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校史 余山农 第八章

03/02/19

第八章 捍卫南大与政治逼害

一 迫害根源

(一)英国的代理人

南大学生有使命感,学生会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他们生活简朴,类于清教徒。在南大遭受迫害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维护南大,维护华文教育,遭受残酷迫害。

有些学生会的领导人,在毕业之后,愤而投身政界,继续捍卫南大与华文教育,遭受更残酷的逼害。

南大与南大学生是合成一体的,对南大学生的逼害,也就是对南大的逼害。南大学生捍卫南大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却因此而遭受残酷逼害。李光耀的残暴手段,真是天理难容!

现在回头看历史,才看清楚,李光耀对南大和南大学生的迫害,并不是在他上台执政之后才开始,而是在之前已经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是星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选举年。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成立,正好赶上这次大选。

当时,受华文教育者帮助他竞选,让他登上政坛。可是,他不满意,受华文教育者对林清祥的支持多过他。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这两顶帽子,他一生都在用。他是先天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当时,英国人就拿“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这两顶帽子来扣在受华文教育者的头上。李光耀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每当他攻击南大和受华文教育者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这两顶帽子拿出来扣上。

(二)迫害南大之始

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令,是专门对付反殖民主义者的,华人是首要目标。李光耀上台后,不仅不废除这样的恶毒法令,更肆意利用这条恶法来迫害反对他的人,迫害受华文教育者,迫害南洋大学的学生。其内心邪恶,手段毒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与十九日,林有福就利用这条法令,逮捕七名工会领袖、教师和学生。其中包括各业工联会主席林振国、妇女协会主席陈蒙鹤、教师陈玉兴和陈孟辉、华校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陈广风、学生许统英等。十月一日,逮捕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领袖孙罗文和工运人士谢奕田。谢奕田当时也是李光耀的党中委。他是受华文教育者。李光耀借刀杀人,清除异己。孙罗文当时已是南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这是李光耀暗中打击南洋大学的开始,而无人察觉。

孙罗文是个非常有才干和魅力的学生领袖,担任中学联主席时,李光耀是中学联的法律顾问。他信任李光耀,却被李光耀害了一生。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再到伦敦谈判宪制。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席。

林有福欠缺领袖才干,李光耀成为这次宪政谈判的主要角色。李光耀就在这一次宪政谈判时,跟英国殖民部大臣相勾结,出卖林清祥,出卖孙罗文,出卖帮他上台执政的同志,卑鄙无耻,无以复加。这件事,林清祥与所有受华文教育者,都被蒙在鼓里。

根据英国解密的档案,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内容关于新加坡宪制谈判(影印件及译文收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60-61页)。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等人,同意英国人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可以用内部安全法令来逮捕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无需审判。这些人中,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都有,而李光耀最想要迫害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凡是被逮捕者都不能参加选举。

这是李光耀用内部安全法令来迫害受华文教育者的开始。这个迫害运动,导致最终铲除整个华教系统,并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的这个举动,关系到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的生死存亡,可是当时南大的创办人和南大学生都完全不知道。李光耀就像是在暗中放出化学毒气一样,被害死者全无知觉。

这个时候的李光耀,胸有成竹。他已是英国人选定的代理人,在等着登基,取代林有福(见《林有福是李光耀的上马石》,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林有福领导的5人代表团在次轮宪制谈判中,也以亲英的态度来配合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盘算。林有福与李光耀等人同意了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拱手让出新加坡内政的自主权给外国人。宪制谈判参与者也设计了一项反颠覆条文,以便把华人政治领袖,挤出1959年的自治邦大选。显然的,其政治目的就是要确保亲英的政治势力,能够在大选胜出,以领导自治邦政府。……

1958年英国殖民大臣坦白的告知林有福:你不是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显然的,这时英国人已经有了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他将会被扶持並培养为新加坡的未来总理。根据,英国学者哈柏的分析:1956年过后,英国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人民行动党。这是因为李光耀在次轮宪制谈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换言之,李光耀的政治观点符合英国人的政治利益。

林有福在政党政治上虽然尽了全力争取胜利,但最终还是以凄凉惨败收场,不敌李光耀的竞争。1959年3月4日,林有福在立法议会上,以极度失望的语气表达了心中的愤愤不平:这个政府尽心尽力打击颠覆分子来清算人民行动党内部的左翼势力,这都是为了人民行动党的利益……我为人民行动党作了许多的好事, 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和人民行动党商议后进行。

英国人非常希望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做。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后,这件事就由李光耀完成。他做人和做事的宗旨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三)逮捕南大学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林有福政府被逮捕南大政治经济系第二届学生吴宗泽,他是《南大火炬》的编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光耀上台后,首次派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两名南大学生,物理系第一届的胡水,物理系第二届的凌绪和。

到这个时候,迫害南大和南大学生已成为李光耀的习惯。一直到一九六六年,遭受李光耀迫害的南大学生,超过四百人。

由于李光耀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南大和南大学生遭受迫害,并最终被关闭,已无法避免。

二 冷藏行动

(一)政治危机

一九六三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当时,李光耀面临政治危机。如果公平竞争,举行议会选举,他将一败涂地。这时,他利用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主要的反对者,无需公平审讯。其中包括数十名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见下文受逼害学生名录)。这是他一生之中最深重的罪孽,也是改变他政治命运的关键。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以代号“冷藏行动”逮捕反对者,包括南大学生。由马来亚派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学生。这些军警有如野蛮的土匪,把南大同学当恐怖分子,残暴对待,有不少同学被残暴毒打,也有女同学遭受污辱。南大学生会随即召开大会,发表抗议声明。

这不是教育事件,纯为政治迫害。李光耀就在这一次行动中,把反对者关进牢狱,社会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借以恐吓一般民众,不敢投票给反对党,以维持自己长久执政,而南大更由此遭受百般迫害。

(二)侵犯云南园

在《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画报中,《对大学神圣权利的严重侵犯》文中记述在“冷藏行动”中,南大学生所遭受到的逼害:

1963年2月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清晨,在英马星三方面串通下,数以百计的军警人员在没有得到学校当局的许可下,摸黑闯进了神圣的学府——云南园,逮捕了我会副主席莫水生、钟文彬、及我会财政谢和成、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云昌锭,许多同学的宿舍被无理搜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全星进行1956年918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被捕者中包括本校史地学会执委蔡秀姍、陈献芙、政治学会副主席白天源、中文学会会长郑祺全、生物学会执委陈春霖,以及南大校友,政党、工会、文化团体领袖,人数超过了120位。事后,本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政府此举,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审讯,否则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者。然而,时至今日,政府没有也不敢在法庭上对被捕者公开审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120多位(包括优秀的南大儿女)被捕者是无辜的。

和全星加坡人民一样,南大学生从来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我们渴望着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向所作所为,是光明磊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七百万马来亚人民的!我们不能容忍,当局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无视神圣的民主权利与大学的基本权利,任意逮捕我们的同学以及民主人士。政府以这种粗暴的行径,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不能不使人们对所谓快乐,繁荣的马来西亚感到深深的忧虑。

“二二”事件又一次使人们认识到,违背人民意志的人,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镇压。

李光耀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对待所有被捕的反对者,包括南大学生,残酷毒打、单独拘禁黑房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六三年九月份的选举,因为主要的反对党人都被关在监狱中,不能参加竞选,而在选举期间,李光耀派特务到各个角落散布谣言,说是选票上有号码,可以查出谁投票给反对党,将被报复,失去工作。一时人心惶惶,到处都感到白色恐怖的气氛。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李光耀得以继续执政。

选举结果揭晓的第二天,九月廿二日,李光耀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理由是:“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

从一九五五年起,李光耀配合英国人,把受华文教育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人,戴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以便有理由迫害。陈六使先生为维护民族教育而被褫夺公民权。他一开始就准备为南大倾家荡产,奉献一切,现在更被褫夺公民权。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会主席职务。从此,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越来越疯狂。

(三)血的控诉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调派大批军警闯进云南园,逮捕并蓄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南大同学,有数十名同学受伤。在《学生会第七届常年工作报告》的《血的控诉》文中详细记录当时情况: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星马英反动政府动用大批军警闯进云南园无理逮捕我同学,并蓄意挑起流血事件,数十名同学在军警的暴力下受伤。本文系就其中数位伤势较重者而作的实况报导:

我们怀着彻骨的仇恨向世界控拆!

我们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控诉:大批武装军警特务对手无寸铁的南大学生的血腥暴行。我们记下这笔血债,为的是要和受难者一起永远记着这笔血海深仇!

我们首先访问了李怡书同学。

地理四年级的李怡书同学于被推下沟后便昏迷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大批军警特务已将他团团围住,实行羣殴。在悽厉的吆喝声中,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胸前背后,数不清的警棍也在他的头上飞舞。警察还进一步使用藤鞭死劲地往他腰部、手臂抽打。顷刻间,李怡书同学的衬衫已经染上了大片鲜血,血迹斑斑。

至此,怡书同学乃被押上警车。最后由于伤势严重警方方才将他送往中央医院治疗。

目前,怡书头部的伤势特别令人担忧,总共缝了八针。胸部淤血,伤势也不轻。现在只要轻声说话便感到疼痛难受。据检验他的医生说,他的肺部已受重伤。这是因为特务曾屡次命他举起双手,任他们使用枪柄,拳脚殴击的结果。

李怡书同学的那件血衣如今已成为血的见证,我们呼吁同学,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人起而制止类似事件的重演。

另一位伤势极重的同学是经济系二年级的翁隆盛。

翁隆盛同学也是于被推下沟后,无法逃脱,落在军警特务手中。他于饱尝数十名军警特务的拳脚交加后,便被押至红车边等候。至此,一组归队的军警都重复对他施以殴击。有一次他被殴至昏倒在地,军警特务将他踢醒。另一次被殴至呕吐,嘴角出血。特务们甚至用脚死劲地踢他的生殖器。被押上警事后,他又被按倒,如雨点般的拳头又一次不绝地落在他身上,至此他的脊椎骨受伤。于被押至警局录取口供时,警方人员再度百般欺凌他,要他下跪。翁同学坚持不依,这样,翁同学乃再度惨遭殴打。最后伤重昏倒于地。估计殴打他的军警特务为数超过百名。

目前他的胸部积血青肿,眼睛浮肿,全身从头至脚无一处不受伤。据医生说,翁同学受的是内伤,胸部伤势颇重,而更令担忧的是内脏特别是肠胃的伤势。

一个手无寸铁,热爱真理和平的大学生,被为数超过百名的军警使用棍棒,枪柄,铁拳围殴以后,如今那些殴打他的人还准备将翁隆盛同学提控于法庭。

另一位被殴至遍体鳞伤的同学是刘扬。

刘扬同学头部的伤势特别严重,总共缝了八针。于回校后头部一直出血不止。当晚(廿六日)同学们一共为他换掉两件血衣。隔天早上,我们再度获知刘扬同学的头部仍然血流不止。

刘扬学不仅头部重伤,他的胸部、腰部。手臂也都伤痕累累。

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高声控诉警方对受伤同学的惨无人道的虐待!

李怡书和刘扬同学由于流血过多,神智本已昏迷不支。但仍被警方加上手铐,从医院把他们劫持至武吉班让警署盘问。警方人员并蓄意加重李怡书同学的伤势,不顾其他受伤同学的劝阻,把他硬拖上警车,使他一度痛绝昏迷过去。

另外两位伤势颇重的女同学李青(腿部重伤,不能行走)和李婷婷(头部出血、脚踝受伤缝了三针),同学护送前往中央医院就医时,竟也被警方无理扣留。当他们被带至武吉班让警署后,李青同学由于要求食物充饥,警方乃飨以警棍,使她的腰部也蒙受重伤。

至于其他的二十多位受伤同学,由于时间匆促,我们无法一一报导,但是每一个南大同都将和受难者一起,永远记牢这一次的血腥暴行!

此种血腥暴行,即使是数十年后回看,如此众多同学受此残暴伤害,仍让人义愤填膺。

(四)罢课

十月三日,学生会召开紧急同学大会,并号召同学罢课,以捍卫南大的纯洁性:

1963年9月26日深夜,军警再度闯入神圣学府,兽性大作,逮捕、殴打,侮辱同学,造成流血事件,震撼全星马。军警这一血腥暴行,从另一面赤裸裸暴露政府欲图变质南大的狰狞面目。我同学鉴于事态严重,乃于十月三日上午集会文学院礼堂,全体肃立,庄严宣誓:矢死保卫我南大。大会并于激昂慷慨的气氛下,一致通过下列四项决案,今后即展开罢课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我南大的纯洁性。……

本大会号召全体同学罢课三天强烈抗议政府毫无谈判为解决南大问题,漠视学生会所提四项先决条件并企图通遇谈判改制南大进一步迫害南大。

南大是学府,是学术自由的圣地,校园宁静,政府无任何理由拍军警进入校园,残暴毒打学生。这是血腥暴行。

学生会还重申前此提出的要求:

1.放弃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

2.保证不得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任何谈判企图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之性质

3.释放二名南大理事会理事及被捕同学

4.保证不再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以破坏大学自主权及安宁的学习气氛

5.无条件资助南大

6.承认南大学位。

这些要求,李光耀当然不答应。他只希望尽快把南大关闭。

同一天,学生会也发出《10·3罢课事件告同学书》、《10·3罢课事件告师长书》、《10·3罢课事件告社会人士书》,解释学生会对南大前途的关怀,对逮捕事件的立场,以及捍卫南大的决心。在《10·3罢课事件告同学书》中说:

南大的胜利,正象徵华教、华族文化的胜利;南大的失败,便是华教、华族文化的失败。……

为了捍卫南大,为了捍卫民族教育有着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起来!罢课!英勇展开战斗!历史必然宣判我们进行这行动的正确性!

在《10·3罢课事件告师长书》中说:

我们的学校,正是我们文化的堡垒,南大一旦失去而被政府任意操纵,便意味着华文教育从中小学以至大学的全盘垮台,便意味着华族文化必惨遭扼杀的厄运。试问世界上任何民族谁没有爱护本族文化的自尊心?谁没有维护本族文化的权利?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自己文化被人摧残、蹂躏,以至于灭亡?难道我们就愿意眼望着行动党横行霸道,任意进攻南大?难道我们就心甘情愿看着千百万人民血汗建成的南大毁于一旦?

不!绝不!作为民族教育薰陶下的儿女,我们同学誓死保卫南大!保卫华教!保卫南大继续作为一间民族大学的性质!保卫华文教育不被人宰割、惨杀!因此我们被追罢课以示反抗政府的卑鄙意图。

侭管我们这样的行动,可能再度招来军警疯狂的殴击,然而即使我们的鲜血流遍南园,我们也绝不后悔,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临大节而不可夺」,我们坚欲保卫南大作为民族教育大学的性质。我们维护民族教育的志气决不是任何殴打、逮捕以及侮辱所能夺取的。我们早就向全世界友人宣誓:每一个南大同学,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永远是保卫南大这座民族教育堡垒的尖兵。

这些话,理直气壮,展示出天地间的正气。然而,在面对蛮不讲理的恶霸,不会有任何作用。最终,南大儿女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而南大也最终被关闭。

在《10·3罢课事件告社会人士书》中,重申在九月三十日给李光耀函中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以及誓死保卫南大的决心:

南大学生会鉴于事态非常严重,南大有被并吞危险。乃于九月卅日致函李总理,提出谈判的四大先决条件,要求政府于十月二日前明确答复:

(一)政府必须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

(二)政府必须释放被捕之南大理事会理事。

(三)政府必须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任何谈判不得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性质。

(四)政府必须保证今后不得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及一切其他方式与行动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之学习环境。

……我们谨此庄重宣布我们为保卫南大的被逼采取罢课行动从今天开始!

我们谨此向大家宣示南大学生决心誓死保卫南大!

十月三日,南大学生会展开为期三天的罢课,以抗议新加坡政府改革南大,以达到控制南大的意图。

南大学生有极强的使命感,热爱与捍卫自己的民族语文和教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精神来自从小所受的道德教育,择善固执的情操。明知以卵击石,亦勇往直前。南大学生与学生会就以这样的气概面对强权,捍卫母校。这就是南大的校风,这就是南大的精神。

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书中,也记述军警包围校园,逮捕南大同学情况(又见《南洋商报》2000年12月23日版):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后,李光耀乘行动党大胜余威,先行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致使他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紧接着9月26日凌晨2时,第3度派军警进入南大,逮捕5名在籍学生。

在逮捕过程中,有4辆警车遭到千多名寄宿生包围,出不了校园,学生要警方人员尊重大学自主权,就地等候庄竹林副校长前来处置。在群情激昂中,他们锁上校园大门,又将警车轮胎放风,迫使车内的警方人员下车与学生理论。

就在争执不下之际,已经先行离去的镇暴队红车又重回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面施放催泪弹,一边冲锋,逢人就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无法抵挡,唯有四处逃避。

在这次学警冲突中,有两名受伤遭逮捕的学生在暴动罪名下被控上法庭,他们是经济系二年级的翁隆盛和地理系四年级的李怡书,后经马绍尔代表辩护,皆无罪释放。5名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的在籍学生为:学生会外交部主任周增禧、前学生会副主席颜致今、中文学会会长黄乙新、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摄影员欧笑作、应届毕业生李腾禧。

同时被捕的毕业同学会负责人有:王发祥、林世昌、林健生、陈文藩、林源德、施义开、谢醒民。《大学论坛》等6种校内刊物的出版准证也同时被收回。

10月7日,千多名南大生齐集新加坡州政府大厅,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6点要求如次:(1)放弃褫夺陈六使公民权;(2)释放被捕的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3)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谈判企图改变南大的民族大学性质;(4)保证今后不动用军警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的学习环境;(5)无条件资助南大;(6)承认南大学位。

南大同学手无寸铁,无论对何种课题,均和平表达意见,从无暴力。军警的暴行,必定是李光耀政府授意的。他的手段跟蒋介石逼害学生的手段一样样。单在一九六三年,受逼害的学生就为数约四十人。

虽然李光耀一时得逞,但他的业障却更深重了。这就注定他要面对家族一波又一波的灾劫,祸延子孙,就是死后,也不能止,“恶有恶报”,真实不虚。

三 反对控制

(一)从黑手到代理人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加紧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林有福则是站在台前的傀儡。这一年,英国人坦白告知林有福,他不是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英国人心中属意的是李光耀。英国人将扶持他成为自治政府的总理。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李光耀和马共代表方壮璧会晤,讨论双方合作的事,而会晤的地点就在政府办事处外面,那是在英国人的监视范围之内。李光耀不可能不通知英国人。

