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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運動 第四章 董狐

02/02/19

第四章 第二阶段同化运动:兼并(1963-1979)

一 从排斥到兼并

第一阶段的排斥,使到华文学校难以生存,渐渐转为英文学校已是无法避免的事。

在整个同化过程中, 教育部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教育部是主宰华文学校生死的机构。李光耀的意旨, 就由教育部去执行。

教育部也是个洗脑的机构。李光耀的种种主张,也都由教育部去宣传落实。李光耀提倡的政治运动,也都由教育部贯彻始终。

1955年正式设立的南洋大学,让华文教育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南大的出现增加了消灭华文教育的困难。要消灭华文教育,必须重重打击南大。

在打击南大的过程中,一共泡制了四份报告书:
1959年,《白里斯葛报告书》
1960年,《魏雅聆报告书》
1965年,《王赓武报告书》
1980年,《丹顿报告书》

撰写这四份报告书的人: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是四个刽子手,由李光耀在幕后操纵,四个傀儡操刀轮番上阵,对南大连捅四刀,直到断气为止。李光耀是元凶,四个侩子手则是帮凶。帮凶是为元凶服务的。元凶固然邪恶,帮凶更加可恶。

第一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表面看起来,是由林有福授意写的。林有福只是个傀儡,背后的主子是殖民地政府。

1958年,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友福,他不是新加坡未来的领导人。英国人选定的代理人是李光耀。因此,撺掇英国人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必定不是林友福,而是李光耀。

其余三份报告书也都是由李光耀授意写的。这四份报告书中的建议,也都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提出的。

李光耀虽然是靠反殖民地运动的力量上台,但在上台之后却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见《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是英国人选择了李光耀》,刊新加坡文献馆),所以《白里斯葛报告书》完全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这四份报告书,很自然的连成一条链,目标是勒死南大。虽然这四份报告书都是针对南大而写的,其影响远不止于南大,而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

《白里斯葛报告书》奠定打击南大的方向;《魏雅聆报告书》奠定从打击南大到打击华文中小学的方向;《王赓武报告书》则全面打击南大,置南大于死地;《丹顿报告书》完成打击南大这最后目标:关闭。

1958年4月间,受殖民地政府支配的林有福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及考量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文凭为借口,撰写报告书,打击南大。

1959年3月,《白里斯葛报告书》完成。

三个月后,1959年6月,李光耀得到受华文教育的人大力支持而上台执政。他不仅不废除《白里斯葛报告书》,反而在7月22日正式发表《白里斯葛报告书》,并以这份报告书为依据,打击南大。这份报告书打击南大的主要手段是:向政府建议,不要承认南大的学位。这是个关键。

这样,很自然就留下一个问题: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那么,
要怎样才能得到承认呢?这个问题带出下一步的打击,由下一份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提供答案。

就在发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第二天,7月23日,李光耀委派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委员会,评估《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改革南洋大学的建议。

1960年2月9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表。在这份报告书的第1章第4节,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

采用何种措施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馬大合并……。

这个建议当然不是魏雅聆等人想出来的,而是李光耀的意旨,由魏雅聆等人的口说出来。这个建议十分恶毒,决定了南大最后被兼并的命运。

要把南大和马大(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合并,必须先解决这两个问题:

其一,学制
其二,教学语言

南大和马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不同。南大是四年制的中文大学,马大是三年制的英文大学。两间大学的学制与教学语言差异必须先统一,然后才能合并。

可是,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是和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相配合的。因此,在改变南大的学制之前,必须先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就是把华文中学都改为英文中学后,南大才能顺利和马大合并。

《魏雅聆报告书》虽然是为改革南大而写的,其最根本的影响,则在于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光耀心中的盘算。后来的种种发展变化,逐步显出李光耀的全盘计划。

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中学有英文中学和华文中学两种。英文中学为七年制,初中五年,高中两年,华文中学为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1959年,李光耀上台之后就开始改变中学的学制,把英文和华文中学的学制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

