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大梦 余山农编 卷二 今天

09/02/19

紀念先賢陳六使先生

《紀念還是再清算先賢陳六使》讀後感言

石頭山人

《紀念還是再清算先賢陳六使》一文初刊於新加坡文獻館。

中秋節前,遠在異鄉的鄭老師跟我們幾位同學通電話時,囑咐我們寫一篇文章,紀念六使先生。鄭老師對六使先生的深情令我們感動,也令我們有些感傷。我們考慮了當前的環境,寫紀念文章的事,決定延後。

沒多久,聽說有些維護權貴的人在籌辦“陳六使與南洋大學研討會”,說是爲了紀念六使先生。

初聽此事時,馬上想到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故事。不知道這些人心裡懷什麼鬼胎,只是下意識覺得不會是好事。

研討會舉辦那天,有位校友滿懷期待地出席了,回來後,憤憤不平,說再也不看早報了。

其實,早報與此事的關係不大,只是借出地方而已。

有道是:事在人爲。只需得看看臺前幕後的是些什麼人,就清楚他們想幹些什麼事了。

既然名爲“陳六使與南洋大學研討會”,那就應該按照研討會的常規來安排。

一般的研討會都廣邀各有見解的人來參加,見解不同,才好“研討”。

就之前的新聞看來,主持其事的人是李元瑾。在臺上的有四個人。負責總結的是王賡武,主講的三個人中,兩個是李元瑾的學生,一個是王賡武的學生。王賡武是李元瑾的師父。

這就很清楚了。這是哪門子“研討會”?臺上只有一種聲音,分明是一家人在說自家的話,跟誰“研討”?何需“研討”?

這分明是王賡武三代同堂,本著《王賡武報告書》的精神,換個名堂,繼續清算南大與陳六使先生的事業。

人之無良,何至於此?
人之無良,竟至於此!

王賡武是何人?就是六十年代,秉承李光耀的意旨,撰寫《王賡武報告書》,幫助李光耀關閉南大的人。

李元瑾又是何人?她是“目不識丁”的陳六使先生創辦的南洋大學歷史系畢業的。要不是這個“目不識丁”的陳六使先生創辦了南洋大學,她連大學的門都摸不著。

人之冷血,何至於此?
人之冷血,竟至於此!

禽獸尚知感恩,人而不知感恩,真是禽獸不如!

幾天後,讀了新加坡文獻館的文章《紀念還是再清算先賢陳六使》,感觸良多。文章開頭說:

陳六使和李光耀,分別代表了新加坡華文教育興亡歷史上,兩位立場與功過完全相反的關鍵性人物。在南洋大學歷史的這一個部分,一九五三年陳六使,李光前,連贏州等眾多華人領袖,集體領導新馬華社興辦東南亞的華文教育最高學府南洋大學,1980年李光耀通過大學合併,結束了南洋大學。

這一段新加坡歷史是白紙黑字,非常明確的,完全不具爭議性,歷史功過更是一目了然,無需多言。

雖然是明明白白的歷史,卻有人千方百計曲加解說,完全不尊重歷史。

陳六使先生是歷史人物,任何人都可以評騭,不必歌功頌德,然必須以史實爲依歸。不據史實,妄加評論,不僅是不尊重歷史,更是對逝者不敬。

劉知幾論治史者須有三長:史才、史識、史學。

史才指駕馭史料的能力,史識指對歷史的識見,史學指對歷史的瞭解。

三者之中,“史識”最爲重要。治史者“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

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就是文天祥所歌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章學誠又補充一項:史德。章學誠說:“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

他所說的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也就是治史者的正直品德。治史者不可心術不正,不可有政治偏見,更不可維護強權以欺天下。誠如東坡居士所言:“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

梁啟超排列史家四長的順序是:史德、史學、史識、史才。

治史初階,首重史德。治史而缺德者,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品格低劣,二是沒有良師。治史而缺德,其爲害甚於財狼。

這次研討會的主講人利亮時認爲,“陳六使不是教育家。”原因有兩個(以下引文均據《紀念還是再清算先賢陳六使》一文)。

一個是:“忽略了未來發展的很多細節,比如他以有限公司的方式註冊南大,日後也沒有認真解決這一問題。”

一個是:“陳六使對經費籌措考慮不周全,以爲辦學跟做生意一樣,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但恰恰辦校需要長遠規劃。他舉例說,林語堂建議的2000萬元辦學費,直到開學時也只有1400萬元,實際到賬還不到1000萬元,而陳六使在不斷呼籲籌款外並沒有別的方式,所以在開學後就感受到不小的壓力。”

關於第一個原因。

南大當初以有限公司的方式註冊,有何不妥?在當時的困境中,這是最佳的解決辦法。利亮時既然研究南大的歷史,爲何不看早期的史料?不瞭解史實而說三道四,這是很不認真的態度。

要不是陳六使先生等創辦人當初想出這個辦法,就不會有雲南園,利亮時也就不會有機會在雲南園得到他手中的博士學位,更不會有機會在臺上信口開河了。

關於第二個原因。

這是什麼邏輯?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家家都有困難。豈可因爲爸爸缺錢,日夜兼職,勞累奔波,就說爸爸不是爸爸?豈可因爲媽媽缺少奶水,就說媽媽不是媽媽?

大學也一樣。有哪一家大學沒有困難?辦大學而遇到困難就不是教育家嗎?

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創辦廈門大學,跟陳六使先生創辦南洋大學,如出一轍。廈門大學也曾面對財政困難,幾乎關閉,幸得校長林文慶先生先生奔波籌款,才度過難關。陳嘉庚先生算不算教育家呢?

要是陳嘉庚和陳六使兩位先生都不算是教育家,那麼,誰人才算得上是教育家呢?

世界上有哪一家大學不是“小有小做,大有大做”的呢?

南大在一九五三年籌畫的時候,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不久。南洋地區的中文教育正面對師資短缺的嚴峻問題,必須儘快解決。當時的華僑領袖,不顧一切困難,創辦南大,既要出錢,又要出力。在那麼困難的環境中,經費短缺,在所難免。南大所用的一分一毫都是熱心人的血汗錢,不是像今天的大學那樣,拿老百姓的錢來揮霍。這段歷史,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只有缺德無良的人,才會無動於衷,橫加責難。

邏輯混亂,因爲思維不清楚。故意扭曲史實,胡亂解釋,則是因爲心術不正,欠缺史德。利亮時顯然沒有接受過基本研究方法的訓練。

周兆呈對南大有三點非議:

第一點非議是:他“指出,以張天澤爲首的行政委員會沒有實權,使得他最後也跟陳六使矛盾爆發。張天澤離開南大時,曾向當時的教育部長楊玉麟告狀,指“陳六使一目不識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學教育,任用一中學程度之潘國渠(潘國渠)爲秘書長,結黨營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斷,校譽低落”。

第二點非議是:“他認爲,林語堂主張以優渥條件從國外聘請學者在今天是可行的,但卻時空錯位,林語堂跟陳六使在當年其實是專業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矛盾。”

第三點非議是:“馬紹爾政府被視爲跟南大關係不錯的蜜月期,但南大卻沒利用這一點意識去爭取學位承認。”

先說第一點非議。

周兆呈引用張天澤的話而沒有評說,這顯示他贊成張天澤的說法。既然採用張天澤的說法,就必須解釋爲何採用這個說法,舉出證據。

寫學術論文,不可引用片面而無據之詞,任意誹謗他人,必須廣泛參考相關的資料,仔細思考,然後戰戰兢兢下筆。這是寫學術論文的基本要求。周兆呈顯然也沒有接受過基本研究方法的訓練。

周兆呈的第一點非議中,包含兩個指控:

第一個是:“陳六使一目不識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學教育。”

第二個是:“中學程度之潘國渠(潘國渠)爲秘書長,結黨營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斷,校譽低落。”以致“以張天澤爲首的行政委員會沒有實權。”

第一個指控,是對史實無知,而且心懷惡意。

南大雖然是陳六使先生帶頭創辦的,他須肩負全體南洋華人的期待與華文教育的重擔,他又是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不能不過問南大的事務。豈能因此而指責他“一手操作大學教育”?

周兆呈沒有舉出任何證據來證明他的指控,純爲無中生有,心懷惡意。用這樣的態度來寫歷史論文,心術不正,欠缺史德。

有的人“目不識丁”,而有過人的智慧,超凡的毅力,可以創大事業。有的人有博士學位,可是智慧低下,心術不正,只能做他人的走卒。

第二個指控,則是故意扭曲史實。

周兆呈對潘國渠先生的指控,沒有舉出任何證據,手法和紅衛兵整人相同,十分惡劣。

以有沒有文憑學位來評定一個人的能力,這是典型的李光耀思維。

能力與學問修養都得靠努力,不是靠學位文憑,更不是靠巴結權貴,曲意逢迎。

潘國渠先生的文史修養與書法造詣,不是心術不正的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就是臺上的同堂三代加起來,也難可比擬。以“中學程度”來貶抑潘國渠先生,是有眼不識泰山。

鄭奮興老師經歷過那個年代,目睹南大當時的變化。他回憶說:林語堂等人離開之後,南大開學在即,如果當時不開學,問題就變得更嚴重了。幸好那時幾個人挺身而出,其中潘國渠到臺灣及香港找了一批師資,在短短的一兩年內把南大開辦起來。我覺得這是南大能夠一開始就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時潘國渠會以秘書長的身份掌權南大,全是因爲受到林語堂事件的影響。那時候潘國渠儘量節省經費和在各種困苦的情況下保持平衡。如果不是他維持大局,南大將會面對更多校院設備不齊全以及學生埋怨的問題。

當時的南大,好比是風浪中的船,全靠潘國渠先生的堅毅掌舵,才得以平安度過。周兆呈對南大的這段歷史,不僅無知,而且心懷惡意,全無史德。

張天澤因爲對潘國渠先生不滿,向當時的審核委員會打小報告,成爲《白裡斯葛報告書》貶抑南大的依據。這份報告書給南大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鄭奮興老師回憶說:

我就認爲影響南大歷史的《白里斯葛報告書》是一本惡毒荒唐的報告書!第一,就是這批寫報告書的人來的時間太短,而且並沒有實地的進行考察,只是憑著別人給的秘密回應罷了。什麼是秘密回應呢?那就是一些對南大不滿的人寫的一些批評回應。

我有點懷疑聘請這些人來做《白里斯葛報告書》審核南大是張天澤建議的……

我覺得這份報告書實際上是爲了攻擊潘國渠秘書長而寫的。因此報告書上的批評和實際上的南大有很大的差別。

……因爲這份報告書,當時許多南大校友因著學位不被承認受盡了不少的委屈與排擠。同時南大的聲譽也因此受影響。……我個人認爲當時負很大責任的是張天澤和那批對南大不滿的人。

張天澤是林語堂之後的另一個禍害。周兆呈完全不願多看史料,故意用張天澤的話來攻擊陳六使先生和潘國渠先生。他心裡想些什麼呢?

如果張天澤當年確實因爲愧對南洋父老而辭職,那可見他還有良知。那些爲維護強權而攻擊南大與陳六使先生的人,還有良知嗎?

盧梭晚年作《懺悔錄》,懺悔以前所做過的事。逼害南大的元兇與幫兇都已年逾古稀,他們在有生之年會知道懺悔嗎?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話不僅適用於爲政,也適用於學術研究。故意引用片面之詞,以爲當權者關閉南大的口實,則是心術不正,欠缺史德。

再說第二點非議。

說“林語堂跟陳六使在當年其實是專業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矛盾。”真令人啼笑皆非。

潘國渠先生生前見告,林語堂和南大的衝突,主要在於利益。林語堂要在大學建築中謀私利。他當時還帶了從事建築的人來。

劉英瞬老師也曾對我們同學說:“林語堂當初以南大圖書館不實用爲理由,要拆掉重建,要南大出錢。林語堂是校長,他有本事就應該自己籌錢來另外建一間。好好的建築爲什麼要拆掉重建?”

這跟潘國渠先生所說的相吻合。

南大圖書館是林連登先生所捐建的,是南大的第一座建築,是南大的象徵,豈可隨意拆建以謀私利?

把這樣的林語堂說成“專業主義”,這是不懂什麼是專業主義。強不知以爲知,則是淺陋。

至於第三點非議,說“馬紹爾政府被視爲跟南大關係不錯的蜜月期,但南大卻沒利用這一點意識去爭取學位承認。”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是說南大錯過了要求馬紹爾承認學位,所以李光耀不承認是理所當然的嗎?南大學位是個十分嚴肅的是非問題,不是談婚論嫁。這樣的說法,是對史實的無知。

馬紹爾擔任首席部長時,並沒有完全自治權,大權都在殖民地政府手中。承認南大學位的事,不是馬紹爾政府所能決定的。殖民地政府一開始就反對設立南大,豈會承認南大的學位?

馬紹爾在一九五五年 四月六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長。一年後,一九五六年 五月二日,南大學生剛剛開始上課四個星期,教育部長周瑞麒就正式宣佈,政府將不承認南大的學位。這顯然是奉殖民地政府之命來宣佈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馬紹爾辭職,林有福繼任首席部長。他完全按照殖民地政府的旨意辦事。

一九五九年,南大即將有第一屆畢業生時,殖民地政府不愿意承認南大學位,便委任白里斯葛撰寫報告書,貶損南大。在《白裡斯葛報告書》發表之前,林有福就宣佈不承認南大的學位了。這顯然也是殖民地政府的旨意。

李光耀上臺時,有完全自治權,他可以決定承認不承認南大的學位。他卻利用《白里斯葛報告書》不承認南大学位。他心中显然已另有打算。維護他的人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嗎?

就後來的情形看來,《白里斯葛報告書》當是李光耀攛掇殖民地政府炮製的。這份報告書完全為他量身定做。正因此,雖然報告書在林友福下臺之前已經完成,卻不發佈,特地等到李光耀上臺後才發佈,並用來攻擊和控制南大(詳見《南洋大學校史》第十章)。

《紀念還是再清算先賢陳六使》文中,還說到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所言甚是。

研究生上的第一門課,就是研究方法。研究生博士學位都得到了,卻還不懂基本的研究方法,這是導師的責任。要是導師也不懂研究方法,那就要問問導師的導師了。

南洋理工大學的博士學位,何以如此濫發?

治史者,故意扭曲歷史,這是缺史德;不瞭解歷史,這是缺史學;胡亂解釋歷史,這是缺史識;不掌握史料,這是缺史才。史德、史學、史識、史才,四者均缺的人,還可以治史嗎?還可以寫南大的歷史嗎?

青蛙鼓氣,雖自鳴得意,充其量也只是油頭粉面的氣袋;結黨營私,在大學裡混,到頭來也還是不學無術的草包。

陸放翁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蔡中郎的年代渺遠,是非任由後人信口胡鄒。

王賡武說: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是說清算陳六使先生的運動,現在才剛剛開始嗎?真是意味深長。可是,幫助南大的人,就讀南大的人,關閉南大的元兇,都尚未灰飛煙滅,人與物俱在,記憶猶新。

歷史的是是非非,歷史自有公斷,由不得三五個維護強權的走卒來胡說亂道,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欺天下!

