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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運動 第五章 董狐

02/02/19

第五章 第三阶段同化运动:巩固 (1979-1989)

一 讲华语运动

1979年,在成功消灭华文教育后,李光耀提倡一个新的运动:讲华语运动。

这个运动展开的时候,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彻底被摧毁,同化运动已近于尾声,只差一步,把南大关闭了,同化运动就完成了。

第二年,1980年,南大正式合并到新加坡大学,校园空置。五十年代末以来的同化运动,这个时候大功告成了。

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语言文化的堡垒,而设立在新加坡。这自然成为李光耀这类英文沙文主义峇峇政客的眼中钉,非拔除不可。这最后的堡垒除掉了,整个同化运动也就完成了。

南大被关闭,在华人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悲哀与愤懑同在心中,无处宣泄,影响深远。就在这个时候,讲华语运动登场了。提倡讲华语运动多少可以挽回人心,多得选票,但绝不是为了华文教育。

这讲华语运动提出后,评论的人很多,多是歌功颂德,全不知就里。照字面上看,“讲华语运动”的正面意义是提倡“华语”,而实际在于负面的意义,即消灭华人的“方言”。

当初既然要消灭华文教育,后来又为何提倡华语呢?这看来似乎前后矛盾,其实不然。讲华语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其动机和目的都在于政治。政治人物拟定任何政策,都与其心理有关。

1979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说:

Children at home speak dialect; in school they learn English and mandarin. … The majority have ended up speaking English and dialect. …

And if we continue to use dialects, then English will tend to become th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Chinese of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educated students have gone through 12 years of Chinese school education since the war. They still do not speak Mandarin fluently because they have reverted to dialect in their daily lives.
孩子在家里说方言,在学校里学英语和华语。…… 最后,大多数都只说英语和方言。……

如果我们继续说方言,最后,英语将成为说不同方言的人,彼此之间的共同语。

战后两代受华文教育的人,因为平日在家里说方言,上了十二年学,说起华语来,还是不流利。

他提倡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是以华语来代替方言,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他的根据却不符事实。

第一段话,习惯说英语和方言的人,只是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人如此,也并不全都如此。他们说方言是因为方言是母语。至于受华文教育的人,日用语言并不是英语,在家里说方言也只是习惯,因为方言是母语,并不是不会说华语。

第二段话也完全错误。讲华语运动推行三十年后,年轻一代的共同语正是英语,不是华语。这也跟方言无关,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说方言。

第三段话说的是受华文教育的人,与事实完全不符。一个人上了十二年华文学校,已是高中毕业生,怎么可能还不会说华语?他们在家里说方言只是习惯,因为方言是母语。会说方言的人学华语易如反掌,怎么可能学了十二年都不流利?顶多是发音不纯正,带方言口音而已。要是真的有个人上了十二年华文学校,华语仍然不流利,那并不是因为方言,而是因为语言障碍。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比如李光耀自己,学了五十多年华语,而说起华语来仍然不流利。这也并不是因为他在家里说方言。恰恰相反,要是他在家里说方言,就不至于学了五十多年华语还学不好了。

华语和方言之间是共生共存的,不是互相对立的。他认为华语和方言之间只能选其一,不能并存。这样的说法,只是因为他自己不会说方言。他曾经学过闽南话,但完全学不好。这样的妄说,毫无语言学依据。

为什么他只提倡“讲华语”,而不提倡“写华文”呢?这也正是峇峇人的语言习惯。峇峇人平日只是“讲方言”,并不会“写华文”,所以不提倡“写华文”。峇峇人一般都会说马来话,但有一些峇峇人的母语仍然是方言。他的“讲华语运动”的出发点,显然是针对峇峇人的家庭语言,只是要他们改变“讲方言”的习惯,把母语从方言改为华语。至于“写”的,仍然是英文。

为什么要针对峇峇人提倡这样一个运动呢?这得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不说方言,方言不是他的家庭语言,他的家庭语言是英语,而他当时已经学了二十多年的华语,所以他想以华语来代替他听不懂的各种方言。

一方面是,在他看来,华人被同化之后,便都与峇峇人一样了,所以需要这样一个运动来消灭剩余的母语方言。虽然他的目标表面是全体华人,而实际只是与被同化的华人家庭有关。就长远来看,影响很大。年轻一代完全不懂方言之后,英语便自然成为家庭语言,彻底同化了。

这个运动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毫不相干。受华文教育的人全都会说华语,根本不需要讲华语运动。

这个运动也跟学校的双语教育无涉,因为学校里的华文课,既要学“读”,也要学“写”,学生自然都会讲华语。

李光耀在消灭了华文教育后,提倡讲华语运动,或许还有身份认同的原因。

1984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说的一段话,透露出他的心声:

Only a Chinese Singaporean who cannot speak or read it, and who has been exposed to discomfiture or ridicule when abroad, will know how inadequate and how deprived he can feel.
一个不会说华语,也不懂华文的新加坡华人,只有到了外国,被人嘲弄耻笑时,才能体会心中困窘,悔不当初。

这是不是他当年在英国的遭遇呢?林文庆在英国读书时,就被嘲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后来也曾提倡国语。这或许也是李光耀提倡讲华语运动的动机。

在华文教育被消灭之前,受华文教育的人并不需要讲华语运动来帮助认同身份。

李光耀在1984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又说:

One abiding reason why we have to persist in bilingualism is that English will not be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tongue. To have no emotionally acceptable language as our mother tongue is to be motionally crippled. We shall doubt ourselves. We shall be less self-confident. Mandarin is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tongue. It also unites the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It reminds us that we are part of an ancient civilisation with an unbroken history of over 5,000 years.

