君惠寫的《南洋大學創校概述》詳細記錄林語堂爲害南大的經過,從中可以清楚看出林語堂的心術。其貪婪卑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教育史上,無人能出其右。

一 校長人選

一九五四年,南大創辦人打算物色一個有經驗的人來擔任校長,幫助大學發展。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其實,開始的時候,我和李光前先生所建議的校長人選有兩位:一位是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另一位是林文慶先生的兒子林可勝。林可勝是位聲譽遠揚的科學家,又是位行政功績卓著的人才。當時,梅貽琦旅居美國,而清華大學的不少講師、教授也散居美國各地;我們是覺得,如果梅貽琦能夠到南大來,必定也能引薦許多清華大學的講師、教授一起到南大來。記得當時我向李光前提出這兩個人選時,他也很贊同,覺得這樣的安排最好。我們也不是對林語堂有成見,而是就事論事,覺得梅貽琦和林可勝的確較林語堂更適合作爲南大的校長。林語堂你說他是個作家可以,說是個學者還看不出有什麼出色的表現;說到辦教育,實在也沒有豐富的經驗;記得當時紐約的《聯合日報》的社論就曾形容林語堂的出任南大校長爲“小丑扮演青衣”,這真是一針見血。就大學校長的人選而言,我們覺得作家不如學者,學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業家;一些國立大學的成績往往不如私立大學,原因就在私立大學的校長得慘澹經營,很自然的易於成爲教育事業家。

另一方面,就爲人處事而言,梅貽琦實事求是的作風也更適合南大。我個人在中國時和他有過接觸,瞭解他的爲人,覺得他是個很恰當的人選。當時我沒有他的通訊位址,在征得陳六使同意後,曾托旅居西雅圖的朋友設法查訪並試探梅貽琦的意向。朋友的回信說,梅貽琦想到吉隆玻探訪女兒,順道可以來星加坡看看,看有什麼事可以幫得上。從我的朋友的來信中可以看出,梅貽琦起初確實曾經考慮到南大來。但是不久之後,林語堂就在美國放出風聲,說要到星加坡辦一所大學,有意造成一個既成的實事。後來他在所開出的師資名單中,竟列林可勝爲副校長。原本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梅貽琦來不成,我們就請林可勝來,沒想到林語堂竟將林可勝列爲副校長。

起初,看到名單的時候,陳六使還很高興,以爲這次孔明請到了,龐統也請到了,真是兩全其美。但是,林語堂來了之後,由始至終我們都沒有林可勝任何消息或影子出現。其實,林可勝不來是意料中事,我們原想請他當校長的,林語堂卻發表說他是副校長。這樣一來,他又怎麼會來呢?

潘國渠先生的設想非常好,可是林語堂善於心術,工於心計,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把南大請校長的計畫徹底破壞了。

當時的校長人選,還考慮到胡適(1891-1962)。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星加坡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陳六使先生回憶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南洋大學校長系請國際知名學者。最初系由王秘書致函胡適博士,不得回信。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貽琦博士,復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覺要請校長,非派人親身物色不可。一九五三年年底與林語堂博士接洽,已有頭緒,即由連瀛洲先生自備旅費前往美國禮聘。

胡適沒有回信,梅貽琦(1889-1962)回信婉拒,應都是聽到林語堂放出的風聲所致。胡適、梅貽琦、林可勝(1897- 1969)、林語堂四個人之中,只有潘國渠先生見過梅貽琦,陳六使先生四個都沒見過。胡適、梅貽琦、林可勝,都很適合當校長,林語堂最不合適。可是,偏偏最後請來的卻是最爛的林語堂。

當時,胡適和梅貽琦二位都沒答應,林可勝尚未聯繫。

在林語堂與林可勝兩人中,論學術成就,林可勝很突出。他在當時是個很有貢獻的醫學家。他的學術成就遠非林語堂可比。當林可勝在二戰戰場上救死扶傷的時候,林語堂正在美國寫書討好美國人。無論研究與做人,林可勝都遠勝林語堂。

林語堂雖然有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博士學位,但在語言學研究方面,並無值得一提的成績。在文學方面,他也乏善可陳。他寫了些小說,但並無值得一提的作品。他寫得最多的是散文,但也沒有可選爲模範的作品,遠不及魯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不如梁實秋(1903-1987)、馮至(1905-1993)、冰心(1900-1999)等。正如李敖所說(見《探訪林語堂故居》,鳳凰衛視節目):

今天我們盖棺論定,……我必须說,林語堂他不是一個好的文學方面的創作者。林語堂寫了這麼多書,你李敖怎麼講這個話?我必须說他的書在創作方面,成绩不好,……他自己寫這個《京華烟云》,就是《瞬息京華》,基本的骨架是《紅樓夢》的,可是我必须這樣說,很不禮貌的這樣說,他的才力才具不够,所以他要走《紅樓夢》的路線,反倒失败了。……林語堂他說他學跨中西,他编的這部字典《汉英字典》,……他的晚年编的,……這個字典不是他一個人能编的,可是他要编成個,林語堂《汉英字典》,……這本書嚴格說起来,是個比較粗糙的一個字典,精神可嘉,可是失敗了。

林語堂唯一勝過林可勝的是在中國社會中的名气。他的名气大,一来是因爲有博士學位,在當時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能在大學當教授;二来是因爲他辦雜誌,如《論語》、《人間世》、《宇宙风》等,又提倡“幽默”爲噱頭,欺世盗名。他所寫的文章几乎全都是生活雜說,無甚突出。他寫過《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可是他的品行,既無老子的智慧,也無孔子的智慧。說一套,做一套,德行卑劣,一無可取。

聘請南大校長,品德比學問更加重要,學問又比名氣重要。無論品德或學問,林語堂都不適合當南大校長。從他任職後的現世德行看來,無異於市井無賴,一心只想來撈錢,完全無視教育。以名取人,必定壞事。

當時在星加坡華人中,只有林文慶先生先生有辦大學經驗。他在1921-1927年間任廈門大學校長。可惜南大創辦時,他已八十四歲,恐無精力管理大學了。

真是南大家門不幸,還沒聯繫林可勝就讓林語堂有機可乘。

二 林語堂走後門

林語堂又有什麼神通可以奪取校長聘書呢?他別無什麼神通,他靠的是心術:走後門。

在南大的創辦人中,連瀛洲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位。他出錢又出力,爲南大奔波。陳六使先生對他非常讚賞和感激。林語堂通過說客聯繫連瀛洲先生(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表面上看起来,南大是主動地并且不嫌萬裡求才而派執委連瀛洲到紐約去聘請,好像林語堂經不起連氏再三敦促懇求之下才肯勉强犧牲“豪華生活”和“一個字以美金一元計算”的優越條件而答應来星任職的。實際上主動要前来任職的却是林語堂本人。南大執委會一方面慕其名,一方面要赶快請一校長主持校政,使早日開學,也就樂得與林語堂接洽。當連瀛洲尚未赴美之前,林語堂在紐約通過一位和連氏有亲戚關系的女士懇請連氏向南大執委會示意提名,多方拜托,打通路線而由南大執委會正式提出聘請的。連氏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銜命赴美,翌年一月與林語堂會見,一拍即合。南大既急于聘請校長前来,對林語堂所提各點也不大注意計较,只希望林氏大驾早日到臨主持開學大計。對于一些枝節問題,相信可在實際環境情形下獲得解决的,因爲大家想林語堂到底是中國人,相信他會一心爲僑胞做事,争一口气,何况僑胞創辦最高學府又是急不容緩的事,且又有無比堅韌毅力去完成的。

走後門是中國人的陋習,而林語堂卻精於此道。他拜託連瀛洲先生的親戚做說客,而南大委員會又急於聘請校長,林語堂就因此走後門得逞。

連瀛洲先生在親戚爲林語堂說項後,便向陳六使先生推薦。陳六使先生也就同意由連瀛洲先生和林語堂接洽。聘請校長這麼重大的事,由連瀛洲先生一人洽談決定,實在過於草率。一人的識見畢竟有限,更何況林語堂一方面走後門,托人說項,把連瀛洲先生蒙蔽,一方面又放出風聲阻止別人應邀,左右事情的決定。

在陳六使先生和連瀛洲先生決定之前,至少應徵詢林文慶先生先生的意見。他當時年事已高,未擔任星加坡委員會委員,但之前在籌備委員會中。要是當時諮詢林文慶先生的意見,結果必定大不相同。這一次的草率決定是造成後來禍害的原因。

潘國渠先生對聘請林語堂當校長的方式也不以爲然。他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在林語堂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我和李光前由於不敢苟同,有一度都不便過問南大的事,因爲我們覺得應該把所邀請的三位校長人選,試探後的反應如何,都拿出來詳細研究,不可倉促草率。“急行無好步”,莫貽後悔。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在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連瀛洲先生報告洽談聘請林語堂當校長的事,但並沒有討論林語堂是否適合當校長。雖然表面上最後是陳六使先生決定的,實際連瀛洲先生出使回來時,已經決定了。這主要是想早些請來校長,幫助策劃發展南大。正是這樣的心理,讓林語堂有機可乘,倉促決定,造成禍害。

林語堂的爲人狂妄囂張,他又爲什麼肯走後門呢?他在美國真的是過“豪華生活”和領取“一個字以美金一元計算”的稿酬嗎?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對南大的聘請,那樣一拍即合,那樣急急放出風聲,那樣怕一個大好機會落在別人手裡,是有兩個苦衷的:其一,他爲了搞一個中文打字機,希望獲得發明專利,試了又試,改了又改,卻差不多花光了歷年可觀的積蓄,令他太太廖翠鳳時出怨言,渴望趕快回到東方來撈一筆。其二,林語堂原由他的美國朋友華爾希和賽珍珠夫婦鼓勵他用英文寫作的,並對他的作品不時提供“寶貴的意見”,所有英文作品都由華爾希的莊臺公司初版。不料五十年代上半期林語堂才發覺莊臺公司給他的版稅不公道。出版公司一本書原只應抽百分之十,莊臺公司居然抽百分之五十。版權原應屬於作者,林語堂由莊臺公司出版的書竟全部屬於莊臺公司。一生崇洋如林語堂者,竟然上此洋當,難怪其大怒特怒,而終於和華、賽夫婦鬧翻了。

林語堂的這段歷史,李敖也說到(見《探訪林語堂故居》,鳳凰衛視節目):

林語堂一輩子啊,……他老想解决中文的,這個输入的問題,或输出的問題,這裡面涉及了打字機,如何用中文可以打出来,……比照英文打字機的方法,来打出中文来,可是這裡面變成一個魔咒一樣,在林語堂的頭腦裡面,……在時機不到的時候,他始終没有解釋出来,解决出来。……

他在一九三六年就跑到美國去,到美國去的原因最重要的,他認识了一個好朋友,這個好朋友後来翻脸了,他就是有名的,得了諾貝爾文學奖的叫賽珍珠。賽珍珠是美國人,帮助他,所以他在美國能够站稳脚步,賽珍珠跟她先生,……他們辦了一個出版公司,給林語堂出書,所以前後在美國出了十三本書,後来可能,很可能是因爲版税的問題,雙方搞得不愉快,有點反目狀態。

由於這兩個原因,他千方百計走後門,又放出風聲,阻止可能有意來當校長的人,好讓自己奪取南大的聘書,到南大來撈錢。

四 重私利輕教育

閩南人有句俗諺說:“南洋客,無一千也有八百。”林語堂是閩南人,心中一定以爲南洋華僑很有錢,想辦大學,趕快來撈一把。這就是他急於來南大的原因。正因此,他到南大之後,並不關心辦學,只一心設法撈錢,十分無恥。

在新加坡委員會于二月十七日举行第五次會議上,陳锡九先生就這麼說:

吾人看了南大預算,誰都爲之擔憂。……或者校長認爲星馬富翁極多,有錢辦學亦未可知。

爲了撈錢,林語堂假裝熱心華僑教育。連瀛洲先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在星加坡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去年年底奉派赴美聘請校長。到紐約後,與林語堂博士懇談,并告以此間僑胞熱誠及創辦南大宗旨,因林博士見解與吾人不約而同,認爲义不容辭,故答應吾人請求。林博士并力荐林可勝博士爲南大副校長,且已開始物色著名教授来星。林博士表示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适當人选,其他教授則拟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

林語堂講的這些話,跟他後來的所作所爲完全不一致。他很顯然只是假裝迎合連瀛洲先生的意思,虛假贊成華僑節儉辦學的主張,騙過一時,奪得聘書。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陳六使先生發聘書給林語堂。林語堂一家大小連同女婿, 在八月一日從紐約出發。他不是直接來南大,而是一路到英國、歐洲大陸、再到埃及去遊玩,十月二日才到星加坡。這兩個月的旅遊費用,全由南大支付,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他把從紐約動身到莅任而至一九五四年底爲止期間的賬目,除送一份給執委會過目之外,却要求不可發表,同時再三叮嘱南大秘書绝對不能透露。這一着真教執委會哑子吃黄連一般,有苦說不出。

把一家人兩個月的旅遊費用都要南大支付。任何大學校長都不會這麼做。真是恬不知恥!

四 重政治輕教育

在出發之前,他在紐約高調表明反共(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林語堂在來南大之前,對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說:「南洋大學將成爲亚洲非共人士對抗共產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又說:「吾人有甚多受高深教育之流亡學者……協助教育青年男女。」

林語堂先後講的話,道出他來南大的兩個目的:其一,謀取私利,其二,玩弄政治。這完全違背了南大創辦的宗旨。

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陳六使先生在南大獲准註冊後,發表辦學宗旨,特別強調這一點(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吾人認爲,擔任南大校長,院長,教授,助教,講師,以至校丁者,應無政治作用及無政治關系之人士,吾人始予聘任;學生入學亦然。故此,被聘之教授及其他人員以及入學之學生,俱應認识此项宗旨。設沾有政治作用及有政治關系者,吾人不聘其任職,亦不允其入學。在學校内吾人绝不使染有政治色彩,只使之成爲純粹研究學術文化之機關,有益地方及政府,提高文化水准,培養人才及技術人員,服務本邦而已。餘事先聲明,幸將来不致有既聘請者,或既入學者,有因不合上述宗旨而被擯出校外之事。

他後來每次講到南大創辦的宗旨時都一再強調這一點。林語堂想把政治帶進南大校園,當時南大可以馬上把他解聘。無奈他正在前來赴任,南大方面只能勸他別談政治。

這件事在星馬僑界引起極大反感,完全不信任他。星馬僑界原本轟轟烈烈爲南大籌款的運動,在林語堂十月二日抵達之後就完全停止了。這對南大是無法補救的打擊。

林語堂的一生,看起來好像和政治無關,其實不然。他就是到了晚年仍然依靠政治來謀取私利。他和國民黨關係密切,就像李敖所說的(見鳳凰衛視《探訪林語堂故居》):

林語堂回到臺灣,首先一點就是,他要跟臺灣的關系很好,换句話說,要跟蔣介石蔣宋美龄,他們的關系很好。林語堂是這樣子到了臺灣。當時臺灣言論控制得緊的不得了,可是由國民黨的中央社,他們的負責人叫做馬星野、拉攏林語堂、給他寫個開個專欄、就他可以寫個專欄、到處發表他的文章。

就因爲他“跟蔣介石蔣宋美龄,他們的關系很好”,所以他要把南大作爲“對抗共產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這樣的想法,再加上他要在校舍建設中謀取私利,這就造成他和南大創辦人之間無法協調的衝突。

林語堂到了南大之後,做了些什麼呢?

五 企圖從校舍中謀私利

南大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開始設計校園,七月開始建設。林語堂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抵達星加坡時,南大校園的建設工作已進行一年多了。

南大請林語堂來當校長。校長的職務是管理大學的日常事務,並不是請他來建校舍。

林語堂在和連瀛洲先生面洽時,講得很清楚:“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适當人选,其他教授則拟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可是,他所帶來的人之中,卻有“文學院院長熊式一,理工學院院長胡博渊,及以私人資格應邀協助籌划商學院事宜之伍启元。”還不止此,他的女兒林太乙任校長秘書,他的女婿黎明任行政秘書;另外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建筑主任杨介眉”。南大的建築主任早就安排好了。建築並不是校長的職務,爲什麼他要帶來一個“建筑主任”呢?因爲他要從大學建築中謀取私利(見石頭山人《紀念先賢陳六使先生》):

潘國渠先生生前見告,林語堂和南大的衝突,主要在於利益。林語堂要在大學建築中謀私利。他當時還帶了從事建築的人來。

劉英瞬老師也曾對我們同學說:“林語堂當初以南大圖書館不實用爲理由,要拆掉重建,要南大出錢。林語堂是校長,他有本事就應該自己籌錢來另外建一間。好好的建築爲什麼要拆掉重建?”

