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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余山农 第十一章

03/02/19

第十一章 魏雅聆报告书

一 背景

南洋大学从筹办的时候起,便一直遭受逼害,直到关闭。从创办到关闭,共二十余年,实就是遭受李光耀逼害的历史。

李光耀手握两把利器,《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是他刺杀南洋大学的凶器。

表面上看来,《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由林有福政府谋划的,实际谋划的人不可能是林有福,只能是李光耀。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新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要的代理人是李光耀。

林有福材质平庸,没有能力谋划《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么重大的事,英国人也不可能把这么重大的事交给林有福,风险太大。

大权在英国人手中,而英国人属意的是李光耀。这两件大事只能是由李光耀撺掇英国殖民地政府谋划的。这两把利器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英国人与李光耀炮制《南洋大学法令》的主要政治目的,是为了夺取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的权力。

英国人与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对南洋大学提出许多恶意的负面批评,并以此为借口,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为后来的逼害铺路。

一九五九年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政府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检讨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进一步逼害南大。

如果《白里斯葛报告书》可用,就不必撰写新的报告书,如果不可用,就应该废弃。从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到委任新的委员会撰写新的报告书,只隔一天。这是非常荒谬的事。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足见李光耀何其心急,欲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这也可见李光耀在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前,已经跟魏雅聆等人谈好该做些什么,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来逼害南洋大学。《魏雅聆报告书》绝非一份客观的教育报告书,而是政治报告书。

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的任务是:检讨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审定认为必要改组的范畴和程序。

李光耀之所以选中魏雅聆,是因为他略懂华文。童年在福建就读华文小学,并在华文中学读了两年才转到英文中学,再读医学院,成为医生。

魏雅聆是委员会主席,六位委员即: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黄丽松、廖颂扬、连土升、史林尼哇山。其中,翁姑阿都阿芝、黄丽松、史林尼哇山是马来亚大学教师。符气林是一位会计师,廖颂扬和连土升则是《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总编辑。

秘书是谢哲声与关世强。谢哲声是南大商学院教师,关世强则是教育部官员,李光耀的老同学,他也是白里斯葛委员会的秘书。

这些成员中,只有廖颂扬和连土升会为南大说话,其余四位委员和主席,都是偏向李光耀和马大的人,而主席的作用最为关键。他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让他说的话。

李光耀如此匆忙组织魏雅聆委员会,以改组南大,足见他将更积极制定新政策来阻碍南洋大学的发展。

南洋大学为发展华文教育而设立,但李光耀不懂华文,他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以南洋大学为政治问题。因此,一上台就急着通过报告书来改组南大,以求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

魏雅聆委员会是在李光耀的指导下工作的。其报告书则是为了执行李光耀对付南洋大学的新政策而制定。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七日举行,未次会议在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前后不足四个月。第二天,十一月廿一日,完成报告书,前后仍不足四个月,非常匆忙。次年,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发布。

数十年后回看这段历史,魏雅聆委员会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三日成立当天,南洋大学的命运已尘埃落定。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时代背景》(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回顾新加坡教育历史,魏雅聆委员会成立的当日,也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正式没落的开始。

对南洋大学而言,大学的开始时钟和大学的关闭时钟是一前一后的同步跳动计时。回顾南洋大学历史,南洋大学的最终灭亡时刻,早在1959年7月23日己经开始计时。

李光耀手中所挥舞的两把利器,《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一次耍弄,便是在《魏雅聆报告书》中刺向南洋大学。

(二)主要内容

《魏雅聆报告书》共有九章,五十八节。这份报告书的正文只是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改组建议。至于对《南洋大学法》的修订,则另请律师草拟,置于报告书的附录中。两者互相配合,彻底改变南大,让李光耀牢牢控制。

1、南大与马大合并

报告书第一章共四节。其中第四节最为关键,即明确说出李光耀的目的在于关闭南大:

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决定采用何种措施以便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使它能够在提倡本邦高等教育上作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期间内,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讲到这种联系的办法,最好是由包括两间大学及两地政府的代表去厘定。讲到这种联系的性质,我们的意见却不能一致: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确一致认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

这段话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含义:

其一,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如何改进?“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这是明明白白说出李光耀定下的目标。

虽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似乎是保留南大,但这话只是装饰品,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有一条件:“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这个条件实就是南大不可以传授中华文化。言外之意便是南大不能按照创办时的宗旨发展下去。合并之外,别无选择。

其二,南大必须招收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这意思便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让各种中学的学生都能入学。这结果也就是与马大合并。

魏雅聆只是李光耀的傀儡。他的报告书为李光耀定下改变南大的目标。

南大将在什么时候关闭呢?“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之后,也就是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时候。王赓武是李光耀的另一个傀儡。他为李光耀拟定关闭南大的步骤。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就是如何改组南大,以便和马大合并。自1959年的下半年起,南洋大学历史的脚本己经定案。因此,对人民行动党而言,关键性的问题只是如何策划与进行这一个定案。

李光耀不仅诡计多端,而且内心邪恶。他的一生都在逼害反对他的人,从未做一件善事。他的罪孽是给自己家族带来一波又一波报应的根源。

2、否定南大制度

第二章第五节,批评南大的董事会:

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问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顶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这段批评的话更像是李光耀说的。这完全是站在西方的管理制度来批评中国人的管理制度,以为中国人的制度不行,只有西方人的制度最好。

南大的管理制度并非从“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来的,而是千百年来的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的累积。中国人办教育有数千年历史,从未失败,为什么?在企业经营成功的人,回馈社会,创办学校,让晚辈受教育。在古代,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进身仕途,成为国家各级领导人,为百姓父母官。此种价值观念,使中国社会政治平稳安定,人人受益。南大执委会中各成员,对教育并不外行。

那些经营企业成功的人,管理学校亦如管理企业。并非热衷权力,把权霸道,而是为确保教育成功,出钱兼且出力,凡事亲历亲为,此种制度虽有异于西方者,然管理千百年来之学校,无不成功。就以星马而论,华校所培养的学生,帮助华人企业成功发展,社会繁荣,关系密切。反过来说,华人企业的成功,恰恰足以证明华人教育的成功。

以星加坡的教育而论,历来中小学校最成功的是这两类:一是华人宗乡会馆所设立者,一是西方教会所设立者。李光耀政府所设立的中小学校,均远不及上述两类学校成功。这亦可见华人办学的传统制度,行之有效。

即现代企业,创业者亲历亲为,打下根基,使企业成功,一旦退休,交给专家管理,迅速倒闭者,所在多见。

南洋大学的执委会(即董事会),与西方大学的理事会(Council)并无二致。南洋大学之所以能创办成功,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学生,功劳最大的便是执委会诸位创校先贤。即以魏雅聆撰写报告书时而论,当时南大学生与马大学生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雅聆的童年,即在华人所创办的学校受教育。他对南大执委会的批评,如是为了利益而迎合李光耀,非出自其本意,那只是由于他的奴性,如出自其本意,那就只是如唐人诗中所说:“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而已。

这是李光耀一生的心态。他看不起华人,看不起华人的语言,看不起华人的企业,看不起华人的教育,终其一生,夜郎自大。

南大的制度和西方大学的制度不同,就如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一样。看不起中医的西医,只一句话:“不科学”,便把中医一棍打死。然西医医治不了的奇难杂症,而中医有办法者,并不少见。

魏雅聆是个西医,还写过一本比较中西医的书:《中西医学的直接比较》(Medicine, East and West, A Direct Comparison)。对其中差异不应不知道。然据西方大学制度看低南大制度,亦夜郎自大之属。

第二章第六节,亦批评南大的行政制度:

我们的见解是:一所大学的非常复杂的组织,决不是这种行政制度能办得好。一种公认的良好大学行政制度,该是包括有一个理事会(Council)和一个教授会(Senate)的组织,让前者有总揽计量政策的权力,让后者去负责学校事项。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最适合于南洋大学,因此,建议立即采取步骤,按照这办法去改组行政机构。

这也还是褒西方大学的制度,而贬南大的制度。俗话说:“各处乡村各处例”。制度与法例,随时随地而不同,并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

南大的执委会实际与西方大学的理事会相当,至于教授会,或译教务会,乃是管理教务的组织。南大当时虽未设教务会,但并非不理教务,而是把一般教务问题交由各系各院商议处理。各个系对自己的问题,更加了解,处理更加适当。一般教务会包括全校各院系代表,对彼此的问题,未必了解。在讨论外系问题时,往往只能坐在一旁静听不言。

魏雅聆的目的,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其基本政治目的就是要解散大学现有体制与人事。新体制新人选的结果,就意味原大学体制与人事全盘改革。

这是李光耀谋求全面控制南大的重要一步。

3、以资助换取控制权

南大是华人创办的大学,帮助减轻政府的负担。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华人,政府资助华人创办的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李光耀却以资助南大为筹码,换取控制权。

第三章共有五节,检讨南大财政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由政府资助南大。
我们也建议政府应按照下列方法辅助南大:首先拨款补足预算不敷的数额;其次,供给助学金予家贫而学优的学生及供给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俾他们能在当地或往海外深造。此外,政府也可以考虑拨给辅助基金,以配合公众人士的捐献数目,藉以鼓励及维持公众人士对南大的支持。……

我们经把财政条款包括在我们所拟议的修正的法令中。这些条款中最主要的,便是设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去负责厘定大学的常年经费及长期发展计划而使它置于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我们同时建议早日委任一位会计长。

这看起来是很正面的建议,资助南大,也资助南大学生,很有善意,而实则不然,背后的实际目的十分阴险。

在李光耀手中,一直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谋求换取南大的主权,控制南大。从后来事态的演变看来,这是非常阴险的计谋。

李光耀在给予资助之后,便立即从执委会手中夺走财政权,把南大的创办人和南大隔离开来,完全掌控在李光耀手中。

4、贬低南大教师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不仅贬低南大学生的水准,更拿南大的老师来开刀,贬低南大的老师大都不合格。这不止是荒谬,更是无耻诽谤。

《魏雅聆报告书》与《白里斯葛报告书》同声同气,继续贬低南大教师。

第四章共有九节,检讨有关南大教员问题。第十七节评论南大教师的资格:

从教职员所供给的资料看来,我们发觉在南大的教授中,只有二十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而在副教授中,只有十七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及四十巴仙是获有硕士学位。这里我们愿意一提的,就是在美国(许多南大的教师都从美国获得他们的资格)训练硕士学位,通常包含高级的课程,旨在把学生引人研究的门径。虽则在有些大学里,论文是获取学位必要的条件,但是这项工作的性质多半是学术上的练习,而不独创的研究,且多半是没有印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经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精密和有效的研究而获取博士学位,成了大多数英共和联合邦或美国任何大学聘请讲师或助理教授的必要资格,尤其是聘请自然或社会科学的教师更是如此。

这段话主要批评两点:

其一,南大教师有博士学位的所占比例偏低。

其二,南大教师有硕士学位的所占比例偏高,而多从美国大学毕业,论文水准低。

教师的素质的高低,主要在于学识,而不在于学位。南大的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大学,而中国大学并不热心于高级学位。一般教师往往在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并努力研究,一步步升任教授。这些教授虽无高级学位而素质甚高。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陈思平多年后回忆陈永昌老师说:

我们物理系的理论力学陈永昌教授曾留学日本,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然而又有谁知道,燃放烟花的工作者是一位物理学界学富五车的教授为娱成千上万涌进南大贺客的纡尊就贵的杰作哩!

我以“学富五车”来形容陈教授一点也不过分,当年我有幸被派充当陈教授的兼职助教,经常出入陈教授的宿舍,他当年四十九岁,仍然孤家寡人一个,我经常浏览在他从台湾带来的十九个书橱的书籍中,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像陈教授那样掌握这么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这位陈永昌教授留学日本,未必有博士学位,但“学富五车”。这样的教授对学生的影响极大,正是南大所需要的。有博士学位当然更好看些,但未必就实用。

美国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制度,比英国大学的制度更加实际,让学生上课,加强基础,有助于研究工作。英国大学的高级学位未必就比美国的高。以王赓武为例子,他有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他的博士论文质量就非常低。

第四章廿三节对南大教师的来源也有所批评:

我们查悉,占了极大比例的教师是来自台湾。在运用华文作主要教学媒介的方法存在的时期,这种偏重的现象恐怕是免不掉的。我们在下一章里对南大运用英文为教学媒介一节,作了若干建议。当学生的英文程度一年一年进步时,较高年级的学生对于需要运用英语教学的学科应毫无困难地运用英语进修学业。况且大多数学系里使用的课本是英文原著,且它们是唯一可以获得以供研读的课本。这样一来,我们更达到一千结论,就是语文的困难毋需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而南大应从其他来源去寻求它的教师。

这段话主要批评南大教师多来自台湾,英文不佳。南大应向其他来源聘请英文较佳的教师。这完全是英文沙文主义的偏见。李光耀一生都如此傲慢,夜郎自大。

南大学生有极强的求知精神,对新知识,如饥似渴,广泛阅读参考书,并不仅仅限于读课本。这是李光耀和魏雅聆都想象不到的。

南大老师虽然来自台湾的较多,但有不少曾在西方各地大学深造,并不只是懂中文。李光耀一生都说南大学生只懂中文,不懂英文,完全是恶意的偏见。

魏雅聆建议南大聘请英国大学毕业的师资,是为日后南大与马大合并铺路。

5、贬低南大课程

第五章共九节,检讨课程课题。魏雅聆批评南大的课程有这些缺点:

(1)课程缺乏系统

魏雅聆说南大各系的课程缺乏系统:

南洋大学的课程,显示了缺乏有系统的计划。各有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且课程的编排,似乎颇受个人经验和偏爱的影响。……要消除这些缺点,应该从实行我们的建议,即由能干的各系主任去编排固定的课程做起。

魏雅聆是读医科的。他对各个系的课程有多少了解呢?南大采用院系制度。每个系的课程都是开学之前,由系主任整体拟定的。系主任比魏雅聆更了解该系课程的系统。

大学各系所开设课程,与各系老师的研究方向往往有密切关系,也因此成为该系课程的特色。这在西方大学十分普遍。绝没有如何两个大学的两个相同的系,例如物理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完全一样,也绝没有两个医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完全一样。至于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所开设的课程就更是各有各的特色了。魏雅聆对此一无所知。他显然以马大的课程为标准,先入为主,孤陋寡闻。

魏雅聆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批评南大课程,并非见仁见智,而是政治偏见,强不知以为知。

(2)学分制造成混乱

南大采用学分制。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魏雅聆不满意。他只推荐英国大学制度。

魏雅聆对学分制有两点批评:

南洋大学采用的学分制,是跟随中国大学的制度,而后者又是仿照美国的制度。……南大目前一年分作两学期,一个学生除了主要必修科外,无需在特定一年内修毕所有学科以便升级。其实,他可以在以后数年内,补足所缺学分。根据这办法,我们查悉有些学生虽在最后一年班里,仍需完成他们第一年的一门或两门功课。

分配给一年级学生的学分数目显示过多而不相称。这样一来,不但加重了第一年级学生不合理的负担,而且使有些学生原应在最后一年多习几门功课,结果反而少修。学科科目方面的分门别类,亦显得过份的细致,致使学生模糊于细节中而未能清楚地把握着在广大范围上的基本概念。所以,我们认为首先要把第一年级的必修学分数目减少,其次应把必修学科重新调整,以便编成较少的科目而又涉及更广大的范围。