陳六使先生智慧過人,眼光獨到,而尤其可貴的是:大無畏的精神。就像孟子所說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就本著這樣的精神,創立南洋大學。這,也就是南大精神的本源。


中國人的劣根性:寡廉鮮恥

山人

一 從中國人的劣根性說起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新文化的志士,如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李大釗、胡適等人,反省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缺點。這些缺點當時備受批評,以爲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是中國衰弱的根源。

在中國人的種種缺點之中,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最爲普遍,是導致中國人素質差的原因。誠實與責任心是連在一起的。凡是不誠實的人都必定沒有責任心。

五四運動已過去快一百年了,而中國人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的劣根性依然如故。方舟子天天在網上打假,就是針對中國人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的缺點。這個缺點,換一個說法便是寡廉鮮恥,或恬不知恥。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經濟一天比一天發達,而寡廉鮮恥的事也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最爲人知的如陳水扁、徐才厚、令計畫的貪污舞弊,殘民自肥。

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仿佛存在于中國人的血液中。

在英國人的教育中,從小灌輸給孩子誠實與責任心,成爲一生最基本的價值觀。

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的人不宜從政,從政必禍國殃民。

孔子成長於亂世,目睹世間種種欺詐,在教導學生時,特別強調信用。《論語》上說:

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孟子也這麼說: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信也。誠信乃爲政者首要之品德。爲政者重誠信,方能取信於民,不欺詐百姓,方可久立;如無法取信於民,則難免垮臺。蔣介石、馬科斯、蘇哈托都因無法取信於民而垮臺。

孔子的思想雖然偉大,但對歷代之爲政者並無多大影響。歷代帝王都只想利用孔子來鞏固政權,統治天下,只要天下人服從,並不強調誠實與責任心。這樣的社會,助長了人的私心,自然養成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的品質,造就民族的劣根性。

二 李光耀關閉南大的原因

中國人的劣根性並不限於居住在中國的中國人。四海之內,凡有中國血統的人,均有此種劣根性,能否去除此種劣根性,關鍵在於先天的秉性和後天的家庭教育。秉性善良,家庭教育良好的人,誠實而有責任心,反之,則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寡廉鮮恥。

一九六五年以後,李光耀處處強調新加坡人有別于中國人,然而中國人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身上不僅不曾消失,反而發揚光大。

李光耀在祖父那一代便已受英國人同化,成爲英化華人,也就是峇峇人,但是,在他的血液中,並無英國人所特別強調的誠實和責任心,只有中國人不誠實和無責任心的劣根性。

自一九五九年掌控政權以來,他的言與行所表現出來的是不誠實與沒有責任心。他一生所講的假話無數,而且白紙黑字,寡廉鮮恥。在他的字典中,找不到誠實與責任心。

因爲他的家族早已被英國人同化,他一上臺就處心積慮,以自身的經驗來同化華人。他先從華文教育下手,再消滅方言,進而虛假提倡儒家思想,要百姓對他效忠,讓所有的華人都跟他一樣沒有民族的自尊。

他消滅華文教育,計畫周詳。先消滅華文中學,華文小學自然解體,最後關閉南洋大學。整個計畫幾乎天衣無縫。

關閉南洋大學是他一生之中最惡毒的事。這裡且不論,只評論他公開說的關閉南大的原因(以下參看《新加坡的同化運動:1959-1989》第三章)。

李光耀公開說的第一個關閉南大的原因是:因爲南大畢業生國會議員要求他關閉。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關閉南大的時候說:

在1978年當我建議把他們搬遷到聯合校園,還有一些人持強烈的保留姿態。我之所以遷移他們是因爲所有的南大畢業生國會議員要求我這麼做。

同一年,他說:

南大出身的國會議員才建議把南大和新大合併成一間國立大學。

當時,他的同黨之中,有十一位出身南洋大學的議員,即:錢翰琮、李玉勝、潘峇厘、何家良、蔡崇語、莊日昆、何振春、高立人、楊子國、饒柏華。照李光耀的說法,是這十一個人要求他關閉南大的。他只是按照出身南大的議員的要求行事,自己不是罪魁禍首。

這十一太保之中,楊子國主持學生生活輔導處。那是校園裡的特務組織,專收集校園情報,陷害不聽話的學生。到後來的南洋理工大學時代,他仍然留在雲南園裡。他就是那個指揮砍伐雲南園所有相思樹和剷除花園中所有亭子的功臣。

八十年代初,泛島高速公路已修建到十三英里處。按照原本的設計,將從南大牌坊前面越過。不知是哪一個太保獻的計策,後來改道,從校園邊緣劃過,切斷連結牌坊和校園的南洋路,十分狠毒。

這十一太保至今都默不作聲。李光耀給他們利益。他們顯然爲了利益而默認了。爲了利益而甘當奴才,背叛自己的母校。這十一太保是南大的恥辱。

一九九九年,李光耀說,如果時光倒流,他將更早關閉南洋大學。這似乎是說,關閉南大是他自己的主意。

李光耀公開說的第二個關閉南大的原因是:因爲南大畢業生的水準低,學位不值錢。一九八〇年,李光耀說:

如果不徹底脫離過去的南洋大學,是沒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學位就像貶了值的貨幣。

這顯然是說,南大沒有水準,所以他必須關閉。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在關閉南大之前,找他的老朋友王賡武寫報告書,按部就班關閉南大。王賡武在報告書中說:

南大至今只負起一個有限度的任務,它只著重于造就大批畢業生,對於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教學與研究的高水準,以及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都不曾給予充分考慮。

這分明是秉承李光耀的意旨,睜著眼睛說的瞎話。他雖貴爲大學教授,卻甘當李光耀的走卒。

王賡武是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可是他卻完全罔顧歷史事實。只要把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這五屆南大畢業生的學術成就,跟馬大同一個時期的畢業生的成就相比,高低立判,南大畢業生的學術成就遠遠超過馬大。

爲什麼?原因有三。

其一,南大畢業生的學術基礎遠勝過馬大的畢業生。

馬大雖然是英國人設立的大學,其目的只是爲了給英國人培養統治殖民地的奴才。

馬大的學制跟英國大學的不同。英國大學讓學生在三年之中,專修一個系的課程,成爲專才。馬大雖然也採用三年制,但第一年讓學生修讀三個系的課程,第二年修讀兩個系的課程,第三年修讀一個系的課程。這樣的學制,造成畢業生的學術基礎泛而不專。這就是因爲馬大不是爲了培養專才而是爲了培養統治殖民地奴才而設的大學,所以馬大的畢業生幾乎都當公務員。這樣的好處是:畢業生不必擔心就業,壞處是:鮮少學生在畢業後繼續學術研究。

以王賡武爲例子,他在怡保時,就讀英文安德森學校。他的英文能力比中文強是很自然的,所以畢業後到南京中央大學讀外文系。一年後回新加坡進入馬大讀英國文學、歷史學、經濟學三個系的課程。最後從歷史系畢業。一九五四年他到倫敦大學讀歷史,博士論文寫的是《五代時期中國北方的權力結構》(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以他的學術背景,他的中國史知識不可能太強,但是肯定比一般英國學生來的強。他的論文寫中國古代史是比較聰明的選擇。但是,日後如果還繼續研究古代史必將面對許多困難,因爲古代史的資料浩如煙海,而且都是古文。這對他是極其不易於克服的難題。況且,他一直在大學裡當官,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可用於研究。因此,他轉而研究南洋華人史。這方面的資料英文的多,可以避難就易。這也是聰明的選擇,但也反映出馬大學制的缺陷。南大歷史系的畢業生,研究古代史,古文就不是個難題。

南大採用四年制,讓學生在四年之中專修一個系的課程,學生畢業後有專門的學術基礎,從事研究,駕輕就熟,自然有成。因此,同一個時期的南大畢業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遠遠超過馬大畢業生。

南大畢業生一直受寡廉鮮恥的政權所歧視,當公務員的確遠不如馬大畢業生容易,但在私人機構就業並無多大困難,而在困境中自力更生,事業有成者,所在多見。

馬大純爲英文大學,爲培養統治殖民地政府的奴才而設,極容易養成英文至上的沙文主義觀念,漠視“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

南大則是雙語大學,不只是有中文系,也設立英文系(現語系)。現語系除了開設英文主修課程之外,也開設馬來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課程。南大鼓勵學生學習馬來文,還由學生編印馬來文刊物,培養出卓然有成的馬來文專家。

南大非常重視各族團結,和諧平等,互相幫助。當初捐款創辦南大的人並不都是華人,也有別的種族的人。南大一開始就是屬於多元社會的。王賡武說南大不顧“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純爲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含血噴人。

其二,南大的腹地比馬大的腹地要大得多。

馬大所收的學生,主要來自星馬的英文中學,腹地僅限於此。南大的腹地則涵蓋整個南洋地區。單就新加坡而論,五十年代初,華文學校的學生人數是英文學校學生人數的兩倍,再加上其它地區的華文學校,腹地十分廣大。

南大初創時,報讀南大的並不限於華校學生,也有英校學生,例如萊佛士書院的畢業生。南大的腹地並不限於華文學校。腹地的大小和畢業生的素質直接相關。今天的新加坡大學時時以排名來唬人,自我膨脹。這完全是數字遊戲,只能欺騙外行人。新加坡的大學無論怎樣吹牛,都無法和印度、中國、韓國、日本的頂尖大學相比,因爲這些地方的大學,腹地比新加坡的大學要大得多。新加坡的大學只能靠排名來吹牛,自欺欺人。

爲什麼英國、美國的頂尖大學學生素質特別好?因爲他們的腹地是全世界,是世界英才的集中地,學生素質自然好,畢業生水準自然高。

資質好的學生人數跟學生總人數成正比。學生總人數和腹地大小成正比。學生總人數越多,資質好的學生也越多。南大所錄取的是整個南洋地區華文學校的英才,畢業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遠遠超過馬大是理所當然的事。

其三,南大畢業生因受歧視和排擠,在困境中求生存。

南大學生都很明白南大和自己的處境,必須奮發圖強才能給自己開出新的局面。這就是南大校訓“自強不息,力求上進”的精神。南大學生的外語能力一般都不那麼好。到西方去深造的學生,開始時,應付功課的能力超強,可是應付外語都有困難。於是,發奮努力之後,外語也就不成其爲難題了。因此,不僅在南大時成績卓越,在西方大學也名列前茅。正因此,南大畢業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爲馬大畢業生所遠遠不及。

王賡武罔顧歷史事實,爲追求名利而逢迎李光耀,甘當李光耀的走卒,遵照李光耀的意旨顛倒是非黑白,全無讀書人的尊嚴和良知。其寡廉鮮恥,甚于趙高。

李光耀公開說的第三個關閉南大的原因是:因爲南大與歷史洪流背道而馳。

二〇一一年,李光耀說:

南洋大學是東南亞的第一所華文大學,它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爲它與歷史洪流背道而馳。在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國的果樹,既無法在新加坡成長,也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南大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

他把關閉南大的責任推給歷史洪流,但他沒說這歷史洪流是什麼。

南大是在二戰之後不久設立的。當時,全世界的歷史洪流是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順應這樣的歷史洪流,馬來亞和印尼先後獨立,新加坡也自治。

獨立後的馬來亞以馬來文代替英文,印尼以印尼文代替荷蘭文。這就是當時的歷史洪流。

李光耀是英國的代理人。由自治到獨立的新加坡,不僅不發展民族教育,還千方百計消滅原本在殖民地時代就很發達的華文、馬來文、印度文教育,獨尊英文,推行英文沙文主義霸政。其結果是:英國人撤出了新加坡,而英文比殖民地時代的地位更高,更霸道。這完全違背了歷史洪流。

南大是民族教育的象徵。李光耀百般打擊,最後關閉。他並不以此爲恥,還反過來指責南大“與歷史洪流背道而馳”,無恥之至。

他又說南大是“在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國的果樹,既無法在新加坡成長,也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這話隱含的意思似乎是指南大四周圍都是馬來人,所以“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他這是把關閉南大的責任推給馬來人。

爲什麼他要把關閉南大的責任推給馬來人呢?因爲他當初千方百計要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想當馬來西亞總理,引起他和馬來人之間的衝突,導致許多無辜的華人在種族衝突中喪命。這完全是他的罪孽。這之後,他對馬來人懷恨在心。

在李光耀關閉南大之後,馬來西亞華人先後設立了三家學院:柔佛新山的南方學院、吉隆玻的新紀元學院、檳城的韓江學院。這三家學院現在實際是三家大學。由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也將在吉隆玻設立分校。這些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大致也就是南大所扮演的角色。說南大“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只是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的無知偏見,刻意挑撥種族仇恨。

馬來人和華人之間向來和諧相處。六十年代的種族衝突完全是由李光耀個人的野心造成的。是他破壞種族和諧,挑起暴亂,造成冤魂。

他當時還有別的心計,至今還保存在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中。

一九六五年八月廿五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兩周後,李光耀派遣高德根拜訪香港新華社副社長,表示希望中國能讓新加坡參加亞非會議而不讓馬來西亞參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東姑(劉曉鵬《評再版的李光耀舊作:中國外交部檔案的視角》,刊於新加坡文獻館)。

東姑當時本可以援引“內部治安法”將他逮捕,無限期監禁,就像他在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動中對待反對者一樣,可是東姑對他寬容,讓他退出馬來西亞,他卻以怨報德,寡廉鮮恥,乃至於此!

同樣一件事,他前前後後無論說了多少次,說法都不一樣。這是因爲他不誠實,假話說多了,就前後不一樣。他從不把說假話當一回事。

他關閉南大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呢?三十年後,他的同黨李炯才終於說出真相。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五日,《南洋網》刊登對李炯才的訪談稿。李炯才回憶說:
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學關掉,把華校關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錯誤,我常常跟他爭論。……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你這樣做將來會遺臭萬年。他說我能怎樣?他們製造很多麻煩,怎樣解決?我說讓我來解決。……他們(南大理事會理事)說要政府保證南洋大學永遠不變質,不變質是不要消滅華文啦,我問他(指李光耀)可以嗎?他說可以,所以我和易潤堂(另一名部長)兩個簽名擔保。後來他關掉南大,都沒有請教我,我很不好意思,我擔保了卻沒有辦法實現。

這段話說出當年李光耀關閉南大的真正原因是:南大學生“製造很多麻煩”。他所公開說的關閉南大的原因全都是假話,全都是羅織罪名。他只是想以謊言誤導別人,給自己開脫。

他讓兩個部長跟南大理事會達成協議,簽名保證南洋大學永遠不會關閉,他也不當一回事。他不僅口頭說假話,書面簽名保證的,也是假話,全無誠信可言。寡廉鮮恥,還有甚於此的嗎?

李光耀一生所做的邪惡事,罄竹難書,關閉南大只是其中之一。《中庸》上有句話說:“知恥近乎勇”。這話的意思是,知道羞恥的人才會勇於改過。

李光耀即使到了風燭殘年,仍然不知懺悔。這是因爲他不知恥。雖然不知恥,他還是擔心成爲歷史的罪人。大約在一九九二年,他想把南洋理工大學的名稱改爲南洋大學,可是他又不願意承認錯誤。於是,由他的兒子出來想辦法替他圓謊。

二〇〇三年年十一月九日,李顯龍說:“南洋大學是在一九五五年興學,一直到後來成立聯合校園,再變成了南洋理工學院,最後是南洋理工大學。”

二〇〇五年八月九日,李顯龍又說:“南大過去五十年的發展相當曲折。因爲社會環境的變遷,南大也改變了方向和教學體制,先是改成南洋理工學院,後來升格爲南洋理工大學。”

這真是鬼話。既然已經“成立聯合校園”,又如何“再變成了南洋理工學院”?

南洋理工學院是在南洋大學關閉後一年才設立的。難道說“聯合校園”只成立一年就分開了嗎?