我们坚持推行双语教育,因为心理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用我们心理无法接受的语言为母语,就像瘸子走路一样。我们会怀疑自己的身份,缺乏自信。我们心理可以接受华语为母语。它能让说不同方言的人凝聚在一起。它也让我们记住,我
们属于一个延绵五千年的古老文明。

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很看不起中国人,因为自己懂英文,可以和英国人打交道,依傍洋人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可是,无论他们英语说得多好,都不是英国人。只有到了身份认同的时候,才不得不认祖归宗,戴上五千年的光环。

他的这番话,也可能是完全虚假的。在南大被关闭,华文教育彻底消失之后,说这番话来舒缓受华文教育的人心中的愤懑。他所说的“心理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的话,更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谎言。他的语言政策的真正意图是要全体华人“接受英语为母语”。他的孩子孙子全都以英语为母语。

讲华语运动推行了二十五年后,即2004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说:

We need to keep our mother tongue alive for our sense of self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where we come from, the sense of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ts traditions and its values. These belong to all Chinese, those in China and also those Chinese who have migrated and left their descendants overseas, as in Singapore.

我们的母语必须是活生生的语言,我们才能认同自己,明白自己的根,认同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这种种既属于在中国的中国人,也属于移居海外各地的中国人的子孙,新加坡亦然。

在消灭了华文教育之后,英化了的峇峇人马上面对身份认同的尴尬。

一个以方言为母语的人,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份,老一辈的华人都如此;一个受了十二年华文教育的人,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份,他们有母语,也有母文。只有那些“不会说华语,也不懂华文”的人,才有身份认同的尴尬。

林文庆在英国求学时,因为不懂国语,中国学生不把他当中国人,令他尴尬。他回来新加坡后,刻苦学国语。1896年婚后,还在自己家中开办国语班,鼓励华侨学国语。1906年,他还到雅加达中华会馆推广国语。

林文庆爱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是出于真心,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不仅“讲华语”,他也“写华文”,所以才有能力翻译《离骚》。李光耀并没有这样的情操。

讲华语运动既是政治运动,就谈不上什么真心不真心,所以推行了二三十年后,完全失败。或许不是失败,而是十分成功。年轻一代人中,方言几乎已完全消失了。单就这一点说,是十分成功的。

2004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说: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now is to encourage parents and students not to switch to speaking English to the children at home. …

The trend is for English to be the home language. In 1980, it was 10.2% of Chinese families. By 1990, it has risen to 20.6%, and by 2000, 23.8%.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Primary 1 Chinese students from English-speaking homes has risen to 49.8%,

讲华语运动现在得鼓励家长在家里不要跟孩子说英语。……现在的趋势是:英语渐渐成为家庭语言。1980年,占华人家庭10.2%,1990年占20.6%, 2000年占23.8%。今年入学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里说英语的占49.8%。

英语成为被同化的华人家庭语言,是同化政策的结果,是同化运动的目标,是同化运动的成功。

他的同化运动是靠政策来推行的,所以有效。他以“鼓励”来推行讲华语运动,只是惺惺作态,毫无诚意,也毫无成效。到了2009年,小一新生来自说英语的华人家庭的已接近60%。这个运动原本要鼓励峇峇人和被同化的华人家庭多说华语,而结果适得其反,彻底失败。华语在新加坡不是蓬勃发展,而是不断萎缩。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李光耀一边以讲华语运动来收买人心,欺骗华人,以为他是在推动华语成为华人的家庭语言,一边以教育政策在学校推动英语,由学校里的教学语言,进一步成为家庭语言。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狡猾伎俩。

讲华语运动是失败了,这是李光耀预计之中的事。这运动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华文教育已被消灭,同化运动已大功告成,江山在牢牢掌控之中。

李光耀经常标榜自己的双语政策,好像双语政策是他发明的一样,又不断吹嘘自己的双语政策如何如何成功。他在2011年还出版一本专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来为自己的双语政策辩护。

一项政策需要出版专书来辩护,那只能证明一点:这项政策是失败的。成功的政策不需要自己辩护,老百姓自然会赞赏。李光耀的双语政策,老百姓不仅不赞赏,而且天天咒骂。

把失败的政策吹嘘为成功,让天下人以为这样的政策是成功的典范,这是权力腐败的象征。这跟赵高指鹿为马,四人帮颠倒是非黑白的做法,一模一样。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项政策不是依据语言知识,而是依据主观的想象来制定的,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违反自然。逆天行事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其违反自然,表现在这两方面:

第一,违反母语传承之自然。

凡是母语都是自然形成的。孩子出世后,跟妈妈学的口语便是母语。妈妈的口语是由妈妈的妈妈教的。母语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的语言。母语是由娘家定的,不是由官家定的。