魏雅聆对学分制显然并不熟悉。他只顾李光耀给他的任务,要南大采用英国制,以致他的批评全是误解或不解。

学分制的优点是,让学生可以灵活选课,无须每年都得修完全部科目,也可以多选一些科目。学生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一年级缺修的科目,可以在以后三年中补修。这是学分制的优点,不是缺点。魏雅聆显然不懂。

南大各系,各年级的科目安排并不完全一致,也无须完全一致。通常一年级多通论科目,较容易学习,可以多一两科,越上去的科目越艰深。四年级的科目通常较难,所以比一年级的科目少是很合理的安排。

南大采用专系制度,即除了选修的外系科目之外,四年都主要修读同一个系的各个科目。因此,所修读的科目不仅比马大的多,而且深入,有些科目自然较为细致。这样的制度在于培养专才。

马大虽然是英国制,但学科安排又异于英国大学。马大采用“三二一”制度,即一年级读三个科目的课,二年级两个,三年级一个。例如:一年级历史、地理、英文,二年级历史、英文,三年级历史。这样的安排难于培养专才。大概当初创办时是为了培养公务员的缘故。

王赓武在马大时,一年级就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科目的课程(实际是三个系的课程),二年级减少一个科目,三年级专读历史。英国大学一般都是专系制课程,与马大的课程设计不同。有时把两个相关科目合成一个课程,例如牛津大学有“考古与人类学”、“数学与电脑”、“现代语言与语言学”等,偶尔也有三个科目合成一个课程的,如“哲学、政治与经济”,这个课程主要是为培养政治人物而设。

王赓武出身英文学校,不像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样,四年都专修历史,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他的中文基础薄弱,中国历史的基础更加薄弱。可是他到伦敦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却写中国古代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的资料繁多,而且全是古文,他根本就难于看懂,更别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完全不像样(详见《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香港大学采用英国专系制,香港中文大学采用美国学分制。英国人在一九九七年撤出香港之前,要中文大学改用三年英国制。中文大学不愿意,但面对财政压力,于是让学生灵活在三年内修满学分而毕业,满足三年制的要求。这就是学分制的优点。魏雅聆显然不知道。他只记得李光耀要他改变南大学制的意旨,胡乱批评。

(3)语文科太重

南大一年级学生,全校修读中文与英文两个科目。这是中国大学的惯例。魏雅聆对此很不满意,有两点批评:

拟议减少第一年级的学分可从语文科的十六学分——英文及中文各八学分——着手。我们认为语文科的学分的确太多。我们的见解是:一个学生打算进入大学之前,他应具有足够的大学所应用的教学媒介语文的程度,以便进修其课程。训练精通语文的目标,不应在大学课程里占了一重要部份。因此,我们建议应把第一年级的十六个语文必修学分减为八学分。

上文已经提过,南大大多数学科的课本和参考书是应用英文本,而事实土这些课本是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课本。可是我们发觉第一年级甚至以后的几年级的一般英文水准尚不足够,以致大多数学生不曾具有容易了解标准课本及参考资料的能力。由于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够,他们在大学攻读期间的作业便受了阻碍。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全靠提高入学时的英文程度。

进入南大的华校学生,华文都不成问题,但一年级仍然必修中文一科,所读主要是古典篇章,提高学生欣赏古典文学的能力,并从中了解传统文化。

华校学生的英文能力较弱,所以一年级必修英文科,借以提高英文程度。这不仅有助于一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有助于对专业科目课本的了解。

这两个语文科目的安排都很好,根本不须减少,而且不宜减少。南大的课程安排中,除了必修科目,还可以选修外系科目。这语文科可以看成此类选修科目,只是为了提高语文程度而全校必修,也可以看成通识科目。

魏雅聆显然不了解这两个科目的意义,而提议减少。到了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就干脆取消了。这种做法都是以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

南大理学院学生读英文课本时,没有多大困难,主要是因为科目内容在中学时已有基本了解。

商学院学生困难较大些,因为中学时少接触有关知识。

课本内容的困难主要在于所用名词(即术语)不熟悉的缘故。这是技术问题。凡是技术问题,只要多接触学习便能掌握。一年级熟悉这些术语之后,再上去便困难越来越小。毕业后到外国大学深造也就没有多大困难。

魏雅聆建议提高入学英文程度,并不实际,还不如南大原来的安排。

魏雅聆的建议显然有政治目的。提高英文的入学程度,与马大的入学程度相同,目的是为了方便日后合并。

王赓武把语文课程取消了,则是为了塑造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及南大是单一华文大学的形象,以为攻击的借口。
6、华校学生太多

第七章有关南大学生的来源,魏雅聆有一重要建议:

目前南洋大学有1千7百名学生,……这些学生中,估计来自联合邦的超过了50巳仙。……

超过90巳仙的南大学生人数乃是来自华文中学。学校在南大发展的初期,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其实南大的分界也就是为了适应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需要。可是我们认为南大的宗旨,应该是使来自中等教育各源流的学生,都可能进入南大受教育。只有这样,南大才能完成真正马来亚化的大学的使命。

这两段话都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写的。

第一段说马来亚学生超过一半,这隐含的意思是,必须减少马来亚学生。

第二段说南大的学生多来自华校,必须改变,收录各源流的学生。这隐含的意思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

魏雅聆写的不是教育报告书,而是政治报告书。

7、不承认南大学位

《南洋大学法》通过之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南大已是一家受大学法规范的大学,具有与其它大学同等的地位,学位也就自然得到承认。根本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南洋大学法》是依据《马来亚大学法》制定的。同样的法令规范,马来亚大学得到承认,南洋大学不得到承认,这纯出于恶毒的政治意图,无关学术水准。

李光耀从来都不愿意让南大得到这样受承认的待遇。他一直以“学位承认”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这就造成后来的种种争议。

魏雅聆在第七章四八节说:

关于南大毕业生的就业前途,不少人持有一种印象,以为南洋大学法令含有承认南大所授予的学位和其他大学进入政府服务的资格相等。我们曾经从政府方面得知这事情是不确实的。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可是,我们以为经挑选过的南大毕业生应被准许进入政府机关试用,担任那些受承认学位毕业生有资格担任的职位。接着便由公务员委员会对个别试用人员作个别的评定。翁姑阿芝,符先生,黄博士及史尼哇山医生对此要作明白的申明,就是这项建议不应被解作目前南大所授学位,是跟新加坡政府接受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这段话中,有两句特别重要:“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这项建议不应被解作目前南大所授学位,是跟新加坡政府接受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第一句话是李光耀一生都在说的。魏雅聆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以南大的课程制度与马大的不一样为借口而信口开河宣判,显示对待南大毕业生的偏见。南大毕业生就因此而备受歧视。

第二句话则是完全无视《南洋大学法》赋予南洋大学合法地位,目无法纪。

《南洋大学法》是殖民地政府制定的。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大学法赋予大学合法地位,其学位也就自然得到承认。《南洋大学法》是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力在法庭,不在政府。政府的解释是政治的解释,带有偏见,不可能中立,也不合惯例。魏雅聆却是“从政府方面得知”对《南洋大学法》的解释。这政府即李光耀政府,其解释也就是李光耀一个人的解释。李光耀一生都在玩弄法律,操纵法律。他对法律的解释,是对法律的亵渎,非常无耻。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报告书再次肯定,不承认也不给于南洋大学毕业生与其他大学同等资格与同等就业机会。这也无非是以承认大学文凭与同等就业前途要挟大学理事会就范。

魏雅聆报告书从头到尾都是在为李光耀恶毒的政治意图服务。

8、修改南洋大学法

报告书第八章共有八节,检讨修正《南洋大学法》。这是报告书最重要部份,显示出报告书的政治目的。第八章五十节说:

南洋大学法令于1958年11月5日在新加坡立法议院提出。议院于1959年3月4日通过而于向月16日由总督批准。法令于1959年5月27日政府宪报通告后实施。

魏雅聆写报告书时,法令刚实施不久。为什么刚实施不久的法令立即需要修订?因为南洋大学不是政府设立的,不受政府控制。因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李光耀不愿意承认。为了控制南大,必须修订《南洋大学法》,而最主要的修订在于理事会的组成。

南洋大学是由星马华人创办的。领导大学的是执行委员会,由新加坡及联合邦各州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即理事会。

《南洋大学法》第十九条规定理事会理事之任命办法:

理事会理事除校长外,依下列办法任命之:

(a)由新加坡部长会议选派三人;
(b)由居於星马两地之本大学会员自行选派二十人,其中最少一名应为新加坡居民,而马未亚联合邦,每一邦居民最少有一名为理事,俾星马各邦皆有一代表;
(c)由校务委员会自行选派二人;
(d)由毕业生同学会自行选派其为本大学会员者二人。

这个规定还能照顾到星马两地代表。魏雅聆报告书第八章五四节说:

我们认为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生同学会各选出不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我们规定校长,依照理事会的提荐,有权委派不超过四名的理事会委员。由于事实上南大毕业生同学会要到1960年才能成立,我们不认为它应该立即选出四名代表参加理事会。所以我们规定毕业生同学会在1960年中应选出代表一名,1961年选出二名,1962年选出三名,作为过渡时期的办法。理事会因而造成委员人数不足的情形,可以授权校长于1960年委派七名,1961年委派六名,1962年委派五名委员来补足,这样一来,到了1963年,理事会便有足额的委员以充份实施该法令。在头一年,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委派他自己指定的人,因为依我们看来,此时理事会尚未克产生,可是在第二年以后,他将受理事会的指导。我们所以让校长委派若干名理事会委员,其目的无非想加上若干专家以达成平衡,因这些专家可能是理事会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段话对南大后来的改变非常关键,包含这几个重点:

其一,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生同学会各选出不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这样一来,马来亚的代表就被排斥在外了。

其二,理事会委员人数不足,授权校长委派委员来补足。这是为控制南大理事会而设。南大当时还没有校长。李光耀显然想在报告书发布后委任校长,通过校长委派理事会委员来控制南大。当南大委任庄竹林校长时,他大为震怒,诬蔑庄竹林校长是亲共分子。

其三,校长委派的理事会委员是专家,理事会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这也是李光耀的意旨。他诬蔑南大的创办人是商人,不懂教育,必须派专家来治校。这是控制南大理事会的办法。

商人不懂教育是李光耀攻击南大创办人的无耻口实。他上台后,委任他太太柯玉芝的姐夫杨玉麟为教育部长。杨玉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新加坡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的职员,对教育一窍不通。他能担任教育部长只因为他是李光耀的自己人,可以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对付华文教育。李光耀还一生标榜“任人唯贤”,恬不知耻。

《南洋大学法》是在一九五八年拟定的。魏雅聆却认为这法令过时了,必须修订。他在第五十一节说:

许多法令中的缺点乃由于南大在特殊情形下建立并于1953年按照有限公司组织而产生的。拟用立法手续来使南大成为法人的措施是二年前的事情。这个法令似乎曾经企图把南大公司章程和一个特别用来组织一所大学的法令之间的罅隙弥补起来。但此项意图并没有完全成功。

这显然只是个无中生有的借口。《南洋大学法》是以《马来亚大学法》为蓝本拟定的。其目的是规范管制南洋大学,不是为了弥补什么罅隙。

《南洋大学法》的第十八和十九节清楚列明大学理事会的组成与任命方式。魏雅聆奉李光耀之命修订的主要就是这两节内容,以便由李光耀委派的代表取代马来亚各州代表。魏雅聆口中的“罅隙”,说白了,就是马来亚各州代表。把各州代表排除在外,是魏雅聆修订《南洋大学法》的目的。

魏雅聆在第五十六节说:

我们假定,一俟我们建议的修正南洋大学法令被接纳,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需要,该公司将会尽速地结束。

这段话并无多大意义。《南洋大学法》第三十节规定:

(l)本法第二附件所载之南洋大学章程实施至依照本条文办法取消或修正为止。

(2)理事会得随时取消或修正该章程或其任何部份。

《南洋大学章程》放在《南洋大学法》的第二附录中。这《南洋大学章程》是修改原来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而成。显而易见,《南洋大学法》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实施之后,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也就不复存在了。魏雅聆修订《南洋大学法》,只是为了让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不是为了取消已经不存在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修订《南洋大学法》条文的实际工作也并不是由魏雅聆委员会来做,而是由李光耀委任“有资格的法律起草人”去做。李光耀在背后操纵魏雅聆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魏雅聆在第五十七节说:

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这段话是在替李光耀安排控制南洋大学的步骤:

第一步,在修正法令实施之前改组。

改组的事项是:由代理副校长先和教育部磋商,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临时理事会成立后,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把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解散。

第二步,临时理事会随即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

第三步,修正法令实施后,正式机构成立,临时机构停止活动。

这样的安排,既违背了南洋大学创办时的宗旨,也违背了《南洋大学法》的宗旨。修正法令实施后,李光耀成为南洋大学的主人,创办人必须让开一旁。魏雅聆在第五十二节说:

我们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本质上是一间供给公众需要而值得大众支持的大学。为了这个原因,由公众人士参与及指示南大,不但需要而且必要。

南洋大学创办人此后只有一点意义,就是继续给李光耀捐钱。

魏雅聆所说的“我们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我们”是指魏雅聆委员会各委员吗?既然“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为什么不建议李光耀政府承认南大学位?

为什么又在第四十八节明明白白说:“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呢?

