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校史 余山农 第六章

03/02/19

第六章 校风与校园生活

一 树立校风与传统

南洋大学是一家华文大学。华文大学并不仅仅是以华文来教学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文化、传统、价值观观念。这文化、传统、价值观观念,除了历史传承的因素,还有地方因素。这种种因素合起来,便形成南洋大学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来便是南洋大学的风格。

南大的风格,体现于学生日常生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南大学生在读书与做人两方面的精神面貌,当然和老师的教导相关,又源于华文中学和小学的传统。南大的校风不同于英文大学的校风。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我觉得南大精神是有点过于抽象,我喜欢用南大校风,因为它更具体。毫无疑问, 南大校风包括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发奋图强”……等等中华文化的共同理念。更重要的是,南大校风包括南洋大学的特殊文化: 好学生照顾弱学生,旧学生照顾新学生。无论遇到好或不那么好的老师,学生都能通过自我学习能力掌握课程。坚强的斗志加上坚强的自我学习能力是南大学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坚强的斗志让南大学生能够在任何挑战的境况下,不仅生存,还能发展。坚强的自我学习能力让南大学生能够掌握他们工作需要的任何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南大学生或去海外攻读高级学位或在自己的国家发展事业都那么成功。

这段话把南大校风解释得很清楚。南大的校风不仅表现在学生与学生之间,也表现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在南大于一九五六年初开学时,有两次活动,清楚显示出南大所要树立的校风。一次是学生的活动,一次是学生与老师及董事的活动。

(一)同学联欢

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正式上课后两个星期,南洋大学寄宿生临时自治会于当晚七时半,在餐厅举行首次联欢晚会。这是全校同学的活动,但也邀请师长参加。出席联欢会者有老师、职员、寄宿生、通学生等数百人,济济一堂,情况至为热烈。晚会最后并有常识测验,合唱,集体舞蹈等节目。这次联欢会是南大文化和校风的集体反映。

晚会在餐厅里举行,灯光明亮,师生共乐,喜气洋溢。首由主持人潘明智同学致词,继起演说者有张天泽,陈宗南二院长,行政会秘书潘国渠,行政秘书叶可仁及教授多人。

1、联欢会的目的与精神

晚会主持人潘明智同学在联欢会开始时演讲。他的话表达出当时同学的愿望。他说了这几点:

其一,联欢会的目的,就是沟通彼此间的认识与了解,奠定友情的基础。

联欢会的目的,就是沟通彼此间的认识与了解,我们将近五百位的寄居同学,都是来自各地,各校者,虽然其中有些是见过面或是知交,但绝大多数中彼此都是不相识的,虽说我们都同在南大求深造,可是由於选读院系的不同,居住的宿舍各有距离,所以一时无法建立起友谊来,今晚,我们欢聚在一起,有交谈,有欢笑,我们的友情的基础,相信可以从而打定下来。

其二,发扬互助友爱精神。这是华校学生的优良传统。南大为宣扬中华文化而建,为拥护华文教育而办,更负有培育本邦人材之重任,获得各族人士的支持。

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谈谈,发扬互助友爱精神。这是华校学生的优良传统,南大为宣扬中华文化而建,为拥护华文教育而办,她更负有培育本邦人材之重任即获得各族人士的支持,因此南大学生的责任是繁重的。然而,读大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些是贫苦子弟,有些上午读了书,放学后还须赶到外面工作(或是教书),此次,我们不能忽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不管是精神上,物质上,不管是在生活上或是学习上,我们要互相帮忙,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不但是在同学们之间建立友谊,我们还要伸出友谊之手,向各民族学生招呼,与各民族学生建立友爱关系。

其三,南大的开办,是华族人士的第一件光荣大事。我们都是光荣的南大学生。我们得提高读书风气,在学术与研究两方面都有成就表现,不辜负社会人士对我们的期望,并建立优良的南大校风。

提高读书风气。南大的开办,是华族人士的第一件光荣大事,我们都是光荣的南大学生,我们就得在学术上,研究上有所成就表现,为了不辜负社会人士对我们的寄托,为了不致使我们的长辈们失望,为了答谢师长们的苦心教导,我们应以实际行动回报:搅好功课,多读书,多研究,提高读书风气,但不要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死抱书本不放,而是要活用书本的知识,以便将来服务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须多多注意和我们有关切身问题。如果大家都能朝向这目标,南大的校风,必然是优良的,可取的。

华校的教育精神,强调读书与做人并重。南大学生当然也有这样的精神。本着这样的精神,自然能够树立优良的校风。

其四,南大学生应团结各民族学生,为他们争取利益。南大应平民化,为社会服务。

我们也应该加强各民族学生的联系与团结,为马来亚学生的利益而努力。

过去大学乃富有者培养子弟造成统治阶级之所,科目多为抽象化者,惟今日大学应平民化,造成服务社会之人才,社会需要科目,学校应教授之,而各工业团体应设立奖学金,使有用人才入校攻读。

其五,南大是民主机构,应成立学生自治会,反映学生意志。

大学乃独立民主之机构,除当地法令外,任何人均不可干涉学校内政,学校亦应设民主机构,成立学生自治会,反映学生意志,与教授行委会执行委员会接触。

2、研究与德行

当时的校政委员会主席张天泽在讲话时,表达了这三点:

其一,此联欢会,乃一件值得庆贺之事,同学间应常常彼此联络,互相砥砺,发生友谊。

自治会主持此联欢会,乃一件值得庆贺之事,同学间应常常彼此联络,互相砥砺,发生友谊。在此时同学尚未明了在学校建立之友谊可贵,而至离校后方知在校同学,彼此感情,为人,学问均能有深刻之认识,此种友谊至堪宝贵。在校外亦因此在事业上能共同合作。希同学利用此机会多多来往,友谊与时间有关,二年与四年之朋友不同,而廿年卅年之朋友,更是非常宝贵者。

其二,今晚乃首次联欢,希望今后大家更能多多接触,此外,更要好好研究学问。

今晚乃首次联欢,希望今后大家更能多多接触,此外,更要好好研究学问,如将来入了社会,则将甚少时间可供你们研究了,四年虽长,但将来回顾时乃不过一短促之时光,希望大家好好运用。

其三,诸位固然要努力读书,但一方面也要注意体格,而且,更要培养良好的德行,诸如热情,自信,谦虚等,此乃处世成功之武器。

本大学在草创初期,一切运动设备尚未齐备,惟诸位须明白健康之精神,乃寓於健康之体魄,诸位固然要努力读书,但一方面也要注意体格,而且,更要培养良好的德行,诸如热情,自信,谦虚等,此乃处世成功之武器,最后,我要以下列三点与诸位共勉:一,努力研究。二,锻炼体格。三,培养德行。

3、共建学术与德行

潘国渠秘书长在致词时,勉励同学这两点:

其一,诸位乃南大之根基,希望大家创造南大的学术,建造南大。

诸位乃南大之根基,有如一块一块砖头,希大家众志成城,共建南大之城,大家应运用手脑,创造我们的学术,建造我们的南大,南大创校元勳,留给大家,以及一切关心南大之社会人士担任。凡能分南大之忧,克服南大困难者,他即为创造南大之功臣,我人要向他学习

其二,大家要养成崇高之德行,深奥之学识。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大家要养成崇高之德行,深奥之学识,图书馆之门为诸君敞开,教授的脑子,也摆在诸位面前。

无论师长还是学生的讲话,都反映出南大所要树立的校风。这样的校风是南大精神的具体反映。

(二)董教学联欢

在首次师生联欢会两个星期后,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南洋大学董教学三方在文学院讲堂集会,参加者近六百人,至为热烈。这样的场面,只有华校才会有,有助于树立南大的学风与传统。

当天,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先生,联同槟城委员会副主席刘玉水先生,及星加坡委员高德根,杨缵文,黄奕欢,陈锡九,黄桂楠,林庆年,林国仁,林拱河,庄竹林,陈文确,郑古悦等十余位到南大巡视。南大文学院长张天泽为此特别在文学院召集全体学生举行集会欢迎。南大全体教职员包括理学院长陈宗南,秘书长潘国渠,以及教授讲师多人均参加盛会。这是南大开学后,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集会。首先由张天泽致词欢迎。

1、研究学术与远离政治活动

陈六使先生在集会上讲话。他特别强调这两点:

其一,南大乃研究学术机关,南大师生不可作政治活动,不可为某一集团政党开会演讲。南大乃华人创办之大学,非可与马大相比,不可有使政府对付学生之事故发生。

南大乃研究学术机关,学科当然涉及研究历史政治,惟余欲再三申诫者,乃教师学生,不可作政治活动,今世界有东西集团之分,不可为某一集团而开会演讲,对於当地任何政党,诸如自由社会党,劳工党,人民行动党等亦然。

南大即华人创办之大学,非可与马大相比,不论师生均不可作政治活动,而致发生学潮,大家应勿忘当地中学过去之遭遇,不可使有过去政府之对付中学之事故发生。

2、董教学三方面合作

其二,余深望董教学三方面能密切合作,南大前途光明万丈。余欲对你们第一届南大毕业生郑重寄望,将来你们到社会执政或任事,必须有好成绩表现,南大好不好,乃在你们之肯不肯学,责任在你们肩上。

南大开学,学子即近六百名,由此可见星马华侨对创办大学之热情,余深望董教学三方面能密切合作,董事尽量出钱,教授好好教导学生,学生能苦读并恪守校规,三方面密切合作,南大前途光明万丈,在此余欲对你们第一届南大毕业生郑重寄望,将来你们到社会执政或任事,必须有好成绩表现,南大好不好,乃在你们之肯不肯学,责任在你们肩上。

陈六使先生希望董教学三方面能密切合作,南大后来是做到了。南大学子均辛勤向学,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十分特出,但是第一点,校内不得有政治活动,南大学子虽然做到了,可是当时星马华人正遭受种种政治迫害,南大亦不能避免。这是个劫。最后迫害南大,以至关闭的,正是李光耀的政治。他以政治手段侵犯校园。

陈六使先生的话,语重心长,全场为之动容,掌声久久不辍,全体学生并起立向他致敬。

随后讲话的还有刘玉水、连瀛洲、庄竹林、黄奕欢诸位先生,语多勉励。

3、同学肩负南大前途

刘玉水先生在热烈之掌声中起立致词,表达了这两点意思:

其一,星马华文教育,需要办南大才能有完整的系统。

星马华人由过去之私塾而创小学,中学,而在梹城时余知陈六使氏倡办南大,即起而响应而全马隆怡各地亦纷纷支持此钜举,其原因即我人皆由小学而中学,进而办大学乃系迫切需要者。

其二,勉励同学,专心向学,追求知识,肩负南大前途。

余在此有一句话勉大家,即力不如胆,胆不如智,智不如学,南大前途正在你们之肩上。

4、发展南洋文化了解社会

庄竹林先生致词时,表达这三点意思:

其一,鼓励学生发展南洋文化,传播知识。

大学之目的有二:一为保藏学问,南大今后将致力保藏南洋文化,并望师生努力增加其份量。二,传播智识,使文化由一代传至下一代。

其二,鼓励学生多了解社会,发挥大学对社会之作用。

今日大学与过去略有不同,一为多与社会接触,诸如马大即设有成教班,进行各种社会调查,与当地社会多作联系,南大今后亦应负起此种责任,在华人社会负起其应有之作用。

其三,强调南大乃中华文化的堡垒,鼓励学生为南大争取光荣。

南大之创立,乃华人之光荣,系中华文化之堡垒,长城与发动机,南大师生应以能进南大而感光荣,负起责任,努力使南大能获致更大之光荣。

连瀛洲先生致词时,则希望在座学生,多多鼓励家长亲朋戚友,热烈支持南大。

这次集会至十二时方告散会。陈宗南院长向学生宣布,大家回到各自的课室去上课。于是,全体起立向陈六使先生致敬。欢迎会在热烈之掌声中结束。

陈六使,刘玉水,杨缵文,黄奕欢,庄竹林诸位先生,由南大二位院长陪同,巡视学生上课情形,并莅理学院视察实验室。各人对於南大上课情形均甚表满意。

这两次联欢会,在南大刚开学不久举行,彰显华文学校的传统校风,也就是建立南大的校风。这种校风的精神是:同学互相帮助,尊敬师长,专心向学,肩负起南大的将来,关心社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民族教育的发展,自强不息。
(二)南大情缘

南大校友许万忠,把大学生活往事记录下来,编成《回忆云南园》一书。其中有好多篇文章细说南大学生平日读书与生活的事,是了解南大校风与传统的珍贵资料。他在《南大心 同学情》一文中,回忆方展雄老师与同学交情的话说:

方老师深情地道出他对我们的师生情,高度赞赏我们离校数十年后尚不忘相濡以沫的情怀,声调与当年毫无二致,我们仿佛经过时光隧道回到当年聆听教诲的日子,温馨甜蜜。

方老师说:在南大的几年,是他人生最美好,最值得留念的日子。南大的创校背景,南大的遭遇,南大儿女的学习精神和沉重的使命感,美丽的相思树,秀丽的云南园……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他对南大的怀念。

舐犊情深,我们不忘老师恩惠;简短谈话承载无限深情,道出师生共同心声;情真意切,令每个人动容。有人情不自禁对着萤光幕说“方老师,您好!”

华校学生,从小就养成尊师重道的美德,就如古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即使阔别四十多年后,同学之情依旧,师生之情依旧。方展雄老师所说的“南大儿女的学习精神和沉重的使命感”,造就南大的文化,凝聚成南大的校风与传统。

南大儿女的学习精神和使命感,当从迎新周开始说起。

1、迎新周

新学年开始时,学生会主办迎新活动,欢迎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为时一周,是为迎新周。通过迎新活动,旧同学帮助新同学了解学校,适应校园生活。
(1)迎新活动

许万忠的《迎新周》一文,记下当年学生会主办的迎新活动。这些活动不止有趣,而且温馨。

南大的建校背景,使南大生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南大校风淳朴,从来没有拖尸。校方不准,同学也不喜欢这玩意。

南大同学,是以非常大的热忱和一颗诚恳的心,欢迎新同学。

新生无需带着惧怕的心理跨进校园。他们可以昂首阔步,怀着理想,抱着希望,到云南园受民族教育的薰陶。

这是迎新周的本意。旧学生“以非常大的热忱和一颗诚恳的心,欢迎新同学。”这便是南大的文化,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新学生和旧学生一起在云南园接受“民族教育的薰陶”。

黄吉生的《云南园生活回忆片断》(收在《从云南园到加拿大》书中)

1963年2月踏入云南园,首先感觉到的是友情的温暖。学生会举办了盛大的迎新周:放电影、开迎新晚会,校方负责人向新生训导,各个学会也有迎新节目,学会负责人并帮助新生如何选课。南大的迎新活动和新大的拖尸把戏可说是个强烈的对照。

迎新活动让初到云南园的新生感到温暖。旧生帮助新生,熟悉新环境,开始新生活。

迎新活动并不简单轻易,所要安排的工作很多,需要很多人手。迎新活动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学生会安排工作,十分周到。

学生会的迎新小组,负起欢迎和指导新生的任务。

旧餐厅前面,是巴士总站。坡底上来的巴士,停在这里。德士和霸王车,也以这里为终站。新生一下车,可以见到学生会摆的台子,笑容可掬的负责同学,伸出友谊之手,欢迎新同学。他们热情地接待,带领人地生疏的新生到注册处注册、缴费,然后到辅导处登记,分配宿舍。安顿妥当之后,还留下联络房号,有困难,随时可以到那里找救兵,照顾得无微不至。

每个上午,在文理商三院的讲堂向新生解释选课问题,顺带报告学生会活动,介绍南大。

旧学生为了引导新学生,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为新同学服务。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精神,正是南大文化。

(2)周末晚会

迎新周的高潮是周末的晚会,在篮球场里举行。篮球场是南大校园的活动中心。平日学生晚饭过后,都绕行篮球场,看场内的球赛,或别的活动。

迎新周的晚会,不止学生出席,老师职员也会出席。这是新学年的重要活动。

迎新周的高潮,是周末晚上,在篮球场举行的盛大迎新晚会。这时,旧餐厅前面的篮球场,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播音机播放的进行曲,扣人心弦,振奋人心。每一位在云南园里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欢乐的气氛。

旧生以老大哥、老大姐身份,伸出热情的双手,欢迎加入云南园大家庭的新夥伴;新生穿着整齐,满怀激情和兴奋,参加这个为他们设的迎新晚会,喜气洋洋。

晚会开始前,新同学先列队在篮球场中央,由旧生把一朵鲜红小纸花,结在襟上。这朵花,象征新旧同学的友爱和温馨,表示彼此已是一家人,今后将携手共进,向学术疆场进军,也要负起南大的神圣使命,培养高洁情操,为民族、为国家社稷献身。

学生会准备了丰富的节目,表演之外,也玩集体游戏。新旧生的距离拉近了,隔阂消除了。很多新同学被这股热情感动,珍惜襟上的小红花,带回宿舍,插在蚊帐上。

这样的活动,即使数十年后回首,仍然让人怀念。

(3)帮助新学生

旧学生不止是在迎新周才帮助新学生,而是在开学之前,便已经在帮助新学生了。

认真地说,南大的迎新,不是由迎新周开始。旧生假期回家,知道母校有同学要投考南大,先是拜访,提供选系指导、代报名等等。到新加坡参加入学试时,又为他们安排住宿和膳食,甚至亲自陪同上南大,以便随时给予必要的协助。这股热诚,使新生未入南大门槛,已经先感受到同学友爱,体会到云南园学子的幸福,怎不铭感五中,怎不认为到南大念书,是莫大的荣幸?