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主要是中国南方的各种方言。李光耀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想在一夜之间改变所有华人的母语,禁用自然的母语,改用李光耀规定的母语。这种疯狂的运动就跟四人帮的文化革命一样,完全没有理性,也没有人性,失败是不能避免的。

第二,违反母语教育之自然。

由李光耀规定的母语不是由妈妈教的,因为妈妈未必会说,更别说会教。妈妈的母语和孩子的母语一夜之间变得不一样了。这样一来,李光耀规定的母语就只能由学校老师来教了。

这完全违反了母语教育之自然。

母语本来是小孩子日用的语言,是一生运用得最好的语言。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是学习知识的语言。可是,李光耀却把母语定为学校的第二语言,外来的英语定为第一语言。两种语言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违反了母语教育之自然。

这样的政策,使到1979年以后出世的小孩子,都未必会说母语,即使会说,也不流利。这是畸形的社会语言现象。

全世界的孩子,除了哑巴和有语言障碍的之外,无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只有新加坡的孩子例外。在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压制下,不是哑巴,也没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却无法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

就以李光耀自己来说,他学习自己规定的母语五十多年,仍然无法用母语来表达。一个命短于五十年的人,要是像他这样学母语,那就是一辈子都学不会母语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他的政策的失败。他的政策,祸害了千千万万的新加坡孩子。可是,他至死都要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从不知忏悔。

讲华语运动就推广华语来说,是失败的,但就消灭方言来说,
却是成功的。

然而,为什么李光耀非得消灭方言不可呢?其中有极其狡猾的政治原因。这只能从社会政治方面来分析(见《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人方言?》,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那么,李光耀为何要把华人方言置之死地?

首先,李光耀知道单单消灭华校和关闭南洋大学是不足够的,因为华人教育机构只是华人社会的上层结构。而从1963年的冷藏行动,李光耀了解到反对党虽然群龙无首,但是,其基层组织对执政党政权的挑战和威胁依然是不容小觑。有了这一个教训,李光耀也就意识到瓦解华人社会基础性组织架构的必要性。

换言之,要彻底铲除整体华人社会团体的总政治动员能力,是有必要连华人的基层组织也一并摧毁。多讲华语少讲方言,就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的伎俩,让方言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死去。

消灭了华人方言,就可以进一步把依附方言生存的华人草根组织,比如,地方性宗乡会馆,方言行业公会,方言同业工会,姓氏组织,等等联系基层华人人脉的社会网络架构,连根拔起。

其次,由于新加坡华人主要是早年中国南方移民的后裔,所以新加坡华人的乡土意识,主是透过方言和地方习俗而得到延伸,造成了新加坡华人对中国地方人文在民族意识上的藕断丝连。对李光耀而言,这一种残存的中华民族意识,依旧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所以说,提倡讲华语可以先行弱化遗留的地方乡土亲情,之后,消灭了方言就可以把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南方地区的乡土情怀彻底终结。

另外,从华人群策群力创办南洋大学的历史,李光耀认识到东南亚华人的凝聚力量,非比寻常。所以一个讲华语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必然会和讲方言的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团组织,在民族文化的认同上势必会渐行渐远,进一步把新加坡华人孤立起来。

一个失去华人方言能力的华人,是一个被孤立的华人,和香港人无法以广东话交流,和台湾人无法以闽南话沟通,和自己祖籍的乡亲亦无法用乡音交谈。华语只是工作语文程度的新加坡华人,更是无法和其他华人进行民族文化上的高层次交往。

显而易见,李光耀去华人方言的真正政治目的,是要塑造一个文化上被孤立的新加坡华人。华人沦为文化上的孤魂野鬼,满足了李光耀惩罚华人社会的报复心理。

这就是讲华语运动的真正意图,是反文化、反人类的罪行。

方言消失后,新加坡华人连母语都没有了。整个华文教育连根拔起,对学校中的华文教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下参看《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方言消失,对于老一辈人的母语和华文能力,都没有任何影响,但在这个运动以后出世的孩子,就影响极大。他们完全不懂方言。平日在家里不说方言,只说英语的孩子,学习华文时,少了方言的辅助,就特别困难。

小孩子在上学之前,先在家里学说话。无论家里说的是哪一种方言,对上学后学语文都大有帮助。

小学是学语言最重要的阶段。如果小孩子在这个阶段无法掌握华文,上中学以后,就十分困难了。在小学阶段无法学好华文的孩子,往往产生憎恨华文的心理。这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加坡是很普遍的事。李光耀不仅没有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还穿上皇帝的新衣,自夸双语政策十分成功。于是,积重难返,中小学学生的华文程度一年不如一年。

到这个时候,英语成为华人孩子的实际母语,而华语反而成为外语了。

在六七十年前,中国各地学校的授课语言几乎都是方言,普通话并不普遍。就是今天,一些农村和小镇的学校,有的老师仍然用方言授课。方言对学习华文,有益无害。

每一个“字”都包含三个因素: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因素中,“字音”和“字义”来自语言(方言)。因此,用华语还是用方言来学习认字,没有分别。