魏雅聆的“承认”是误导性的空话,显然是为了骗取南大创办人给李光耀捐钱而说假话,用意不善。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修正法令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马来亚大学法令》来约束南洋大学。保留公众捐款可以减少政府负担。建议对外开放与聘请专家等,就是要让政府委派人员重组大学,更重要的是,在修正法令下,新单位可以合法的来接管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所有全部的校产。

第9章是最后的第58节,是改组南洋大学的程序作业表,里边共有18项作业行动。

由此可见,《魏雅聆报告书》无视由陈六使领导的南洋大学理事会的存在,己经单方面的着手,通过对《南洋大学法令》的修正建议来接管南洋大学。

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的企圖,与相关的策略以及行动方案,己经跃然纸上,再明显不过了。

魏雅聆虽然是个医生,但他对大学学制与课程的认识十分肤浅。李光耀选他来写报告书,正是因为他的肤浅,可以任由李光耀摆布,遵照李光耀的意旨颠倒是非黑白而不顾道义。在利益面前,他甘当李光耀的傀儡。

三 政治意图

《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后,令华文教育界担忧与愤怒。这份报告书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帮助李光耀和英国人摧毁南洋大学,因为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的堡垒和灯塔。摧毁南洋大学便可以摧毁整个华文教育。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政治内涵》(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魏雅聆报告书》在4个月时间内,于1959年11月21日完成,在1960年2月9日发表。报告书附录内的《1959南洋大学修正法令》是由专业法令撰稿人撰写。由此可见,编写报告书必然是与撰写修正法令同步进行。因此,是由报告书的建议,从而导至对法令进行修正的先后因果关系是很值得怀疑的。

相反的,《魏雅聆报告书》有本身的政治目的:摧毁南洋大学的本质,而修正法令的效用,也就是要确保政府可以通过合法权力来完成这个政治目的。这两份文件有密切的关联,相互依附。

《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都隐藏着反华人意识的政治议程,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看南洋大学。两份报告书都是从根本上无视,或者忽略南洋大学所处的客观环境。所以其所达至的调查结论,是由政治偏见所左右,并不是客观的评估。……

《魏雅聆报告书》是为李光耀新政府的政策而写的。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基本观点:南洋大学不可以成为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事实上,南洋大学历史就在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主题而演化。

魏雅聆是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的卒子。他为了帮助李光耀达到政治目的而撰写报告书,则是为虎作伥。

(一)一法二书的主要目的

《南洋大学法》和《白里斯葛报告书》同是英国人炮制的毒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用来毒杀南大,两者同时施用。

李光耀上台之后,又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炮制《魏雅聆报告书》,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目的是:贬低南洋大学学位的学术水准,从而否定南洋大学的学位价值。《白里斯葛报告书》与《巴恩报告书》的意图相同,通过打击华文教育,破坏华文教育的整个体系,同化华人。《魏雅聆报告书》则加强《白里斯葛报告书》的破坏力量,加速南洋大学的死亡。

《南洋大学法》实施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南洋大学已得到大学法人地位,南大所颁发的学位理应得到政府承认,可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却建议政府不承认。这违反了大学法令的惯例。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谬的事?这是为了方便李光耀继续攻击南大。李光耀是真正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幕后黑手。《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为方便他的施用而制定的。

《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让他可以用“承认学位”与“资助”为筹码,控制南大,扼杀南大的发展,使南大面对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并导致南大学生挺身而出,捍卫南大的生存权,因而遭受李光耀的残暴逼害。

(二)一法二书密切配合

《南洋大学法令》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实施。一个星期之后,李光耀正式登台,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从此掌握南洋大学的生死权。

一个半月后,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所谓检讨,实就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调整《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建议,并修订《南洋大学法令》,付诸实行,以便控制南大。

从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至七月廿三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可以清楚看出,《南洋大学法令》、《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三者密切配合,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利器,用来刺杀南洋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是为李光耀控制南大的政治目的而写的。殖民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纯出于政治偏见。华人奉公守法,经商纳税,可是华人办的学校,政府不仅不支持,还百般刁难,让华人教育自生自灭。这还不算,更横加逼害。

华人奋力筹办南洋大学的原因便是为了抗拒英国人的同化政策。南洋大学体现了华人的教育事业,也从中可以看出华人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就这一点说,南洋大学也体现了华人的政治,是华人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英国人与李光耀政权对南洋大学的种种逼害,也正是以南洋大学为政治目标。由此产生的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便都是政治问题。在李光耀的眼中,教育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南洋大学更是如此。

李光耀千方百计打击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也是政治问题。最后关闭南洋大学,更是政治问题。

回顾南洋大学的历史,从开始到结束,实际就是李光耀对南洋大学施以政治打击的历史。

四 反华人与反华文

(一)历史根源

任何一个华人都不会反华人与反华文,除非他被外人收买。

英国人反华人与反华文,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政权,怕被华人抢走。

李光耀反华人与反华文,也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政权,怕被华人抢走。他的家族,从祖父的时候开始,已经被英国人所同化,成为英国皇民。他家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都同于英国人,而不同于华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让他站在英国人一边,敌视华人,敌视华文教育,敌视南洋大学。

李光耀敌视华人与华人的教育,并非在他上台执政之后才开始。在他上台之前,已经与英国人相勾结,排斥受华文教育者。他对南大的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一致,从未改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李光耀上台执政时,委任他的妻子柯玉枝的姐夫杨玉麟为教育部长,目的是用自己人来逼害华文教育。

杨玉麟是莱佛士书院初中部毕业生。在当教育部长之前,是李光前的华侨保险公司职员,既没有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也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他之所以能担任教育部长,只是因为他是李光耀的连襟,靠裙带关系当高官。李光耀一生标榜“任人唯贤”,只是说好听的话,从未实行。他死后情况更是不堪。

一九五九年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政府正式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撰写的过程十分荒谬,内容更加荒谬,而且恶毒。要是李光耀和这份报告书无关,他就不会重视这样荒谬恶毒的报告书。他不止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书,而且用为攻击南大的武器。

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检讨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他如此火急撰写另一份报告书,只不过是为了以报告书为口实,逼害南大。他后来炮制的报告书都是为了更进一步逼害南大。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在李光耀上台执政后半年,《魏雅聆报告书》完成。正式成为李光耀手中的武器。

(二)杨玉麟代表李光耀捏造证据诬蔑南大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代表李光耀在立法院发表政策演说,接受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负面建议。这是很自然的。这份报告书本来就是李光耀授意魏雅聆写的,为李光耀量身定做。他当然接受。

杨玉麟在演词开头说: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去年七月当我公布这些人士被委任为检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赞扬。

为什么在公布检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各方都赞扬,而报告书发布之后,各方谴责呢?理由很简单。起初华教界并不知道魏雅聆是李光耀的走卒。

魏雅聆童年在福建读小学,略懂华文,大家很自然的以为他会说公道话,没人想到他只是李光耀的一枚卒子,为李光耀政权服务。到报告书发布之后大家才清醒过来。这份报告书已成为李光耀刺杀南大的利器。没人想像得到,李光耀比英国人更加凶残,更没人想像得到,《魏雅聆报告书》与《百里斯葛报告书》是一脉相承的,在背后操控的人都是李光耀。

这一类报告书委员会,最重要的不是其中有哪些委员,而是主席。只要掌权者在背后操控主席,再加上穿针引线的秘书,就会按照掌权者的意旨去写报告书。李光耀逼害南大的四份报告书,便都是如此炮制的。

杨玉麟在演说中,并没有具体说到南洋大学所面对的实质问题。他传达的纯为政治偏见,对南洋大学当时所面对的客观环境,一字不提。以下是杨玉麟对南大的几点恶毒批评:

1、南洋大学没有委派校外考试官

杨玉麟遵照李光耀的指示,指责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没有水准:

我们应该非常遗憾地指出,南洋大学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来维持它的学术水准,这次它在1959年12月为第一批毕业生面举行的毕业考试,并没有实行“校外考试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是南大行政委员会在1956年7月3日所通过的南洋大学学则里所规定的。学则第28条第5项规定:

“毕业考试:于学生修业期满时,由本大学聘请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毕业考试科目范围为各系所定之主要专门科目,及毕业论文一篇。其标准由考试委员会定之。”

据我们所知,南大并没有委任校外考官,并且根据报章的报导,而报章是我们有关这一方面的唯一消息来源,南大设立了一个三人的考试委员会来主持这次的考试,第一位是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做了副校长;第二位是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再过几天,他就要辞职。第三位是教务长,他已经辞去了南大的职位,回去香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是在没有履行南大自己所制订的考试规则的规定的情形下毕业出来的。

南大学则中所说的“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其组织和职责为何,未见说明。单就字面了解,跟杨玉麟所说的“校外考官”,不是一回事。杨玉麟显然不了解大学的考试制度。

大学所有的科目考试都由任课老师实行,不假手他人。学生考试成绩如何,全由老师决定,其他人不得干预。这是因为科目实际的教学内容,只有任课老师最清楚。怎么考,也只能由任课老师决定。

至于“校外考官”,这是英国一般大学的制度。其实行方式是:每一个系都聘请一位其他大学的资深老师为“校外考官”,在毕业班考试时,由本系选取一两个科目的考卷,让校外考官抽样审查。主要是评审考生的答案水准,是否与其他大学的相仿,并提意见。这种“校外考官”与“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根本是两回事,杨玉麟却混为一谈。

“校外考官”制度,一般都只是形式而已,增加大学对自己的信心,但对实际教学并无多大帮助。

美国大学就不采用这样的制度。大学自信所教出来的学生,达到一般大学的水准。

南洋大学采用美国制,所以不用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

杨玉麟对大学考试制度显然一无所知。他把南大学则中所说的“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当成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而对南大考试恶意指责。

无论是“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还是“校外考官”,都跟考试的实际内容无关,只是在考完试之后就考生的答卷评议,对未来的考试或有帮助,对应届毕业生的学术水准,毫无帮助,对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准也无帮助。

在南大第一批学生毕业时,考试委员会已完成考试的行政工作。杨玉麟显然对大学的考试与行政一无所知。李光耀也显然一无所知,所以才让杨玉麟在立法议会里信口开河,恶意诽谤。

以杨玉麟的教育程度,他不可能知道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必定是别人教他这么说的。这个人当然是李光耀。杨玉麟是李光耀妻子的姐夫。李光耀委任杨玉麟为教育部长,纯粹是以自家人来打击华文教育。

南大学则所说的由“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当是负责有关考试的行政事宜,不可能取代或审查任课老师的考试工作。

杨玉麟不懂装懂,冒充内行,狂妄下评语,十分嚣张恶毒。段末所说:“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是在没有履行南大自己所制订的考试规则的规定的情形下毕业出来的。”完全不符事实,必定是李光耀教他说的毒话。

2、南大第一届毕业考试马虎

杨玉麟又指责南大第一届毕业考试马虎:

除此之外,直到现在,南大对于参加毕业考试的471名学生,而从中毕业出来的437名学生的名表,从来没有作正式的公布。因此,外面的人对于谁毕业,谁没有毕业完全蒙在鼓里。同时,毕业生去找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形也使雇主感到莫名其妙。我的部门可以说是雇用南大毕业生最多的一个部门。可是,即使是我的部门,也没有收到一分毕业生的正式名表:我们所收到的只是一分油印的1959年最後学年学生的名表,用蓝铅笔把算是不及格的学生名字删去。

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还有一点不平常的现象就是,及格的学生并没有等级之分;成绩好的学生跟成绩坏的学生完全混在一起,因而受到惩罚。南大当局这样处理毕业考试,对于那些历年来节衣缩食,供给他们的儿女到南大受高级教育的家长们来说,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杨玉麟的这番话,不仅无知,而且歪曲事实,纯为恶毒攻击。

南大为第一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颁发文凭,不可能没有毕业生名单。李光耀和杨玉麟的教育部,敌视南大,不愿与南大来往。如要名单,只需一通电话便能办到,而杨玉麟却不愿意这么做,反而恶人先告状,指责南大没有毕业生名单,
十分幼稚。

英国大学习惯把毕业生分等级,美国大学不用这样的制度。南大采用美国大学制度,也不分等级。杨玉麟对此一无所知,反而指责南大,不仅幼稚,而且恶毒。

他既无凭据,又对大学事务无知,却指责南大:“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

这全是无中生有,故意诬蔑。南大的三个学院中,文学院的淘汰率较低,理学院最高。根据《南大创校十年特刊》中的资料,数学系与生物系,第一届至第七届的毕业率如下:

数学系:

第一届1959年:是届原注册人数:36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30.56%

第二届1960年:是届原注册人数:21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52.38%

第三届1961年:是届原注册人数:45人;毕业人数:16人。毕业率:35.56%

第四届1962年:是届原注册人数:22人;毕业人数:21人。毕业率:95.45%

第五届1963年:是届原注册人数:55人;毕业人数:26人。毕业率:47.27%

第六届1964年:是届原注册人数:30人;毕业人数:23人。毕业率:76.67%

第七届1965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6人;毕业人数:29人。毕业率:43.94%

生物系:

第一届1959年:是届原注册人数:17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64.70%

第二届1960年:是届原注册人数:17人;毕业人数:13人。毕业率:76.47%

第三届1961年:是届原注册人数:41人;毕业人数:33人。
毕业率:80.48%

第四届1962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0人;毕业人数:39人。毕业率:65.00%

第五届1963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8人;毕业人数:47人。毕业率:69.11%

第六届1964年:是届原注册人数:72人;毕业人数:43人。毕业率:59.72%

第七届1965年:是届原注册人数:74人;毕业人数:54人。毕业率:72.97%

以上所列,数学系第一届的毕业率最低,只有30.56%;第四届人数少,毕业率最高,达95.45%;生物系第六届毕业率最低,59.72%;第三届最高,80.48%;其余各届都在60%上下。

杨玉麟所说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完全是恶毒捏造的证据,非常无耻。李光耀一生以恶意诽谤来对付反对者。他一生所说的恶毒谎言罄竹难书。

3、商人不懂办学

杨玉麟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的说法,商人不懂办学:

检讨委员会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它说“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的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检讨报告书很清楚一指出,南洋大学有些事情基本上是错了。南大创办人的理想是令人敬佩的。他们要设立一所大学来供给华文中学生对高级教育的需要,而对于这一点需要,当时殖民地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不过,在走向他们的目标的时候,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

如果前政府对于问题的看法是现实的话,那么在南大创办后不久,他们就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如果前政府是比较肯负责任的话,南大就不致有今天的不幸。

杨玉麟看到检讨委员会这段话,如获至宝,尽情发挥。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南大的创办人都是商人。商人只会做生意,不懂办教育。

杨玉麟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星马华文教育的历史。

华人无论到何处,都组织同乡会,办学校。单就星马而论,华人办学的历史,超过百年。正由于百年来所累积的经验,华文学校十分成功,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成为星马最成功的商人。这些办学的商人之中,包括陈嘉庚和陈六使。华人所创办的学校,不仅是小学和中学,还有大学,在南洋大学之前的厦门大学便是星马华人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跟这类似的例子,便是西方传教会所设立的教会学校。李光耀所创办的学校,无一所能取得类似于华人同乡会和西方教会所创办学校的成就。

南大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商人不会办学,而是英国人和李
光耀对南大以及华文教育整体的政治逼害。

创办南大的商人,在民族教育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政府的税收,几乎完全来自华人商家。商家办学,减轻政府的负担,可是政府不仅不资助华人办教育,还千方百计迫害华人的教育。英国人如此,李光耀更是如此,变本加厉,凶残无比。

华人办学,需要资金。政府既不愿意资助,华人只能靠自己。商家为办学而筹募资金,乃是自救的办法。倘若政府愿意资助,则商家自可不必辛苦筹款。杨玉麟和李光耀不仅不知反省,还把华人办学的困难,归咎于学校董事会,其居心十分邪恶。

杨玉麟说,政府将在财政上支持南大,让南大教师与马大教师得到平等待遇的说法,始终只是一个美丽的政治谎言。

4、对南大秘书长人身攻击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对南大的行政大加攻击,尤以潘国渠先生为攻击重点。这主要原因是,当初南大创办时,受林语堂事件影响十分严重。殖民地政府很希望南大办不成。南大多得潘国渠先生奋力挽回,终于走上正轨。这是殖民地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借报告书攻击他,并褫夺他的公民权。这件事和李光耀必定有干系。他上台之后,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对南大行政仍强烈批评。杨玉麟更借机大肆攻击。他是代表李光耀讲话。

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须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杨玉麟所讲的这些话,都见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也可知,杨玉麟所说的话是李光耀授意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评议,也是李光耀授意的,他脱不了干系。杨玉麟不可能讲李光耀不要他讲的话。

潘国渠先生生于新旧交替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那个年代,读大学的人不多。中国全国大学也为数不多。他只在家乡福建泉州读培元中学毕业。