南洋理工學院跟南洋大學毫無關係。南洋大學是綜合大學,無論如何改變都無法變成南洋理工學院。反過來,由理工學院變成綜合大學倒是可能的。

李顯龍出身華校,在他的中學課本中有孔子和孟子的選文,教導如何做人,他不可能沒讀過。他位居總理,卻不知大義滅親,反而歪曲歷史,爲自己的父親粉飾罪孽。這不禁要讓人質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他在說這些鬼話的時候,難道不覺得羞愧嗎?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寡廉鮮恥,真是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恥辱。

李顯龍後來還到雲南園扮演三輪車夫,昭告天下,南洋理工大學就是南洋大學,恬不知恥。這本是他父親大人的意思,他是在幫父親大人宣示,可是,他萬萬沒料到,這改名計畫又讓他的父親大人被支持南大的人觸怒而一巴掌打斷了。

李光耀一生之中所做的最爲荒謬的一件事要算是提倡儒家思想了。

他在掌權之後所做的事,沒有一件合乎儒家思想,不僅不合,而且完全違背了儒家的思想。孔子主張仁政,他卻實行暴政,以白色恐怖來對待手無寸鐵的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是對孔子的莫大侮辱。然而他又爲什麼要提倡呢?

一九八〇年,他關閉了南洋大學。就在這一年,他開始提倡儒家思想;一九八二年正式在學校裡推行。

他並不懂儒家思想, 他只是想利用儒家所提倡的“孝”和“忠”,讓年輕人在家行孝,對國盡忠;先孝順父母,然後忠君。這樣就可以確保他手中的政權,長傳千秋萬代。這就是他提倡儒家思想的真正意圖。

他大概讀過中國現代歷史的書,對袁世凱的事蹟有所瞭解。袁世凱在掌握大權之後,就想當皇帝。

康有爲提倡孔教的時候,袁世凱正在當大總統。因爲他想當皇帝,而孔教的忠君觀念很配合他的願望,所以他大力支持。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正式稱帝。第二年,稱帝失敗,孔教運動便沉寂了。

李光耀提倡儒家思想,跟袁世凱支持孔教一脈相通。只是李光耀不好稱帝。

一九九一年,李光耀修改憲法,把原本是虛位的總統改爲有實權的總統。雖然這新的總統職權不如別的國家如美國的總統職權那麼大,但還是可以制衡內閣,並非原來的虛位總統。

他修憲賦予總統較大的職權時,無論國內國外,大家都預料他即將當總統。他在此之前突然提倡儒家思想,就是爲了配合當總統的願望。

然而,後來他又爲什麼沒登基當總統呢?這是深藏他心中的秘密:因爲儒家思想運動失敗了。

他的儒家思想運動原本是針對年輕人而提倡的。要是年輕人接受他的忠君思想,他便可以登基當總統,可是年輕人完全不買他的賬,完全沒有忠君的觀念。他要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當總統,必定失去許多選票,還要讓許多人唾駡。他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就放棄了當總統的念頭。

從此,儒家思想運動便沉寂了。他後來就再也不提儒家思想。他一開始就只是想利用孔子來達到政治目的,瞞騙聖人,寡廉鮮恥。

雖然如此,他的儒家思想運動還是欺騙了許多人,以爲他是真的在提倡儒家思想,包括在孔子老家曲阜提倡孔教的學究。

一九九三年,他讓王鼎昌當第一任實權總統,可是,卻不讓王鼎昌行使總統的職權,兩人間的衝突因此而起。一九九九年,王鼎昌只當了一任總統,因李光耀不許他連任,便下臺了。

王鼎昌既然當了總統,李光耀又爲什麼不讓他行使總統的職權呢?因爲總統的主要職權是管理好國庫中的錢,其中涉及許多秘密,不可以讓王鼎昌知道。王鼎昌是受華文教育的,有責任心,怕他說出去。

這總統的職權本是爲李光耀自己而設的。他既然沒當總統,別的人即使當了總統,也不可以行使總統的職權。王鼎昌之後的總統都是傀儡。

李光耀把新加坡當成自己的家族財產,予取予求。當了總理,退下來了,還想當總統。中國人的劣根性,深藏在他的遺傳基因中。

三 奴才的奴才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李光耀的統治手段,取法於希特勒和蔣介石,以特務和警察來恐嚇老百姓。他用“內部安全法”任意拘捕反對他的人。在黑牢中,殘暴虐待反對者,無所不用其極,比日本皇軍還更加殘暴。

這種手段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或許無效,但對一般老百姓,十分靈驗。一般老百姓只求三餐溫飽,目睹反對者受到的迫害,內心恐懼,不敢得罪李光耀政權,不敢把票投給反對黨。李光耀的黨就像黑手黨一樣令老百姓又厭惡又害怕,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不敢作聲。他就靠白色恐怖當了三十多年的總理。他下臺之後,他的黨蒙他的庇蔭,還在繼續執政。

經歷過恐怖年代的人,多不敢不投黑手黨的票。這就是李光耀的黨可以連續執政幾十年的根本原因。

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一九八〇年以後出世的年輕人,沒有親身經歷過恐怖的歲月,也就不知道害怕。這些人的選票,李光耀完全無法控制。於是,他想出一個應對的辦法:大量進口外來移民。他只要讓這些外來的移民有投票權,便可以抵消年輕人的反對票。

他的這個想法不能公開說。他公開說的理由是:因爲新加坡的人口老化,所以需要新移民來填補勞動力。有頭腦的新加坡人並不相信這樣的鬼話。有哪一個國家的人不會老?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他說新加坡只可以容納四百萬人,到了九十年代又改口說可以容納五百萬人。到了西元兩千年後,人口很快就超過五百萬,於是他又改口說,新加坡需要六百九十萬人。雖然他已習慣了說假話,但年輕人並不那麼容易受騙。人口和公積金問題讓年輕人對他完全不信任。這是他現在最棘手的難題。

《水滸傳》第六十一回,石秀有句名言:“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在李光耀所進口的新移民之中,有一些便正是“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這些小奴才來自中國大陸,血液中留存中國人的劣根性:寡廉鮮恥。他們對新加坡的社會和歷史一無所知,卻爲了拍馬屁而說三道四。

李光耀關閉南大,他前後公開說的原因有三個:

其一,因爲南大畢業生國會議員要求他關閉。
其二,因爲南大畢業生的水準低,學位不值錢。
其三,因爲南大與歷史洪流背道而馳。

這三個原因全都是羅織罪名。真正的原因由他的同黨李炯才說出來:南大學生給他“製造很多麻煩”,所以必須關閉。

一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奴才的奴才,爲了討好主子,說李光耀控制和關閉南大是“國家化”。什麼是“國家化”?巧立名目,這是貪官污吏和紅衛兵的伎倆。奴才的奴才不知道什麼是寡廉鮮恥。

這個奴才的奴才連基本的史學方法都不懂,既無史德,更無史才、史識、史學,竟然寫南大歷史,還揚言:“南大歷史只有版本,沒有版權”。這樣,他就可以揣度主子的意思來寫南大史了。顛倒是非黑白以討好主子,這是奴才的本色。寡廉鮮恥藏在他的遺傳基因裡。

這奴才的奴才的導師還是南大歷史系畢業的,卻一心只想巴結權貴,跟十一太保一樣,只配做奴才,而且是奴才的奴才。

禽獸尚知感恩,人而不知感恩,真是禽獸不如!

李光耀不止一次說過:“我從不相信民主”。他一生中,就只說過這一句真話。因爲他不相信民主,所以從不在新加坡推行民主。雖然他採用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卻另外通過毒招來控制選舉結果。

其一,用內部安全法逮捕對手,無限期關在監牢裡,不讓對手參加競選。

其二,用白色恐怖的手段來恐嚇百姓,使百姓不敢投票給反對黨。

其三,隨意改變選區的大小和選民人數,公然舞弊,以確保自己必贏。

其四,把單選區改爲集選區,以眾暴寡,確保自己必贏。

從中國大陸進口的一個奴才的奴才爲了討好主子,說李光耀的制度是“優質民主”。還說:“新加坡民主化的程度越來越高。”

這分明是鬼話。

既然是“優質民主”,爲什麼還要“民主化”?“民主化”的對象只能是“非民主”或“不民主”,也就是“獨裁”。說“程度越來越高”,那就是還不夠高。既然還不夠高,又何以是“優質民主”,而不是“劣質民主”?

李光耀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從不相信民主”,所以不可能實行民主。那又何來“優質民主”?雖然是一心一意爲了拍馬屁,但卻拍錯了,李光耀未必高興。

新加坡的反對黨人天天面對拘捕坐牢之險,得十分有勇氣才能參加競選。除了自己努力,還得鼓起百姓的勇氣,不怕被報復,才能把票投給反對黨。反對黨候選人所得的每一張票都是良心票。爲了討好主子,把這樣的制度稱爲“優質民主”,真是恬不知恥,全無良知,侮辱新加坡人的智慧。

對新加坡的問題連一知半解都說不上,頭腦又不清楚,邏輯當然混亂。

顛倒是非黑白以討好主子,這是奴才的本色。寡廉鮮恥藏在他的遺傳基因裡。

這兩個奴才的奴才現在都混在新加坡的大學裡做應聲蟲,爲主子塗脂抹粉,誤導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由誰出錢來供養他們呢?新加坡老百姓!

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這話的意思是:做人不可不知羞恥。從不知羞恥到知羞恥,那就可以免於羞恥了。

主子不知道羞恥,奴才當然也不知道羞恥,奴才的奴才就更
加不知道羞恥了。無恥正是他們的劣根性。

石秀說得好:“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新加坡語文教育失敗的前因後果

南大人

一 引子

新加坡目前只有一種學校制度,全國一致,推行新加坡模式雙語教育。華人的孩子以外語英語爲第一語文,母語華語爲第二語文。個別學生或也學習第三語文,但不是必修科目。

雖然新加坡的小學有種子小學,中學有特選中學,表面比較重視華文,實際跟其他學校沒有多大差別,只不過是為了騙取華人的選票。

特選中學的華文名爲“第一語文”,實際和非特選中學並沒有什麼不同。華文科分兩個基本程度:“普通華文”和“高級華文”。特選中學的學生全都修讀“高級華文”,但可以考“普通華文”,其它學校則開設“普通華文”和“高級華文”。差別僅此而以。特選中學學生的華文程度未必比其它學校學生的程度高,其它學校學生的華文程度也不見得比特選學校學生的華文程度低。

在一般的語言環境中,“母語”就是學校的“第一語文”,但新加坡模式不一樣。新加坡學校以華文爲“母語”和特選學校以華文爲“第一語文”都是带欺骗性的,完全名实不符。实际的含义是,英文是“首要語文”,華文是“次要語文”。

按照新加坡的規定,英文不僅是“第一語文”,而且是“工作語文”。在工作的場合說華語是犯規的。

有位中學老師邱大星先生寫了篇文章《學習華文爲什麼總提不起興趣》(《聯合早報》2007年8月3日),文章說到華文老師說華語也受到限制:

筆者的當年的華文部主任就曾經因爲用華語開華文部會議,被教育部的督學叫去談話,罪名是用非工作用語開會。

華文部的老師都是教“母語”的,華文部會議時卻不能說“母語”。這樣的“母語”,地位何其卑下!新加坡官方把華語標為“母語”和“第一語文”,都是誤導的說法。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時時見諸報端,廣爲人知,以爲無比成功。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包含惡毒的政治意圖,不僅名實不符,而且是失敗的典範,實在不足爲訓。下文就分析新加坡華文教育失敗的前因和後果,兼及雙語教育。

二 語文教育成敗的三個基本因素

語文教育的成功與失敗,主要系於那些因素呢?大別說來,有以下三個。

其一,日用

在一般的語言環境中,日用是母語教育成功的必備條件。

語言的運用變化是十分細微的。只有掌握語言的這種細微的運用變化,才能學好一種語言。在一個人一生中,最能掌握這種細微的運用變化的語言便是母語。因爲母語是從出娘胎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的語言,母親日常點點滴滴地教導,孩子點點滴滴地學習,日積月累,所以能掌握好。因此,母語是一個人一生中掌握得最好的語言。任何雙語教育,如果母語學不好,都無法成功。

我們學習母語,有兩個主要的階段:

學前階段:一歲至六歲。
小學階段:七歲到十二歲。

學前階段主要學口語。口語掌握好了,便開始上學了。

小學階段主要學書面語。掌握書面語,以便用來學習各種各
樣的知識。

在小學階段,孩子的書面語能力隨時間而增強,所學科目也隨時間而增多。到了中學階段,書面語的能力又更強,學習的科目也隨之更多。

在我們一生之中,大約在十二歲時掌握母語口語。這以後,口語就沒有多少改變了。十二歲以後,我們主要學書面語言,並用來學習各種知識。所以母語學習是十二歲定終身。

歐洲大陸的語言眾多。一般受過良好教育的歐洲人,會說兩三種語言是很平常的事。歐洲人在學前和小學階段,一般只學母語。到十二歲時,母語的基礎已鞏固。十三歲上中學時,才開始學外語。無論學多少種外語,母語都不會受到影響。這樣,便可以確保雙語或多語教育成功。

學好母語是雙語教育成功的首要條件。母語教育不成功,雙語教育就難免失敗。

其二,實用

實用是學習外語的動機。

母語是家庭的語言,也是教育的語言,當然也是實用的。母語之外,還得兼學外語,以爲吸收專業知識所需。外語的實用功能是學好外語的推動力。學習母語是在家庭環境中自然而然的事。學習外語,則是出於實用的需要。無論是學習第二還是第三語文,還是更多的語文,都是出於實用的需要。

其三,興趣

興趣是學好各種科目的推動力。母語要學得特別好,當然也需要興趣。要學好一種外語,興趣更是十分重要。掌握一般應用外語的能力並不難,只要用心學就可以。但是要學得特別好,則除了實用的需要之外,還需對外語特別感興趣才行。實用的需要和學習興趣是學好外語的推動力。

除了上述三個基本因素之外,還有一些社會因素對語文教育的成敗,也有很大的關係。就新加坡的情形來說,“講華語運動”和“教材”是兩個影響成敗的關鍵因素。以下就依據這三個基本因素來分析新加坡的雙語教育的成敗。

三 新加坡雙語教育失敗的原因

新加坡官方對目前的雙語教育有三個說法:

其一,一個人不能學兩種語言。
其二,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是成功的。
其三,華文教學對學得不好的孩子是懲罰。

這三種說法用在不同的情境。

當有人批評雙語教育失敗時,用第一個說法,強調一個人不能學兩種語文。

當誇讚雙語政策時,用第二個說法,強調雙語政策非常成功。

當有人批評華文教學對部分孩子不公平時,用第三個說法,強調華文教學對學得不好的孩子是懲罰,必須調整華文科所佔比例。

這三個說法之中,第二個說法和其它兩個說法是相反的,不能相容。一種政策不能又達不到目標又成功。把這三個說法合起來看,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是失敗的。

我們再仔細來看一看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情況。

新加坡官方定華語爲所有華人的母語。這跟實際情況幾乎完全不符。華語不是任何新加坡人的母語。

籠統說來,老一輩的華人中,大多以方言爲母語,而非華語。不過,方言對學習華語華文有極大的幫助,所以老一輩的華人,讀華校的,學華文毫無困難,讀英校的,選修華文,只要有興趣學習,也沒有多大困難。至於年輕一輩,有的有母語,有的沒有母語。年輕一輩之中,仍以方言為母語的,學習華文就沒有什麼困難,不會說方言,也不會說華語的,學習華文就很困難了。

其一,消滅方言破壞華文根基

一九七九年推行的“講華語運動”,對華文教育有極大的負面影響。“講華語運動”是語言政策的一部分。凡是語言政策都有政治動機。“講華語運動”的動機當然也是政治的。

如果“講華語運動”僅僅是推廣華語的使用,其影響是正面的。但是,這個運動的目標是,以華語代替方言。這對於老一輩人的母語和華文能力,都沒有任何影響,但在這個運動以後出世的孩子,大都不懂方言。那些在家裡不說方言的孩子,學習華文時,少了方言的輔助,就特別困難了。