一个会说方言的孩子,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学“字形”就马上可以用字了。识字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一个不懂方言,也不懂华语的孩子,需要多花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三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字形”、“字音”、“字义”,三者都得学,这就要难多了。要是教材又不能帮助孩子克服学习的困难,自然会使他們完全失去学习华文的兴趣。

讲华语运动成功消灭了方言,也成功促使华文教育失败。不懂方言是新加坡的孩子学不好华文的一个关键。讲华语运动的影响,没有正面,只有负面。

目前,新加坡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比八十年代以前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要多的多。校内老师,除了正常上课之外,还得帮助学生补习,可是,往往事倍功半,关键就在于学生不懂方言。

有的学生还到校外补习中心上课。有的孩子一个人有三位华文补习老师:一位定时来家里教,另外还到两家补习中心上课。这在八十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懂方言的孩子学华文,事半功倍。

华语既不是孩子的母语,而社会又灌输给孩子“英文有用,华文无用”的观念,只要会“讲华语”就好。这结果是,孩子轻视华语华文,学不好,也不想多学,甚至于憎恨华文。华文教学自然难免失败。

李光耀不仅千方百计消灭华文教育,也处心积虑消灭华人的母语。这是反文化、反人类的罪行。希特勒之后,没有哪一个恶魔比他更残酷。

二 儒家思想运动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使到英语由学校的教学语言,进而成为家庭语言,并顺理成章成为华人的实际母语,达到语言同化的目标。

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又进一步消灭了华人的方言,英语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华人社会按既定计划,改头换面。

第二年,1980年,李光耀强行关闭了南洋大学。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提倡儒家思想;1982年正式在学校里推行。

照字面上看,“儒家思想运动”的正面意义是提倡“儒家思想”,而实际的意义不在在于儒家,而在于政治。

儒家思想运动也是政治运动,当然也有政治意图。李光耀的政治意图是为掌控年轻人的思想,以便牢握政权,以至于千秋万代。这是汉武帝独尊儒家以保江山的现代翻版。

李光耀一生之中所做的最为荒谬的一件事要算是提倡儒家思想了。

他在掌权之后所做的事,没有一件合乎儒家思想,不仅不合,而且完全违背了儒家的思想。孔子主张仁政,他却实行暴政,以白色恐怖来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然而他又为什么要提倡呢?

他并不懂儒家思想,他只是想利用儒家所提倡的“孝”和“忠”,让年轻人在家行孝,对国尽忠;先孝顺父母,然后忠君。这样就可以确保他手中的政权可以长传千秋万代。这就是他提倡儒家思想的真正意图。

他大概读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书,对袁世凯(1859 – 1916)的事迹有所了解。袁世凯在掌握大权之后,就想当皇帝。

1912年,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提倡尊孔,在学校推行拜孔子。蔡元培等提倡新文化的人反对而作罢。

随后,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这个时候,他正在打算称帝。

1913年,康有为也提倡尊孔。不过,康有为效忠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但尊孔的基本观念和袁世凯相同。康有为是当时孔教运动的领袖。

1914年,袁世凯大力提倡尊孔,并颁布《祭孔令》,正式祭拜孔子。康有为也大力支持祭孔。袁世凯还打算定孔教为国教。孔教的忠君观念很配合他当皇帝的愿望。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将登基称帝。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三月底,称帝失败。六月初,袁世凯去世。至此,孔教运动也跟着沉寂了。

1914年,就在康有为和袁世凯大力推动孔教的时候,远在新加坡的林文庆也在这一年创立实得力孔教会(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1949年改名南洋孔教会)。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后,他还在校内提倡孔教。

宗教是构成一个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林文庆提倡孔教,动机在于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是儒者,不是法家。他本是个成功的商人,不是政客。他和李光耀不一样,不是在利用孔子。

林文庆在峇峇人中,德高望重。实得力孔教会创立后九年,1923年,李光耀出世。李光耀的少年时代,正是林文庆提倡孔教的时候。林文庆的影子,当即在这个时候留在他心中。

李光耀提倡儒家思想,跟袁世凯支持孔教一脉相通。只是李光耀不好称帝。

李光耀在1980年开始提倡儒家思想,为当总统而准备,情况跟袁世凯一样。

运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宣称以儒家思想来对抗西方价值观。当时,还有在美国大学讲儒家的人,不远千里来新加坡敲锣打鼓,煞有介事,场面热闹而滑稽。这又显示出士人阶层中,有的人往往乐于做官僚政客的马前卒。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祭拜孔子,法家则利用孔子。

法家原本来自儒家。儒家的荀子不同于孔子和孟子,单单强调“礼”的社会功能。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便都由“礼”转而讲“法”,建立了法家,独立于儒家之外。荀子离开了儒家的正统,所以进不了孔庙。

李光耀是法家,而且是“洋法家”,提倡儒家思想是很滑稽的事。他的动机完全在于利用孔子。他在提倡儒家思想时,完全不提自己的真正意图。他提出的表面理由是他自己的“儒家价值观”。

李光耀在1984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说:

Parents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successful. They also want their children to retai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in filial piety, loyalty, benevolence, and love. Through Mandarin their children can emotionally identify themselves as part of an ancient civilisation whose continuity was because it was founded on a tried and tested value system. …

Let me add that although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hey are not identical. … Let me give an example which shows how Chinese culture was borrowed without the Chinese China’s Confucianist culture, whilst using their own languages. So, we shall teach Confucianism through English, using only key words and phrases in the original Chinese. This can be done.