潘国渠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受传统诗书教育。虽然没上过大学,靠自己努力,非常有学问。少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一九二八年,十七岁时,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为主任评选,尚有生于槟城的伍连德医生等。早年多写白话诗,青年致力于古典诗词。新旧体诗均擅长,亦精于书法。

一九三〇年,十九岁,南来新加坡,得李光前、陈嘉庚、陈六使等所器重,先任《叻报》编辑,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麻坡中华中学执教,并担任中华中学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联合南洋各地侨民组织筹赈难民总机构,陈嘉庚出任主席,潘国渠先生为主任秘书,展现组织能力与魄力。

一九四〇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中国慰劳团,由潘国渠先生任团长,时年廿九岁。随后辗转在重庆、上海、四川、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商业。

一九四九年,三十八岁,回返新加坡从商。前此在商界与教育界的经历,让他有极强的应对世变能力与领导能力。

潘国渠先生与陈六使先生有个共同点,虽未上过大学,而对大学事务并不陌生。一九五三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大时,潘国渠先生是筹备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一九五五年,林语堂事件之后,陈六使先生委以重任,当南洋大学秘书长,时年四十四岁。当时,南大在遭受林语堂破坏之后,次年即将开学,十分紧急,陈六使先生与黄奕欢先生都寄望他帮助南大发展,走上正轨。

南洋大学的秘书长纯为行政职位。以潘国渠先生在商业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经验,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并无不妥,而他的实际工作,非常出色,并不如杨玉麟所鄙薄的“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反观杨玉麟,对教育毫无经验只是因为他是李光耀妻子的姐夫,靠裙带关系上位,当教育部长。他对教育行政确实“毫不熟悉”。

秘书长在“学术委员会”与“毕业考试委员会”中的工作,均为行政,并无不妥。大学学术研究是教师的事,考试亦是教师的事。这两个委员会都只是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务。杨玉麟对大学行政十分外行,却自以为在靠裙带关系当教育部长后,就真的变成教育专家了。

潘国渠先生和李光前先生关系密切。杨玉麟则是李光前的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的职员。他对潘国渠先生的攻击,或许还有自卑的原因。

郑奋兴讲南大故事,回忆当时情况道:

林语堂等人离开之后,南大开学在即,如果当时不开学,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幸好那时几个人挺身而出,其中潘国渠到台湾及香港找了一批师资,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把南大开办起来。我觉得这是南大能够一开始就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时候潘国渠尽量节省经费和在各种困苦的情况下保持平衡。如果不是他维持大局,南大将会面对更多校院设备不齐全以及学生埋怨的问题。……

潘国渠也很厉害,他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他没有博士学位,只做过中学的教师,也做过中学的校长,也不是大型的中学。他是从中国来的,是个书法家,是一个很会写诗写词的,他曾经在槟城极乐寺大柱上面留过书法的。他并不是一个办大学的人才,但是那时候在创办人当中他比较有学问。他接手后就真的是下功夫找人,那时候刚好香港有一大批从大陆跑出来的学者,而且台湾那时候经济不好,薪水很低,所以他就在香港台湾聃请教授讲师,能够找多少就多少。外国教授太贵,请不起。加上那时候第一届创办,他要快点开学,如果不快点开学,再拖延下去南大就办不成了。

所以潘国渠后来给人家很多批评,尤其是白氏报告书骂到他独裁、乱来、支持左派又打小报告。但在当时的那种局势,如果他没有出来,没有果断在香港台湾聘请人,南大就要胎死腹中。所以他是一个在紧要关头救活南大的重要人物。当时就像戏院把戏票都卖了,已经宣布了,这场戏一定要演。他很厉害,在林语堂一走,就能重新整理出一套来,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开学。

潘国渠先生对南大的贡献极大,也正因此,他被殖民地政府褫夺公民权。这件事跟李光耀脱不了干系。

表面上看来,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是林有福政府,这实际不可能。在背后掌权的仍然是英国人,这事必须得到英国人同意才行。在南大初创办时,英国人虽不赞成华人创办大学,但并不敢公然逼害任何一位创办人,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何以英国人会同意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呢?这背后必另有原因。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英国人必不愿意把这么重大的事交给林有福去做。因此,在背后撺掇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人必不是林有福,只能是李光耀。他当时正等待在次年上台执政。他必须解决南洋大学问题。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是打击南大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之前,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就已经跟英国人一起,将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他在打击南大创办人时,也采用这样的手段。他把陈六使先生和庄竹林校长定为“亲共分子”。潘国渠先生便自然可以定为“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口中,“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都与“恐怖分子”相同,可以无限期监禁。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迫害受华文教育者,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不察觉。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李光耀正在等待于下一年上台执政。消灭华文教育将是他上台后最重要的工作,而消灭华文教育的最大目标便是南洋大学。因此,关闭南大是他上台后的当急要务。为了达到目标,他在上台之前,必须把帮助南大稳定发展的第一大功臣潘国渠先生除掉。褫夺公民权是最稳当的办法。李光耀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大肆攻击潘国渠先生,逼他辞职。

潘国渠先生在下一年,一九五九年, 李光耀上台后,等待南大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的时候辞职。这正是李光耀期待的结果。

李光耀上台之前,通过《白里斯葛报告书》对潘国渠先生大肆攻击。上台之后,再通过杨玉麟继续攻击。他的最终目标是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李光耀一生强调文凭,但有文凭的人未必能管理大学行政,而能管理大学行政的人未必需要有文凭。这就跟管理企业的道理一样。

陈嘉庚先生是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家,一生没有文凭,却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厦门大学。起初遇到许多困难,自强不息,终于走上正轨。

陈六使、李光前、连瀛洲、黄奕欢、高德根、潘国渠等先贤,都是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合力创办南洋大学。在创校初期,遇到困难乃是不可避免的事。

南大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报告书》时期,正稳步上进,有缺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南大完全由民间出资筹办,政府不仅不帮助,还处处刁难。李光耀就在南大稳步成长的时候,横加逼害,并最终关闭,以遂其邪恶意图。

李光耀与杨玉麟对潘国渠先生与南大的攻击,并非出于民选政府的正常心态,而是出于殖民地政府的欺压心态,绝不是为了帮助民办的南洋大学发展,而是为了关闭。

5、关于聘请南大毕业生的问题

杨玉麟在讲到承认南大学位时,充满恶意与虚伪:

根据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判定,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立场是什么呢?虽然在《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有不利的报告,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跟普通情形一样,我们将通过公务委员会的意见,依照个别的才能来作选拔。可是,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话,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李光耀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承认第一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学位的事,跟杨玉麟所说的一样,都是虚假的。

杨玉麟的教育部聘请了南大第一届的毕业生到中学任教,名义说是承认,而实际完全是假的。在华文中学任教的南大毕业生,薪金与英文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一样,即月薪一百九十元。为什么是跟英文初中四年级的毕业生薪金一样呢?因为李光耀把华文中学高中三年级毕业生的资格定为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而南大旧制毕业生都是三三制的高中三年级毕业的,而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所以薪金与高中三年级的一样,也就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

杨玉麟与李光耀大声宣称承认第一届南大毕业生的学位,但薪金却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也就是根本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在玩政治游戏,借以欺骗维护华文教育者。

天下绝没有哪一个政府,承认一家大学的学位时,只承认第一届,而其它各届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把南大和南大学生当小孩子来哄骗,非常奸诈狡猾。

6、将来的新生入学

南大为南洋地区华文中学毕业生而设,就像马来亚大学为星马英文中学毕业生而设一样。马大并不限制星加坡以外的学生入学,而这些外地学生毕业后,好多都留在星加坡工作,是星加坡所需人才,对星加坡有益无害。南大的情形也是如此。南大的毕业生中,也有不少星加坡以外的留下来工作,对星加坡有益无害。李光耀在给南大财政支持后,却限制星加坡以外的学生,这给后来完全拒绝招收星加坡以外学生留下伏线。

因为新加坡政府要单独负起南大的财政负担,所以南大必须改组以符合新加坡的需要。因此,目前向新加坡以外的地区招生的政策必须重新检讨。一个国家的首要责任就是为自己的公民和纳税人的儿女提供教育。不过,新加坡政府也准备补助非新加坡学生,而数目不超过南大学生总数的十五巴仙。其他国家的惯例就是外地来的学生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五巴仙。这种改组的限制,在实施之后,将只限于新生。

南大第一届学生中,来自星加坡以外的比星加坡的略多,以后逐渐减少。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招收马来西亚学生,次年,尽量增加招收非华文源流学生。这时,离开关闭已为时不远。

7、南大与马大更密切合作

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演说,最重要的便是要求南大改组,与马大紧密合作。这番话跟李光耀一再保证南大永远是华文大学一样虚假,是无耻的欺骗。

新加坡政府在原则上接受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所提出的主要建议。如前所述,我们实际上不准备比这些建议更进一步,要向南大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包括财政的负担,……对于过去曾经热心赞助南大基金的赞助人,政府呼吁他们继续给于支持。

新加坡政府本身则决定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使南大成为一间真正的大学,为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根据平等待遇的原则,使花在南大的钱跟马大的一样多。同时,为着照顾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利益,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以保证南大与新加坡马大分校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新加坡马大分校的建立是符合英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既然我们希望它打开大门,容纳非英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同样对于南大,一所建立来符合华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

华校学生能进入马大,是因为华校学生能掌握英文;英校学生难于进入南大,是因为英校学生甚少能掌握双语。

南大一开始就宣布对各源流学生平等,只要能通过入学考试,便能进入南大。南大第一届学生中,约十分之一来自英文学校。这已是很高的比例。当时马大根本就不容纳华校毕业生。

杨玉麟完全不了解星加坡的教育,所以才会盲然说“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据流的学生入学。”

他又说“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纯粹是李光耀叫他说的假话。他和李光耀实际的意思是,南大为了吸收非华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必须改为英文大学,最后与马大合并。

杨玉麟所讲的话,都是代表李光耀讲的。他对南大的攻击,也就是代表李光耀对南大的攻击。正如《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这一篇讲稿是由杨玉麟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1960年2月宣读。虽然事隔己经有47年之久,但重新读后的感觉是无论在其遣词用字或者是其思路,分析手法以至于风格方面却似乎相当熟悉,一点也不觉陌生。个中原因极可能就是因为批改新加坡政策的朱笔确是五十年不换。

杨玉麟和李光耀在通篇讲词中,不仅恶意诽谤,还捏造证据,十分恶毒。

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批评纯出于政治偏见。正如《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讲稿内容并设有提出实质上的所谓南洋大学的问题,所提出来的批评都是主观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措辞对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指责,不仅仅是蔑视也近乎人身攻击。

讲词的中心论调是在商只能言商,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不熟不做。这个说法正面看来确是致理明言,言之有理。但是一旦把这理论拿来实践却又似乎全然不成体统。诚然,教育部长从政之前只是李光前旗帜下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那在不熟不做的原则下又如何先后经营交通部与教育部。新加坡的将军都没有在真实战争里放过一枪。同样的,新加坡总理在从政之前也确实没有担当过总理的工作经验。

华校的校董管理制度与筹款方式有其历史上的客观因素,缺乏这一层基本的常识认知而无的放矢,本身就是一个无知行为。华校在缺乏资源的困境下,自力更生,其成就是不容质疑的。华人经济的成功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商业经验不能管理学校是一个谬论。校董一如企业董事局,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企业一般运作由经理层执行,学校一般运作由校长及教师执行。现今大学力求企业化,就是要把大学视为商业机构来运作。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没有问题,而是政府政策上有后知后觉的问题。……

诚然,要有慧眼才能识英雄,要有眼晴才能认识泰山。由此可见,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洋大学的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种种质疑多属政治偏见。

杨玉麟未上过大学,也没有任何管理学校的经验,却担任教育部长,他如何知道管理大学的事?他完全不知道管理大学与管理企业的方法与原理,并无二致。

李光耀虽上过大学,但并未教过大学,他对学术研究所知有限,他又如何批评南大的学术水准?他完全不知道,只有大学教师可以就学生在个别科目的表现,评论学生的水准。校外考官,也只能就学生答卷的样本,在个别科目的表现发表意见。无论哪位学术大师都无力就一家大学的整体水准一竹竿论断,有如李光耀与杨玉麟之胡乱评说。

(三)杨玉麟代表李光耀捏造证据污蔑南大引起争议

杨玉麟的演说内容,表面看起来是帮助南大改革,实际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官方的宣传,替政府说话,颠倒是非黑白。民间有的人看不出隐藏的奸诈意图,有的人看清楚了,为文评论。以下介绍几篇民间与官方的评论:

李明仕《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致李总理一公开信》
南洋大学学生会《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
李光耀《语言与政治》
理直《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
星洲日报社论《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
这几篇评论都收在《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中。

1、李明仕阐述改革南大的原则

李明仕在一个月后,即三月十日发表的《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这是一篇代表当时华文教育界和知识界的评论文章,发表在《大学论坛》第十四期,很可能是一位南大教师写的。

(1)改革不是变质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李光耀和杨玉麟企图隐瞒,含糊过关,以资助来哄骗华文教育界。李明仕清楚指出:

举改革或是改组一份办理不善的华文报纸来说吧:第一,这里的电讯都是英文稿。第二,华文排字很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翻译和排字上的困难,以提高效率;为了减少翻译和排印上的错误,以提高水准;于是,乃建议改革曰:社论用英文写;电讯发英文稿:新闻暂时英、华并用。原来华语读者呢?让他们提高英文程度就行。

就这样一个“报纸改革方案”来看,其根据切实、理由充份,而“效能”、“水准”之提高,乃不在话下者也。但除此之外,还需不需要更进一步想想呢?是否有必要想一下:经此一改,报虽仍然是报,但它可还是原来的华文报吗?它不会成为一份变了相的非华文报吗?还有,报纸的华语读者,岂非就此遭殃了吗?

这个例子并不好。但目的只在于说明一些“改革”与事物发生质变的联系。足以引起质变的措施,是超出于一般改组或改革的范围的。评论“改革南大”的问题时,应该毫不含糊地,记住这顶顶重要的一点。

李光耀的意图,正是假借改革以变质南大,变成英文大学,与马大合并。

李光耀的意图,也正是《巴恩报告书》的意图,李光耀口中的马来亚化,就是英国化。大家说同一种语言,不是马来语,而是英语。在《巴恩报告书》中,英文学校也是“国民学校”。这就是李光耀口中的同一语言学校。

(2)南洋大学是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无论如何改变都不能改变其为华文大学的本质:

第一个原则是:任何“改组”、“改革”或是“提高学术水准”都不应该影响到南洋大学是一间华文大学的本质。

如果影响到这一本质,则是要南大变质。因此,也就违反了政府“平等对待四种源流教育”的民主政策。

李光耀想改变的就是南大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他千方百计,炮制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书,最终目的就是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华文教育界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不幸,到头来谁也挡不住李光耀的凶残攻击。南大终于被李光耀关闭。

(3)学习巫文与学习英文背道而驰

李光耀一边强调南大学生必须提高英文程度,一边又强调南大学生必须提高马来文程度。马大学生则不必学马来文,更不必学华文。李光耀的意图其实只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李明仕说:

改组南大所应当注意到的第二项原则是:在不影响南大作华文大学的基础上,尽量设增加应用巫文,而逐渐减少应用英文。

魏报告书第二十节的建议不但应加以接受,而且还应当比建议更积极、全面地来发展现文训练。

对于巫文的采用,目前当然会有件多困难。但由于巫语是我们的国语,则不论有什么困难,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英化南大的方向,恐怕是与我国发展国语的原则背道而驰吧!