林語堂心裡除了謀私利之外,便是玩政治,完全不是爲了教育而來。

林語堂到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爭奪財政權。一方面他要南大把兩千萬元建校基金交給他管,由他支配,大學不得過問,一方面要抓住建設校舍的權力,從中謀利。他要抓住財政權的理由是:“建第一流大學”。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一來就要南大把二千萬元建校基金交到他手中,又要董事會不得過問,學校什麼事都要他點頭,又對南大建築物諸多挑剔,甚至要把已建好的建築物拆掉重建。他說:圖書館是一項極壞的設計,光線很差,藏書的地方很少,又在另一場合說,圖書館僅能藏書五萬本,可是言猶在耳,他卻要圖書館立即於一九五五年購置九萬本書。……從他的種種言行看來,他根本就瞧不起南洋社會,以爲南洋阿伯人人可欺。這種態度是非常可惡的。

林語堂一到星加坡來就揚言要建第一流大學。試問什麼是第一流大學?就以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美國的哈佛、耶魯大學來說,都是一步一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而成,久一點的經過千年,短的也要百年才發展起來,人家說羅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這個道理。怎麼可能一來就說要辦個第一流大學?那是多麼不切實際。……印度太戈爾林下講學,遠近傾慕,成爲有名的國際大學。他們但知學問道德之傳授薰陶,何嘗需要什麼堂皇的校舍。如果是真正要辦大學,什麼建築物都可以辦大學。我們在抗戰的時候,在佛廟道觀裡都可以辦大學,爲什麼要斤斤計較於校舍?何況我們當時的建築物和設備的確已經很不錯的了……林語堂的所謂“第一流大學”,應該是叫做“第一流高薪大學”,才算名符其實。

南洋華僑憨厚樸實,當時急於創辦一所大學傳承民族文化,以免被同化。林語堂看准這一點,標榜辦“第一流大學”,以爲誘餌來撈錢。

林語堂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八日給連瀛洲先生和陳六使先生的信中說(見陳漱渝《關于林語堂與南洋大學事件的有關信函》刊于南大站):

愚意南大目的必使精神及物質上(即學術及設備上)俱稱第一流大學之名。第二流大學雖可辦,而弟個人則無興趣。

說這種話分明就是有意欺騙。無論什麼大學都是從小辦起,哪有一開始就是“第一流大學”的事?再說,林語堂就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何德何能要辦第一流大學?因爲他存心不良,以辦“第一流大學”爲誘餌,讓南大創辦人相信他志在辦教育,奪取聘書;就職之後,又以辦“第一流大學”爲藉口,奪取財政權,從中謀取私利。這一點,陳六使先生就看出來了。他在新加坡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五日舉行的第六次會議上就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校長所要争者系財政權而非辦學之權。

林語堂當初“力荐林可勝博士爲南大副校長”也是誘餌。他根本就把林可勝排除了,所以林可勝一直都沒有出現。只因林可勝是南洋人,當初南大打算聘請他擔任校長,而林語堂走後門,一心只想當校長,便假意“力荐林可勝博士爲南大副校長”來矇騙南大創辦人。其心術十分可惡。

林語堂挑剔南大的建築也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要掌握建築費,從中謀利。陳六使先生曾想委曲求全,但最後還是無法協調(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和執委會間潜伏建築問題糾紛的暗流。演變下去,林語堂要求推翻已經進行的全都建築計劃,下令停止工作,簡直是要把已經完成的建築拆毁。有一次,陳六使等不得不往林的寓所“談判”這個問題了。林說:“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們這一班人就决定不幹!”陳六使氏在這時候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事情一至於此,陳六使還是委曲求全,他最後遷就林語堂,允許他們另起建築計畫,至于已進行的繼續完成,南大不要,福建會館可要来辦水產學校。

之後,林語堂一班人知道陳六使内心的痛苦,如果真的捨棄現有校舍而不用,必會招僑眾的攻擊,因此改變步骤,根據已建築的加以修改,主張把圖書館門面改换另一個面目,樓高改低,文學院理學院原是横列的硬要改成直列,把原有校路廢除,把教職員宿舍分布得更疏落些……。這些計畫事實上是很不通的,執委會認爲原有的計劃也是有資格的建築技師所擬定且由政府批准的,不能随意更改,就是更改簡直是劳民傷財,也不赞同林語堂的修改計划,多方解釋,才使那班人似是而非地明白了些,校舍問題才不了了之地拖了下去。

單從這校舍問題就可以看出林語堂貪婪可惡的嘴臉。

一九五五年二月中旬,林語堂向陳六使主席送呈一份南大開辦費概算和一份經常費概算,導致他和南大勢同水火的冲突。

在林語堂的概算中,單單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這八個月間的建築費就高達二百二十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2,241,375.00)元。這筆建築費主要建設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女生宿舍、若干教職員宿舍,只大約相當於南大全部建築的
一半。要是全部建成,將超過五百萬元。

依據南大繪測師黃慶祥先生和建築主任柯進來先生的預算,南大全校樓房與道路建設不必三百萬元。兩者相差甚大,有如天壤之別。

按照林語堂八個月的概算:2,241,375元,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歸林語堂個人所得,他可以賺取六十餘萬元;就是百分之十歸林語堂個人所得,他也可以賺取二十餘萬元。這比他在美國的收入要多得多,而且輕而易舉。這就是林語堂要掌管建校基金的原因;這就是林語堂要掌管建築費的原因;這也就是林語堂未得到南大同意,就從美國帶來一個“建築主任”的原因。另外,購買各種設備,例如圖書和實驗室設備約二百八十萬元,他都可以從中牟利。他千方百計奪取南大聘書,原因就在於此。林語堂展現給世人的不是什麼“國際知名學者”,而是個窮凶極惡的無賴。

六 企圖通過預算謀私利

林語堂在來星加坡之前對連瀛洲先生表示:“林博士表示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适當人选,其他教授則拟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這是徹頭徹尾的假話,心存欺騙。他的概算中,教授薪金比美國的還高(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由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八個月當中開銷竟達四十八萬八千餘元,平均每個月六萬多,開學後當不只需加倍。四十八萬八千餘元中,最大的開銷又是薪金,計估去三十二萬二千餘元,自稱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教職員,其薪金之高,比美英還要高,南大起码講師年俸一萬零八百元,實際待遇比美國大學教授爲優,教授年俸一萬九千多,比美國大學教授高出一倍。……林語堂心目中要執委會交出二千萬元奢言辦第一流大學就是這麼樣子的,他們無視覺星馬婆及各地僑胞的血汗錢,更無視僑胞刻苦辦學的宗旨。

概算案中八個月的總費用是五百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點八九(5,611,131.89)元。照這樣的花費,兩千萬的建校基金將在兩年之內用完。南大除了停辦,別無它途。

陳六使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說:

猶憶當時連先生曾報告,除林語堂、林可勝两位先生將分别兼任文理學院院長,另加聘一二知名學者外,其餘則將就近在遠東聘請,按部就班發展;又連先生曾謂在美所聘人員服務南大,仍照美國數额領薪,即在美國一千元,在新加坡亦爲叻币一千元,并不提高,吾人始敢安心聘請。

林語堂爲了騙取南大聘書,對連瀛洲先生說的全都是假話。到了星加坡之後才原形畢露:一隻披著羊皮的狼,不止窮凶極惡,而且貪得無厭。

在這之前,一九五四年八月到十月,林語堂一家人到歐洲和中東遊玩兩個月的費用要南大支付,而且再三叮嘱南大秘書绝對不能透露,南大也就沒有公佈。但是,林語堂的預算案影響太大了,南大不能不公佈。陳六使先生說:“南大乃眾人創辦之大學,如將眾人之錢随便開消,實系罪人。”

南大把林語堂的預算案公佈出來,一時輿論譁然,指責之聲四起。林語堂大發脾氣(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爲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气呢?不外是因爲執委會把他們所提出的概算案發表了出来,各方意見又認不合,秘密揭穿,不能討價還價。因爲一九五四年那笔賬被壓在檔案裡未公諸社會周知,正使林語堂這班人大感得意的缘故。表面看来林語堂和執委會的冲突是因爲發表概算案而起,實際上這是他以進爲退的手法。這時候的林語堂情绪原已惡劣至極久矣。……他們一家人更疑神疑鬼,從東海岸路的寓所裡搬到國泰五楼去,并且請了一個保镳随身,總之,這時期的林語堂一家人實在是身在星加坡而心在美國,林本人也無志于爲南大服務了。他想擺脱,奈何又被他的同事拉住。

這完全是心術不正的結果。照當時情形看來,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快刀斬亂麻,不要多說,讓林語堂等儘快離開。南大方面卻一再想說服林語堂,改變預算,希望圓滿解決問題。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即使林語堂改變預算,留下來,以後也不會有平安日子。

七 無恥遣散費

林語堂見事蹟敗露,無法照原先的想法撈錢,留下來已沒有意思,也就沒有回轉餘地了。於是,他找馬紹爾打官司,要控告南大執委會,可是馬紹爾支持南大,不願看到對簿公堂(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二月十八日事態嚴重化起来,林語堂費了一個寶貴的整天找馬紹尔律師(現任星首席部長),要馬氏辦理讼诉手续,和執委會對簿公庭,說他不執行協議,不交出二千萬元給他辦第一流大學,诱他来星,使他蒙受損失。另一方面,他把雙方来往函件油印影即之外,還起草了一篇洋洋數千字的聲明,准備即日下午五時發表。馬紹尔是南大的會員,他爱護這間人民創辦的大學,不忍任令發生丢尽人脸的事件,他拒绝林語堂的委托,而愿出任調人,于是勸林語堂稍息勿噪,苦勸讓他安排第二天陳林直接會談的事宜。

其實,林語堂並不是真的想打官司,他只是虛張聲勢,威脅南大。要是真的打官司,他將立即被解雇,所得的錢不會太多,遠不及後來的遣散費。南大方面當然也不願意解雇他,只希望和解,把大學順利辦起來。林語堂就是看到這個弱點才更加囂張起來。

二月十九日,馬紹爾安排在國泰大廈會談。陳六使先生連同連瀛洲,高德根,黄奕歡,王世熊,林慶年等六人出席。林語堂帶領黎明,楊介眉,胡博渊,嚴文郁,黎東方等六人出席。林語堂並不是要會談,而是要南大接受他的條件。這樣的會談不會有結果是理所當然的。陳六使先生在三月廿五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回憶說:

接着校長便說本人失約背信,論我的不是處,十九皆系置本人於不利地位。校長說了相當時候,出一字條要我簽字,承認其中條件。當時本人未予一看,亦不敢看,不知其中所寫條件爲何。本人告诉他,本人無權代表南大答應任何條件,但校長有任何意見或條件,宜以書面送達委員會。本人當即召集會議,只要大家同意通過,本人當然也没有異議。所謂「談判」空气是非常緊張的,两方陣線亦極分明。「談判」一半,他們一批人在大廳裡,本人及各委員則被請到另一個飯廳去,只由馬紹尔律師居間傳達。本人當時再三聲明南大是眾人的,本人并不能與人談判甚麽問題,尤其是當時校長采取惡意的態度。本人當時的處境和感触自不言可喻。本人生平除在「昭南」時代被日軍拘去受過刑,受過辱之外,可以說并未曾有如是日之受人當面呵斥污辱者。本人極力壓制感情,爲了南大只有忍耐。爲避免正面冲突,乃於談判中途退出。本人身爲南大主席,一切爲了南大,只有忍辱負重,以求息事寧人。二月廿日校長在報上發表聲明,本人顧及南大局面,仍千忍萬忍,千求萬求,不以爲耻。……本人嘗數次聲明,南大是神聖的學術機關,不受任何政治支配。在校内不論是校長抑是校丁,皆绝對不應有政治活動。本人提倡辦南大,宗旨鲜明才會得到各方擁護,而今生出許多煩惱,實爲始料所不及。豈本人應自己責怨自己乎?

林語堂的態度十分惡劣。任何人面對態度如此惡劣的人都不可能談出結果來。陳六使先生“南大是神聖的學術機關,不受任何政治支配”的話是針對林語堂說的。他一開始就想把政治帶來南大。當天還有這一段情節(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說:“你不要以爲在星加坡你有勢力,要知道我也有我的國際勢力”,一個臺灣岛来的博士更插上一句“嚇,我們有臺灣的勢力”。他們一班人簡直是要叫陳六使“投降”,聲色俱厲,大吵大嚷起来。高德根要看林語堂的字條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林語堂的爱婿黎明竟擺出大打出手的姿態,把高的手撥了開去。

林語堂一夥的態度跟黑幫實在沒有什麼差別。這樣的態度怎能談出結果?

林語堂指責陳六使先生“失約背信”,他的“證據”是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陳六使先生給他發聘書之前的一封信。信中說到籌募兩千萬元建校基金的事。林語堂來後,要求把兩千萬元交給他管,任他使用。不把錢交給他便是“失約背信”。這是信的原文(見陳漱渝《關于林語堂與南洋大學事件的有關信函》刊于南大站):

語堂先生有道:
兹經南大執行委員會議决,聘請先生爲本大學校長,聘書乙纸随函奉上,尚乞早日命驾莅止,擘划一切,無任瞻依翘企之至!瀛洲兄携来一月九日手教, 同人環咏,感慰莫名。南大現正积極展開征求會員运動,每名入會基金一千元,试以五千名爲鹄,若能圆满達到,當得五百萬元。此外,股户特别捐以及宣傳性之各种游艺募款概在加緊進行中,欲募足如先生面示瀛洲兄之數,谅無困难。盖海外華裔切同根荣悴,懔處境孤危,爱國好義,久成天性。凡事關公益,一人奮臂,萬手扶持,未嘗折鼎復貽笑他族也。復念南大設立,在使海外華人教育能自有獨立完整體系,首尾相應,上下相承,外不俱摧殘,内不憂脱節。勉追時代以作育人材,遥護宗邦而弘揚文化……

弟陳六使启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整理者按:省略号以下文字極爲模嘲,難以辨识,大意是:陳六使說自己“德薄能鲜”,“决奮赴之者,盖恃有同人耳,恃有海外全體華籍同胞耳,恃有我蜚聲國際領袖士林之諸先知先覺大哲大贤,能降尊屈貴,不以南大作始之簡而見遗,不以南大禮遇未周而見绝耳”。“南大草創之局雖一時無法以物質建設與世界 各名大學分庭抗禮,而精神得先生爲之表率,固足以卓然立於天下矣。”

這封信中說了些好聽的話,本來也很平常。中國人有句老話說:“禮多人不怪”,好話也不妨多說幾句。陳六使先生回憶當時情形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連瀛洲先生赴美與校長接洽,渠在美来函已公諸報端;吾人致校長之函,多系連先生返星後始寄發者,各函系由連瀛洲或黄奕歡諸先生瞩人執笔,全無私人意見。所有函稿俱經數執委過目,每有經連先生加以修改。當時本人曾主張函文不必寫得太過好看,連氏總是認爲普通函件并非契約,吾人一片熱誠聘請校長,多些褒奖之詞,自無傷大雅,何况南大又是眾人的事。連氏每次如是解釋,本人细思亦以爲然,猶如吾人做生意,聘請經理,當然說好話,不但賦予全權,且年終有花紅;但經理既来,一味做虧本生意,資本日减,吾人豈可再賦以全權及給花紅乎?本人現在特别再聲明,所有給校長之函件并非本人單獨發出,十一位執委中每次總有半數以上審閱過。

這封信原本是由潘國渠先生起草的,後來寄出前修改了,他很不以爲然(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去年二月十七日函是由本人執笔,但其中三點已被修改。第一點是說:「馬大有政府支持,南大則否,籌款極不容易」被改爲籌款容易。第二點請校長来和我們同甘共苦,爲當地華僑服務,造就人才。這點亦被修改不見了。第三點請校長先就文,理,商,三學院接收五百名至千名學生先行預算,等執委會討論後,再發聘書。亦被删改掉。

潘國渠先生的原稿比較切實。如果沒有修改,林語堂接信後可能因爲覺得沒面子而引起麻煩。潘國渠先生對現代文壇上的事十分瞭解,對林語堂的人品與學識也有所瞭解,所以才在原稿中提出三點要求。要是林語堂不答應,對南大實是好事,不是壞事。請他來才是壞事。

南大籌款容易不容易,並不是當時引起紛爭的問題。這封信之所以引起爭執,是因爲林語堂要求南大把兩千萬元建校基金交給他管。可是,陳六使先生信中只是說會籌足兩千萬建校基金,但並沒有說要交給他管,任他揮霍,執委會不得過問,當然也就不會順從他的要求。

南大創辦人原本就在籌募建校基金,而且期望實高出兩千萬。

籌募建校基金之多少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其所以成爲問題是因爲林語堂要控制建校基金,任由他揮霍,執委會不得過問。此種要求十分荒謬。沒有一家大學會把全部建校基金交給校長一人,任由他揮霍。

後來,四月七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洪永安先生便說的很清楚(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南大之天文數字預算案如付之實施,首二年即须破產。

二月十九日談判破裂後,林語堂宣佈那是“最後一次的談判”。言外之意是:只能接受他的條件,沒有轉彎餘地。他這顯然只是威脅,虛張聲勢。他所能做的,不外是辭職或打官司。無論辭職還是打官司,對他都沒有太大的好處。他最想要的是錢。辭職,他所得到的錢不會太多;打官司,南大可以馬上把他解雇,得到的錢也不會太多,而且沒面子。

南大執委會不通過林語堂的預算案,林語堂就什麼也不做,只是拖延時間,以退爲進,等待南大執委會投降。

南大原本計畫在3月份開設進修班,可是林語堂毫無動靜。南大不能讓事情無限期拖延下去。於是,在3月25日的新加坡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議決(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舉出李俊承,李振毆,杨缵文,陳锡九,高敦厚,林庆年,江克武,陳炎林八位爲全權代表。

全權代表將與林語堂商洽,委員會限定在二周内,如仍未能獲致協議,則將再行集會討論,加以解決。陳六使先生第二天,26日,致函林語堂,促從速籌備進修班開學事宜。這封信無異於最後通牒。林語堂顯然也意識到氣數已盡,但他還是想方法最後掙紮(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廿五日會議之後,林語堂又心生一計,隔天突作槟城之行,專程拜訪林連登,想在林老先生身上打主意。林老先生對南大是寄予無限切望的。他希望事件能顺利和解,并力主撙節開銷,符合刻苦興學的宗旨。林語堂預定在林府作三四日的貴宾,不料住了一宵,赶快摸着鼻子,匆匆奔回星洲了。

同時,他又致函陳祯禄爵士有所申述,也落没趣。

陳六使于廿六日執行議案,函促校長對進修班早日開學,已到校教職員應尽量兼课,也没有什麼反應。不但星馬一些僑眾開始不耐煩,喊出:林校長已無辦學誠意,最好自動下臺,就是香港甚至臺灣美國也指林語堂最好讓賢。

後来他發覺南大之病是在没法籌足錢,于是搬出最後法寶来争取人心了。他托人向陳六使獻議,是否可接受有把握的美援,好把南大辦成功。陳說“我們辦學有我們的把握和方针,你有美援可自進行申請建校,必要時我們可以帮助你。至于南大,我們還是一樣辦下去”。

林語堂掙紮著走了三步。

第一步,他在廿六日接到陳六使先生的最後通牒之後,第二天,廿七日(星期日),到檳城去向林連登先生求助。

林老先生非常支持南大。他捐了五十萬元建設圖書館,是當時馬來亞捐款最多的人。南大的圖書館是最有象徵性的建築,而林語堂卻說不能用,要拆掉重建。林老先生不可能幫他破壞南大。他的頭腦已經慌亂昏了。結果當然是徒勞無功。

第二步,他寫信給陳祯禄先生求助。陳祯禄先生也是很支持南大的人,不可能幫他破壞南大。他的信怎麼寫都必定是徒然無用的。結果也是徒勞無功

第三步,就是林語堂所說的“我也有我的國際勢力”。他向美國人求救(見張曦娜《答客問》):
五十年代美國駐東南亞特務頭子約瑟史密斯(Joseph B. Smith)根據他自我介紹,他的使命是負責收買特務和搞顛覆活動的。他曾在其著作《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 — second thought of top CIA agent》寫道:林語堂當年在新加坡到USIS美國情報局找他的時候,特意將車子停在離他的辦公室隔美芝路一幢房子的萊佛士酒店的停車場。試問,林語堂爲何與美國情報局掛鉤?又爲何如此鬼鬼祟祟,把車子停到老遠去?說到底,究竟是林語堂因南大而被捲入“政治漩渦”,或是林語堂將南大捲入“政治漩渦”?