家长要孩子成功,也要孩子保有华人传统的价值观:孝、忠、仁、爱。学习华语可以让孩子心理认同自己属于一个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有一套经得起考验的价值观。……

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不一样。举个例子,中国文化曾输出到别的地方,用当地的语言传播,而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英语来教导儒家思想,只要用中文原来的关键词语就好。这是可以做到的。

李光耀以“孝、忠、仁、爱”为他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可是他对儒家思想实在并不了解。他不像林文庆那样刻苦钻研。他所学的并非儒家思想整体,而只是一些“关键词语”。自己都还没学懂就提倡,要别人跟着他做,这种独断独行的态度,也正来自峇峇人中的极端分子傲慢自大的心态。

他所说的“孝、忠、仁、爱”是从哪儿来的呢?

管仲讲的四维是:礼、义、廉、耻。
朱熹讲的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孙中山讲的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李光耀所说的“孝、忠、仁、爱”是孙中山的八德的前面四个,只是次序换了。他是从哪里学来孙中山八德的一半的呢?应该是他第一次访问台北的时候,陪游的人给他介绍台北的忠孝路和仁爱路时学来的。他以为这“忠孝仁爱”就是孔子说的了。陪游的人应该也给他介绍过信义路与和平路,只是他不在意“信义和平”。他一生不讲“信义”,也不讲“和平”。四维八德之中,知“耻”甚为重要,李光耀也不讲“耻”。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耻”。

朱熹是宋代的儒家人物。他所说的八德当然符合儒家思想。可是,为什么他的八德中没有“仁”呢?广义的仁,是诸德的总汇,八德都包含在仁里头,所以他不把“仁”列为八德之一。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并不代表儒家。他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也接受西方的思想,还曾经加入过基督教。他的八德并不是单纯的儒家思想。基督教讲博爱,所以他特别提出“爱”来,与其它七德并列。这是他自己的八德,不是儒家的八德。

狭义的仁便是爱。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者爱人”。爱显然不外于仁。

李光耀截取孙中山的八德中的前面四个,还换了次序,变做“孝、忠、仁、爱”,既不是四维,也不是八德。他把“仁”和“孝”、“忠”、“爱”并列,显然不符合儒家思想。

为什么不讲“信义和平”?历史上的酷吏是从来都不讲“信义和平”的。

为什么不讲“礼义廉耻”?历史上的酷吏是从来都不讲“礼义廉耻”的。

他后来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说(121页):
我开始缅怀传统华校向学生灌输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种修身美德和治国之纲的教育。华校课程里的儒家思想哲学,包含在华文、中华文学和中国历史课本里。

他又把孙中山的八德和朱熹的八德混在一起了。他实在并不懂儒家思想,只是学了几个名词。

他从英文资料中了解儒家,连一知半解也说不上,又任意取舍,支离破碎。这样子来提倡儒家思想实在是很滑稽的事。单单就英文资料来讲儒家思想,看似可行,而实不可行,因为隔了一层,而他所看英文的资料又未必可靠。

他并不赞成儒家思想,只是想利用孔子,所以从不下决心学习,以为“只要用中文原来的关键词语就好”,用几个关键词来欺骗天下人,就可以达到政治目的,以天下人为愚痴,荒谬之至。

新加坡原本的华校所传授的儒家思想,跟李光耀提倡的儒家思想没有丝毫关系。

在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政治和社会,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也都与儒家没有丝毫关系。李光耀这几十年来的统治哲学是“严刑峻法”,全是法家政治,与儒家的“仁政爱民”主张风马牛不相及。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恐怖统治,使到人
人惊恐,整个社会变得冷漠无情,一点都不平和。

李光耀所说的“爱”,和孙中山所说的“爱”也大不一样。孙中山“爱民”,李光耀绝不“爱民”,他只“赏”支持他的人,不支持他的人就“罚”。要是反对党在一个选区中胜出,那么,选区内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受到惩罚。“赏”与“罚”是法家所主张的国君手中的两种权柄,以“赏”与“罚”来统治天下。儒家以德服人的主张,在李光耀的字典中找不到。

儒家主张“仁政”和“王道”,而李光耀所推行的是“暴政”和“霸道”,完全两回事。

那么,儒家思想有些什么可以让李光耀利用的呢?那就是:“孝”和“忠”。孝是忠的基础。先孝顺父母,然后忠君。这样就可以确保手中江山,传承千秋万代了。李光耀提倡儒家思想的意图就在这里。

李光耀一直强调亚洲价值观。然而他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他自己也没法说清楚。他之所以特别强调亚洲价值观只是用来化解西方人批评他独裁,在他统治下,新加坡人没有民主自由。

2004年4月21日,李光耀在北京“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阐明他所说的亚洲价值观:

……我们必须保护保留的是核心的价值观,……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五伦关系,五伦关系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和义务。