1960年,正式推行新制。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是兼并华文学校的关键。

就在这个时候,马来亚也在利诱推行华文中学改革,把教学语言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就是一般所说的“国民中学”。两地之间的同化政策显然是相联系的。

《魏雅聆报告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其用意恶毒之至。从这份报告书可以看出李光耀和魏雅聆内心的黑暗面。

1961年,李光耀要全体华文中学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同时参加会考。高三学生参加最后一届高中会考,高一学生参加第一届新设的中学四年级会考,高二学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成了牺牲品。

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夜之间都毕业了,但资格相同,都是新设的中学四年制毕业生。高三的毕业生属于旧制,中四的毕业生属于新制。新制受承认,旧制不受承认,并硬性规定,旧制的高三和新制的中四,资格相等。于是,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毕业,资格相同。

尤其荒谬的是,南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资格完全不受承认,只相等于旧制的高三资格,而旧制的高三资格只相当于英文学校初中四年级的资格,所以南洋大学的学位也只等于英文学校初中四年级的资格。南洋大学毕业生的薪金与英文学校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薪金一样,都是月薪一百九十元。李光耀对南洋大学毕业生,一概抹杀。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非常残暴,一定要把整个华文教育彻底消灭。这跟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没有本质的不同,区别仅在于所要消灭的是肉体还是精神。

改制之后,高中变成两年制。这样,中学仍然是六年,课程内容则与七年制中学相当。这样的制度,增加中学生的压力,逼得他们无暇关心社会,也就不会批评政府,支持受迫害的群众。

华文中学改制,是华文教育由被排斥走向被兼并的开始。华文中小学在七十年代中以后,都渐渐转为英文学校了。

华文中小学是南洋大学的根。华文中小学都变成了英文学校,南大生源枯竭,便可以顺理成章的关闭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精心构思的剧情,同化的桥段。

二 初级学院的兼并作用

初级学院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开设两年制的课程,重在专科技术教育,让读完高中的学生就读,相当于大学的头两年。读完初级学院的学生,还可以进入大学就读三年级。初级学院是介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学院。

新加坡的初级学院不一样,实际就是高中。把高中独立出来名为学院,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制度,破坏了中学教育的完整,不伦不类。

然而,仔细分析李光耀当初设立初级学院的心理,不由得叫人惊叹,设想十分周全,几乎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李光耀是在1968年设立初级学院的。他心里想些什么呢?动机为何?到目前都没有人清楚说出。一般的说法,以为这是精英教育。这应该是他最愿意听到的说法。这样说就可以遮盖他真正的动机了。

目前初级学院一共有二十二家,几乎集中了全部的高中学生。

在1980年以前,就有了七家初级学院:

1968年,国家初级学院
1974年,华中初级学院
1975年,公教初级学院
1977年,英华初级学院
1977年,淡马锡初级学院
1978年,南洋初级学院
1978年,圣安德烈初级学院

这七家之中,华中、公教、南洋三家出自华文学校,逐步集中华文学校的高中学生,把华文高中全变成英文高中。

当这些初级学院一家一家设立起来的时候,对华文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学生当然希望自己能进入初级学院,升上大学,家长更是希望如此。

初级学院是英文的,大学当然也是英文大学。华中初级学院是第一家由华文学校设立的初级学院,而实际是英文学校。华中初级学院在1974年设立。第二年,1975年,南洋大学便改为英文大学了。

1959年,帮助李光耀开始上台执政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李光耀十分清楚,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力量对他非常重要。因此,就在这一年,他把他的大儿子李显龙送入南洋小学就读。

表面看来,他这是支持华文教育,而其实,他这样做,既可以赢得选票,也可以掩盖他消灭华文教育的动机。

在他上台之前,就已处心积虑,要消灭华文教育了,所以才会说南洋大学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在他上台之后,便挥刀弄斧,大肆砍伐。