李廷辉在他的博士论文《联合公开阵线:共产党在新加坡的斗争,1954-1966》中说:“政治部清楚知道方壮璧跟李光耀有所接触的事情。”

李廷辉曾经是帮李光耀宣传反共思想的人。他可以自由查阅政治部的机密档案。非常清楚,李光耀已事先把会晤的时间地点告知英国人。方壮璧信任李光耀,却被李光耀出卖了。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李光耀已取代林有福,成为英国的代理人。

英国人决定扶植李光耀,大大影响了新加坡的政局,也大大影响了南洋大学的命运。

《白里斯葛报告书》在林有福时已经完成,表面看来跟李光耀没什么关系,实际这份报告书必定是由李光耀出主意炮制的,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用报告书来毒害南大。

《白里斯葛报告书》在林有福时虽已完成,但并不发布。直等到李光耀在六月五日上台后一个多月,七月廿二日才正式发布。这《白里斯葛报告书》显然是由李光耀谋划,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二)以改革为借口

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马上委任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并提出建议。李光耀上台后的第一要事,便是加紧迫害南洋大学,直到最后关闭。

英国人原本希望林语堂可以改变南大的发展方向,成为反共堡垒。无奈林语堂急功近利,以致力不从心,失败而逃。如此一来,英国人只有通过自治政府来对付南大,并强力关闭。这样的事,林有福显然不能胜任,而为英国人所遗弃。英国人便另外扶植李光耀出掌自治政府。李光耀精于计谋,奸诈毒辣,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合英国人的心意。

李光耀上台后,委任他太太柯玉芝的姐夫杨玉麟担任教育部长。这显然是为了对付华文教育,对付南洋大学,必须委任一个亲信担任教育部长。李光耀一直标榜“任人唯贤”,实为谎言。杨玉麟只是个中学毕业生,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新加坡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的职员,对教育一窍不通,但他有一个绝大的优点,他是李光耀的自己人。李光耀委任他当教育部长,可以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对付华文教育。因为杨玉麟是个庸才,当了一任教育部长之后,便被调去当卫生部长。卫生部长通常由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出任。教育部长就由马来亚大学毕业,又懂华文的王邦文接任。他的任务是全力对付华文教育,全力对付南大。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一日,《魏雅聆报告书》完成。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在立法议院发表有关南洋大学的政策演说。演说的内容有两个重点:

其一,政府接受《魏雅聆报告书》中对南洋大学的改革建议。

其二,南大校董是商人,没有教育资格,不应该办教育。

杨玉麟当然是代表他的连襟李光耀讲话。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李光耀说的。他不可能讲李光耀不要他讲的话。表面上是杨玉麟大肆攻击南大,实际是李光耀在背后操纵。

杨玉麟讲的话,显示李光耀已准备好向南大和华文教育整体全面进攻,灾难正步步降临。

(三)改制建议

在一九五九年选举之前,受华文教育者支持李光耀,原本以为他会改变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文教育的政策,绝没有人预想到,李光耀上台,却是华文教育的灾难于此降临。他一上台便发布极其恶毒的《白里斯葛报告书》,猛烈攻击南大,并立即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向南大步步进逼,直至关闭。

1、改制的目的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建议,就是第十九章第十二项:

有关把四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项建议,表面看来是把四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暂时放弃,实际是延后实施。

这段话隐含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当时已讨论改变南大的学制,但在报告书中,没有明确的建议。是谁提出改制的呢?显然是英国人和李光耀。这“改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只有改制之后,南大才能与马大合并。报告书中建议延后,但延后到什么时候呢,没有说明。后来的发展很清楚,就是延后到《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改制”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核心建议。

虽然《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没有详细说明南大改制,但紧接下来的《魏雅聆报告书》就明明白白讨论了。第一章第四节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决定采用何种措施以便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使它能够在提倡本邦高等教育上作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期间内,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讲到这种联系的性质,我们的意见却不能一致: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确一致认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

这番话包含这几点非常重要的意思:

其一,报告书的委员详细讨论“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其二,南大和马大当如何“紧密联系起来”呢?“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这显然是代表李光耀的想法。

其三,另一种想法是:“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这想法与南大创办人的想法相同。

其四,南大与马大紧密联系的目标是什么?“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这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不能用华语,而必须改为英语,只有这样才能让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能进入南大。

南大与马大紧密联系的想法,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为了方便李光耀可以随意塑造。

2、合作与合并

当初,南大创办时,便一再强调,不分种族,任何人都可以报读南大。这是很开明的想法。但同时也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以华语和英语为教学语言。

可是,《魏雅聆报告书》中所讨论的南大与马大合并,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如果南大与马大合并,那就只能是南大并入马大,改为以英文为单一语文的大学,不可能马大并入南大,改为双语大学。

南大将在什么时候与马大合并呢?上文明确说“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这显然是李光耀定的时间表。

两间大学合并的事,就由四年后,一九六五年的《王赓武报告书》确定。李光耀是谋害南大的元凶,王赓武则是侩子手。

李光耀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的马来亚大学,就是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的新加坡大学。

在李光耀强迫实施《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以“改进南大”后,一九七五年,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学”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两间大学“合并”,南洋大学就从此消失于人间。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前,一九五九年,殖民地政府以《马来亚大学法令》为蓝本,制定《南洋大学法令》,到《魏雅聆报告书》时,便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改变南洋大学,而以南洋大学最终并入马来亚大学为目标。南大将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语言的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与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的教育政策演说,引起星马华人社会的舆论哗然。南洋大学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尘埃落定:南洋大学不久将不再是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体系也必将被李光耀消灭。

(四)谈判与控制

1、改革的目的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要求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改革南大问题。改革的筹码是:资助南大经费、承认南大学位。这两个诱饵是李光耀手中的筹码。他坚持以这两个筹码来改革,目的在于最终控制南大。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南大发展得更好,而是为了控制南大。

南大理事和同学当然都看清楚李光耀的意图,但仍然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李光耀非常无耻,他一手高举筹码,一手高举刀枪。他的背后是残暴的军警。任何人不听话就关进牢房。

南大学生会手无寸铁的领袖,为捍卫南大,所受残害极大。天地有好生之德,而李光耀所作所为尽是伤天害理的事。手无寸铁的良民只能寄望天来收拾他,而他在中年以后,也确实是天天面对家中一波又一波的灾劫,天天面对因果报应,祸延子孙,无人同情。

2、学生会声明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南洋大学执委会与李光耀政府联合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商议有关改革南大的问题。

在谈判开始之前,学生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发表《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表明学生会的态度与六点看法。

其一、南大改革的愿望必须完全实现

南大必须切实进行改革,使校政得到健全的发展,使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的。但改革须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并且要给南大获得与马大问等的待遇。

南大的创办与成长,遭遇种种挫拆和患难,不能一味去把南大的缺点归罪于热心办学的南大执委身上。由于南大创办人的毅力和广大民众热烈的支持,南大才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在这个基础上,南大改革顺利完成,彻底完成,从此走上大道,一往无阻。

其二、南大改革必须基于不破坏南大创办宗旨的原则

我们应该为实现南大的改革而再三欢呼,也必须再三申明:南大改革,绝对不是改变南大的创办宗旨。南大应该不断地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校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并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必须永远
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

其二、南大马来亚化的方向

我们要强调:为了使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更进一步的马来亚化,南大必须在事实上是各民族子弟寻求高深学问的场所。我们不赞同只在外表上给人一种马来亚化的印象。问题的关键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我们要求的是:南大成为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在精神实质上正是属于国家民族的。

四、南大必须永远保持泛马性大学的品质

南大不能限制联合邦学生名额。这个建议已受到许多方面的反对,我们也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星马人民是一家人,南大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影响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联合邦学生入学都是不合理的。

五、南大马大加强合作,但绝不是合并

我们完全赞同南大马大进行密切合作的建议。两间大学在学术上的充份合作,将导致文化教育的更大进步。但两间大学的充份合作,应基于国家一视同仁的政策。

南大马大的任何形式的合作,绝不应导致两间大学的最终合并。两大学的合并与星马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冲突,也违反了星马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六、南大是一定会健全发展起来的

南大只有越办越好,绝没倒下去的理由。现在,南大已经征服重重困难,正在稳健成长。南大今后一定会健全发展起来!

这六点看法和愿望,合情合理,也符合现实,但李光耀全都不接受,因为他的目的和学生会的完全不一样。学生会坚持南大长久存在,继续发展,李光耀誓要对南大下重毒药,尽快毒杀。

3、特别联络委员会

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商讨南大改革。商讨会议实际并无实际的意义,因为南大执委会这边,并无讨价还价的本钱。《魏雅聆报告书》是依据李光耀的意旨炮制的,按照报告书中的建议商讨改革,也就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改革。无论最后商讨的结果如何,都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李光耀的核心意旨只有一个,就是南大与马大合并,不管南大执委会愿意不愿意,最后结果都只能是这样。

特别联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举行后,新加坡的政局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内部酝酿分裂。特别联络委员会暂停商讨。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策划的“冷藏行动”,大举逮捕反对党人,以及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的反对者,包括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

九月廿一日,李光耀在他控制的选举中获胜,第二天,九月廿二日,他宣布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三天后,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公告社会,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至此,李光耀全面控制南大。此后,李光耀予取予求,一步一步逼害南大,直至关闭。

4、学生会致函理事会

十月二日,特别联络委员会恢复举行会谈。在这之前三天,九月廿九日,学生会就南大问题谈判致函南大理事会。学生会原本对于南大改革寄以希望,但在经历冷藏行动后,已完全看清李光耀的真面目,他的真正意图,他对南大的敌意。学生会对他完全不信任,但仍在函中提出四项要求。函云:

最近政府当局又再提出重开谈判南大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政府对南大问题的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的,它只欲以此谈判为藉口达致全面控制南大、改组南大、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而为英文大学。

此次,政府仍以过去深受各界非议之政策为基础重用谈判,尤有加者,九月廿二日政府谈宣布进行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以此逼迫陈主席放弃—贯维护民族教育保卫南大之正确立场与力量,九月廿六日政府又于谈判前逮捕南大理事会二名理事,且进一步遣派军警、特务闯入庄严学府逮捕、殴打、侮辱同学严重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安宁了。

这—切事实和过去政府对南大种种迫害,我们肯定政府重开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因此我们恳切祈望理事会诸公应于十月二日谈判前,先行向政府提出四项先决条件:

1.政府必须放弃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

2.政府必须释放被捕南大理事会理事。

3.政府必须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任何谈判不得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性质。

4.政府必须保证今后不得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及一切其他方式与行动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安宁之学习环境。

先决条件乃考验政府重开谈判是否具有诚意之试金石,倘若政府不接受四项先决条件,即证明政府存心控制南大、改组南大、使南大变质。于此情况下,任何谈判失却意义,出席此种谈判必然不能达致利于南大之结论。只利于政府并吞南大。事关民族教育、南大之存亡,敬祈理事诸公垂察明智抉择。

这四项要求虽然合情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接受这些要求就等于承诺南大永远存在,无法关闭了。

5、大逮捕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又派军警进入云南园搜捕南大师生,但一个也没拘捕到,大概是事先得知而逃脱。学生会为此发表声明:

今日(廿七日)凌晨,大队军警(约20辆警车)又再度公然渎犯南洋大学庄严学府,肆意干扰教授,职员,同学之安宁假期生活,并采取粗暴,强盗式的击破门窗而入的方式,意图再行逮捕教授,职员及同学,当逮捕行动一无所获时,满载特务之车辆又在同学宿舍周围逡巡,进行挑衅至五时馀始满脸淫威而离去。

从最近立法议会之辩论,政府部长们不断对南大的种种造谣与诬蔑中,我们已意识到这不会是没有用意的。这不过是制造进一步进攻南大,逮捕敢于捍卫南大的董,教,学的藉口而已。我们谨向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提出警告:一年三度的向神圣学府的渎犯,把南大当作军警的靶场,训练营地这严重局面所带来的恶果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对于政府的三度渎犯大学安宁及意图逮补师生的行径,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吁请各界人士严密关注政府的三番四次的强盗式破坏大学自主与安宁的行径将引至的严重恶果。

李光耀这时已完全丧失人性,像蒋介石一样残暴对付反对者。他的心目中完全没有人权观念。只要有人反对,就赶尽杀绝。

一九六四年六月,南大理事会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李光耀自此完全控制南大。

三千军警进入校园,逮捕五十余学生,封闭南洋大学学生会。

第二天清晨,军警撤退。下午,学生展开绝食抗议。绝食第二天,南洋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由槟城赶到南洋大学学生楼,劝导学生结束绝食。

六月廿七日,军警进入云南园大逮捕。学生会领袖包括副主席林春顺、陈俊雄、林金槟、秘书长蓝炽群、财政翁鸿平、组织主任卢金雄、外交主任林蔚成、福利主任刘发权、康乐主任古希珠、执行秘书王锦发等共五十四名被捕,学生会也被封禁。

六月廿七日,学生在学生楼绝食抗议。

六月廿八日,理事代主席刘玉水,由槟城赶到南大学生楼,劝导学生结束绝食,抗议行动结束。

七月一日,庄主林校长辞职。

七月八日,南大常务理事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校长辞职。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为主席。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辞去所担任一切职务。

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大学行政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奉政府之命开除上百名学生。

七月十九日,两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小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收回开除同学学籍成命,其后集中福建会馆外,举行抗议大会,受到镇暴警察的干预。

这些学生,为捍卫南大,不怕牺牲,不顾被捕坐牢之危险。他们承接文天祥、史可法、抗日英雄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权。他们都是英勇的南大儿女。南大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的光辉。

四 反对变质

(一)王赓武报告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李光耀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联系王赓武(马来亚大学),连同王叔岷(新加坡大学)、汤寿柏(马来亚大学)、许少治(工艺学院)、林和合(经济发展局)、卢曜(教育部)、刘孔贵等,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急应兴革事项”。

王赓武和王邦文是同学,跟李光耀是老朋友。王赓武就遵照老朋友和老同学的意旨来写报告书。

在百里斯葛委员会时,已讨论南大与马大合并的事。在魏雅聆委员会时,正式确定南大与马大合并。这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他跟殖民地政府相勾结时,已确定下来。到王赓武委员会时,关闭南大已尘埃落定。王赓武的工作只是依据李光耀的意旨,定下合并步骤。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黄应荣被委为代副校长。

十月廿六日,南大十个学生团体: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南大合唱团、戏剧学会等,联合向校方提呈备忘录批驳《王赓武报告书》意图使南大变质的种种建议,并促请新加坡政府:(1)撤销有关报告书;(2)无条件资助南大;(3)承认南大学位;(4)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

第二天,十月廿七日,李光耀政府指使黄应荣开除八十五名学生。这是十分野蛮的做法。

廿八日,南大学生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

廿九日,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坡游行抗议。

十月三十日傍晚,警察进入校园。领导行动委员会的同学及时躲避,未被逮捕。夜里,罢课学生组织纠察队,轮流守夜,以保护领导同学。

警察在撤出校园后,在校门口检查出入车辆。当时,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等,欲入校园了解罢课情况,均不允许。

(二)大罢课

十一月一日,南大同学发表《南大同学罢课宣言》,宣布罢课:

我们南大同学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我们要坚决突破新闻封锁,我们要以五一三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坚决斗争!……

我们誓言:
我们绝不容许同学继续受迫害!
我们绝不容许王赓武报告书变质南大!
我们绝不容许南大理事会,社会人士,南大师生不被放在眼中!
我们绝不容许华人社会被侮辱!
我们绝不容许民族自尊心受损害!
我们绝不容许行动党把南大沦为它的党校!

我们更要严正指出:学生生活辅导处是行动党的特务机构;南大纪律委员会也仅仅是行动党迫害同学的工具。

南大同学为了维护南大,为了维护民族教育,以大无畏的精神走在最前面,面对狂风暴雨。宣言最后提出三点要求:

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都将继续斗争下去,一直到以下三点要求得到圆满解决为止。这三点最低,但不能退让的要求是:

(一) 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二) 任何有关南大的改革,都应以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题;

(三) 大学当局应即刻无条件撤消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不合理敕令,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

这三点要求,李光耀政府当然不会答应,还进一步迫害,直到把南大关闭。学生则坚持以罢课抗争。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南洋商报》2000年12月23日刊载)中记述南大学生当时的一些情节,李光耀的暴行令南大同学愤怒,大都支持罢课。

警方派遣镇暴队到云南园,旨在制止纠察同学的活动,以及保证复课成功。他们没见识过大学生自修温课的情况,看到许多大学生手挟书包,不去教室,反而进入图书馆,以为他们都是罢课参与者,竟然派大队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在暴力之下,纷纷退出图书馆,在门口又遭到守门者痛打一顿。

从南大湖退进新餐厅,镇暴队员依然尾随而至,连正在用早餐的学生也遭受痛打。镇暴队的暴行,特别是对女同学动粗,引起全校同学的同仇敌忾,罢课人数直线上升。晚上,全校男寄宿生总动员,纷纷自动组成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向巡逻的镇暴队员抛掷石头、玻璃樽,一有追兵就退回宿舍。“游击战”此起彼伏,通宵达旦,使驻军疲于奔命。……

12月1日,南大当局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学生为南大儿女,爱校如家,教务会的讲师、教授们也表明愿与学生们共同维护华文教育,同时声明王赓武报告书并非绝对执行方案。……

12月17日,行委会发表《暂时结束罢课告社会人士书》,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已充份暴露王赓武报告书企图把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的恶毒阴谋。

南大同学这场大罢课长达三十九天,是马新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久的抗争。许万忠在《大罢课》文中回忆说:

大罢课的导火线,是王赓武报告书。学生会支持者指报告书使南大变质,违背当初创建南大的宗旨和目标。

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都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在校园内驻扎的军警人员,可能没在大学念过书,不晓得大学的上课制度。上课钟响之后,发现还有同学在餐厅喝茶,或者捧着书本上图书馆,认为他们是参与罢课,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拿起藤鞭就打。

军警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许多同学被打得瘀血处处,手脚布满藤条痕。一些同学,原本是准备吃过早餐,去上第二节课的,也莫名其妙地被鞭打,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军警拿大藤条乱打人的消息,使炽热的情绪火上加油,大家干脆不去上课,无声抗议。军警人员过后自知理亏,撤退到校园外驻守,但已经挽不回大局。

大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政府实行新闻封锁,报章上不见任何报导。南大同学亲自到坡底的大街小巷,广贴“南大罢课”的标语,突破封锁。

大罢课最终是在校方采取强硬手段,开除百多位同学,并向两百七十多位同学发出警告信,新加坡政府则将被开除的联邦同学驱逐出境之后,才在群龙无首情况下,鸣锣收兵。被开除者当中,有些是只剩下几个月就可以参加毕业考的四年级同学。他们坚持立场,宁愿牺牲,不要文凭。但是,也有一些向校方提呈悔过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许万忠是工管系的高才生,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亲历其境,目睹南大同学罢课始末,李光耀的镇压,同学的牺牲。他对南大的爱十分深沉。

罢课结束后,校方不仅没有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还要学生接受一些屈辱的条件。这是李光耀一生迫害反对者的手段。大部份被开除的学生都拒绝了,宁可放弃学业。有四十三位同学,包括罢课行委会主席张发起在内,禁止再进入新加坡。

(三)反对逼害

虽然罢课三十九天结束了,但南大同学并不接受王赓武报告书,更不接受李光耀的逼害。只要南大同学还在,抗争必将延续。正如前人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南大新图书馆落成,由李光耀主持开幕仪式。他当时必定以为,把一百多名学生开除出校后,没人敢再抗争了。开幕这一天,他邀请来观礼的贵宾,除了政府部长和社会贤达之外,还有各国使节,非常隆重。他大概想借此炫耀他如何控制一间反对他的大学。他万万没想到,南大同学就在这一天,在众多贵宾之前,向他示威抗议。当时,李万千领导同学示威,并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上台辩论。他回忆说:

至于我会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与他辩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曾听说李光耀在工会及党内也常使用挑战辩论这一招,被挑战者或由于英语不行或怕他秋后算账,时常不敢接受挑战。这一次他重施故伎,同学们早有心理准备!