他心目中的亚洲价值观就是儒家的五伦。是不是他自己躬行践履五伦呢?当然不是。他只是想用五伦来加强统治,他绝不是在弘扬儒家思想。孟子说: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中庸说: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这就是儒家的五伦关系。李光耀所重视的“孝”和“忠”就是排在五伦之首的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李光耀无意于建立这样的社会。他所定的各种规则,都不要求自己遵守,只要求百姓遵守。例如“清廉”,是他用来惩罚不顺从的人的规则,他自己从不遵守,也不在意百姓的想法。

五伦中的“朋友”,李光耀心中完全不存在,正如郭鹤年所回忆的:“他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的人。”孟子所说的“朋友有信”,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他一生都不讲诚信。

五伦中的“兄弟”,李光耀也不在乎。他有三个弟弟,关系一般,并无儒家所说的“兄友弟恭”。不过,他的兄弟多少靠他的裙带关系得益(见赵一波《李光耀家庭小史》,刊于南大站)。

五伦中的“夫妇”,李光耀最重视。他和妻子的关系,比父子兄弟都好,但却好过头了。他的妻子并非政府官员,却参与决定国家大事。这不仅不合儒家五伦的“夫妇有别”,也不符合西方妻子不干政的惯例。

五伦中的“父子”,李光耀也不重视。在他的家庭并不和谐(见赵一波《李光耀家庭小史》,刊于南大站)。他和父母的关系不佳,他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也不特别好。他的父子一伦是失败的。

五伦之中,李光耀最在意的是君臣关系。正如郭鹤年所说:他的“性格果斷甚至無情”。他对待臣子时,完全如此。他要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他。

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就是李光耀所要求的君臣关系。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一方面先把职务交给一个过度总理,等待儿子接班;一方面为自己当总统铺路。

1991年,李光耀修改宪法,把原本是虚位的总统,改为有实权的总统。虽然这新的总统职权不如别的国家如美国的总统职权那么大,但还是可以制衡内阁,并非原来的虚位总统。

他修宪赋予总统较大的职权时,无论国内国外,大家都预料他即将当总统。他在此之前突然提倡儒家思想,就是为了配合当总统的愿望。

然而,后来他又为什么没登基当总统呢?这是深藏他心中的秘密:因为儒家思想运动失败了。

他的儒家思想运动原本是针对年轻人而提倡的。要是年轻人接受他的忠君思想,他便可以登基当总统,可是年轻人完全不买他的账,完全没有忠君的观念。他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当总统,必定失去许多选票,还要让许多人唾骂。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就放弃了当总统的念头。

大约在1992年的时候,他的儒家思想运动便沉寂了。这之后,除了偶尔应邀演讲之外,他再也不提儒家思想了。他一开始就只是想利用孔子来达到政治目的,瞒骗圣人。

虽然如此,他的儒家思想运动还是欺骗了许多人,以为他是真的在提倡儒家思想,包括在孔子老家曲阜提倡孔教的学究。

1993年,他让王鼎昌当第一任实权总统,可是,却不让他行使总统的职权,两人间的冲突因此而起。1999年,王鼎昌只当了一任总统,因李光耀不许他连任,便下台了。

王鼎昌既然当了总统,李光耀又为什么不让他行使总统的职权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因为总统的主要职权是管理好国库中的钱,其中涉及许多秘密,不可以让王鼎昌知道。王鼎昌是受华文教育的,有责任心,怕他说出去。

其二,这总统的职权本是为李光耀自己而设的。他既然没当总统,别的人即使当了总统,也不可以行使总统的职权。王鼎昌之后的总统都是傀儡。

李光耀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族财产,予取予求。当了总理,退下来了,还想当总统。不当总统,甚至于没有精力出席国会了,也要霸住议员的席位。

在华文教育被消灭了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不中不西,已无法和传统观念衔接,更不愿意听他指挥。因此,他在讲华语运动开始之后,紧接着推行儒家思想运动。可是,有几个年轻人还愿意“忠君”呢?这儒家思想运动在新加坡吵吵嚷嚷了几年之后,也就无疾而终。

康有为鼓吹孔教,袁世凯要把孔教定为国教。民国时期的孔教运动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李光耀提倡儒家思想也是如此。

林文庆虽然身处南洋,但当时在南洋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十分关心,也参加中国的政治运动。他的孔教运动也有政治意义,只是在他心中,民族身份的意义或许更大些。

李光耀手握大权,他的儒家思想运动,或许也有身份认同的意义,但政治的意义更大。

讲华语运动和儒家思想运动互为表里,两相配合。一个统一语言,使英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实际母语;一个统一思想,让新加坡人成为效忠李光耀的臣民。要是成功了,便可以确保江山无忧了。然而,在华文教育被消灭之后,这两个运动的正面意义是失败的,负面的同化华人这一层意义,却是成功的。

三 推高英语成为实际母语

讲华语运动是一个盲目的运动。说盲目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名实不副。虽然李光耀在历次演讲稿中一再解释这个运动的目标,可是他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讲华语运动原本应该是推高华语的运动,可是到头来,华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所推高的不是华语,而是英语。英语变成年轻一代华人的实际母语。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应该就是他提倡讲华语运动的最终目标。在他自己的家里,英语便是他的孩子的实际母语。