1960年,他正式改革华文中学学制后,华文学校便从此走上被兼并的路。

中学改制,是兼并华文学校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设立初级学院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有近的,也有远的。近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大儿子。初级学院是为李显龙而设的。远的目的就令人叹为观止了,不止一个,一共有四个。

李光耀和他的妻子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送大儿子进入华文学校只是为了选票,绝不是因为爱华文,支持华文教育。

他的孩子都进入华文学校,他自己也学了几十年华文,可是,他和孩子交谈时,却是说的英语,不是华语。单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少诚意了。

在他把儿子送入华文学校之前,必定已经为孩子日后上剑桥大学打算了。可是由华文学校毕业的学生要进入剑桥大学十分困难。这件事,他必定一开始便已经盘算好如何安排了,然后按计划行事。虽然他从未透露过真实的动机,但从他随后而来的教育改革,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计。

1960年,在李光耀推行华文中学新学制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李显龙正在南洋小学读二年级。

李光耀把这英文和中文学校的学制统一为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这看起来是兼有两者的特点,不分轩轾,而实际暗藏杀机。他这个时候已想好如何消灭华文学校了。

1968年,李显龙从公教中学初中毕业。李光耀就在这一年设立国家初级学院。这是一家独立的高中。

中学制度虽原本有六年七年之分,却都是完整的制度。把高中独立出来,完全没有教育哲学的依据。让学生在同一个校园里读完整的中学,对他们的成长十分重要。为什么李光耀要设立这样一家不伦不类的独立高中呢?

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说法是,李光耀鼓吹精英教育。如果只有一家初级学院,或许可以说是精英教育。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初级学院越建越多,完全代替了高中。实际就是高中,这就不是什么精英教育了。不过,精英教育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李光耀很愿意听到的,因为可以遮盖他心中的秘密。这不伦不类的初级学院是特地为他的大儿子李显龙而设的。

为什么非得设立初级学院不可呢?

李显龙就读于中文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的上南洋大学。李显龙就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和南洋大学数学系郑奋兴教授接触过。李显龙对数学十分有兴趣。当时,南洋大学校内曾经盛传李显龙日后可能来南大读数学系,但这毕竟只是谣传。他不可能就读南大,因为李光耀憎恨南大,去除之都来不及了,怎可能让大儿子就读。

然而,要是李显龙从中文中学毕业,他要上剑桥大学就有些困难了。那么,让李显龙转入英文中学读高中,不就可以顺利到剑桥大学去吗?不然。如果他转到英文中学去,必定会影响选票,那就前功尽弃了。最好的办法是,特地为他设立一家独立的高中,让他取得英文高中的资格,然后到剑桥大学去。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当然也可以走这条路。这就是他设立初级学院的由来。李光耀的设想非常周全,几乎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破绽来。

设立初级学院还有几个远的目的,也几乎让人看不出破绽来。第一个目的是:兼并中文学校的高中。

李光耀在统一了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的学制后,便进一步兼并中文中学。他所用方法非常简单,而且不露痕迹。

由于中学制度已经统一,设立初级学院这个制度,就可以用来统一中英文两种中学的高中。这样,中文中学就只能办初中了。因为初级学院是英文高中,不是中文高中。这一步,十分狠毒。

第二个目的是:兼并中文学校的初中。

还不止此。在中文高中变为英文的之后,中文初中就难以招生了。为了容易适应以后的英文高中,家长很自然的会让孩子进入英文学校就读初中。这样一来,中文学校的初中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第三个目的是:兼并中文学校的小学。

中文初中变为英文的之后,中文小学就不能生存了。为了适应英文初中,中文小学也就只好改为英文的了。这样一来,中文学校的小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第四个目的是:兼并南洋大学。