約瑟史密斯又曾透露:林語堂在決定離開新加坡時向他說過的話:“我和我的太太要回到紐約去,這兒,對我們來說是太多中國人了。”身爲“中國人”而向“美國人”,尤其是美國情報局的特務頭子說出這一番話,林語堂的心態和所認同的對象不能不令人驚疑!

這就是他向陳六使先生提出“有把握的美援”的原因。這也正可證實他出任南大校长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的品行何其卑劣!

面對最後通牒,掙紮著走了三步之後,像泄了氣的氣球,林語堂終於倒下。他的心地不善,品行卑鄙無恥。他的倒下無人同情。正相反,大家額手稱慶。南大可以從此走向光明。

三月卅一日,由李俊承先生與林語堂私人談判,以爲談商基础。

四月一日,星嘉坡委員會所委派之八位全權代表與林語堂商談後,大局已定。林語堂和所帶來的人將集體辭職,只要求遣散費,完全没有勇气打官司了。

四月四日,雙方拟就聯合聲明,並已簽字。

四月六日,全權代表团在校長室與林語堂及各教授見面,辦理發給遣散費手续。除已付薪金外,另外付三十萬伍千弍百另三(305,203)元遣散費。随後向報界發表聯合聲明,由南洋大學主席陳六使和校長林語堂簽署。

接下來便是林語堂和他帶來的人卸却職務後,辦理移交檔案及器材各项手续。至此,因預算案而與執委會發生的糾紛,僵持月餘,終於了結。

八 如期開學

四月七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于下午三時举行第七次會議。陳六使先生在會上宣佈(見刘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在會議上,主席陳六使重申信心,决如期完成開學。他即席掏出一張支票,說:“卅萬零五千零二百零三元遗散費既不是薪金亦不是抵償什麼代價,純粹是一笔無價值支出。爲此,兄弟除前認獻五百萬元外,再捐出卅萬零五千零二百零三元交南大財政處,俾免浪費公帑,而抵遣散費之支出。”陳氏爱護南大的熱忱使會场的掌聲歷久不息。陳氏并勉勵現在糾紛已完全解决,事件經告一段落,今後大家更應戮力同心,共同負起任務,出力出錢,使南大開辦計划如期完成。

陳六使先生爲南大盡心盡力,操勞不息,足爲全體華人的楷模。隨即設立校長遴聘委員會,由陳六使、庄竹林、高德根、林慶年、陳錫九、楊缵文、潘國渠七位爲遴聘委員會委員,負責聘請人選,並盡速籌劃進修班開學的事。

四月十七日下午,林語堂在星馬、香港、臺灣、美國各地一片指責聲中飞機离星加坡,前往法國。

陳六使先生雖受林語堂一再威脅和侮辱,依然遵守“君子绝交不出惡聲”的古訓,在林語堂離開時,親到機場送行,與他握别,好來好去,顯示出他豁達的胸懷,非凡的智慧。他便是以這樣的豁達與智慧發展自己的事業,並以這樣的豁達與智慧創辦南洋大學。

林語堂到了法國坎城之後,隨即攻擊星加坡華文學校(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根據廿三日美聯電訊,渠抵坎城之日,即肆意攻擊星洲華校,妄指全星華校均由共產黨把持,并捏造事實,謂近數周来共黨方殺死一學校之校長,傷及另一校長,并以硫酸淋一名反共之女教師云云。

林氏此种言論傳至本坡時,當地政府有關當局及各華校負責人,於受記者訪詢時均表憤慨,一致予以駁斥,認林氏之指本坡所有華校皆受共黨把持,誠爲胡說八道,毫無根據。……

據四月廿七日美聯社電訊報导,林語堂復在美國生活雜誌撰文,對南大更肆意破壞,語無倫次;對南大組織及當地僑胞肆加誣蔑,竟向政府獻議驅逐六十餘名學生及一著名僑領,其狂妄無耻之態,誠所罕見。……

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六使氏,以林語堂辭職領了七萬餘元遣散費离星後,還失約背信,在五月二日美國紐約出版的生活雜誌發表「共產黨恐怖如何破壞我的大學」謬論,公開破壞南洋大學,誣蔑星馬華僑,并造謠惑眾,妄指陳嘉庚與南洋大學有關,特於五五年五月廿六日下午在丹戎禹俱樂部接見记者,打破沉默,發表南大糾紛解决後第一次有關南大之談話,痛斥林語堂是人格卑鄙,無真才實學,更無資格辦大學的喪心病狂文棍。

林語堂到南大來只是爲了撈錢,完全不是爲了教育。一離開便出惡聲,誣陷星加坡華文學校都受共產黨控制,還呼籲英國政府把李光前等僑領驅逐出境。其行卑鄙,其心惡毒。

林語堂誣衊華文教育,雖荒唐無稽,卻是跟稍後的李光耀一模一樣。幸虧林語堂早走,要是他留下來繼續當南大校長,跟李光耀朋比爲奸,裡應外合,便可以在一夜之間把南大毀滅。

正如俗話所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創辦南大的人從林語堂的禍害中吸取教訓,發奮圖強,終於把南大辦起來,而且,十分出色。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走後,陳六使振臂一呼,再接再厲,重整旗鼓,比林語堂的陣容更加像樣,所有院長,教授都是中國各名大學成名已久的有學識、有經驗的人士,不像林語堂徒竊虛聲。而且都是異口同聲說是爲奔赴南大偉大的號召而來。林語堂一群人糟蹋了南大大半年寶貴的時間,浪費了南洋華人許多寶貴的血汗金錢,開學老是那麼遙遙無期。而我們終於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即林語堂一群人離去短短大半年後,喜獲麟兒,光榮地宣佈南大正式開學了。記得陳六使主持開學儀式時,張開雙臂,大聲說“今天是我們海外華人教育史上最光榮的日子”。那天出席的來賓、執委、全體師生都望著冉冉升起的校旗,三呼南大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語堂來了是壞事,走了是好事。他心術不正,帶來禍害,卻讓大家從禍害中吸取教訓,更加快速把南大建立起來,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順利開學。

林語堂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抵達星洲。十二月下旬,林語堂與各中學校長舉行會議,討論開設先修班問題。隨後在次年一月十四日再次開會決定開辦先修班。可是,一直到林語堂離開星洲,先修班都還沒有開課。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南洋大學星加坡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時,莊竹林先生主張南大先修班應在本年開辦。六月十五日,南大進修班正式開課。林語堂不僅浪費了南大的建校基金,還浪費了南大創辦時期極其重要的六個月。

南大校門口的牌坊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八日興工建立。次年才落成。所以牌坊上的年份是“1955”。這是進修班開課的年份。進修班是南大創辦時期極重要的部分。進修班開課的年份,也就是南大開課的年份。只是當時校舍還沒有全部落成。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是南大本科開課的時間。南大創校應從一九五三年算起,或从一九五五进修班开课时算起。不過,後來都從一九五六年本科正式開課時算起。

南大在艱苦的環境中建立起來,十分不容易。從此,“自強不息,力求上進”成爲南大和南大人的明訓。


三個峇峇人對南大的兩樣態度

余山農

林文慶先生(1869-1957)、 陳禎祿先生(1883-1960)、李光耀(1923-2015),都是峇峇人,同受英文教育,但三個人對南洋大學的態度卻完全兩樣。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都支持南大,李光耀則完全反對。造成三人對南大態度大不相同的關鍵在於他們對中國人(華人)的認同心理不一樣。

三個人中,林文慶先生的年紀最大,同治八年生於新加坡;陳禎祿先生第二,光緒九年生於馬六甲;李光耀年紀最小,第一次大戰(1914-1918)後五年生於新加坡。

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都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華人)身份;李光耀不認同。他實在也無法認同,因爲他跟中國人(華人),除了生理特徵相同,沒有任何文化聯繫,而認同恰恰需要文化因素。

林文慶先生祖籍福建海澄。小時候在福建會館附設的學堂讀《四書》《五經》,也學英文;後來就讀英文學校,並到英國愛丁堡大學讀醫學,成爲醫生。

林文慶先生熱愛自己的民族語言。一八九六年,二十七歲時,向新加坡華僑推廣國語,並在家裡開辦學習班。一九〇六年,三十七歲時,還到雅加達向當地華僑推廣國語,創辦學校。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爲(1858-1927)鼓吹孔教。林文慶先生也在南洋提倡孔教,並成立实得力孔教会(後改名南洋孔教會),宣揚儒家文化。林文慶先生一生之中,堅信孔教。

林文慶先生也是個很成功的商人,可是他最爲知識界所知道的當是擔任廈門大學校長。這需要放下南洋的業務,是巨大的犧牲,但他卻毅然放下,接受陳嘉庚先生(1874-1961)的邀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到廈門大學擔任校長。他有中國人毀家興學的精神。

他在廈門大學成立國學院,提倡國學,也提倡孔教,還把《離騷》翻譯成英文詩出版。一九三七年,廈門大學改爲國立大學後,才放下校務,返回新加坡,前後長達十七年。去世後,還將五分之三的遺產和鼓浪嶼的別墅捐獻給廈門大學。這種愛教育的精神,也就是陳六使先生創辦南洋大學的精神。

南洋大學是仿效廈門大學而設立的,跟林文慶先生自然也有關係,只是一九五三年創辦南大時,他已八十四歲,沒有精力參與創校的繁重工作了,但他還是擔任籌備委員。

潘國渠先生在接受訪問時回憶了一段有關林文慶先生的往事(見張曦娜《答客問》):

記得1950年陳嘉庚還在新加坡時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怡和軒俱樂部會餐前,林文慶先生將手裡一本書擲在本來的座位上然後入席,咀吧裡自言自語道,語堂也太不成話了,把中國人說得這樣一錢不值,都沒有一些好的可說嗎?原來那本書就是林語堂英文的《吾國吾民》。他那種不屑的心態,也就可想而知。

林文慶先生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屑林語堂的所作所爲。南大初創時,還考慮聘請林文慶先生的兒子林可勝(1897-1969)當校長。林可勝是位聲譽遠揚的科學家,行政功績卓著。不幸這件事給林語堂破壞了。

陳禎祿先生也是個成功的商人。他自小受英文教育,只懂英文和馬來文,不懂中文。他通過英譯本瞭解四書五經和孔孟、老莊等學說,以及中國歷史。他始終堅定維護中華文化和華文教育。

陳禎祿先生一生最爲人知的事當是一九四九年,他六十六歲時,創設馬華公會,團結華人社會,並積極鼓吹馬來亞獨立,以及爭取華人成爲獨立後的馬來亞公民。

一九五二年底,在全馬華校董教與馬華公會代表的聯席會議上,陳禎祿先生堅定維護中華文化與母語教育。他說(《中國報》1952年11月10日): 

根據教育專家的結論,馬來亞的華人,尤其是在家庭裡說中國話的華人必須受母語教育,因爲這樣才能使他們依照他們的文化和傳統充份地發展及樹立根基。失掉了自己文化薰陶的人們,絕對不會變成更文明的。一個人的方言正像一個人的影子,不能夠和他本身分離的。

陳禎祿先生始終堅持,華人保存自己的母語和文化是天經地義的事。他說:(見《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的真相》,收在林連玉《風雨十八年》上集,吉隆玻林連玉基金委員會1988年版,67頁。):

華人若不愛護華人的文化,英人不會承認他是英人,馬來人不會承認他是馬來人,結果,他將成爲無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豬牛雞鴨這些畜生禽獸,是無所謂祖籍的。所以華人不愛護華人的文化,便是畜生禽獸。

這樣的看法是李光耀所不能接受的。這是陳禎祿先生和李光耀根本不同的地方。他的這番話用在李光耀身上倒十分貼切。

一九五三年,南大創辦時,陳禎祿先生已七十歲,他仍然不辭勞苦,爲創辦南大而盡力。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陳六使先生在福建會館倡議創辦華文大學。五天后,一月廿一日,中華總商會與教育界一致支持陳六使先生的倡議。這個消息迅速傳遍星馬華人社會。在當時十分轟動,大街小巷都在談論。星馬僑界人士熱烈響應。其中,星加坡中華總商會、吉隆玻商聯會、馬華公會、吉隆玻華校教師公會等四個僑團的支持至爲重要。馬華公會主席便是陳禎祿先生。

十一天后,一月廿八日,陳禎祿先生和馬來亞大學副校長在電臺辯論華人創辦大學的問題。他出身於馬六甲的峇峇人家庭,並不懂華文。他的母語漳州話,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讓他認同華人身份。他跟後來迫害並關閉南大的李光耀完全不同。

李光耀也是峇峇人,純受英文教育,不懂華文,也不懂方言。他不僅不認同中國人(華人)身份,而且非常看不起中國人(華人),敵視中國人(華人)。他只有在非中國人(華人)面前才說自己有中國文化背景,以免被人視爲四不像;在中國人(華人)面前,則流露出峇峇人的優越感。

陳六使先生倡議創辦華文大學時,李光耀正在當律師。他目睹華人創辦大學運動,心中必有想法。他對華人創辦大學的事,沒說過一句支持的話,也沒捐過一分錢,因爲他除了“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之外,跟華人的語言文化沒有任何相通之處。他和林文慶先生及陳禎祿先生的心態完全不一樣。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都認同華人文化和華人身份,所以都盡力支持華人創辦大學運動。從李光耀後來的言論看來,他當時已經在盤算著如何消滅華人的教育系統,關閉華人的大學了。

由於敵視中國人(華人),他完全不支持創辦南大。在創辦南大的熱潮中,他冷眼旁觀。在他掌權之後,便千方百計排斥中國人(華人),鎮壓華文教育,最終關閉南大。

陳禎祿先生當時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和馬大副校長薛尼爵士辯論創辦華文大學問題。這次辯論安排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八日,在電臺錄音,然後播出。

一月廿七日,辯論前夕,陳禎祿先生先與馬大副校長薛尼見面,商談辯論的內容。

當天晚上,他到丹戎禺俱樂部與陳六使先生會談。在座的還有其他參與創辦大學的人。他的設想非常周到,將他與馬大副校長討論之經過,向與會人士報告。他想聽取陳六使先生和其他人的意見,爲辯論準備。

他在與馬大副校長討論時,極力爲華文大學辯護,顯出擔當的精神和使命感。他雖然並不懂華文,卻爲華文大學而勇往直前。他對華文大學的關心不下於任何創辦人。同樣是受英文教育的人,陳禎祿先生和李光耀有天淵之別。

一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時,陳禎祿先生與薛尼在馬來亞廣播電臺辯論設立華文大學問題,預先錄音,定於三十日晚八時播出。陳禎祿先生陳述華文大學的需要和宗旨,促進各民族間之親善,溝通中西文化,對於本地必有極大之貢獻。陳禎祿先生以英語很有條理的說明,讓不懂中文的人清楚瞭解。

在這個辯論過程中,雙方針鋒相對。陳禎祿先生胸有成竹,反映十分敏捷,極有智慧,令反對者難以反駁。他對創辦南大十分熱心。即使是六十年後,重溫他支持南大的言行,仍然讓人敬仰其高尚人品。反觀李光耀,其所作所爲在在顯示出其低劣品格,没有教養。

這次辯論在南洋大學創校歷史上,十分重要。辯論沒有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殖民地政府並不希望華人辦大學,所以不會提出什麼可行的建議,只是想能拖則拖。華人只能勇往直前創辦自己的大學。殖民地政府在無計可施時,也只能冷眼旁觀。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半,星加坡中華總商會召集大會,共有二百一十四個僑團參加,響應陳六使先生倡辦海外華人大學,共商辦學大計,三百餘人聚首一堂,場面熱烈,極富歷史意義。陳六使在僑眾的熱烈掌聲中被公舉爲大會主席,並選出中華總商會等十二團體爲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馬華公會星洲分會主席林慶年先生即在籌備委員會中。陳禎祿先生當時住在馬六甲。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巫民統一機構主席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1990),發表談話表示:本邦巫人,對在馬來亞成立一間華文大學之建議,未持異議。此項問題,應由華人與英國加以決定。他希望該間大學,並非成爲某一種族所特有者,該間大學,應儘量收容本邦之各族人民。