由于方言消失了,母语也就跟着消失。华语也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英语,所以英语变成年轻一代华人的实际母语。

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是以华语来代替方言,对华文教学的破坏非常大。虽然这个运动是面向全体华人,然而实际受影响的只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方言在他们面前消失了,导致孩子学不好华文。

受华文教育的华人虽然一般都会说方言,但是也都会说华语,要他们少说方言,多说华语并不是件难事。最终华语也就渐渐代替了方言。

至于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虽然也有不少会说方言,但是普遍不习惯说华语,或华语程度甚低,要他们也以华语代替方言,根本就做不到。只有年轻一代,在学校里上华文课,会说华语,才可能以华语来代替方言。这年轻一代人,因为在学校里上华文课而学会说华语,根本不必借助讲华语运动来学说华语。

2004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的开幕词中说:

Twenty five years ago, the vast majority of our Chinese school children spoke dialects at home and learned two languages in school,English and Mandarin,none of which they spoke at home. As a result they had problems studying Mandarin…

But without phasing out dialects,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would have failed…

My advice is: those parents who use Mandarin at home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 Your children will pick up English without difficulty.

二十五年前,大多数华族学生在家里说方言,在学校学英文和华文。这两种语言他们在家庭都不说。这造成他们学不好华语。……

要不是方言消失了,学习华语就一定失败。……

我奉劝那些在家里说华语的家长,继续说华语。你们的孩子学英语不会有什么困难。

李光耀对语文教学十分外行,可是却以专家自居,而且惟我独尊,以非为是。

上述第一段话和第二段话的说法就自相矛盾。如果像他所说的,在家里说方言就学不好华语,那么,在家里说华语又如何可以“学英语不会有什么困难”?在家里说方言就学不好华语,又为什么可以学好英语?

2009年11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开幕时说(见《联合早报》):

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方式简直是疯狂的。

这样的说法纯粹出自他的偏见,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华文和英文的结构大不相同,教学方法也不能一样。听写默写是华文教学常用的方法,十分有效。由于他强力反对,这几十年来,华文老师都不敢用这样的教学法。这也是华文教学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在他说了这番话后,他的女儿李玮玲写了一篇文章《道德品行与民心士气》,针对他的说法(见《联合早报》11月30日,原文为英文,刊于《海峡时报》):

我正式入学后的最初9年里,是在南洋女校度过的,期间在小学读了5年(我曾跳级)、中学4年,学习中文时,我不觉得困难,也不抗拒听写和默写。

听写的时候,老师先念词语,然后学生写,就我所知,学校至今还是这么做;至于默写,学生必须背记整篇文章或整首诗,然后写出来。 ……

背记文学作品是一大乐趣,背书锻炼了我的脑力,往后的日子里,在背记许多医学实例时,我不觉得困难。在背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训练了脑力,同时也灌输了我许多价值观,一些已深植我心中,无法抛开了。

李光耀的说法,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接受,却强要别人听从。华文教学失败,完全是按照计划,通过政策造成的,不是因为采用听写与默写这样的教学法。

背诵是学语文最快最好的方法。不仅是学华文要背诵,学习其它的语文,背诵也一样有效。华文学校的英文教学普遍不成功。要是英文老师采用背诵教学法,华校的英文教学就不至于失败了。

辜鸿铭(1857 – 1928)是槟城的峇峇人,学会好几种外文,他用的就是背诵方法。他学英文,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学德文,背诵歌德的《浮士德》;学希腊文,则背诵荷马的《伊利亚特》。这样的方法,让他很快就学会了英文、德文、
希腊文。

要不是因为李光耀的反对,在小学阶段让老师采用听写与默写这样的教学法,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就一定不会像现在那么失败。

李光耀自己的经验,也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反对背诵,所以他学了五十多年华文都学不好,而华文还是他自己规定的“母语”。直到今天,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口语能力也很弱,无法适当表达。他要是肯下苦功,一日背诵一小段,他的华文早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

讲华语运动对华语的传播,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可是,因为年轻人不会说方言,这就造成他们学习华文的困难。尤其是在识字方面,十分困难。

由于每一个字都包含“字形、字音、字义”三个要素,而其中的字音和字义都来自口语。一个会说方言的孩子,不必学日用的字音和字义,只需学习字形就可以用字了。虽然方言的语音和华语的语音不完全相同,有的还差别很大,但方言对学习华语是大有帮助的。

在1997年之前,一般香港人都不怎么会说国语,可是,在1997年之后,许多人都学会说国语了,仿佛是一夜之间的改变。因为会说粤语的人,学国语十分容易。虽然发音并不那么纯正,但交谈并无多大困难。方言和华语并不是对立的,而
是共生并存的。

一个不会说方言的孩子,学识字时,就得“字形、字音、字义”三样都学,几乎就跟外国孩子学中文一样。这就难多了。讲华语运动破坏了华文教育的基础。这是新加坡这三十年来,华文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

2004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的开幕词中又说: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now is to encourage parents and students not to switch to speaking English to the children at home. We need many to be fluent in Mandarin to keep the language alive in society…

The trend is for English to be the home language…

I was confident my children would learn English because they speak it at home. So I sent my three children to Chinese kindergarten and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 spoke to them in Mandarin during their early years until their late teens when my Mandarin was not adequate for the matters I wanted to discuss with them. My wife always spoke to them in English and they always replied in English.