在学生纪律日益败坏,甚至因拖尸闹出人命的今天,想起南大的淳朴校风,想起南大的迎新,想起南大同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创建南大的艰辛,更激起对南大的无限眷恋。

迎新是南大的文化,体现华文学校的教育精神,也体现南大儿女的的使命感。

(二)同窗情

南大是在很困难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华文教育受到迫害,华校学生受到排斥。外在的压迫,使到南大人的凝聚力更超强。在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环境中,同学更加相濡以沫。在捍卫母校,捍卫华文教育的抗争中,是共患难的同志。

1、同窗情常在

在毕业以后,这样的同窗情也不会消失。许万忠在《南大心,同学情》文中,记录二十多位同班同学在毕业四十年后,从四面八方到槟城聚会的情形。

我们这届同学是在1963年入学,1967年毕业的,今年恰好是离校40周年,年纪最轻的也已经年过花甲。岁月在每个人脸上刻下烙印,也消磨了蓬勃生气;青春不再,往昔的峥嵘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同学情南大心不减,反而随着时光的增长愈加炽热。四载同窗共读的欢愉日子永绕心头:紧张刺激的学习生活,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风潮不断的南大厄运,热火朝天的校庆活动,还有旖旎的云南园,柔情的南大湖,逶迤的长廊,庄严的图书馆,肃穆的三院,娉婷的相思树,狺狺的野狗吠声,霸王车夫召客的呼唤声,四勿亭,合作社,老卢餐厅,小餐厅,南大商店……无一不在每个人心坎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回忆是美好的,南大的坎坷激发了我们对母校的怀念,更加珍惜同学情。

俗话说,十年人事几番新,更何况四十年。同学之中,有的业已仙逝,有的健康不佳,未能前来,但同窗之情,始终不变,对母校的感情亦不变。毕业后四十年,尚有二十多位同学从四面八方前来槟城聚会,也真难能可贵了。正如林玉祥同学回到香港之后发给大家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四年同窗,情同手足”、“四十年后,相聚槟城”、“情系南大,爱心不减”。这是很可贵的南大同窗情。

四十年后重欢聚,不止是同班同学,还有外系同学也来了。大家心中都有“南大一家亲”之情,兴致勃勃,不减当年:

40年首度聚会吸引了槟城校友的目光,银财系的龚锦清说工管银财一家亲,全程参加;经济系的骆润德,林柔卿,会计系的马贞干也来了,骆林两人是“班花”庄瞬华夫婿谢金悟同班同学,也是第一次相逢。

张永锋,张欣河合伙人张秋萍虽然是物理系的,他说同是第八届,非来不可。中风后的他行动不便,还是坚持坐轮椅出席,我们报以热烈掌声。他盛意拳拳,一定要请我们到楼下的卡拉OK 共度欢乐时光,几十人浩浩荡荡簇拥而下,开了两间房尽情歌唱。

唱那个时期的“校歌”绿岛小夜曲时,他特别兴奋,颤颤巍巍站起来跟着唱,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他,他唱得更起劲。

2、情在校友会

这样的聚会将随着岁月而越来越少。正如黄吉生在《北美春秋:万里他乡遇故知》文中所说:

现在最年轻的南大校友都已年过50,年纪最大的则接近80了。这几年每年都有南大校友故去,如此每年损兵折将,再过50年,南大校友都成了恐龙。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真该珍惜这份校友之情呀!

南大校友移居外地的很多。同窗之情在这些校友中格外浓烈,具体的表现便是组织校友会。叶德民在《怀念挚友》文中记下移居香港的校友组织校友会的情形:

1993年7月间,旅居香港的南大校友成立了南大香港校友会筹备小组,才茂兄也是成员之一,并于10月11日召开了四十余位校友参与的成立大会,从此牵动了香港南大儿女炽热的心,凝聚南大儿女的情谊,互动交流充实文化生活,发扬南大精神,为大马民族教育尽点微薄之力。才茂兄由1997年开始就担任南大香港校友会的秘书,一直到病重为止。也多次参与了在世界各地轮回举办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还在舞台上为南大儿女展现他的音乐才艺,为南大儿女增添欢乐的篇章。

1998年3月1日,四十余位香港华中校友相聚于香港公园的咖啡茶座,商议成立新加坡华中香港校友会,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才茂兄也是筹委之一,并于3月21日举行新加坡华中香港校友会成立大会。

文中怀念的挚友是南大地理系第五届高才生李才茂。毕业生名列前茅。他是被李光耀逼害而离开星加坡的。林玉祥在《悼李才茂学兄》文中说:

才茂是第五届地理系毕业生,名列前茅。他在七零年被捕,因不愿写悔过书,七一年自愿离开新加坡,回到中国。七九年移居香港。

南大学生中,像李才茂这样的英才,被李光耀逼害的不知有多少。他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只是捍卫自己的母校,捍卫自己的民族教育,在李光耀眼中便是罪人。

这些旅居香港的校友,组织了南大校友会,也组织了华中校友会,体现出可贵的同窗之情。

3、患难同窗

许万忠的《猴子》写一个豪放不羁的同学,言行与众不同:

大罢课期间,他虽然没有参与纠察,却对军警的嚣张,义愤填赝,连喊“反了,反了!”。军警闯入校园,与同学对峙,发射催泪弹当晚,他一个人跑到旧餐厅后面的长廊,用一支大木棍,敲打铁柱子,直至凌晨。他过后对我们说:这么做,是发泄心中的愤懑。

我与他同年毕业。毕业典礼,是在皇家山脚国家剧场举行。他说,不愿歌舞升平,决定不参加毕业礼。可是,典礼前夕,他还是从老远的家乡赶来。问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回答是:原不想来,但想到今后难再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同学在一起了,所以才赶来与大家见面。

他以非常坚定的语气说;这次来,纯是同大家见面,绝对不会出席毕业典礼。

这位同学因为不满军警进校逮捕同学,态度嚣张,连毕业礼都不想参加了,却临时赶来见同学,只因为毕业后就难得见面了。他心中记挂的也是同窗之情。

还有的同学,如朱华联与叶锦伦,因不愿与职业学生狼狈为奸,一起被警察逮捕,一起坐牢,患难与共,无怨无悔(见下文朱华联的故事)。

这同窗情的背后当然是对母校的眷恋。这是南大学生同窗情特别浓厚的因缘。

(三)师生情

华校学生自小养成尊师重道的美德。这样的美德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到了小学,便日渐确定下来。

因为有尊师重道的美德。黄丽松校长在他的回忆录《风雨弦歌》中,回忆他离开南大那天夜晚的情景。学生办晚会向他告别,一一跟他握手:

晚会结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来参加晚会的学生们已排起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丘上的学生楼一直到我家房子矗立之处的另一座山丘的山脚下,以便一个一个跟我说再见。我高兴地和他们每一位握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这是我在南大最受感动的经验,确实也是一生中最受感动的。

南大的学生就是如此尊敬师长,学生和老师的感情甚为亲切。即使母校被关闭后多年,回忆往日校园生活,仍流露出师生之间的浓厚感情。南大校友写了好多篇回忆老师的文章。

李光华的《情系南大──记两位师长的片断》文中回忆严元章(1909-1996)和韩素音(1916-2012)两位老师。他在文章开头和结尾说:

三十多年的时光一晃即过。云南园内生活许多难忘的经历,不时浮现脑海,宛如昨日,历历在目。有些可敬师长们的教诲和薰陶,同学们的切磋和影响,在我人生旅程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和欢乐的岁月。每念及此,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在那许多可敬的老师中,严元章和韩素音两位师长,各在不同的方面,给了我很多教育和影响。可能通过我还间接地对我全家,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两位和其他可敬的师长们与同学所给予我的关心、教育和鼓励,使我永远感激和怀念。……

在云南园给我教育和薰陶的多位师长中,这两位师长确能称得上是言教身教的典范。严元章博士教人热爱民族教育,对人正直不阿、爱憎分明,办事认真负责。韩素音医生教人热爱祖国和同胞,努力让世人了解中国、同情中国、支持中国,更以高度的热情去关心和照护需要帮助的人们。我有机缘能和他们有较多的接近,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那种高风亮节,时时鞭策着我,成了我生活和处世方面的重要指南。

老师的道德与学问,都成为学生的模范。这是师生的缘分和感情的基础。感激老师教导的恩情,为南大学生的共同美德,成为南大的校风与传统。

1、韩素音老师

李光华的《情系南大──记两位师长的片断》文中回忆韩素音老师说:

我虽然没修她的课,正如许多其他同学一样,对她却很景仰。每当她作公开演讲时,我总要争取前去听讲。她的演讲常常是深入浅出,处处引人入胜。尤其是她演讲的翩翩风度,更是令人神往。每次聆听之后,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待我毕业之后,她已不在南大兼课。但我却很幸运,一度曾作她的研究助理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她和认识她。当每周研究项目有一个段落后,即到她在新山的住家相聚讨论。在她家里吃过晚饭,谈到深夜,才由她的丈夫陆文森先生开车送我返新加坡。那时全球正处于东西两阵营冷战状态。我们很难知道中国的实况。她却常有机会访问中国。每次从中国回来,总有大量的情况相告,使我对中国的困难和发展情况,有更深的了解。

(1)一生热爱中国

韩素音老师原是个医生,也是个作家,用英文和法文写作。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一生热爱中国,对待学生,热情而亲切。

待我们来加拿大之后,每次她到蒙特利尔市讲学,总会抽出一段时间,谢绝其他活动,以便和我们全家欢聚。有一次我恰巧有病,她不但细心观察我的病况,同时还要玉英将我体检的结果电话里告诉她。殷殷关怀之心,表露无遗。她对中国和同胞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也出自她强烈的正义感,在冷战时期,以至今日,她都为中国问题挺身而出,不顾一切攻击,以大量的著作和演讲,向世界各地介绍中国历史和发展情况,并纠正一些错误看法。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韩素音老师的为人,对学生的关怀。老师关怀学生,学生尊敬老师,这是华校师生的传统,也是南大的传统。

(2)一件风波

许万忠的《回忆云南园》里头也有一篇文章《韩素音和南大》,记录韩素音老师在南大的两件往事。一件是,学生会对韩素音老师的作风和爱情小说不满意:
不过,一些同学,甚至学生会,对韩素音却不是很好感。他们对她的作风不满,在校内刊物上指她的思想有问题,写的小说是散播爱情至上的落伍、不健康意识,要加以批判。

韩素音本人对这些批评,是置之不理。却有一批同学打抱不平,发表公开信,抗议学生会侮辱韩素音的人格,为她辩护,誓当她的后盾。在信上签名的,共有108人,自称是梁山108好汉。这封信由谁起草,由谁先发动,已无从查考了。

学生会的领导同学,的确律己以严,生活朴素,近于古板,却忘了待人以宽,所以才有这样的争议。还好这件事,随后由韩素音老师和学生会恳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和解。韩老师获得全校学生的尊重。

(3)两次演讲

另一件是,韩素音老师的两次演讲:

余生也晚,到南大的时候,韩素音已离开多年。但也相当幸运,有机会两度听到她的演讲。

两次演讲会,都是在文学院礼堂举行。讲题忘了,只记得是和中国有关。

六十年代,中国竹幕深锁,外人对中国的了解不深。韩素音的出身以及她和中国的渊源,加上南大的关系,吸引许多人专程上南大听她的讲演。南大同学之外,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学者、本外国记者、通讯员等等。

礼堂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迟到的,只好坐在礼堂两侧的草地上。学生会已预料到会爆满,加装播音机,让外边的听众也听得到。当时,学生会同她已经建立起良好关系,前嫌尽弃了。

开场白是用华语,步入正题,却是用英语。她的英语同华语一样流利,喜欢用长长的句子,选用的字,都是非常浅白、简单、易懂的。回答问题,她又改用华语。韩素音是名学者和中国问题权威,大家争着向她提问,她的回答,也精彩得很。演讲会的高潮,就在答问这个阶段。

这两次演讲都是由学生会主办的,以前的争议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韩素音老师对中国的热爱,十分恳挚,出乎任何人的想象。自从中国革命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一直敌视,而韩老师却处处为中国辩护。她虽然生活在外国,而对中国的爱始终不变,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4)中国是我的生命

韩老师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凤凰网发布她去世的消息中,有一段话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韩素音闻讯后既惊诧又悲愤。在多次参加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馆组织的演讲会、讨论会和系列爱国集会后,她决定回国。她写道:“中国,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像大多数那个大时代的海外爱国青年一样,她毅然放弃赖以继续学业的奖学金和做医生的美好前途。“回去,回去,回到我的中国去!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别的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为强大。”

韩老师对国家的感情,正反映出她高尚的品德。

(5)万世师表

李光华在《沉痛悼念韩素音》(刊于南大站)文中,引用《南洋商报》的报道,也这么说:

韩医生不但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更是一位深爱中国,终生不渝的中华好儿女!她曾坚定地写道:“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对这位中西混血儿,她的堂弟周光地作过以下评论:“她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很宝贵的人。现在中国变化很大,这些年轻人都忘记她了。但过去的人都知道她,她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让外国人了解当时的中国,也让中国人了解到外国,她特别爱国。”

韩老师的品德是学生的式範。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就是想培养具有韩老师这样的品德的学生。她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万世师表。

她到南大来任教之前,在南大初创办时,便大力支持南大,跟英国人辩论,势不两立。学生对她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

2、严元章老师

严元章老师是教育家。从一九五一年起,他便在马来亚华文教育界服务。曾先后担任槟城韩江中学教务主任(1952),麻坡中化中学副校长(1953-54),峇株巴辖华侨(后改名华仁)中学校长(1955-59),一九六〇年出任南大文学院院长,并主持教育系。