当时我正带领着同学们的抗争队伍,斗志昂扬地在数百名观礼嘉宾面前,向李光耀高喊口号,反对李光耀迫害同学和企图变质南大,加上我是念现语系的,英语还勉强可以应付,就立即决定上前应战。如果当时我有所犹疑,其他同学也肯定会挺身而出,不战而降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自己!

辩论前,我要求他公开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他在众多外国嘉宾面前,为了假装开明只好答应;但辩论过后,军警和特务立即到我住家追捕我,失败后就下逐客令——把我驱逐出境!最后,我是在朋友的掩护下,潜回马境。至今,我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已近半个世纪!可见李光耀是一位言而无信的人。

李光耀一生言而无信。凡是他说得好听的话,如保证什么之类,必定都是假话。他的真话都藏在肚子里,从不说出来。尤其是关于南大的好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李万千明知会被报复,他还是铁肩担道义,为南大,为民族教育,不怕牺牲。他的身体流着抗日英雄的血。这就是南大的校风,南大的精神。

同学和平示威过后,李光耀派大批警察包围云南园,搜捕学生。紧接着,黄应荣奉命开除数十名学生。郑奋兴回忆南大时,说出他受牵连的这段往事(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我是1966年回南大,并担任南大数学系的代系主任。那时政府已经正式接办了南大,也开始给南大钱购买设备,支付薪水等等。 那时政府还给南大一个大礼物, 就是政府拨款给南大在校园最美丽,最高处盖了一座五层楼大图书馆。

图书馆建好之后,李光耀总理要来开幕,也请了新加坡各国的大使,来宾。开幕前几天,辅导处主任郑衍通打电话给我,他说再过几天李光耀总理要来开幕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好像要去游行喊口号。据他们知道,数学会里面有好多负责的人是参与者,因为辅导处有一些学生参与当中,所以其学生要做什么他就打一个报告。他叫我去劝一劝这些学生不要参与,因为这种事情对学生不好,对大学也不好。

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要怎样劝那些学生,我也不知道谁会参与,而且我觉得既然是大学生有意见要发表,这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去管这件事情。

开幕当天,当李总理在致词时,有一班学生就在喊口号,影响了李总理的致词。那时李总理就停下来,叫辅导处的人请学生来,学生有什么话就上来讲,于是学生就真的来了,坐在地上。学生的代表李万千就说,政府令南大变质,《王赓武报告书》废除华文。

接下来李总理向他们解释,政府的方针与计划是为了新加坡的发展需要。在解释的过程,学生又开始喊口号。李总理就向学生说,学生代表讲话时他没有打断,而学生为什么打断他的致词,于是学生也不再吵了。大家都觉得李总理处理得很好,而学生表现也很好,所以整个事件很圆满且和平地解决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黄应荣校长的来电,要召见数学会的主席。我就亲自载那位学生去见他。 要进校长室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面向外,伏在栏杆边,那位学生就说是内政部的人。我说不管那么多,就带学生去见校长。进去校长办公室之后,只看见校长秘书, 校长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并没有出来,是他的秘书拿了一封开除学籍的信给他。

那时我很不高兴。校长要开除学生,为什么要叫系主任载学生来并接受开除?一走出校长室,那两个人本来是伏在栏杆边的就转过身来捉住那位学生。我突然明白,校长要我载学生去见他,不只是为了开除学生,而是为了让学生被捉。当时我差点晕倒,因为在中国传统里,皇帝说什么,臣子就要服从,但是皇帝有责任不出卖臣子。我绝对没有想到校长会出卖自己的系主任,要他带自己的学生去给人捉。学生被捉后我也没有办法,傻傻地回到办公室。

一下子,学生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说我带自己的学生去给校长开除,还被人捉,你出卖了自己的学生。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的确是我载他去的。那时候我们数学系还没搬去建国堂里面,还是在理学院的角头一个办公室。我坐在办公室椅子,整个人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后来,一大批学生就开始在数学系的办公室外墙写起大字报来,我的工友看到就问我是否要擦掉这些大字报?我说不要擦,因为真的有这件事情。

当时我不能继续教课,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辞职,这样的大学怎样可以呆下去?我闷闷不乐,就回家去了。我没有告诉太太发生了什么事。吃饱饭后,就有一批学生来敲门,我出来,他们告诉我,学生现在聚集在篮球场,要我对此事进行解释,我答应了。

我第二次回南大,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也因为和他们的关系很好,很照顾学生,事情发生后学生认为我对他们好是因为要出卖他们,他们非常失望。而我是很关心学生,很爱护学生的,但是我却出卖了一位好学生,我自己也很难受。我照实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然后就说你们要说我出卖了学生,我是真的出卖了学生。不过我心中总觉得很不甘愿,因为身为校长,命令系主任做事,我应该要服从他,但是他必须要保护我的人格,他竟然这样做,我实在想不通。

所以起初我只能道歉和报告,但我越讲就越气。后来我表示在这样的大学呆不下,我迟早要走了,然后就回去了。学生也静静。我告诉太太我要辞职了,因为这个大学待不下去了。

不过事情演变得很意外,当时被捉的这位学生是联邦来的,他并没有被政治部扣留,只是24小时内勒令回联邦。二十四小时应该有很多事情急需做,这位学生却来到我的宿舍说他不怪我,因为他知道我不是有心要出卖他的,劝我不必辞职。这样的学生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坏学生?

最后我反而觉得这些学生很可爱。我出卖他们的学生领袖,他们要追问,要听我解释是应该的;我解释了之后,他们也接受我的解释,也就不责怪我,甚至这位同学应该忙着要回去了,却还特地从他的宿舍来到我的宿舍跟我道别。

后来,这件事情就这样平息了。第二天我去办公的时候,学生已经把那些大字报擦掉了。这件事情是一场误会,我跟学生之间已经没有事了。再过了几天,学校突然公布大约50多位学生被开除。当时游行、喊口号的学生差不多只有20位,但是被开除的却有50位。岂有此理!有些人本来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也被开除了。

当时,南大的学生生活辅导处是校内的特务机关,主任郑衍通是校内的特务头子。他本是国民党中统的特务。他在校内各个系安插职业学生,所以学生打算游行示威,他已事先知道了。“辅导处有一些学生参与当中,所以其学生要做什么他就打一个报告。”就是职业学生向他打报告。

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明知道会被开除,依然挺身而出。他们的身体流着反抗邪恶的血液。他们都是南大的好儿女。

郑奋兴的思想开明,他认为学生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没什么不好,但郑衍通的任务是铲除所有反对李光耀的学生。职业学生平日领取薪金,任务是把所有反对李光耀的学生名单交给郑衍通。郑衍通再把黑名单交给李光耀的“政治部”,由政治部下令开除。正如刘孔贵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教务会议上所说,“曾奉中央政府由本邦政府转下之指令解除校内职员约廿名,开除学生一〇三人。”。

这些职业学生在打报告时,不一定据实交上黑名单。平日看不顺眼的,不听话的,或者有过争执的,都乘机列入黑名单交上去,所以才有郑奋兴所说的“岂有此理!有些人本来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也被开除了。”

这些被冤枉的学生,如果肯向郑衍通上诉,或求情,或写一封虚假的悔过书,便可以继续学业。要是不肯如此,便只好离校了。李光耀的手段,是向蒋介石学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李光耀的本性就是这么残暴。黄应荣则是为虎作伥,出卖自己的学生,出卖自己的教师,出卖自己的职员,全无羞耻之心。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连续四年的抗争,南大同学的牺牲很大。他们一开始就预料到将会遭受残酷打击,却始终从容面对,为南大,为民族教育而牺牲,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永留青史。

本来,事情不必变到这么坏的地步。从一九五六年开学以后,南大同学就不断尝试与李光耀政府沟通。学生会成立后,也继续如此,邀请李光耀来南大演讲,邀请副总理杜进才来主持大学周开幕礼。无奈,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沙文主义者,势必把南大关闭而后已。王赓武的报告书就是关闭南大的计划书。

在南大历史上,有过两个无耻校长,林语堂和黄应荣,一个无耻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实即代校长刘孔贵。林语堂的无耻在于贪财,黄应荣和刘孔贵的无耻在于助纣为虐。

古鸿廷教授曾任教南大历史系(1974-1980年),他有机会看到会议记录。他根据所见资料写成《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一文。其中有一段记录刘孔贵和黄应荣的无耻行径(刊于南大站):

庄竹林之去职,隐示南大与新加坡政府间之关系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在配合政府的政策下,南大当局对学生的各项活动开始压制。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刘孔贵于7月30日于教务会议中报告,“曾奉中央政府由本邦政府转下之指令解除校内职员约廿名,开除学生一〇三人,其中文学院学生四十九人,理学院十人,商学院三十二人,先修班十一人”。8月11日,刘更宣布“本校前奉政府指令开除学藉学生,截至目前,已有七十余人,提起上诉,行政委员会均予照办。” 黄应荣担任南大的行政首长后,对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采取相当严厉的措施。1966年11月初,黄召开临时教务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学生团体不守校规,藉故生端,擅自集会,复非法组织所谓行动委员会,散发传单,乱贴标语,其主要之借题为:反对修正大学法及要求恢复学生会。”黄之报告经教务会议决,将学生社团负责人交纪律委员会议处,并以教务会议全体同仁名义发表告全体同学书。……

11月时,理学院学生陈伟英、陈锦福,“在校外参加非法活动,10月12日经法院判决有案,有违校规,业经本大学纪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决,着即开除学藉,以儆效尤。”同次会议中,分别通过纪律委员会第四次及第五次会议记录,在纪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决议,将周慧鸾、林茉莉等六十名“怙恶不悛之重要份子”以“纠众滋事作种种非法活动,经师长恳切劝告无效”,“一律开除学藉,以儆效尤。”在纪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之决议,“为贯彻政策,扰乱份子五十名,着即一律开除学藉,以儆效尤。”在政府与学校双方合作下,学生活动逐渐平息。

庄竹林校长在无法跟李光耀合作时,选择辞职,尽显读书人的骨气。刘孔贵和黄应荣则选择配合李光耀,出卖自己的学生和教师及职员,助纣为虐,不仅无读书人的骨气,更全无人性。

南大教师与学生所受逼害,让人想起一九七十年代,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蒋介石与蒋经国逼害台大哲学系一些师生。

一九七一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教师陈鼓应与王晓波等,创办《大学杂志》,鼓吹自由主义,并介绍保钓运动。他们被指责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共产党同路人”。

蒋经国以台大自由色彩太浓,必须控制。当时台大校长是閻振兴,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当然得服从命令。他当时明知许多人是被陷害的,却为扑灭学运而任由当时哲学系代理系主任孙智燊整肃无辜的教师与学生,伤害大学自主与学术尊严。台大校长閻振兴因未能坚持公平与正义原則而遭受指责。

陈鼓应与王晓波遭特务机关警备总部以“叛乱嫌疑”罪名逮捕。有十三位助教、讲师、教授被解聘,台大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为台湾大学教育史上政治干预学术最严重的事件。

一九九三年,台大成立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一九九五年五月廿八日,向社会公开说明《调查报告》,谴责党、政、军、特介入校园事务。

一九九七年,台大哲学系事件获得平反,陈鼓应与王晓波在被害二十四年后,重回台大哲学系任教。

南大师生所受逼害,比台大哲学系师生所受逼害重千百倍,不可同日而语。

李光耀用特务与军警逼害南大师生的手段是向蒋介石学的,跟蒋经国逼害台大哲学系的手段一模一样,但蒋经国远比不上李光耀残暴。

在六七十年代的世界,只有印尼的苏哈多,智利的皮诺切特,残暴的本性与李光耀同等,蒋介石都比不上。

南大学生所遭受的残暴逼害,至今都无法平反昭雪。历史总有一天必将还给南大与南大师生职员公道。

五 受逼害学生

南大创办时,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全校学生、教师、职员均不可把校外政党政治带进校园。可以研究政治,但不可有政治活动。

南大师生都遵守这个约定。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的落成典礼上,陈六使致词说:

吾人希望每一学生将来皆能效忠于地方国家,皆能蜚声于各界,皆能有所建树于社会。故在此求学时期,可以有政治研究,不得有政治活动。凡校外之社会事件,亦一律不得介入。吾人深知教育机关宜保持其应有之尊严,政党伸入学校,一方面出于结党从政者之短视,一方面徒使学校名存而实亡,学术有退而无进。学校不幸,即学生之不幸,学生不幸,即社会国家之不幸;社会国家不幸,试问结党从政者尚有何幸?本大学鉴念及此,故一再声明本大学为一纯学术性之教育机关,无政治色彩,无党派立场,教职员聘约,亦明文规定其言论行动不得与此精神违背。回顾开办至今二年余来,本大学学风优美,秩序良好,乃社会共见之事实。1956年10月,新嘉坡发生暴动,所有各级学校,概停课多日,独本大学呜钟如故,弦歌不辍,即其明证。于此具见本大学师生之同心同德,以及爱学校爱地方之精神。此种难能可贵之光荣表现,应扬厉有加,垂为传统,并进而为地方上其它学校之示范。

南大学生都谨记陈六使先生的教诲,在校内有政治研究,但没有政治活动。尽管如此,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想尽办法,对南大与南大学生,施以政治逼害。

在李光耀千方百计控制南大的过程中,南大学生奋力反抗,因而惨遭逼害。

一九五八年,林有福政府时期,逮捕过一名南大学生。

李光耀上台后,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遭受逼害的学生,为数超过四百人。这是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比不上的残暴。

(一)受逼害学生名录

1、人数

南大历年遭受迫害学生的确实人数,还难于完全统计。有位署名江南春的校友,花时间从报章上所刊登的遭受逼害学生名字,整理出一份名单,虽然并不齐全,但已可以从这份名单看出李光耀的罪恶。受逼害学生人数之不完全统计如下:

1958年9月5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人。
1959年12月12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2人。
1963年2月2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7人,14人未毕业。
1963年2月2日被逮捕毕业生:共9人。
1963年9月26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3人,5人未毕业。
1964年6月27日被捕学生:共55人(开除学生共11人)。
1964年7月17日被开除学生:(共101人)。
1965年10月27日被开除学生:(共85人)。
1966年11月中旬被开除学生:(三批共112人) 。

上列受逼害学生人数共三百九十五人。江南春在名录开头有一段说明:

为了清除保卫南大的反对噪音和消除日后关闭南大消灭华校的障碍,李光耀从1959年就开始了对南大生的清算。清算行动以1966年底的大开除为终点,他总共拘捕了100名南大生(91名在籍学生和9名毕业生,其中79人在内部安全法令ISA下被拘留),并且开除了328名在籍学生(这数字包括正式宣布的298名,和被捕的在籍学生中变像开除的30名)。所清算的是被李光耀和政治部视为最具威胁性的南大生,其中不乏在南大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开除和拘捕这批优秀学生不仅是杀鸡儆猴的直接刑罚,而且这行动本身就是对南大发展的一项蓄意打击。

收集这名单的目的,一来是为南大史提供一份史料,二来(更重要的)是纪念——一个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些为保卫南大而做出牺牲的同学。

本名录按日期排列,只列中文名字。名字后面是有关当事人的信息,包括院系届数(1956年入学为第一届,余此类推)﹑在南大的贡献与毕业就学情况(例如“学生会副主席”,ISA 标明在“公安法令”下被正式扣留,“没毕业”,“获准复学”等等),还有现状(旅居外国者均有标明,否则皆居住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没标明“逝世”者表示在2016年10月间本文定稿时仍健在)等等。这些个人信息显然不易收集,所以并不完整,也不敢保证绝对正确。

名单来源主要是旧剪报和校方记录﹔1965年却是例外,因为当年政治部所提供的开除名单并未见报,亦无收录于校方教务会议纪录档案。因为不像有些人可以接触政治部档案,名单只能通过多年的追踪和同学间的辗转相告整理而成。由于时日久远,同学们的记忆未必可靠。虽然经过反复对证,错误肯定难免,若有差错敬请包涵并惠赐补充指正,容编者再版时更正。

收集这样一份名单很不容易。虽然不齐全,也可以从中看出南大学生所受的残酷逼害了。

这几年中,受逼害的并不只是学生,还有毕业生、教师、职员,人数众多,受逼害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在遭受逼害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回校复学。这一类学生通常得写“悔过书”。对于这些写了悔过书的学生,不必过于苛责,因为转个弯走,未必就是坏事,只要不出卖同学就可以。要是出卖同学,那就与吴三桂同类了。

有一些学生因为不愿意写悔过书,而回中国或回马来亚去。如李才茂、叶德明、李万千等。这些学生的精神至大至刚,一生无悔。

2、名录

以下是江南春所收集的《被迫害南大生群英录》。

(一) 1958年9月5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人) 吴宗泽 政经二届《南大火炬》(Suloh Nantah)编辑 ISA 被拘留一年多 毕业 (二) 1959年12月12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2人) 胡 水 物理一届 ISA 毕业 凌绪和 物理二届 ISA 毕业 (三) 1963年2月2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7人,其中14人未毕业)