在中文学校高中初中都变成英文的以后,南洋大学的生源枯竭了。到了这个时候,非得改为英文大学不可。在改为英文大学之后,再提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论证,南洋大学就只能关闭了。

李光耀设立初级学院,实在是一箭五雕,超级工于心计。

他关闭中文中小学的时候,还不敢光明正大地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家长的选择”。

他关闭南大之初,也不敢说是自己要关闭的,只说是南大收不到学生。直到十年后才说,要是时光能倒流,会早一些关闭南大。二十年后才说,南大是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打算关闭南大了。

兼并中文中学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来推行:

第一步,改制:改变中文中学的学制(1960年);
第二步,改语:改变中文中学的教学语言(1968年开始);
第三步,兼并:把中文中学改成英文中学(1979年完成)。

这是兼并中文中学的三步模式。随后兼并南洋大学时,也用这个模式。从后来的结果可以清楚看出,设计这个模式的人真是深谋远虑。

三 兼并南洋大学

华文中学改制后,接下来便是针对南洋大学的改制。

南大改制是关闭南大的开始。改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兼并。只要南大被兼并了,这个同化运动便大功告成。

(一)南大改制

李光耀兼并中文中学的方式是:“改制、改语、兼并”。他兼并南洋大学,用的是同样的方式。他的心计由王赓武拟定成具体计划来推行。

1965年,王赓武受命为兼并南大而撰写的《王赓武报告书》公布了。

《王赓武报告书》是承接《魏雅聆报告书》而写的。《魏雅聆报告书》中提议南大与马大合并,但还没到时机提出具体计划。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撰写计划细节,逐步完成合并。

“改制”和“改语”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核心建议。

改制就是把南大的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改语就是把南大的教学语言由中英双语改为单一英语。先改制,后改语。

这两项改变对南洋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其结果是:把南大由中文大学改为英文大学。从后来的结局看来,《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兼并铺路的。

王赓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内心世界跟《王赓武报告书》有极密切的关系。

王赓武虽然一直在大学里讨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政治远远超过学术。他的本质乃是个政客。政坛政治和大学政治他都极其热衷,所以始终不能专心于学术。

由于他出道早,1957年便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几乎如凤毛麟角,而他又在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大学任教,自然能平步青云,很快就担任教授。他要是现在才从大学出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博士论文写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这正可以看出他对权力的兴趣。可是他后来却花时间在南洋华人历史。那个时候,在这个领域里的学者主要是洋人,而他懂英文,可以和洋人交流,自然容易奠定在这方面的地位。由于他一直想做官,根本没有时间于基础扎实、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只是浪得虚名。

1968年,他还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时候,便参与组织民政党。他的政治欲望虽然极强,却没有勇气参加竞选。就在这一年,他到澳洲国立大学,1986年到香港大学,1996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辗转这些年,他都在大学里当官,极少时间用在学术研究。这正是他内心当官欲望的反映。

虽然标榜“历史学者”,可是他始终无法专心致志于学术,他太过热衷于权力了。除了政坛政治,他大部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大学官场。他在香港时,还担任港英政府的行政局议员,根本没有时间用于学术研究。他担任港英政府的行政局议员,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也反映出他的心态。他的内心倾向英国人,没有华人意识。这一点,他和李光耀半斤八两,只因他的肤色,使他成不了英国人。

虽然热衷于政治,没有时间用于学术研究,他还是一直挂着学术的招牌。他所写的书大都是炒冷饭。中国历史他固然不懂,海外华人历史,他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学术见解,完全没有独辟蹊径的能耐。所以有位行内教授才会说:“名气虽大,而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因为他受英文教育,没有华人意识,又热衷于权力,才会甘当李光耀的走卒,撰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他的报告书是李光耀的同化运动中,一把锋利的大刀。

1965年初,王赓武着手撰写报告书的时候,还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不在新加坡。是谁授意他写这份报告书的呢?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一直想让天下人觉得,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客观写报告书,与政治无涉。可是最终他的报告书恶名昭彰。他于是假手他人著书宣示自己“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真是恬不知耻!