当时,维护马华教育的主要机构是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在林连玉先生任主席时,严老师任顾问。两人面对极大的压力,成为被逼害的对象。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被褫夺了,严老师到南大来任教,还有两个附带条件,一个是永远不得进入马来亚,一个是不准离开星洲。

(1)后生的模范

严元章老师为人处世都很严谨,为后生小子的模范(见李光华的《情系南大──记两位师长的片断》,刊于南大站):

当严博士出任文学院院长时,我在南大就读三年级,并在院长室兼做工读生。由于这个缘故,我虽然没有修他的课,然而我所受的教益,可能比不少同学还要广泛和深入一些。严博士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处理事务一丝不苟。对有些情况处理,事后还会给我分析解释,使我学到不少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当我起草一些通知和文件,他往往逐字修改。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马虎。他的写作和演讲,不但用辞幽默富有趣味,而且内容深刻,条理分明,发人深省。读他的文章,真是如嚼甘榄,越是细嚼,越能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年前,当他赠送他的著作《教育论》给我时,曾告诉我他在遣辞用字方面,都是经过一再推敲后才定下来。由此可见他治学的严谨态度。

在过去十多年,我每次访问中国经过香港时,总要抽空前去拜望他,和他叙旧畅谈。他非常关心华教的发展和南大校友的情况,而对南大复校的可能性,更是耿耿于怀,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准备奉献他的一份力量。

学生不止是尊敬老师,还欣赏老师的专长。这样的师生关系便能形成校风和传统。

(2)维护民族教育的战士

学问与人品都深受学生尊敬的严老师,却在李光耀用《王赓武报告书》迫害南大时离开了。署名思松的校友在《不可压抑的意志 值得学习的榜样——饯别严元章博士茶会侧记》文中记录老师离校时的心情(刊于南大站):

1965年12月17日,这是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一位维护民族教育的战士、一位可敬的亲人——严元章博士离开南大与他相依为命的南大教育系,离开与他相处多年的可爱的同学了。这是南大同学的损失,更是华文教育的损失!严博士的遭遇与老教育家、民族教育战士林连玉先生一样,然而他那不朽的伟大形象,却也像林连玉先生那样永远活在同学们和一切热爱民族教育者的心中。

严老师不仅是一位老师,更是“一位维护民族教育的战士、一位可敬的亲人”。他到南大之前,担任峇株巴辖华侨(后改名华仁)中学校长(1955-59)。在这段期间,他就跟林连玉先生、陈六使先生一样,他为维护民族教育而抗争,也跟林连玉先生、陈六使先生一样,受尽政治迫害。南大创办的一个宗旨是为华校培养师资。严元章老师就是到南大来办教育系,为华校培养师资。可是,却因为李光耀迫害南大而离开。

在严老师离开前两天,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同学在旧餐厅举行饯别茶会。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心里都很难过:“敬爱的严博士,今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

严老师的心情也很沉重。他把几年来压抑心中的话告诉同学。同学们都“细心倾听了严博士最后一次给我们的珍贵的谈话”:

严博士一开头便以坚定的口吻说:“……我的离开南大并不是偶然的,这念头早就在我心里酝酿多时了。在王赓武报告书草拟时,我便得知‘报告书’欲建议关闭南大教育系。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教育学系由我一手扶办,而且它的存在对南大前途的发展有利而无一弊,为何有人欲置之于死地不可呢?‘报告书’起草诸委员,没有事先征询过有关教授的意见,以及踏实地衡量过教育系对南大的贡献,竟然粗暴地主张关闭教育系,这是非常不合理与不应该的。”

他接着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证实了几个月前他听到的消息。于是,他便对此发表一些意见,表示他个人的看法和主张。当时适逢教育学会正欲要请他讲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他便一口应允了。然而,又有谁料到一个学术演讲会竟然会遭受到当局百般刁难与无理阻挠?他因此前后被当局调去问了好几次话,他们用尽种种卑劣的恐吓手段,不许发表意见,这使得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尊严已被打击,他的内心是感到多么的耻辱与愤懑啊!

本来他早就有意思辞职不干了,这事件过后,他辞职的想法就更加坚决了。不久,他便向大学当局提出辞职,而大学当局也乐得顺水推舟,于三天内便接受了他的辞职。

教育系对南大的发展非常重要。南大创办的宗旨便是为华校培养师资。王赓武建议关闭教育系,而李光耀不仅不准严老师评论报告书,还刁难恐吓。这正反映出王赓武心地的卑劣与恶毒。他跟李光耀相勾结以关闭南大,昭然若揭。

(3)不愿同流合污

为什么严老师决定离开呢?他没有更好的选择(见《不可压抑的意志 值得学习的榜样——饯别严元章博士茶会侧记》):

在谈到他为什么非辞职离开南大不可时,严博士指出,他本来有三条路可选择走:第一条路,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积极展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维护南大的斗争;第二条路,是背叛良心,对王赓武报告书作妥协及与那班推行“报告书”不遗馀力的披着学者外衣的小人同流合污,做出伤天害理的事;第三条路,是辞职不干——走!

他说,他最后不得不选择后者。接着,他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走第一条路,对他来说比较不可能,因为他被视为一个外国人(他没有公民权)。如果他也和同学一样采取积极斗争方式的话,则统治者将采取种种方法对付他,使他不能进一步对民族教育问题做些什么。至于同学们,他说这就不同了,因为同学们是土生的,政府将无可奈何,即便是被抓进牢狱里也不要紧,同学可以自豪地说:“我出来再干!”他还补充说,南大的生存完全要靠同学们的努力,他希望同学们今后应一如既往地维护南大作为一间华文大学应有的本质。

谈到这里,他追溯往事说,当他被禁止永远不得进入联合邦时,人们还不懂得其中还附带有另一个限制——不准离开星洲。因此,他说,他好像同学被逮捕坐牢一样,他是被囚困在新加坡这个大监牢里的。如今,政府批准他离开星洲,他也好像同学出狱一般,心里可高兴了。从此,他可以做个自由人,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华文教育做出积极贡献。

走第二条路嚒,比叫他去死还要难办得到。他说,除非他已不是一个人,否则,“与小人为谋”他是永远办不到的。他还说,也许有人认为他应留下来与教育系同学共挨三年。但是,这么一来,就等于他赞同王赓武报告书,也等于他愿意与那一流小人同流合污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至于第三条路,也就是最后一条路,虽然,这并非最好之一条路,然而,目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行的。他要通过他的辞职向有关方面表示最大抗议,从而进一步暴露当局对学者的迫害。

严老师当时不能留下来和同学们在一起积极展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维护南大的斗争,因为他连公民权都没有。外国人不能干预新加坡的事,否则将会坐牢,或驱逐出境。

严老师更不能留下来和小人同流合污。于是,只能离开,以此为抗议。

李光耀可以随意迫害任何人。严老师在星加坡工作,就像被软禁一样。他一生奉献给华文教育,为华文教育而遭受迫害。

严老师最后说:“只要维护华文教育的南大儿女,敢于继续为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作斗争,则华文教育是不会灭亡的!”

严老师“他那热爱华文教育,敢于为华文教育说话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勉励同学力求上进

离开南大后,严老师仍然对南大与南大同学十分关心。一九九五年,黄吉生到香港时,特地拜访严老师。严老师当时身体并不那么好。他在《香港访严元章博士》文中有一段话说:

坐了半个小时,我看严博士有点倦态,便起身告辞。我问他有什么话要我转达新马的关心他的朋友,他说“就把我目前的情况告诉大家吧!”我又问他有什么信息要我转告关心他的学生们,他说“同学们不管在新马或加拿大,都要永远力求上进。”“力求上进”是南大精神的一部分,他以此勉励同学们,意义重大。
严元章老师的道德与学问都是学生的榜样。学生对他的尊敬,体现出南大的精神、南大的文化、南大的学风、南大的传统。

3、徐佩琨老师

许万忠的《回忆云南园》里头,还有几篇文章记录其他几位老师和南大的往事,其中一位是徐佩琨老师。

(1)道德与学问

《老院长徐佩琨教授》记录徐佩琨老师的道德与学问。学生对他的印象甚佳:

南大同学叫徐佩琨教授为老院长,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商学院的院长。

徐教授担任院长的时间不很长。他教学认真,循循善诱;满腹经纶,真才实学,却由于耿直的性格,郁郁不得志。他平易近人,彬彬有礼,是位纯朴、忠厚的老前辈,配上慈祥的面貌,很得人好感。当过院长的教授不少,唯有他能得到“老院长”的称呼,可见同学对他的敬爱。

他住在医务所后面半山的教职员宿舍。没有家眷,独自一人住一间半独立单层屋。他体格瘦小,白发苍苍,脸上和手上满是老人斑,有点驼背。经常见他抱着一大堆书本或讲义,很吃力似的从医务所旁边的斜坡走上宿舍。步伐虽然蹒跚,但精神奕奕,遇到同事或同学,总是举起手,微笑地先同时方打招呼。

徐佩琨(1892-1980)老师有学问,善于教学,待人和蔼可亲,故为学生所敬爱。

(2)无理解雇

许万忠是一九六三年入学,一九六七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到台湾旅行,得到徐佩琨老师帮忙,由他在台湾的好友安排行程。旅程愉快,可是,还在旅途上的时候,却听到徐佩琨老师却被解聘了。这样的事当然令学生难过。

宝岛之行,增广了我们的见识。令人痛心的,是在旅途中,得到徐教授被南大解聘的消息。团长叶水贵同学在北投侨园的花厅宣布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有几位竟哭出来。

旅行回来,我们在首都戏院楼上的丰泽楼举行叙别宴会,欢送徐教授。他乘轮赴港当天,我们又发动一批同学,到巴西班让码头送别。林玉祥同学过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旅行纪念刊上。原稿的第一段是“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我是主编,认为太过敏感,将它删去,引起林君的争论。

徐教授热爱南大,有意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南大儿女,但时不我予,奈何!他不久就病殁香江。

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会被解聘呢?文中没有说明。

南大在一九六六年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改制。南大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李光耀牢牢控制南大。从行政到课程均受政治干预。严元章老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离开,徐佩琨老师则迟些离开,必定都与当时的政治控制有关,身受教导的学生当然难过。

(3)长居上海

徐佩琨老师道德学问都好,深受学生爱戴,与同学关系好。

这当就是他被解雇的原因了。严元章老师不愿意留下来与王赓武之流狼狈为奸,及早走了。要是他留下来,也必定被解雇。豺狼当道,容不下好人。

徐佩琨老师在南大的时间不长,因学问好,为人忠厚,深得学生爱戴。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任教。离开南大之后,前往香港。后来回上海。一九八〇年在上海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4、刘行骅老师

《刘行骅教授》一文也多少反映出南大当时受政治干扰的氛围。

(1)交换教授

刘行骅老师是从美国来的交换教授。他为人风趣,教学生动,深为学生喜爱。他虽是从美国来的,却用华语教授经济学,教导学生勿忘本。这正是南大所需要的老师。

刘行骅教授是第一年的《经济学》科任老师。如果没有记错,他是当年南大和美国某大学交换教授计划下,被派到南大的。 ……

他是少数几位用华语授课的教授。经济学是相当复杂的学科,专有名词多如牛毛,加上各流各派的学说和定理,令人头昏脑涨。但是上刘教授的经济课,绝不会烦闷。他的声音宏亮,且语多幽默,使人捧腹。他喜欢用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比喻经济现象,容易理解和记忆之外,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他也很喜欢在课堂上谈起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代沟问题。他说,美国的儿童独立性强,经常同父母划清界线,代沟问题严重。他非常响往东方社会孝亲敬老、克己复礼的传统。有一次,有所感触似地对我们说,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成了美国公民,还是不忘根,心理上、思想上,是道道地地的东方人,还保有中国人的特质。

因为是交换教授,来了一年就离开了。

(2)为南大忧心

毕业旅行的时候,师生却在旅途上重逢,尽显出师生之情。虽然已离开南大,却依然关心南大。听说庄竹林副校长离职,南大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组,神情凝重,心里不安:

刘教授第二年就离开南大,回到美国,没再同我们联络。

毕业旅行,第一站是柬埔寨首都金边。踏进机舱,竟意外地见到刘教授。他仍然认得我们,像老友重逢地伸展双臂,同每一个人拥抱,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他询问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南大近况。听到庄竹林副校长离职,南大将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组,他神情凝重,不说一句话。……

南大就需要刘行骅老师这样的老师:关心学生、关心南大、关心民族文化。可惜他不能长久留下来。

(3)珍重再见

旅途上行色匆匆,人生亦何尝不如是?在旅途上重逢,亦在旅途上分别。

我们行色匆匆,第三天一早搭车到柬泰边境,越过铁桥,进入泰国边境小镇阿兰,改乘火车赴曼谷。刘教授为我们送行,
殷殷祝福。

临别时,老师向学生送行,还殷殷祝福。这样的老师当然为学生所怀念。

刘行骅老师学问好,为学生所爱戴。李光耀一生诋毁南大学生水准低,教授不合格。刘行骅老师要是留下来,必定被解雇。

5、方展雄老师

《方展雄讲师》一文记录许万忠和方展雄老师的师生因缘,最能说明南大的师生情。

(1)为人随和

许万忠是工管系的高才生,毕业时名列前茅。这样的学生当然为老师所器重。方展雄老师对他十分关心,鼓励他继续升学。这对许万忠好,也对南大好。他日学成归来,可以回母校服务。

他在南大四年间,方展雄老师跟他感情最好。方老师不像别的老师那样严肃,对待学生很随和:

方展雄讲师同这些老教授的作风全然不同,是属于新派的导师。上课时严肃,课后却很随和,总是主动向同学打招呼。……

下午到餐厅喝茶,经常可以遇见方讲师。如果我们先到,他会自动上前来与我们同坐;他先到,则会站起来招呼我们,要我们陪他喝下午茶。他的词锋很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很喜欢把自己在外国留学的经验告诉我们。

方老师的作风让学生易于亲近,师生的感情自然也就较好。

(2)关怀学生

最让许万忠难忘的是方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对他的关心。

方讲师是《生产管理》、《人事管理》及《事务管理》三科的导师。他主张活学活用,最反对死板板的学习方式。出的考试题目,都可以自由发挥。他说,答他的题目,不一定要照课本。如果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方法和观点,也可以用来作答,只要是言之有物,可以得到高分。……

课本上的知识之外,方讲师也为我们安排参观工厂和大企业,使理论和实践配合。有一回,讲到小型农场管理,他兴致勃勃,约了几位同学,亲自开了新买的福士伟根到榜鹅看农家养水鱼。

第四年开始,他就不时鼓励我出国深造,说南大学位不受承认,很吃亏,应到外国考取更高的学术资格。我提出英文程度不好,应付不来,他则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没问题!