钟文彬
经济六届
学生会副主席 没毕业 ISA
莫水生 经济五届 学生会副主席 没毕业 ISA
洪素茵 经济四届 前学生会(第五届)秘书长 毕业 ISA
谢和成 经济六届 学生会财政部主任 没毕业 ISA
陈国防 经济四届 前学生会(第五届)外交部主任 毕业 ISA
郑祺全 中文五届 中文学会会长 没毕业 ISA
林廷锷 地理六届 史地学会会长 没毕业 ISA (7月28日被捕)
陈春林 生物七届 生物学会秘书 没毕业 ISA
黄英茹 历史三届 前社会科学研究会秘书 毕业 ISA 已逝世
蔡秀珊 史地四届 没毕业 ISA
白天源 经济五届 没毕业 ISA 坐牢超过十年 2015年逝世
云昌锭 经济六届 没毕业 ISA 1979年8月7日在雪兰莪战斗牺牲
林水彬 没毕业 ISA
蔡伟潘 文学院 没毕业 ISA 被录取的新生 入学前被捕
何 复 历史五届 没毕业 ISA 坐牢六年 2015年5月逝世
方来华 经济六届 没毕业 ISA
陈献芙 历史七届 没毕业 ISA

注:1963年被捕的四年级学生,因校方的要求,可以参加毕业考试而毕业。

(四) 1963年2月2日被逮捕毕业生:(共9人)

王绍国 经济四届 前学生会(第五届)副主席 ISA
戴 渊 地理一届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1962)秘书长 ISA 被驱逐出境 旅居香港、澳洲
陈蒙星 历史一届 ISA
黄金汉 历史二届 前学生会(第三届)主席 ISA
蔡寿川 现语四届 ISA 南大职员
李添才 中文一届 ISA
张灿泉 地理一届 ISA
陈炎成 经济一届 社会主义阵线中委 ISA
陈 海 工管一届 ISA

(五) 1963年9月26日被逮捕在籍学生:(共13人,其中5人未毕业)

陈文藩 经济四届 学生会主席 前政治学会会长 ISA 没毕业 又名陈文潘
李腾禧 经济五届 前学生会秘书长 ISA 毕业 逝世
周增禧 经济六届 学生会外交部主任 ISA 1967年被驱逐回马 没毕业
黄乙新 中文六届 中文学会会长 ISA 没毕业
颜致今 化学六届 前学生会(第五届)副主席 ISA 1967.2.1 被驱逐出境回马 逝世
欧笑作 经济六届 《大学论坛》摄影员 ISA 1967年被驱逐回马 没毕业
林世昌 经济一届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副主席 ISA
林健生 生物一届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副主席 1963年国会选举社阵候选人 ISA
王发祥 经济一届 1963年国会选举社阵候选人 ISA
蓝炽理 政治一届 政治学会会长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秘书长 1963年国会选举社阵候选人
谢醒民 中文二届 ISA 毕业
施义开 经济四届 社会科学学会会长 ISA 毕业
林源德 工管二届 ISA 毕业 槟城人

注:1963年被捕的四年级学生,因校方的要求,可以参加毕业考试而毕业。

(六) 1964年6月27日被捕学生:(共55人)

 注1:名单未齐,名单中最后两名是毕业生
 注2:1964年被捕学生,除了其中11位,都在被开除名单.

林春顺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七/八届副主席 ISA
陈俊雄 政治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副主席 ISA
林俊雄 政治六届 ISA
刘发权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福利主任 ISA
卢金雄 历史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组织主任 ISA
傅振源 经济六届 获准复学 毕业 逝世
卓南生 政治七届 政治学会负责人 ISA 早稻田大学新闻系毕业 旅居日本
林金槟 数学五届 学生会第八届副主席 ISA
符国民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福利委员 ISA 1967年被驱逐出境
张子贤 化学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出版委员 ISA
云锦清 历史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组织委员 获准复学
许德铭 经济七届 ISA 已从香港回返新加坡定居
莫泽熙 先修班 2009年1月逝世
蓝炽群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秘书长 ISA
谢声远 历史七届 学生会第七届出版委员 ISA
李丁才 历史八届
林蔚成 历史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外交主任 ISA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李凤德 先修班 不在开除名单
吴盛才 经济五届 学生会第六届主席、第五届财政主任 ISA
陈序平 地理六届 史地学会负责人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林惠乾 数学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周祥贵 经济七届 ISA 获准复学 毕业
谢木财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福利委员 ISA
陈观胜 中文八届 ISA 诗人周天 2006年7月16日病故
林慧芳 先修班
范舜华 地理八届 史地学会负责人 获准复学
翁鸿平 会计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组织委员 ISA
吴定基 物理六届 不在开除名单 获准复学 毕业
陈朝洋 历史七届 不在开除名单
杜丕勉 先修班
詹亚国 先修班 ISA
张耀星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ISA
谢继宗 中文八届 ISA
欧阳彦宗 地理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ISA 又名欧阳成宗 已逝世
王大鹏 历史五届 史地学会出版副主任 ISA 又名王鹏翔 旅居加拿大
林源明 经济七届 被拘捕 林源德的胞弟 (1967年被驱逐回马)
古希珠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康乐主任
王惠平 政治七届 ISA 后来上山,和谈后回马,后在双溪大年
黄成发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七届组织部委员 ISA 坐牢近十年 没毕业 已逝世
蔡亚汉 经济七届 ISA 槟城人
黄湘南 数学六届 数学学会负责人 ISA 不在开除名单 没毕业 槟城人 已逝世
郭孝信 经济六届 ISA 不在开除名单
黄琴心 生物七届 生物学会会长 ISA
杨有瑞 经济六届 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ISA 不在开除名单
苏清祥
李和福
何良鸿 先修班 ISA
王思璧 先修班 ISA
蔡源国
游钱辉 历史六届
陈达荣 政治八届 不在开除名单 槟城人 参战牺牲 在彭亨遇伏击
张继坚 名字译音 不在开除名单
林春香 教育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ISA
李锡楷 中文四届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秘书长 ISA 毕业生
王锦发 中文五届 学生会受薪执行秘书 ISA 毕业生 1967年被驱逐出境

(七) 附录:1964年6月27日被捕而被变相开除在籍学生:(共11人)

林蔚成 历史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外交主任 ISA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李凤德 先修班 ISA 不在开除名单
吴定基 物理六届 不在开除名单 获准复学 毕业
陈朝洋 历史七届 不在开除名单
黄湘南 数学六届 数学学会负责人 ISA 不在开除名单 没毕业 槟城人 已逝世
郭孝信 经济六届 ISA 不在开除名单
杨有瑞 经济六届 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ISA 不在开除名单
陈达荣 政治八届 不在开除名单 槟城人 参战牺牲 在彭亨遇伏击
陈序平 地理六届 史地学会负责人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林惠乾 数学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不在开除名单 毕业
张继坚 名字译音 不在开除名单

(八) 1964年7月17日被开除学生:(共101人)

注:101人是根据南洋商报7月18日的新闻报导,若加上6月 27日被捕的最少11位同学,实际数字应该是不少于112人。

黎家炎
方学荣 历史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秘书长 又名方思勇
叶胜光 历史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主席
叶瑞人 经济六届 社会科学研究会秘书
黄衍水 历史六届
萧芳春 地理六届 新加坡人
卓有火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康乐部主任 新加坡人
邱华民 地理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副主席
林春香 教育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ISA
张俊磊 历史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出版主任 史地学会副会长
何君雅 地理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福利主任
李滋长 化学七届 学生会第七届学术主任
何子超
何良鸿 先修班 ISA
陶祚增 教育系 新加坡人
雷亚兰 教育六届
邢少容 历史七届
杨景水 经济七届 槟城人
蔡 陆 地理系 已去世
胡云祝 政治七届 新加坡人
史荣界 历史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关丹人
吴保全 教育系 柔佛州人
吴立达
陈泽农 经济六届 社会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文富 地理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学术部委员 新加坡人 已逝世
池玉香 地理六届
张 义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出版部主任
王瑞德 经济六届 新加坡人 政治学报编辑
张子佳 历史八届 笨珍人
王源枝 地理七届 新加坡人
陈观胜 中文八届 ISA 诗人周天 2006年7月16日病故
辜素英 地理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福利主任 已逝世
伍淑华 会计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副主席
许泰浩 地理六届 获准复学 毕业
赖涌涛 中文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林春霖 经济系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符策机 经济系 新加坡人 已逝世
李万成 经济八届 李万千兄弟,已逝世
郑墨恕 经济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又名郑成美 旅居新西兰
林金湖 历史系 又名林镜湖
林曼年 物理 现居吉隆坡
刘铭汉
关有添
胡玉英 会计八届 现居吉隆坡 合唱团
朱海生 现语八届 1977年逝世
许嘉瑞 物理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学术副主任
刘 扬 经济七届 新加坡人
吴盛才 经济五届 学生会第六届主席、第五届财政主任 ISA
谢木财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福利委员 ISA
翁鸿平 会计六届 学生会第六/七届组织委员 ISA
林春顺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八届副主席 ISA
傅振源 经济六届 获准复学 毕业
杜丕勉 先修班
余子平
林慧芳 先修班
刘发权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福利主任 ISA
蔡源国 ISA
古希珠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康乐主任
李和福
詹亚国 先修班 ISA
苏清祥
莫泽熙 先修班 2009年1月逝世
吴秋赞 历史八届 新加坡人
游钱辉 历史六届 ISA
陈潮牟
陈俊雄 政治六届 学生会第八届副主席 ISA
林金槟 数学五届 学生会第八届副主席 ISA
卓南生 政治七届 政治学会负责人 ISA 早稻田大学新闻系毕业 旅居日本
许德铭 经济七届 ISA 已从香港回返新加坡定居
云锦清 历史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组织委员 获准复学
范舜华 地理八届 史地学会负责人 获准复学
李丁才 历史八届
周祥贵 经济七届 ISA 获准复学 毕业
王思璧 先修班 ISA
陈业强 先修班 获准复学 毕业
蔡亚汉 经济七届 ISA 槟城人
何玉水
林俊雄 政治六届 ISA
王惠平 政治七届 ISA 后来上山 和谈后回马,后来回到双溪大年
黄成发 经济七届 学生会第七届组织部委员 ISA 坐牢近十年 没毕业 已逝世
卢金雄 历史七届 学生会第八届组织主任 ISA
黄琴心 生物七届 生物学会会长 ISA
欧阳彦宗 地理八届 学生会第八届执委 ISA 又名欧阳成宗 已逝世
王大鹏 历史五届 史地学会出版副主任 ISA 又名王鹏翔 旅居加拿大
谢继宗 中文八届 ISA
张子贤 化学五届 学生会第六届出版委员 ISA
余深信 地理六届 史地学会出版主任 1964年4月27日被捕
谢声远 历史七届 学生会第七届出版委员 ISA
蓝炽群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秘书长 ISA
符国民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六届福利委员 ISA 1967年被驱逐回马
林源明 经济七届 林源德的胞弟 1967年被驱逐回马
郭毕生
曾醉村 物理八届 获准复学 1966年11月被拘9个月 ISA 1968年毕业
张来盛 物理八届 获准复学 未毕业 又名张来成,新西兰升学 后旅居澳洲
颜永才 中文七届 获准复学
蔡俊杰 会计六届 获准复学
周清海 中文七届 获准复学
许 介 经济六届 获准复学 峇株人
梁光学 工管九届 获准复学
张耀星 经济六届 学生会第七届副主席 ISA 重复
沈 平 中文六届 新加坡人 已逝世

(九) 1965年10月27日被开除学生:(共85人)

注:当时名单在布告栏公布时,传说名单上两位同学已转学他校,其中一名已证实为化学九届的刘宗田(如今旅居加拿大),另一位则尚未查明。这证明开除名单并非校方所拟定而是来自新加坡政治部的。

张发起 历史八 罢课行委会主席 柔佛东甲人 已逝世
林想权 罢课行委会副主席
黄世鸿 物理八 罢课行委会副主席 峇株人
陈亦盛 罢课行委会副主席
余集成 教育系 罢课行委会秘书 新加坡人
韩亚畴 经济七 罢课行委会委员 新加坡人 又名韩修好(韩玉涛?)
廖德星 现语系 罢课行委会委员 吉隆坡人
纪炳成 罢课行委会委员 吉隆坡人
张秉林 地理系 罢课行委会委员 吉隆坡人 已逝世
李庆和 历史七 麻坡人 已逝世
蔡鹏程 麻坡人
刘汉态 新加坡人
沈大福 经济九 柔佛边加兰人 后居新山 2014年12月逝世
邹景光 经济系 槟城人 后为安顺新民中学的常务董事
方瑞德 政治系 槟城人 已逝世
范志平 经济系
翁隆胜 经济九 吉隆坡人 后在吉隆坡人社团负责工作
邓百根 现语八 吉隆坡人
林明兴 历史系
陈建燊 地理九
林亚妹 地理系 新加坡人
张亚妹 历史系?
陈华平 历史系 柔佛州人
曾荣盛 历史系 居銮人 曾任创会出版主任﹑福联会执行秘书
曾晋成 经济系 逼上梁山 参战牺牲
林美英 逼上梁山
范红玉 经济系 逼上梁山
丘亚华 经济九 麻坡人
谢爱梅 经济九 吉隆坡人
岑瑞楼 经济七 吉隆坡人
林小明
杨焕兴 数学八 新加坡人 逝世于2008年11月15日
冯裕兴 数学八 学生会第七届组织委员 新加坡人
苏岳良 数学九 槟城人
王亭兰 生物九 新加坡人 旅居加拿大
郑秀英 生物九
许乃勇 生物九 新加坡人
杨安福 生物七 旅居加拿大
陈福利 地理九 新加坡人
李奕志 历史七 新加坡人
余桂和 历史七 新加坡人
曾林发 经济八 病逝新西兰
叶德民 化学九 新加坡人 化学学会秘书 1965年12月被捕 ISA 旅居香港
曾胜来 历史八 新加坡人 2012年2月逝世
黄信勇 生物八 新加坡人
杨天德 生物七 吉隆坡人
王渡昌 地理七 新加坡人
沈育盛 地理七 新加坡人
何敦克 地理七 新加坡人 获准复学 毕业
郭泽南 地理八 新加坡人
刘宗田 化学九 开除前已退学 转到新西兰 Auckland 旅居加拿大
李婷婷 经济七 麻坡人 逼上梁山
谢诗坚 历史九 槟城人
方国来 槟城人 被驱逐回马
许锦豹 生物七 峇株人 现居马六甲
李朝来 经济系 新加坡人
王禄金
张旭宁 化学系 已逝世
孔桂莲 历史八 新加坡人
李锡泉 经济七 关丹人 逼上梁山 又名李锡权 旅居香港/伦敦
黄有光 经济七 槟城人 获准复学 毕业
朱隆华 现语系 槟城人?
梁奕坚 教育系 学生会第七届出版委员 新加坡人
欧宗兴 历史系 已逝世
李锡萍 化工七 关丹人 旅居香港
詹志明 槟城人
林向前 政治系
杨谦益 历史系 砂劳越人
沈象扬 现语八 巴生人
钟洪树 经济七 马六甲人
严文灿 现语八 新山人
卢水河 历史系 吉隆坡人
吴庭兴 经济系 吉隆坡人
方玉德 历史八 新加坡人
胡清松 经济系 新加坡人
林联发 经济九 政治学会会长 外号“大妈” 已逝世
杨建军 生物九 巴生人
林秀容 经济系 槟城人
黄敖秋 物理八 新加坡人
叶清润 经济九
谢满昌 现语七 吉隆坡人
钟建刚 现语八
傅孙中 经济七 获准复学 毕业
谢荣才 数学十 槟城人
陈彩娇 未经证实

(十) 1966年11月中旬被开除学生:(分三批共112人 根据校方教务会议记录)

 (1)纪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决: 开除2人
 (2)纪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 开除60人
 (3)纪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 开除50人

陈伟英 数学九届 行动委员会成员 2016年初逝世
陈锦福 数学九届 行动委员会成员 被拘捕 ISA
李万千 现语九届 行动委员会成员
陈松生 现语九届 行动委员会成员
邱国英 化学九届 行动委员会成员
周慧鸾 历史九届
林茉莉 经济九届 关丹人
郑国祥 经济九届 加影人 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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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罴 经济十届
邱亚花 经济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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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卿 历史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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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锡 经济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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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明 会计九届 已逝世
陈月桂 生物十届 槟城人 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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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仰曜 中文十届 1966年11月被捕 ISA 监禁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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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日文 数学八届 旅居加拿大
何启扬 生物八届
卢金轮 生物八届
钟亚礼 物理八届
侯 平 数学九届 旅居加拿大
黄礼尚 化学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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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仁发 经济八届
杜新予 物理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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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宪 化学十届 2009年逝世
欧阳励文 生物十届 旅居加拿大
刘开森 经济十一届
林多开 经济十届
刘志斌 经济十届
蔡 武 经济十届
郭楚源 经济八届
刘国兴 经济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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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友新 经济九届
勾瑞祥 历史九届
黄秀珍 中文九届
朱保连 中文九届 又名朱华联
叶锦伦 中文九届
苏世华 地理十届
区福茂 中文十届
何美萍 地理十一届
彭 有 经济十届
蔡崇安 经济十届
温春成 经济八届
陈佳才 经济九届
严巧珍 经济九届
陈彩云 地理九届
蔡侨贤 地理十一届
孙培成 地理十一届
许国祯 地理十一届
刘秋庆 地理九届
廖美绸 现语八届
贝德安 历史八届
谢桂荣 地理八届
范舜华 地理八届 前史地学会负责人 第二次被开除
朱维谋 地理八届
朱德华 地理八届

(二)受逼害学生个案

一九五十年代,马来亚大学的学生运动,产生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出版机关刊物《华惹》。华惹运动的成员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中坚分子。他们在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李光耀全部逮捕。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运动从此冷寂下来。李光耀大概认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到了一九七五年,陈华彪领导的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却关心和协助遭遇不合理对待的工人,站在李光耀的对立面。李光耀控告他“非法集会和暴动”的罪名,将他逮捕,判他坐牢。一九七六年出狱后,逃亡英国。

南洋大学的学生会在一九六四年改革后,已为李光耀所完全控制。他大概也以为已经从此天下太平了。

一九七十年代初,南大重新设立学生会。这个时候的学生会已今非昔比,跟社会大众的关系已不如昔日那么密切了。

李光耀大概也很放心。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的学生会会长何元泰,敢于批评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并在七六年毕业后加入反对党,出来竞选,站在李光耀的对立面。李光耀照例指控他是沙文主义者,要将他逮捕,却让他逃脱了,也逃到英国。