從阿都拉曼的話看來,華文大學的辦學宗旨已爲馬來人政黨所接受,不再指責南大將造成種族分裂。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籌備委員會在中華總商會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主席陳六使先生宣佈:

吾人此次創辦大學,已獲星馬僑眾擁護,輿論界亦一致贊成,即巫人方面亦表示支持。

這裡所說的“巫人方面亦表示支持”,當即指東姑的話:“本邦巫人,對在馬來亞成立一間華文大學之建議,未持異議。”這是很重要的突破。這樣可以避免別人指責華文大學將造成種族分裂。大學成立後,開設馬來文課程,鼓勵學生學習馬來文。這樣的措施對促進種族和諧十分重要。這方面,陳禎祿先生功不可沒。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七日,陳禎祿先生就華僑倡辦大學事,再對記者講話,闡明以下兩點:

其一,吾人所辦之大學,並非僅爲華人設想,而系爲全體馬來亞人士之利益著想,不但不致造成本地各民族間之分裂,且可由溝通彼此之文化,思想而促進彼此之感情與友誼。

其二,要作一位良好之馬來亞公民,要先爲一位良好之華人,而華人倡辦之大學,實可幫助訓練一般良好之馬來亞公民。華人倡辦南洋大學,只對本地有益無害。

這兩點都很重要。陳禎祿先生當已與馬來人領袖討論過,讓馬來人改變對南大的態度。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六日,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根據有限公司註冊法,正式向殖民地政府辦理註冊手續。五月五日獲得批准。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在中華總商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籌備委員會從此解散,正式成立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原有之籌委續任新加坡委員會委員,包括馬華公會星洲分會主席林慶年先生。陳禎祿先生始終支持籌備華文大學。

五月廿二日,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向馬來亞聯合邦政府辦理註冊南大分公司。六月廿五日,獲得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南大在星加坡及馬來亞聯合邦之法律地位至此都得到確立,建校工作也就可以正式開始。

南大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南大注册,陳禎祿先生必定盡了很大的力。所有南大人都應該向他致敬。

李光耀在二〇一一年說:

南洋大學是東南亞的第一所華文大學,它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爲它與歷史洪流背道而馳。在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國的果樹,既無法在新加坡成長,也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南大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

這是他關閉南大的藉口,完全違背歷史事實。

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滿激情,不僅僅是維護,更是熱情推廣。他們都努力實行,而不是空談。在李光耀看來,他們都是沙文主義者。

李光耀在自傳中評論華人說:

最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們激動起來的課題,是華族文化以及需要通過華校來維護華族傳統。這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問題,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義。

在李光耀口中,“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們”指的就是華人。華人維護華族文化和華族傳統,在他看來是“沙文主義”,因爲他不在其中。

英國人愛護英國文化,在他看來不是沙文主義,日本人愛護日本文化,在他看來不是沙文主義,德國人愛護德國文化,在他看來也不是沙文主義,只有華人愛護華人文化,在他看來是沙文主義。他是極端的英文沙文主義者。他任何時候提及華人,都是“他們”,在和美國人講話時尤其如此,因爲他自覺不屬於華人。他對華人與華人文化不僅沒有認同感,而且十分反感。

李光耀十分敵視南洋大學,因爲南洋大學是華文教育的最高學府,是爲了傳承華人的文化傳統而設立的,而他敵視華文教育及華人的文化傳統。他在得到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上臺後,不僅不維護華人的文化,還百般迫害。不僅迫害維護華人文化的人,還把傳播文化的華文學校全部關閉。

爲什麼林文慶先生、陳禎祿先生跟李光耀同爲峇峇人,對南洋大學的態度卻有天淵之別呢?主要原因在於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認同心理的不同。

李光耀生而是峇峇人,不認同華人,這在他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在二戰期間,曾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做日本皇民。日本戰敗後,他又效忠英國,做英國皇民。大英帝國衰落,英國人撤回老家,李光耀隨機應變,效忠美國,做美國人。他一生都沒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一個人的民族身份,不是由生理特徵來決定的,而是由心理認同感來決定的。“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生理特徵讓一般人誤以爲李光耀也是華人。除了這點生理特徵之外,他跟華人沒有任何關係。

一個人的民族認同感來自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認同感的主要文化因素是:母語、宗教、習俗。一個人是不是華人,就由他對華人的母語、宗教、習俗等有沒有認同感而定。

在母語、宗教、習俗三個因素之中,母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當一個民族失去自己的母語時,其民族認同感也必將漸漸失去。滿洲人的情形便是如此。希伯來人散居世界各地後,母語爲寄居地的強勢民族語言所同化而日漸失去,所幸書面語和習俗得猶太教而保存,成爲民族凝聚力的根源。後來,希伯來語復活,與宗教及習俗重鑄猶太民族。

就母語來說,李光耀的母語本是峇峇馬來話。因受英文教育,他的家庭語言逐漸改爲英語。英語成爲他的孩子孫子的母語。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雖然也受英文教育,但並不放棄自己的母語方言。林文慶先生的母語是海澄話,陳禎祿先生的母語是漳州話。

就宗教來說,林文慶先生信仰孔教,陳禎祿先生信仰佛教,李光耀什麼宗教都不信。

就習俗來說,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都傳承華人的生活習俗,李光耀的生活習俗屬於東西混合型。他雖以馬來話爲母語,但因爲他看不起馬來人,所以不接受馬來人的習俗。

以下把三個人的母語、宗教、習俗的取向列成一表,可以清楚看出三者之間的差異。

華人母語
華人宗教
華人習俗
林文慶 十
(海澄話) 十
(孔教) 十

陳禎祿 十
(漳州話) 十
(佛教) 十

李光耀 一
(峇峇話) 一 一

由於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對華人的母語、宗教、習俗的取向跟李光耀完全不同,所以三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也就自然完全不一樣。

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是受英文教育的華人。李光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不是華人。他是四不像,真正的峇峇人。

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可以大聲說:“我是華人(中國人)。”可是李光耀并不願意說“我是峇峇人。”他更不願意,也說不出“我是華人。”

由於不認同華人的身份,他造了個新字Singaporean,用來標榜峇峇人的身份。他執政後,大力推廣這個字,用意在於同化華人,都變成峇峇人。

他只有在不想讓人把他看成四不像時,才說“我有中國文化背景。”遮掩自己的内心的不平衡。其實,他跟中國文化毫無關係。

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一生都用華人的姓名。李光耀在從政之前有個洋名叫Harry。這是峇峇人的特點:效忠英王,取洋名。他從政後,爲了怕失去華人的選票,才不再公開用洋名。Harry這個字,在古英文中,還有個意思是“惡魔”。他一生的所作所為,正是個惡魔。

在李光耀的一生中,他一直把華人看成敵人,就像他把反對黨人看成敵人一樣,把支持反對黨的選民全都看成敵人一樣。在他眼裡,凡是不聽他的話的人都是敵人,必追殺之。

因爲他不是華人,所以他消滅華文教育,做出天理難容的事而心安理得。在他看來,消滅華文教育就是消滅敵人的教育。他理直氣壯。又因爲他有華人的血統,所以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消滅華文教育,又可以輕易瞞騙,說是爲了國家發展大計。耳食之徒還歌功頌德。

由於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的民族身份認同跟李光耀完全不一樣,因此,林文慶和陳禎祿二位先生支持南洋大學,李光耀則反對南洋大學。掌握政權不是林文慶先生和陳禎祿先生,而是李光耀,所以最後關閉南洋大學的也是李光耀。


王賡武報告書的關鍵問題

山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記者冼麗婷訪問王賡武的報導《王賡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新加坡文獻館轉載)。這篇報導中沒有提到南洋大學,卻是有關南大歷史的重要文獻。凡是關心南大歷史的人都應該好好讀一讀。

這篇訪談對南大歷史的重要性,在於王賡武回答了當年他撰寫《王賡武報告書》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誰授意他寫這份報告書的?他的回答彌補了史料的不足。

王賡武標榜自己是歷史學者。史學的基本精神是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史學,只有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王賡武接受記者訪問的目的是談李光耀,可是他卻故意避開記者的問題,而對李光耀這個歷史人物不加評論。爲什麼?因爲在王賡武的立場,李光耀對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貴人。利益比正義更加重要。

王賡武對李光耀的態度可以從一件小事看出來。報導中說:來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長,接受廣東話問好,但訪問堅持要說英語或是國語。

這話很有意思。廣東話是王賡武少年時代的語言。在上大學之前,他住在怡寶,當地通行廣東話。王賡武廣東話說得很流利。他在香港接受記者訪問時都說廣東話,爲什麼在新加坡卻不肯說呢?這顯然是因爲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說方言,王賡武唯命是從,至死不渝。

王賡武當年撰寫的報告書,導致南大被關閉。他當時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不在新加坡。是誰授意他寫的呢?王賡武始終沒有透露。他一直想讓天下人覺得,他是以學者的身份,客觀寫報告書,與政治無涉。他甚至於假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奴才的奴才著書宣示自己“坦蕩人生,學者情懷”,真是恬不知恥!

關心南大歷史的人都看得出來,授意王賡武寫報告書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李光耀,只是沒有這方面的史料。於是,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他認不認識李光耀呢?他要是不認識李光耀,就可能不是李光耀授意的。當然,也可能是李光耀通過第三者間接授意他寫的。要是他和李光耀本就是要好的朋友,那就不用多問了,授意的不會是別人。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王賡武剛上任香港大學校長時,接受港大學生訪問。他爲自己辯解說(見《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46頁。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 2000年版。):

南大被關實在可惜,但這個責任我不敢當,報告書原意是爲了南大,希望它辦好,但辦得好不好與我無關係,我也沒權,李光耀也不會聽我的。

他這番話的意思是:他寫報告書純粹是爲了南大辦得更好,不是要害南大。至於南大後來被關閉了,那是因爲李光耀不聽他的話,與他無關。他顯然是想推卸自己助紂爲虐的責任。王賡武還進一步爲自己辯解說:

當時我以爲新加坡退出大馬,報告書應被取消,因爲它主要是爲了新加坡參加大馬的一個新的政治環境而設的;既然新退出,情況不同,報告書對獨立後的新加坡已無意義,報告書是給大馬之內的南大的。……等了一段日子新獨立政府突然公佈要執行其中內容,但卻沒有真正執行。如果詳細看報告書的內容在對比新加坡對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們並無按照它執行。

這完全是搪塞之詞,想給自己脫罪。《王賡武報告書》和馬來西亞無關。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仍然保留教育和勞工兩項權利。李光耀要怎樣改變南大,屬於教育的事,由新加坡決定,馬來西亞政府不得干預。王賡武組織過政黨,參與政治,不可能不知道。

至於說李光耀沒有完全按照報告書執行,那也是李光耀的權利。李光耀只需要按照自己所要的去做就足夠了。《王賡武報告書》給李光耀定下步驟,提供方便。王賡武既然對此不滿,爲什麼甚至於在李光耀死後都不提出異議?

要瞭解王賡武、報告書、李光耀三者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問題是關鍵,即:《王賡武報告書》是不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來寫的?

王賡武始終沒有透露他和李光耀的關係。

一九九二年,李光耀到香港大學演講,由李嘉誠贊助。王賡武當時是港大校長,演講時由彭定康擔任主席。李光耀在開場白中說:“我的朋友王賡武邀請我來演講……”透露出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李光耀說“我的朋友王賡武”也許只是客套話。是不是很熟的朋友呢?兩個人都沒說。

一直到這篇訪談發表了,這個關鍵問題才有了答案。王賡武終於透露了一些他和李光耀的關係:

王賡武說他年輕時就認識李光耀,「我年紀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歲。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當時候我們都認識,在馬來西亞的新加坡。」至於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沒細說。「很多,各種圈子各種社群都有。」

這就很清楚了。他們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沒細說”,因爲他不願意細說。他和李光耀見面不計其數,其中必定有至少兩次或許在李光耀的辦公室密談改變南大的事,然後才寫成報告書。否則,他怎麼知道報告書的目標?他該寫些什麼?這是他所不願意細說的。

記者約他訪談,本是要他評論李光耀,可是,記者一再追問,他都不願意評論。他還極盡所能爲李光耀開脫。他不認爲李光耀是“獨裁者”。他爲李光耀辯護說:

他在新加坡19年,從來沒有感覺不自由,但他也相信,香港人來新加坡生活,一定會不習慣。兩地人對自由的期望並不相同。至於李光耀是不是背棄盟友的獨裁者,他也不妄下判斷。「說他獨裁者,這變成一個人,他那個時候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當教育背景,都是大學畢業知識份子,官員也都是有相當學術背景裡的人。」

「用歷史評斷,他的做法對還是不對?」

「坦白說,歷史裡頭,基本如此:成者爲王,敗者爲寇,這是中國的傳統,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

真難想像這是“歷史學者”說的話。他在新加坡十九年都不覺得不自由,那是當然的,因爲他是李光耀的座上賓。他要是覺得不自由,別人還能活命嗎?

記者要他評論李光耀的做法對不對,他不肯。歷史人物所作所爲對不對,這是個是非問題。歷史學者必須面對是非問題,絕不可以避開。王賡武顯然沒有是非觀念。這一點,他和李光耀真是難兄難弟。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說成“獨裁者”,因爲“說他獨裁者,這變成一個人,他那個時候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當教育背景,都是大學畢業知識份子。”這樣的理由都說得出口,真是太荒謬了!一批人結黨營私就不會獨裁嗎?大學畢業知識份子就不會獨裁嗎?標榜“歷史學者”卻說出這麼幼稚的話,只因爲一心想替李光耀辯護,全無學者的風範和骨氣。

單單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確交情匪淺。

李光耀關閉南大的步驟,都寫在《王賡武報告書》裡:

第一步,改變南大的制度,跟新加坡大學的一樣,以便合併。第二步,改變南大的教學語言,跟新加坡大學的一樣,以便合併。

第三步,兩校合併。在“新加坡大學”的前面加上“國立”兩個字,南洋大學便徹底消失。這一步是在《魏雅聆報告書》中設定的,由《王賡武報告書》完成。

在關閉南洋大學之前,李光耀就是按照這三個步驟關閉所有的華校。唯一不同的是,中小學校不必“聯合校園”,只需轉換成英校便大功告成。

王賡武對李光耀有功。一九九六年,他離開香港大學後,並沒有回澳洲去。他是澳洲人,卻到新加坡來,並定居不走。李光耀當初爲了當總統,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設立東亞哲學研究所,提倡儒家思想。後來,他不當總統了,可是這個研究所還在那裡,已沒什麼用處。王賡武來了,李光耀就拿這個研究所來回報他,改名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因爲王賡武的興趣在於政治,是個政客;免去原來的所長,改當主任,讓王賡武當所長,並撥款五千萬元爲經費。對於這樣一個小小的研究所,這真是一大筆錢。他的職位是終生的,足以確保王賡武有生之年都有花不完的錢。這些錢並不是李光耀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來的,而是納稅人的錢,私相授受。這是王賡武當年寫報告書,幫助李光耀關閉南大的回報。

王賡武不會忘記,當年,多少南大學生爲了反對《王賡武報告書》,捍衛民族教育,被李光耀關進黑牢,百般虐待,無限期監禁,毀了大好前途。王賡武對此無動於衷,只是淡然說這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他還有良知嗎?如今已屆85歲高齡,仍然不知懺悔。寡廉鮮恥,如何爲學者?如何爲人師?