爲什麼小孩子不懂方言學華文就困難呢?這個問題其實十分簡單,一說就懂,可是官家未必明白。

無論哪一個民族都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的。文字用來記錄語言。無論我們所說的是什麼“話”,是華語還是方言,對學習文字的幫助都一樣,沒有任何分別。六七十年前,中國各地學校的授課語言幾乎都是方言,普通話並不普遍。就是今天,一些農村和小鎮的學校,有的老師仍然用方言授課。方言對學習華文,有益無害。

每一個“字”都包含三個因素:字形、字音、字義。這三個因素中,“字音”和“字義”來自語言。因此,用華語還是用方言來學習認字,沒有分別。

一個會說方言的孩子,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學“字形”就馬上可以用字了。識字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一個不懂方言,也不懂華語的孩子,需要多花兩倍的時間和精力,就是三分之三的時間和精力,“字形”、“字音”、“字義”,三者都得學,這就要難多了。要是教材又不能幫助孩子克服學習的困難,自然會使他們完全失去學習華文的興趣。

“講華語運動”雖然成功消滅了方言,卻導致華文教育的失敗。不懂方言是三十年來新加坡的孩子學不好華文的一個關鍵。“講華語運動”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正面。

目前,新加坡的孩子花在學華文的時間,比八十年代以前的孩子花在學華文的時間要多的多。校內老師,除了正常上課之外,還得幫助學生補習,可是,往往事倍功半,關鍵就在於學生不懂方言。另外,有的學生還到校外補習中心上課。有的學校的孩子,一個人有三位華文補習老師:一位定時來家裡教,另外還到兩家補習中心上課。這在八十年代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懂方言的孩子學華文,事半功倍。

華語既不是孩子的母語,而社會又灌輸給孩子這樣的觀念:英文有用,華文無用,只要會“講華語”就好。這結果是,孩子輕視華語華文,學不好,也不想多學,甚至於憎恨華文。

華文教育自然難免失敗。

其二,華文教育完全達不到目標新加坡社會上對華文教育的成敗,意見往往大相徑庭。大抵民眾以爲失敗,而官方以爲成功。彼此所依據的標準,顯然大不相同。

在評定成敗之前,需先點出評定的標準,此標準需明確,不可含糊。評定華文教育的成敗,如果彼此所依據的標準不一樣,所得出的結論,便當然分歧。

無論評定何種計畫的成敗,都只需觀察該項計畫是否達到目標。達到目標便是成功,反之,便是失敗。

那麼,評定華文教育的成敗該依據什麼標準呢?這標準其實十分簡單,就是官方定的教學目標。

不久前完成的《2010 母語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中,“以培養有效使用母語的學生爲目標,列出母語教學的三大目的”如下:

■ 溝通:不論是在工作場所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效地與人溝通。
■ 文化:使學生對自己的文化、文學與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能產生文化認同。
■ 聯繫:讓學生與本區域,甚至世界各地有著相同語言與文化的社群建立聯繫。
這三個目標都定得非常好,但是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的華文教學都做不到,一個也做不到。

第一個目標“溝通”, 在日常生活中,大約有一半的學生能用粗淺的華語與人溝通,另外一半則做不到。至於在工作場所,如果是用華語來討論專業課題,那是幾乎所有學生都做不到的。

第三個目標,“聯繫”各地人,這必須靠書面,不能只是“講華語”而已。這在小學生固然做不到,中學生也一樣做不到。

第二個目標離開實際情況十分十分遙遠。要讓學生“對自己的文化、文學與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不只是中小學生做不到,就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做不到。隨意抽樣問幾個歷史文化的問題:

荀子的思想屬於哪一家?
漢代以後是哪一個朝代?
《三國演義》是哪一個朝代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以後出世的新加坡中文系學生一般都不會回答。如偶有一個會回答其中一兩題,那是例外。二十個中也難得有一個。

現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語文程度都很低,常寫錯別字是不在話下的事。就一般學生情況來看,語文程度只是相當於七十年代的初中一二年級程度,有的還達不到這樣的程度。當然,偶爾也有程度較高的學生,但是爲數極少,大約佔二十分之一。

上述三個華文教育目標都是官方定的,可是沒有一個可以達到。這樣的教育怎能算成功?華文既定爲母語,而母語教育是失敗的,雙語教育也就沒有了成功的基礎。

其三,華文教育失敗與教材及考試制度

一九七九年以後,華文教育每下愈況。報紙上經常看到有關失敗原因的討論。一般所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一 華文不受重視。
二 家長不重視華文,家裡講英語。
三 華文老師的教學死板。
四 學生不愛學華文,學習態度不好。

這幾個原因都有道理,其中跟學生學華文最直接相關的還是學生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小學階段最爲關鍵。這個階段學不好,往後就難了。

我經常接觸小學老師。每當我和年紀較大的老師談話時,都會問一個問題:“爲什麼現在的孩子越來越不喜歡學華文?”

這些年紀較大的老師,在八十年代之前就當老師了。她們經歷過不同的時期,目睹華文教育的變遷,面對過不同時期的學生,她們最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她們的意見最直接,最可信。這些老師所說的往往跟報紙上說的不一樣。

有一次,我跟兩位老師開會。一位是科主任,年約五十出,一位是輔導老師,年約三十,剛好是兩代人的距離。

開完會後,我問她們:“爲什麼現在的孩子越來越不喜歡學華文?是不是因爲華文不受重視和家裡講英語這兩個原因?”

年紀較大的科主任很明確地回答:“不是。是另外兩個原因:教材和考試制度。華文的教材不好,無法讓學生學好華文。學華文的唯一目的是考試。華文學不好,又要面對考試,所以不喜歡學華文。”

年紀較輕的輔導老師說:“我們華文老師總是給人死死板板的印象。其實,不是我們死板,是我們的教材死板,我們又不能不照教材教。到年底評估的時候,我們華文老師總是比不上英文老師。英文老師的教學很活潑,因爲英文的教材很活潑。”

這一次談話,讓我感到很感震撼。在這之前,我只知道華文教材影響學生,這一次談話後才知道教材也影響老師,都是負面的。要是編寫華文教材的人聽一聽老師的心聲,看一看英文教材是怎麼樣的,情況必定大不相同。

西方人在教材和兒童書所下的功夫十分驚人,東方人就遠遠不及。從八十年代以來,新加坡的教材都是由官家編寫的。由官家編寫的教材,主要目的是宣揚政策,教材只是宣揚政策的工具,至於教語文則是次要的。

有一次,我到一家小學講教材問題。當時,在座有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師。科主任問他,新加坡的教材和中國的教材有什麼不同。他說:“中國的教材有感情,可以感動人,新加坡的教材枯燥乏味。”枯燥乏味的教材是不適合於用來教小孩子學語文的。小孩子在同一間課室裡,上了華文課,又上英文課,一比較,英文教材生動有趣,華文教材死死板板,枯燥乏味,當然喜歡英文。孩子不喜歡學華文是很自然的事。

看看各地的教材,好的教材都是民間有能力的人用“心”來編寫的,不是由官家爲宣揚政策而編寫的。而且,各地教材的版本眾多,就是中國大陸,中小學教材都有很多種,讓老師選擇,絕不像新加坡的教材,“僅此一家,別無分店。”

目前,中國大陸的小學教材有十多種版本。其中,名氣較大的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是由官家編寫的,爲最多學校所採用,可是也最爲知識界所詬病。目前,新加坡的小學華文教材就是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務員編寫的。

中國的小學教材,不只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其他版本都弊病百出。幾年前,有出版社重印1932年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由葉聖陶編寫課文,由豐子愷繪插圖。這樣的課本和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大陸課本大不相同,很受歡迎,賣到斷市了。這幾年,中國知識界在反思小學的語文教材。上海作家葉開先生說:

民國時期具體編寫的內容,可能不見得每篇都合適我們現在,但是我覺得面向人的教育,個性化的教育,差異化的教育,尤其說培養獨立,有思考能力的個人的這種教育,至今他們編寫的思想,仍然超過了我們現在的編寫思想。(鳳凰網2012年1月11日專訪)

教材可貴之處就在於此。西方人的教育目標就在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用課文來宣揚政策,把大人的種種想法強加之于孩子,只能培養呆板聽話的人。

葉開先生針對中國的小學教材寫了一本書《對抗語文》,批評中國小學語文的種種弊端。他把這些弊端歸納爲這三個:

■ 非語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
■ 教材隨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斷文化傳承。
■ 教材選文水準偏低。

這些教材編寫的方式,是先定個框架,然後寫課文,完全是“主題先行”。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文學創作的特點,“主題先行”成爲慣例。到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更加發揚光大。這主題便是宣揚的教條。

編者擅自改動作者原文,未經作者同意,也未加說明,這是對作者的極大不尊重。這是官家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的心態。一般出版社的編輯都這麼做。這是官本位的結果。葉開先生舉了很多例子,其中包括許地山的《落花生》。人民教育出版社與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課本都選入這篇文章,但是態度不同。

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刪不改照錄,人教版的那個教材呢,就是做了多處改動。(鳳凰網2012年1月11日專訪)

西方的官絕不敢這麼妄爲,但在官最大的社會,官家可以橫行無忌。《落花生》新加坡的課本中也曾經選入,情況也一樣,按照官家的思維更改。

由於教材成爲推行政策的工具,語文反而是次要的了。官家編寫教材時,是先定個“德目”,配合政策,然後硬擠出一篇課文來,其“水準偏低”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一類配合政策的教材有個相同的特點:內容枯燥乏味,矯揉造作,語言生硬無趣,全無童真,和今天的孩子距離十分遙遠,非常不適合於用來教孩子學語文。這樣的教材,影響深遠。葉開先生說:

中國當下文化趣味庸俗,既沒有古代文化的傳承,又沒真正吸收到西方優秀的文明成果。(《羊城晚報》2012年1月10日專訪)

這話用來說目前的新加坡社會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造成這樣的社會當然不止一個原因,但小學的教材足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也勢必影響整個社會。他又說:

中國它不培養個性化,不培養個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張個人想像力的發展,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所編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學思想,它都是不鼓勵孩子發揮自己個人能力,或者說是逐漸培養它個人獨立思考和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另外一個還是服從我們的教育思想,意識形態化這麼的一個教育背景。(鳳凰網2012年1月11日專訪)

“培養它個人獨立思考和創造性的思維能力”,這是教育家的理想,官家一般都只在意推行政策。

中國的考試制度又如何呢?葉開先生說:

比方說我們的考評模式,我們答案的唯一性,因爲在文科,尤其是這個人文學科裡面,這個文藝性的答案對小孩的傷害是最大的。(鳳凰網2012年1月11日專訪)

教材和考試制度對孩子學習語文的影響是最直接的,也最深遠。其它的社會因素影響都沒那麼大。低劣的教材對孩子的影響是負面的,再加上僵硬的考試模式,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就更大了。

這些弊病,要如何根治呢?葉開先生也提出他的看法:

我希望真正的放權,然後教材引入有實力的大型出版社,有能力,有實力的大型出版社,讓他們自己組織相關的優秀專家、學者來自主的編寫教材,並且允許學校自主挑選,真正做到教材編寫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才是對我們中國民族文化教育的一個真正有效的一個提升,不然的話,尤其是教材這一塊,已經走入一個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已經無濟於事。(鳳凰網2012年1月11日專訪)

其實,不要說西方,就是香港、臺灣,教材都“放權”,由老百姓用“心”來編,不是由官家強勢主持。教材只有讓熱心教育的有“心”人來編,才能編得好。以教材爲宣揚政策的工具,編不好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就好比肩膀上有個大包袱,自然走不快,也走不遠。

新加坡這三十年來的華文教材編寫的模式正與中國大陸的相同,都是由官家根據政策的需要來編寫的,性質也都一樣。上述大陸教材的種種弊端,在這三十年來的新加坡教材中,一个也没少。

雖然中國大陸的教材有種種弊病,但是用來教小孩子學語文,還是可以的,因爲中文是母語,必須學好,又沒有受其它語文干擾,孩子自可以專心學習,但在新加坡情形就不一樣了。新加坡的孩子同時學華文和英文,而英文比華文更加重要,上課的時間也多。要是有的孩子比較了上英文課和上華文課的不同感受,最終說“我討厭華文!”那是很自然的事。

什麼樣的教材才適合小孩子呢?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

第一,從語言來說。

語言要活潑生動,適合孩子的年齡和語言發展。

第二,從文學來說。

宜多用韻文和故事。韻文要容易上口,故事要有趣,有感情,適合孩子的天性,培養孩子的美感。

第三,從內容來說。

要貼近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距離近,不宜說教,但可以隱含做人的道理。

從這三方面來看新加坡這三十年來的教材,令人非常失望。

大約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華文教材曾有過一線轉機。當時曾經一度宣佈讓出版社編教材。要是當時真的讓出版社編教材,華文教育的問題在九十年代末就開始改善了。可是,當官的很快又收回成命,朝令夕改,華文教育也就一直陷在困境中。

要改善華文教育,必須先改善教材;要改善教材,必須先“放權”,讓熱心教育又有能力的人用“心”來編寫教材。不過,就目前的情形看來,要官家“放權”,難于上青天。就是放了權,只要宣揚政策的包袱仍在,仍然無法把教材編好,而華文教育勢必繼續江河日下。

其四,華文教育失敗與雙語教育

華文雖然名爲“母語”,在新加坡學校中,實際是第二語文(次要語文),英文是第一語文(首要語文)。如果英文教學成功,那麼,即使華文教學失敗,這雙語教育還是有可取的地方。

英文既是第一語文,那麼,新加坡人是不是可以英語爲母語,而以華語爲外語呢? 照理說,這是可以的。就像在英國出世的中國孩子,以英語爲母語一樣。

有一部分新加坡華人,例如土生華人(海峽華人),情形便是如此。可是,大部分華人即使日用語言改爲英語,仍然無法達到以英語爲母語的程度,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是沒有以英語爲母語的環境。

新加坡的語言環境和有母語的社會環境大不一樣,例如英語之於英國,法語之於法國,德語之於德國,都有自然的母語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小孩子自然可以掌握運用變化細微的母語。可是新加坡目前沒有這樣自然的以英語爲母。

一是缺少文學教育。

一般的口語,可以從媽媽那裡學來。但是要提高書面的表達能力,就得依靠文學作品。這是學好語文的不二法門。任何國家的母語母文教育中,教導孩子從文學作品中學習語文表達的微妙變化,必不可少。可是新加坡目前缺少這樣的文學教育。

正因此,儘管英文是新加坡學校的第一語文(首要語文),一般學生的英語英文能力並不強,遠不及英國學生對英語英文的掌握。當然,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論,個別學生的英語英文學得不錯,那是例外,另當別論。一般學生所掌握的英文,只是實用的學科英文,而不是微妙變化的文學英文。無論說話還是書寫,一般學生的詞語貧乏,句型變化貧弱,語感不強。有的人甚至於說,新加坡人說的英語,英國人聽不懂。

華文教育既然失敗,而英文教育又不見得成功,所以現行的雙語教育也就不能說是成功的了。目前,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情況正在日漸惡化,這使到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離開成功越來越遠。

四 語文教育失敗的後遺症

語文教育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是極爲基本的事,影響一生。

丘成桐先生是一位數學家,從事數學教育。他在講“爲學與做人”的時候說(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