他非常热心地为我选出几间美国大学,通过他在美国的同学把申请表格寄来。他认为美国的科学管理技术是最先进的,又有许多大工厂,最适合到美国去。

许万忠当时并不很想出国读书,一心只想出去闯一闯,学以致用,所以没听方老师的话,出国读书。方老师还提议给他付旅费。

我没有遵循他的意愿,做深造准备,方讲师是相当失望的。他还不止一次说,到美国后,可以由他的同学介绍工作,半工半读。

有一次,他很诚恳地表示;如果申请不到援助,他本人可以替我预付旅费。

如此关怀学生的老师怎能不叫学生怀念?方老师对许万忠的关怀,鼓励他到美国升学,这不仅是对许万忠的学术水准有信心,更是对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有信心。南大的历史虽短,却培养出许多出色的毕业生。

(3)学习精神与使命感

正因此,毕业以后,每想起方老师就感到歉疚。

南大四年,方展雄讲师是最关怀我的一位老师。想起他,我有深深的歉意。

许万忠在《南大心,同学情》文中,记录二〇〇七年,二十多位同班同学,从四面八方到槟城聚会的情形。聚会时,有同学从香港带来方展雄老师的录影,听到方老师对同学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

方老师深情地道出他对我们的师生情,高度赞赏我们离校数十年后尚不忘相濡以沫的情怀,声调与当年毫无二致,我们仿佛经过时光隧道回到当年聆听教诲的日子,温馨甜蜜。

方老师说:在南大的几年,是他人生最美好,最值得留念的日子。南大的创校背景,南大的遭遇,南大儿女的学习精神和沉重的使命感,美丽的相思树,秀丽的云南园……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他对南大的怀念。

舐犊情深,我们不忘老师恩惠;简短谈话承载无限深情,道出师生共同心声;情真意切,令每个人动容。有人情不自禁对着萤光幕说“方老师,您好!”

南大学生所怀念的老师,当然不止这几位,只是这些陈年往事,并不都有学生写出来。上述五位老师,两位文学院,三位商学院,就缺了理学院的。他日有同学写出来,再补充。

尊敬老师,感念师恩,这不仅是南大学生的传统,也是华校学生的传统。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一脉相承。

(四)校园情

黄丽松校长在接受《亚洲周刊》(2000年12月10日)访问时,回忆南大说: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南大学生对母校的感情,忠诚无比。因为南大是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成立的。不仅是南大,整个华文教育,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学生都受尽歧视。正因此,南大学生对母校的感情特别深。

南大学生对南大的感情深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环境中的人。环境中的人主要就是老师和同学。老师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便产生同窗情和师生情,所以难忘。至于环境,那就是校友笔下常常说到的相思树、南大湖、八角亭等等校园中的景物了。

加拿大南大校友会第二届执委编印世界性的南大校友会纪念特刊,便定名为《回忆云南园》(见叶天颂《南大校友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刊于南大站)。

1、云南园

(1)世上最美的校园

许万忠的《回忆云南园》中有一篇《云南园》,写园中景色,而最终回到云南园的兴衰,母校的多灾多难,南大儿女的感慨:

云南园的最大特色,是六座依八卦图形建成的古色古香,富有民族风味的八角凉亭,非常对称地散布在红花绿草间。一些亭子周围,还种满了竹子,情趣盎然。

亭子里,凉风习习,风吹树叶的婆娑声,令人心旷神怡。上午或下午,没有课的同学,喜欢到这里读书或者开小组讨论会。黄昏时刻,则是散步到这里的同学小憩的地方,往往坐谈到夜幕四布,才回宿舍。

夜晚,这里是情侣天堂。早熟的云南园儿女,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留下了不少温馨的回忆。他们用爱的音符谱成动人的乐章,为人生涂上绚丽的色彩。

云南园给无数南大同学留下美丽的回忆。前些时候,到云南园观光,只见整个花园,已被铲平。报导说:由于结构和建筑上有问题,这六座亭子,非拆不可。不过,政府保证,将在原有的地方,兴建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亭子……

从花园的兴衰,想到南大的多灾多难,终至夭折,南大儿女,怎不感慨万千!

在南大学生的心中,云南园确是不同于一般的校园,而且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园。

(2)毁尸灭迹

可是,在李光耀关闭南大后,更进而毁尸灭迹,几乎把园里的景物全都毁了。许万忠在《重游云南园》文中记录一九八七年跟两位同学重游云南园的心情。他在文章结尾说:

今天,站在建校纪念碑前,想到这一切,想到南大的厄运,想到民族教育的坎坷历程……,一切的一切,南大儿女,怎不热泪盈眶?满腔热血,怎不沸腾?

从云南园出来,我们都紧闭着口,不出声;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沉重。我们就像离开家乡多年的儿女,虽然回到了昔日的家,可是,家已完全变了样,我们对这个曾经生活了一段日子的家,已感到陌生……

我在毕业特刊的“四年回顾”一文中,这么写道:

“四年的弦诵生活近尾声了,骊歌高唱的时候,劳燕分飞……。黄昏的散步,暮天时刻的湖光山色和云霞花树,南大湖畔的促膝谈心,紧张的学习生活,多姿多彩的活动……,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画、美丽的诗篇和动人的乐章。这段生活,将是人生旅途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日子,将是最惬意的事……”

记忆中的云南园,已经是那么遥远,那么渺茫,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可是,对云南园的热爱,还是那么强烈,感情还是那么亲切,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字字有泪,内心的悲伤都源自对母校的爱。这就是南大人怀念母校的缘由。

2、相思树

云南园中最为南大人惦念的当是相思树了。南大校友在离开云南园后,心中最常想起的当是相思树,笔下最常抒写的也当是相思树。

(1)树树尽相思

许万忠的《相思树》文中这么说:

“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诗人这么描绘云南园。……

漫山遍野的相思树,点缀着云南园风景线;南大同学,与相思树结下不解之缘。暑天,炎阳高照,走在相思树下,倍觉凉爽;细雨纷飞的时候,漫步相思树下,像在画中,富有诗情画意。

宿舍周围,满是相思树。气候炎热的时候,很多同学喜欢搬出藤椅,到树荫下乘凉、读书或假寐,果实爆裂时发出的轻脆声响,此起彼落;红得似火的相思豆,随着掉落在草地上、头上,甚至落在书页上。开花的季节,微风吹过,淡黄花瓣,片片随风飘扬。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清晨去上课时,或上课回来时,沿路所见都是相思树。回到宿舍,四围也都是相思树。路旁山头都是相思树,远处看起来,像是一片相思林。因为云南园里到处都有相思树,所以才有“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诗句。这正是云南园最吸引人的地方。

(2)云南园的象征

许万忠的《相思树》文中又说:
到云南园观光的游客,会对相思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进口处的南大牌楼开始,路的两旁,种满相思树,像整齐的仪仗队,迎接客人。进入云南园,触目所及,也全是相思树。

相思树迎宾是云南园的特色,相思树是云南园的象征,相思树已和云南园结成一体。离开了云南园的南大儿女,见到相思树,会勾起对云南园的怀念,会想起云南园的日子。

从校门牌坊入口处直通到校园中心的是校内最长的南洋路。这是南大建造的第一条大路,入口处就是陈六使学生主持动土典礼的地方。沿路两旁的相思树,都是当时种的。十余年后,高大参天,既遮荫,又好看,仿佛在告诉进门的人,再往前走,便是相思林。

云南园里的相思树,除了建设校园时种的之外,有一些可能是本来有的。山坡和山上的相思树大概都是原地生长的。

(3)生命中的树

相思树在有些校友的生命中,还有一层意义。在园里读书时,相思树下是定情的地方。李宝强《想起那临风飘逸的相思树》文中说(文刊南大站):

开学那天,我走进了南大的校园,只见沿途两旁,植满着一棵一棵的相思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过的如此众多的相思树。自从那天起,我的感情便深深地被它吸住了。

我在南大四年的日子里,除正常的学习生活外,总不会忘记在那临风飘摇的相思树下,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闲暇的日子。那一段日子为我的生命过程谱上了一段旖旎的旋律,使我毕生难忘。

我生平第一次的爱,就是在相思树下孕育成长的。我终身的归属,也是在相思树下凝结而成的。

这样的经验,永留在一些学生的爱情故事中。

(4)天理难容

李光耀关闭南大后,在云南园里办南洋理工学院,担任学生辅导处主任的是李光耀的近臣杨子国。他深知李光耀恨透南大,便把园里的相思树全都砍了,一棵不留,毁尸灭迹,丧尽天良,天理难容。

贯通东西的高速公路,在八十年代初,建造到十三英里处便停了下来。附近地区还没发展。按照当时的计划,这条高速公路将从南大牌坊前面通过,但是在南洋理工学院设立后,改变方向,从校园前面切过,把从牌坊直通校园的南洋路切断,更在牌坊周围建组屋。这个主意纯是为了毁尸灭迹,十分恶毒。想出这个主意的必是李光耀的近臣,天良丧尽,恶贯满盈。

原本还想拆除图书馆和牌坊,这两个南大的象征建筑。因为没有承包商敢承包,才得以逃过一劫。

(5)难忘的伤痕

许万忠重回云南园时甚为感伤:

入口处的路,也叫南洋路。但已经失去当年南洋路的风韵。……

改为理工学院之后,新的入口处,是在惹兰巴哈。入口处的路,虽然也叫南洋路,但两旁已不再是诱人的相思树了,而是热带雨树。87年与刘佳境、郑东生三人重游云南园的时候,不见相思树,我们仿佛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若有所失。

进入校园,虽然找到了图书馆、南大湖和一些旧时的建筑物,但是,很多相思树,已不见踪影。从南大湖上旧餐厅的一段斜坡两旁,原有的一排参天的相思树,也不见了。

李光耀政府把相思树砍了,也把许多建筑拆的拆,改的改,以求彻底灭迹。正如郑奋兴与傅文成《南大南大》文中说:

在绝大部分南大校友心目中,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新大)合并被看成是关闭。华人最注重意识形态,两校合并校园全搬到新大,南大校园另行改建理工学院,给大家的感觉南大是被吞并而非与人合并。继而云南园校门改道,大门牌坊被弃(当局还招标拆除,因全新加坡无一建筑公司敢下标而作罢),象征性的建筑南大大礼堂被拆除等等,在在严重伤害所有南大校友的感情。……

母校南洋大学1980年的遭遇及事后的接管当局的“灭迹行动”(改道封门,砍尽校园中的相思树,拆除最具代表性的南大大礼堂),已在当局与普遍南大校友与之间造成永难弥补的裂痕。

李光耀对南大校园的破坏,只是消灭南大和消灭华文教育的一部分计划。这计划就由他身边的南大校友实行。

许万忠《重游云南园》看不到相思树,十分感慨:

“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有人曾经这么形容云南园。可是今天,好多座山被铲平了,云南园里,难得一见相思树。“山山无秀色,树树不相思。”是今天的云南园的写照。

相思树是云南园的风景树,云南园的风景因有相思树而闻名。没有相思树的云南园,就让人感伤多过相思了。

潘国渠先生的《南园七绝》第一首便是写这样的情怀:

风貌南园判昨今
旧踪路断已难寻
孑遗一树相思在
更与何人展绿荫

南大的旧貌已被彻底破坏,连接牌坊和校园的南洋路也被切断了。园里的相思树已被砍伐殆尽,只剩下一株劫余尚存,了无生气。

3、南大湖

云南园多小山丘,没有小河流过,但有一个小湖,就是南大湖。

(1)南大人挖南大湖

南大湖本是个泥潭,学生会成立后,发起美化校园活动,把潭中的烂泥挖走,便成一个小湖。因为这湖是学生和老师的汗水开挖而成的,常为同学们所津津乐道。

这湖虽小,但有灵气,随南大而闻名。许万忠《南大湖》文中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南大人才荟萃,人杰地灵。云南园有起伏的岗峦,也有美丽的南大湖。

这个湖,不知是有意挖成的,还是由于低洼,自然形成的,已无从查考。

同天下名湖比较,南大湖只配称为小水潭。可是,它给云南园增添无限风采,也给南大同学留下美丽而又令人眷念的回忆。

从旧餐厅前的石阶走下去,经过篮球场,眼前出现一个水池,就是南大湖。它的位置,刚好在图书馆左侧,从商学院和文学院走到图书馆,要从湖畔经过;从坡底上南大的巴士,也是经过湖旁的斜坡上到餐厅。假日,到南大观光的旅游巴士,一定先停在近湖的停车场,让游客浏览湖光山色。

湖的面积不大,绕一圈,只需三几分钟。四周安置了多张石椅,面对云南园的草地上,还有两张石桌,是中秋赏月,吃月饼的理想地点。

南大湖是南大同学日常活动的地方,因而留下许多美丽的回忆。

(2)小湖留在生命中

南大湖虽小,在南大同学的生命中,却是美丽而难忘。

这湖位于校园中央,傍晚时分,晚饭过后,学生三五成群在校园里散步,都必经过湖边。湖畔也有几张石灰椅子供人休息,夜里有些同学就坐在湖边谈心。南大湖是许多南大同学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地方。

湖畔种了多棵杨柳。可能是土质关系,永远长不大,年年都是那么矮小,有气无力,可惜得很。否则,垂柳倒映湖面,一定会增添几许妩媚。

湖水浊黄,却有数不清的游鱼。“花港观鱼”是西湖十景之一,抛一些面包皮在南大湖面,也可以欣赏到群鱼争食。黄昏时分在南大湖喂鱼,是令人难忘的生活情趣之一, 学生会每年都发动美化南大湖,这时,可以见到无数义务工作的同学,潜到湖底清理污泥和杂物。大庆典,学生会一定在湖中央竖起写上标语和口号的布条或旗帜。大罢课期间,湖中央出现两幅写在红布条上的对联,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政府干预校政。

炎阳下的南大湖,一片死寂,长不大的柳树,起不了遮阳作用。傍晚开始,湖畔就活跃起来,热闹得很。饭后散步,一定先到这里。这时,石椅上坐满了乘凉和谈天的同学,迟到的,只好绕湖走完一圈又一圈。

夜晚,南大湖畔,春意盎然。很多情侣的第一次约会地点,就在湖畔。

南大湖岸边的柳树虽然不那么茂盛,但四围的绿草却是如茵。湖水不清,仿佛回照南大所承受的无数灾难。学生会捍卫南大,也美化南大湖。

(3)物是人非事事休

毕业后的校友,想起母校,也都难免想起南大湖。许万忠回忆说:

74年和内子到新加坡渡假,约谢金悟、庄舜华夫妇出来晚餐。谈起南大湖,都有无限眷恋,几个人兴致勃勃,在接近午夜时分驱车上云南园。当晚正是月明之夜,云南园安详地躺在银光里,四周一片静寂。我们围坐在石桌旁,陶醉在回忆里。谢君把女儿放在桌面上,对她说;“这就是爸妈当年读书的地方!”女儿还在牙牙学语,当然听不懂,却也手舞足蹈,换来我们的笑声!