經過了五十年,半個世紀之後,王賡武終於無意間回答了《王賡武報告書》的關鍵問題:是誰授意他寫這報告書的呢?他不是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間接回答,但非常清楚,即:他和李光耀的關係十分密切。就是因爲這個關係,所以李光耀才信任他,授意他寫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擬定關閉南大的步驟,幫助李光耀關閉南大,卻又想讓天下人覺得,那是王賡武爲南大好而寫的客觀報告書,減輕了李光耀的罪孽。然而,王賡武助紂爲虐的罪過絲毫都沒有減輕:幫兇永遠比元兇更壞。


王賡武的忠心與無知

石頭山人

王賡武(1930-)說,他自己不是華人;李光耀(1923-2015)從來不說自己是華人。他們有共同的意識。

李光耀是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之後,跟蔣介石(1887-1975)、皮諾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2008)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同志。

王賡武一生忠於李光耀,至死不渝(見《王賡武報告書的關鍵問題》)。

李光耀生於峇峇人的家庭,從小說馬來語。雖有華人血統,但不懂華人語言,從不認同華人身份。他一上臺掌權之後,就跟蘇哈托一樣,百般迫害華人,關閉所有華人辦的學校,改爲英文學校,推行同化華人的政策,要所有華人都變成像他一樣的英化峇峇人,務必“脫中去華”。王賡武完全支持李光耀的政策。

王賡武和李光耀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同謀關閉南洋大學。這足以讓他們名揚千秋萬代。

一 從南洋說起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關閉南洋大學後,更進一步要把雲南園毀屍滅跡,砍伐園中的全部相思樹,還把花園中的八角亭全都剷除。

雲南園中的相思樹是當初建校時栽種的,有一些可能是建校之前就已在原地生長的。山腳山腰,相思樹日漸高大成蔭,因而有“山山皆秀色,樹樹盡相思”的詩句。相思樹是最能代表雲南園的風景樹。把這些相思樹砍掉,用意就在於毀滅雲南園。

八角亭在花園中極富詩意。八角亭、相思樹、圖書館所在的紅樓,校門口的牌坊,是南洋大學最爲人知的景物。

李光耀本想把牌坊也拆除,可是當時承包商中沒人敢接這項工作,牌坊才得以保留,只是牌坊上的校名和年份被拆除了。爲了報復沒人拆除牌坊,他把連接牌坊和校園的路切斷,建組屋,讓牌坊孤零零站立在馬路邊,羞辱南大和創辦南大的先賢。

隨後,逐漸把文學院、商學院、禮堂、教員和學生宿舍拆除,使雲南園面目全非。禮堂是陳六使先生(1897-1972)送給南大的最後一件禮物,李光耀非得拆除不可。在拆除禮堂後,李光耀對他的華文老師說:“因爲禮堂沒有冷氣設備,也不能安裝冷氣設備,所以只好拆除。”他把老師當三歲小孩子。這就是他的尊師之道。

王賡武沒有直接參與毀滅雲南園的惡行。他另有主意。他想把“南洋”這個名稱也剷除掉。他向他的信徒宣傳,“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義不明確,是中國人用的,言外之意是新加坡人不可以跟著中國人用,“東南亞”才是官方與國際用語。

王賡武的門徒李元瑾把師父的話當聖旨,看到別人用“南洋”就橫加指責,還發電郵說三道四,儼然一副專家的樣子。問她爲什麼“南洋”這個名稱不可以用,卻又答不上來,十分無知。

李元瑾的門徒也跟著起哄,說“南洋美術學院”、“南洋理工學院”、“南洋理工大學”等等,名稱用“南洋”,都“很有問題”。

李元瑾的無知,可以不論。她只是王賡武的應聲蟲,不學無術,無足輕重,王賡武的無知則必須斥責,因爲他是始作俑者,爲了達到政治目的,曲解“南洋”,別生義理以欺天下。

表面上看來,王賡武是在說明“東南亞”比“南洋”更加通用,所以應用“東南亞”來代替“南洋”,實際他是想幫助李光耀徹底剷除南洋大學,不留任何痕跡。

王賡武想剷除“南洋”的動機純出於政治,無關學術。他對地名的語言學意義一無所知。他雖標榜“歷史學者”,而對地名的歷史淵源也一無所知。他對方位地名的語法結構更是一無所知。

人天生而無知,不是罪過,以無知爲有知,妄圖欺騙天下人,以達到政治目的,便是罪過。

王賡武所開啟的禍端,還引起“南洋華僑中學”的改名爭議。華中校友會中有人想拍馬屁領賞,按照王賡武的曲解,提議把“南洋華僑中學”改名“華中學院”。這樣,就可以把“南洋華僑”四個字剷除。“華中學院”這樣的名稱十分荒謬。“華中”是“華僑中學”的簡稱,“華中學院”的全名變成“華僑中學學院”,完全不合邏輯,不倫不類。幸虧校友會中有明理人反對,“南洋華僑中學”才免於無妄之災。

二 地名的語言學意義

語言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我們所看到的和我們所說的緊密相連。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語言又和我們的文化緊密相連,相互影響。

我們借助語言認識世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反映在語言一個一個的詞語中。

地名傳達出我們雙腳站在何處,我們雙眼望向何方。地方的名稱反映我們對地方的認識。

我們學習一種語言時,必須接受該種語言中一個一個的詞語,不能任意褒貶和排斥任何一個。比如中國人學法語和法文時,就只能接受法語和法文中的詞語,不能任意褒貶和排斥任何一個。

“南洋”說出來是“中國語(華語)”,寫出來是“中國文(華文)”。任何人學習“中國語(華語)”和“中國文(華文)”都只能接受“南洋”這個名稱,不能任意褒貶和排斥。

王賡武既然自認不是華人(中國人),那麼,“中國語(華語)”和“中國文(華文)”在他是外國語和外國文,跟他沒有任何關係。相對于華人(中國人),王賡武是外族人。他無權任意褒貶和排斥華人(中國人)語文中所用的任何一個詞語,就像中國人不能任意褒貶和排斥法語和法文中的任何一個詞語一樣。王賡武爲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想剷除“南洋”這個詞語,全無學術道德,也十分無知。

王賡武要剷除“南洋”的兩個理由是:其一,“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義不明確;其二,“南洋”是中國人用的,新加坡人不可以跟著中國人用。這兩個理由都十分荒謬無知。

地名的起源,一般都是隨意的,沒有明確的含義,跟科學的命名不一樣。如以地名初起時沒有明確含義而必須廢除,那麼,全世界的地名便都得廢除了。真是絕頂荒謬無知。

由於地方的名稱反映我們對地方的認識。因此,命名時必定以命名的人雙腳所站的地方爲本位。方位地名更是如此。沒有本位便沒有方位。

“南洋”是以中國爲本位來命名的。說“南洋”不可以用,那麼,“北洋”可以用嗎?

要是“南洋”和“北洋”都不可以用,那麼,“東洋”和“西洋”可以用嗎?

東洋、西洋、南洋、北洋,構成一組地名。這組地名反映出中國人(華人)對世界的認識。中國人(華人)對世界的認識即反映在這一組詞語中。這樣的認識又存在於中國文化。接受中國文化的日本人,直到今天還用“東洋”來指日本本土。王賡武顯然對此一無所知。

在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海峽,英國人叫做English Channel。這是以英格蘭爲本位來命名的。法國人叫做la Manche,意思是“袖子”。因爲這條海峽的南邊較寬,北邊較窄,像一條長長的袖子,因而得名。“袖子”這海峽名稱是以法國爲本位的,非常隨意,只是個比喻,沒有明確的含義,比“南方的海洋” 含義更不明確。

地名在初起時,雖然沒有明確的含義,但在用開來之後,約定俗成,便有明確的含義了。“南洋”和“袖子”便都如此。

由於世界上懂英文的人多,懂法文的人少,la Manche就不如English Channel通行。按照王賡武的邏輯,是不是English Channel這個名稱較通行,所以法國人的名稱la Manche就得廢除呢?

中國人把這條海峽名爲“英法海峽”。這個名稱對兩邊都一樣。按照王賡武的邏輯,是不是“英法海峽”這個名稱不通行,也必須廢除呢?

英國北部的海,英國人叫做North Sea(北海)。這海的東邊和南邊還有別的國家,在不同國家的語文中各有不同的名稱。德國人叫這個海做Oceanum Germanicum (日爾曼洋)或Mare Germanicum (日爾曼海),丹麥人叫做Vesterhavet(西洋)。

這幾個名稱中,North Sea較通行。按照王賡武的邏輯,是不是只能用North Sea 這個名稱,其它的名稱都得廢除呢?這North Sea和中國的“北海”正好同名。中國的“北海”和“南海”相對,另外還有“東海”和“西海”。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也是一組名稱,反映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如果“南洋”得廢除,“南海”是不是也得廢除呢?如果“南海”得廢除,北海、東海、西海是不是都得廢除呢?王賡武對地名的語言學意義,一無所知。

王賡武最應該做的是,幫助李光耀發明“新加坡語”和“新加坡文”。這樣,他就可以在這種新發明的語文中完全排斥“南洋”,別人不能非議。

辜湯生(1857-1928,字鴻銘)是檳城的峇峇人,有葡萄牙人與馬來人血統,生於清末咸豐七年,學貫中西。一九一五年任教於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他概括自己“一生四洋”云:“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話不僅反映他一生的經歷,也反映他對世界的認識。

“東南亞”譯自英文South East Asia,初起時也沒有明確的含義。隨著現代地理學知識的普及,“東南亞”成爲通用的名稱,相當於原本的“南洋”。這兩個地名都各有演變,只是大致相當,並不完全一樣,即使完全一樣,也盡可以並存,就像一個人有兩個名字一樣。一個地方或一個人有兩個名字是十分平常的事。英國人從未要求剷除“南洋”,也從未要求關閉“南洋大學”。

王賡武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華人(中國人)。他不僅幫助李光耀關閉南洋大學,還想進一步剷除“南洋”這個名稱,徹底剷除南洋大學,不留痕跡。這純粹出於政治動機,無關學術。他雖標榜“歷史學者”,對地名的歷史淵源却一無所知。

Near East(近東)、Middle East(中東)、Far East(遠東),這三個地名都是英國人用的,以英國爲本位,“近”、“中”、“遠”都是對英國來說的。

王賡武既然認爲“南洋”是中國人用的,必須廢除,那麼,“近東、中東、遠東”這三個地名都是英國人用的,不是新加坡人發明的,也必須廢除嗎?要是不必廢除,那又是什麼理由呢?

新加坡的地名中,由英國人命名的指不勝屈。英國人是外來的侵略者,與海盜無異。新加坡的地名中跟英國有關的都得廢除嗎?要是不必廢除,那又是什麼理由呢?

有一件事王賡武或許並不知道。當初,籌畫“南洋理工學院”的人在受命時,李光耀給他三個校址,讓他選擇。他選了雲南園。他選雲南園,並不是因爲他愛南洋大學,而是因爲雲南園太美麗。李光耀對他說,“你得保留南洋這個名稱。”李光耀要他在校名中保留“南洋”,也並不是因爲他愛南洋大學,而是爲了選票。王賡武處心積慮以剷除“南洋”,真是拍馬屁拍過了頭,枉做小人了。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可笑。

三 方位地名的語法結構

王賡武對方位地名的語法結構更是一無所知。

王賡武的博士論文題目是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雖然這個題目不很明確,但並無語法錯誤。他把這個題目翻譯爲《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便有語法錯誤了。如果這是別人的翻譯,也必經王賡武過目,得他同意。

把North China譯爲“北方中國”,不合中文文法。雖然王賡武不是華人(中國人),但既然要寫華文(中文),便須先努力學好,不能只跟著李光耀“講華語”。

按照英文的習慣,North用在地名,包含兩種情形。

一種是指南北相對的兩個地方中的北方那個,例如:紐西蘭南北相對的兩個大島名爲 North Island 和 South Island,“北島”和“南島”。這裡的“島”有兩個,南北相對。

一種是指在一個地方中的北部地區,例如:North London,指“倫敦北部”,相對的便是South London,“倫敦南部”。這裡的“倫敦”只有一個,方位則是南北兩個。同樣的情形還有East London和West London,“倫敦東部”和“倫敦西部”。

這兩種情形,英文的語序相同,表面看來沒有什麼區別,但在中文,則語序有別。

在中文的方位地名中,第一種情形,中文與英文語序相同,都是方位詞在前,整體地方名或通名在後。因此,North Island和South Island可以直譯爲“北島”和“南島”。“北洋”和“南洋”的語序即屬於這一類。

第二種情形,中文與英文語序相反,方位詞在後,整體地方名或通名在前,所以North London是“倫敦北部”,不是“北部倫敦”。“湖南”和“湖北”的“湖”是同一個湖,即“洞庭湖”。“山東”和“山西”的“山”是同一座山,即“太行山”。如果把語序顛倒過來,說成“南湖”和“北湖”,那是兩個湖;“東山”和“西山”,是兩座山。語序不同,則意義不同。

North China是“中國北方”或“中國北部”。“北方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相對的South China是“中國南方”或“中國南部”。這裡的“中國”只是一個。另一個說法是“華北”和“華南”。“華”就是“中國”。把語序顛倒過來直譯作“北方中國”和“南方中國”,或“北中國”和“南中國”,那就是兩個中國了;如再加上“東中國”和“西中國”,那就是四個中國了。无論两個、三個、四個中國,都不存在。

同樣的道理,“華東”、“華西”、“華南”、“華北”,指的是同一個“華”;如果改成“東華”、“西華”、“南華”、“北華”,那就是四個“華”了。這情形就跟“東京”、“西京”、“南京”、“北京”是四個“京”一樣,也跟“東洋”、“西洋”、“南洋”、“北洋”是四個“洋”一樣。

新加坡有兩條以方位命名的路:North Bridge Road 和 South Bridge Road。前人譯爲“橋北路”和“橋南路”。這譯名符合中文文法。這兩條路的分界是“愛琴橋”(Elgin Bridge)。如果以王賡武的華文程度直譯爲“北橋路”和“南橋路”,那麼,“北橋”和“南橋”就變成兩座橋了。

王賡武對中文文法一無所知。他出身英文學校,中文程度低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爲中文程度低,他無法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中文程度低也不足爲怪,但以自己的無知去誤導別人,以達到政治目的,便是罪惡。

四 王賡武說他不是華人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離開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還有兩年半左右,王賡武還在香港大學當校長,他主辦一個研討會:“五十年(1945—1994)海外華人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演講。講題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

王賡武當時早已決定在一九九七年之前逃離香港,回到老朋友李光耀身邊,在李光耀的卵翼之下生活。他主辦這次研討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會上講話,正式公開宣佈自己“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與“華”一刀兩斷。他顯然是爲了逢迎李光耀,宣示忠心,支持李光耀同化華人的政策,“脱中去華”,爲回歸李光耀身邊做準備。

王賡武出生在華人家庭。他小時候,父母親大概告訴他是華人吧?但成人後,他效忠李光耀,不願做華僑,也不願做華人,那是他自己的選擇,與人無尤。

韓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話的意思是:中國人用夷人的禮節,就做夷人;夷人到中國,用中國人的禮節,就做中國人。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社會種種變遷,移民做外國人的不勝其數。抗日戰爭時期,也有一些中國人改做日本人。其中最爲人知的是汪精衛。

李光耀生而是峇峇人,不認同華人,這在他是理所當然的事。李光耀在二戰期間,也曾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做日本皇民。日本戰敗,他又效忠英國,做英國皇民。大英帝國衰落,英國人撤回老家,李光耀隨機應變,效忠美國,做美國人。他一生都沒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王賡武宣稱自己不是華人,也只是跟李光耀一樣,不足爲怪。王賡武是不是華人,他自己可以決定,別人不能非議,但是,王賡武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替所有新加坡華人決定,他們都不是華人,便是罪惡。王賡武憑什麼這麼做?這不僅無知,缺德,更是霸道。他的心態和作風都跟李光耀一模一樣。

五 民族身份

王賡武的講題“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概念不清,思維混亂。

一個人的“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是政治問題,是不是“華僑”、 是不是“華人”,则是文化人類學問題。這兩個範疇雖然也有些關係,但並不是一回事,王賡武卻混爲一談。他當時六十四歲,年齡並不很大,應該不是年齡造成概念不清,思維混亂,而是因爲他急着向李光耀宣示效忠所致。

新加坡原本是個荒島。島上的居民全都是外來移民。王賡武說,移民地位提升了,華人不是華人。那麼,馬來人也不是馬來人嗎?印度人也不是印度人嗎?真是無知透頂!

一個沒有良知的人,爲了達到政治目的,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事都做得出。

一個人的民族身份是由心理認同感來決定的,不是由官僚政客決定的。這認同感來自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認同感的主要文化因素是:語言(母語)、宗教、習俗等。

個人的身份認同凝聚在一起,便形成民族的身份認同。傳承同一種文化的人,組成一個民族;同一個民族的人,彼此有親切感,對自己的文化有自豪感,對民族的命運有共同的憂患意識。

一個人是不是華人,就由他對華人的語言(母語)、宗教、習俗等有沒有認同感而定,跟政治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沒有直接的關係。星加坡的華人有自己的語言(母語),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習俗,爲什麼不是華人?

華人的民族身份不是由政客決定的,不是由李光耀和王賡武決定的,更不是由王賡武一個人說了算。

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蘭西人,並沒有因爲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法蘭西民族身份。

蘇格蘭人和北愛爾蘭人,並沒有因爲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民族身份。

加泰羅尼亞人,也並沒有因爲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加泰羅尼亞民族身份。

希伯來人的後裔,在以色列立國之前,散居世界各地,由於人口少,是弱勢民族,被寄居地的強勢民族所同化,接受強勢民族的語言。他們的母語原是希伯來語,在日常口語中逐漸消失了。書面語幸得猶太教而保存在經典中。希伯來人祖先留下的習俗,也幸有猶太教而得以保存。宗教和習俗成爲民族凝聚力和心理認同感的根源。

十九世紀後半葉,猶太人決心復活希伯來語。爲了猶太民族的存在和復興,猶太人必須復活希伯來語。母語是民族的靈魂。

一九一八年,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創立希伯來大學,一九二五年正式落成。希伯來大學是猶太民族文化復興的象徵。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希伯來語成爲官方的語言。滅亡了兩千年的希伯來語,依靠宗教和習俗產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心理認同感而得以復活,成爲世界語言史上的奇跡。以色列建國,有了自己的家園,母語、宗教、習俗齊備,猶太人的民族身份得以重鑄。

南洋大學就像希伯來大學一樣,是南洋華人維護民族文化的象徵。南洋華人創辦南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華人的語言文化受到外力壓迫,爲維護民族文化而掀起建設南大運動。

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傳承,對民族身份認同有極大的作用。南洋大學就是爲了維護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而創立的。

希伯來大學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中成長,日漸壯大。南洋大學環境的艱難十倍百倍于希伯來大學。從一九五六年開學到一九八〇年被李光耀和王賡武合謀關閉,前後只存在了廿五年。

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個地方,語言文化間的接觸交流乃至於融合,在所難免。此種交流與融合須順其自然。如用政策施壓,強行同化,必引起抵制和反抗。日本人佔領朝鮮和臺灣後,強力實施同化政策,便引起朝鮮人和臺灣人的抵制和反抗。

新加坡的峇峇人,原本爲數不多,但借助英文教育,人數大大增加。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得英國人扶持,掌握政權,強力推行同化華人的政策,首要的目標便是消滅華人的教育,進而消滅華人的母語,使所有華人都變成以英語爲實際母語的峇峇人。

新加坡的峇峇人(如李光耀)和新加坡的華人(如陳六使)之間,最大的差異便在於母語。峇峇人的母語是峇峇馬來話,因受英文教育,母語又逐漸改爲英語;華人的母語是各種方言。華人之受英文教育者,亦不放棄母語方言。

傳承民族文化須靠母語。因此,峇峇人的母語不同於華人,文化價值觀自然也不同。融洽相處,互相尊重,社會才能和諧。如果不能融洽相處,便自然會產生衝突。

李光耀用強硬的同化手段,先消滅華人的學校,破壞民族身份認同的傳播系統,再消滅母語方言,達到同化華人的目的。

民族認同感在受到外來壓力時,往往變得更加強烈。李光耀掌權後,對受華文教育的新加坡華人,百般壓迫,歧視排斥。王賡武却說新加坡華人的“移民地位提升”了,完全是顛倒是非黑白,罔顧歷史事實。

如果說,華人獲得公民權便是“移民地位提升”,失去民族身份,那也是瞎說。

陳六使先生和林連玉先生(1901-1985)是領導星馬兩地華人爭取公民權的領袖。他們也都獲得公民權,可是,他們因爲維護民族教育,公民權都被褫奪。林連玉先生還爲此坐牢。王賡武不會不知道,他只是故意罔顧歷史事實而已。

南洋大學是在華人的語言文化受到外力壓迫時創辦的。初創時,李光耀還沒掌權,創立後不久,李光耀上臺,從此對南洋大學迫害不斷。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強力執行《王賡武報告書》,軍警進入校園逮捕反對的學生,導致學生絕食抗議,罷課三十九天。王賡武如今已是風燭殘年,仍然不知懺悔。這一點,他跟李光耀真是難兄難弟。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借助《王賡武報告書》,關閉南洋大學,同化華人的運動宣告成功。也就在這之前一年,一九七九年,李光耀開始推行消滅華人母語方言運動,名爲“講華語運動”,只要“講華語”,不必“寫華文”。

一九八〇年以後出世的年輕人,一般都以英語爲家庭語言,也就是他們實際的母語,變成新一代的峇峇人,民族認同感逐漸消失。這就是李光耀和《王賡武報告書》的目標。

然而,儘管同化的壓力日大,不願受同化的華人從不放棄自己的民族身份。這些人就是每一次大選時,投反對票的人。
王賡武說:

在新加坡實際上也沒有華僑,因爲新加坡80%的人是華裔,他們現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華人這一術語。

這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聽起來,更像是李光耀說的。照王賡武的意思,新加坡的華人都跟他一樣,數典忘祖,不認自己是華人了,所以“不需要華人這一術語”。他這是在支持李光耀的同化政策,爲李光耀說話。

王賡武盡可以說他自己不是華人,可是新加坡華人的民族身份,由華人自己的心理認同感來決定,不是由王賡武來決定的。王賡武憑什麼獨斷新加坡的華人都不是華人?