在學好數學的同時,更不能偏廢語文。語文的訓練是成爲真正學者的第一步。

他在講“幾何學賞析”的時候說(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

幾何學所蘊含的包容、簡潔、穩定的思想,正與藝術、心靈
相通。

這才是教育家的話。說給新加坡的官家聽,也不會明白。

他在另一篇關於“感情與學問”的演講(《人民日報》2011年8月18日)中說,自己少年時代愛讀各種文學書,從武俠小說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愛讀。稍長大後,喜歡讀《紅樓夢》,而且數十年間經常翻閱。他還常常想像在數學中創作與《紅樓夢》同樣的結構,那將是很偉大的事情。他欣賞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細緻的文筆。

這跟他後來的數學研究有密切的關係。他發展了幾何分析學,並解決重要的難題。他回憶說:

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每一個環節都要經過很多細緻的推敲,然後才能夠將整個畫面構造出來。

這種“細緻的推敲”就像《紅樓夢》細緻而微的抒寫。年紀稍大,他喜歡讀韓文、《史記》、《漢書》、《人間詞話》。這有助於培養內心的情感。他說:

感情的培養是做大學問最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內心的感情引起他做學問的濃厚興趣,專心致志。他又說:好的數學也應當能接觸到大自然中各種現象,只有這樣,才能夠深入,才能夠傳世。

這又是和文學相一致的。只有教育家才會說這樣的話。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教導孩子做人。語文和藝術都是教導孩子學做人的必要知識。

文學的陶冶,不僅可以培養作家,還可以培養畫家、音樂家,更可以培養出“做大學問”的人。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僅僅把語文當成交談的工具,所以只需要“講華語”就好了。這樣的制度,不可能培養出作家,也不可能培養出畫家、音樂家,更不可能培養出“做大學問”的人。在這樣的制度下,人跟機器沒有多大區別。

有一回,我參加一個聚會。座上有一位剛退休的中學校長和一位馬來老師。兩位都是很特出的教育界人物。當話題轉到教育的時候,我說:“新加坡只有學校,沒有教育。”

那位剛退休的校長接下去說:“對,學校都只是在訓練學生考試。”

那位馬來老師也說:“說的對,只有學校,沒有教育。”

那麼,新加坡的學校都在做些什麼呢?都在“訓練學生考試。”這離開教育的目標很遠。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新加坡教育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主持教育的大都是獻身教育的人。教會和會館創辦的學校,無論英文學校,還是華文學校,都辦的很出色。七十年代是個過度時期。到了八十年代,“訓練”代替了“ 教育”。正是這樣的轉變使到語文教育無法成功。雙語教育也就無法不失敗。

別的地方,例如日本,學校也訓練學生考試,但那是在教育的基礎上訓練學生考試,不是以“訓練”來代替“教育”。

新加坡有一个時期經常提倡儒家思想,東方價值觀,而實際的表現,離開“儒家思想”和“東方價值觀”十分遙遠。儒家講教育,以人爲本,新加坡的表現就剛好相反。

雙語教育失敗,孩子成爲犧牲品,後遺症深重,具體顯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學生的思維能力弱,一個是學生的知識貧乏。

■ 後遺症一:學生的思維能力弱

有一位中學老師對我說,現在的中學生和以前的中學生的最大差別是,以前的中學生有思考能力,現在的中學生沒有思考能力。

由於語文教育失敗,學生的語言能力弱,思考能力也就當然弱,因爲我們思考時,必須依靠語言。語言能力弱,勢必直接影響學生的素質。

不僅是中學生思考能力弱,小學生和大學生的思考能力也一樣弱。因爲從小學到大學都只是在訓練學生考試而已。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學生是教育制度的產品,只要比一比就看得出產品的優劣了。

目前,新加坡的華文老師中,有新加坡的,有馬來西亞的,有中國大陸的,也有臺灣、香港的。一般而論,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後出世的學生素質最差。具體的表現就是語文能力弱,思考能力弱。考試的時候,要是需要思考才能回答的問題,這些學生大都無法回答。

不是所有的新加坡學生都這麼差。七十年代讀完小學的學生,素質就很好,語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很強。那個時候的學校,無論是華文學校還是英文學校,語文教育都很好,學生也都會說方言。一九七九年以後出生的學生,偶爾也有素質很好的,但是所佔比例很低,大約二十分之一。

馬來西亞的學生,素質就很好,尤其是那些到臺灣讀大學回來的學生,素質非常好,語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遠遠超過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後出世的學生。母語教育的成敗,影響學生的一生。

■後遺症二:學生的知識貧乏

語言直接影響我們的思考能力,也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小學和中學階段,我們廣泛吸收各種知識,認識世界,大學階段則深入瞭解世界。

由於語文教育失敗,思考能力弱,新加坡的學生除了考試科目的內容之外,對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也許到過澳洲旅行,但是未必知道澳洲的首都在哪裡。語文知識貧弱,一般知識也一定貧弱。

有一回,我參與一次面試,來面試的是想當華文老師的人。我讓他們寫他們就讀學校的名稱。其中有五個“義安理工學院”的畢業生。這五個人之中,只有一個會寫“義安”,其他四個都寫“易安”,只有兩個人會寫“理工”,其他三個都寫“理公”。

這些都是“成績優異”的學生。他們要是報讀大學工程系,可以跳班讀二年級。他們申請當華文老師,大概是因爲自認自己的華文很好。

後來,我再查看正在受訓的華文老師填寫的個人資料,寫“易安”和“理公”的比比皆是。這除了反映出他們的語文程度太低之外,也反映出他們的一般知識貧弱。他們不知道有“義安”,更不知道這“義安”到底是什麼。

學生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的名稱該怎麼寫,真是不可思議的事。要是真有一家“易安理公學院”,那要讓人猜想是李清照創辦的了。

新加坡的華文老師愛寫錯別字,早已是見怪不怪的事。這全是新加坡模式雙語教育制度的功勞。

又有一回,也是面試想當華文老師的申請人。

當時,有一位大學中文系剛畢業的申請人,她想當中學華文老師。我看了她的成績,覺得她沒有能力當中學華文老師,便對她說:“你沒上過文學的課,是不是?”
她馬上說:“我讀過唐詩。”
“你讀過那位詩人的詩?”
她想了約半分鐘說:“我讀過李白的詩。”
“你讀過李白的哪一首詩?”
我想她會回答“床前明月光。”
出乎意料之外,她想了約一分鐘說:“琵琶行。”
她這並不是記錯了,而是程度低,缺少知識所致。

她一走出去,和我一起面試的一位外系老師馬上對我說:“你剛才問的問題,我都會回答,她是中文系畢業的,爲什麼不會回答?”

這位外系老師是純受英文教育的。不過她小學中學都修讀華文。六七十年代的英文中學生,要是對華文有興趣,讀了十二年,比今天大學中文系學生的語文程度要高的多。六七十年代的英校華文教育,遠比今天的華文教育成功。六七十年代的英校華文科會考時,還考古文。今天的中文系學生,一九七九年以後出世的,胡適、魯迅等人的白話文章,一般都看不懂。倒不是他們不認得文中的字,而是整句話什麼意思,他們往往不懂。這就是因爲知識貧乏,理解力弱的緣故。

閱讀可以提高語文程度,可是,由於母語教育失敗,語文程度太低,而學校又只訓練學生考試,不要求學生閱讀,所以從小到大都不曾有過閱讀習慣。雙語教育制度下的新加坡人一般都沒有閱讀習慣。這一點可以從地鐵車廂裡看出來。日本的地鐵車廂裡,一眼望去,低頭閱讀的人很多;新加坡的地鐵車廂裡,一眼望去,低頭玩電子遊戲的人很多,閱讀的人就難得一見。

我曾經調查過中文系學生閱讀華文書的情況。在一整個學期中,閱讀過一本華文書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就是10%。這也就是說,在雙語教育制度下出產的華文老師,有百分之九十不愛讀華文書。他們其實什麼書也不愛讀,因爲從未養成閱讀的習慣。這一些學生,雖然都是華文老師,可是有一些平日彼此交談時,卻常常說英語。他們的華語能力弱,沒有養成說華語的習慣。

一般新加坡學生口裡說的“讀書”,在小學和中學階段,是讀考試練習資料,在大學階段,是讀講義。就是講義也要到臨考之前才願意讀。從小到大都在訓練自己和被訓練來應付考試。

是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學生都知識貧乏呢?那也不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讀完小學的學生就很有知識,也愛閱讀。這些學生都會說方言。

是不是只有中文系的學生才這麼知識貧乏呢?那也不是。我問過自然科學的老師,他們的學生也是如此。這顯然不是個別學生的問題,而是新加坡模式教育制度造成的整體特點。

五 尾聲

新加坡的報紙上,經常看到“雙語優勢”的說法。真不知從何說起,叫人啼笑皆非。所謂“雙語優勢”究竟是何所指呢?是指新加坡人華語和英語的程度都很高嗎?那顯然不是。是指新加坡人又懂華語又懂英語,所以佔“優勢”嗎?懂華語又懂英語的人,馬來西亞、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多的是,怎麼就新加坡人獨佔“優勢”呢?

有位在職中學校長到上海去訪問,見到好些從美國頂尖大學讀完書回來的年輕人,無論中文還是英文,都遠勝年輕的新加坡人。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他突然覺悟,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早已失去,或者從來就不曾有過,只是自我陶醉的白日夢。

馬來西亞的年輕人,除了懂華文和英文,還懂馬來文,單就這一點說,比新加坡人就更佔“優勢”了。

馬來西亞學生,即使只是小學讀的華校,因基礎好,有閱讀習慣,華文程度比新加坡的高中學生要高出很多。我所教的學生,情況就是如此。

近年來,跨國公司如果需要派人到中國做生意,都比較願意選派馬來西亞人,而不敢相信新加坡人的華文程度。市場的看法勝過報上的自我宣傳。

不過,新加坡人之中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雙語優勢的人。有三種學習經歷的人,雙語能力比較好。

第一種是五十年代上午讀華文學校,下午讀英文學校的人。

第二種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讀英文學校,英文很好,也很有興趣學華文的人。

第三種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讀華文學校,華文很好,也很有興趣學英文的人。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再到英文大學讀書的人,英文就更好了。

第一種人,兩種語文的基礎都很好。
第二種人,英文很好,華文也不錯。
第三種人,華文很好,英文也不錯。

這些人有個共同點,就是母語都掌握得很好,都會說方言。英文也掌握了,兩種語文都能運用。不過,這樣的人現在都年紀漸漸大了,人數越來越少。

八十年代以後的新加坡模式雙語教育,由於母語教育失敗,英文教學也不算成功,不可能培養出“雙語優勢”的人,只能培養出“雙語弱勢”的人。

幾年前,我和一位補習中心行業的人見面。他從小學到大學都受的英文教育,華語卻說得很好。他在補習這個行業很成功,談到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時,他說:“新加坡人說的英語,英國人聽不懂,新加坡人說的華語,中國人聽不懂。”這就是新加坡模式雙語教育的產品,只是比文盲好一些。自吹自擂,不是井底之蛙,便是自大夜郎,或兼而有之。

正如丘成桐先生所說:“語文的訓練是成爲真正學者的第一步。”不僅是培養學者要靠語文,培養文學藝術家也要靠語文。

語文教育失敗,必定培養不出作家,也必定培養不出畫家和音樂家。文學是美術和音樂的基礎。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文學不發達,而美術、音樂很發達的。這一點,只要看拉丁民族和日爾曼民族的文學、美術、音樂的相連帶發展就明白了。

歐洲人比新加坡更早推行雙語教育,而且非常成功。歐洲的語言眾多,方言更多。歐洲人推行雙語教育時,並不以犧牲母語爲代價,而是確保孩子在十二歲時掌握母語。這是成功的關鍵。新加坡模式的雙語教育制度與此相反。這樣的制度必不爲歐洲人所願意採用。


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是成功的典範

南大人

一 緣起

從沙巴來的朋友和我談起沙巴華校的語文教育。回想當初在校時,校長和老師如何引導學生學習三種語文,以確保成功的往事,令人感動。這種在困境中求生存的精神,也正是南大精神。

朋友問我,如果到沙巴去,願不願意跟一些語文老師見面,說一些鼓勵的話。我當然十分願意。

沙巴的華校,以華文爲第一語文,馬來文爲第二語文,英文爲第三語文。這跟汶萊、沙撈越、西馬的華校情形一樣。馬來西亞各地華校語文教育的成就難能可貴,令人敬佩。

這裡所說的“馬來西亞的三語教育”,僅限於華文學校,不涉及其它語文學校。

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向來默默耕耘,外地人不怎麼說及,不像新加坡模式的雙語教育,明明是失敗的,卻大肆吹噓,自欺欺人。下文就分析馬來西亞華校三語教育成功的緣由。

二 掌握母語:日用

馬來西亞華人的母語是方言,這是個很好的基礎。這使到學生學華文沒有什麼困難。馬來西亞學生對母語母文的掌握,遠較新加坡學生爲佳,跟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生比較起來,並無不及,所以說馬來西亞華校的母語教育是成功的。

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跟歐洲的雙語教育情形相近似。歐洲大陸的語言眾多。一般受過良好教育的歐洲人,會說兩三種語言是很平常的事。

歐洲人在學前和小學階段,一般只學母語。到十二歲時,母語的基礎已鞏固。十三歲上中學時,才開始學外語。無論學多少種外語,母語都不會受到影響。這樣,便可以確保雙語或多語教育成功。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雖然在小學階段已經推行,但確保母語教育成功。這一點在語文教育的過程中,十分重要。

學好母語是雙語或多語教育成功的首要條件。母語學不好,雙語或多語教育都無法成功。

我的一個學生,他在馬來西亞讀完小學, 然後到新加坡來讀中學和大學。他所受的中學教育和一般新加坡學生一樣,但是他在馬來西亞所受的小學教育,足以令他的華文程度在中文系的班上鶴立雞群。他的成績非常突出。後來他在新加坡當小學語文老師。

我問他,馬來西亞的小學華文教學和新加坡的小學華文教學有什麼不同?他概括說:

馬來西亞小學的華文教學是游泳教學,新加坡的華文教學是購物單子教學。新加坡的華文教學純粹是爲了應付考試,考完試後就忘了,正如買完東西後,購物單子就扔了。馬來西亞的小學華文教學就像是教小孩子游泳,一旦學會了,就終身不忘。即使十年二十年沒遊,也不會忘記。

這個概括非常清楚地說明,爲什麼馬來西亞的母語教學成功,爲什麼新加坡的母語教學失敗。

小學的母語教學是關鍵。小學母語教學成功,中學就一定成功,小學母語教學失敗,中學就難免失敗了。

在一個人的一生之中也是如此。我們在小學階段所掌握的母語,將延續終身。即使許多年沒用,也不會忘記。所以唐詩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就像學游泳,一旦學會了,就終身不忘。

三 兼學外語:實用

華校的第二語文是馬來文。馬來文是馬來西亞的國文,有實際的需要。老師鼓勵學生學習,學生也都願意學習。

小學畢業後,有的學生繼續上華文中學,仍然學習馬來文;有的進入馬來文中學,馬來文程度更高。雖然程度高低不一,但都足以應用。如果要學得更好,那就要靠興趣了。

英文是華校的第三語文。對於那些想到英語國家讀書的學生,英文比馬來文更加實用,所以英文在華校很受到重視。但是,因爲在馬來西亞英文不如馬來文普遍,所以學生的英文程度往往不如馬來文高。學好英文也要靠興趣。

馬來西亞華校的母語教育很成功,在這個基礎上,以實用爲目標,讓學生學好兩種別的語文,雖然第二第三語文不如母語那麼好,這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學生能漸漸加強使用的能力就很好了。

由於馬來文較普遍應用,所以一般學生的馬來文能力較英文好。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日後到英語國家升學的學生,在英語的環境中生活,英語能力自然會進步。所以學生對第二語文和第三語文的學習,得看需要。馬來文是國文,任何行業都或多或少需要用到,所以都要有應用能力。至於在金融行業和國際貿易行業工作的人,需要用英文,所以英文得學得好些。