改为理工学院的云南园,很多早期建筑物已被铲除,幸好南大湖还在,没有被填平。少了南大湖,有山无水,云南园会失去那份独有的灵气。

南大被关闭后,南大湖虽然还在,但空留一湖,不见人面,四周景色,已了无生趣了。正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4、图书馆

南大先后有两座图书馆,而最令校友怀念的是一九五六年开学时的图书馆。这图书馆当初兴建时,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1)先贤的感人故事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194页):

不能否认,南大云南园中最宏伟,最美丽也最能代表南大标志的建筑物是南大旧图书馆。

这是一段有关南大旧图书馆令人感动的真人真事。

1953年陈六使先生在新加坡提倡创立南洋大学后,新马各地华人都热烈响应此号召,槟城南大筹委会主席是刘玉水先生。刘玉水先生一生热心教育,是槟城华人领袖,德高望重,人人钦敬。

槟城另一位热心教育,独资创办韩江中学的华人领袖是林连登先生。

据说,当刘玉水先生亲到林连登先生住宅向他报告南洋大学此义举时,林先生豪爽地说:“您认为我应捐多少,您就替我写上去好了。”

林连登先生非常热心教育。他独力创办韩江中学,一间非常出色的中学。南大初创办时,需要资金建设校园和校舍。林连登先生非常豪爽,捐献五十万元兴建图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钱。南大就是靠这些慷慨的先贤建立起来。

(2)不灭的印象

南大学生一进入校园,无不对宏伟美丽、古色古香的图书馆,赞叹不已。

南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不灭印象,除了外观独特之外,更因为这里是南大校园的中心。开学典礼和落成典礼,以及随后的毕业典礼,都在图书馆前面草地上举行。许万忠《图书馆》文中回忆说:

图书馆是云南园兴建的第一批建筑物。它是南大的主要标志,古色古香,富有民族风味。屋檐和青翠色的琉璃瓦,是向中国订制的,至今风采依旧,仍然散发出光辉。

1953年7月26日的动土典礼,就在图书馆前的空地上进行;1956年3月16日,第一面南大校旗,是从这里升起。主持这两个大典的,是南大创办人,敬爱的陈六使先生。

图书馆见证了南大落成典礼的空前盛况:当天,1958年3月30日,云南园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每一个人都怀着一颗热爱民族教育,支持南大的炽热的心,要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做见证人。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络绎不绝。车辆从七英里起,排成长龙;裕廊路上,水泄不通。总督大人要弃车改乘直升机,才能准时赶上开幕礼。

早期,图书馆也是大规模活动的所在地。校庆和毕业典礼是在同一天。这时,图书馆的左右翼,挂上“长风万里,大业千秋”的对联,写在八尺见方的三夹板上,红底黄字,引人注目。

图书馆前的石阶上,搭起一个临时舞台。毕业生则排成队伍,上台接领文凭。我曾在拥挤的人群里,见南大第一位马来籍同学韩都亚从注册主任手中接过文凭之后,一一同台上的人握手致谢。其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人都拍烂手掌。韩都亚感到光荣,华人社会,也有无比的兴奋和骄傲。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一间伟大的大学也必定有其伟大的历史。

(3)见证悲壮的历史

南大的历史,伟大而悲壮,南大儿女毕生不忘南大的历史。图书馆见证南大的伟大与悲壮。许万忠《图书馆》文中说:

图书馆见证了南大可歌可泣,却又非常短暂的一生。图书馆默默负起它的历史性任务,目睹云南园从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建成巍峨学府,亲眼见到在它的孕育下的云南园儿女,一批一批成长、壮大。

图书馆目睹南大儿女为了贯彻创办宗旨,展开捍卫南大本质的各种行动,见证南大儿女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它也目睹南大从改制、改变教学媒介、联合校园,并入新大,到寿终正寝的历程。 ……

陈六使先生当年在动土典礼上说的话,是那么铿锵有力,震憾人心。他说“我们是在这片荒土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

南大已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已走入历史之中。陈六使先生说的话,依然在南大儿女的耳中回响。

(4)独守云南园

南大关闭后,人去楼空,只剩下图书馆独守云南园。南大儿女回来省视时,倍觉悲凉。正如许万忠所说:

前些时候到云南园一游,见图书馆前的草地上,种满了鲜红的九重葛,艳阳下正开得灿烂。花圃中央,是一座喷水池,景致比过去美得多。可是,对曾经在云南园渡过人生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生活的南大同学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图书馆见证南大的兴起,也见证南大被关闭。俗话说,风水轮流转,风也不会只吹向一方。所有爱护民族教育的南洋华人,自当记住这段民族教育兴衰的历史,准备来日复兴。

5、学生楼

学生楼独立在学生岗上。这小山岗本是一片荒芜,南大学生群策群力,筹募资金,开辟山岗,把学生楼建立起来,成为学生活动的中心。

(1)学生同建学生楼

学生楼建成后,全校同学,挥动锄头,平整山坡,植树种草,美化环境,让学生楼矗立在小山岗上。许万忠的《学生楼》文中记录当年建设学生楼的情形:

学生楼矗立在新餐厅后面的一座山上,学生会经过多年争取,才得到理事会的同意,让出这个山兴建学生楼。

学生楼周围以及斜坡上的花草树木,是南大同学亲手栽植的。当年,学生会发动同学在每个星期天,义务参加工作。他们分成小组,每组负责一小片地区。各组有不同的名称,也有自己的旗帜。劳作的时候,把旗帜插在工地上,五颜六色,在炎阳下迎风招展,壮观得很。

学生会负责人,通过扩音器,发表演讲或喊口号,间中播出慷慨激昂的歌曲,激励士气,各组之间,互相竞赛,看谁做得最快、最好。因此,每个星期天,学生楼四周,气氛热烈,场面动人。

当年的学生会,不仅建设与美化校园,更捍卫南大与民族教育。

(2)捍卫南大的城堡

学生会与校内各系的学会,都集中在学生楼中,讨论学会的活动,也讨论南大所面对的压迫。学生会很自然的就成为李光耀政府对付的目标。军警到校园逮捕学生时,就到宿舍和 学生楼。许万忠文中说:

我在南大的第一年,有一天深夜,军警闯入校园逮捕了几十位同学。第二天起身,见校园贴满标语和号召罢课的布条,学生会负责人情绪高昂,几百人在旧餐厅开抗议大会。当天晚上,从坡底来了几千名前来慰问的工会代表,聚集在学生楼,校园里停了百多辆罗厘。这次事件,导致大批同学被开除,学生会被封,最终是南大改制。

这是学生楼面对的一场浩劫,也是学生会所面对的一场浩劫。从此学生会被封了,今后的活动也没有以前那样多姿多彩了。

(3)抚今追昔倍苍凉

三十年后,许万忠重游云南园,再到学生楼,满目苍凉,感慨万千:

楼上仍旧是各学会的会所,却都是空荡荡或房门紧闭,只有在华文学会会所,见到有几位学生在里边谈话。走遍云南园,也只有在这个会所,才见到华文。南大是以华文大学见傲,可是今天,云南园里难得一见华文;学生楼是学生会历尽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江山依旧,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常言道,世事无常。南大所面对的浩劫,不是天灾,乃是人祸,是恶毒的逼害。

6、牌坊

牌坊是南大的象征,比图书馆更能代表南大。牌坊矗立在校门入口处,如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看到便叫人肃然起敬。

(1)1955南洋大學

南大原本预定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入学,牌坊也在这一年落成,因而牌坊上有“1955南洋大學”的字样。

许万忠《重游云南园》文中说:

南大牌楼是民族教育的象征,古色古香,富有民族色彩。多少文人墨客,为它写下动人篇章,游客也喜欢在这里拍照留念。

可是,今天,这座牌楼正孤独地置身组屋群中,不再和云南园连在一起。年轻一辈,已经不容易理解它代表的价值和象征的意义了。

(2)逃过一劫

李光耀在关闭南大之后,为了毁尸灭迹,尽量破坏云南园里原有的楼房。《郑奋兴讲南大故事》书中说:

建国堂其实不坏,它的设计相当新颖,实际上摧毁建国堂很可能就是要摧毁南大的形象。本来还要把原来大门的牌坊毁掉,还好没有。图书馆也保留。

建国堂就是南大的礼堂,是陈六使先生离开南大理事会之后,送给南大最后的礼物,所以李光耀非得拆除不可。他原本也想拆除牌坊,触犯众怒,没有承包商愿意拆除,所以保留下来。可是牌坊上的南大校名被拆除了。这就是为了“摧毁南大的形象”。他的内心十分邪恶。

潘受《南园七绝》中的第七首云:

榛芜碧涌大门生
门尚庄严额削名
何止旧人零落尽
也无鹦鹉说华清

南大被关闭了,南大人也已日渐凋零,连鹦鹉都不再说南大的旧事了。

(3)冷落牌坊忆旧愁

有位署名书生的校友,在《南大牌坊夜游》文中,写他陪同一位久居外地的校友杨医生,夜里寻访牌坊的事(刊于南大站):

好友杨医生由远地来访新加坡,他是校友,数人驱车夜游云南园之后,时值午夜时分,月黑风高,连向导都不知道南大牌坊何处寻。……

车停在路旁,我们下车往牌坊方向慢行。想到一些文字,把牌坊形容为‘无主孤魂’。此刻,夜已深沉,我感到如入鬼蜮,气氛肃穆,心里肃穆,月黑风高,夜游此地,对‘无主孤魂’的形容,感受尤深。

杨医生长于丹青书法,看出牌坊‘南洋大学’四个字是假的。支柱部分埋在地里,大家看得出来,牌坊矮了许多。

牛郎织女每年尚且相会,牌坊和故校园却永被隔绝。

杨医生深有感触,写《忆云南园》诗一首:

冷落牌坊忆旧愁,
浮生岁月说千秋;
风云事故同窗泪,
最是南园半夜游。

这位杨医生在上海行医,很可能是被李光耀迫害,回去中国读医科,因而留在中国行医的校友,回来想看一看牌坊,却引起“旧愁”与“同窗泪”了。

李光耀的罪恶,罄竹难书。

三 读书与生活

(一)寄宿生与通学生

在南大创办之初,设计小组在考虑校址时,列举裕廊路地段的利处和弊处。其中有以下三个弊处:

其一,离市区遥远,学生非住校不可。

其二,学生住校,须建宿舍,费用则大。

其三,由於上述两端,学生住校,须多缴膳费,如此,非富家子弟,恐不易入学。

这三个的确是缺点,但是考虑到大学日后的发展,需要较大的地方,最后还是决定校址在裕廊路地段,就是云南园。

1、住宿难题

云南园离开市区较远,也未尝不是优点,因为环境清幽,较适合读书和思考,但学生住宿的确是个不小的难题。家境贫寒的学生,于学费之外,还须多缴膳宿费,是个不小的负担。

一年级男学生都住在第一座,实是两座宿舍,中间连在一起,像个“工”字,所以又叫工字形。这是南大的第一座宿舍,由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捐建的。

南大初开学时,宿舍尚未建好,学生得主在课室中。黄吉生《情系南大》文中说:

几位第一届毕业的老大哥曾和我谈起在南大第一年时碰到的困难。第一年开学时男生宿舍尚未建好,男生们晚上便把课室当卧室。由于没有自来水供应,每天傍晚他们要跑到裕廊十三里去洗澡,洗过澡后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怕流汗,要洗澡很不容易。此外学校里很多东西也不齐全。老大哥们谈起往事,却是以苦为乐,毫不介意,而且非常自豪呢!

南大开学后,学生宿舍不够用,故规定外埠生有优先权,每间房间住宿三名;至於本坡学生欲寄宿者,暂时用商学院作为宿舍,每间房间约住五六人。

在女生宿舍落成前,所有寄宿女生,也都暂用文学院作为宿舍,每间房间约住五六人。

2、男女宿舍有别

宿舍渐渐建好,男生女生便都搬进寄宿了。男生宿舍是开放的,谁都可以进去,女生宿舍是封闭的,用铁丝网围起来。许万忠的《宿舍风光》文中有这样的记录:

六十年代,欧美大学已经盛行男女共用同座宿舍了,南大却还很保守,禁止男生到女生宿舍,还用篱笆把女生宿舍围起来,楚河汉界,不得逾越。男生唯有把女生宿舍称为“动物园”。

听说早期是允许男生自由出入的,后来由于发生了几件不光彩的事,校方才这么严格处理。

女生比较注重美观、整齐和清洁。女生的房间,地上是抹得一尘不染,书本、衣物、日用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书桌上少不了一些小摆设,有些还在走廊种了花草。最常见的是万年青,照顾得好,绿油油一片,还让它蔓延到墙上和窗口,春意盎然。

南大地处乡区,蚊子特别多,蚊帐是必需品。男生早上起床,只是草草地把蚊帐堆在床头,好久都没有洗一次,蚊帐多数是黄黑色,女生的则是洁白无比,早上起床后,把它束起来,结上一条颜色丝巾,再打一个花结。从旧餐厅后面的长廊走到商学院的路上,向下望,可以从窗口见到束在蚊帐的五颜六色丝巾,很吸引人。

住在宿舍里的学生是比较幸运的。上课方便,上图书馆也方便,参加校内活动更加方便。住在校外的学生就麻烦多了。上课得赶时间,不幸遇上下雨天时,就更加麻烦了。

3、边缘民族

住在校外的学生,一般叫通学生,也叫走读生。

住在校外的学生,一般都是因为家境贫寒。住在校外是为了节省开支。谁不愿意住在校内的光亮宿舍呢?住在校外的是简陋的农家住宅,一般都是茅草屋,墙壁是木板钉造的。夜里电灯光不足。图书馆的座位有限,住在校内的学生往往先到先得。需要赶功课或温习的通学生,夜里便只好到学院课室去了。

南大校门口右侧的木板屋,便是租给南大学生住的农家屋。租给南大学生住,对双方都好。农家可以有些收入,帮补家用,学生可以节省些开支。

叶天颂是南大第三届现代语言系毕业生。他在《云南园边缘和园内》(刊南大站)文中记录当年住在校外的情形:

当年有一群刻苦、家境不很富裕的南大学生,在校址边缘、南大牌坊再沿裕廊路往前一个巴士车站、有几家小商店的地方,俗称“十五个”(潮州话十五英里)或“十五支”(福建话十五英里),开辟了一个天地。起初我们几个同学租了一间木屋,每人一间卧房,请了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为我们做午餐和晚餐,并帮忙买油盐柴米菜。

我们的人数,从最初的几个开路先锋,逐渐增加到近二十人,用餐时要两张桌子。这样住在“世外桃源”的穷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有车阶级”,每天上课下课,都以自行车代步。

由于我们是“边缘民族”,叨不到云南园的光,晚上埋头做功课用的电灯,是靠屋子旁边的柴油发电机供应的电。因此每当夜幕低垂时,柴油机便“不读、不读”地响,初来的人可不习惯。而且一到晚上十点,柴油机下班,我们这些读书
郎,顿时进入黑暗世界,马上七手八脚摸索火柴燃油灯。

“边缘民族”,也叫“边疆民族”,已成为这些通学生的专名。他们住在校外不远的村庄农家木屋,来回学校则骑脚车。达生《脚车》文中也这样说(刊南大站):

上大学时期,为了节省经费,不住校舍。早一年进入大学的中学同学,已经住宿在离校门约半英里的小村落。有老马带路,也在附近租到了房子。到坡底旧货摊买来一张旧蚊帐,隔绝蚊子的骚扰,两人合睡一张板床,也很安稳。

当时,从校门口搭巴士(公车)到校园内,车费是五分钱。但是,到校园内的巴士,班次不多,等车很浪费时间。住在校外,每人都得有一辆脚车,才能赶上上课的时间。……

在校园外住宿了三年,完全依靠那辆破旧脚车,来回校园。因此,经常到脚车店,借用打气唧筒给车胎充气。

脚车,也叫脚踏车,自行车是比较文雅的名称。从校内到校外虽然有公车,但班次不多,并不那么方便,脚车是通学生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黄吉生也是通学生。他在《剪不断的南大情》(收在《情系南大》)文中也记下当时的情形:

我念南大时,学费每月60元,寄宿的话,房租20元、伙食50元、洗衣费5元。为了节省,我和一些同学住在校外,那些辞板屋和亚答屋的房租每月9元,大家合起来请一个煮饭工人,每月伙食费约25元,衣服自己洗。住在校外的同学,多数家境不太好,很多都要到坡底去教补习赚一点钱补贴费用。这些住在校外的同学便成了“边疆民族”。这些同学后来好些都来加拿大升学,有些还留在这里工作,如朱金表博士、吴怡华博士、沈文卿博士、郑金来博士、陈诗华硕士、陈丙丁律师和笔者本人都是当年的”边疆民族”。

这些通学生,来自马来亚的小镇和乡村的较多些,星加坡也有。他们家境贫寒,但都努力向学,一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4、平民大学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陈六使先生对记者说:

吾人屡曾宣述创办之宗旨,务使南大将来成为平民化的好大 学,希望社会人士相信南大。

这是陈六使先生创办南大的初衷。他希望所有南洋人的子弟,无论贫富,都可以到南大来深造。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七日,吉隆坡八位三轮客车工友为南大义踏。记者问这几位工友对南大的期望时,他们说:

我们希望南大成为一间大众化的大学,凡是有志升学的侨胞子弟,不论是有钱的或穷苦人家的子弟,不论是那一帮派的人,都有进南大的机会。

这番话说出劳动阶层的心声。他们为南大义踏,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多数都没读过多少书。他们只是希望南大是一间属於平民百姓的大学,学费尽量低些,让侨胞子弟,不分贫富,都有机会进入南大读书。

五四年十二月六日,雪州高中同学会致函林语堂,对南大提出六点希望。其中一点是:

南大之创办,拥护最澈底,在精神上表现最伟大的,就是星马广大的劳苦阶级。他们为南大义踏,义驶,义演,义卖种种伟大行动,已在全马各地热烈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想到南大第一要做到的就是平民化。

这些高中学生,行将毕业,对南大难免向往,但他们心中更加关怀的是星马广大的劳苦阶级,希望他们的子弟也有机会进入南大。

不止是在校的贫苦学生应当有机会就读,在校外自修而达到南大入学水准者,亦当有机会入学。星洲华文高中师范毕业生,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致函南洋大学招生委员会,要求允许参加入学试,所提出得一个理由是:

南洋大学乃吾侨胞以血汗金钱建设之中华文化堡垒,并非属任何人所专有者,而南洋大学之教育行政应以平民化为主,一切应为穷苦子弟前途着想,俾彼等在工余自修有相当程度者,或同等程度者,应准予报名投考,是所当然。

南大招生委员会最终允许他们报考。南大是平民大学,在招生时,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当然毫无偏见。贫富子弟,入学一律平等,南大是尽量做到了。南大子弟也都很争气。唯一缺憾是,当时未能筹募更多基金,为贫寒子弟提供更多助学金和工读机会。

(二)上课之外

南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白天上课,傍晚晚饭过后,一般都在校园里散步,环绕篮球场合南大湖。篮球场和南大湖是校园的活动中心。有球赛时,则围观球赛。然后回宿舍,或到图书馆温习功课。一觉醒来,又是上课时候了。
1、黄昏散步

寄宿校内的学生,生活一般都比较悠游些,而最能显示出这种心情的便是晚饭过后,在校园里散步了。许万忠《黄昏散步》文中写道:

黄昏散步,是云南园生活情趣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

晚餐通常订在六点。用膳出来,习惯上先吃一两片水果,在旧餐厅前的相思树下稍为等候,人到齐了,开始散步。在新餐厅用膳的队友,也是到这里集合。

餐后散步,帮助消化,对身体有益。钻研了一天,正好趁这个时候,调剂和松懈一下紧张的情绪。因此,散步的人很多,几乎每一位南大同学,都有这个习惯。

散步的路线,有的是从教职员宿舍前面的路,走下南大湖,绕湖一圈,之后经四勿亭、文学院、商学院转回宿舍。有的是从旧餐厅前的石阶走下去,经篮球场,走过南大湖畔的小径,再到花园绕一圈,才回宿舍……。总之,不论是那一个方向,都是以南大湖为中心。……

兴致高的时候,有时沿南洋路,走到校门,在南大牌楼下转一圈才回来。同夥的何启英同学,喜欢唱歌。兴之所至,会在图书馆石阶上吊嗓子,偶而高歌一曲《草原之夜》或《亲爱的伊黎河》。嘹亮歌声,使人驻足欣赏,赢来无数掌声。

这样的生活,的确叫一般人羡慕,无怪当时人把云南园称为世外桃源了。

2、湖边谈心

南大湖是散步的中心,一般学生都不会走太远,因为散步过后便得回宿舍或到图书馆温书。有些比较有闲情的学生,或者就在湖边促膝谈心。

黄昏时刻,南大湖畔,是络绎不绝的人群。有的是三两人一组,有的是十人八人一组,热闹得很。湖边的石椅,成了争夺的目标,先到的,坐下来促膝谈心,霸不到,只好到别处去。

情侣们利用散步机会,培养感情。两人亲热地走在一起,尽选偏僻的地方,有些去云南园,有些到院长岗、校长岗或学生楼,都是比较清静的地方。少人干扰,可以互诉衷情。黄昏散步,撮合不少终身伴侣,在他们的回忆里,必然是最绚丽灿烂、最值得怀念、回味无穷的一页。

校内散步,湖边谈心,是一般学生日常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情景,永留心中。

3、舞会

另外还有一些富家子弟喜欢舞会。许万忠《商学会》文中说:

商学会不理学生会的反对,几乎每个学期都主办一两次舞会。

舞会地点,就在商学院楼下大厅。略加布置,挂上七彩灯泡,拉几卷花纸,再洒一些爽身粉在地上,就是舞池了。

参加舞会的男生,主要来自商学院。文理两院当然也有好此道者,但数目不多。女同学一般上比较保守,只有几位比较开放、大胆的参与。僧多粥少,必须向外找援兵。

许多坡底的少女,仰慕大学生之名,以能够与大学生共舞为荣;一些同学,干脆把舞女带上来。因此,尽管参加舞会的女同学很少,仍不愁舞伴问题。

舞会的筹备工作,不能太公开,是在私底下进行。学生会势力大,耳目众多,知道某人参加舞会,先是进行劝导,不行,则加以批判。很多人不愿惹这个麻烦,宁可不参加。因此,每一次舞会,几乎都是同一批人参加。

商学院学生家里从商的较多,生活习惯当然有别于一般学生,而与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距离更远,有天地之别,乖离南大所要树立的校风。大学是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差异也在所难免,只是这些富家子弟的做法,在当时的南大,也太过嚣张了。

4、演讲与座谈会

南大经常由专题演讲和座谈会,由学生会或各系学会主办。叶天颂《云南园边缘和园内》文中回忆说(刊南大站):

我们这些“边缘民族”,虽然身在塞外,但也心向云南园。所以通常园内举行座谈会、专家讲演、或者学生联欢,我们大多数参加,而且是骑车赴会。记得当年星洲政坛的风云人物如马绍尔律师、工运领袖林清祥等,来南大演讲或参加讨论会时,都座无虚席。

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座谈会或辩论会,由南大学生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新加坡大学(那时叫马大)的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主办,在文学院礼堂举行。由于这种由当时新加坡两所大学学生主催的活动不常举行,所以吸引了不少观众。

这是大学平日最重要的活动,有助于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所以吸引许多同学出席。

5、越野赛跑

每年开学之初,还有一场越野赛跑,所有新生都得参加,旧生可以自由报名。这项运动年年举行,成为南大同学锻炼体质的传统。叶天颂《云南园边缘和园内》文中回忆越野赛跑情况说:

除了学术和娱乐活动以外,对身心有益的活动,在“十五个”居住的同学也有参加。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体育活动,是由南大学生会主持的每年一度的长途越野赛跑。我虽然不是长跑健将,也没有夺奖的雄心,不过当时至少参加了两次,主要是为了接受这种活动对个人的体力和毅力的挑战。

越野赛跑在星期天举行,因此看热闹的不少,包括同学和校工。……

跑程记得是从云南园开始,到裕廊路十三英里,再折回头,全程大约七英里左右。住在边缘的竞赛者,还有人陪跑。这些陪跑者,骑着自行车陪我们,真够朋友。当时中文学会会长李光华同学,算得上是最起劲的陪跑者。赛程的终点是原来的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门前,所以看热闹的人都到那里去看谁得第一名,与冠军相比,笔者自知望尘莫及。既然无名列前茅之雄心,只要不是最后一茅,能跑完全程,也就心满意足了。赛跑结束后,颁奖仪式,就在图书馆前石阶台上举行。记得有一次是南大学生会第二任主席梁关飞同学主持颁奖。

体育是华文学校向来都看重的。南大一年级学生都得上体育课,各系之间,有各类球赛。

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多姿多彩,令校外人士,十分羡慕。

(三)求知与使命感

南大创办于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年轻人渴望新知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有机会进入南大是十分幸运的事。正因此,南大学生对吸收新知识,如饥似渴,希望毕业后,回馈社会。南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感,便这样形成。有使命感的南大学生,学术基础都很扎实,并有互助友爱的精神。

1、南大生的使命感

许万忠的《想起午餐肉》文中记述初到云南园时的心情说:

初入云南园,就享受到同学情的温馨和农家亲情。南洋大学,你是全体华人寄望所托,是多么符合全体华人的需求。未正式成为南洋大学儿女,我们已经感觉幸福,感受到云南园儿女与广大群众是分不开的,更想到肩负的使命感。

许万忠一生贯彻心中的使命感。连和胜在《悼许万忠同学》文中,总结他的生平功业说:

许万忠同学,南洋大学第八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前活跃于各华团,在马六甲华人大会堂,海南会馆,南洋大学校友会等担任要职,任劳任怨,服务社群;更特出的是以的犀利的笔锋,用生动的语言,举凡国家大事,华教课题,社会现象,乡情亲情……论述立场鲜明,义正辞严,针砭时事,感情丰富。……

从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到他波荡起伏的一生,走过的曲折不平道路,甜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而对国家大事,政党动态,华教风云等,有他的一贯立场和看法;对乡梓(他是海南琼海人)同乡家人,朋友同道,用情深重。……

万忠的一生,我认为,他作为马来西亚的华裔公民,读华校,读南洋大学,受儒家思想熏陶,追随华族传统道德观念,所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终其一生,他是一名马来西亚华教培养出来的道道地地华人子弟的读书人,为国家社稷尽了义务,为朋友、同道及家人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应是一生无悔无憾了。

许万忠所体现的就是南大学生对社会、对民族教育的使命感。这样的使命感在南大学生中很普遍。

2、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南大学生平日读书都十分勤奋。南大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成立。南大受歧视,南大学生也当然受歧视,整个华文教育都受尽歧视。南大学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努力求取新知识,不仅仅是为自己争气,更是为南大争气,为华文教育争气。

南大学生,勤奋求知。图书馆天天满座。许多学生一吃了晚饭就到图书馆读书,天天如此。钟来鸿《记忆中的南洋大学校园》(刊于南大站)有一段话说:

图书馆不但是校园的中心,课前课后,不少学生都到图书馆借书和读书,自然形成了学生上下课的集散中心。……

图书馆二楼左侧收藏线装书,右侧是开架式中英图书室。三楼和四楼摆满了桌椅,供给学生读书用。不少学生一吃完晚餐,就赶到图书馆霸位,准备晚上温书。对另一些学生来说,图书馆还不是最清静的场所,他们到理学院教室,讲堂或者偏僻的角落,另找更安静的地方读书。

许万忠的《图书馆霸位》也记下当年学生从早到晚都爱去图书馆的事:
图书馆霸位是南大同学难以忘怀的经历。……

有一些,则与图书馆结下不了之缘。不到图书馆,就惘然若失,食而无味。他们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与书为伍。自己的借书卡不够用,还千方百计借其他同学的卡来用。

也有很多同学到图书馆,不是借书或找参考资料,而是在阅读室里温习功课。……

图书馆虽然有几间阅读室,仍是不够应付。平常的日子,已有人满之患,期中考、大考的时候,更是不够,迟到者,往往找不到座位。那些已经养成习惯,在宿舍里一个字也记不下,非到图书馆不可的同学,就要为霸位伤脑筋了。……

为了霸位,特别早起身。大门未开,就站在门口等候,争取在第一时间进入图书馆。早餐也来不及吃,先霸位,读一轮,才到餐厅用早餐。……

晚餐过后,是最多人到图书馆温课的时间。为了霸位,原订六点开膳,五点未到,就到餐厅等候了。一上桌,狼吞虎咽,以最快速度填饱肚子之后,匆匆忙忙上路。这时,从餐厅到图书馆的路上,可以见到无数捧着课本的同学,像赶集似的涌向图书馆。每个人都希望早到,以便霸到凉爽、舒适、风扇底下的座位。

只要走进图书馆便能感受到南大学生求知的精神。南大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四年如一日,因此,本科基础知识扎实,日后到外地求学就游刃有余了。

3、双语教育

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纯出于恶意,是为关闭南大找借口。

李光耀还恶意说南大学生完全不懂英文。这是非常荒谬的攻击。南大学生的英文比不上马来亚大学学生一点都不奇怪。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英文学校。南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华文学校,教学语文不同,语文程度也就当然不同。虽然如此,南大学生在入学之前已在小学和中学读了十二年的英文,并非如李光耀所说的完全不懂。

南大各系教学,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多用中文之外,其它各系都中英并用,甚至于用英文多过中文,而且参考书几乎都是英文的。有些学生英文较好,有些较差,于是,发挥同窗之情,有英文较好的学生帮助较差的学生。许万忠的《翻译专家》文中这样写道:

南大虽然是中文大学,但是,理学院和商学院用的是英文课本。文学院的参考书,也有不少是英文本。

理商学院,用中文授课的教授和讲师不多。以笔者本身的经历,只有第一年教初级会计和经济学的王遇春教授和刘行骅教授用华语授课,其他的都是用英语讲解。……

南大人才济济,强调的是互助互爱,分工合作。英文程度好的,自告奋勇,成立学术组,将英文课本翻译成中文。

我们称这些同学为翻译专家。他们的精神可嘉,干劲足,三几个人配合,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将整本书译完。

那个时期,复印机还没有介绍过来,翻译之后,需要抄在腊纸上油印。负责同学把油印出来的讲义整理之后,装订成册,费用由大家分担。

黄吉生《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说(收在《情系南大》书中):

念经济系第一年时,多数同学感头痛的是经济学和会计学。幸好同系有几个高班同学主动帮我们补习这两门功课。从中学升到大学可说是一个大转变,我第二年的科目能全部过关,实在得力于这些学长们的热心帮助。南大校友之间的互助友爱不仅限于云南园,日后校友们分散各地,还保持这种互助友爱的传统。

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同学克服功课困难,充分体现出南大的校风与文化。黄吉生在《云南园生活回忆片断》文中也这么说(收在《从云南园到加拿大》书中):

教财政学的刘行骅教授,是系里少有的中英文俱佳的教师。学校里参考书缺乏,刘教授便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教材,请同学打字出来再油印给大家。打一张英文讲义是五角钱,打字的同学想多赚一点钱,便打快一点,结果错字连篇,刘教授看了摇头,便每天吃过中饭后自己跑到系里去打讲义,这种照顾学生的精神,实在难得。那些英文讲义,我翻破字典,也不能全看懂。刘教授说我们班上有十个同学的英文程度够美国大学的水准,因此这些英文讲义只好有劳那几个英文较好的同学翻译出来,再由钢板字写得又快又好的一个姓黄的同学抄写,然后油印出来,大家分担费用。

南大学生有极其强烈的求知精神。就凭着这样的求知精神,克服种种学习的困难,充实知识。这种精神就是校训中所说的“力求上进”精神。刘老师照顾学生的精神,则是华校的传统。

刘老师是从一家美国大学交换来的教授。“刘教授说我们班上有十个同学的英文程度够美国大学的水准”,正反映出南大学生不止懂英文,有些的英文还很出色,所以够得上美国大学的水准。南大学生之中,也并不是全都来自华文学校,也有从英文学校来的。他们的英文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南大学生就凭刻苦学习的精神,吸收新知识。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并无多大困难。黄吉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初入南大时,英文不佳,讲义都不大看得懂,全靠刻苦努力,四年后已克服英文难题。毕业后,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用英文写经济学论文已没有困难。他在南大读的是经济学系,可是到加拿大后又成为专业会计师。足见南大的经济系学生具有很扎实的会计知识,可以此为基础,考取专业会计师资格。南大学生克服困难,靠的就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