1986年,王赓武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接受学生访问,谈有关报告书的种种问题。港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王赓武报告书委员会跟李光耀政府的关系。王赓武给自己找借口,故意隐瞒真相(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 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王赓武给自己开脱的借口是:

其一,报告书是给马来西亚的南洋大学写的。

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

其二,他不是新加坡人。

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其三,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王赓武如此轻描淡写的说自己奉命加入委员会撰写报告书的事,故意把话说得含含糊糊,若无其事,一心只想隐瞒真相。他的借口只不过是想瞒骗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港大学生,非常不诚实(详见《南洋大学校史》第十三章)。

南洋大学和马来西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马来西亚政府也根本不关心,跟新加坡是不是独立也没有任何关系。

1963年时,李光耀正面临政权危机。要是公平竞选,他一定输清光。在这一年2月2日,李光耀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反对人士。其中包括南大校友和学生。这就是丑恶的“冷藏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他决定立即着手关闭南大。找王赓武写报告书。王赓武热心政治,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的恶意和恶行。

王赓武强调自己不是新加坡人,跟新加坡政府没有关系,他的目的就是要天下人相信他的身份超然。这只是在掩人耳目。要他写报告书的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而是他的老朋友李光耀。这份报告书完全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的。王赓武却假装“我不知道”。

王赓武报告书委员会由八个人组成,其中六个人都在新加坡,即:许少治、林和合、刘孔贵、卢曜、王叔岷、许统义;两个人来自马来亚大学,即:王赓武、汤寿柏。王赓武不能假装“我不知道”。

李光耀安排王赓武担任主席。委员会中有一个人是王赓武的同事,当时在马来亚大学物理系任教,就是汤寿柏。他的身份与王赓武相似。为什么李光耀还安排汤寿柏在委员会中呢?这是为了让汤寿柏熟悉王赓武报告书的意图。第二年,1966年10月,李光耀安排汤寿柏撰写类似的报告书:《汤寿柏报告书》,把中文的义安学院改为英文学院。

李光耀找王赓武写报告书,跟他是不是新加坡人没有任何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和李光耀是好朋友,愿意为李光耀所用。他故意隐瞒不说,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常不诚实。

访问的学生接着再问委员会权力的来源:

访:这个委员会有什麽职权,权力的来源在哪里?报告书的内容是如何实现的?

王:委员会没有什麽权力,至于执行的问题我看最突出的是新加坡退出大马之后报告书已无直接关系。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王赓武居然对港大学生说:“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也就是与李光耀没有关系。这显然是谎言。他故意隐瞒真相,误导访问的人。这样的说辞根本不可信。尤其可耻的是,王赓武竟然面对自己的学生说假话。

王赓武强调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只能更加凸显李光耀的意图。

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授意王赓武写报告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只是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十多年后,他离开了港大,二〇〇三年再受访问时,便无法再隐瞒了。访问他的人谢诗坚是当年南洋大学的学生,因为反对《王赓武报告书》而被李光耀开除出校。

谢诗坚《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一)南大與王賡武報告書 》文中记下他和王赓武的这段对话:

謝:王教授,此事已事過近40年,但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尤其是南大生,一提起王賡武報告書,就有很大的觸動。我當時也是南大生,也是反對您的報告書的其中一份子,您能否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我記得在1964年的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長王邦文來找我(註: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學的華校生),他要我領導一個課程委員會,全面檢討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馬來西亞,必須對南大有個調整,以適應馬來西亞的社會。

当年请王赓武当委员会主席的是王邦文。他是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委员,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王邦文是李光耀和王赓武之间的传话人,把李光耀的意旨转告王赓武。

回看王赓武在接受港大学生访问时所说的假话,十分无耻。请他当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光耀王邦文“他们”,他却厚颜无耻的说:“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