讲华语运动现在的方向是,鼓励家长跟孩子在家里不要说英语。我们需要许多人会说流利的华语才能让华语成为活生生
的语言。……

可是现在的趋势是英语成为家庭语言了。……

我自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学好英文,因为他们在家里说英语。我让他们上华文幼稚园和小学中学。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华语。他们慢慢长大后,我想和他们讨论的许多课题,我的华语就不足了。我的妻子一直都和他们说英语,他们也一直都以华语回答。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他所规定的“母语”全无诚意。他的家庭语言并不是他所规定的“母语”,而是英语。这如何让一般人相信,应该在家里说母语?大家都跟他一样在家里说英语,结果便是母语日渐消失,英语变成实际的母语了。

他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习惯也没有多少认识。“鼓励”并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奖励”倒是可以有一点作用,但是远远比不上“政策”。“鼓励”和“奖励”都不是强制的,而“政策”却有强制的力量。他鼓励家长在家里和孩子说母语,这只是惺惺作态。他通过政策强制大家说英语,大家都跟着政策走,所以英语渐渐成为华人的家庭语言。

年轻的妈妈和孩子是在相同的语言政策下生活的,语言的习惯也自然相同。学校的教学语言对孩子有很大的强制力量,影响到每一个孩子的语言习惯。

学校的教学语言,也很自然的成为工作场所的语言,并进而成为家庭的语言。弱势语言因为不是学校的教学语言,便难免被淘汰了。这最终导致英语日渐成为华族家庭的实际母语,也正因此,讲华语运动是完全失败的盲目运动。完全没有正面地作用,只有负面的作用。

从图表四可见华族家庭语言的明显变化(见新加坡人口调查局1990年及2000年报告)。从表中的统计数字明显可见,家中说方言的人是减少了,说华语和说英语的人都相应增加。这看起来好像是讲华语运动十分成功,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家庭语言
1980 (%)
1990 (%)
2000 (%)
方言 76.2 50.3 30.7
华语 13.1 30.1 45.1
英语 10.2 19.3 23.9
其他 0.5 0.3 0.4
合计 100 100 100

图表四 华族家庭常用语言1980-2000

讲华语运动开始后的二十年间,说方言的人渐渐减少了。说华语和说英语的人都相应增加了。

第一代人中,说方言的人减少了,不是原本说方言的人改说华语或英语,而是由于自然淘汰,就是原本说方言的第一代人渐渐去世了。这是在家中说方言的人减少的主要原因。因此,从1980年到2000年,这二十年间,家中说华语和说英语的人数比例都相应增加。

第二代人中,如果是从说方言转为说华语,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会说华语;如果是从说方言转为说英语,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会说英语。讲华语运动对这两类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

原本不会说华语的第二代人,可能因为工作所需而学说华语,但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家庭语言的习惯,让华语成为家庭语言。李光耀自己就做不到。正因此,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百分比持续增加。这不是讲华语运动所能改变的,只能说是讲华语运动的失败。

第三代人中,学校语言习惯是一个关键。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间,家中说华语的人数和说英语的人数所占比例都继续增加。这主要是受到学校的教学语言的影响。

就家庭语言习惯的整体变化看来,华语增加的百分比较英语的大。这是因为原本就会说华语和方言的人,多说华语,少说方言了。

可是,在方言逐渐消失之后,青少年人的语言选择是决定讲华语运动成败的关键。由于学校中的教学语言主要是英语,华语仅限于华文课,回到家中也就很自然的说英语了。

以李光耀的经验为例子,他规定华语为他的母语,可是他对母语毫无认识。母语是妈妈教的。他的妻子既然和孩子说英语,英语也就自然成为孩子的母语了。他的孩子虽然进入华文学校,可是,除了在学校里上课用华语之外,习惯的日用语言一直都是英语。英语也就自然是他们的家庭语言。

从图表五可以看出近二十年小学一年级学生家庭语言的变迁(见新加坡教育部《2010 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36页)。

年 份
1991
2000
2005
2010
百分比 28 42 50 59

图表五 华族小学一年级学生以英语为家庭
语言百分比1991-2010

从1991年到2010年,小学一年级学生的主要家庭用语,英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结果当然是华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5年,英语占50%,方言已快绝迹,约占1%左右,华语已低于英语。到了2010年,英语已近60%。到了今天,必定
早已超过60%了。

这个趋势已无法扭转。英语成为华族家庭用语,也就是实际母语的局面业已形成。

讲华语运动对推广华语没有的正面作用,却间接推高了英语,让英语成为华族家庭的实际母语。这是讲华语运动的失败,同化运动的成功。

李光耀从掌权以来,一直处心积虑同化华人。他最终是成功了,但却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李光耀在踌躇满志之后,不能避免要面对自己的业障,报应一宗接着一宗,降在全家人身上。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他有再大的权力,也帮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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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