南大同学有数百人遭受逼害。关进牢房的同学,先在很冷的房间受拷问,如问不出什么来便残酷拷打,再问不出什么来,就关入黑房,暗无天日。总之,无所不用其极,惨无人道。

南大校友沈大福,经济系第九届学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七日被开除出校,回去家乡柔佛边加兰,后居新山,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逝世。他擅长写诗,有一首题为《室内天体运动》的诗,写一位名叫坤发的同学,在李光耀的牢房中受残酷虐待毒打的情形:

有一种室内天体运动
    叫上下蹲
      南洋大学面临改制的那几年
        特别流行

平举双手 开始!
    教练大声吆喝
      一百次 两百次
        政治部的密室里
          坤发同学汗流浃背

重复这种简单运动
    四百次 五百次
      几记重拳 落在腰部
        双手保持平举!
          教练大声呼喝
            审讯室里 冷风狂吹
              坤发同学冷汗淋漓

上下蹲
    不可违抗的命令
      七百次 八百次
        双手已经和动感神经分离
          一记狗腿
            坤发同学瘫跌在汗泽里

不许停!
    被揪住的气节上下蹲
      九百次 一千次
        教练们垂头丧气
          因为在濒临中断的呼吸里
            没有透露半点卖友求荣的讯息

醒来时
    坤发同学被丢回设有抽水马桶的囚室里
      不屈的五脏六腑己被蹲成干涸的沙漠
        水!水啊!
          流经泌尿系统的水
            顷刻间变成浊红的流体

教练们没有杀人?!
    只是重伤了一对肾
      连接坤发同学输尿管道的星加坡河
        漾动着细细的血丝
          没有历史的触觉
            谁也看不清这文明的酷刑

他们没有杀人?
    只是毁灭了两颗肾
      把痛苦分摊在分秒里
        折磨坤发同学的一生

他们的主子没有杀人?!
    却扼死了南大母亲!
      在目光如豆的赞歌中
        制造一代代香蕉人

这是对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残酷虐待。作者内心十分沉痛,读者亦然,数十年后亦然。

按照国际惯例,严禁虐待政治犯。李光耀拒绝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他的牢房里,可以任意残酷虐待任何人。政治犯经常遭受暴打。

有的受逼害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这些同学的记述,让世人知道李光耀对南大同学的残酷逼害,天理不容。以下就记述其中五位同学,杨贵谊、谢太宝、朱华联、庄正正、何元泰等被逼害的情节,让关心南大历史的人更加了解南大与南大同学所遭受的残害。

1、杨贵谊

杨贵谊是个很和善的人,待人十分友好,对政治并无兴趣,却遭受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李光耀的逼害。

杨贵谊晚年写了一本自传:《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说出自己的故事。其中详细记述他在南大时遭受政治逼害的经过。

(1)少年政治犯

杨贵谊祖籍福建福清,一九三一年在马来西半岛柔佛州笨珍出生。父亲以种植树胶为生,他也自然成长于树胶园。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帮家人割树胶,然后才上学。从小习惯于乡村的农耕生活。

他在少年时代便立志当老师,献身教育。中学时期,到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那时,正是二战之后。英国人千方百计打击华人与华文教育。在高一那年,有一天,突然被警察从华中宿舍中带走,关进监牢三个月。

那个时候,华校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华中是学运的中心。杨贵谊虽然不参与学运,却无辜坐牢。他是个冷静而坚韧的
人,不容易被挫败。他在牢中自己学习,并开始觉悟:

经过这次的无辜被捕,再通过牢房里的具体学习和讨论,我学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过或接触过的知识,包括认清了殖民统治者的欺骗伎俩,以及为什么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所以真正激发我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本身。

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深恶痛绝。在面对挫折时,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坚毅性格,决不灰心。他顽强的斗志,为自己的前途寻找一条出路。他回忆说:

我是个传统华校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在华校受教育。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和马来人的关系很好,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使我对马来文产生了兴趣。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只推崇英语,对其他民族语言,华语、马来语、印度语,一律排斥,称之为“方言”。杨贵谊下定决心,要学好民族语言,除了学好自己的母语之外,也要学好马来语。

(2)自修马来文

在坐牢三个月之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便获得释放,但不准他回去华中继续学业。他被送回笨珍老家,但仍受软禁限制,每天傍晚六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不得外出;未获批准,也不得离开笨珍市区。每天傍晚须到警署报到。这样子的软禁,为期达四年。他开始每天刻苦学习马来文和英文。没有老师教,他就靠翻查字典,自己学习,为后来研究马来文打下扎实的基础。

不久,他到一家小学当老师,生活有了转机。当老师是他童年的梦想。可是,他又一次遭受政治逼害。他回忆说:

当年我一边专心致力地搞教学工作,一边以自修方式攻读马来文,为的是希望从教育和文化岗位做出一点贡献。这本是我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奉献社会的一片诚心。可笑的是,统治者仅仅派出两个受雇佣的爪牙,没有根据任何文件,即使是一封最简单的通知书也没有,就任意停止了我教职。

再一次的打击也并不能使他屈服,只是加深了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痛恨。他虽然不参加政治,却遭到统治者的政治逼害。政治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

这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继续刻苦学习马来文,为后来编纂华马词典打下坚固的基础。

(3)报读南大

离开华侨中学后,杨贵谊就靠自己自修,主要学马来文和英文。

一九五五年二月,南洋大学招收进修班学生。杨贵谊报名考试后,被录取入学。进修班结业后,杨贵谊得以进入大学本科。他原本想报读农科,但南大没有农科,他便报读教育系,因为从小就希望当老师。但读了一年后,转入经济政治系的经济学组。他回忆说(见回忆录第二章):

有一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一位前来参观南大的教育界前辈,他也姓杨。他在离南大不远的辅华小学担任校长。我的哥哥原本是在他的学校任教,那时刚刚被林有福傀儡政府下令停止教职。和我哥哥同时被停止教职的还有另一些华文中小学老师。当局是用不讲理的手段把他们的教师注册证吊销,不准他们继续执教。

杨校长获悉我在南大选修教育系时,不觉大吃一惊。他坦率地对我说,我选错了科目。他劝我设法转系,以免将来受到同我哥哥一样的遭遇。

南大当初创办时的一个宗旨便是为星马华文学校培养师资。杨贵谊进入教育系,非常合适,只是因为当时殖民地政府千方百计打击华文教育,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害华文学校老师。杨贵谊的哥哥便是受害者之一。他听了长辈的话,转到经济政治系去了。单单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当时华文教育所受打击是何等深重。

(4)钻研马来文

杨贵谊在进入经济政治系后,下决心,除了正课以外,一定要把马来文学好。

当时,马来亚即将独立。马来文将成为马来亚独立后的国语。南大学生都意识到马来文的重要,同学们也都热心学习,热烈讨论马来亚化问题,并在夜间马来文补习班,由几名通晓马来文的同学教课,杨贵谊是其中之一。

南大理学院和商学院各个系所开设的课,一般都用英文课本,教学语言也是英语,但学生日用语言是华语。南大学生除了用华文和英文之外,也很愿意学马来文。杨贵谊回忆说:

一般上,人们只知道南大是华人社会所创办,华语是它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表示不知道南大所实行的语文政策。他们草率或故意歪曲说,南大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学府,学生只懂华文。特别是一向持负面态度对待华校的殖民主义统治者及其同路人,他们千方百计,歪曲事实,无视南大的多种语文政策,诬蔑和破坏南大的多元文化形象。

其实南大从开办伊始,就一直采用华英双语为教学媒介语。除了课本,在教学人员方面,也有完全不懂华文的外国学者。我在修读教育系的第一年,就遇到一位泰国籍的心理学教授阿蒙博士。他讲课时完全采用英语,课本也是英文的。另外在现代语言学系(现语系)里,非华人讲师和教授人数更多。他们当然只能用英语讲课。而且除了华文和英文,南大现语系也同时开设德文、法文、日文和马来文课程。

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南大前马来文副教授李全寿在他所著的《现代马来文学运动简史1945-1965》一书里也有如下的记载:

“从1958年3月开始,马来文被当作一个选修科目来教导。
该科分为马来文一及马来文二,授课时间分别为一年。1958年3月开课时,只有一位马来文讲师负责讲课,他就是拉昔马南。他是前印尼驻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领事。到了1958年10月,我也受聘担任该大学的马来文讲师。修读马来文的男女大学生非常多,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已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语的马来语,它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

南大从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文。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至死一口咬定,南大学生只懂华文,不懂英文。其用意十分恶毒。

(5)政治逼害

杨贵谊是一九五九年第一届经济政治系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随后到国立印度尼西亚大学学习印尼文,一九六二年获印尼语文系专科文凭,随即回校在现语系任教(1962-1964)。当时,正是李光耀疯狂逼害南大的时候,他也受到逼害。

一九六三年,冷藏行动后,南大天天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庄竹林校长辞职。

七月八日,常务理事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校长辞职。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当主席。南洋大学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这时也辞去所担任一切职务。南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职业学生和校内特务,到处横行。杨贵谊回忆说:

自从南大建校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在1963年9月间被当局吊销后,政治阴影笼罩着整个南大校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接着发生集体开除学生事件。许多校工及各部门职员也被迫离开或被解雇。有关当局借口改组南大,公然派出大批亲信插手大学各部门事务。身为南大人,谁都能感觉到南大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中。

那时,偏向南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毕业生也常常在南大校园里闯荡。他们几乎每晚都在校园里集会。我常常碰见过去对组织南大学生会采取对抗行动的毕业生。他们往往在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分批出现。他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明理人不说也明白。

那时候,我住在山腰上一座教职员宿舍的楼上,楼下碰巧住着一位我所认识的总务处职员。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和我相当要好。当年我还曾在学校假期带他去我的笨珍老家玩。如今在南大,从他的行动看来,我觉得他除了正式工作之外,似乎还负有其他任务。他的住处几乎成为那班人的半公开集会地点。每次集会,常常大声叫喊,一直闹到深更半夜,一点也不顾周围住户的安宁。

他的这位老同学,现在已是李光耀政府的特务:

当局进一步监视学生活动。除了安插许多新职员接管南大各部门重要职位,也委派两个学生宿舍管理员到南大执行任务。没想到其中一位恰好是我上面介绍过的校友黄济复。老朋友重逢时,彼此点头笑笑,心照不宣。

我这个朋友的身份我多少懂得一些。他在南大毕业后去治安部门任高职。当我回南大执教时,他曾来我宿舍找我。他坦白告诉我他的真正职位和身份。他也把随身佩戴的手枪拿给我看,还让我触摸它。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此类杀人的武器。他把子弹取出后,让我尝尝开枪的滋味。

由于是老同学,我完全没有怀疑他当时来访我是否有其他目的。我以为他是特地来访问曾在功课上帮过他的老朋友。我们像过去一样很亲切的交谈。然后我邀他一起去旧餐厅喝咖啡吃点心。我相信他那次的来访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至少我是以真诚的态度接待他。

直到后来他受有关方面委派,公开驻校担任学生宿舍舍监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前次来找我时,动机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看来,当局干预南大校政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只是我对事情不够敏感,还蒙在鼓里不知情。

眼前的人虽然是老朋友,但早已物是人非。老朋友现在已有新身份,而且心怀鬼胎。这个黄济复在校时是职业学生,毕业后当特务。他是由职业学生组织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首任会长,可以带枪进入校园,恐吓学生和教职员。

这一年第一学期假期,杨贵谊和两位系里的外国同事到马来半岛东岸旅行,了解当地情况,并收集马来文书刊。一路都很愉快,到了槟城的时候,突然听到庄竹林校长辞职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风暴正袭击南大。他回到校园,情况已十分恶劣:

回到南大校园,物是人非事事非,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人事的变动。校长庄博士当然没机会再见到。他的职位暂时被悬空。领导被逼走了,大学行政陷入无法运作状态。妖魔鬼怪乘机四处作孽。在过渡时期里,校务工作暂时交由一个在校长辞职后马上成立的、名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组织接管。其主席是商学院院长刘孔贵,他来自台湾。

这新的掌权人刘孔贵,他认识,平日也有交往,现在变成了他的上司,明年能否留任,就跟刘孔贵有关系。

到了十一月,会留任的人都接到聘书,杨贵谊没有。系里同事和学生都在传说,他不获续聘。可是,上头没人正式对他说。南大校园里的气氛已完全不正常:

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现在也发现有全白的乌鸦),原来改组后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幸亏我是经过生活磨练的人。我已经锻炼得更灵活了,处事也更有弹性,不再过度依赖狭窄的教学生活空间。在一次又一次的压迫,和继续不断的人为打击下,经过多年的磨炼和个人的不懈努力,我已为自己选定一条生路。

在短时间里,大学行政部门换了一大批被安插进来的旧毕业生。他们之中有些是我认识的,但碰面时他们却假装没看见我,或者态度傲慢地不与我打招呼。我心里想:何必狐假虎威,只因短暂的得势就盛气凌人?等着瞧吧!

南大校园里鬼魅魍魉到处横行。杨贵谊虽然忠于职守,现在却因被政治逼害而必须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他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必须离开南大校园。他决定到刘孔贵的宿舍去问他。刘孔贵始终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一个字:

我先耐心地听他讲,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招。他却不顾我的神情,继续七拉八扯地说他的话。眼看话不对口,我只好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刘教授,老师们明年的聘约已经分发了,我却还没有收到。”

“是的,是的,你…你的问题不大。你可以写一封信来澄清,并提出你的要求,我可以帮你呈给有关当局,”他的话说得很不自然。

“刘教授,我不是来向你抗议或提出什么要求。我只是想知道,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根据什么理由不给我续聘?”

“啊,你的问题不太严重。你不必太过烦恼……。”

“我不会烦恼。不管是重要或不重要,我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让我知道,我的聘约被中止,是不是因为我在校园内行为不检?”

“哦,不是,不是那个问题,”他一面说一面摇头。

“如果不是那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因为我的教学不好,被学生投诉?”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不关学生的事。”

“这也不是,那又不关,那到底是犯了什么过错,使我严重到被撤职?”

“那个…,那个……。”他两只眼睛直瞪着我,躲躲闪闪的说不成话。

“那个,那个…难道是政治问题?”我干脆代他说。

“正是,正是!”他如释重负。

“荒唐,简直是胡闹!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政治?哪里来的灵……?”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赶快插嘴,“别急,别急!你可以写信来上诉。”

“刘教授,谢谢你的好意。我今晚来拜会你的目的,不是要向你提出什么上诉不上诉的玩意儿。”

“如果那样,今后你就没有机会教书了,”他装作还要说服我的样子。

“天无绝人之路,机会到处都有。不教书,不是我个人的损失。我也不会饿死。学术研究工作,不一定要在校园里进行。请别误会,今晚我来见你,不是要来向你乞求,也不是有意向任何一方妥协。我是要来了解人家在这件事情上加给我的是什么罪名!”看到我的意志坚定,态度明确,刘教授再也说不下去了。至此我向他告辞。

最后终于问出来了,“是政治问题”,但是什么政治问题,又没有明言,也就不了了之。

几天后,听到一个传言,说是杨贵谊将参加反对党,出来竞选,所以不被续聘。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新加坡公民,如何参加竞选?很显然,
是有特务打报告上去,所以他才受此逼害。

杨贵谊一生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却被政治逼害。即使他是新加坡公民,当时真的参加反对党,出来竞选,那也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力,为什么却必须因此而遭受逼害?

(6)祸福相依

离开校园后,杨贵谊失业了一年多。后来到树胶公会当秘书。树胶公会是华人树胶业界的公会,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都是树胶业的成功商人。在南洋大学初创办时,星加坡和马来亚各地的树胶公会都大力支持。树胶公会就成为杨贵谊的避风港。他在那里直到退休。他回忆说:

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很感激树胶公会,我的老板们每个都思想很开通,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也做一些非公务的工作,虽然不十分清楚我在做什么,但知道那是文化工作。只要我做好分内的事,他们从不干涉,这一点我很感激他们。

因为树胶公会老板思想开明,他在空闲时,开始编纂词典。这是他大半生的工作。他和他的夫人陈妙华合作编纂的马华词典有:《马来语略语词典》(1969)、《马来语大词典》(1972)、《统一标准马来语词典》(1973)、《通用马来语词典》(1976)、《最新标准马来语词典》(1979)、《现代马来语词典》(1984)等。

他也编写马华双语故事书:《为祖国立功》、《马来民间故事选》、《吝啬者的报应》、《有益的教育》、《潘蒂尔的故事》。

还翻译马来文著作《阿都拉传》、《阿都拉游记》。

另外,还以马来文著述《马华新文学发展史1919-1965》。

这些著述让他成为马来语文的专家,对于促进华巫两族的相互了解与和谐相处,很有贡献。

虽然离开了南大,杨贵谊始终不忘南大,对南大一再遭受逼害,无法忘怀:

南大给我带来幸福。有了南大,我才有机会追回在教育上失去的岁月,享受完善的大学教育。……

南大从筹备、创立到停办,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种种污蔑与干扰。污蔑与干扰使用的手段既残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恶的是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有关方面雇用来攻击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不迟不早,他们把报告书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当南大辛苦栽培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发表。报告书中极力贬低南大的学术地位,后来的两份报告书也一样。一是魏雅龄领导的1960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二是最具杀伤力、由王赓武领导的1965年《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当初,他刚进入南大时,正是二战之后不久,反殖民地主义思潮席卷全世界。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一次反殖民主义的会议。

亚非学生会议也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由二十七个国家的学生代表参加。

南大同学和马大同学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另外,南大同学还组成一个观察团参加。杨贵谊即其中一位成员。他少年时受英国人的政治逼害,毕生难忘。

南大学生会的代言刊物《大学论坛》,除了华文版本之外,还有英文(University Tribune)和马来文(Mimbar Universiti)版本。杨贵谊参与马来文版的编写工作。

他大半生都在编纂马来文词典,推动多元民族文化交流,二〇〇九年,获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借以表扬他的贡献。

杨贵谊毕生努力不懈与刻苦奉献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他是南大的优秀儿子。

2、谢太宝

谢太宝是南洋大学之子。他身上留着历代志士的血,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他所受的迫害,前无古人。他面对迫害的精神,更万古流芳。

他品德与学识兼备,远胜过李光耀。李光耀只有学识,没有品德,终其一生,不能以德服人,只能以权力欺压人。他逼害谢太宝就跟逼害林清祥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两人的才德远胜过他,为众人所推崇,担心被取代而下毒手。

谢太宝和曼德拉一样,都是人类反压迫、反专制、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象征。

南洋大学因为有谢太宝而光荣,陈六使先生也当然因为他而感到安慰。

陆庭谕《时穷节乃见谢太宝“南大精神”》(刊于南大站)赞扬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个南大精神之英的谢太宝,临难毋苟免,不屈不挠的“磨穿牢底”,比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的25年囚禁还要多几年。

他还是“不屈服”。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谢太宝不争一日争千秋,视死如归,无疑的,力量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来自于“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若问何为南大精神,就南大之追求言之,即“自强不息,力求上进”之谓也;就个人之体现言之,即“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谓也。此种精神,即为陈嘉庚精神、亦即陈六使精神、亦即林连玉精神、亦即谢太宝精神。

傅树介医生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廿四日,在檳城新書推介禮上推介《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时,说到谢太宝:

太宝来自华文源流。他是南洋大学杰出的理科毕业生。毕业后,就在南大任教。在社会主义阵线被冷藏行动打成残废之后,他挺身而出,作为社阵的候选人参加了1963年大选,并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跟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这居然成为他被无理拘留长达32年之久的最大罪状和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威胁,他必须“被中和掉”,即把他关押起来,直至年老到身心衰歇再也没有精力从事政治活动为止。

他是于1966年在怡保发表一篇演讲后被驱逐出马来西亚的。他和他的马来西亚朋友在美国总统约翰逊访问期间发起了反越战的示威游行。他也要求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里就人民行动党决定退出马来西亚的议题作出解释并咨询人民的意见,因为人民行动党曾宣称,全民投票的结果显示,人民是支持(新马)合并的。他还要求知道,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同意签署分离协议的原因。

谢太宝是一个非常友善、沉默寡言、非常好学和用功的人。在牢里,他所阅读的书籍,主要是英文书和马来文书,结果他的英文水平和马来文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今,他在荷兰一所大学工作。

谢太宝尽管历经艰苦,仍然不失本心。依靠自己坚强的精神和勇气,宁死也绝不投降,不畏强权,自强不息。他代表人类的良知,是道德的典范。

(1)中学时代

谢太宝一九四一年生于星洲。自幼天资颖慧,十岁小学毕业。十一岁进入星洲华侨中学。中学时代,头角峥嵘,才华显露,远胜同侪。一九五七年,十六岁高中毕业。

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老师赞赏。他的同学符懋濂在《叶老师口中的谢太宝》文中回忆当年情景说(刊于南大站):

初三那年,从叶老师口中,得知谢太宝念高二,是我们的学长,而年龄竟小我们三、四岁,又变成了我们的学弟。或许正因为如此,叶老师特别欣赏这位“小学长”的数学才华,经常开口便说:“和谢太宝相比,你们差得太远、太多了!”或者说:“如果你们有谢太宝的一半,我就高枕无忧了。”可见谢太宝在叶老师心中的位置与分量,的的确确非同小可!