他当时刚到港大就任,一时被质询,心慌意乱,怕被挖底,便语无伦次了。他忘了来访的是自己的学生,竟然对学生撒谎,十分无耻。

(二)李光耀和王赓武的君臣关系

一直到李光耀去世后,王赓武才无意间说出真相(见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从王赓武回忆他和李光耀的关系看来,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朋友关系(以下参看山人《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报道中说:

王赓武说他年轻时就认识李光耀,「我年纪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岁。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当时候我们都认识,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至于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没细说。「很多,各种圈子各种社群都有。」

他说得很清楚。他和李光耀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没细说”,因为他不愿意细说。他和李光耀见面不计其数。在写成报告书之前,也必定跟李光耀密谈改变南大的事。否则,他怎么知道报告书的目标是什么?
该写些什么?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细说的。

单看这段话,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再看接下来他和记者的答问,配合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仅是朋友。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在这篇访谈中,记下几件事,对于了解王赓武、李光耀、报告书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这在王赓武完全不必要,因为他不需要依靠李光耀生存。他之所以如此忠心,除了私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治信仰。

其一,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报道中说:

来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长,接受广东话问好,但访问坚持要说英语或是国语。

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从中可以看出王赓武的心态。

广东话是王赓武少年时代的语言。他在上大学之前,住在马来亚怡宝,当地通行广东话。他广东话说得很流利,比起他说国语或英语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说广东话,为什么在新加坡却不肯说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说方言,王赓武唯命是从,至死不渝。

王赓武当过老师,也当过校长。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反文化,反人类,而王赓武竟然支持,单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

其二,王赓武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

王赓武接受记者访问,目的是谈李光耀,可是他却故意避开记者的问题,而对李光耀这个历史人物不加评论。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都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在王赓武的立场,李光耀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贵人。他和李光耀有相同的价值观,利益比正义更加重要。

不仅如此,他还竭尽所能为李光耀开脱。他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他为李光耀辩护说:

他在新加坡19年,从来没有感觉不自由,但他也相信,香港人来新加坡生活,一定会不习惯。两地人对自由的期望并不相同。至于李光耀是不是背弃盟友的独裁者,他也不妄下判断。「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

真难想象这是“历史学者”说的话。他在新加坡十九年都不觉得不自由,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李光耀的座上宾。他要是觉得不自由,别人还能活命吗?他甚至于把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高压下,不敢作声,说成是新加坡人“对自由的期望”如此,所以跟香港人不一样。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定为独裁者。他的理由是:“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

这样的理由都说得出口,真是太荒谬了!一批人结党营私就不会独裁吗?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就不会独裁吗?标榜“历史学者”却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就为了替李光耀辩护。他扒下学者的面具,以示对李光耀的忠心。

其三,王赓武不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不对。

史学的基本精神是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史学,只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

王赓武既然标榜自己是历史学者,那么,记者就请他从历史的角度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

「用历史评断,他的做法对还是不对?」

「坦白说,历史里头,基本如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的传统,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看现代史里亚洲争取民主的方法各有不同,「那个设标准?你看各个国家有甚麽标准?」

王赓武拐弯抹角,不肯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不对,这是个是非问题。历史学者必须面对是非问题,绝不可以避开。王赓武显然没有是非观念。这一点,也是他和李光耀一致的。

他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李光耀“争取民主的方法”。李光耀为了掌握政权,不择手段,而王赓武并不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不对。人之无耻,竟至于此!