巫文既是国语,则南大学生学习巫文是理所当然的事。《魏雅聆报告书》第三十节说:

马来文在两年前即已开班,作为各院系的选修科,学生对于选读颇具热诚。然而我们查悉在二年级所达到的水准还低于学校文凭班的程度,甚至比政府一年级考试还来得低。大学的马来文学科的程度,理应比学校文凭班来得高。为了鼓励学习国语,南大应多开课外补习班,以便所有学生有机会学习巫文。假如要认真办理,那么南大须聘请一名马来文教授。

南大开学第一年便开设马来文课程,全校大约一半的学生选修。魏雅聆并不关心马大学生学习马来文是否也有此种热忱。

马来文是南大学生的第三语文,第二外语,从头学起,程度不可能太高。魏雅聆的评论显示他对外语学习的无知。

《魏雅聆报告书》第三十节的建议并无正面意义。南大当时全校学生有一半进修马来文,不需特别“鼓励”,马来文教师也不止一位,不是“须聘请一名马来文教授”。

这项建议的意义在于负面。这是李光耀的意图。他试图以学马来文来要挟南大学生,改而学习更为有用的英文。这样就可以提高英文程度,并顺理成章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4)南大办学宗旨质与量并重

南大在很困苦的境况中创办。由于政府完全不支持华文教育,华人创办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全都得靠自己,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以最少的资金为社会培养最多的优秀人才。南大的资金的确不充裕,但南大学生为南洋地区华文学校毕业生中的精华,素质出色,比起马来亚大学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李光耀为打击南大,便以资金不足则程度必低的逻辑,恶意诽谤,甚至于捏造证据,任意攻击。在学术方面,李光耀找不到任何理由。从《白里斯葛报告书》到《魏雅聆报告书》,都不曾调查南大学生的程度,便以英文程度不高为切入点,强调提高英文程度,以便最终与马来亚大学合并。李明仕说:

改组南大所应注意的第三项原则是:绝不能放弃南大勤俭办学,为国树人的正确方针。这即是,在质与量并重的原则下,以最少的开支,最大数量地为国家、社会培育优秀人材。……

南大学生,除了英语差,吃不开之外,在他们本科,应该是不至于比他校学生差得太远吧!实际上有些部门,马大比南大强,但有些部门,则南大又比马大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学额限制太严是不应该的。因为这种限制阻碍文化的迅速、普遍提高。它容易制造一些社会的特权集团。何况“重质不重量”的方法,并不一定就能真的达到“质高”的目的。

以南大数学系为例子。在南大各系之中,数学系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系。一九六六年,南大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改制后,数学系并不愿采用王赓武所建议的课程,而仍旧用原有的课程,因为如用王赓武建议的课程,数学系学生的水准将大大降低。

马大采用“三二一”课程制度,即一年级修读三个科目课程,二年级两个科目课程,三年级一个科目课程。这样的课程制度,适合培养公务员,不适合培养专才。

马大的这种学制,英国大学都不用。英国大学所要培养的是专才,而不是公务员。

南大学生四年专修一个系课程。这样的制度,适合培养专才。况且马大采用三年制,比南大学生少读一年,其专业程度不可能比得上南大。可是李光耀却一直以所谓“学术水准”为借口,贬抑南大,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并最终把南大关闭。

(5)南大是新马人民共有的华文大学

南大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属于星加坡的大学,而是整体南洋华人的大学,而星马两地华人出的力最大。李光耀为关闭南大,千方百计切断南大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以南大为星加坡的大学。这样,就可以完全控制。到了一九七四年,完全禁止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报读南大,切断南大一半的学生来源,最后以南大学生素质差为借口而关闭。整个过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而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魏雅聆和王赓武。王赓武是造成最后绝杀的帮凶。李明仕说:

改组南大的第四项原则是:新马一家。南大是新马人民共有的华文大学。任何形式的改组,都不应影响或限制联合邦华校学生入学。这项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马原是一家。目前的隔离是人为的,也只能是暂时的。绝不能由于改组南大,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新马的分裂。

英国人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星加坡和马来亚分开。马来亚独立时,星加坡不包括在内。星加坡自治时,仍是英国殖民地。这主要是因为星加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又有深水港,可用为商港,也可用为军港,对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十分重要。

李光耀是英国人扶植上台的英国皇民,自然遵从英国人的意旨,把星加坡与马来亚分开而治。在处理南洋大学问题时,李光耀也按照英国人的想法,限制马来亚学生的比例。最后在一九七四年,把马来亚学生完全排除在外。这样一来,南大的生源减少了,素质难免下降。这是李光耀预先布置的陷阱,以南大学生素质差为借口,把南大关闭。

(6)南大的特点和传统

南大创办之初,正是英国人计划消灭华人的教育,同化华人的时候。南大创办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李明仕说:

改组南大的第五项原则是:南大民办大学的特点和传统,应该加以保留。由赞助人选出的代表,应拥有法定地位,其意见应受到尊重。

这一点,我以为有其特的意义。

办大学,当然非专家不可。但专家也有各种各样。有办英文大学的专家,有办殖民地大学的专家,也有在半植民地办民建大学的专家。想到要把南大这间民办华文大学交到一些不想或不会办华文大学的“专家“手里,不免教人有点心寒。其他的不必细说。几年来,南大己吃过林语堂一刀,中过白里斯葛一箭。创痕犹新,对于专家是不能不谈虎色变。

目前南洋大学在组织上、财政管理上等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缺点。魏报告书和杨教育部长声明中所指出的,大部分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由于商人们的“干预“和“操纵“,而给南大带来了一切不幸的语,那就未必尽然。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顶“和“操纵“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和“操纵“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这一点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不错,许许多多的错误、缺点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一股宏伟的华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壮大起来了。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历史不是有了定论吗?南洋大学的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的发展史一致的。不是吗?如果单靠“专家“,南大办得起吗?办起了,撑得下去吗?

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中沉痛说道:

我今日三百余万星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於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之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寖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

华人每到一个地方,首先组成同乡会,再建庙宇,并在神庙中办学,不靠政府资助,政府也不会资助。华人办学所依靠的便是大大小小的成功商人。没有这些商人,同乡会,庙宇,学堂都不可能办得起来。星马的教育史,实就是商人办学的历史。华人在商业方面的成功,靠的也就是办学的成功。华人所办的学校为华人的企业培养出色的人才;华人在商业方面的成功,又回过来促使办学的成功,两者互相依存。李光耀与杨玉麟对南大创办人的攻击,不仅是对星马华文教育的无知,更是出于恶意,并以此为口实,一步步消灭华文教育,最终关闭南大。

华人通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维护民族传统,这在李光耀是不能允许的。他把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维护民族传统,定为“沙文主义”,与英国人沆瀣一气。

在李光耀眼中,华人的“沙文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不仅不能允许,而且必须消灭。他无所不用其极,完成英国人所完成不了的任务,最终关闭所有华人的学校,以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英国首相戴卓尔便因此盛赞他“非常聪明”。

李明仕这篇评论的题目是《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在作者看来,南大的真正问题又是什么呢?

“南大问题的核心”,是否正如政府政策声明所说,是在于“一群不懂办教育的商人的干预和操纵”呢?我想,不是的,说起这个“问题的核心”它可比“商人干预”要巨大、严重过千万倍呢?

……南洋大学过去,现在与将来所碰到或将会碰到的困难……就是“南大问题的核心”;“南大问题的核心”就是这些困难。

南大创办与发展的过程中,遭到殖民地政府的重重困阻。在星加坡自治,李光耀上台后,又有新的重重困阻。这重重困阻便是“南大问题的核心”。

英国人设下的重重困阻,虽然很大,南大的创办人终于克服了。

李光耀所设下的重重困阻,比英国人所设下的重重困阻要巨大、严重过千万倍。创办南大的商人,克服了殖民地政府设下的重重困阻,最终却克服不了英国的代理人李光耀所设下的重重困阻,而终于被关闭。诚如《李明仕看魏雅聆报告书》文中所说:

这篇文献不仅仅是记录了对政治时局课题的叙述与分析,也在另一个人文精神层面上,更体现了华文知识份子维护民族文化与教育的社会责任感。

回顾今日,在李光耀的没有免费午餐政治文化下的功利社会,社会责任感己经和青菜萝卜一道在街市上论斤断两的叫卖。这一份历史文献里的情操更是难能可贵。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确是有了麻烦。

南洋大学成功创办的功劳,正在不畏困阻的商人身上。南洋大学关闭的罪恶,则在于设下重重困阻的李光耀及其同谋的身上。历史对此早有定论。

2、南大毕业生向李光耀抗议杨玉麟捏造证据诬蔑南大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四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李光耀,抗议杨玉麟代表李光耀在立法会的演说,表达了这几点:

(1)杨玉麟对南大的评论不公正

杨玉麟对南大毕业生的恶意评论,并不只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李光耀。他只是代表李光耀说话。李光耀的评论也不是现在才如此,而是继承《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评论而来。这份报告书从头到尾都和李光耀脱不了干系。公开信说:

在一方面,我们无意于寻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更无意于寻求特殊地位,来享受特殊利益,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一社会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深以为憾的,这就是南大毕业生数月来不止一次遭受不公正的评论,如“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几乎可以说,凡是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可以拿毕业文凭一张”“考试……马马虎虎”,这些评论显然是对南大毕业生的程度表示过分的怀疑,而对南大毕业生是深为不利的。

这些话不仅恶毒,而且捏造证据,充分反映出李光耀邪恶的内心世界。

(2)杨玉麟根本不了解南大的考试制度

南大采用美国制,马大采用英国制。制度不同,考试的方式也自然不一样。杨玉麟对此一无所知,胡乱评论。南大的淘汰率比起马大来,只会高不会低,杨玉麟却捏造证据,诬蔑南大考试马虎,居心恶毒。南大当时正处于艰苦变动的逆境中,第一年未聘请校外考试委员,亦非过错,不能因此贬抑南大毕业生的水准。公开信说:

我们要庄严说明:南大的毕业考试是有异于马来亚大学或其他英国大学之处,主要是由于南大采取学分制;因此,一个学生能否毕业,并不特别着重于最后一次的毕业考试。每一个学分的取得都经过学期考试,而每个学期的考试,都是重要的。在这当中,只要一个必修科目两次不及格,就要遭受退学的处分。所以,事实上,南大第一学年的学生原有五百八十四名,除了自动休学转学的一部分,在四年中,便已有许多名学生被淘汰了。至于这次毕业考试,南大没有聘请校外考试委员参加。这固然不是我们毕业生的疏忽,而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去年下半年,《白里士葛报告书》发表后,南大受置于何等严重的处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在那艰苦变动的逆境中,南大行政之未能达于理想,乃势所难免,而是大家不难体会到的。不过,环境尽管是如此险恶,南大毕业生的绝大多数,四年来并非懒散渡日,我们的确曾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以采取知识的宝藏。于此,我们可以说是无愧于心。至成就之高下,我们雅不欲自我标捞,只可留待今后凭我们的服务事实来表明。

这段评论,过于客气,实应要求杨玉麟道歉,更应要求李光耀道歉,因为杨玉麟代表他讲话。当然,他们跟随英国人欺压华人,已成习惯,不可能道歉,然仍需强烈谴责。

(3)不要求特权只要求平等

南大学生毕业后,遭受不平等待遇。杨玉麟的恶意评论,更加重此种困难。南大毕业生不自恃高人一等,但也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贬斥。公开信说:

我们乐于在这里再三申明,我们进入大学,旨在追求真理、磨炼品格,准备为国家社会的进步繁荣而献身,并非为个人寻求高官厚禄的踏脚石。现在我们毕业离校,也绝无争取特殊权利的意图,在校之日,我们忠心耿耿,无时不以邦国的利益为念:离校之后,依然是忠心耿耿,热望邦国建设的成功。我们但求被赐以献身服务邦国之机会,而耻于斤斤计较个人的私利,对于我们自己的品学,固然不自我推崇,并且将力求进步,但也决不允有对我们妄加评判而随意贬斥的论谓。总之,我们企求的是一种公平的机会,而让事实来证明我们的“好坏”。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绝不要求“高人一等”。但也反对随意把我们看作“低人一等”。

李光耀和杨玉麟因受英文教育,自以为是英国皇民,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深恐与南大毕业生竞争,便千方百计诽谤,以求自保。其心态傲慢自大,其言行卑鄙无耻。

以杨玉麟的能力,根本无法胜任教育部长。他之所以能当教育部长,完全是凭他与李光耀的裙带关系。杨玉麟没有自知之明,胡言乱语,自曝其丑。

新加坡文献馆的《毕业生抗议南大政策演说》文中说:

这种不平则鸣,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言行,就是典型的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处世精神。人民行动党己经把南洋大学逼入历史,南洋大学的人文精神面貌也早己化着一缕清烟随风而逝。一个没有了不平则鸣,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社会,是一个缺乏正义节气的社会。诚然,南大人文精神的消失是新加坡共和国的最大人文损失。

李光耀贬抑南大,关闭南大,消灭整个华文教育体系,把星加坡塑造成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这便是李光耀一生最大的贡献。

3、南大学生会捍卫南大办学宗旨

《魏雅聆报告书》、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政策演说,引起关心南大的人的担忧,社会舆论哗然。李光耀所提出的改革,实际就是要南大以马来亚大学为蓝图来改革,结果是南大变成英文大学。其最终目的显然是南大与马大合并,彻底消失,不再是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

关心南大的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南大后来的遭遇,正是与马大(后改名新加坡大学)合并,彻底消失。

南洋大学学生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发表《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支持改革,并捍卫南大的办学宗旨。

(1)改革的愿望必须完全实现

南洋大学学生会在声明中强调,支持改革,但不可无限放大南大的缺点,归罪南大的创办人。声明说:

南大改革的愿望,普遍的存在每一个爱护南大的人的心里。南大必须切实进行改革,使校政得到健全的发展,使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的。南大有缺点是事实,我们不必去做无益的掩饰。……

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人民行动党政府已经明确的表示,要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并且基于这样的教育政策,宣布要给南大获得与马大同等的待遇。我们欢迎合理对待南大的做法,欢迎任何旨在使南大改革得到最大成功的协助。

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南大创办的历史,以及她在成长中所遭遇的挫折和患难,而一味去把南大的缺点归罪于热心办学的南大执委身上,虽然他们在过去对南大的校政曾经付托不得其人。我们切切不可忽视南大创办人的毅力和广大民众热烈的支持,这些都是南大今天的规模和成就的基础。

李光耀口口声声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实都是谎言。在世界各地政客中,像李光耀这样不诚实者,绝无仅有。他奸诈狡猾的性格,除了遗传,显然跟童年缺少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2)改革不可破坏南大创办宗旨