有一個時期,英文是數理學科的教學語言。後來改爲母語教學。這是比較實際的做法。用英文教數理科目,效果未必好,理由有二。

其一,老師的英文未必好,未必可以清楚講解課題內容。

其二,學生的英文未必好,未必可以理解課題內容。

英文畢竟是第三語文,要是老師和學生都沒有掌握好,而又用爲教學語言,勢必影響教學品質和進度。

無論教授什麼科目,用母語教學都是最適當的。一來可以確保老師能夠清楚講解課題內容,二來可以確保學生能夠理解老師教學,吸收較快。

英文對於學習數理科目,當然很重要。但就語文應用來說,學生需要掌握的只是數理科目的名詞術語,老師只要引導學生學習這些名詞術語就解決基本的語文問題了。這一點並不難做到。不必要求學生用英文來學習,那樣做將引起更多問題。

再往大處看,亞洲人,無論是哪一個民族,都不必百分之百的人都學好英文,只要那些需要用英文的人學好英文就可以了。這大概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以日本爲例子,日本人會說英語的如鳳毛麟角,可是日本各方面的發展都比新加坡進步,而且進步很多。反觀新加坡,要求所有的人都說英語,可是這並不能讓新加坡比日本更加進步。再看看法國和德國的情形就更容易明白了。法國和德國的經濟都比英國發展得更好。英文並不是決定社會發展的因素。

由於母語教育的成功,進而教導學生學習第二和第三種語文,讓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有了成功的基礎。

四 尾聲

馬來西亞人除了懂華文和英文,還懂馬來文,單就這一點說,比新加坡人就更佔“優勢”了。

馬來西亞學生,即使只是小學讀的華校,因基礎好,有閱讀習慣,華文程度比新加坡的高中學生要高出很多。我所教的學生,情況就是如此。

近年來,跨國公司如果需要派人到中國做生意,都比較願意選派馬來西亞人,而不敢相信新加坡人的華文程度。市場的看法勝過報上的自我宣傳。

歐洲人比新加坡更早推行雙語教育,而且非常成功。歐洲的語言眾多,方言更多。歐洲人推行雙語教育時,並不以犧牲母語爲代價,而是確保孩子在十二歲時掌握母語。這是成功的關鍵。新加坡模式的雙語教育制度與此相反。這樣的制度必不爲歐洲人所願意採用。

馬來西亞華校的三語教育,跟歐洲的情形大致一樣。讓學生首先學好母語,再努力學習第二和第三語文,所以能夠成功。這是學生、家長、老師、校長、支持華校的社會賢達,攜手努力的結果。

有一點,馬來西亞華校的校長和老師們都非常明智,就是不採用新加坡的母語教材,也不採用新加坡模式的雙語教育制度。要是採用新加坡的母語教材,孩子必定討厭母語;要是採用新加坡模式的雙語教育制度,那麼,無需多久,馬來西亞華校的大門,即使不被別人關閉,也會自行關上。

在艱難的環境中,馬來西亞華文學校三語教育的成功,真令人讚賞和敬佩。


印尼華文教育浴火重生

記者

在去印尼之前,對印尼所知不多,心裡想到的只是排華,還有些擔憂:印尼本族人對華人是不是很不友善呢?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 1921 – 2008)倒臺後,哈比比(Baharuddin Jusuf Habibie 1936-)繼任總統。他是個改變歷史的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哈比比批准簽署聯合國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法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廢除了蘇哈托在身份證上對華人的歧視,廢除了蘇哈托禁止華人用自己的姓名的法律。他取消了蘇哈托頒佈的華文禁令,批准恢復華文教育。於是華文教育在印尼開始復蘇。這是他在位期間所做的一件很關鍵的事。

他在德國所受的教育,顯然對他的思想有極大的影響。他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人生來平等;他知道什麼是文明。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瓦西德(Abdurrahman Wahid 1940 – 2009)繼任印尼總統。他有華人血統,也是個改變歷史的人。

他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中國,顯然是爲了彌補蘇哈托時期,屠殺華人所留給中國人的惡劣印象。隨後中國也派針灸專家,爲他醫治眼疾。

瓦西德是印尼最大的回教組織,回教教師聯合會的主席。他有華人的血統,這讓他更加明白種族平等的重要。他上任後,極力促進種族平等,廢除蘇哈托的種族主義政策,使印尼社會更加平和;印尼華文教育漸漸蓬勃發展起來。

在整個南洋地區的歷史上,出過三位政治家:蘇卡諾(Bung Sukarno, 1901-1970)、哈比比、瓦西德,全都在印尼。其他如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17-1989)、蘇哈托、李光耀(1923-2015)等等,都是政客,一丘之貉。

蘇卡諾、哈比比、瓦西德是政治家,因爲他們有政治哲學,尊重人的尊嚴,關心平民百姓,有維護文明的精神。

哈比比、瓦西德都不戀棧政權,來去瀟灑,仿佛專爲蒼生,從天而降。蘇哈托即使臥床不起,也想死抱住政權不放。不僅貪贓枉法,更殺人如麻,是個亂世魔王,但他贏得李光耀的讚賞,成爲好朋友。

馬科斯、蘇哈托、李光耀等等是政客,因爲他們沒有政治哲學,只有手段;心中沒有平民百姓,只有政權和金錢;無論做什麼事都出於私心,爲了私利;從不尊重人的尊嚴,更不知文明爲何物。這三個人背後都站著美國人。

印尼華文教育復蘇的第一個難題是老師不足。在蘇哈托上臺之前,印尼的中小學華文學校一共有一千六百多家。有的人預測,如果印尼的華文學校逐漸恢復到之前的數量和規模,大約需要十萬名老師;也有人預測大約需要八萬名老師。無論是哪一種預測,所需要的老師都數以萬計。

我們到棉蘭的時候,參觀了一家原本的華文學校。這家學校的規模很大,有兩個校園,開設幼稚園、小學、中學。幼稚園有一間獨立的教學樓,樓高四層,有一千多個孩子。兩個校園共兩萬多個學生。

校內的風氣很好,學生上課時都安靜聽課,很像新加坡以前的華文學校。不過,時代畢竟不同了,尚無法恢復以前的華校;目前是過渡時期。這間學校,現在的教學語言主要是英語,華文是必修科目,另外,也學印尼文,實際是三語學校。因爲是華人出資辦學,重視華文,有別於官立學校。目前的華校是指由華人辦的私立學校。

報讀這樣的學校,學生都得交學費。儘管如此,還是爆滿。其中,有不少是印尼土族學生。他們要是上官校,就一切免費,但是家長還是把他們送來華校,爲的就是讓他們學華文。有的班上,將近一半是印尼土族的學生。這跟馬來西亞的土族報讀華校的情形很相似,跟新加坡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新加坡只鼓勵學生學英文,不鼓勵學生學華文,以致學不好華文的學生討厭華文,千方百計不要學華文。印尼和新加坡的實況正好相反。

我們遇到從雅加達來的李先生。他說:“你們要是到雅加達來辦華文學校,一定爆滿。想學華文的人很多,就是找不到華文老師。”

我們也參觀了一家補習中心,所請的華文老師,約有三分之一是印尼土族。有一位老師原本是蘇門答臘的馬達族人,已移居爪哇。她很年輕,二十多歲。

“你是在哪裡學華文的呢?”
“臺灣。”
“學了幾年?”
“三年。”

雖然只學了三年,說話很流利。有的新加坡人學了五十年也沒有一半這樣的水準。

她的口語還帶一點臺灣口音。字寫得很漂亮,還是繁體字。我從沒看過新加坡三十歲以下的華文老師,可以寫出這麼漂亮的字。他們寫的字,就像雞在地上爬所留下來的印跡,七零八落。

練習寫字,是學華文不可缺少的訓練,但是,現在的新加坡華文教學,不僅不鼓勵學生寫字,而且還儘量避免讓學生學寫字,怕學生太辛苦,家長投訴。這是新加坡學生學不好華文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些印尼土族華文老師,喜歡學華文,也努力學華文,並以教華文爲職業。這種精神是討厭華文的新加坡人所夢想不到的。從六十年代以來,李光耀就處心積慮,消滅華文,只留一點來收買選票。

印尼今天的華文教育蓬勃發展,可是回首過去,在蘇哈托統治下的三十三年,真是暗無天日。華文全面被封殺,遊客連華文報紙都不得帶入。

林先生從商,現在是學校的董事。他回憶說:“我們家,爸爸請一位華文老師來教孩子學華文。是偷偷學,不敢讓人知道。”

何先生也是學校董事。他學華文的情形很不一般。“我不是在家裡學的華文,是在教堂裡學的。教堂裡有華語佈道,我去聽。因爲我會說閩南話,學華語一點都不困難。”

“你要是早一點告訴李光耀就好了,叫他不要消滅方言。”何先生大笑起來。

這不是笑話。華人無論會說哪一種方言,學華語都很容易。只有李光耀認爲必須消滅方言才能學好華語,因爲他不懂方言。在官僚政客眼中,只有利益,沒有文化。

我們還到課堂上看老師教課。學校採用的是新加坡的課本,因爲沒有更加合用的課本。

“中國大陸的課本不合適,臺灣的也不合適。我們也不想有政治問題,所以就採用新加坡的課本。”老師這麼說。

新加坡的課本,用在新加坡都不合適,老師教得吃力,學生學得也吃力,事倍功半,讓印尼學生用就更是如此了。印尼很需要適合當地學生的華文課本。

印尼現在恢復華校的辦法是:讓學生華文、英文、印尼文,三語都學。教學分量比例是:華文六成,英文和印尼文各兩成。華教界希望讓這個比例成爲標準。

現在的教育往往成爲商業活動。雅加達的一間華校,經校友多方努力,捐款復校,不幸,校友會主席是個生意人,迷惑於新加坡教育的鈔票包裝,邀請新加坡一家女子中學來合作,辦成國際學校。他甚至於把原本的校名也改了,用新加坡的校名來命名國際學校,破壞自己學校的傳統。他顯然因爲無知而誤以爲“國際學校”是“國際聞名的學校”、“有國際地位的學校”。

有好些校友反對廢除校名。他卻說:“文明要創新,展望未來,更具宏偉的國際視野,培育廿一世紀的世界級優秀人才。”他的想法很特別,以爲把先賢創校時定的校名廢除了,改用新加坡的校名,就可以變成世界級的學校,培育世界級的優秀人才了。

新加坡派來的校長,對他吹牛說:“辦成首都傑出、頂尖的中小學。”當地記者問她:“怎樣成爲頂尖學府?頂尖學府的標準是什麼?”

她回答道:“從小學、初中到高中,都強制學習英、華、印三語教學,基本以英語佔60%,華語在小學佔30-40%,中學20-30%,印尼語10-20%。全部學生從小學到中學,都安排參加漢語水準考試(HSK 1-5)和IPSLE與IGCSE(初中),高中則參加劍橋A-Level考試,高中畢業後,都可以進入全世界排名最好的100所大學深造,這100所頂級大學包括西方歐美大學、東方中國和印尼三所最好的大學。”

這分明是在吹牛。參加這些考試就可以成爲頂尖的學校了嗎?考完這些試就可以進入世界頂尖的大學嗎?只有中國的大學,如北京大學,優待外國人,會收一些無法考進去的外國學生。名義上是進入頂尖大學,實際是上補習班。

新加坡的學校,年年考,月月考,幾乎每個星期都在考,難道新加坡的學校都變成世界頂尖的學校了嗎?新加坡的學校只有考試,沒有教育。她的思維是十足新加坡式,只懂考試,不懂教育。

這間學校的校友,千方百計要復校,新加坡派來的校長卻把英文教學分量定爲60%,反客爲主。

把新加坡腐敗的教育制度出口到印尼,連當初爲了關閉南大而設立的不倫不類的初級學院制度也出口到印尼來。這都只是爲了賺錢。真是罪過!

當地記者又問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有何優點?她說:“新加坡實行了優秀的雙語制度,經過不斷改革調整,培育了大批懂雙語的優秀學生,素質比鄰國更高更好,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

這是十足的假大空,反映出新加坡人狂妄自大的心態。因爲有錢,所以狂妄自大,以爲自己天下第一。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是徹底失敗的,只有官家才會說成功。新加坡人的雙語能力,根本不能跟同一專業的馬來西亞、香港、臺灣、大陸人相比。再說,雙語教育,歐洲人兩百年前就開始了,並非新加坡的發明。現在有哪個國家不推行雙語教育?爲什麼新加坡失敗的雙語教育制度卻特別優秀?

所謂“國際學校”,是對“當地學校”來說的。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有許多國際學校,因爲有外國公司派來工作的人,他們的子女需要不同於當地學校的教育,所以有國際學校。因爲有不同國家的學生就讀,所以叫做“國際學校”,絕不是“國際聞名的學校”,也不是“有國際地位的學校”。

這類學校的學生,一般素質不佳,而且難於教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學校。新加坡就有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日本等等國際學校,對學生的要求不多,有的連作業也沒有。新加坡的這些國際學校不可以接受新加坡學生報讀,只能接受外國學生。只有新加坡學校附設的國際學校可以接受本地學生。

香港有一些國際學校也接受當地學生報讀,一般所收的都是進不了香港當地學校,素質較差的學生,學費昂貴,是很好的生意。

一般國際學校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 這些醜陋的新加坡經濟動物,要是自己出錢到印尼辦國際學校賺錢,倒也無可厚非。他們卻把魔爪伸向剛剛復辦的印尼華文學校,真是令人髮指!這完全違背了印尼華人恢復華文教育的宗旨。以一無是處的新加坡“雙語教育”模式,污染印尼正在復蘇的華文教育,真是罪過!

新加坡這些年來,一直鼓吹把醫療和教育發展成賺錢的行業,賺外國人的錢,也賺本國人的錢。現在又把這種腐敗的思想出口到印尼,給印尼剛剛復蘇的華文教育帶來災害,罪不可赦!

我們一路上都很注意印尼土族和華人的關係,所得印象都很好。印尼雖然是世界上回教徒最多的國家,但也並不是所有的印尼土族都是回教徒。大家見面,有說有笑。有的土族還會說閩南話、潮州話。大家一起說方言,格外親切。

我們到一家咖啡店吃午飯。門口有三個小販攤位,兩個華人經營,一個印尼土族經營。華人攤位賣豬肉食品。顧客在同一家咖啡店內午飯,什麼人都有,大家都不介意別人吃些什麼,氣氛和諧。這樣的和諧氣氛,存在於生活中,跟新加坡的廣告宣傳大不相同。

印尼回教界對華文教育的態度又是怎麼樣的呢?

從泗水來的張先生說:“中國的興盛,改變了回教界的態度。現在中國是一張牌,以前不是。現在的回教長老呼籲年輕人不要到美國去讀書,到中國去讀書,因爲《可蘭經》裡說,要得到智慧,就到中國去。回教長老認爲,這句話指的是這個時候,所以呼籲年輕人到中國去讀書。現在在中國讀書的印尼學生有九萬多人。”

“他們都是去學華文的嗎?”