因為不認同華人身份,一九六五年,李光耀造了一個新字Singaporean。這就是王賡武所說的“新加坡人”。李光耀就用這個字來標榜峇峇人身份。他希望所有華人在被同化之後,都變成峇峇人,以英語爲母語,就叫做Singaporean。他幻想這個字可以像Korean、American一樣被全世界所接受,至少可以像Malaysian和Indonesian一樣被接受。可是,從文化人類學來观察,Singaporean的文化特徵是什麼,生理特徵又是什麼,如何有別於其他民族等等问题,都无法说清楚,也就無法成爲文化人類學的一個民族類別。因此,從文化人類學來說,所謂Singaporean,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李光耀和王賡武的幻覺。在英國人、美國人眼中,“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Singaporean也只是“Chinese”。

王賡武既然硬是支持李光耀的同化政策,爲何不幫李光耀說明所謂Singaporean的文化特徵是什麼?生理特徵又是什麼?以及如何有別於其他民族?他越是支持,就越顯出他的淺陋與無知。王賡武又說:

使用“華僑華人”這樣的術語來包括所有中國之外之華人,就意味著一種不可阻擋的擴張和伸展勢力的警報。

這是王賡武發自內心的話。他這也是在幫李光耀說的,爲他日回歸李光耀身邊打算。

李光耀一生憎恨華人,憎恨中國。王賡武追隨李光耀,所以如此含血噴人,惡意中傷中國和華人。

“華僑”、“華人”是千百年來在用的名稱,純粹是文化人類學的詞語,何以繼續用就會變成“一種不可阻擋的擴張和伸展勢力的警報”?王賡武顯然是在幫李光耀“脫中去華”,故意危言聳聽,含血噴人,跟李光耀給南大羅織罪名的手法一模一樣,非常惡毒。

在王賡武逃離香港之前,英國已經給香港人“英国国民(海外)”身份,即“British National(Overseas)”,並發給護照。一九九七年之後依然如此。王賡武從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擔任港英政府行政局議員,幫助英國人統治中國人。英國給香港人“英国国民(海外)”身份這件事就發生在王賡武眼前,王賡武爲何不說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擴張和伸展勢力的警報”?單從這樣一件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內心世界跟李光耀的一樣卑污,是非可以隨意顛倒,全無道德觀念。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王賡武接受記者的訪談。他說(見《王賡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

這個社會百分之七十五是華人,外面兩邊都是馬來族不同宗教,不同語言,而且非常妒忌華人的經濟力量,再加上冷戰時期,從他們看,華人多半是共產黨,中國是共產黨,冷戰令整個共產黨南移過來,反共產黨的人,對這個華人的看法是雙重的,一方是恨你華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經濟力量,再一方面是共產黨,危險不危險?客觀的講,危險不危險?當時是如此,我有這感覺,我在吉隆玻就有這感覺,我知道馬來朋友們一看你們中國人、華人,很可能是共產黨、不然就是發財的資本家,對我們都有經濟危機,所以這種矛盾不是很危險嗎?

王賡武這番話是在李光耀死後說的。對比他在一九九四年拍馬屁時說的話,前後不一。他這裡說“這個社會百分之七十五是華人”,一九九四年的時候,他明明白白說“新加坡80%的人是華裔,他們現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華人這一術語。”真是自打嘴巴。自打嘴巴是王賡武和李光耀都深愛的習慣。

王賡武說“這個社會百分之七十五是華人”,這是故意欺騙。李光耀的同化政策推行了五十年,華人在新加坡已是弱勢民族,絕不是75%。隨著英語逐漸成爲家庭語言,四十歲以下的華人已漸漸變成峇峇人。華人所占比例也隨時間而日漸減少。王賡武故意遮蓋事實,欺騙不瞭解實情的人。

他回想在吉隆坡時又說:“我知道馬來朋友們一看你們中國人、華人,很可能是共產黨、不然就是發財的資本家”。他突然又變成“中國人、華人”了。無論他是在吉隆玻還是在新加坡,他都是同一個人。他在新加坡不是華人,在吉隆玻也不會是華人。是他八十五歲時,比六十四歲時頭腦更清楚嗎?再說,王賡武既然已經自認不是華人,爲什麼還感到“危險”呢?

二〇一五年六月七日,《聯合早報》刊登王賡武的專論《中國崛起與新加坡的華人困境》,題目又用“新加坡的華人”。他二十年前明明白白說“新加坡80%的人是華裔,他們現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華人這一術語。”二十年後又變出“新加坡的華人”來。他跟李光耀一樣,非常不誠實,翻雲覆雨,說變就變,前言不搭後語,自打嘴巴,全無羞惡之心。

一九六五年,王賡武在報告書中自打嘴巴;一九八六年,王賡武接受香港大學學生訪問時,自打嘴巴;一九九四年演講時,又自打嘴巴;二〇一五年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再自打嘴巴;現在自己寫專論,沒有壓力,還是自打嘴巴。自打嘴巴已成爲王賡武一輩子的生活習慣。

人可以追求名利,然不可無耻。

回看歷史上的獨夫民賊,無惡不作,害人如麻,到頭來均遭天譴,禍延子孫。其助紂爲虐者,亦不能例外。爲免惡報,唯有以史爲鑒,放下屠刀,面壁懺悔,回頭才是岸。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山人

一、从司马光论才德说起

司馬光《資治通鑑周紀一》就智伯之亡論才德云: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司马光按才德把人分为四类: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圣人与君子治天下,则国泰民安;愚人治天下,则一无是处; 小人治天下,则祸国殃民。把天下交给小人,则不如交给愚人,因愚人无知,害处小,小人诡计多端,害人如麻,永无宁日。

德与才二者之中,司马光更重德。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一个人被委以重任时,往往推辞说:“小弟何德何能,敢当此重任!”“能”便是“才”。“德”先于“能”。

扬雄《法言》云: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言是说出来的,书是写出来的,都是人心中所思,从中可以判别君子和小人。

从一个人所说的话,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都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除了言,行也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在想些什么,但言和行未必一致。所以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言和行都是人内心的反映。要分析一个人,最好是分析他的言和行。

一个人的道德跟他童年时的家教和小学教育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教非常重要。一个没有家教的人,只能是个“小人”。

李光耀一生害人无数,手段毒辣。他小时候必定没有家教。这可以从他自己的回忆中看出来。他在自传《风雨独立路》第二章中说: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

这几段话中传达这几点意思:

其一,他生性顽劣,常遭父亲暴打,童年生活不快乐。

其二,他的父亲好赌,赌输了就向母亲要首饰典当,母亲不肯,激烈争吵。

其三,父亲性格暴躁,母亲性格刚强,他自然得此遗传。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不可能有很好的家教。他不像孔鲤那样幼受庭训。他父母的性格暴躁刚强,遗传给他好斗无情的性格,一生好勇斗狠,对待反对的人,十分残暴。他的中学同学郭鹤年回忆说(2015年3月27日《星洲日报》):

他擁有非常強烈的領導特質,面部和身體語言都讓人敬畏,他非常確定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性格果斷甚至無情。……當時我們的關係並不十分親近,少年李光耀總是充滿戰鬥力,想要贏得所有的口舌之戰,他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的人。

“性格果斷甚至無情”,“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正是父母親給他的遺傳。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从政之后,必定给百姓带来灾难。他的言行无异于黑帮,如他所言(見《李光耀及其思想》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Everybody knows that in my bag I have a hatchet, and a very sharp one. You take me on, I take my hatchet, we meet in the cul-de-sac. That’s the way I had to survive in the past.

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袋子里有把斧头,非常利的斧头。你来惹我,我就拿出我的斧头来,在死胡同里砍你。这是我以往的生
存之道。

这番话正反映出他残暴的心态。他更像是黑帮老大多过政党头目。这都跟她童年没有很好的家教有关。重视家教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传统。

胡适在他的儿子胡祖望出外读书时,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在书信集中,标题是《做人与读书》。胡适特别强调做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工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

这就是家教。在胡适眼中做人比读书更加重要。家教就是要教孩子怎样做人,也就是有好品德。

梁启超的一篇演讲词,标题是《为学与做人》。他说: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这“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正是司马光所说的“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在胡适和梁启超眼中,做人比读书更加重要。这样的价值观念,李光耀没有。他一生都在追求私利,专做“妨害别人”的事。

李光耀消灭华人的母语,消灭华人的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的便是私利。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为的也是私利。他们同犯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第七条的定义是: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atut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when committed as part of a widespread or systematic attack directed against any civilian population, with knowledge of the attack:
(a) Murder;
(b) Extermination;
© Enslavement;
(d) Deportation or forcible transfer of population;
(e) Imprisonment or other severe deprivation of physical liberty in violation of fundament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f) Torture;
(g) Rape, sexual slavery, enforced prostitution, forced pregnancy, enforced steriliza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sexual violence of comparable gravity;
(h) Persecution against any identifiable group or collectivity on political, racial, national, ethnic, cultural, religious, gender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3, or other grounds that ar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impermissi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connection with any act referred to in this paragraph or any crim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j) The crime of apartheid;
(k) Other inhumane acts of a similar character intentionally causing great suffering, or serious injury to body or to mental or physical health;

為了本規約的目的,“反人類罪”指以下有意識地直接針對平民百姓,廣泛而有計畫的攻擊:
(a)谋杀
(b)种族灭绝
(c)奴役
(d)驱逐出境或強制遷移人口
(e)不顾国际法准则的囚禁或剥夺人身自由
(f)酷刑
(g)强奸、性奴役、强制怀孕、强制卖淫、强制绝育,或其它性侵犯等
(h)針對政治、种族、民族、族群、文化、宗教、性别等的迫害(定义见第三段),以及其他本段所列明,而为国际法所不容的行为,或本法庭所管辖的任何罪行。
(i)强令他人失踪
(j)种族隔离罪行
(k)其它蓄意致使他人精神与身体严重伤害或影响他人精神与身体健康的不人道行为。
反人类罪主要指对人身與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行为。像希特勒对犹太人那样的种族灭绝,固然是犯了反人类罪,像李光耀对反对者实施的酷刑、政治性的、种族性的迫害、非人道的行为,也是犯了反人类罪。

上列十一種罪行中,(d)、(e)、(f)、(h)、(i)、(k)等六種,李光耀都一犯再犯。

李光耀残酷迫害反对他的人、血洗云南园、消灭华人的母语,消灭华人的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关闭南洋大学等等,都是极其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王赓武是李光耀的同谋,为达到政治目的,迫害华文教育,灭绝华人的文化,关闭南洋大学,同样是犯了反人类罪。

按照司马光的标准,李光耀和王赓武不可能是“君子”,更不可能是“圣人”,他们都很聪明,所以也不是“愚人”,剩下的便只能是“小人”了。

以下就仔细观察这两个“小人”为达到政治目的,损害南洋大学的一些卑鄙言行。

二、南洋大学图书馆

南洋大学图书馆是林连登先生捐建的。郑奋兴老师在《怀念林连登》一文中,说出林连登先生捐建南大图书馆大楼的感人往事:

不能否认,南大云南园中最宏伟,最美丽也最能代表南大标志的建筑物是南大旧图书馆。

这是一段有关南大旧图书馆令人感动的真人真事。……

据说,当刘玉水先生亲到林连登先生住宅向他报告南洋大学此义举时,林先生豪爽地说:“您认为我应捐多少,您就替我写上去好了。”

又据说当时刘玉水先生带着南大校园发展图副件向林连登先生解释南大校园的设计,南大校园之五百多英亩是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捐送。南大校园将有一座雄伟壮丽的大门牌坊,由大门牌坊直通云南园。先到的建筑物是商学院,再上去是文学院,而后是理学院。在文理学院之间将有一座最宏伟的图书馆,而在图书馆前将有一大花园,园中七座八角亭。

据说,林连登先生很关心地问刘玉水先生,图书馆是否给将来所有教职员及所有学生使用的?刘玉水先生说是。林先生便问图书馆的建筑费多少?刘先生说估计约五十万元。林连登先生便极豪爽地说:“好,您就替我写上五十万元捐建图书馆费用。”

就这样,林连登先生单凭一张南大校园蓝图副件,也不需亲到新加坡看看南大校园是在新加坡的那个角落,就极豪爽地捐出五十万元,受惠者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子孙,而是一万二千多名的南大校友及一千多名的南大教职员。

一九六四年,我受委到槟城主持南大入学考试时,刘玉水先生以当年理事会代主席的身份招待我晚餐,并亲自告诉我以上这段令我一生难忘,教我深深受感动的南大真人真事。

南洋大创办时,就用林连登先生捐献的五十万元建设美奂美轮的图书馆。当时的五十万元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款项。

五三年六月廿六日,黄奕欢先生抵达丁州首府,出席全丁各社团代表大会,商讨筹募南大基金。郑为仁先生是当时丁州中华总商会主席,也是南大丁加奴分会主席。当时报道他在大会上说:

南大图书馆应建筑宏伟,内容充实,方不愧为海外华人所办第一间大学中心建筑。彼谓各地宏大之华人图书馆,尚付阙如,文化水准焉能提高,以国内学者而言,为找关於本国之参考资料,有者竟远渡重洋,言之深引为愧,他日南大藏书丰富,便於学术之研究,诚不负海外最高学府之盛名。

当时,南大还在筹划,图书馆大楼还没开始建设,侨界不仅对南大期盼甚殷,对图书馆也有所期盼。

南洋大学图书馆大楼,大概是参考了天安门城楼和北京大学的红楼设计而成,但各有不同。这座大楼在南洋大学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

其一,是南大的第一座大楼,象征南大的开始。
其二,是南大校园的中心,园内最显著的建筑,南大的标识。
其三,是林连登先生所捐献,体现出创校先贤对民族教育的热诚。

图书馆大楼建成之后,为万众所赞赏。星马侨众到云南园来参观时,必定在图书馆前留影。

新加坡民间有个说法。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关闭南大后,曾经打算把南大最有代表性的牌坊和图书馆拆除。只是因为没有承包商敢承接拆除工作,因而逃过劫数,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绝没有人想像得到,图书馆大楼竟然被王赓武侵占,据为己有,把“南洋大学图书馆”改为“王赓武图书馆”。此等恶行,罪不可赦,必遭天谴!