尽管南大毕业生都很优秀,但李光耀政府却不肯承认,更以承认学位为筹码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南大毕业生因此更加发奋图强。

南大学位不被承认,但并没有难倒南大毕业生。有偏见的人士认为南大没有学术水准,南大生的最佳答案是拿出货色来给他们看。南大前几届毕业的大哥大姐们大都不负众望,在各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他们本着”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南大精神,有的出国深造,有的投入教育界和工商界,有的更投入政界,在各行各业都有骄人的成就。尤其是出国深造的,更拿了不少硕士和博士学位回来,这不但为母校争光,同时也为母校解决了师资问题,后来更为新大和马大提供了师资。从比例上说,南大第一、二届毕业生出国得到高级学位的数目最多,原因之一可说是南大创办前,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很少,所以,当南大校门一开,好些毕业了几年的高中生都涌到南大去,造成前二届毕业生人才济济,成就非凡。那些出国深造的学兄学姐们因为表现好,有成绩,也为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开了一条升学的金光大道。尽管南大学位不被当地承认,但世界各国著名的大学都承认南大学位,因此,造成南大在开办后的前十年,毕业生出国的比例是新马各大学之冠,而南大生取得的高级学位,自然也高居榜首了。

南大理科毕业生在念高级学位方面的优异表现,大家有口皆碑,英美好些著名大学接受南大理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是一项殊荣。

李光耀对此,故意视而不见,恣意污蔑,恶意诽谤,以达到最终关闭南大的目的。

南大学生不仅在学术有贡献,毕业后,就业于各行各界,也很有贡献,尤其是在教育界的贡献更大,体现出南大学生的使命感。黄吉生在《情系南大》文中说:

由于在新马的南大校友人数量多,因此,对这两国的贡献和影响也最大。看看南大校友在这两国的大学任教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在大马60间独立华文中学里,有四分之一是由南大校友当校长。前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在1993年中访问大马时曾表示”只要董总、教总与南大校友会三大机构能同心合力,携手合作,大马独中前途是远大的。”大马的南大校友已成为维护和发展当地华教的三大支柱之一。

南大毕业生不仅与独中命运相系,与后来创办的三家学院,也关系密切。

4、洋专家的印象

一九五七年九月间,英国派来马来亚大学的调查团中的艾坚博士,致函南大行政委员会主席说:

这次到南洋大学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尤其是校园建筑物的美丽,教师和学生的认真勤劳及高度追求成就的精种,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评语,并非溢美之词。南大学生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希冀于学术有所贡献。这便是南大的校风。这样的校风背后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出华校学生的使命感,体现出南大学生的使命感。

南大学生本着勤奋的精神,努力求知。这是华校学生的传统,也是南大学生的传统。经历过二战灾难的学生,对于进入南大求学的机会,特别珍惜。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求学问,给自己扎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毕业后,到外国大学读高级学位课程,只要克服了英文的难关,就毫无困难了。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到西方大学深造,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能克服英文难关。相比于马来亚大学或外国大学的学生来,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光耀说南大学生的程度低,纯出于故意诽谤。他站在英国人的立场,要关闭南大,必须如此贬抑,才能找借口。

在华文学校被消灭后,在南大被关闭后,这样的价值观念,这样的校风,都跟着在新加坡完全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一个功利而冷漠的社会。

(四)苦学生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六日,黄奕欢先生向丁加奴州筹委会代表报告南大建校进展情况,会上讨论到南大平民化问题:

最后陈荣安氏提出,希望吾人所办之南大,应平民化,使贫寒子弟,均获深造之机会。黄氏答谓创办南大,原为造就人才,建设马来亚,经费之来源,全赖三百余万之同侨,全力支持。南大当竭力减轻学生之负担,不使有志学者望门兴叹,掌声雷动。

当时星马两地华人,经历二战之后,一般生活都不富裕,让贫寒子弟也能进大学读书,是星马两地华人的共同愿望。

一九五三年度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学生,在三月四日为南大筹募基金举办游艺会,大会主席黄玉清于开幕致词时说:

创办南大不但为华侨之唯一最高学府,亦为华侨总力量之表现,南大并非贵族化,纯为华侨而办,用华侨之力及金钱创办,我们要建设大众化平民化之南大,今南大距离开学日近,需要侨胞同一目标,共同努力,创校必成。

星加坡的中学生,就跟马来亚的中学生一样,盼望南大创办后,能有机会进入就读。南大平民化,学费低,则可以让贫寒人家子弟也有机会入学。这是许多年轻人的梦。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陈六使先生率领执委会代表到槟城访问,林连登先生主持欢迎会。梹州南大委员会秘书李焕文先生致词时说:

过去兄弟曾参加过三十多次义演和义卖,每次看见一般劳动界和学生们为响应陈六使先生倡办南大的号召,出钱出力,奔走呼吁,其拥护南大建立的真诚,和工作的热情,确使我无限感奋与敬佩。他们这麽热爱南大,无疑的,并不是希望他们的子弟将来进入南大攻读,而是受了陈六使先生的感召,并且认识到创办南大是为提高海外华人文化地位与教育水准的重要性,他们也应该尽一点应尽的责任而已。虽然如此,难道贫寒的华人子弟,就无机会进入南大吗?不,我记得当林语堂校长初抵星时,经已在报上宣布,将来的南大,将成为平民化的大学,对於贫寒的学生,将设法容纳,兄弟听到这个好消息,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学,才是全马华人所需要的大学。现在,我希望林校长於再举行各院长会议时,对於优待贫寒学生的办法,及早制定公布。这不但家境清寒的中学生有莫大的鼓励,且能获得华人大众广大的同情,因为我们南洋大学的经济,是需要他们继续不断的支持的。

在南大建校运动中,劳动界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并非希望自己能入学,他们只是希望贫寒子弟也能有机会入学。这是他们的梦。

南大创办人当然希望贫寒子弟能够入学,但学费多少仍然是个问题。如果建校基金丰富,学费就可以减少。大家都希望如此,但筹募基金并不容易。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陈六使先生及七位执委会委员,先后前往中正中学及华侨中学视察南大在二校所主办之高中毕业生进修班情况。陈六使先生在华中对学生说话时,说到学费问题:

南大明年春开学必不负众望,希望同学努力,考入大学深造。至于收费问题,胥视侨众出钱情形,经费足,学费少收。惟无论如何收费不致较马大高。

陈六使先生当然希望学费很低,甚至于免费,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得看筹款的多少而定。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开学前夕,第三次南大各地委员会会议讨论大学经费时,大家都明确了解南大的宗旨:

南大之创立原已不易,但南大必将更谋发展,使其永远为东南亚之最高学府,此外南大之经费亦将力求平民化俾贫苦子弟,亦得有机会入南大深造,因此务须充实基金,常保经费之无虞。

南大招收学生时,的确不分贫富,一律平等,各地都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入学。许万忠《苦学生》文中记下这些苦学生的苦学精神:

五、六十年代,到台湾念大学,懂得节俭的,每个月用费,只需马币五、六十元。每个月有一百元,已经可以在台湾过非常舒适的日子。

南大是民办大学,收费比较高。单是学费,就要六十元,加上膳宿费、书本、什费、零用钱等等,每个月平均要两百元左右,才足够应付。

南大是汇聚了各阶层的力量,历尽艰辛,才创办起来的民族大学,以五千年中华文化为背景。当年的中学生,都以能够进入云南园,成为南大生为荣。家境不很好,经济能力只允许到台湾念书的,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到台湾去,宁愿以非常有限的经济能力,刻苦耐劳,不怕挨苦,到南大念书。

早期,是以读读停停方式,读一年,然后申请保留学位一年,出外工作,存够钱,再回来读第二年。这样断断续续,花七、八年时间,才修完全部课程,参加毕业考。学校对这样的学生,额外开恩,凡有申请,例必批准。

这些家境不好的学生,本可以到台湾去升学,比较便宜,但他们还是选择到南大来。南大,是当时星马华人创办的大学,是大家梦中的最高学府,在大家心中的感情,非比寻常。

他们之中,有些人还须读读停停,花多一倍的时间才能读完大学。他们刻苦求知的精神,爱护南大的精神,不是那些迫害南大的人所能想象的。

学费与膳宿费是沉重的负担。迫不得已,只好另想办法。

这种方式,六十年代就比较少人采用了。穷则变,变则通,贫苦学生,不再申请保留学位来拖长时间,而是用非常节俭的方法,控制用费,精打细算。

他们不住宿舍,几个人在云南园附近农家,合租一间房,省了宿舍费。不在餐厅开膳,由几个人轮流煮,吃得饱就是了,不在乎菜式。通常是一罐午餐肉或其他罐头食品,滚一碗蛋汤,加几根青菜,解决一餐。

房间小,不够用,不能够同时在房里温课,只好利用图书馆,到图书馆读书。

家境贫穷,买不起课本。不过,大学的教导方式比较灵活,不像中学,非有课本不可。单靠笔记和讲义,也可以过关。有些教授,把课本当参考用,自己整理一份讲义,印发给学生,方便得很。

一些苦学生,更进一步,连住宿、吃饭钱也可以省下来。他们搭住在宿舍里,没有床,买一块纸板,白天推在床底下,晚上拉出来睡。同房的,当然都是自己人;其他同学,同情他们的处境,无人向舍监告发。

吃饭问题,打游击解决。早餐的时间长,先到先吃,尽可以大摇大摆到餐厅坐下来。人多,包膳食的人无法认出谁是吃霸王餐。

午餐和晚餐,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解决,碗筷可以到柜台拿,只要同桌的人不介意,就没问题。

苦学生很懂得自爱。搭住的,出入小心,尽可能避免干扰他人之外,也会主动清理房间、洗厕所;搭吃的,早早到餐厅,为同桌的添饭。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些苦学生在困境中,刻苦求存,完成学业。他们都是南大的好儿女,南大的骄傲。

他们之中有些写下自己当年刻苦求学的事迹。以下就以其中三位为例子,看看南大当年的苦学生,如何刻苦求学的精神。

1、雷贤秀

雷贤秀真是个孝子,少见的孝子。只有华文教育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孝子。

(1)勇往直前

雷贤秀学名雷德福,一九六〇年中文系第二届毕业生。他在《大学生活回顾与前瞻》(刊南大站)文中,回忆在南大的生活。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两句诗:

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
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从这两句诗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信念,在南大刻苦求学的精神: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2)农家子

雷贤秀是农家子,生于天定州,祖籍福建古田。他在文中说:

无须掩蔽,我是个农家的穷小子。家中只有一个年已古稀的父亲,凭着他一双干瘪的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里锄草养猪,节衣缩食,加以我自己教了一学期书,所储蓄下来的薄款,好容易才能从北马的穷乡僻壤,投入这富丽堂皇的南大怀抱里。每当夜阑人静,独自沉思时,我总为自己暗中庆幸。

农家的孩子,能进南大,在那个年代,真是值得庆幸的事。进入南大之后,仍须面对许多困难。

打从我投入了南大以后,便想找一份工作做,以补贴费用,因此我便多方面的拜托朋友代为留意,另一方面又向学校当局申请工读;可是等待又等待,盼望又盼望,朋友们没有音讯,学校方面也无消息,一切都归于乌有,第一学期就在这样盼望、等待与焦急中过去了。

第二学期开始,真是天大的幸运,学校当局给了我一份工作,每月有三十元的酬劳,勉强地总算又渡过了一学期。

第二学年吗,照理我是不会再回到这美丽的云南园来了,好在春假里我又侥幸地找到了一个代课的机会,代了三个月的课,刚好够第一期缴费。原以为校中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岂知当我回到大学时,那位置已由另一位同学取而代之了。这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工作,只好迁到校外去居住。那儿的环境真是坏透了,苍蝇多得惊人,每次吃饭时候都要双手并用,一只拿筷子吃饭,一只手在舞动着赶苍蝇,更惨的是每天自清晨到夜晚,不是房东两老夫妇在吵架,就是婆媳在斗嘴,再不然就是父子要动武,为了要节省几块钱,精神上的负担是够消受的。

首先得克服的是生活费和住宿问题。为了节省,住在校外农家,环境不好,精神负担重,影响学习是难免的。

(3)父亲病重

到了学期中,父亲病了,回去照顾父亲,家里的积蓄都用尽了。再回学校继续学业,到学期末,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着落。真是太艰苦了。

在学期中,家里偏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父亲肺部生疮,接获消息后,即向校中申请了两星期假,星夜奔回,为父亲延医打针服药,结果病是医好了,不过已费去数百元的医药费,这么一来,仅有的几只猪已卖光了,而且还负了一笔不小的债。到了学期结束,连起码的二十多元的旅费也没着落,险些不能回去,说来也好笑。

下半年我原想不回来,然而经不起父亲一再的催促,他说,既然念了上学期,如果不继续念完一年的话,则等于前功尽弃,而且在半途要想找一个位置执教也是不容易,于是在他老人家勉强张罗之下,总算筹到了一笔费用,我便怀着一颗莫名沉重的心,又来到了这可爱的云南园,但是已经迟到了一个星期。

下学期,本想放弃,但父亲坚持回校继续学业,还勉强筹措了一笔费用,才得以回校,心情沉重。雷贤秀经历了贫苦学生都会经历的困难。

(4)好老师凌叔华

在校外住了九个月后,发生了一件十分欣慰的事:

在外面住到九月,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到凌叔华教授宿舍闲谈,她知道了我境遇之后,寄予十分的同情。而且她又是刚辞了工人,故有一空房剩余,于是就叫我搬去她那儿住,这当然又省了几块钱的房租,而且环境是那么的清静,因此
在精神上也较愉快得多了。

凌叔华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知名作家,擅长短篇小说。大学原本是聘请苏雪林教授来任教的。她也是知名作家。她不能来,便推荐凌叔华教授来任教。

凌叔华教授让雷贤秀搬到她的宿舍去住,真是温暖人心,也正显示出南大师生的感情。这是南大的文化。

(5)丰泰茶庄奖学金

接下来两年,雷贤秀都得到丰泰茶庄的奖学金,帮了很大的忙,真是雪中送炭,不幸中之大幸。

他终于在困苦中挨到毕业。回顾这几年大学生涯,他说:

记得我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是个动乱苦难的时代,让时间和环境来考验我吧。”是的,这一点我毕竟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兄与友好,多年来所受的苦难与波折委实不少,但是为了实现理想,我不曾悲叹,更不曾向残酷的现实低头,我只有鼓起勇气,咬紧牙龈来承担一切。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他一步一步走完读大学的路,坚忍不拔,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引用普希金的两句诗:“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雷贤秀体现了南大创办人所希望于南大学子的精神: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6)毕业后的艰难

雷贤秀在毕业之后,仍然得面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他的堂弟雷贤淇写的一篇记念文章《好猫管九家雷贤秀好样的农家仔》中,记述雷贤秀毕业后的生活变化。由于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在新加坡很难找到工作,马来亚也不容易。雷贤秀于是回乡种田,这让父亲很难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语文不吃香,到处是英语至上。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英校,或早上读华校,下午读英校。政府部门的门更是全关上了。堂哥反其道而行,南大文凭,政府不承认,当然到处碰壁了。(当时,在新加坡极难找到工作。于是回乡务农。)

堂哥只好回家务农,这当然难不倒他。那时代,大多数的学生都一大早割了树胶才上学;放学回家,种菜、准备猪食、养猪。问题出在贤秀哥是大学毕业生,再搞这工作,人们就认为不对头了。那年代,读书人应该是“白裳白裤,不是先生,就是财库。(古田话)”(注:先生:老师;财库:管文书,理账等的文员。可见当时读书人只有做文员的分。)

特别是堂伯,他心中五味杂陈,堂堂一个大学生,回来种菜养猪,倒不如不花那无谓的钱去读书,直接在家乡种菜养猪!现在可好了,人前人后,个个指手画脚,冷言冷语,“花大钱供孩子上大学读书,毕业了只不过在家养猪!”“花大钱读大学,倒不如拿钱买芭”。这些够尤溪伯消受了。

雷贤秀本是农家子,种菜养猪本非难事,难的是父亲心里的感受,旁人的冷言冷语。

(7)再读中文系

雷贤秀于是再离开家,到星加坡大学读第二个学位。

当时,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到星加坡大学读中文系,得从第二年读起,因为星大的制度,插班的学生,必须从第二年读起才能获得学位。表面看起来,在南大读了四年,只是等于星大读了一年,实际是受制度所限的缘故。星加坡的南大毕业生一般都不愿意这么做,但有些马来亚的毕业生,为了有一个受承认的学位,就只好这么做。不过,重读一个学位,除了有一个受承认的学位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学好英文。星大中文系开翻译课,是必修科目。学好英文对日后就业当然有帮助。

雷贤秀从星大毕业后,在新加坡教书,后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当主任。于是,决定在星加坡住下来:

于是把妻小和堂伯都接去新加坡住,还贴心地找的士载堂伯去椰花酒店喝酒。堂哥打算在新加坡定居,也已订了一栋半独立的房子,在同学江禄森的家旁边,他还接到政府公函,打算颁发新加坡公民证给他。但是堂伯不习惯,老人家最需要的五大要素:老健、老伴、老本、老窝、老友,他都缺少啊!