“不一定。他們主要想學實用的科技,如礦業科技、海洋工業科技等等。”

這樣的情況,是以前所無法想像的,足以令唯美國的馬首是瞻的新加坡政客膽戰心驚。他們心中只有美國,要是沒有美國,就沒有靠山了。世界天天在變,只有新加坡不變,只想世世代代當美國的跟班。

我們還參觀了一間正在興建的華文學校,是由原本兩間學校合建的。

在蘇哈托時期,兩間學校都被沒收了。一間改爲政府學校,一間拆了,賣給私人用於商業。當時校友都分散了,有些逃到香港,從事商業。蘇哈托倒臺後,分散了的校友又重聚在一起,商討復校的事。靠校友熱心捐款,慢慢累積資金。在得到熱心人捐獻一塊土地後,著手興建。先建幼稚園和小學,以後再建中學。

我們參觀的時候,初期校舍還沒建好。還需要一些資金,正在籌備。校友們復校的精神,令人難忘。

多少年前,我們的先賢就依靠這種精神,在會館和寺廟裡辦學校,讓這種精神代代相傳,直到今天。

民族教育,離不開這種精神。就是這種精神,讓印尼的華文教育,在劫後的灰燼中,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的印尼華文教育,所面對的最大困難便是師資缺乏。這正是當初南大初創時,南洋華文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要在短期之內解決這個問題,便只有辦網上南大了。


李光耀心中的英語情結

春秋

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態有密切的關係,其言行是其心態的反映。其心態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關。本著這樣的思路來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英語不會被取代》(譯文刊於六月二十八日《聯合早報》)。這篇文章的內容並無新鮮之處。一個九十幾歲的人爲什麼還要寫這樣的文章來老調重彈呢?這樣的文章要是發表在新加坡報紙倒是有作用的,因爲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語言政策是先知卓見,可是這樣的話題對美國人並無意義,因爲美國人不會在這個時候考慮英語會不會被取代。

這篇文章,對於瞭解李光耀的心態很有幫助,因爲反映出他內心的兩點憂慮:

其一,他的內心深處有個英語情結;
其二,他擔心有一天英語被取代了,華文教育又再回來。
在瞭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維、政策之前,先瞭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態。在李光耀以往的歲月中,經歷了四個語言時期:

年齡 時間 語言
一期 1-18 1923-1941 峇峇馬來話 峇峇英語
二期 18-22 1941-1945 日語
三期 22-40 1945-1963 英國英語
四期 40-91 1963-2014 美國英語

李光耀出生在一個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語是峇峇馬來話,也就是峇峇話。這是一種馬來話和閩南話混合的語言,而以馬來話爲主,所以是馬來話的一種方言(以下參看《新加坡的同化運動:1959-1989》第一章)。

早期從中國南來的移民中,以閩南人爲多。這些移民學馬來話時,難免參雜自己的家鄉話。這就是峇峇話的來源。雖然峇峇話是閩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閩南人如:廣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爲大家與馬來人及印度人溝通的語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進英文學校就讀。這第二代峇峇人學說英語。

他們所說的英語也是帶峇峇腔調的,就是峇峇英語。這些會說英語的峇峇人成爲學校裡的英文老師後,峇峇英語便得以在社會上傳播。這就是現在常常聽說的“新加坡英語”的來源。

雖然峇峇英語並不高明,但是,這樣的英語卻是峇峇子弟在學校的“第一語言”,並成爲他們日後的“工作語言”,讓他們可以直接和英國人打交道,成爲買辦集團,發家致富。

靠英語發達起來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馬來人、印度人、中國人,自恃英語而養成傲慢自大的心態。中國人對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國人之中,有些經商務農而致富,超過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國人與峇峇人之間的敵視與仇恨。

因爲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語起家的,而峇峇話卻是馬來話,所以往往不以此爲榮。他們更常說英語,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讚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後的歲月裡,絕口不提他的母語,只在自傳中一筆帶過(見《風雨獨立路》第三章):

我在家跟父母講英語,跟外祖父外祖母講峇峇馬來語(混雜華語詞彙和語法的馬來語)

他的媽媽的母語來自外祖母,外祖母說的母語是峇峇話(峇峇馬來語),所以媽媽的母語也自然是峇峇話;媽媽傳授給他,所以他跟外祖父外祖母說峇峇話。

李光耀的母語雖然是峇峇話,但峇峇話並不是他上學後的“第一語言”。他就讀英文學校的“第一語言”是英語,所以跟父母說英語,也就是他後來口口聲聲說的“工作語言”。李光耀常常引以爲豪的就是他的峇峇英語。

由於李光耀的母語是峇峇話,他所說的英語很自然的帶峇峇腔。雖然他在劍橋讀書那幾年,多少學了些劍橋地方的腔調,卻始終無法掩飾他的峇峇腔。他寫英文時,當然可以學英國人,但他並不是一個語言天分極強的人。他寫英文的能力雖然比一般受華文教育的人強,但並無突出的個人風格,也欠缺文采。他畢竟不是泰戈爾,也不是邱吉爾。

華人受華文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他眼中,華人受華文教育,所以是低等的,只有峇峇人受英文教育,才是高尚的。受華文教育的人,無論多傑出,在他眼中都是劣質貨。他繼承了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基因,催化他手中的絕對權力,讓他腐敗,變成瘋狂的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

儘管李光耀說英語帶峇峇腔,他在面對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時,始終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繼承了峇峇人對非我族類的怨恨心理和优越感,加上他先天囂張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見《李光耀飄洋過海倫敦補遺》,刊新加坡文獻館),显出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的傲慢。在掌權之後,很自然的獨尊英語,关闭所有馬來文、印度文、中文學校,只准辦英文學校。

他早年的生活和家庭背景,在他的內心深處留下個難解的英語情結。這對他日後從政造成巨大影響。

一個人的母語,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爲重要,就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樣。李光耀的母語本是峇峇馬來話,但是爲了實利,他棄之如草芥,改以英語爲“家庭語言”,也就是孩子的母语。即使爲了選票而把孩子送進華校,仍然一家全說英語。這是他重功利,輕情義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爲他早年的這段經歷,在他牢握政權之後,強迫所有華人改以英語爲“第一語言”,進而用爲“工作語言”,最後成爲“家庭語言”。華文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整個體系就這樣被銷毀。

他不僅銷毀華文學校,也銷毀了馬來文和印度文的學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習慣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輕情義。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會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個時期中,重功利,輕情義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一九四一年,日本佔領新加坡,前後約三年零六個月。雖然時間不長,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卻十分重要,奠定他對權力的觀念,施政的手段。通過李光耀的回憶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見《風雨獨立路》第四章):

1月31日上午八點左右,莫里斯·貝克和我坐在萊佛士學院行政樓的欄杆上值勤。53年後,即1995年,貝克還記得當時戴爾教授繞過牆角,朝我們走來,準備到他的辦公室去。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天崩地裂的爆炸巨響。我們都給嚇得目瞪口呆。接著我脫口而出說:“英帝國的末日到了!”戴爾教授聽見我的話,但把頭轉開,繼續往前走。

萊佛士書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軍轟炸了,他並不感到悲傷,也不感到憤怒,只是聽到爆炸聲感到害怕而已。他對自己的母校毫無情義。這在他後來掌權之後,更加明顯。一九七二年,李光耀把萊佛士書院搬走,隨後拆掉,讓出地方來建旅店和購物商場。他顯然對自己的母校毫無感情,就像她當初拋棄自己的母語一樣。

萊佛士書院在一八二三年創立,是新加坡第一間書院,校舍屬於歐洲新古典主義建築,最不應該拆掉。雖然其地皮值錢,亦應保留。旅館和商場可以建在別的地方。跟萊佛士書院緊鄰的聖尼格拉女校、萊佛士酒店、聖約瑟書院、公教中學、道南小學等古雅建築都得到保留,爲何單單拆掉萊佛士書院?更何況萊佛士書院是他的母校。或许是他當初就讀萊佛士書院時有不好的記憶,非得拆掉不可。單就這一點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這種本性導致他日後強迫別人改變母語,封閉別人的母校而不當一回事。

郭鹤年是李光耀的中学同学。他回忆说(刊于2015年3月27日《星洲日报》):

他擁有非常強烈的領導特質,面部和身體語言都讓人敬畏,他非常確定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性格果斷甚至無情。……當時我們的關係並不十分親近,少年李光耀總是充滿戰鬥力,想要贏得所有的口舌之戰,他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的人。

李光耀天生“性格果斷甚至無情”,不“讓人覺得溫暖”,一旦掌权便十分可怕了。

日本人佔領新加坡,政權轉換了。這給李光耀帶來機會。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軍轟炸的時候,他不禁“脫口而出說:英帝國的末日到了!”他當時心裡必定在盤算著如何在新政權的管制下,升官發財。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用功學日文。他回憶說(見《風雨獨立路》第五章):

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日語字母的楷書)和平假名(日語字母的草書)。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爲我的主人,爲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爲第一批學生。課程爲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爲它沒有四聲。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面,日文顯得更加複雜。

日文班畢業典禮在皇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舉行。日本皇曆是由日本傳說中的第一個朝代建立時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時鐘撥快一個半小時,改爲東京時間。我們朝東京日本皇宮的方向深深鞠躬,並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峇峇人原本以爲是高人一等的英国皇民,就讀英文學校,以英文爲“第一語文”和“工作語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讚歌。英軍潰敗後,李光耀趕緊看風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拋開一邊,正如他前此拋開自己的母語一樣,下定決心學日文,爲日本皇軍服務,以日文爲“第一語文”和“工作語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讚歌。

他用了三個月苦學日文,考試及格。在他的一生中,從未這樣認真學過華文。他學華文學了五十多年,至今還是不及格。這反映出他重視日文遠超過華文的心態。即使是在七十年後回想陳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詆毀華文:

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爲它沒有四聲。

日文是世上最難學的語文。單是字母就有五十個,而且分兩套。“片假名”和“平假名”並不僅僅是“楷書”和“草書”的區別,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來拼寫外來語音,平假名用來拼寫日語音。所用漢字每一個都有幾個讀音。按照日語音來讀,叫“訓讀”,按照漢字原本讀音來讀,叫“音讀”。這音讀的音又隨當初傳入日本的時間而異。大約六朝時候傳入日本的讀音叫“吳音”,唐朝時候傳入日本的讀音叫“漢音”,宋朝以後傳入日本的讀音叫“唐音”。

日文有兩套字母,又有漢字,每一個漢字又有幾個讀音,是最難學的語文,沒有一個語言學家認爲日文容易學,而李光耀偏偏說“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他並不是一個有語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覺得日文較華文容易學,那是因爲他是有目的而學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試及格。他從來都不曾認真學習過華文,只是想學“講華語”,所以學了大半輩子都學不好。他從不忘記故意詆毀華文,爲自己的語言政策辯解。

他認爲華文難學的原因是因爲華文有“四聲”。他大概不知道,離開新加坡不遠的鄰國,泰國、越南、緬甸的語言都是有聲調的。這幾個國家的語文也難學嗎?他對語文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卻常常以專家自居,說孤陋寡聞的話。這一點,他百年不變,雖風燭殘年而仍不忘隨時隨地詆毀華文。

李光耀學了日文後,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進步了,便爲新主人,日本皇軍收集情報(見《風雨獨立路》第五章):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日本“報導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徵聘廣告,要聘請幾個英文編輯。當時,“報導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徵,……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線電操作員負責接收。

這時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語文”,也是“工作語文”。在李光耀的觀念中,工作語文遠比母語重要。日文在他的一生中,也遠比華文重要,華文從來都不是他的“第一語文”,更不是“工作語文”,只是“選票語文”,偶爾講幾句來拉選票。

他給日本皇軍收集情報,讓皇軍利用來殺害數以萬計的人,尤其是受華文教育的抗日遊擊隊人員(見《李光耀事不關己不勞心》,刊新加坡文獻館)。

由於他的本性重功利,輕情義,他並不認爲替日本皇軍收集情報是可恥的事。他完全無視漢奸的罪名,只求一時功利。他掌權之後,就以這樣的觀念來教導新加坡的下一代,導致新加坡人成爲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 爲什麼戰後他從不說一句譴責日本侵略的話,爲什麼他擔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獻計獻策,爲什麼在釣魚島問題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他給日本人服務,對他還有更重要的影響(見《風雨獨立路》第七章):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爲、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瞭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瞭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

他學習日本皇軍的殘暴手段,瞭解權力的重要,日後當政時,就用來對付反對他的人。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反對他的人送入監牢,殘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嚇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逼迫服從,以達到統治的目的。日本皇軍是他的老師。他稱讚皇軍說(見《風雨獨立路》第七章):

他們建立一種制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聖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我知道,關於誰說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爲,甚至改變效忠物件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我說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著,便是強迫人們作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適應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價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一九六五年以後,他要所有新加坡學生和軍人,天天念“信約”,宣誓效忠,就是從日本皇軍那裡學來的。他的“信約”就來自日本天皇的“聖旨”。日本皇軍要平民、士兵和學生都“背誦天皇聖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他要全體學生與軍人背誦他的“信約”,對他效忠。就是這樣的思想,驅使他後來提倡儒家思想,讓年輕人培養忠君思想。

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個目的:“要人們服從”,接受他的“語言、習慣和價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他絕沒想到,今天最反對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約”,信誓旦旦的年輕一代。

一九四五年,正當李光耀投靠日本人,爲皇軍收集情報的時候,日本戰敗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風使舵,投入英國人的懷抱。

這段歷史,李光耀完全不提,至今還是個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大致肯定的,那就是:他把日本陸軍的情報交給英國人,以便將功贖罪,免受懲罰,並且讓他到英國讀書,樣樣受優待,並在後來扶持他登上政壇(見《李光耀爲何登上大不列顛號》,《去問李光耀是不是英國代理人》及《是英國人選擇了李光耀》,刊新加坡文獻館)。

李光耀去英國時,還得到另一個叫陳崇秋的漢奸的幫助(見《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刊新加坡文獻館)。

這是李光耀的第三個語言時期。他的“第一語言”和“工作語言”又變成了英語,用回第一個時期的語言。這在他無需多大改變,只是效忠的對象由“日本天皇”改爲英國國王,所唱讚歌由《君之代》再改爲《天佑吾王》。

這個時期的語言改變,在他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他在這方面已經驗豐富。

第一期的時候,他還是個學生,還來不及躋身買辦集團,英國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現在英國人回來了,他便趁機倒入英國人的懷抱,爲日後掌權鋪路。

英國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長喬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經對李光耀說: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優秀的英國人。

這個時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得到英國人的扶植,登上政壇,實行他在日治時期學到的利用權力的手段。這在他個人未必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卻是禍。他一上臺就展現權力,迫害反對的人,就如皇軍以殺人爲樂一樣。他對權力極度迷戀,即使九十高齡的今天,已經沒有精力出席國會,卻仍然當國會議員,死抓住權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權力就會被遺棄,甚至於被清算。

權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英語是他追求權力的工具。他在這個時期獲得的政治權力,讓他變爲更加瘋狂的英文沙文主義極端分子。

好景不長,二戰之後,大英帝國的太陽漸漸日落西山,無法維持海外的軍事基地。

一九六三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幾塊殖民地組成馬來西亞。這是英國人惡毒的計畫。

李光耀按照英國人的意指,依據英國人制定的“內部安全法令”,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數以千計手無寸鐵的反對者,無期監禁,殘酷虐待。這是他從日本皇軍那裡學來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爲他的手段毒辣,贏得英國的納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領袖 John Tyndall(1934–2005)的讚賞。他說,他最崇拜三個人:希特勒、皮諾切特、李光耀。這三個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馬來西亞組成後,李光耀又面對語言問題。

馬來西亞的“第一語言”和“工作語言”都是馬來語。李光耀的母語雖然是峇峇馬來話,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談,在官方的場合不管用。他堅持新加坡的“第一語言”和“工作語言”都是英語。

他的權力欲望無限膨脹,他要當馬來西亞的總理(首相)。這導致他和馬來人之間的衝突(見《李光耀的擺平政治思維》,刊新加坡文獻館)。

馬哈迪回憶說(刊於2015年3月28日星洲日報):