南洋大学创办的宗旨是维护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就是为了这个宗旨,南大才能成功创办。南大学生会的声明特别强调这一点。声明说:

南大改革,绝对不是改变南大的创办宗旨。我们的庄严态度是这样:南大应该不断地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校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

我们对教育部长所说的“南大教学媒介保持原状”的保证,表示热烈的欢迎与支持。我们认为:南大的教学媒介与整个民族教育系统血肉相关,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有一些地方表明了对英文的过度偏爱,有一些的章节对南大使用英文做教学媒介,表示了过度的兴趣。我们不否认英文在大学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南大主要是华文大学,如果认为英文地位必须极力提高,她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认为必须把英文地位提高到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这样做不但是没有需要,而且根本就违反了南大的创办宗旨,破坏了民族教育正当发展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

南大的创办宗旨,其实是针对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意图,维护民族教育。南大的创办宗旨与英国人的意图背道而驰。这是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

由于李光耀政府是民选政府,把众人的眼睛都蒙蔽了。南大学生显然不知道,李光耀是英国人指定的代理人,在上台之前,已经与英国人紧密勾结。他不仅不废除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而且继续用来压制华人的民族教育,以关闭南大为最终目的。

杨玉麟说“南大教学媒介保持原状”只是门面话。所谓“保持原状”只是暂时如此,并非永远不变。这一类话,李光耀后来说了无数次,甚至于还派部长与南大理事会签署联合声明,保证南大为华文大学,永远不变,全无实际意义。李光耀只需一转眼就变了。他在三月三十日到南大演讲时就针对学生会的这一点声明说:

最近一份以南洋大学学生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令人遗憾的。……这份声明谈到基于不违反创办南大宗旨的原则改组南大。声明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些宗旨是什么。

李光耀说过的话,凡是好听的都不可信。他随时都会改变。真正恶毒的话都藏在他内心深处,不能透露半句。待到一天说出来时,已达到恶毒目标,原形毕露。

(3)马来亚化在于精神实质不在形式

创办南大与《巴恩报告书》的意旨反向而行。这引起英国人的不满,指责华人维护华文教育,乃是对马来亚不忠。英国人要华人马来亚化,但英国人不必马来亚化,因为英文教育也是马来亚的国民教育,英文学校也是国民学校。李光耀配合英国人,也以此来指责南洋大学。南大学生会的声明强调马来亚化的方向在于精神实质,不至于形式:

有一些存有偏见的人极力指斥南大只收容华族学生的事实,认为这是南大已经成为种族主义大学的根据。他们的看法,以为南大必须在事实上是各民族子弟寻求高深学问的场所,她才不会成为种族主义狭隘的文化思想的温床。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南大必须机械地吸收大量的各民族子弟,在形式上包括了各民族学生,她才算是马来亚化。

……问题的关键不在南大是不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子弟,问题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我们要求的是:南大成为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大学在精神实质上正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只在外表上装作马来亚化,在大门口高挂“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招牌,而实质上却倒行逆施,成为殖民地型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我们的建国事业里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障碍。

……南大的任务是:培养建国人材,推进马未来的建国事业;南大的学生也一再表示:愿意竭尽忠诚为马来亚服务,为建国事业献身。这些正是南大的优良本质,我们为具备这样的优良本质感到自豪,我们深深感到:南大要进一步马来亚化,
就是更努力发扬这些优良本质。

我们反对只在形式上包括各民族子弟,以骗取“马来亚化“的美名的做法,但我们完全支持吸收各民族学生进入南大的建议。可是这样做,必须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绝不能损害或违反南大的创办宗旨,不能因此而改变了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固然吸收各民族学生是存在着技术上的艰难的,但是这些技术上的艰难是不难这样解决,比如:为他们办大学预备班,提高他们的华文程度,使衔接南大的语言水准,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很适当的。

南大开学后,南大学生积极配合马来亚化的主张,努力学习马来文,对马来语为国语并无异议。南大学生有一半上马来文课,学习马来语。杨玉麟遵照李光耀的指示,恶意污蔑华人不接受马来语为国语。

李光耀又以南大所收学生,以华族子弟为主,是华人大学,不是马来亚大学。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都把华人受华文教育定为沙文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关闭南大。

4)永远保持泛马性大学的品质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计划,深谋远虑。南洋大学是为全体南洋人而创办的大学。在立校最初几年,马来亚半岛的学生比星加坡学生还多一些。这显示出南洋大学的泛马性大学品质。李光耀一上台就按照计划关闭南大。他首先指责南洋大学是华人的大学,不是马来亚人的大学,宪法虽明文规定四种语言平等的权利,但华人不能享有。他表面主张四种语言平等,而实际他只承认英文才是国语,是各族都必须说的同一种语言。这样南洋大学的泛马性品质就遭受破坏了。声明说:

星马人民是一家人,南大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影响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联合邦学生入学都是不合理的。

星马分家是过去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而今天星马合并是政府的既定的基本政策,因此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星马要加强合作,就是在教育上也必须加强联系。我们支持促使联合邦政府改变对南大的态度的做法。我们也认为号召星马人民更广泛地对南大进行乐捐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同心合力协助南大的发展。

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定为华人的大学,不是泛马性大学,所以他不支持在南大就读的全部马来亚半岛学生,只支持一部分。这是他关闭南大计划的重要一步。到了一九七四年,他完全禁止来自马来亚半岛的学生,减少南大的学生来源,为关闭南大铺路。

殖民地政府创办马来亚大学时,学生也一样来自星马两地,李光耀并不对在马大就读的马来亚半岛学生人数加以限制。他限制在南大就读的马来亚半岛学生人数,显然是为关闭南大铺路。南大学生会清楚看出这一点。六年后,一九八〇年,李光耀正式关闭南大。

(5)反对南大与马大合并

李光耀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已经算计关闭南大。关闭南大最好看的方式便是与马大合并。《魏雅聆报告书》半遮半掩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李光耀的计谋。虽然《魏雅聆报告书》并没有正式提出,华文教育界都已清楚看出了。南大学生会也清楚看出来。声明说:

我们完全赞同南大马大进行密切合作的建议。我们深信:两间大学在学术上的充份合作,将导致我们国家文化教育的更大进步。但我们不只一次地表示过:两间大学的充份合作,首先应基于国家一视同仁的政策。

检讨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不赞同南大与马大合井,他们大多数认为本邦需妻一间以上的大学。我们认为应该极力支持他们的意见。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得出结论:星马的建国事业正在积极展开,星马社会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同时中学毕业生的大量涌现,以及星马在外国的留学生的相当众多,都在在要求我们建立一间以上的大学。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而把人民千辛万苦创办起来的南大归并到马大去。我们要强调:南大马大的任何形式的合作,绝不应导致两大学的最终的合并。两大学的合并是与星马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冲突的,也就是违反了星马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李光耀一再否认要把南大与马大合并,那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计谋被看穿后的自然反应。他一生所说的假话,罄竹难书。

在《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后,李光耀便正式开始计时,定出关闭南大的时间表。南大最终被关闭的命运,这时已尘埃落定。

4、李光耀否定南大存在的价值

林有福所领导的只是半自治政府,他无权单独处理南大问题,大权在殖民地政府手中。

李光耀所领导的是全自治政府,殖民地政府把大权交到他手中。他是殖民地政府的代理人,手握处理南大问题的生杀大权。

大选的时候,星加坡华人支持他上台,以为他反殖民地政府,上台后会投桃报李,支持华文教育,完全看不出他是殖民地政府的代理人。李光耀上台后,等待华文教育的是更大的噩梦。李光耀对华文教育所做的,也就是英国人想做而又不便于做的事。现在完全由他独自处理。南大是华文教育的堡垒,李光耀最要攻击的目标。

《魏雅聆报告书》是李光耀上台后炮制的第一份有关南大前途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发布之后,南大学生会发表对报告书的声明。星马华教界对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十分关注。

报告书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发布,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就演讲的时机来看,李光耀显然是借这次机会阐明他的语文教育政策。这个时候,离开南大正式上课,只有四年,离开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只有三年。这三年间所发生的事,翻天覆地,导致星加坡华文教育毁灭,导致南洋大学的关闭。李光耀的这次演讲在南大的历史上十分重要。从他的讲词中,已可以清楚看出他心里对南大前途的布局。

当晚,聆听李光耀演讲的南大教职员、毕业生、学生以及各界人士,异常踊跃,文学院礼堂座无虚席,水泄不通。

要了解李光耀的这次演讲的意图,他的立场和心计,必须联系到英国人在一九五一年发布的《巴恩报告书》,并紧记李光耀的代理人身份和心态。

在英国人发布《巴恩报告书》之前,马来亚联合邦已在一九四八年自治。由于战后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英国人也打算让马来亚独立。在争取马来亚独立运动中,华人发挥了极大的力量。英国人对此必有所顾忌。

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F. A. Swettenham,1850-1946)曾经说过,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华侨的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英国人目睹华人发展经济的力量,不想马来亚独立后,由华人主导政权。于是把华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英国人又不能明目张胆把华人驱逐出境,便制定新的教育政策,从华人的教育下手,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同化华人。英国人企图欺骗与强迫华人接受英国人制定的教育政策,把华文学校都改为马来文学校或英文学校,称为国民学校。英国人明言,要是华人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就是对马来亚不忠,也就不能获得公民权。英国人显然是在玩种族政治,分而治之。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英国人玩弄的种族政治,一直延续到今天。英国人是马来亚,乃至于后来的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罪魁祸首。李光耀上台后,继续玩弄种族政治。

李光耀不仅接受《巴恩报告书》,而且发扬光大,极力执行。明白英国人与李光耀这样的心态与政治背景,才能明白李光耀在南大的演讲《语言和政治》的内容思想。明白了这篇演讲的内容思想,也就明白他后来颁布的语言教育政策了。

在这之前,南大学生会在声明中强调“南大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李光耀就此评述和表明政府的立场。从马来亚语言问题谈到南大的教学语言问题。他从政治来考量语言问题,实际是传达他自己对语言与政治的看法,包含他对南大教学语言的看法,以及南大的前途。

由于李光耀当时刚上台不久,而他能上台,完全得力于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因此,他虽为英国人的代理人,仍然需要维持与华文教育者的表面的关系,没有马上翻脸。直至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时,李光耀全面镇压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以下讨论参考《魏雅聆教告书的激荡》、《李光耀的语言与政治观》、《李光耀语言政治问答录》,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语言与政治争执

李光耀的这一篇演说,并非坦诚向学生解释他的语言政策,而是很有心机,转弯抹角,花时间说明马来人对南大的威胁,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

李光耀心里想说的话是:南大是华文大学,必须改为英文大学。新加坡只能使用英文。这是他的核心思想。可是他并不直说,而是嫁祸给马来人,说是马来人不同意华人办大学。

李光耀开宗明义说:

世界上新近独立的国家大致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并不成为政治争执问题的国家,一类是语言成为政治争执问题的国家。语言统一一开始,就是一项解决了的事实的国家是幸运的。在亚洲,缅甸人、印尼人、泰国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可以列入这一类。……但是,有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

印度尽管有着伟大的历史和文化,却没有一种支配的话言。在印度有着不下两百种语言,虽然竞争成为主要语言的只有北部的兴都语和南部的淡米尔语。事实是:印度独立十多年之后,还没有迹象显示语言己不再成为一项政治争执问题。宪法规定兴都语为国语,在独立十五年之后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南部的印度人仍然反对这项决定。

李光耀先带出语言的政治问题。单一民族国家,有一支配语言,没有语言争执;多民族聚集国家,没有支配语言,所以发生语言纠纷。这个观察并没有错,只是他心里想的并不是如何面对多语社会的语言问题,而是如何把华人的语言边缘化,并逐步消灭。

李光耀举印度为例子,说明语言问题可能引起政治争执,但印度的情形和新加坡的情形并不一样。他并不考虑这个例子是不是适当,而是用来夸大语言的政治危机。印度从两种在地语言中选出一种为国语。这本是一般做法。如果一个国家有两种语言分别在不同地区通行,则两者都可以定为官方语言,这样就可以化解可能的纠纷,例如加拿大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虽然法语通行的地方小,但同英语一样受尊重,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纠纷。

李光耀的政策并非如此,他把星加坡通行的三种在地语言: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边缘化,等同于废弃,而选择沿用非在地民族语言:英文,即原本的殖民地语言为新加坡第一官方语言。因此,印度与锡兰在独立后所面对的语言问题和所采取的语言政策,都与新加坡全然不同。

李光耀故意夸大语言可能引起政治争执,甚至于引起战争,并以此为借口继续推行殖民地政府,即英国人所制定的政策,推行殖民地政府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他的家族从祖父时代被英国人同化后的家庭语言,也就是他唯一能掌握驾驭的语言。通过他的政策,英语成为星加坡的实际国语,代替本土的语言。他向南大学生传达的意思是:如果不边缘化本土的语言,采用殖民地的语言,就会引起争执,乃至于战争。

(2)语言统一

李光耀在说到星马的社会语言时,故意夸大而近于扭曲道:

在马来亚,语言不幸地也是一项政治争执问题,虽然争执的激烈程度并没有锡兰那么厉害。在星马两地上次选举里,选票的分配大致上是依照语言的,在联合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语言问题的矛盾没有像锡兰那么紧张底唯一原因,是因为马来亚的政治领袖比较持重,马来人和华人方面都是这样。拉查教育政策承认非马来人学习和应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人民行动党领导华人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一面容许每一个集团有学习和应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假使马来人方面的领导层是属于泛马回教党,公开表示有意停止一切非马来语的语文教学,而华人方面是由拒绝接受马来语为国语,说它没资格的种族沙文主义者来领导,那么,我们社会走向比锡兰更坏的局面。因为在锡兰,快米尔人最低限度是少数民族,占全人口四分之一而己,而且大致上是集中在锡兰的嘉犬那一旁,和马来亚不一样。

马来亚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言,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地方。在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会处于这么一种奇怪的局面:将近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说的话,写的东西或读的东西,乃是历史的意外。殖民主义者急切要剥削马来亚的国家资源,大批输入廉价劳工,才造成了这个例外的局面。

每一个历史学生都知道,使一个混合的社会集团说同样的语言,要比使任何成为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来得容易。一个民族的形成可能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在一代里可以办得到。在一个己定型的民族社会里,加入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懂得这个社会的统一语言。保证美国人的基本统一力量的便是这项语言条件。进口的移民在种族上开始是日耳曼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日本人。但是,美国坚持在移民被接受为公民之前,他必须懂得美国的英语底事实,保证了人民当中的共通语底统一力量。

马来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时,星加坡并不包括在内,仍然由英国人统治。一九五九年,英国人允许星加坡完全自治。星马两地的社会语言情形并不一样,但有一点相同:星马两地政府都执行英国人依据《巴恩报告书》所制定的语言政策。

马来亚政府企图通过英国人制定的政策,以国民学校代替华文学校,同化华人。华人社会强烈反对这样的政策,华文教育才得以生存。

英国人所规定的国民学校,只包括马来文和英文学校。李光耀配合英国人,以英文学校来代替华文学校,同化华人。正如他所说,这同化政策“在一代里可以办得到”。他上台后推行的语言政策,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〇年,只用了二十年,便把华人办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全消灭。他不仅在一代里完全办到,而且把这样的政策扭曲成“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欺骗被同化的华人。