老人家到一个新环境,很难适应。

(8)百善孝为先

雷贤秀面临抉择。留在新加坡,生活较好,但是,父亲年纪老大,难以适应新环境。好在这时,他的第二个中文系学位受马来亚政府承认,可以到国中当老师。他毅然决定放弃新加坡的生活,会家乡去:

思前想后之后,贤秀哥选择回马来西亚,与堂伯相依为命,而放弃新加坡的一切,重新开始。

一般马来亚毕业生,在星加坡找到合适的工作后,都留下来。雷贤秀本也打算如此,无奈父亲不习惯星加坡的生活环境,才毅然决定离开星加坡,回老家去,与父亲相依为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决定。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雷贤秀为了父亲而放弃星加坡的工作回老家,为的便是尽孝道。

回到老家后,他在爱大华国民型中学当老师,后来当上了校长。他也积极帮助母校南华独中的发展,当董事会总务,南大经济系第三届校友颜清文是南华独中的董事长。雷贤秀还担任教总理事。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华文化,体现出南大文化。他是南大的骄傲。

2、黄吉生

黄吉生中学毕业于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随后进入南洋大学,念的是经济系。报读经济系的并不都是富家子弟,也有穷苦人家的子弟。一般报读经济系和政治系的学生,都比较关心社会大众,为社会大众发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南大经济系和政治系受李光耀逼害的学生特别多。

黄吉生在毕业后,写了许多篇回忆南大的文章,结集《情系南大》(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06年版)。这本书记录他在云南园时的生活。另外还有一本有关南大生活的文集《从云南园到加拿大》(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5年版)。

(1)穷人念大学

他家境贫穷,从不敢奢望进入大学,却如做梦一般到了云南园。他在《情系南大》中的《穷人念大学》回忆说:

我念中学时,我万万不敢奢想念大学。然而,这万万不敢奢想的”奢想”今天竟然成为事实了。

在学校快开学的前几天,我从家里带仅够缴学费的钱,满怀信心,来到了这华教的最高学府。来了几天,我的满怀信心就开始动摇了:我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半工读的工作,而且这工作据鼓励我来念书的C兄说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不幸一来到就碰壁了,而且一连下几天都碰了壁,眼看注册日期已近,我的信心也随着日期的的迫近而减弱,虽然C君给我不少鼓励,两且答应给我帮忙到底,但他本身还是半工读的,我怎好意思依靠他呢?看来,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只有回田家一途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注册开始的第一天,c兄为我找到了派报的工作,虽然月薪只有五十元,但这正是许多穷同学所求之不得的呢!这是我的造化,还是祖宗积下的阴德?

南洋大学是星马华文中学生梦想的最高学府,能进入真是三生有幸。他在《情系南大》中的另一篇文章《一张难得的通行证》中回忆说:

我在投考时被录取了。邻居们在报上看到录取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都来道喜,那份喜悦之情,真不下于古人的”金榜题名”呢!

进入南大是当时中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一旦成真,便有如做梦一般了。

(2)同窗恩情

他在报考南大时,得到两位学长的帮助,没齿难忘。《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回忆说:

记得高中毕业时,最高的理想是到南大念书。虽然当时家境不好,但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决定先考取了再说。当时南大学额有限,在报名投考的学生中只有一半被录取。为了增加被录取的机会,我和巴株华仁中学的陈君参加了由南大学生会主办的补习班。那两个星期的云南园生活,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谢华谦和杨安福两位学长把宿舍让给我们住,他们每晚却去别处“打游击”。每天中午和傍晚上完补习课回到宿舍,他们已煮好饭菜等着我们,用”饭热菜香”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多年以后,我和华谦、安福两位学长又在加拿大见面了,安福学长还和我一起在校友会当理事,真有”万里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南大校友这种互助友爱的情谊,也可说是南大精神重要的一部分。

这样的同窗之情,是南大的文化,也是华校的文化。这种互助友爱的情谊,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是很大的帮助。

(3)派报工作

黄吉生无奈家贫,在面对种种费用,毫无着落时,难免灰心。就在他彷徨无依时,全赖好友协助,找到派报的工作。虽然收入微薄,却是极大的帮助。他在《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回忆说:

那时念南大,学费每月60元(新元,下同),寄宿的话,房租20元,伙食50元,洗衣费5元。为了节省,我只好住在校外,房租每月9元,大家合起来请一个人煮饭,每月伙食约25兀,衣服自己洗,加上其他零星开支,我把每月的费用限定在不得超过120元。住在校外的同学,多数家境不太好,很多都要到坡底去教补习赚一点钱补贴费用。每个星期抽出几晚时间下坡去教补习,也是相当辛苦的。家境清寒的新加坡同学可以向政府申请助学金,马来西亚的同学就没有这种福气。那时李氏基金对念南大的大马同学提供一项助学金,凡是家境清寒、平均成绩超过70分的就可申请,助学金额是二年级100元,三年级200元,四年级300元。数目虽然不大,但对我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助学金虽然很少,对家境清寒的学生,无异于雪中送炭。穷苦学生首先得解决的是住宿问题。他《穷人念大学》文中回忆说:

缴了学费以后,我已是不名分文,自然不敢想在校寄宿和开膳了。结果也是亏了C兄,在校外为我找了房间。我住的屋子,真是”鸽子笼”,十六路辞板隔了十二个房间,六间六间相对着,住上二十多个同学。这情景,当然比不上寄宿这般得意。水是井水,冲了凉头发干了之后,可以在头上梳出”黄粉”来。电火微弱到看不上几页书就眼睛发倦,似乎怕人家太用功,叫人早点休息似的!伙食是大家联合起来雇一个工人煮,一个月二十多元的伙食,吃的自然不会是餐餐鱼肉。在高度节省原则下,衣服也只好自己洗,粗布长裤没办法浆和烫,只好硬硬穿上一个多星期,才”甘愿”给人洗,但这并非犯了”虐待狂”。在我的预算案里,我赚的五十元,是要无所不包的,好在我念的是经济系,虽然只上了几星期的课,但基本的”经济概念”是懂得了一点,我只好用我懂得的”经济学”原理来用这笔钱了,所以开学至今,我不敢大意地走进过一次餐厅,而且连一次坡也不敢下。

生活艰苦,只能节省又节省,还是拮据不堪。派报的工作给他带来希望,工作并不容易。他《穷人念大学》文中回忆说:

早上五点多我就”自动”爬起床,在黑暗中借点微光摸索着洗脸换衣(因外面私人电厂晚上十二点就闭电),然后踏上那辆”老爷”脚车到校去派报。对于我这穷苦出身的人来说,我始终不敢说派报是件辛苦的工作,而只觉得头脑有点辛苦而已。……

到七点多派报完毕,已是满头露水和大汗了。回去宿舍冲了凉,同房同学大多已用了早点,往往剩下自己在啃面包皮了。

他在《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也说:

那时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然后骑上那辆老爷脚踏车赶去校园送报纸。我最怕的是七点钟的早课和下午课,前者是赶不及,后者是因为睡眠不足,在大热天上下午课最容易打瞌睡。打瞌睡的高雅代名词是”钓鱼”I在南大四年,我是个出了名的”钓鱼翁”。

南大地处偏远乡间,夜里用电,靠私人电厂供应,半夜十二点时停止供电。早上派报,起早摸黑。派完报纸后才能赶去上课。如果有早课,难免迟到,而且,因为睡眠不足,常打瞌睡。

念了一个月的大学,苦昧算是尝到了一些,但尝过比这昧道更苦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不少和我”同病相怜”的同学。更有不少同学是所有费用都是靠自己想办法的呢。不少同学在坡底兼几处的家庭教师(只做一处恐怕只够车费!),每天赶上赶下,精神负担自不待言,结果功课”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取之力”了。然而,穷人要来念大学也确乎只此一途了。有人说,大学生是幸福的、无忧虑的;但我要补充一句,大学生也有辛苦的、忧虑的另一面。

校内订报纸的人年年都有,所以年年都要有人派报。依靠派报交学费的学生,黄吉生之前和之后,从未断绝。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真是不容易,能完成学业就谢天谢地了。

黄吉生刻苦努力,完成学业。他读的是经济系,要是家里从商,他可以轻易发挥所长。可是他家境贫寒,而学位又不被承认,难于找到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大学都承认南大的学位,他再刻苦到渥太华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并成为安大略省注册会计师。尽管他对星马感情深重,他还是留在加拿大,一个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地方。

3、朱华联

朱华联,学名朱保连,笔名朱颜,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毕业。一九六四年进入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离开南大后,他把在南大的生活写成几本书:《云南园的歌声》、《南大心声》、《岁月留痕》、《南大回忆》、《南园长风》等。他在南大的生活并不那么快乐。他的回忆是痛苦的居多,家境贫穷是主要的原因,后来更遭受职业学生的陷害,而归根结底则是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逼害。

(1)高二考进南大

一九六二年,朱华联以高二学生参加南大入学试,考进现代语言系。父亲并不赞成他上南大,一来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一来因为当时星加坡政府逮捕南大学生,令父亲感到担忧。他决定自食其力,就读南大。他在《有笑有泪的云南园生活》(刊于南大站)文中回忆说:

1962年,我考获了政府的高二离校文凭,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无意念完高三。为了要省一年学费,我自作聪明,投考南大现语系。成绩放榜,我考上了,欢喜若狂,准备进南大;可是我父亲极力反对。他知悉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事件;他预测暴风雨会到来,命令我去念英文黄昏班。我坚持进南大。我下决心要自力更生,不要父亲资助。

1963年,开学的日子到了,手上无钱,怎办?母亲和大哥把筹备的几百元交给我,我提着一个皮箱,告别了父母,从居銮乘火车到星加坡。

就这样,他到了南大。在办理入学手续时,遭遇阻碍。他当时只读了高二,而南大的入学规定是必须高三毕业。他交不出高三毕业证书:

入学要验证高三文凭,怎办?我拨长途电话向母校校长求情,发给我高三文凭。校长回答:“抵触独中条规;没修完高三,考获离校文凭也不能发!”。回头无路,怎么办?我向母校级任老师的丈夫鲁先生求助;鲁助教劝我读先修班。欲速而不达,赔了夫人又拆兵,奈何?我天真无邪,心头总想着半工半读。当时我多么羡慕那些在合作社任职的同学。僧多粥少,要在南大觅得一职或申请助学金,难如登天。

家贫缺钱,又遇注册困难,得读先修班,多花钱,真是陋屋偏逢连夜雨。

(2)同学援助

带来的几百元,交了先修班学费,便所剩无几了。

几百元在身上,缴了学费,存下无几。幸得同乡胡同学援助,给我住在他的房间;一间宿室住进五个人。早餐和午餐,我一片面包充饥。小餐厅订了一份晚餐和余同学共食。

我吃不饱,我身体慢慢消瘦憔悴。……

有一次,一个同学下坡,晚餐位空着。我去填空。我低着头吃完饭,匆匆离去。我是不速之客,觉得羞怯。以后有空位,同学邀我去,我都婉绝了。

因为没钱,只能以一片面包充饥,身体消瘦,日子很不好过。原本希望读完先修班可以申请助学金,却完全没有希望。穷苦人家的子弟读大学,没钱是最大的困难。

读先修班的那年,我埋头苦读,希望拿到优越成绩,可以申请助学金。班上的同学常说,我会考到第一名。辛苦了一年,没看见成绩单;只被通知可以读一年级。我申请助学金的梦,又被粉碎了。

为了筹足学费,他在假期当劳工。收入虽微薄,却是很大的帮助。

(3)建筑工人

年底长假,他到建筑工地当建筑工人。存钱交明年读一年级的学费。

1963年尾,南大放长假。我和海山街一个姓吴的星加坡同学到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当抝铁杂工,工资五元。为了节省,我住在吴同学父亲的面房里。这陈旧简陋的组屋,座落在海山街的交界处;车声人声,终夜不停。清晨,我从海山街走路去工场,沿途经过牛车水;我坐在路旁的小木凳上,吃一角钱盐稀粥或炒米粉。

终于筹足学费,回云南园入学。这时,他放弃原先考上的现语系,改入中文系,但是交了学费之后,已不名一文。

(4)好老师黄六平

正在他陷于困苦时,幸而遇到贵人。中文系的黄六平老师,帮他在图书馆找到一份工读生工作。他立刻回家向妈妈报喜。

1964年,东筹西借,交了第一学期学费,手上已没有分文。漫长的365天的日子,怎么挨过?第一天上课,我父亲就要我停学,并托人为我找工作。第一次作文课,黄六平教授要我们当场写一篇文章,题材自选。我下笔如行云流水;我叙述进南大的愿望和困境。交上作文,黄教授看了被感动,愿意为我寻找工读生职位。一周后,图书馆主任要我去面试;我被选用了。辅助金每月六十元。当晚我乘火车赶回家乡报告喜讯,卧病的母亲听了也欢笑。

这是他离开居銮到南大来,最惬意的一段日子。

(5)王赓武报告书的祸害

不幸,《王赓武报告书》引起学潮,他因为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而受牵连。

好景不长在,不久暴风雨来临;南大当局开除了两百多个同学和教职员。那时我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负责年刊校对。据说凡参加学生会和学会的同学都可能收到开除信。这次我很幸运,没收到开除信件。不过那个学生,他常常拿着一个草包的学生来找我,要我签‘悔过书’。我不想签;没做坏事为何须悔过?当理事是犯法的吗?这个草包学生硬要我签。只要平安没灾难就好了,我连悔过书的内容都没看清楚,我糊里糊涂地签了。

签了悔过书之后,他的命运就交给了一个职业学生,最终导致坐牢离校。

这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读大学,在逆境中前行的悲剧。造成这样的悲剧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详情在第八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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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