……从郑安仑校长到每一位任课老师,如王卓如老师(华文)、林炳刚老师(英文)、陈仰成老师(历史)、林总老师(物理)等等,都众口皆碑,对他盛赞不已,足以令我们相形见绌,更令我毕生难忘!

那个时候的中学,不分文理科。不管高中初中,文理科目都一样重要。谢太宝文理科功课样样擅长,而数学尤其突出,显然倾向于数理。这样的少年人,只要能自然成长,必成大器,贡献社会,但能否顺利成长,那就要看社会政治环境如何了。

华文教育,当时备受歧视。只要是受华文教育者,都受到英国人及其代理人的排斥。想过安定生活的人,绝不可以关怀社会,否则势必成为掌权者的眼中钉。

(2)大学生活

谢太宝高中毕业后,报考南洋大学,进入物理学系进修,又成为物理系的高才生。当时,他十七岁。

华文学校学生有“兼济天下”的思想传统,关心社会时局。谢太宝也正如此。他在大学里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并成为第二到第四届(1959-1961)的副主席。

当时。学生会的活动很多,让大学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学生会的领袖都自然得牺牲一些时间,难免影响功课,但谢太宝的成绩仍然很好,是系里的高才生。当时的愿望是到海外大学修读物理硕士学位。

他的语文能也很强,不但中文和英文都掌握好,马来文也极佳。一九六一年,大学举办马来语演讲比赛。通常,从马来亚来的同学,马来语较好,谢太宝是星加坡学生,却赢得高年组冠军。那个年代,马来亚刚刚独立不久,南大学生都热烈学习马来语。

一九六一年,谢太宝是南大第三届物理系毕业生。他到中学担任教师,过后,回南大物理系当助教。他有志于走学术研究的路。

他当物理系助教时,对学生和蔼而又有耐心,深得同学们敬爱,都愿意向他讨教。上实验课时,他都先给学生讲解作业大要,对学生十分照顾。

谢太宝有强烈的正义感。在目睹时局动荡不安时,毅然于一九六三年从政。他所从事的是和平议政,却成为李光耀逼害
的首要目标。

(3)从课室到监牢

一九六三年是星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发生在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便是二月二日的“冷藏行动”。李光耀依靠暴力维持手中的政权,民主政治已没有希望。

在这次“冷藏行动”中,南洋大学遭受极大的破坏。首当其冲的是校内的学生领袖,被逮捕被残酷逼害的数以百计。谢太宝当时正在南大物理系担任助教。他一生反对暴力政治,维护和平。他目睹母校遭受的蛮横破坏,毅然决定走上政坛,维护民主政治。

在“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的政权暂时稳定。九月廿一日大选,谢太宝代表当时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参加竞选,并成为裕廊区立法议员。

谢太宝是个文弱书生,一位好老师,并不被李光耀的政治部所注意,所以在“冷藏行动”中,不被逮捕。李光耀当时以为南大学生的反对力量已不足为虑。他绝没想到,还有有一个如此特出的谢太宝。他的语文能力非常强,中文、英文、马来文都十分出色。这方面,他远胜过李光耀。李光耀只是英文好,马来文一般,不懂中文。

谢太宝还有一点远胜过李光耀。他是一位良师,待人接物,宽厚有容,所以和选民关系甚佳。相比之下,李光耀不能容忍谢太宝。就像傅树介医生所说的:

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跟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这居然成为他被无理拘留长达32年之久的最大罪状和原因。他必须“被中和掉”,即把他关押起来,直至年老到身心衰歇再也没有精力从事政治活动为止。

谢太宝步入立法议会后,他取代了林清祥,成为李光耀逼害的第一目标。当时,林清祥已在狱中。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四日,谢太宝在马来西亚劳工党霹雳州分部发表政治演讲,他因而被驱逐出境。

他爱好和平,被驱逐出镜后,仍然在美国总统约翰逊访问期间,发起反越战示威游行。呼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星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李光耀并没有向星加坡人民解释原因。

一九六六年十月,谢太宝与其他八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抗议李光耀政府脱离马来西亚的决定,并退出国会。在国会之外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年九日,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谢太宝和其他廿二名社阵领导人。这是冷藏行动后的另一轮大逮捕。谢太宝从此开始长期困在牢狱之中。李光耀也从此除去心目中的最大敌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间,李光耀褫夺谢太宝的公民权。

在南大校史上,一共有三个人先后被褫夺公民权。谢太宝之前,有两位南大重要领袖被李光耀褫夺公民权。

第一个是南大创办的大功臣潘国渠先生。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落成典礼举行之后,李光耀上台执政之前,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被褫夺了。

表面上看来,褫夺公民权的是林有福政府,实际不可能。在背后掌权的是英国人,必须得到英国人同意才行。在这之前,南大初创办时,英国人并不敢公然逼害任何一位创办人,以免激发更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何以英国人同意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呢?这背后必另有原因。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明白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当时已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取代林有福。撺掇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必不是林有福,而是李光耀。他当时正等待在次年上台执政。他必须解决南洋大学问题。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是打击南大的一个步骤。

李光耀在这之前,一九五七年,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不察觉。他跟英国人一起,将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消灭华文教育将是他上台后的首要工作,而华文教育的最大目标是南洋大学。因此,关闭南大是他上台后的要务。

在他上台之前,必须把帮助南大稳定发展的第一大功臣潘国渠先生除掉。褫夺公民权是最稳当的办法。李光耀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大肆攻击潘国渠先生,逼他辞职(详见第十章第六节)。

第二个是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二日,李光耀借助冷藏行动的余威,赢得选举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的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这导致三天后,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职。南大从此为李光耀所完全控制。

李光耀褫夺潘国渠先生与陈六使先生公民权的做法,让陈修信有样学样,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三日,撺掇马来西亚政府褫夺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

谢太宝是第三个被李光耀褫夺公民权的南大人。李光耀本想褫夺谢太宝的公民权后,把他驱逐出境,但最后还是把他继续关在监牢里。谢太宝虽久困牢房之中,却始终不屈,展现出文天祥的精神。

(4)威武不屈

李光耀拘禁谢太宝,可是却说不出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直到一九八五年,才说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并向他提出出狱条件,只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共党员,并谴责马共的武装斗争,便可以出狱。

谢太宝断然拒绝了,因为他与马共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愿做违反良心的事。他坚持,如果当局有任何证据,应该给他公开公平的审讯,他有自辩的权利。

谢太宝在狱中受尽种种不人道的迫害。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的《新闻周刊》刊登谢太宝的访问记录。其中四个问题都是关于他在狱中受残害的事:

问:你在受拘禁期间,所受最坏的对待是什么?

答: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是关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内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为了吓唬我,政治部人员说,被关在那样环境下的人,几天就会发疯。刚开始时,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大力踢牢房门。我想,那个人是真的疯了。

问:在黑暗中,你怎么样让自己神志清醒呢?

答: 我对着自己说话,告诉自己,我要是让自己疯了,就没法做这么有用的事了,文冬生命也就没用了。我也让自己往正面的方向想。我想想那些平凡的人,生活条件比我更艰难,更不幸,就像那些身体残缺和盲眼的人。我就这样子让自己有精神和勇气,坚持下去。

问:监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答:调查官对我说过,只有在签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员起草的自白书后才能得到释放。他们要我承认,我是渗透进入社会主义阵线的马来亚共产党员,目的是颠覆政府。这声明是假的。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所以我拒绝签署。

问: 当初没签虚假的悔过书出狱,现在后悔吗?

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政府要我签署一份假声明。有些被拘留者签了声明,却不被释放,反而单独拘禁几个月或几年。我绝不会签。这违反我的良心。签了将让自己无法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在受拘禁初期,在非常冷的牢房里遭受拷问,日以继夜,而且,还不准看书。他在牢房里,看到一位以前被拘禁政治犯留在墙上的一首诗:

十年铁窗
永不太迟
千万折磨
我志成钢

虽然已字迹不很清楚,但仍隐隐可见。这首诗表达了他自己的心迹,给他极大的鼓舞。

在李光耀的监牢中,受逼害的人,不计其数。

当李光耀政权无法使谢太宝屈服时,就向他年迈的父亲施压,强迫他父亲说服他投降。谢太宝因而大骂政治部官员无耻利用老人家。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政治部官员驱车带他环岛观光,让他看到现在的繁华,只要他签一份悔过书,便可以过繁华的生活。但如果他不愿签,就会在监牢里终老。

一切手段都用尽了,还是无法击败谢太宝的意志。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就为释放谢太宝而努力,但一直都不成功。

直到一九八五年,被无理拘禁十九年后,因为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谢太宝犯罪,便只好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指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员。

在一九八十年代,德国总理疏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曾经写信给星加坡政府,要求释放谢太宝。李光耀仍然不肯,因为谢太宝不肯写悔过书。

一九八九年,谢太宝四十八岁,终于离开大牢,转到圣淘沙岛软禁。他不是在自己的家中受软禁,而是在李光耀指定的地方受软禁,却要他自付生活住宿费,并不得离开小岛。此等恶毒行径,真是天理难容。

一九九二年,谢太宝五十一岁,才获准在日间回返星加坡本岛探访年迈父母亲,然后再回小岛受软禁。

一九九七年八月,他五十六岁,获准接受汉堡基金会奖学金到汉堡修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为期一年。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他五十七岁时,李光耀政府才解除对他的软禁限制,重获言论与行动自由。

李光耀叫政府官员警告他,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将严厉对付。他告诉政府官员,他对政治仍然有兴趣。他不愿顺从当局的指示,拒绝向李光耀强权低头。他希望在获释后,可以和更多人见面,看看是否可以为星加坡人民服务。

他说,“我一生最宝贵的时光被夺走了,连正式指控都没有,更别说在法庭上公开审讯。他是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受害者,要求政府废除内安法令。”(见香港《南华早报》,1998年11月27日版)。

就这样,谢太宝坐牢三十二年,从廿五岁直到五十七岁,才获释出狱。

长期监禁影响了他的健康。一九九八年八月,他接受前列腺手术,膀胱衰弱了。

由于在黑牢监禁多年,他的视觉也受损坏,肺部也不健康,生活中,仍被恶梦似的回忆缠绕。他最健康的就是坚定的意志。他要开始新生活。

他心中并不怀恨任何人,包括李光耀和那些在监狱里残酷对待他的人。他仍然坚信民主并不是暴力。他不反对任何个人,只是反对不公正的制度和政策。

他可以遭受监禁,但民主谁也监禁不了。总有一天,星加坡会走到民主那里。

他不懊悔自己过去的路。假使可以重来,他仍然选择同一条路。在他内心深处坚信,自己不能出卖良心,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承认虚假的事。他心中的浩然正气,让他可以昂首阔步,走出牢门。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是一场浩劫。潘国渠先生和陈六使先生,都为南大而失去公民权。谢太宝不仅曾失去公明权,还受残酷的政治逼害,把青春年华留在牢房里。南洋大学的无数儿女,为母校付出沉重的代价。

谢太宝是良心政治犯,威武不屈,体现出南大精神,是南大人的表率,南大之光。

(5)学术生涯

谢太宝本就是研究学术的人才。他对社会时代的使命感,让他走上政坛,还未发挥才华,便遭受逼害。获释之后,虽然已步入老年,还是毅然重回学术研究。

一九九七年,获得汉堡基金会奖学金,到汉堡修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为期一年。

回来后,继续研究印尼经济。他的马来文知识,对他的研究有极大帮助。

二〇〇〇年,六十岁时,他到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深造,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继续研究工作。

二〇〇六年,六十五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转植或者是内部原生?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与工业升级: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

谢太宝目前仍然在荷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6)林连玉精神奖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设在吉隆坡的林连玉基金宣布:谢太宝荣获本年度的林连玉精神奖。

谢太宝得奖的原因是:虽然遭遇三十二年不合理和无审讯扣留,他对民主的信仰绝不妥协,以及他对斗争的信念绝不动摇。他是南洋大学精神的一个光辉典范。

林连玉先生,一生维护民族教育,受尽种种逼害,虽公民权被褫夺了,也无怨无悔。谢太宝所走过的路,与林连玉先生所走的也正相同。林连玉精神,也就是谢太宝精神。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谢太宝在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说:

对于母语教育和南洋大学,我是蒙恩受惠的多,反哺回馈的少。和那些长年累月为华教和南大默默奉献的人比起来,我实在是渺小得很。所以,这份精神奖的荣誉,应该是属于所有热爱母语教育和南洋大学的人们。

大学不是象牙塔。大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良好设备,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精神,在于它能感受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呼唤,为社会培养爱国爱民、献身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人才。……

南洋大学的创办,正如陈六使先生所说的,是结合了“三百多万华人的胆”,凝聚了“三百多万华人的志”。……有一天,内政部官员来问话,要我谈对南大与新大合并的看法。我冷冷地回了一句:“人民不会忘记,是谁消灭了南大”……林连玉先生说过:他的躯体可以被摧毁,但是他的精神却可以永远存在和绽放异彩。今天,南大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南大精神的种子,已撒遍全东南亚。南大精神是杀不尽、灭不了的!它将永远鼓舞著大家,不畏艰难,奋勇前进。

这番话,说出他对母校的感念,大学的价值,以及对陈六使先生和林连玉先生的敬仰。

(7)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二〇一五年,施忠明先生、戈麦斯博士、陈如斯先生,提名谢太宝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成功得奖并不容易,这项提名之举,其重要意义在于维护正义。正如陈如斯《提名谢太宝博士为诺贝尔奖金和平奖候选人的始末 》(刊于《人民呼声论坛》):

全世界有273名角逐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要获得这个奖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甭管我们的提名结果如何,谢博士的提名被(诺贝尔委员会)接纳本身就是一项胜利。因为诺贝尔奖金并不是一般人可以申请的。谢博士并没有要求他人或者自己提出申请。……

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谢博士和他的爱国战友们为自己的同胞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而斗争。……我们现在要让全世界,特别是新加坡的同胞们这是一个人的悲剧和巨大的牺牲。他和他的战友们是我们的先驱,他们为此所付出的牺牲。

谢太宝蒙冤数十年,如今得到提名,已象征时代的转变。自由和平的声音势将越来越强。专制残暴的政权势必为时代所淘汰。

谢太宝的名字在星加坡历史上,已成为追求自由和平的象征。他和他那一代的战友,为一个美好的星加坡而遭受残暴的磨难。他已是鼓舞后来者继续奋斗的力量来源。

杰姆斯戈麦斯(James Gomez)在提名谢太宝博士为诺贝尔奖金和平奖候选人申请信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谢博士已经成为在新加坡那些为政治和其他自由而在艰难的道路敢于发言的人的精神力量泉源。这是一条仍然是极其艰苦和具有挑战性的道路。尽管如此,在像新加坡这样的现代化的国家,权力、控制和镇压的水平是已经变得极其世袭了。谢博士贡献了自己最佳的政治精神和热诚给予了目前进行活动的人。

这些话如实反映谢太宝的精神与贡献。他是再生的文天祥。沈大福同学有一首题为《谢太宝》的诗,向他致敬:

仰望
 原型健在的巨大铜像
敬礼
 星光都会燃烧的生命
拥抱           
 让永不屈服的尊严注入我的脊梁
仰望           
 与南非曼德拉举世成双的谢太宝!