三、李光耀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的细节现在还未曝光。详细情节必定记录在李光耀的日记中。这些机密资料,目前李家人正在为争夺拥有权而打官司。总有一天,这些资料将摆在阳光下。现在只能根据一些已知的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出一个大致的画面。虽然不齐全,但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为什么李光耀要关闭南洋大学呢?这得先从李光耀的民族身份说起。他一生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他出生在峇峇人的家庭。峇峇人中,有的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如陈祯禄先生和林文庆先生;有的不认同,如李光耀。李光耀一生讨厌华人,以华人为敌人,以消灭华人文化为职志。这跟他的出身和后来的经历密切相关。

在二战期间,他加入日本陆军报道部(屬情报部),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他当时的身份是日本皇民。他为日军收集的情报,帮助日军攻击盟军和杀害抗日游击队有功,天皇因此在二〇一六年颁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

在这之前,一九六七年,日本已给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旭日”即代表日本。这勋章是颁授给“对国家有功劳者”。这跟李光耀的皇民身份相吻合。

一九四四年,日本即将战败,东条英机在七月十八日辞职下台。年底战争快结束时,李光耀担心英国人回来,将逮捕他,并判他坐牢,于是设法投靠英国人。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录(见《风雨独立路》):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

他当时为什么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到槟城和金马仑去呢?他说“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这显然是假话,因为他离开之后并没有再去那里居住。

韩瑞生(1916-1983))当时的身份还不清楚。他很可能是英国人的情报线人。他和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 1920-?)必定有联系,知道莫里斯贝克住在哪里,所以李光耀先去找他,取得莫里斯贝克的地址,然后到金马仑去。

莫里斯贝克当时在金马仑种番薯,以农夫的身份为掩护。他实际是英国的情报员,隶属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s,简称MSS。可以参考里昂甘布Leon Comber 的《马来亚的秘密警察 1945-60》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5–60)。

战后,金马仑仍然是英国人的情报基地。

为什么李光耀不远千里到金马仑去见一位老同学,英国情报员呢?只有一个原因:他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交给英国人,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

英国人在战后不仅不逮捕他,还送他到英国读法律,备受优待(参看《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刊在新加坡文献馆)。从此,他效忠英国人,成为英国的代理人,并被英国人扶持上政坛,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他這以後的身份是英國皇民。

战后,英国人计划消灭华人的文化,先从消灭华人的教育着手。

一九五一年,英国人拟定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制定的教育法令,都以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目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成为英国人的眼中钉(参看《南洋大學校史》第一章)。

英国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关闭南大。这件事就交给代理人李光耀去办。李光耀虽然是峇峇人,他有华人的血统,又有个华人的名字,不需化妆便能假扮成华人。他又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文学校为掩饰,一步一步消灭华文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这是他对英国人战后不逮捕他的报答。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先后利用四本报告书。其中最关键的一本是《王赓武报告书》。这是李光耀授意王赓武写的报告书,按照李光耀的意图,拟订关闭南大的计划(参看董狐《兼并南洋大学》,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效忠李光耀,跟李光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即使是李光耀死后,他还为李光耀辩护,说他读过大学,不会是独裁者,荒谬而不以为耻(见《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攻击南洋大学,并最后关闭的理由是:程度低。李光耀的逻辑很简单:英文高於华文,英文大学高于华文大学,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所以高于南洋大学,剑桥大学就更高了。

王赓武报告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王赓武的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他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他和李光耀看来,他的程度当然很高。然而他的程度有多高呢?以下就分析一下他的程度,以便显示他内心的虚伪与恶毒。

王赓武在大学本科的程度有多高,不得而知,只能根据他后来的学术表现来评断。

无论人文科还是社会科的研究方法都来自自然科学,所以通称“科学方法”。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都得上研究方法和基础课,然后才准备写论文。论文是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英国大学的研究生一般都得靠自己摸索,不上研究方法和基础课。英国大学的制度比较适合研究基础扎实的学生,在没有功课压力之下,博览群书,深入思考研究课题,对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就不那么合适了。

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基础十分薄弱,他应该到美国大学去上基础课,弥补不足。英国大学的制度对他的负面影响就远远大于正面,因而在毕业后,他无法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因为他无法看懂古代历史的资料,只好放弃,转向海外华人史。

研究生是不是掌握研究方法,可以从论文看出来。如果导师不严格,研究生很可能掌握不好研究方法,写论文时,只是依样画葫芦,一画就走样。

王赓武的学术根基薄弱,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官场,一直都没有掌握好研究方法。以下就从研究方法来看他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一本是他的大书《中国与海外华人》。

论文的第一道工序是拟订题目。王赓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这个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语:“structure of power权力结构”和“five dynasties五代”。至于“north China中国北方”,则是画蛇添足。五代(907–960)的五个朝代全都在中原,这个时期并无南北对立。至于十国(902–979)偏南方,并不属于五代,并不是同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就好比中国与泰国,虽然一南一北,但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只要看到“五代”,便知道其地域位于中原,无需注明“中国北方”。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十分贫乏。

题目是否明确,与论文内容结构大有关系。这个题目传达的意思是:以“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为核心研究课题,并解答相关的學術问题。可是論文内容并不如此。各章标题如下: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 883-904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 883-907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 907-926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 907-926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 926-946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 926-947

论文的前半部讨论的是五代以前的事。五代(907–960)是唐代(618–907)灭亡之后的时期,而论文前半部讨论的却是唐代的事情,话出题外,文不对题。这样的论文是不及格的。

唐代的藩镇固然与五代的兴起有关,但五代毕竟不是唐代,只能當背景資料來論述,不能喧賓奪主,成為論文的主體。论文的中心应该在于分析与讨论“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七章之中,真正论述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的只是第七章。不集中讨论核心问题,则论文结构必定松散,而且头重脚轻。这样的论文不及格,根本不值得出版,制造学术垃圾。

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讨论后梁、后唐、后晋到后汉四个王朝,对于后周和宋代的统一的贡献。

这真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取。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别说中国文化。他对战国至汉代之大一统观念如何植根于中国人心,一无所知,因为他的中文基础差,看不懂三代两汉的文献。

五代的五个朝代都很短,后梁(907-923)、后唐(923-937)、后晋(936-947)、后汉(947-951)、后周(951-960),像走马灯一样,加起来前后只有五十三年,平均一个朝代只有十年半。后来的皇帝,只要不命短,一般都在位超过十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1644-1662),乾隆在位六十年(1736-1796),比五代的总年数都要长。五代之中,没有一个统一过天下,对后来的各个朝代的统一,不可能有什么影响。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不流血的政变,跟五代的制度无关。宋代的典章制度也跟五代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各个朝代的统一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制度。今天,海峡两岸当如何统一,也不可能借鉴民初的军阀制度。王赓武根本就不懂中国历史,只是标榜“历史学者”而已。

他在马大时,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系的课程。虽然最后从历史系毕业,但由于他出身英文学校,不可能像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样,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出身英文学校,中文基础薄弱,大学本科又在英文大学就读,根本就看不懂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对中国历史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更别说通盘了解。在英国大学里呆三四年写一篇中国历史的论文,对中国历史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呢?这样的论文,只不过是练习,在世界各地大学多如牛毛,根本就不值得出版,出版了也只能吓唬外行人,在内行人眼中,是百分百的学术垃圾。

王赓武大学毕业后,到伦敦大学就读汉学系的博士学位。由于他出身英文中学,难于就读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只能读西方大学的汉学系。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历史课题。可是他在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却没有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历史,就是因为他中文程度低,运用古代历史资料有困难所致。古代史料卷帙浩繁,而且全都是古文,他无法驾驭,所以只能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史。

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王赓武的中文程度有多低呢?

二〇〇二年,他编了一本纪念他父亲的书《王宓文纪念集》。其中有一对挽联,是他父亲的好友吴毓驩所作:

卅载论交情如骨肉忽闻晴天霹雳魂惊心悸涕泗滂沱
毕生育才仁同慈父欣看印新全马桃李遍栽春风化雨

这副挽联,上联说功业,下联说交情,是常见的写法。可是王赓武却把上下联排颠倒了。这只要看联脚两个字就明白了。对联联脚“仄起平收”是基本联律。“雨”,仄声,属上联,“沱”,平声,属下联。在儿子给父亲编的纪念集中,犯这样的错误,真是大不敬。

这绝不是“手民之误”,而是他的中文程度太低,不知道上下联有别所致。輓联亦即对子。在王赓武的小学时代,对对子是童蒙的功课。他显然没学过,完全不懂对联的格律,也不会辨别平仄。

他这样的中文程度,绝无可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且全是古文,他无法看懂,更别说驾驭史料。他不仅不懂古文,就是他写的白话文也不佳,多用英文句法,佶屈聱牙,难以卒读。

王赓武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又是怎么样的书呢?他的信徒说这是他的“力作”。其实,这只是一本杂凑而成的书。

“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题目太空泛了,没有习惯的内容范围。一般的大学课程科目,例如:“微积分”、“植物病理学”、“量子力学”、“经济分析”、“人文地理”、“元史”、“唐诗”等等,都有一定的习惯范围,自成系统,由行内学者努力研究而逐渐形成。“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名称,没有特定的内容范围,只要是跟“中国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事项,都可以塞进去。王赓武正是这么办,把以前写过的单篇杂凑在一起,充当专著。这本书共十六章:

第一章 华人移民类型的历史剖析
第二章 中文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第三章 明代对外关系:东南亚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五章 宋、元、明与东南亚关系的对比
第六章 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
第七章 政治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九章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
第十章 华商文化
第十一章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第十三章 中国南部对海外华人的看法
第十四章 儒学思想边陲上的小龙
第十五章 “外华”的教育
第十六章 华人:什么样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书完全是杂凑而成的。全书分十六章,可是却看不出各章之间的关系。随意选出这三章来观察: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很难想象这是同一本专著中的三章。三者毫无关联,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杂凑而成的,没有核心探讨课题,也不知道他想解答什么学术难题。

学术专著,必须有探讨的核心课题,并解答与课题相关的学术难题,不可杂凑而成。全文论述,则必须自成系统。各章之间必须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呼应,如此才有系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专著,都必须有系统,杂乱无章,毫无系统的专著不值得出版。出版这样的专著,给学生极坏的示范,让学生以为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便能凑成一本专著,制造学术垃圾。

为什么他不写一部有系统的专著呢?他的学术基础薄弱,写不出有系统的专著,况且专著的系统来自对核心课题的思考与分析,需要时间。写一部学术专著往往需要三五年时间,甚至于十年八年,乃至于一生。他没有这样的时间。他的时间都去了哪里呢?都用在官场上。大学官场,校外政党,与官僚政客相勾结以谋私利。可是他又需要大部头的书来撑门面,只好杂七杂八的拼凑贯串而成。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非常不诚实的学术态度,是学术腐败。

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论文集,那又另当别论,但王赓武所需要的不是论文集,他需要的是大部头的专著,好用来撑门面。

王赓武年过六十,仍然不懂基本的研究方法,就因为他没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他的徒子徒孙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所以才有《陈六使与南大》(利亮时)、《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周兆呈),这样的垃圾博士论文。

英国的大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目标。王赓武虽在伦敦大学呆过,却丝毫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跟着李光耀的指挥棒跳舞。

新加坡党报的小喽啰善于阿谀奉承,说他是“亚洲最杰出的学者”。这般党报的小喽啰连亚洲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会知道什么是学术?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奴才的奴才,为了向上爬,阿谀奉承他“学者情怀,坦荡人生”,真是物以类聚,恬不知耻。

他的信徒又阿谀奉承他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学问得自勤学深思,不是得自阿谀奉承。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听多了,信以为真,就不求进步了。因为他当官,背后又有李光耀,狐假虎威,手中有大权,巴结奉承的人当然不少。这就让他一直坐在神坛上,不求进步。他实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王赓武写了二三十本书,真是多产。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海外华人的话题,但都是泛论,没有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专论,正如董狐《新加坡的同化运动》第四章所说:

王赓武写的书多属于泛论,如:《南洋华人简史》、《马来西亚概览》、《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不远游:移民与华人》、《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等。这类书也有用处,可以给一般人看,增加一些知识,但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去深入研究,只需花一点时间看一些现成的资料便能写成,更像是记者写的,而不像是学者写的。所以有位行内教授才会这么说:“名气虽大,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一个学者一生之中,只要能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足以传世,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司马迁(约前145-前86)、班固(32-92)、刘知几(661-721)、司马光(1019-1086)、章学诚(1738-1801),便都如此,不必写这么多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书,反复炒冷饭,欺世盗名。然而,要写一本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不能只靠英文。

他写海外华人的书中,说来说去不外两个话题:海外华人的身份改变,海外华人和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书一般记者都能写,不需要劳烦学者,所用资料不外报章上官僚政客的言论。这些书几乎都是在炒冷饭。

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都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他从不通过社会调查去了解星马华人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百姓,对事情的想法和看法,只是纸上谈兵。

他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候,本可以就近研究当地华人,十分方便。可是,在论断这两个地方华人的社会问题时,仅仅以报章之政客言论为依据。他从不从事社会调查,借以了解星马华人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因为他没有受过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

他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尤其如此,仅仅以李光耀一个人的政治偏见为论断的基础。他对中下阶层新加坡华人完全不了解,只是一味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来评断新加坡华人,所以才会说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华人都不是华人。

直到二〇一一年出版的Chinese Overseas“海外华人”,他还是在炒冷饭。一盘冷饭炒了五十年,真是五十年不变,所以才有行内教授在看了他的书后说:“名气虽大,而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才是学富五车的史学大师。王赓武不能望其项背。

王赓武并不是笨人。他写不出好文章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用于学术。他的时间都用在官场了。他不仅热心在校内做官,也热心在校外参与组织政党,还与李光耀勾结,做伤天害理的事。他的确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当年,王赓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贬抑南洋大学不考虑“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时,他想过他自己的程度有多高吗?

虽然机密资料还没有曝光,但就现有的一点史料可见,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是毫无疑问的。

四、李光耀王赓武同谋推动复名

李光耀导演的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也是与王赓武同谋推动的。这方面的机密资料也还没有曝光。李光耀和王赓武商量关闭南大和复名的事,一定记录在他的“起居注”中。其中必有许多秘密丑闻,李家兄妹才会为争夺这些秘密资料而对簿公堂。

因为这些秘密资料尚未曝光,现在只能就已知的点点滴滴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起来,看出大致的画面,虽不中,亦不远。

二〇〇〇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温哥华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校友不要急于看到南洋理工大学改为南洋大学”。他当时手上显然已有复名的时间表。

二〇〇二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沙巴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早日复名”。这表示,复名时日已经最后决定了。

詹道存在跟校内一位南大校友谈及复名的事时说,当初,李光耀关闭南大时,曾经对黄祖耀说:“我今天关闭你的大学,以后会还给你一间更好的大学。”这个说法是为复名寻求合理依據。

李光耀和黄祖耀之间的协议,到今天都还没有公开。其中秘密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

南大最终是被最后一届理事会出卖了。理事会的职责只是负责管理大学事务,无权出卖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校产。南洋大学是由星马两地华人出钱出力创办的。最后一届理事会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不能代表南洋大学创办人。无权处理南大校产。唯一有权处理南大校产的是南洋大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代表组成。虽然在南大被关闭时已解散,但可以再迅速成立,以便接管校产。当时的理事会没有这么做,而把南大校产出卖给李光耀,是犯罪行为。所有出卖南大的人都必须向历史认罪。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改名)这么大的事,当然不是詹道存可以决定的,只有李光耀才可以决定。他需要找一个他可以完全相信的人帮助策划,并代表他去推动。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朋友王赓武。

李光耀是在什么时候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呢?大概是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的时候。这一年十二月,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大学演讲。他们应该就在当时商定复名的安排。

为什么李光耀要在当时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事呢?

这一年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多伦多举行。韩素音老师在会上倡议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引起广泛的响应。有的人提议在马来西亚复办,有的人提议在云南园复办,并向新加坡政府提出要求。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马来西亚复办,对李光耀都是沉重的打击。

九二年七月六日,《南洋商报》报道王赓武的评论。他说:

由于北美与马、新的历史,地理环境完全不同,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的建议是不实际的。……如果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则是另一回事。

他当然反对在加拿大复办南大。他这是在代表李光耀说话。当初,是他和李光耀同谋关闭南大的。他所说的“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并不是真的“复办”,他心里想的只是“复名”。

九二年年底,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演讲时,正好可以详细讨论对策。如果是“在新加坡复办南大”,该如何复办呢?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名称改为“南洋大学”。于是有“复名”的举动。

王赓武未必同意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皇上要他推动,他只好照办。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那就由他去设计了。

韩素音老师在演讲时,开宗明义就说“南大的精神”,并解释说:“南大的精神就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就是三千万海外华人的精神。”这精神形之於文字,便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南大校友在响应时,也一再提及“南大精神”。这番话显然已传到李光耀的耳朵。

九三年一月卅一日,《星洲日报》报道李光耀的话:“假如那股精神完全丧失了,那我们就有麻烦了。”他这是在为推动复名宣传。

这一年六月八日,南大校友联欢会在砂拉越美里举行,主题就是“复办南大”,结果不了了之。

六月间,黄祖耀建议“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原名(他在二〇〇四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时如是说)。他当时或许是趁热闹,不甘落人后,或许是受指示这么说。无论如何,这个时间点,符合剧情。

徐冠林不止一次说,复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这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整出复名大戏中,他是最后一个登场的傀儡。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南大校友多番指责徐冠林,实在有些冤枉。他也只能有苦说不出,除了硬撑之外,别无选择。

一九九四年,复名运动正式开始。当时,王赓武还在香港大学。新加坡这边厢需要一个官方人物和他相配合。这个人就是杨荣文。他当时是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外交部第二部长,就是候任的外交部长。为李光耀宣传是他的日常工作。

当时,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大限将至。王赓武早已决定在九七之前逃回李光耀身边,复名将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王赓武主办一个研讨会:“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演讲。他的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在讲词中有一段话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

其一,王赓武正式宣称他和李光耀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其二,他断定全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而是华裔。

其三,他在策划华裔馆。

“华裔馆”这个名称是王赓武定的。其含义就在上面的话中。“华裔馆”是复名拼图的第一块大图板。至今官方从不透露华裔馆的由来,由谁倡议成立。

王賡武宣稱,他和李光耀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這是真心話。他和李光耀都有非常強烈的反華情緒。這本是他們兩個人的事,可是王賡武卻替所有新加坡華人決定,他們都不是華人,這就十分荒謬無知了。

華人是不是華人,這得由華人自己的心理認同感來決定,豈能由王賡武和李光耀狼狽為奸來決定?