“我可能看錯,但我懷疑李光耀曾有當大馬首相的念頭。對李光耀來說,新加坡太小,不足於讓他發揮`巨大’的才華。”……

他指出,東姑阿都拉曼對李光耀感到很失望,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在新加坡活動,卻選擇在大馬參加1964年全國大選,不過最終遭受重挫,只贏得1席。……

他聲稱李光耀在1964年時,違反了與東姑之間訂立的“非正式協議”。在有關協議下,李光耀所屬的人民行動黨應該把其影響力限制在新加坡,而不得“越界”到馬來半島或東馬。

他說,但在1964年大選,人民行動黨曾試圖越界到這裡來,他們用的口號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給人的印象是華人受到了威脅,彷彿馬來西亞只屬於馬來人。

“這種情緒是由李光耀宣揚的,東姑看到了裡面潛在的危險,所以他決定分開新加坡及讓它獨立。”

李光耀一生不擇手段,當然不把跟東姑的君子協定當一回事。他傲慢自大的心態,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派到大的候選人幾乎全軍覆沒。這終於導致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成爲獨立國家。

這個時候,他前此的兩個主人,日本天皇與英國君王都已回到遙遠的老家去了。他必須另外找個新主人做靠山。美國是很自然的首選。美國也需要新加坡來控制馬六甲海峽,一拍即合。

從此,他開始面對美國英語,進入他的第四個語言時期。美國英語雖然有自己的腔調,但和英國英語溝通並無困難。李光耀不必學美國英語的腔調,在面對說美國英語的人時,靠他的峇峇腔英語便足夠應用。

一九八〇年,他關閉南洋大學之後,新加坡的整個華文教育系統從此消失,新加坡成爲英語單一語言的國家。這很讓美國人放心。李光耀當然也更加放心。

一個讓他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突然出現。鄧小平就像漢朝的光武帝,領導中國中興。他更沒想到的是,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即將趕上美國,而且很可能不久就超過美國。

李光耀面對這樣的局面,當然十分擔憂。他消解憂愁的辦法很獨特,只有他想得出。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到中國去獻策,希望中國走新加坡的路;一方面到美國去獻計,給美國打氣,鼓勵美國重回亞洲制衡中國。只要美國人回來,他就感到安全了。

在二〇一三年的敘利亞危機時,美國又想發動另一場伊拉克戰爭,所幸普京挺身而出,制止美國的侵略。這次危機是個分水嶺,顯示美國的影響力從此向下滑,逐步走上大英帝國的老路。

這樣的局面當然令李光耀憂心忡忡,而最令他擔心的,恐怕不是美國的生產總值縮減,而是華文教育復興。華文可能有一天取代英文,成爲國際第一大語言。就是這樣的心態驅使他在七月份的《福布斯雜誌》上發表《英語不會被取代》一文,給美國人打氣。

坊間有個傳說,李光耀曾經向鄧小平建議,放弃中文,把英文定爲中國的官方語文,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果真有此事,可以反映他心態的兩個方面:

其一,他希望中國像新加坡一樣,變成英語國家。這樣,華文教育就永遠都不會在新加坡復蘇了。

其二,在他靈魂深處,隱藏峇峇人傲慢自大的基因。他想以夜郎國君之尊給中國制定語文政策,以確保華文教育不再回來。

他在《福布斯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英語不會被取代》裡說了些什麼呢?這篇文章的內容十分可笑,雖然如此,卻是他內心最真實的反映。

就文章論文章,其文思混亂,近於語無倫次,幾乎一無是處。文章的題目是《英語不會被取代》,分上下兩節。

上一節的內容和題目大致相關,只是最後一段說到新加坡的雙文化精英,和題目無涉。

下一節說“中國的衝擊”,並希望美國長期在亞洲制衡中國。這兩個話題都深藏在他心中,是老調重彈,但都和題目無關。這顯示出他面對目前的局面時,內心混亂不安。可是他無自知之明,日後必定還會再寫這樣的雜亂文章,向美國人獻計獻策。文中的主要論說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說英語不會被取代的原因:
其一,英國通過殖民地和工業革命把英語帶到世界各地。
其二,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使到英語成爲許多國家的第一或第二語言。
其三,要這些國家改用別的語言如法語和西班牙語很困難。

第二部分說華語不會取代英語的原因:
其一,中國歷史上沒有留下殖民地。
其二,華語有聲調,很難學。
其三,漢字很難學,因爲漢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組成,沒有任何拼音或符號來說明某個字要用哪個音。”
其四,“中國不同地區的人沒有多少懂得雙語,因爲他們的方言非常不同。雙語在歐洲人當中更爲普遍,因爲歐洲的許多語言都源於拉丁詞根。”

李光耀的這篇文章是寫給美國人看的,可是美國人目前並沒有英語即將被華語所取代的擔憂。 這樣的論題對美國人並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卻如實反映出他內心的狀態。只要他在生一天,就會擔心華文教育復蘇一天。這是他心靈深處的黑暗面。

消滅華文教育是他一生最大的罪惡。如今風燭殘年,心裡必定擔憂有一天被清算。唯一能讓他心裡好受些的,不是寫這樣的文章,而是真誠懺悔。

第一部分的三個理由雖也有些道理,但都很表面。因爲他對語言問題很外行,所以只能說些外行話。

照一般情況,“第一語文”就是“母語”,只有新加坡例外。

別的地方的人,母語是由媽媽決定的,只有新加坡人的母語是由李光耀決定的。這是李光耀模式語言政策所造成的,而他的語言政策是依照他的英文沙文主義心態來制定的,所以新加坡人的“第一語文”並不是“母語”。

既然一般“第一語文”就是“母語”,那麼,英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紐西蘭人都不可能放棄母語,改說法語或西班牙語,所以他的第三個論點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按常理,“第一語文”是“母語”,是不會改變的,但是,第二語文是會改變的。李光耀大概不知道,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都正在把華語定爲第二語文,取代原先的法語或西班牙語。或者正因爲他知道了,所以才心慌。

一種語言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高低,是由受高等教育的人決定的,不是由一般市井百姓決定的。這是因爲高等教育傳授新知識,而知識是由語文傳播的。傳播新知識的語文其地位就自然比較高。至於一般市井百姓,學不學外語都沒有什麼關係。到菜市場買菜,到雜貨店買日用品,到咖啡店閒話,都不需要說外語。

一般社會,只要十分之一的人懂外語就已經很足夠。

就中國來說,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一億三千萬。這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中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需要這麼多懂外語的人,而一般人也不需要靠外語生活。

就新加坡而論,以本國人口三百萬計算,十分之一是三十萬人,如不夠,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十萬人,准夠的了。李光耀斷定全部人都得說英語,經濟才能發展,純出於英文沙文主義的偏見。

什麼人需要懂外語呢?接受和傳播新知識的人,尤其是科技界的人,以及發展對外經濟的人,主要是工商業界的人。到菜市場買菜,到雜貨店買日用品,到咖啡店閒話,爲什麼得說英語?如果說,只有全民說英語經濟才能發展得好,那麼,日本、德國、法國等等國家的經濟該怎麼辦?英國人全都講英語,爲什麼經濟發展反而沒有日本、德國、法國好?李光耀常說“沒有英文就沒有新加坡”這類幼稚的話,正反映出他的英文沙文主義心態。

在二戰以前,世界科技的重心在歐洲,法國和德國最先進,法文和德文是當時科技的主要語言,比英文更重要。一直到今天,在歐洲大陸,法文和德文是通用的語言,仍然比英文重要。法國人即使會說英語,也不願意說。

工業革命(約在十八世紀中葉)雖起源於英國,但很快就傳到歐洲大陸。

日本在明治維新(1860年代)時期,開始輸入歐洲工業技術。

當時,日本模仿的對象是德國,不是英國。日本人的第二語文是德文,不是英文。清末到日本去的留學生,如魯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84)、郁達夫(1896-1945)等人,除了學日文之外,還學第三語文(日本學生的第二語文),即德文。直到二戰以後,日本才放棄德文,改以英文爲第二語文。

從清末到民初這段時間,日文在中國高等知識份子間的地位,也遠高於英文。

如果再向上推幾百年,到文藝復興(十三至十六世紀)時代,歐洲科技的中心在義大利。義大利文是當時歐洲最重要的語文,不只是科技,人文亦然。

俗話說:“花無百日紅”,語文也一樣。無論哪一種語文,其地位都不會永遠不變。改變語文地位的因素,主要不是歷史上有多少殖民地,而是這兩個因素:科技和經濟。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在科技和經濟兩方面都逐漸領先世界,這就造成英文的地位大大提高,超過了法文和德文。如果有一天,美國在科技和經濟兩方面都走上大英帝國的老路,那麼,英文的地位就必定下降。華文會不會取代英文,成爲第一大語文,也取決於科技和經濟這兩個因素。

在清朝中葉以前,中國是科技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馬可波羅時代的歐洲人十分嚮往中國。唐代是中國發展的高峰。今後的中國會不會像唐代一樣輝煌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一天必定如此。到那時候,中文的地位也必定大大提高。

李光耀目睹中國科技和經濟的復興,心裡自然十分驚慌。他說:“英文不會被取代”。這是他說來安慰自己的話。他也想這樣安慰美國人。

他的這篇文章,實在不十分高明。 思路混亂,一大半文不對題,反映出他的內心重重擔憂,生怕有一天華文超越了英文,華文教育得以在新加坡復蘇。

他說的華語不會取代英語的四個原因,幾乎都和題目無關,內容近於胡說八道。

其一,中國歷史上沒有留下殖民地。

中國的確在歷史上沒留下殖民地,但這並不是中文地位無法提高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在歷史上留下許多殖民地。南美洲人說的主要便是西班牙話。西班牙話前此是歐美國家的主要第二語言,可是,現在正讓位給中文。語文地位的升和降,主要原因是:科技和經濟。美國人已開始擔憂其科技和經濟,有一天將被中國超越。

其二,華語有聲調,很難學。

李光耀在一九五五年,陳六使先生創辦南洋大學時,開始學華語。那個時候,他已經三十二歲。華語在他是“外語”,絕不是他所說的“母語”。天下沒有哪一個人三十二歲以前沒有母語,三十二歲才開始學母語,如有,必屬怪物。

成年人學任何外語都很困難。華語的聲調,對初學的外國人的確不容易掌握。李光耀的情形正是如此,但是,只要願意用功苦學,也並不那麼困難。羅傑斯的女兒,在新加坡學了兩年華語,就能表達自如。歐美人都能做到,爲什麼李光耀學了五十多年卻做不到?因爲他看不起華人和華語。他的內心深處有個英語情結。

其三,漢字很難學,因爲漢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組成,沒有任何拼音或符號來說明某個字要用哪個音。”

說漢字難學,跟說華語難學是一樣的心態。可是,他忘了他在自傳中說的話:

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

“日文”也用漢字,難道說日文的漢字比華文的漢字容易學嗎?真是癡人說夢話!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個日文情結。

至於他說漢字“由象形字和表意字組成,沒有任何拼音或符號來說明某個字要用哪個音。”這完全是隨意詆毀,就像他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反對他的人一樣。

超過95%的漢字是“形聲字”,“象形字和表意字”不足5%。每一個形聲字都包含一個“聲旁”。這聲旁的功能就是“說明某個字要用哪個音”。他的中文程度很低,照理應該少開口對中文說三道四,但他不知自量,偏偏愛說三道四來誤導別人。他的這篇文章是寫給美國人看的,美國人不懂,他當然可以蒙混過關,也可以安慰自己,但卻誤導了別人,居心不良。

其四,“中國不同地區的人沒有多少懂得雙語,因爲他們的方言非常不同。雙語在歐洲人當中更爲普遍,因爲歐洲的許多語言都源於拉丁詞根。”

歐洲有許多語言,有更多方言。雖然歐洲語言的許多詞語源於拉丁詞根,但在不同的語言中,有不同的變化,未必可以溝通。

法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屬於拉丁語族,其中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較爲接近,多少可以通話,其他的語言就未必了。

英語和德語同屬於日爾曼語族,但彼此不能通話。日爾曼語族和拉丁語族之間也都不能通話。寫出來的書面語,也很不同,不能通讀,還不如中國人和日本人可以借用漢字“筆談”。

中國的方言雖然很多,幸得漢字,大家寫出來的一樣,完全可以借漢字溝通。清朝末年,提倡維新的康有爲、梁啟超,主張革命的孫逸仙,都來自廣東,除了廣東話,他們說什麼話都帶濃重的家鄉口音,其他人不易聽懂,但寫出來都一樣,沒有溝通困難。這一點,顯然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中國人會說兩種方言的人很多。不必遠求,就在李光耀消滅方言之前的新加坡,老一輩人之中,會說兩三種方言的人,比比皆是,完全不必借用英語來溝通。年輕一輩因方言被消滅了,當然什麼方言都不會說,也聽不懂。誠然,雙語在歐洲人當中甚爲普遍,但在中國人中比歐洲人還要普遍。這也是李光耀所不知道的。

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最好閉嘴,但李光耀與眾不同,他特別愛說外行話。因爲他手握大權,沒人敢批評他。這就讓他更加自以爲是,口沒遮攔。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爲什麼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感到恐懼呢?因爲亂臣賊子害怕給歷史定罪。

歷史上推行暴政的獨夫民賊,都害怕給歷史定罪。李光耀到了風燭殘年,內心深處也顯然有這樣的恐懼,害怕歷史對他的審判,可是他並不因此洗心革面,自剖懺悔,而是連續出書作文,爲自己的罪行辯解,希望作《春秋》的人不要將他定罪。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李光耀四十年政論選》附錄的履歷表中,企圖掩飾李光耀替日本皇軍收集情報的罪行:

1942-1945,日本佔領新加坡期間,經歷過大檢證,後被迫擔任日本新聞社翻譯員。

這裡有兩點篡改歷史:

第一,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己申請的。他在自傳中明明白白說“我前往應徵”,並沒有人強迫他。

第二,他不是“日本新聞社的翻譯員”,他是“日本陸軍報道部的情報員”。他當時以爲英國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轉而效忠天皇,爲天皇服務,成爲日本皇民。

他雖然學了三個月的日文,但他不是個有語言天分的人,三個月所學的日文,絕不可能讓他有能力當“翻譯員”,但可以當“情報員”,他只需把收集到的情報以簡單的日文告訴上司就可以了。他的上司是個懂英文的特務頭子。他在自傳中說(見《風雨獨立路》第五章):

我前往應徵,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竹村主持面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皙,滿口美國腔英語。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稱他爲Ji—oh—ji。他不穿日本軍官的制服。原來他是日本軍政府裡的一個文官,有五顆藍星的官階,相當於大尉(上尉),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

給他編“履歷表”的人顯然意識到,替日本人收集情報是當漢奸,所以替他粉飾,說是“被迫”。

爲什麼李光耀敢於在自傳中承認是自己申請的呢?因爲他很清楚,歷史檔案中的資料,總有一天會露出水面,自己承認,或許可以混淆視聽,洗脫漢奸的罪名。

就因爲他爲日軍收集情报,帮助日軍攻擊盟軍和殺害抗日游擊隊有功,天皇因此在一九六七年給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旭日”即代表日本。這勳章是颁授給“對國家有功勞者”。這符合他的皇民身份。

二〇一六年,天皇又颁給他一等桐花大綬章。新加坡民間稱之爲漢奸獎。

這履歷表必定給李光耀審閱過。這樣的篡改也必定是他同意的。他的內心深處顯然是“亂臣賊子懼”。可是,即便如此篡改了,歷史仍然不會放過任何一位亂臣賊子。

與其篡改歷史,著書爲自己辯解,不如誠心做《懺悔錄》。懺悔或可以得世人寬恕,辯解只能令人更加憎惡。他本性邪恶,良知泯滅,永远都不會自剖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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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