这首诗写出后来者对谢太宝的敬仰。这是他精神最伟大的地方。星加坡诗人怀鹰也有一首诗《遥寄谢太宝》,向他致敬:

你的32年
不是在绿草地上奔跑
仰面和太阳亲吻
不是在海边吹着惬意的风
看海鸥点点
驮着喝醉酒的夕阳

你的32年
四面冰冷的墙是唯一的风景线
没有日月星辰的坐标
只有梦里的烛光
依然闪烁着双眉如剑的芒刺

你以轩昂的肉体
抵御寒流铺天盖地
不说一句忏悔
不低下高贵的头
不让谎言涂抹真理

铁墙可以磨蚀秋风的翅膀
让阳光变成冰川
却让你成为浴火凤凰
在共和国贫血的土地上
铸造一则比神话还烂漫的史诗
青春虽然远逝
你英雄的名字
已被刻在岩壁
遥望大海 遥望星空

3、朱华联

朱华联,学名朱保连,笔名朱颜,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毕业。他是个苦学生,上一章已介绍他刻苦求学的事迹。就在他面对艰苦困境时,却被职业学生陷害。他的同班同学叶锦伦跟他一起被陷害,一起被开除出校。真是陋屋又逢连夜雨。上文“反对迫害”一节中,引用郑奋兴教授的话说:

岂有此理!有些人本来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也被开除了。
朱华联被开除的情形正是这样。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活动,只是不听职业学生的话,便被放进黑名单,不仅开除,还当是重犯,关押囚牢。真是岂有此理!

世界上从没有一家大学和学生像南大这样被恶毒逼害。

朱华联后来写的几本书《云南园的歌声》、《南大心声》、《岁月留痕》、《南大回忆》、《南园长风》等,记录他在南大的生活,以及遭受职业学生的陷害的经过详情。《有笑有泪的云南园生活》和《从大学到监狱的回忆》(刊于南大站)两篇文章,详细记述遭受逼害的事。以下记述即采用他的文章来再述他的故事。

(1)优秀学生

朱华联就读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时,成绩优异。一九六二年,读高二时,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打算不念完高三,以便节省一年学费。当时,南大正在招生,他报考现语系,结果考上了,可是父亲极力反对,因为父亲知悉星加坡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事,预测南大将有暴风雨到来,便要朱华联去念英文黄昏班。可是朱华联坚持进南大。他下定决心,自力更生,不要父亲资助。

一九六三年开学前,母亲和大哥筹备了几百元,给他交学费。他于是提着一个皮箱,告别了父母,便从居銮乘火车到星加坡。

到了云南园,看到一群群欢乐的男女同学登记入学或办理寄宿,他却愁眉苦脸,徘徊不前。因为入学要验证高三文凭,可是他没读过高三。

他拨长途电话向母校校长求情,发给他高三文凭。校长回答:“抵触独中条规,没修完高三,考获离校文凭也不能发!“。
他再向母校级任老师的丈夫鲁先生求助,鲁先生劝他读先修班。他只好报读先修班。

离家时,身上只有几百元,缴了学费,便所剩无几了。幸得一位同乡同学帮助,住在他的房间,一间宿室同住五个人。早餐和午餐,只一片面包充饥。晚餐时,在小餐厅订了一份餐和另一位同学共食。由于吃不饱,身体慢慢消瘦憔悴。

读先修班的那年,埋头苦读,希望得到优越成绩,可以申请助学金。可是,辛苦了一年,却没看见成绩单,只接到通知,可以读一年级。申请助学金的梦又碎了。

(2)工读生

一九六三年尾,南大放长假。他和海山街一个姓吴的星加坡同学到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当抝铁杂工,工资一天五元。为了节省,他住在吴同学父亲的面房里。这陈旧简陋的组屋,座落在海山街的交界处,车声人声,终夜不停。清晨,从海山街走路去工场,沿途经过牛车水,他坐在路旁的小木凳上,吃一角钱盐稀粥或炒米粉。

为了求学,为了理想,他咬着牙苦干,非但称职,还比普通杂工强。工作了几天,变成了小黑人。他的食量大。早餐吃不饱,午餐一人一元,菜有限量,饭却自由吃,他吃上三四碗。工作了三个月,存了六十大元,离开工地,告别了吴家,回到云南园。

一九六四年,东筹西借,交了第一学期学费,手上已没有分文。漫长的三百六十五天日子,不知怎么挨过。第一天上课,父亲就要他停学,并托人为他找工作。

第一次作文课,黄六平教授要同学当场写一篇文章,题材自选。他下笔如流,叙述进南大的愿望和困境。交上文章,黄教授看了很感动,愿意帮忙寻找工读生工作。一周后,图书馆主任要他去面试,结果被选用了。辅助金每月六十元。当晚他就乘火车赶回家乡报告喜讯,卧病的母亲听了也欢笑。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暴风雨来临。南大当局开除了两百多个同学和教职员。那时他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负责年刊校对。当时,据说凡参加学生会和学会的同学都可能收到开除信。这次他很幸运,没收到开除信件。不过,有个常常拿着一个草包的学生来找他,要他签“悔过书”。他不想签,因没做坏事为何须悔过?当理事并不犯法。这个草包学生硬要他签。他回心一想,只要平安没灾难就好了,连悔过书的内容都没看清楚,就糊里糊涂地签了。

不久南大改组,图书馆人事更动。几天后,他和其他同学都收到警告信。图书馆的负责人以他参加非法活动的罪名把他解聘了。他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图书馆。

失去了工作,他又面临辍学之苦。教授们出于同情,劝他写封信去表白。那时,他写好了一封信欲呈上求情,可是又想到自己并没有参加非法活动,为何要求情?一气之下,把信撕了。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敢向母亲和大哥要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住在茅屋里的一群同学,知道他没钱交学费,筹足了借给他,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一个学期。

这之后,他到市区当家庭补习老师,日夜奔波,消瘦得如病人,也患了神经衰弱症,常失眠。

(3)遭受陷害

一九六六年,南大在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后,大事改组,从校方行政理事会到学生学会,都有很大的变化。他班上五个同学被那个拎草包的职业学生提名竞选中文学会理事。五个人都反对竞选,尤其他和叶锦伦同学两人,非常不愿意。他曾经答应母亲、大哥,不再当学会理事,所以立场坚定,要退出竞选。

那个拎草包的职业学生大权在手,一意孤行,结果五个被逼参选的同学都中选了。他和叶锦伦同学坚决不当学会理事。他们和那个拎草包的职业学生争辩。最终,他们退出了理事会,但这一场争辩,种下了后患。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李光耀来南大,为新图书馆主持开幕礼。一群同学和平请愿,抗议《王赓武报告书》使南大变质。当时,他和叶锦伦同学都不在场。

十一月十六日傍晚,他和叶锦伦同学在宿舍做功课。突然有人唤他们的名字,说他们被开除学籍了。他和叶同学奔去图书馆,布告栏出现了五十个被开除同学的名字。他和叶同学是其中两个。开除的理由是:“罢课,涂写标语,参加非法活动,经过校长劝告仍然不听。”

十七日清晨五时,军警围堵学生宿舍。他和叶同学在宿舍被逮捕,被扣上手铐,只有谋杀或者刑事重犯才会如此。他和其余六个同学被押上囚车,镇暴车在后护航。

他抬头从小车窗回看校园满山的相思树,微波鳞鳞的南大湖,常去的图书馆,常坐的石凳。这是最后一眼:“再见了南洋大学”。泪水像石蜡凝固在眼眶中。

(4)牢房重犯

囚车直接驶进女皇镇监狱,一步步行过多重的机械栅栏,坚固的栅栏。命运已被判决,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没有审讯,没有公正。叶同学和他被个别囚禁在四楼囚房。
叶同学走在前头。在步入囚室前一刹那,回头用极度惊骇的眼神看着他:“发生了什么事?”随之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双唇麻痹,喉舌窒息,无法说出半句安慰的话。

囚室内有一张单人床,一张被,一个有盖马桶。从坚硬木门的小孔看到外边一条长长的走廊。黑夜降临后,刺耳尖锐的哭叫声,低低的抽泣声,穿破了死寂的长夜,让人感到在生病和虚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整个晚上,反复思索和回忆在大学的日子,家乡的生活,一切如在眼前,又突然远去。在囚室内,已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清晨时分,守卫开亮照明灯并打开囚室的门,随众人到外头场地集合听候指示。传言这十名囚犯中有两名重要人物。他们会是谁呢?大家看起来既平静又斯文。

第一天和第二天,都被叫去问话。早上或下午,只有短暂的活动时间。其他时间都被幽禁在房中。有一天中午,几十个囚犯被命令集合在大厅。每人一纸一笔,写想要写的话,寄去意想中可能帮助自己的人。

没有人会收到这封信,也不会有人回应这封信。就像是祷告,你可以任意祷告,神灵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十点钟时交出书信后,再度囚禁在牢室内。

晚上十时熄灯,在黑暗的囚室内的人,受精神虐待,未经审讯。

隔日,拷问开始,单独的一个接着一个。在冷气房内,一个高个子注视着他:“欢迎你,请坐。”

“你为什么被逮捕?”

“我不知道。”

“你被逮捕,游行示威,你有参加非法活动吗?”

“我参与罢课和游行请愿,那是三年前的事,是一个和平的示威。”

“你三年前参加活动,为什么现在被开除?你肯定没有参与非法活动?”他用狭窄的小眼看人。

“你必须说明真相,要不然你会长期的拘留在这里。”他的声音开始显得粗暴。

“我知道有一份要改革南洋大学的王赓武报告书,我也知道学生学会有一份备忘录和一封谴责信,呈交给了有关部门。这些都不是非法活动。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参与。我只是替学会张贴每年一次的会讯。”

审讯过后,在囚室内的人,只能来回走动。

十八日下午,他躺在监牢床上,想着家乡,也想念他的补习学生。突然间,牢房的门开了。他被命令到职员室去签收信件。走到职员室,站了片刻,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望了他一眼,把信开了,念了几句,然后抬头对他说:“这是驱逐出境令。”接着又大声警告说:“你永远被禁止入星加坡。”

当他听到永远不能进入星加坡时,冷汗直流。他悲哀地,缓慢地问:“为……什么……不……给我……来星加坡?我……的女……朋友住……在星加坡。”

“快签收!别浪费时间。”职员命令道。

他用颤动着的手,签收了信。

从职员室走出来,好似一个被逮捕的受伤战犯,往断头台走去。在短短的三天里,被开除学籍,被押入牢狱,如今又被驱逐出境。

“我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

走过叶同学的囚房时,叶同学站在牢房洞口问:“什……么事?”

他有气无力地答:“我……将……永远被……禁止来……你的……国家。”

叶同学用沙哑的声音安慰他。

整个晚上,他躺在床上,仿佛看到亚兰站在长堤对岸,挥手道别。他回忆那些和她走在海滨,微风扑面的夜晚。他留恋在她院子里常坐在一起的千秋。他留念狮城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

十一月廿四日早晨。叶同学听到他父母来探监,他高兴的跑去会面室。二十分鈡回来,抱头痛哭。

“什……么……事?”

叶同学沉着气说:“我和你是……十个……重要人物中的……最重要的两个,父母不准来……探监,害得……我父母……天天在……监牢外……痛哭!”

看到叶同学悲痛的脸,让人内疚。如果两人当初没坚决地站在一起,拒绝当学会理事,也许不会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牢房一天如一年,天天盼望被释放的消息。笫六天,其他同学都被释放了,监牢里再也听不到悲壮的歌声。

(5)告别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午,当叶同学听到他被释放,马上悲喜交集,脸色苍白。叶同学站在牢房边向他挥手道别。他不舍得离开叶同学。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留恋地多望叶同学几眼,因为以后永远无法见面了。临走时,他把一包饼干放在叶同学的牢房外。他用抖动的声音安慰叶同学,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能以瘦弱的身子,战胜那漫漫的长夜。

当天傍晚,夜幕低垂。狮城的天空飘着细雨。他手中握着那张星加坡政府赠送并限时要他离开星加坡的火车票,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走去。当火车开动时,他和亚兰站在月台边,相对无言。一阵悠长的笛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火车开始移动了,他用颤抖着的手和亚兰握别。火车越走越快,他跳上了火车,亚兰快步地跟着火车。他站在火车门边,看到亚兰脸色凝重,不断挥手。

“再……见……”

“再……”她低着头,挥着手。修长的头发在晩风中飘摇……。

火车载着他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地方。

火车越过长堤时,他呆呆地站在车门旁边,寻找亚兰的身影。只见孤寂的弯月,飘浮在黑沉沉的夜空。

(6)连续逼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离开星加坡后,回到柔佛。过了三个星期,幸得李同学协助,到柔佛东岸小镇南亚港的南亚小学当教员。

白天教课,晚间修课,希望日后成为合格教员。这是当时唯一的愿望。可惜事与愿违。一九六八年,有一天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相约见面。

这人显然是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机关知道了他被星加坡政府驱逐回来的事,担心他思想仍然激进,毒害学生,要他合作,以表忠心。只要他将所看到一切违抗政策的事,打报告就可以了。如不肯合作,教书证马上被吊销。他拒绝了。

三天后,校长转来了教育部的驱逐离校令。就这样,他再一次遭受逼害,离开了南亚小学。

南大学生所遭受的政治逼害,全无道理可讲。

4、庄正正

庄正正是泰国华侨。他在槟城读华文中学,然后到南大。他的泰名 Vithit Chungphaisan,所以他以泰名缩写VC为笔名。他在《我在南大的岁月》中记述在南大的遭遇。他所受的逼害是另一种,不同于上述几位同学,但性质相同。以下就采用他文章中的资料来再述他的故事。

(1)不能忘却的伤痕

庄正正在文章本是以英文写的一封电邮,题目是:My Old Days at Nantah,刊于南大站。他在这封电邮里,写下记忆中为了深造到南洋大学,又回返泰国,之后再辗转去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漫漫长路。这其中的事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又或者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过程。

李光耀一生诽谤南大,最常说的是:南大学生水准低,不懂英文。

庄正正到海外的求学经历,正可以清楚说明,南大学生到英文大学,不仅可以克服英文难题,还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这是给李光耀的最好回答。

新加坡文献馆翻译刊登庄正正的文章,并在文章有前头有几段话,说出南大人的心中不能忘却的惆怅:

在南洋大学的短暂25年生命里,南大的风风雨雨为许多南大人带来永世不能忘记的悲惨伤痕。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0年通过并合法规,让新加坡大学管理层合法的接管所有南洋大学的私有产权后,南大已经不复存在。对许多南大人而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提起前尘往事难免会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无限惆怅,与万般无奈的情怀。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之后的悲愤之作,或许也体现了部分南大人的亡校情愫。诚然,饮水思源的南大人,理应能够体会李煜在午夜梦回时,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意境。

在南洋大学有生的岁月里,总共培育了过万名的毕业生。这群拿着大学文凭走出云南园的南大生都是幸运儿,虽然他们步入社会后还是要经历饱受制度歧视的煎熬。南大也有为数不少却几乎已经被新加坡历史遗忘的肄业生。这群在政治风暴中被迫含恨离开云南园的南大人,是南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们的历史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独述回忆,而是一群当代人的集体回忆。历史事件由点而线而面的发展,环环相扣层层相接。因此,欠缺肄业生历史的南大史,只是一部片面的南大史。显然的,没有完整的南洋大学历史,也就不会有完整的新加坡历史。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甚至于东南亚历史里,华校生的国家意识与认同是受到反共反华政治的質疑。1963年李光耀在加入马来西亚的政治过程中,就是形象的以第三中国论来描绘华文教育者。相信历史学者会求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而按 VC 的说法:“对我以及许多在新西兰的南大儿女,我们的祖国是东南亚”。VC 的经历既记录了新加坡政府如何以行政对付南大人的历史片段,也反驳了新加坡政府对南大学术价值的批评。另外,更叙述了作者对南大念念不忘的旧日情怀。字里行间处处的透露了,这是一名热爱南大的肄业生,虽然母校已经烟消云散,他对云南园的日子却还有着极既深且厚的感情。这篇回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这是南大历史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这封电邮既是一篇南洋大学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新加坡的历史文献。

遭受逼害的南大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那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而是南大人集体的记忆,是历史的真实文献。庄正正在文末说:

谨将此译文刊登在南大站上,献给经历饱受制度歧视煎熬的南大人们。并顺此遥寄上无限的敬意给予那为数不少却几乎已经被新加坡历史遗忘的肄业生和被迫含恨离开云南园的南大人,以及所有把青春和生命献给社会和华文教育的校友们。

南大人可以做的事还很多,但还须各尽所能,同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为。

(2)追求传统

庄正正介绍自己的求学背景道:

我是在一个泰国的城市成长,之后到了梹城上中学。1962年12月我在梹城中学毕业后回返泰国,思索要到那儿继续深造——到新加坡的南大,或者去曼谷,台湾,又或者去澳大利亚。一天,我敬爱的大姐,一间华校,中华学校的教师,带回了一份《星梹日报》,里头有由马来亚政府监督的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成绩,以及有关南大入学考试的新闻资讯。在超过二千多名考生中,有八名梹城学生取得3个A:华文,英文和数学。我姐姐说服了祖母让我报考南大的入学考试,使我在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及时报名参加考试。1963年初,报纸刊登了入学考试的结果。我和其他数百名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学生一样的兴奋。我的入学考试成功。我期待着到南大去升学。

和几名朋友以及来自北马的学长们一起启程。我在1963年初抵达南大。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我感觉到是加入了一个大家庭。学长们以友善与协助的心态来对待新成员。我害怕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还好这些“传统”並没有在南大出现。作为南大的一名新孩子,我欣喜的开始了我在大学生活的人生,也相信可以在学业上取得优良的成绩。

庄正正在一九六三年初入学,二月二日,便是“冷藏行动”日。南大遭遇冷血浩劫。他所希望看到的“传统”,在南大正开始遭受破坏。这之后就难免让他伤心失望了。

(3)灾祸

灾祸骤然降落云南园。在南大创办之初,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南大师生可以研究政治,但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政治活动带进校园。一九六三年是关键年。李光耀以强权和暴力控制南大,把政治带进南大,别的政党也自然跟着进来。南大成了政党竞选活动的地方。

1963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许多政党的竞选宣传车,包括人民行动党都到校园内拉票。事情的结果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多选票胜出。隔天,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被褫夺。几天后的一个半夜时分,镇暴警察和军人进入校园进行扫荡和逮捕。他们敲门或者踢开房门,逐一房间的搜查,并逮捕“受怀疑”的学生。第二年,庄竹林副校长被逼辞职。

其实,这样的宣传并非必要。南大师生对政治的见解早已定型,不可能因为宣传而改变。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并非因为宣传得法,也不是深得民心,而是靠强权威吓,靠白色恐怖。选举之前,特务到各处散播放话,在选票上有号码,可以查出投票给反对党的人。凡是投票给反对党的人将受惩罚,失去工作。一般选民害怕受到报复,不敢把票投给给反对党,李光耀因此获胜。

一九六三年之后,李光耀对南大步步紧逼,灾祸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阴霾笼罩南大的天空。