李光耀不認同自己是華人,所有造了個新字Singaporean(就是王賡武所說的“新加坡人”)來代表峇峇人的身份。王賡武也很贊成。他們兩個人的民族身份為何,他們當然可以自己決定,與人無尤。可是王賡武卻要所有新加坡華人都不認自己的華人身份,這不僅無知,而且無恥。

照王賡武的邏輯,新加坡沒有華人,只有華裔。然而,“華裔”又是什麼意思呢?“華裔”就是“華人的後裔”。“華人的後裔”不是“華人”嗎?那麼,馬來人的後裔也不是馬來人嗎?印度人的後裔也不是印度人?

新加坡沒有華人,那麼,新加坡也沒有馬來人嗎?也沒有印度人嗎?

本着王賡武的邏輯,新加坡當然也没有马来人和印度人了,新加坡的马来人都不是马来人,印度人也都不是印度人。

王賡武和李光耀一樣,總是以政治來看待一切,以政治來渲染一切,以政治來扭曲誣陷一切,惡毒而無羞恥。

一九九二年八月卅一日,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派出十二人代表团赴新加坡,拜访了新加坡副教育部长柯新治。九月五日发表联合声明,恳请新加坡政府在云南园续办南洋大学。

这样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不过,柯新治毕竟是校友,对母校还有些感情,只是他的官太小了。他向南洋理工大学提出办“南洋学院”,传承中华文化,承续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结果当然也不获批准。

一九九四年,理大只同意设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由两个南大中文系校友筹办。设在南洋大学图书馆内,位置就在六六年后的财务处。这是另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在这之前,图书馆大楼用作大众传播学院的课室。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不知去向。两个校友之中的一个到二楼去找,看到铜像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只看到一个黑影。陈六使先生为南大受尽屈辱,铜像也在身后受尽屈辱。

这个校友回到中心,跟另外一个商量,决定要求校方允许把铜像搬到中心。于是,一个写信,一个签名。几天后,校方回信同意,随即找两个工人来搬移。

铜像并不很重,但铜像下的石座很重,两个人搬不动。他们想出个办法,找来几块三夹板,铺在石阶上,再把石座倒卧在厚厚的麻袋上,一个推,一个拉,半寸半寸的移动。从三夹板上滑下来时,也是半寸半寸的滑动,十分缓慢,弄了很久才搬进中心,安置在进门左侧。这时候,经过十多年后,铜像才重见阳光。见铜像如见故人,两个校友都很感慨。

一九九五年,华裔馆和复制牌坊落成典礼前夕,铜像被搬到大堂石阶处,就是原来安放的地方。

复制牌坊是复名拼图的另一塊重要图版。当时,找不到原来牌坊上的“1955南洋大学”几个字,不在南洋理工大学,也不在福建会馆,得找人复制。这件事就由末代主席的女秘书负责。她帮杨荣文,找人复制牌坊,挂上校名,完成了一件不小的事有功,便被提拔当大使去了。当时,杨荣文還是第二外交部长。

十年后,二〇〇三年,徐冠林上任时说,“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这“我们”当然包括“我”了,隐含的意思是:搬移铜像是由他决定的。这真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搬移铜像是十年前的事,当时,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凡是跟官僚政客相勾结的人都不会是君子,不知道什么是诚信。

两位校友还拟定一个南大史项目,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后来找来李元瑾,以为他是校友,会认真对待此事,结果她什么也没写,她连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不懂,却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制造了两本垃圾博士论文。这也很容易明白。她是王赓武的门徒,要是由她来写南大史,王赓武报告书那一章,该如何下笔呢?

后来几年,杨荣文大力宣传潘国渠(潘受)先生,并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六日给他颁授名誉文学博士。他接受了,但十分感慨。这当然是为复名安排的,也是拼图的重要图版。

南洋理工大学则大力宣传要设立“旗舰中文系”,南大校友对此有些期待。二〇〇四年正式成立。这也是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完全出乎大家预料之外,徐冠林却委任李元瑾为系主任。找个外行人来主持中文系,简直是侮辱中文系。校外的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愤怒。

其实,徐冠林所要办的不是中文系,而是汉学系。这当然是王赓武决定的。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就要把南大的中文系改为汉学系。他在报告书中说: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当时中文系师生都大加反对,结果当然是改不成。

四十年后,王赓武终于如愿以偿,在理大办汉学系。校内有位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不满,便提出辞职。徐冠林虚假挽留一番,也就不了了之。他当然不敢得罪王赓武,因为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设立汉学系的大权在王赓武手中。李元瑾只是王赓武的卒子。她当系主任,学武大郎开店,完全排斥中文系校友,以免在内行人面前献丑。她除了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担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之初,由陳振传先生资助出版一份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报。陳振传先生是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他十分敬仰陈嘉庚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精神,所以赞助出版这份学报。李元瑾掌权之后,认为“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她于是把这份学报停刊了。另外办一份《华人研究学报》。她的做法,完全配合王赓武。按照王赓武的说法,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所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这当然是配合复名而设立的,但很可能不是王赓武的意思,因为理大起初不敢接受,直等到李光耀签名批准后才接受。

这以后,理大还有许多配合复名的宣传举动,其中,最引起南大校友不满的是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南大校友。这纯粹是为了笼络人心。

按照时间表,定在二〇〇五年正式复名。

二〇〇三年,詹道存退休,徐冠林接任。他的第一件要务便是复名。

詹道存和徐冠林之所以被委为理大校长都是因为他们有华校背景。詹道存童年在工商小学就读,中学上下午班分别在莱佛士书院和公教中学就读,直到初中三年级,因为功课繁重,放弃公教,专读莱佛士。正因为小学在华校就读,他思考时还是常用华语。小学教育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语言习惯。

詹道存退休前,负责找个有华校背景的人来继任,继续复名工作。他找徐冠林就是因为他是公教中学毕业的。詹道存总不能找个华中或者中正的毕业生来继任,那样的风险太大。

徐冠林的华文能力,比詹道存和王赓武都要好。王赓武写的白话文,句法往往是英文,难以卒读。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日,徐冠林接受《亚洲周刊》记者访问,谈到复名时说:

不能说是势在必行,而是很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决定,不过现在还不需要。据我估计,下次(二零零四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槟城聚会的时候,事情就更明朗了。

他太过得意忘形了。他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做主,完全不懂“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主公叫他复名,主公也可以叫他不要复名。

二〇〇三年七月廿六日,徐冠林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主要谈论复名(讲题:《由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他对复名非常有信心。

主持这场演讲的是王赓武。自十年前推动复名以来,王赓武一直都深藏不露,直到这场演讲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已经不必遮遮掩掩了。王赓武不仅是这场演讲的主席,他是整个复名运动的主席,连杨荣文都要听他指挥,可知他是在代表谁了。许多南大校友一直把矛头指向徐冠林,实有些冤枉。徐冠林只是最后登场的傀儡。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三日,在华裔馆內設立王赓武图书馆。这是复名拼图上的最后一块大图板。

第二天,九月十四日,《联合早报》刊登王赓武的谈话说:

复名完全是应该的,我们也等了很久。

王赓武这么说,实为违心之言,他不可能希望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主公要他推动,他不能不照办。

二〇〇四年,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十周年研讨会闭幕时,安排李光耀来讲话,一位马来西亚华教人士公然顶撞他。第二天他便宣布取消复名了。徐冠林一夜之间变成两面不是人,十分尴尬。

这位公然顶撞李光耀的人并不是南洋大学校友。他的正义感足以让那些乞求复名的南大校友汗颜。

复名运动中断了,但王赓武仍然继续为李光耀服务。他的忠诚,始终如一。

五、王赓武图书馆

王赓武图书馆是华裔馆之外,复名拼图中的另一快大图板。在华裔馆的网站上,对华裔馆的由来,一字不提,只是对王赓武图书馆简单提一提。

华裔馆是由王赓武一手筹办的。第一位馆长潘翎是在王赓武的办公室里接受聘任的。当时,王赓武还是香港大学校长。正因此,在新加坡需要一位官员和他相配合推动复名。这个官员就是杨荣文。

潘翎任满回香港后,接任的馆长也都是王赓武聘请的。他的权力来自李光耀。华裔馆是为复名而设的。

华裔馆设在南洋大学图书馆内,王赓武图书馆又在华裔馆内。这很显然,在王赓武筹设华裔馆时,已经打定主意,把南洋大学图书馆据为己有了。

李光耀在做坏事时,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如他在安排退出马来西亚时,就说是被踢出来的,还流下鳄鱼的眼泪,装成受害人的可怜样。

王赓武在做坏事时,则把自己打扮成施主。如他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关闭南大,却说“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王赓武在窃据南洋大学图书馆,改为王赓武图书馆后,对记者说:“我的目的只是希望让多一些学生看到这些书。”他始终把自己打扮成施主,而实际是,华裔馆和王赓武图书馆都是为了配合复名而设的。王赓武把“南洋大学图书馆”改为“王赓武图书馆”,可以借此永远占据,变成他的私产。

四十年前,南洋大学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受尽李光耀的迫害。四十年后,王赓武占据了南洋大学的图书馆,因为他的背后有李光耀,狐假虎威。孟子曰: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的意思是,凡是人都有这四种心。这个话却不能用在王赓武身上。他没有恻隐之心,因为他看到李光耀害人无数,竟然无动于衷;他没有羞恶之心,因为他与李光耀相勾结,迫害南大,迫害华文教育,不以为耻;他没有恭敬之心,因为他与李光耀迫害南大和华文教育,把创办南大先贤踏在脚下,非常不敬;他没有是非之心,因为他效忠李光耀,助纣为虐,不辨是非黑白。

王赓武即使是在李光耀死后,还为李光耀辩护,说他读过大学,不是独裁者,荒谬而不以为耻。

王赓武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好朋友说:“在我退休之后,将写我最好的一本书。”

这本是个很好的愿望。退休后,放下所有俗务,不再和政治纠缠,不再和官僚政客相勾结,专心读书,弥补不足,写一本像样的书,是件好事。从他在一九九六年退休至今已二十年。如果用这二十年的时间来写一本大部头的專著,当有所成,无需杂七杂八凑集成册。可是,他自一九九六年回到李光耀身边之后,仍然和李光耀相勾结,狼狈为奸,继续为李光耀服务,而且是幫助李光耀收集中國的政治經濟情報,忠心不二。

“复名”运动,即由他帮助李光耀推动。李光耀就南海问题搞风搞雨时,他是搞手,打边鼓,摇旗呐喊。

李光耀死了,他还为李光耀的罪行辩解。然后,继续以余生辅佐李后主。终其一生,只是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真是本性难移。

然而,李光耀毕竟比王赓武聪明。他不要在死后,把故居改为纪念馆。他这是不是很潇洒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看到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变成“自由广场”,蒋介石的铜像被砍头。这是前车之鉴。他要是留下纪念馆,難免有一天变成“民主纪念馆”,或者“独裁展览馆”。

相比之下,王赓武就太不够聪明了。他公然偷窃南洋大学的图书馆,据为己有,还挂上个大招牌“王赓武图书馆”,让后人天天唾骂,天天诅咒,永世不得超生。其失即在于没有羞恶之心,没有恭敬之心,没有是非之心。

王赓武如果真的想写出他一生之中最好的一本书,那恐怕就只能是他的《忏悔录》了。

六、有其因必有其果

李光耀有句名言:

If nobody is afraid of me, I’m meaningless. 
要是没有人害怕我,那我就没有意义了。

他一生用恐怖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良民,残酷镇压捍卫民族教育的南大学生,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害怕,不敢反抗,也不敢不把票投给他。可是临死之前却害怕百姓,不敢让天下人知道他葬身何处,怕被掘坟鞭尸。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李光耀统治新加坡五十年,实际也就是迫害华人五十年。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纽约时报》记者访问他后报道说:

At night, hearing the sounds of his wife’s discomfort in the next room, he said, he calms himself with 20 minutes of meditation, reciting a mantra he was taught by a Christian friend: “Ma-Ra-Na-Tha.”… Mr. Lee said that he was told it means “Come to me, O Lord Jesus,” and that although he is not a believer, he finds the sounds soothing.

夜里,听到邻房妻子的呻吟声,他先冥想二十分钟,以求宁静,再念咒语“Ma-Ra-Na-Tha”,是一个基督教朋友教他的。他说,这咒语的意思是“主耶穌啊!来我身边吧!”虽然不信基督教,这咒语却能让他静心。

他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夜里难以入眠,又患痴呆症,嘴巴不能合拢。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因为他讲太多假话的报应。他是否反省这些年来所做的无数害人的事呢?

他在靠基督教咒语入睡之前,还记得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一日,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二十二名天主教神职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事吗?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源异流,但都崇拜主耶稣。他呼唤“主耶穌啊!来我身边吧!”他知道他所呼唤的也是天主教的主耶稣吗?

支持他的人是不是同情他,不得而知。新加坡华人中,信佛教的多,浮现心中的恐怕是因果报应。民间有个说法:“人在做,天在看。”作恶多端者,天必谴之,甚至于殃及子孙。

李光耀消灭华人的母语,消灭华人的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所犯的是反人类罪,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以勾结李光耀为耻。王赓武却与李光耀同谋,关闭南洋大学,迫害华文教育。他还有良知吗?

王赓武说,他“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他这话也是代表李光耀说的。

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会杀害自己的母亲,也当然不会消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李光耀消灭华人的母语,消灭华人的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只因为他不是华人。王赓武是帮凶,也因为他不是华人。

直到今天,王赓武仍然帮助李后主反华、反华人、反华文教育,真是五十年如一日。

古人以为,子不肖则辱其亲。父亲应尽其本分,品行端正,成为儿子的模范,而儿子则当肖其父亲。教导儿子是父亲的责任,所以《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

李光耀强占南洋大学的校产,形同强盗;王赓武窃据南洋大学图书馆,无异于窃贼。

胡适旅居美国时,生活清贫。蒋介石时时给他送钱,他都一一回绝,坚拒不收,宁可过清贫的日子。王赓武不懂中国历史,更不懂中国文化,自然不会有胡适的修养。然而,他应该知道,在他读小学的年代,所有英文小学都有这样一条校规:

Do not take things that do not belong to you.
“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拿。”

即使是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图书馆当作战利品,赏赐给他,因为他是有功的臣子,他只要懂得一点点做人的道德,就不该也不会接受,更别说偷窃。

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校长大半生都为华文教育努力,令人敬佩。可是他的儿子却偷窃属于南洋华人的南洋大学图书馆,偷窃林连登先生捐建的南洋大学图书馆,偷窃南洋大学的校产,据为己有,挂上自己的招牌:“王赓武图书馆”。王宓文校长是不是也有责任呢?他要是地下有知,是否觉得羞耻呢?

一九六五年,南大学生因为反对王赓武报告书而罢课抗议,李光耀迫害近百学生。王宓文校长当时正在宽柔中学,與南洋大學隔岸相望,他是否觉得愧疚呢?

林连玉先生对陈祯禄和陈修信两父子,有这样的评论:

我个人对陈修信的感觉是,他和他的父亲陈祯禄爵士完全是两个人。

他的意思是,陈祯禄先生一生维护华文教育,维护华人的利益,陈修信则出卖华文教育,出卖华人的利益。两父子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

王宓文和王赓武两人所走的路,也完全相反。王宓文校长为华文教育服务多年,建树甚多,王赓武则勾结李光耀,迫害南洋大学,帮助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消灭华人的文化,同化华人。比陈修信的罪行,更加严重。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李家王朝不可能超过三代。虽然在新加坡推行革命并不容易,但新加坡必将面临革命。

无论什么地方的革命都难免造成破坏,国民得付出代价。新加坡也一样,但新加坡的革命破坏或许不是来自民众,而是因为经济崩溃。

从殖民地的时候起,新加坡因有个深水港,成为地区转口贸易中心,是本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一直到今天,新加坡都靠转口贸易而发达,并不是因为李光耀特别神通广大。一旦港口报废了,新加坡的经济必定崩溃,李光耀复活也救不了。

目前,取代新加坡港口的工程正在进行。马六甲和关丹的深水港都已经开建,巴生的深水港也可能很快就开建。这些深水港建成之后,马来西亚的货物进口出口都不需要经过新加坡,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将少了一半。要是苏门答腊和爪哇也建设深水港,克拉运河又开通了,新加坡就只能是个死港,美国也帮不了。

明年春天,关丹的深水港开始启用后,新加坡的港口势必一天一天走向死亡。港口一死亡,金融行业、服务行业等等也都会跟着死亡。这是李家王朝五十年来,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的恶果。无辜的百姓也将因此而面对恶果,真是祸国殃民。

在历史上,马六甲曾经是个世界大港,所以门前的海峡才叫做马六甲海峡。在木板船时代,马六甲和泉州都曾经是世界性大港口,在钢铁船兴起后,因为港口水浅而没落了。新加坡靠港口水深而代替了马六甲。俗话说:“风水轮流转”。现在,马六甲将因为建设深水港而再度重要起来,新加坡势必日渐衰落,谁都无力扭转。当民不聊生时,李家王朝将不攻自败。

一個學歷史的人,如果到今天都看不出李家王朝的末日將至,還在死抱住大腿不放,那歷史也就白學了,只通六竅。不過,臣下自始至終效忠主公,不離不棄,也無可厚非,只是最好別再打著學術的幌子,專心做政客。

在王赓武的有生之年,必定看到新加坡经济崩溃,李家王朝倾圮。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像南大校友所建议的那般,李光耀和王赓武将跪在南大纪念碑前谢罪了(见商丘羊《设计李光耀王赓武谢罪跪像刍议》,刊于南大站)。

岳飞的铜像竖立于西湖边上,秦桧夫妻跪在坟前。要是有一天,陈六使先生的铜像竖立在南大湖边,那么,王赓武和李光耀就得双双到南大湖边去下跪了。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中国的史学传统。王赓武和李光耀当然不懂,但是,既然是关闭南洋大学、消灭华文教育、消灭华人文化的罪人,那就必须向历史认罪。

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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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