马来亚的华人和淡米尔人都接受马来语为国语,而无需牺牲自己的民族教育。

李光耀说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无法沟通,纯为恶意歪曲。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从未有沟通困难。固然华人中有许多不懂马来话,马来人中也有许多不懂华语,但彼此沟通时,或用峇峇话,就是李光耀童年时的家庭语言,或用简单的英语,或用闽南话或粤语,并无多大困难。反而是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和华人方言后,造成华人家庭中,祖孙之间无法通话。李光耀总是用杜撰的故事和谎言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李光耀在推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政策时,完全牺牲本土的民族教育。他消灭华人的教育比英国人设想的更快、更彻底。

李光耀在讲词中,并没有明言他所说的“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是哪一种语言。他拐弯抹角,把恶毒的意图隐藏起来:他实际所指的共同语言,不是华语、不是马来语,而是“英语”。“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是李光耀同化华人的光明正大的借口。

李光耀假设泛马回教党不允许非马来语学校存在,而华人拒绝接受马来语为国语,星马社会走向比锡兰更坏的局面。这样的假设意图不善。华人从未拒绝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华人只是维护自己的教育。李光耀意图以回教党来恐吓南大学生,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成为英文大学。

李光耀一生爱操控种族问题。星加坡六十年代的种族暴乱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在一九六三年加入马来西亚后,他希望通过种族操控来赢取华人的选票,取代马华公会,结果失败了,酿成种族暴乱,许多人冤死。

他所讲的话,意在用马来文来恐吓南大学生,实际情况跟他说的完全相反。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州政府很愿意帮助华文教育,比中央政府对华人更加友善,与李光耀的党更不可同日而语。回教党并不提倡种族主义,但李光耀一生站在英国人的立场,推行英文沙文主义,镇压华文教育,消灭华人的母语。

据东方日报网(2015年01月10日)报道:

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4年,在华小求学的非华裔学生,佔华小学生总人数的15.31%,即8万7463名学生;华小目前是各源流小学不同种族学生就读比例最高的学校,相比2010年同期的7万2443人(11.84%),增加了1万5020人。……华小良好的学习风气、老师认真教学的態度,再加上华语华文在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是主要导致就读华小的非华裔学生逐年增加的原因。

在华文小学就读的非华族学生,比在马来文小学就读的非马来族学生还多。到2016年,非华裔学生占华小18%。现在还在继续增加。

星洲日报报道(2017年1月2日):由于中文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华小的风气及纪律良好,吸引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文小学就读,希望孩子能够掌握多一门语言。

幸亏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选举中失败了,没有取代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否则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必将像星加坡一样被他消灭,绝不会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李光耀吞吞吐吐,似乎暗示“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是马来语,实则他一生看不起马来语。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回忆一九六八年与李光耀会面时的一段往事(见《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那天晚上,李光耀还对于马来西亚政府近期宣布的、要求所有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政策表示不屑。他反问道:这样的政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比在哈佛的时候更有气魄。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想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应该坚持让每个学生掌握好英文。他认为普及马来语的政策简直是在引领马来西亚走回原始丛林生活!

他根本就看不起马来文。他只是用马来文来吓唬南大学生,要南大学生接受以英文为单一教学媒介语,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李光耀甚至于在七十年代,把南大的马来文系关闭了。当时的马来文系,不仅有很出色的教授,而且有很杰出的马来学生。其中就有已经成名的作家。

无论南洋大学发展得多好,比马来亚大学强多少,李光耀都会恶意找借口,横加逼害。

(3)华文教育将造成政治悲剧

李光耀在讲词中肯定马来语为各族接受的语言,随即拐弯抹角暗示马来语不能成为统一的语言。他说:

让我们坦白地承认,虽然由于人民一致接受马来语为国语,我们不必经受种族和语言冲突的恐怖,我们在把这项有着种种含意的决定付诸实施时,仍然还要解决一些深刻和困难的语言问题。统一的马来亚民族底理想解决办法,是造成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既然没有人会预料这样做是可能的,我们在第二条最好的路,就是说,大家都说一种语言,尊崇同样的文化价值,虽然种族和宗教不同。

李光耀心里想的是:南洋大学必须改为英文大学,但是他从头到尾绝口不提这一点,反而是声东击西,吞吞吐吐,声称时代已变,南洋大学是华文大学,不合时宜,会因马来人极端分子不满而引起种族冲突。

他所说的第二条路和第一条路并无不同,语言一样,种族也就一样了。以李光耀为例子,他的家族被英国人同化后,说英语,接受英国人的价值观,他已是英国皇民,他也并不认同自己是华人,因为他不具备华人的文化因素。他心里想说的真正意思是:“大家都说一种语言”,就是英语;“尊崇同样的文化价值”,就是英国人的价值。这样,华人与马来人就可以维持各自的种族和宗教。

李光耀再进一步拐弯抹角,传达一个恶毒恐吓:华人必须放弃华文教育,否则将造成悲剧。他说:

那些要停止任何非马来语的语文教学的人,必须准备用武力。既然用武力等于强暴和流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要让这样的局面发生。只要马来人或华人方面的极端种族主义见解被静静地而又迅速地暴露,这样的局面永远也不会出现。……华裔马来亚人将继续学习和应用华语。在速度通过无线电和空间的通讯,书籍的流通,和人的来往大大地缩小空间的时代,有一个复兴的中国存在,要期待马来亚华裔人民放弃他们的语言和通向他们祖先的文化遗产的钥匙,乃是不自然的。有一点是要永远记住的,这些语言文化的原始的情绪吸引,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加以缓和。那些忘记了我们是处身在主要是说马来语的东南亚,而不是中国的人,在他们被强迫送上一艘遣送船回返汕头时,只能够怪他们自己。华语本身在中国正受着革命力量的影响。那些通过无线电,报纸和杂志,听到和感觉到它的变迁的人,必须永远记住,也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不同力量正在马来亚和东南亚发生作用。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正是自寻灾难。

在李光耀的思想中,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的华人是“极端种族主义”。这是“沙文主义”的另一个说法。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配合英国人,说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的华人是“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思想中,“沙文主义”又等同于“恐怖分子”,必须监禁,必须消灭。

李光耀说“那些要停止任何非马来语的语文教学的人,必须准备用武力……用武力等于强暴和流血”。这话的实际含义是:华人坚持学习华文,将遭受“武力”对付,导致流血。这是十足的威胁恐吓。

在星马历史上,华人和马来人和谐相处,相安无事。二战时期,马来人与华人一道参加抗日战争,并在后来与华人一道参加抗英战争。

华人之从政者,以及华人职工会领袖,均积极支持马来语文成为新马的国语。
一九五六年,南洋大学开学后,马来语文是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学习科目。马来西亚的马来学者,承认并且感激南大校友对马来文学研究的学术贡献。

直到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李光耀企图成为总理,打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挑战马来人的特权,意图取代马华公会代表华人,才挑起种族冲突。李光耀在攻击华人时,诬蔑华人是沙文主义,在挑战马来人时,则以华人受不平等待遇为借口,挑起种族冲突。李光耀的自私野心,导致许多华人在冲突中冤死。这是他的业障。

李光耀一生鄙视中华文化,指责华人使用华文,就是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因为他是峇峇人,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语。因为他不自认是华人,所以在他眼中,华人学习华语华文就是“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他一生完全排斥华语华文。虽然他花了一些时间学“讲华语”,那只是为了政治目的,终其一生都学不好“讲华语”。

李光耀虽然以马来语文为国语,那只是表面的象征。马来文从来都不是官方的第一语文。新加坡官方第一语文是英文。英文是新加坡真正的国语,唯一的官方语言。李光耀更推广英语成为民众的日常用语,也就是实际的母语。这就是他所说的“一生的挑战”。

李光耀指责星马华人“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正是自寻灾难。”华人在李光耀上台之前与之后,从未“卑屈地模仿中国的形式”。华人学习华文,就如英国人学习英文,法国人学习法文,马来人学习马来文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光耀之所以指责华人学习华文,只不过是因为他已被英国人同化,天生反华人和反华文罢了。他所表现的是“英文沙文主义”的粗暴态度。

李光耀演词中隐藏的意思是:星马社会只能使用一种语文。这一种语文不是马来文,更不是华文,而是英文。

(4)南洋大学须改为马来文大学

李光耀通过《魏雅聆报告书》改变南大,最重要的便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也就是要南大放弃以华语教学,改为英文大学。由于他当时刚刚上台不久,还不能明目张胆要求南大放弃华语,只能拐弯抹角的暗示。刚好当时是马来亚独立不久,星加坡刚刚自治,以马来语为国语,于是李光耀便以马来语来说事:

在眼前的将来,华语将是主要教学媒介语。但是,随着每一年的过去,必须教授和应用愈来愈多的马来语,以配合马来亚前途的趋势,同时使南大学生能够在马来亚社会里扮演有用的角色。

我们愈理性地作出调整,我们给予那些认为只能在马来亚教授马来语的人底藉口就愈少,我们成功地把语言争执问题从政治舞台中心拿开的可能性就愈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鼓动着和分裂人民的国家是快乐的,因为语言是爆炸性的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这样的爆炸性问题愈不成为政治争执问题,我们大家就会愈快乐。

表面看来,他要求南大逐年改变,以马来语教学,最终马来语将代替华语。他心中实际所思并非以马来语取代华语,而是以此来恐吓南大学生,接受以英语来取代华语,南大成为英文大学。

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只要彼此愿意沟通,并不一定会引起冲突。南洋大学创办之初,英国人不赞同,并不是因为语言引起冲突,而是英国人有同化华人的计划。当时,马来人之中,也有一些极端的反对意见。在陈祯禄先生斡旋之后,马来人中的政治人物,已表示接受华人创办大学。南大也一再表示将教授马来文,而且,任何种族子弟都可以入学。在南大创办初期,语言并不是一个引起争执的问题。为什么在南大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之后,李光耀却以语言为爆炸性问题来说事呢?因为他是英国的代理人,执行英国人同化华人的计划,必须关闭南洋大学。在无法明言南洋大学必须改为英文大学的时候,只好以马来文来说事。他工于心计,奸诈狡猾。

李光耀再进一步威胁南大学生说:

最近一份以南洋大学学生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令人遗憾的。这一类的话,是会剌激和鼓励像泛马回教党最近向拉查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提呈的备忘录里所提出的一类意见。这份声明谈到基于不违反创办南大宗旨的原则改组南大。声明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些宗旨是什么。他接着说“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坏的根本性质都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但正如声明一样继续说“南大主要是华文大学”是不明智之举。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因为,这是只会加强马来人中间的种族主义事业的刺激。南大的宗旨当然是在马来亚创办一间马来亚大学,主要是容纳人口当中受华文教育的部分。但是,最终的宗旨,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因为声明接下来有提到南大是民族大学(national school)。但是,如果南大成为一间民族大学,
那么它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而不是华人大学。

南大是为了让华文中学高中毕业生有机会上大学而创办,华文很自然的成为教学语言。南大学生维护南大的创办宗旨是很自然的事,却引起李光耀的不满。南大创办时,李光耀并不赞助,南大成长了,他却要南大放弃创办宗旨,改为英文大学,充分反映出他反华人、反华文的心态。

南大从一开始就是马来亚大学,欢迎各民族学生入学。如果是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就完全没有问题。今天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和中学,有数以万计的非华人学生。有些非华人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入华文学校,因为华文学校提供更好的教育。即使办一间华文大学,专收非华人学生,亦不足够。李光耀只不过是在恐吓南大学生。马大(即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就始终不是马来文大学。

李光耀强调,“如果南大成为一间民族大学,那么它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而不是华人大学。”这话听起来有些含糊。其实,这正是《巴恩报告书》的主张。《巴恩报告书》要所有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学校或英文学校。李光耀所说的话,显示出他是在执行英国人的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目标。

李光耀以马来语为国语做理由,南大必须改为“马来亚人大学”,即马来文大学,具有欺瞒意图,用意不良。他所说的“马来亚人大学”,其实是英文大学。这是《巴恩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马来语为国语,星加坡宪法明文规定四种语文平等。两者之间并无冲突。如以马来语是国语的理由,来否定印度人和华人学习和使用民族语文的权利,显然违反宪法。李光耀是总理,他有责任维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可是他不仅不维护宪法,反而迫害华人学习民族语文的权利。

李光耀又以马来人极端分子反对华人学习华文为理由,要南大改为马来文大学。这又是失职。他的职责是确保星加坡社会安定,不受种族主义分子干扰,而不是要南大学生放弃宪法赋予的权利,迁就极端分子。

南大的创校宗旨,明文规定,招生不分种族,任何种族子弟,只要符合招生条件都可以报读。南大欢迎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子弟报读,只要入学考试及格,便可以入读。任何大学都有入学语文要求,南大也一样。不能要求南大改变入学语文以迁就学生,而是报读学生必须符合南大的招生条件才能入学。南大无需本末倒置,为了招收印度学生,而分别以兴都语或淡米尔语来教学。

按照宪法赋予的语文平等权利,星加坡本地的大学,无论是马来文大学,印度文大学,还是华文大学,都是民族大学,也都是马来亚人大学。如果华文大学不是马来亚人大学,那么,马来文大学、英文大学,又如何是马来亚人大学?