我记得羞辱南大的那一份王赓武报告书。那事件是发生在1965年的9月间。我亲眼目睹警察在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与餐厅,追赶,鞭打,殴击南大学生。镇暴警察或者军人在午夜至凌晨时分向学生宿舍发射催泪弹。和其他学生一样,我也从宿舍疏散到新运动场去以逃避催泪弹的浓烟。对南大和南大儿女的拷打从我在南大的第一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在南大的第三年,之后还继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冷藏行动之后,紧接而来的便是王赓武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对南大的最大迫害。南大从此一步步走向闭门之灾。

南大学生为了捍卫母校,挺身而出,但是面对的却是惨无人道的催泪弹与真枪实弹。受逼害的学生数以百计。不仅是学生受逼害,学生的家人也遭到逼害,犹如古代的株连九族。

当我在第三年(1965-1966)的时候,我获选为南大数学系学会的学术组组长。随即有人来警告我,叫我辞去这一个职务。1965年9月,我和其他许多南大生一样被逼签署一份悔过书,以便能够注冊为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南大上课。其原由是:身为南大数学系的学术组组长,进行结队游行以及侮辱师长。我的神明是我的证人。我的老师中有谁曾经遭受到我的羞辱?我至今还保留了我的悔过书副本,以记忆这一段黑暗的日子,以及世界上竟然会发生了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当时,校内的职业学生到处横行,渗透进各个系的学会。上文“反对逼害”一节中,引用郑奋兴教授回忆,黄应荣叫他把数学学会的会长带到校长室,让特务逮捕的事。数学学会在游行示威之前,已被职业学生渗透出卖了。庄正正是学术组组长,不管是否参加游行示威,都得写悔过书,否则,必被开除出校。

写悔过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不出卖同学便好。既然校方可以用虚假的罪名指控学生,那么,学生也可以签虚假的悔过书。不过,不是每个人面对此种逼害时,都愿意这么做。实则大都不愿意签悔过书而离开。他们的情操至为高尚。

(4)离校

庄正正在签了悔过书之后,却又面对新的逼害,就是学生证须每日更新。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纯为逼害人。想出这种逼害方法的人,丧尽天良。

在我的第三年的年终考试时,另一些更会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再次的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必须每年更新学生证。在我的年终大考时,我只能拿到每日更新的特别准证。移民厅的一名人员告诉我,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我到南大并非为了求学,如果要将我的学生证延长至最后的一个学年,我必须去见一名执政党的政府部长。他们使我十分的恐慌。因此,我早上上考场应付考试,之后得从在裕廊的校园赶到15英里之遥的移民厅,延长我的特别准证,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回去南大校园,以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最后,年终考试终于结束了。

1966学年结束后的假期开始了。许多南大生也纷纷回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华人农历新年。早上的的校园格外宁静,在公鸡的啼声中,我来回沿着因为昨夜的大风雨而显得浊黄的南大湖多次绕行。结果,我终于决定了不要等候最后一个学年的学生证,在没有大学文凭的情况下,我带着一个悲痛的心情离开了南大。

庄正正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的思想也很单纯。他一心只想到南大来求学,他所参加的数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也是非常正常的学生活动,却以此遭受李光耀政府的逼害。这并不是庄正正一个人的遭遇,是南大同学普遍的遭遇。他和郑奋兴教授一样,都是虔诚的教徒,但在面对此种逼害时,却难免义愤填膺。庄正正就这样,带着一颗悲伤的心离开南大,他深爱的母校。

(5)南大生的水准

庄正正放弃了只差一年的学业,他心中必也难舍,只是形势逼得他难以忍受。离开南大后,他先到一家木材公司工作,打算储蓄些钱,再到外地升学。当时,被开除离校的同学一般也都走这条路。虽然未必都到外地升学,但工作是眼前必须走的路。这时,他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有关南大的事,都叫人悲愤不已。最令人气愤的变是对无辜的谢太宝同学的监禁。

1966年5月我在一家由东马山打根商人拥有的伐木公司从事会计,也担任华文、英文与泰文的秘书工作。我计划在储蓄足夠的钱后,到台湾、曼谷或者新西兰继续升学。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之内,许多更坏的事陆续的发生在南大校友身上。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报导中,我得悉几名国会议员,包括一名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谢太宝在1966年被逮捕。许多南大生,其中也有我的同学被关进监狱,或者遭驱逐出境,遣返他们的原籍国家。过了好几年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从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谢太宝在未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拘押了32年,也因而成为这地球上受最长期拘留的政治犯之一。

一九六八年二月,他终于到新西兰威林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继续求学。新西兰在南半球,这时正是初秋的时候,南半球的入学季节。他在南大已读了三年,只需补修一年便大学本科毕业了。

1968年2月我到新西兰威林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继续求学。同年我获得了我的学士学位。当我要去新西兰的时候,伐木公司的其中一名股东给我写了一封致庄日昆的介绍书,一名有影响力的南大学长,以便我在机场遇到麻烦时可以同他联系。幸运得很,我在过境时并没有遇到困难。我的两名同班同学前来机场和我会面,其中一人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我在1968年没有必要去联系的庄先生,却在1992年多伦多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上碰面,这已经是24年后了。

他在前往新西兰途中,路过星加坡。因为他之前是自己退学离开的,不是被驱逐出境的,所以在机场没遇到麻烦。天从人愿,他终于顺利前往新西兰,完成学业。

庄正正到海外求学,倒很顺利。虽然为了帮补学费与生活费,给当地孩子教补习课,假期还到农场和屠宰场工作,但并不像南大当年的苦学生那么艰辛。

在异乡的第一个年头,我是住在救世军的宿舍。每到夜里,除了做功课之外,我最爱唱一曲《异乡寒夜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开始:“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哟,那留恋的祖国……”。对我以及许多在新西兰的南大儿女,我们的祖国是东南亚。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即将天明的时分,我的书本包括宿舍内的圣经突然从书架上掉落,我和宿舍内的其他人一样赶快跑到街上去。这次的逃生并非为了南大的恶名昭彰的催泪弹,而是为了一个在威林顿的轻微地震。

为了帮补学费与生活费。我在每天中午时分到一所威林顿的补习学校,教导新西兰的孩子们学习数学。1968年的年终假期,我到一家冷冻肉厂屠宰羊只。我也到北岛中部的农地去摘豆子,赚取每磅两个便士的工资。在这个南半球的十二月夏天里,有好几位南大毕业生和肆业生在作暑假工。

1969年初,我开始了在奧克兰大学的硕士课程。我以一等荣誉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位。在我的班上有两名南大生和两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颇有趣的是,总共有八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包括了两名南大生,其中并没有新大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加坡大学不好,而是说南大生在新加坡受尽了歧视。1970年奧克兰大学给了我一个当初级讲师的机会。

1970年9月我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组合与优化学系进行博士学位课程。在完成了博士学位后,我原本要回到东南亚教书,但却始终没有这个机会。我喜爱的那一首歌曲还是《异乡寒夜曲》。

在奧克兰大学的硕士班上,有两名南大生和两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就当年南大的历史遭遇来说,这真是一场像是老天安排的巧合。

李光耀一生都在诽谤南大学生,又不懂英文,又不够程度。他的逻辑很简单:英文高於华文,英文大学高于华文大学,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所以高于南洋大学。

王赓武报告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跟着李光耀诽谤南大学生的程度。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王赓武的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与南大学生。王赓武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他和李光耀看来,他的程度当然很高。然而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呢?

王赓武读博士学位时,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史。他的中国古代史程度,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他的研究能力,根本不值一提(见《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庄正正在奧克兰大学修读的硕士班,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即之前的马来亚大学)研究生在海外英文大学同班读书,正可以比试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总共有八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包括了两名南大生,其中并没有新大生。”这样的结果,狠狠的刮了王赓武两计响亮的耳光。

当然,不能单单据此就说,南大学生个个都比星大学生程度高,但至少可以说,南大学生的程度比起星大学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光耀和王赓武对南大学生的诽谤,只能显出他们恶毒的内心世界。

(6)梦回南大

南大学生无一没有浓重的校园情缘,即使毕业多年后,依然不忘南园的景物:相思树、南大湖、八角亭,以及同学日常留在校园的欢笑声,课室内外的师生情缘。

在离开南大的往后数年里,我经常在梦中回返南大完成我的学业。但是现实却是残忍的,因为我的南大母亲已经死了。感到欣慰的是,我并没有因为无法在南大完成学业而断送前途。我身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虽然我无能成为南大毕业生。我希望在新加坡的将来日子里,有华人文化背景的学生们可以有较好的运气,以及更美好的人生。祈祉!

南大人都因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母校恩情,常留心中。庄正正当初报读南大,或是由于追寻传统的情怀。虽然久居海外,对当地生活或早已适应,但仍然不忘自己的根,不忘南大。这也正是南大的校风与传统。正因为不忘本源,他最爱唱的歌曲是《异乡寒夜曲》。

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啊,那留恋的祖国;
望了又望,眼前只有一片渺茫和辽阔。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的怀抱?
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星光暗淡,独自披起衣哟,悄悄向远方;
望了又望,眼前只有一片凄凉和悲伤。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故乡的亲人?
苦难的原野,辛酸的眼泪,莫要奔异乡。

这歌词牵起的,或就是故乡情绪,或就是南大情怀。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绪,而是久留海外的南大人的共同心绪。南大人流落他乡,其主要原因便是南大遭受迫害,被关闭了,有家归不得。

5、何元泰

何元泰是南洋大学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的学生会会长。跟他同一个时期的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是陈华彪。

陈华彪与何元泰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时代。他们分别在当时星加坡的两家大学担任学生会会长,陈华彪比何元泰早一年,而结果都逃亡英国,以躲避李光耀的逼害。

(1)时代意义

陈华彪是一九七四年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他上任三个月后,因为同情遭遇不合理对待的工人,向政府控制的工会施压,触怒李光耀,以“非法集会和暴动”罪名判处入狱八个月,并被大学开除学籍。一九七五年出狱后,要他立即当兵。他个子矮小,却要他当炮兵,限他三天后报到。出狱当晚,他在朋友帮助下,深夜坐小船偷渡到对岸的柔佛,再由陆路进入曼谷,一九七六年飞到英国寻求庇护。随后修读法律课程,并执业律师。

二〇〇二年,陈华彪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见林友顺《陈华彪的狮城民主愿景》刊于亚洲周刊,2012年12月20日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述说:

陈华彪表示,学生会当年与左派完全没有联系,他们只是一批有理想的热血青年,这也使政府更难处理,因为不能援引内安法令对付他们。他指出,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出现感到意外,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在左派力量成功被压制后,以为没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时,却冒出学生运动。当时无法容忍任何异议分子的新加坡政府以其一贯的手法迅速镇压学生运动,这股力量很快就被压制下来,而陈华彪也变成“逃犯”无法再回返新加坡。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虽然很快就被李光耀扑灭,但在星加坡历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如陈华彪所说的“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在左派力量成功被压制后,以为没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时,却冒出学生运动。”李光耀当时不仅恼怒,亦必十分吃惊。

前人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之火,迅速被李光耀扑灭了,但火种不会灭绝。总有一天,必将点燃燎原大火,烧毁暴虐无道的王朝。

李光耀更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又有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出来竞选,跟他做对。这让他十分震怒,恶毒逼害。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与何元泰的参加竞选,虽然都很快就被镇压了,却具有一个新的时代意义。

(2)不平之鸣

何元泰出身自贫穷的家庭,在大巴窑的乡村里长大。他小时候,那里还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电和煤气供应。

他进入南大历史系就读。他的出身让他很自然的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他在中学时期,便已目睹南大所遭受的逼害,目睹华文教育被消灭。他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对亲眼目睹的一切,内心难免不平。

他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担任南大学生会会长。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派遣李昭铭当南大校长,正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何元泰在一九七六年以工人党候选人,竞选武吉班让区国会议席。

他在竞选时主张,“提高英语水平外,不应忽略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他如果只提“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或许没事,但他也提“华语”,这就招来杀身之祸。李光耀立刻指控他是“华文沙文主义,试图煽动暴力。”

在大选后即遭通缉,罪名是发表煽动性言语。

把受华文教育的人套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的罪名,是李光耀一生不变的招数。虽然这次李光耀只指控他“沙文主义”的罪名,但又指控他“试图煽动暴力”,这就非常严重了,比陈华彪的“非法集会和暴动”罪名要严重得多。李光耀完全可以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他入狱,而不加审讯。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间,何元泰在槟城接受《号外周报》访问(刊于《号外周报》507期18-19页,又见于南大站)。他回忆说:

他说:“当时学生会也不尽是反对英语,只是觉得新加坡工商业发展迅速,的确需要英语,但是也不能抹杀华文的重要性,就这样的被冠上华文沙文主义者,煽动种族暴动的罪名。”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指责何元泰说(见《经济腾飞路》第十章):

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在李光耀一生中,不知用了多少次这样的罪名指控受华文教育的人。每一次都在指控之后,残暴逼害。

李光耀的指控足以让人人害怕,怕因为把票投给反对党而被报复。这导致何元泰落选并被通缉。他要是中选,留在星加坡当议员,他的遭遇将跟谢太宝一样,被李光耀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永困牢房。

(3)逃亡

何元泰在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写的一封公开信《新加坡政治难民何元泰公开信》(见新加坡文献馆)中回忆当初被追捕的情形说:

1976年12月新加坡大选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一组穿便衣的武装内安部(内部安全局)警务人员来到我在裕廊的家要逮捕我。我成功的突破封锁线逃走。在追捕的过程中一名内安部人员追掏出手枪,指着我,并以福建方言高呼“不要跑,你再跑我就会开枪”。当我消失在我家后面的茅草丛里,几名持枪的内安部人员去到我的邻居家中搜查。我受劝告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有必要逃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

在当时的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和他的已故太太玛格列,以及其他人士的协助下,我在1977年7月前往伦敦,那时我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躲藏了6个月。当我抵达伦敦我立即寻求政治庇护。英国政府按国际法规接见我,并展开调查以证实我的要求。在完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彻底调查后,英国政府于次年正式批准了我的政治庇护。我获得一份按联合国1951难民公约颁发的蓝色旅行证件,确实了我的难民身份。从1978年的11月起始我正式成为来自新加坡的难民。

他在写这封公开信时,已经以新加坡难民的身伤在伦敦生活了三十二年。

何元泰只是个文弱书生,就像谢太宝一样。可是,前来逮捕他的警察却是真枪实弹,而且威胁开枪。幸得老天保佑,他才成功逃脱。他逃亡的路线大概跟陈华彪的一样。最后的目的地,也一样是伦敦。真是吉人天相,却从此一去不回头。他一直以联合国发出的政治难民护照,居住在伦敦。

陈华彪因同情工人而逃亡,何元泰因为母语伸冤而逃亡。两人的罪名不一,而逃亡则一。在一九七十年代的世界,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星加坡。

(4)褫夺公民权

何元泰在公开信中继续说:

虽然我做作为一名难民已远离了新加坡政府的视察范围,但这不表示他们不再关注我。他们的疑虑病态导致了1985年的宪法修正。这项宪法修正让政府有权力禠夺在国外生活超过10年并且在这期间不曾回国一次的任何一名公民的公民权。
就在修宪后的不久,我是仅两名新加坡人中的其中一人,收到了禠夺公民权通知书。政府企盼通过这种过程去消灭所有的政治挑战,包括我这名无杀伤性与薄弱的1976年大选候选人。

李光耀的生性残暴,其报复心理亦千百倍于常人,就是黑帮老大也比不上。

为了褫夺陈华彪和何元泰的公民权,他甚至于修改宪法。这是十分荒谬的事。在一九八十年代的世界,这样的事情也只会发生在星加坡。

何元泰为自己的公民权而上诉。两年后,突然接到内政部的通知,已经决定撤回原有的公民权禠夺通知书。他于是为自己申请一本护照,一再努力都不成功。理由是:因为他被新加坡警察通缉,所以不可以获得新加坡护照。

他不想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他始终保持星加坡公民的身份,因而在流亡三十五年间,他都没有成家安居。一直到二〇〇九年,他才与比他年小廿八岁的泰籍妻子结婚。他们育有一个儿子,可是因为他的公民权问题没法解决,儿子的公民身份也没法解决,没法申请婴儿护照,出门远行,十分不便。

在他的心灵深处,思念故乡之情始终不断。他思念母亲,却无法回来探望。只能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到马来西亚新山,隔岸远望新加坡,等待母亲来和他见面。

(5)薪火相传

南大校友对南大的爱,既深且重,延绵不绝。这是南大的传统。

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一九七七年,南大被改为英文大学后两年,学生会发起一次美化校园运动。参加的不止是同学,还有教职员。情形就跟一九六一年的美化校园运动一样。南大同学在母校即将被关闭时,仍然热心美化校园。当时的《南洋商报》(1977年1月10日第4版)报道:

南大五百余名教职员生,今天早上在代校长吴德耀教授的率领下,在校园内展开了本年度的美化与清洁校园运动。

美化与清洁运动于早上九点半在学生楼前草场,由吴教授主持开幕,之后,吴教授也亲自植树一棵留念。

这项运动是由学生会属下福利股策划推动。为配合运动的展开,该会也同时举办了最清洁餐厅比赛。是晚,也举行了电影招待,片名为《少林寺十八铜人》,以慰劳全体工作人员。

当时,李光耀早已完全控制南大,并已改为英文大学,新成立的学生会全面受监控,不复当年学生会的气势,但是,南大学生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依然如故。

一九七七年的学生会会长在何元泰毕业后继任。由当时的学生会带动美化校园运动,继承当年同学关爱母校的精神。这是李光耀所无法理解的南大文化与南大传统。

原本由李光耀派来的校长李昭铭,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是他会错意了,以为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后,继续发展。他贸贸然提出设立工学院和绘测学院的计划。这个祸闯大了。他的计划书交到李光耀手上,令李光耀暴怒,马上把他撤职。他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从此在人间隐形。

李昭铭被撤职后,由吴德耀担任代校长。这个时候,离开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联合校园”只剩下一年半时间。南大已别无可为,美化校园是美丽而伤悲的活动。

这是南大校史上的第二次美化校园运动。在学生会领导两次美化校园运动时,校长都参加。吴德耀和庄竹林两位校长,是南大历史上,最关心学生,最关心南大,最关心民族教育的校长。他们把学生的利益、南大的利益、民族教育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在此之前的四位南大主管,林语堂、张天泽、刘孔贵、黄应荣,则是卑鄙无耻之徒。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学生的利益、南大的利益、民族教育的利益之上。尤其是刘孔贵与黄应荣,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与李光耀合作,出卖南大学生,出卖南大教师,出卖南大职员,出卖南大的利益,出卖民族教育的利益,是南大历史上最无耻的校长。这四个主管,虽有人形,全无人格,不仅不配做校长,根本不配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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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