李光耀把南大排除在马来亚人大学之外,因为这是英国人在《巴恩报告书》中建议的国民学校,只有马来文学校和英文学校,华文学校被排除在外。

李光耀善于挑拨离间,煽动种族情绪。他在演说中尽显天分。他跟他的连襟杨玉麟一道,捏造证据,诬蔑南大,诬蔑华人和华文教育。

他先是说,华人会反对以马来语文为国语,然后在说到南大以华文教学时,又反过来指马来人会反对华人大学。他提醒南大同学,这是马来人和华人的“极端种族主义”。他以此来恐吓南大学生。实际是:马来人的“极端种族主义”并非主流,而华人根本就没有“极端种族主义”。

李光耀心里想说的真话是:华人不接受马来文大学,马来人不接受华文大学,所以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

(5)南洋大学不合时宜

李光耀再进一步以种族问题来威胁南大学生:

随着去年新加坡大选和联合邦八月大选,我们进入了马来亚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为应付当时的威胁而在不同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一个自大多数人民,包括说华语的人民选出的新加坡政府,其处理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方式,与旧殖民主义政府基本上压根地不相同。在新加坡,华校教育,语言或文化根本没有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并,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但假如用来对付殖民地时代威胁的有关维护华族文化,语言与文明的旧口号,在今日的新加坡喊出,那么,种族主义的马来势力从而威胁到将来的华语学习,可能不受控制。

让我们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吧,假如有压制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殖民地势力并不在攻击我们的最前线,而这种进攻亦将不是易于应付的。……如果我们能够修改我们的技巧和方法,以适应己改变的局面,那么,南大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既然时代不同了,南大必须改为马来文大学,马大是殖民地大学,何以不改为马来文大学?显然李光耀维护的不是本地教育与文化,而是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
真正威胁南大生存的并不是“种族主义的马来势力”,而是李光耀政权。

南大初创办时,有一些马来人反对,因为当时还没有马来文大学。随后,陈祯禄先生斡旋,巫统表示对华人创办南大,没有异议。那以后就不再有反对的声音。

南大开学后,开设马来文课程,编印马来文刊物,开办马来文系,都得到马来社会的赞赏。真正反对南大的是殖民地政府和李光耀,因为他是英国代理人。

李光耀说:“在新加坡,华校教育,语言或文化根本没有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并,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他这是存心欺骗。他早已开始和英国人相勾结,压制华人的教育、语言、文化。他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时,已周密计划“使南大与马大合并”,彻底“摧毁南大”。

每当李光耀心里有不可告人的意图时,煽动种族情绪是常用的一种手法,牺牲别人,以达到私自的目的,非常恶毒。

他心里想关闭南大,想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他并不明白说出来,而是把他压制华人的教育、语言、文化的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马来人。

李光耀一生,凡是说得出来的好听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真话都深藏在阴暗的心里。

5、李光耀指控南大沙文主义

(1)行动报专文与社论攻击南大

南洋大学学生会的《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发表之后,李光耀极力攻击。他在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这是他对南大的正式攻击。

三月廿八日, 李光耀更在人民行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英文版发表一篇题为《沙文主义与自杀》的文章, 并发表社论,谈南大教学媒介语的问题,针对学生会《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严厉谴责。

单看《沙文主义与自杀》这样一个题目,便叫人触目惊心。这血淋林的题目非常清楚反映出,李光耀当时已经计划好,血洗云南园。

《沙文主义与自杀》与社论,均刊登在英文版的《行动报》,而不是华文版,因为李光耀只能用英文表达。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见《大学改革问题的政治升温》,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要在英文版党报发表有关华文教育的课题?界外人不能解答但可以推测:读者的对象是外国传媒;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攻击南洋大学的民族意识与形象,可以获取西方政治对李光耀的反共反华政治的支持。在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上,对华人政治进行政治抹黑,也是要争取非华人政治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把民族教育课题政治化,也表示了政府并无意从教育的角度来解决南洋大学的问题。这也证实了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始终不是学术言语与水准的问题。

李光耀在打击华文教育的时候,常用的手段便是鼓动马来人中的极端分子的反华人情绪。他一生都在耍弄种族政治。

行动报上刊登的《沙文主义与自杀》与社论,就像杨玉麟的国会演说词一样,都是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的,反映李光耀对南大与华文教育的核心思想。

从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初登政坛的时候起,他便与英国人相配合,指责维护华文教育者是“沙文主义”。这个罪名在李光耀的字典中,等同“恐怖分子”,必须绞杀。一九七六年,李光耀派秘密警察追杀南大当年毕业的学生会会长何元泰,罪名就是“沙文主义”。

杨玉麟在国会的演讲,李光耀在南大的演讲《语言与政治》,行动报上刊登的《沙文主义与自杀》与社论等一系列攻击南大的文章,反映出李光耀工于心计的安排。正如《大学改革问题的政治升温》(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行动报英文版对学生会的重拳出击,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也同时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对华文教育的敏感性。另外,也突显了人民行动党对华人政治的观点和应对手法。

魏雅聆报告书是在1960年2月9日发表。次日2月10日教育部长在立法议会,肯定报告书,也同时发表对南洋大学改革的政策演说。李光耀在1960年3月 30日在南洋大学就语言与政治专题发表演说。而在之前的早两天,3月28日行动报先发表有关南洋大学课题的社论与专题论文《沙文主义与自杀》。由此可见,人民行动党是动员了不少的资源来进行连环攻势。这也显示了对华文教育体系最高学府的浓厚敌意。

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堡垒。在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的过程中,最后必须消灭南大。攻击南大是他整个反华文反华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步骤。

《沙文主义与自杀》的原文未见于《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书中收录理直的《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一文,是对李光耀指责的回应。这篇文章刊登在《大学论坛》第十五期,应是南大学生会或老师所作。从理直的《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一文,可以看到李光耀对南大与南大学生会的恶毒指责。

(2)恶意扭曲原文

《沙文主义与自杀》文中引用南大学生会的声明,不仅断章取义,而且恶意扭曲原文,恶意解释。理直说:

从声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学生会的目的是在于对目前所面对着的“南大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所集中要解决的是目前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说,学生会承认英文大大学教学上的重要性,但却不同意把南大英化。

本来南大英化和不英化的问题,是不难通过冷静客观,就事论事的讨论来加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学生会的意见,却被斥责为“沙文主义者要求各族分离”以及“沙文主义者求自杀”等等。这未免使人大大地感到意外和吃惊。

引起英文行动报对南大学生会严厉斥责的,是学生会长篇声明中的一句活(只是一句话),这句话是“……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坏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把它简单地转述为“南大学生会要求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并且因之得出了学生会是“沙文主义者要求自杀“的结论。

学生会的声明原本只是就《魏雅聆报告书》与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政策演说,阐述意见,用语平和客观。学生会对南大的前景当然关心。按照魏雅聆与杨玉麟代表李光耀提出的改革,南大势将变成英文大学。学生会对此当然十分关注。这样的关注本极平常,也很自然。李光耀却指责为“沙文主义”。这不仅是恶意扭曲原文,更是陷人以罪。

(3)陷人以罪

李光耀一生,凡是攻击华文教育时,都故意歪曲事实,恶意攻击。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对南大学生会的攻击,亦是如此:

现在让大家来看看,学生会的话与英文行动报的话,有什么基本上的不词。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学生会声明所要求必须“永远保持”的是,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坏的基本性质。这就是说当我国的教育还有不同源流(系统)之分,而华文教育又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存在的情况下,南大就应该永远保持为这一系统的最高一环。而且,学生会又是以政府“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的政策作为根据来提供意见的,可见,声明所说的“永远”两字,是附属于我国还有不同教育源流存在的时间和条件之下的。

但是,英文行动报所说的“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这句话,却是带有绝对的,超越任何时间和条件的性质。就是说无论在任何状况底下,南大都应该“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明显的,英文行动报这一句话与学生会声明的原意,是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巨大差别的。……

南大虽是一间华文大学,但它同时兼用英文,并且大力地鼓励学习国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肯学习国语”“沙文主义”等等的谴责,实在是离题太远了。……

学生会声明中的另一句话“……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文的权利”,也是英文行动报加以摘引而严厉斥责的。但是,如果我们再读一下学生会的声明,就会知道这句“罪恶”的话,原来是为了支持杨玉麟教育部长保证“南大教学媒介语保持原状”的意见而写出来。根据这句话来痛骂学生会,简直就等于斥责教育部长。这未免太令人遗憾!

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正如李光耀是峇峇人,以峇峇话为母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样。他的家族为英国人所同化,所以他的孩子都以英语为母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或是出于自卑与自大心理,他千方百计打击华人学习母语,接受母语教育。

他指控华人“不肯学习国语”,是“沙文主义”,这类恶言毒语,实际是在煽动种族情绪,足以引起马来人反华人的恶感。这也就是他以马来亚化和回教党来威胁南大学生的动机,以此来打击华人的政治力量,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他一生都在玩弄种族政治。

南大学生会捍卫母语教育,捍卫南大的办学宗旨,他完全不能接受,而且百般打击。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4)藐视宪法和法令

李光耀身为总理,有责任维护南大的发展权利,也有责任维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教育权利,可是他对此并无兴趣,而是目无法纪,以自己凌驾于宪法与教育法令之上。法律在李光耀的手中,只是压制异于己者的工具。理直说:

由于这篇文章的严厉谴责,就引起了“民族教育”能否存在的问题。要求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要求华校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否就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呢?

对于这个问题,联合邦宪法第一五二条,第一节写道:“(一)联合邦之国家语文为马来语,其字体应由国会以法律规定之,但——(甲)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其使用(官方用途除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且(乙)本款不得妨碍联合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保存并扶持联合邦其他种族语文之使用与研究”。

同样,联合邦1957年教育法令第二节写道“联合邦教育政策是在建立一种能为全联合邦人民所能接受之国民教育制度,俾满足其需要及促进其文化、社会、经济政政治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注意使马来语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之意向,同时维护及协助居住本邦其他民族之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星洲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它那是承认马来语为国语,同时“平等对待本邦四种源流教育。”

1955年,星洲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在第(丁)节中写道“兹建议,依招联合国文教组织之指导,新加坡之各族文化应受同等尊重及扶持。”

根据宪法,法令,政策,报告书上所写着的条文,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民族教育是可以存在和发展,并且是有权要求存在和健全发展的。

学生会要求南大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坏的根本性质必须永远保持”是否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根据宪法,法令,政府政策等等的规定,华文教育系统是被允许存在和发展的。可见学生会提出“南大以华语作为主要媒介,南大永远保持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要求是完全合理,完全合法的。

南大学生会捍卫南大的办学宗旨,维护母语教育,既合理,也合法。李光耀对此完全不尊重,更以自己凌驾于宪法与法令之上。他了解法律,玩弄法律,操控法律,以达到私己目的

6、舆论反对南大并入马大

《白里斯葛报告书》已有南大并入马大的意图,只是吞吞吐吐,没有明确主张。《魏雅聆报告书》则半推半就,而所提改革则是为合并准备。魏雅聆报告书一发布,华人舆论界,群情哗然。李光耀看到华人舆论于焦虑中,十分不满。于是,连忙虚假澄清一番,只是安抚,全无诚意。

《星洲日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发表社论《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既陈述华人的忧虑,也根据李光耀就南大问题的澄清,加以总结。当时,明眼人不可能相信李光耀的话,但也只能静观其变。

(1)南大问题久悬未决

南洋大学是星马两地华人群策群力合办的大学。有关南大的任何问题,都让大家忧虑担心,如社论所言:

南大问题,久悬未决,至今为新马两地一般人民所普遍关怀。

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医生报告书相继发表之后,大家本来都希望南大问题可以因此早一点获得解决,可是事实的发展情形恰好与此相反,教育部部长杨玉麟先生根据魏雅聆先生所领导的七人委员会报告书在本年二月十日在立位议会上宣布了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政策的声明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南大问题却似乎反而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僵局,这真是令人百思莫得其解。社会人士都曾因此甚为焦虑,就连代表政府党言论的《行动周刊》也在最近一期的社论中提出了“悬而未决的南大问题”,主张不可再事拖延,必须刻不容缓的马上予以解决。

为什么李光耀一再拖延南大问题,因为他不愿解决。他心里想的不是帮助南大发展,而是如何尽快把南大关闭。拖延也是他的手段:让华人担心焦虑,他处于上风,可以讨价还价,不用花太多钱便能解决。

行动周刊的社论《悬而未决的南大问题》,便趁势催促南大理事会接受政府建议,尽快改组,把南大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责任推给南大理事会。

李光耀当时心里也非常明白,他还没有办法一举扑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也不能一举镇压舆情,于是一改指责华文教育是沙文主义的习惯,采用缓兵之计,宣称一切都是出于误会。

(2)南大必须并入马大的谣传

李光耀不能承认,的确有让南大与马大合并的计划,只能说是谣传。社论说:

第一个误会就是南大必须并入马大的谣传。这个谣传自魏雅聆医生的报告书,因为该报告书中对于南大目前办理情形的诸多指摘虽然有的地方颇为中肯,但所提议的改革办法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向马大看齐”。魏雅聆医生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改革方案,从头到尾只是以目前的马大为蓝本来改组南大。这个建议根本忽略了南大创校的历史背景与宗旨,等于建议动外科手术来的疗伤风,于是群情大哗,大家都误认政府有意使南大向马大看齐。而且,恰于此时又有人曾经公开主张南大最好的出路是与马大合并。这真是一个不幸的误会。马大分家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顾虑新加坡政府此后势将独力负担两间大学的经费,力量容有未逮,于是南大势必非与马大合并不可的谣言也就愈传愈盛。李光耀总理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询问,正是因为这个谣言的缘故。李光耀总理重申他的原来主张“南大绝不并入马大”,这个回答可说是最后廓清了一切疑团。

这个谣传并未廓清,只是暂时不提。实际是一切都按照李光耀的计划行事。

(3)南大教学用语问题

改变南大的教学用语是南大与马大合并的关键。在关闭南大之前,必须先走的一步。但要更易于走这一步,必须从改变中学的教学用语开始。李光耀就在一九六一年实施华文学校中学改制,然后设立初级学院,逐步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用语。社论说: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南大教学用语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南大非常重要,因为南大的创校动机就是为了它,南大的创办人并不是对马大的办学精神有什么歧见,唯一的另起炉灶的原因只是因为马大不能收容由华校毕业出来的华语学生。可是,关于这一点,教育部长杨玉麟在二月十日的立拉会议报告中,说明不够清楚。魏雅龄报告书建议的中心要点是在把南大改变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大学,杨玉麟先生的声明则表示“在原则上接受”该报告书,这是容易招致误解的。其实,杨部长声明在原则上接受的恐怕只是魏氏报告书对南大批评的部分,至于建议的部分,尤其是有关语言的问题,杨部长以及政府中的其他发言人都曾确切声明政府同意马大与南大目前都分别保持其现在采用的教学用语。这个误会直到现在才逐渐水落石出,开始弄清楚了。

李光耀口说“同意马大与南大目前都分别保持其现在采用的教学用语”,实际已按部就班改变,以便最后达到关闭南大的目标。

(4)联合邦学生的入学问题

联合邦学生的入学问题,表面上看来,只是政府减少津贴联合邦学生,实际上只是为后来完全禁止联合邦学生入读南大铺路。社论说:

最后的误会是联合邦学生的入学问题。新加坡当局主张南大只能以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招收联合邦学生,这在当初曾经被误会为政府有意限制南大对于联合邦学生的招收。其实,政府根本并无限制招收联合邦学生的任何用意,只是声明政府对于南大所招收的联合邦学生所能负担的津贴数目最高限度不能超过这个百分比。如果超出此一限额,其逾额的经费负担能够求获解决之道。彼此之间可以说毫无歧见,因为在政策上政府与校方对于联合邦学生本来都无任何成见。

李光耀可以改变新加坡华文中学的教学用语,但不能改变联合邦华文中学的教学用语,所以最佳办法便是完全禁止联合邦学生报读南大。这样,南大才易于与马大合并。

以上四个误会,实都是李光耀实实在在的计划,但在当时他不能大声说是计划,只能说是误会。李光耀一生都不喜欢说真话,凡是他说得出口的都是假话。南大就在李光耀的误会声中,一步一步走向关闭。

(5)拖延与逼害

李光耀拖延解决南大问题,实际也是他逼害南大的办法。社论说:

南大因为校政问题未获解决,有许多教授在本邦的居留护照听说要每个月申请延长,长此以往,这些人因为心理上的不安势必设法离校他去,南大教授大部分是外来的,这样一来,到了年底,恐怕南大问题如果仍然不能顺利解决,教授一一出缺,即使不自动关门,岂不也要部分停课?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马上解决。

李光耀逼害南大,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外地教授不能得到一年的签证,而是每个月申请延长。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逼害。他后来更用这样的办法逼害不听话的学生,每天申请学生证,丧尽天良。

二战之后,世界各地人民普遍爱好和平,只有统治新加坡的李光耀爱好战争,以冷战加热战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良民。南洋大学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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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