其四,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否定普世价值。

记者再换一个问法,请他按普世价值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甚至于否定了普世价值:

「按普世价值?」记者说。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西方的,只有美国的、英国的。」

「美英普世价值是对还是不对?」
「在英国美国来讲是非常适合的,是他们发展、演变出来,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建立,完全适合他们使用,是不停几百年的各种争论,而且战争很厉害,你看美国的内战多惨,几百万人死,欧洲打了多少时间?几百年不停斗争,为了甚麽?其实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係,不停的想法,各种矛盾,民主矛盾,宗教矛盾,政治矛盾,打了几百年,一直在进步,不停进步,演变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但你不能说把他抄着来就成,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
王赓武既然不肯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李光耀迫害异己的作法对不对,记者便要求他按照普世价值来评价。

他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直截了当否定了普世价值,以为那只是美国、英国的价值。

记者再追问,那么,就按照美英普世价值来判断,李光耀关押反对者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王赓武仍然不肯直截了当回答。他又拐弯抹角说美国、英国的价值不适合亚洲。他这是把普世价值限定为政治观念,而且限定为美国、英国的民主自由观念,而他认为美国、英国的这种观念不适合亚洲。王赓武当过历史教授,当过大学校长,他不应该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普世价值?其内涵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涉及不同的学术范畴如:哲学、政治、心理学等,但总有一些看法是易于一致的。

普世价值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凡是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反过来说,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害的事物就违反普世价值了。这有益和有害便可以用做对一种做法的评价标准。例如,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牢,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这可以依据对人有益还是有害来评价。对这样的问题总有一个大多数人共同的答案。这样的共同判断就是普世价值。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记者当时向王赓武提出的问题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对这样的问题,谁都可以依据对人“有害”还是对人“有利”来判断,直截了当回答。可是,王赓武却拒绝了。为什么?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的价值观和李光耀的相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是,他心里或许也明白李光耀的作法伤天害理。可是因为他效忠李光耀,所以不愿意说。

普世价值就只是美国英国式的民主自由吗?当然不是。平等、公正、和平、诚实、责任、宽容、自主、自律、独立、谦让、人的尊严等等,都是普世价值。无论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这些普世价值。

那么,为什么王赓武否定普世价值、否定英美式民主自由呢?因为李光耀正是如此。王赓武只是跟随李光耀而已。李光耀说(1992年11月10日在东京演讲《民主、人权与现实》):
With few exceptions, democracy has not brought good government to new developing countries…What Asians value may not necessarily be what Americans or Europeans value. Westerners value the freedoms and liberties of the individual. As an Asian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 ground, my values are for a government which is hone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兴国家带来好政府……亚洲价值或许并非美国或欧洲价值。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意志与自由决定权。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建立一个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

李光耀只有在面对非中国人(华人)的时候,才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他说“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就十分虚伪。为何不直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华人)?因为他是英化的峇峇人。可是他又不愿意说自己是峇峇人,便说是“亚洲人”。

“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不一定是华人,也可能是韩国人或日本人。他当时是在东京,他心中很可能想他自己是日本人。在二战时,他当日军的情报员,宣誓效忠天皇,当日本皇民,但他难于直接说出自己是日本人。在面对非中国人时,不说“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他将是个四不像。他在面对中国人(华人)的时候,便流露出峇峇人的优越感,看不起中国人(华人)。

他以中国文化背景来强调自己的亚洲价值观与欧美的不同,而实际他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

李光耀标榜亚洲价值,他所说的亚洲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难道说欧美人就不赞成建立“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清廉和有效率,并非亚洲价值所专有。王赓武只是因为李光耀这么说了,他就完全支持。

其五,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是为了新加坡的生存。

记者见王赓武一直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答问题,评论李光耀,于是直截了当问他:“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你是历史学家,我们明白(要民主)是很辛苦很危险,但要是你限制我们的话语权,我们也感觉很辛苦,怎麽办?」
「所以要经过相当的讨论,相当的竞争、斗争。避免不了,要争论,现在文明一点,不需要互相残杀,可以争论,应该争论,但争论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
「但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当时,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面对记者的直接问题,他还是不肯直接回答,反而替李光耀设想说:“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这样的答案,无异于赞成李光耀迫害反对者。他对李光耀的忠心真让人吃惊。李光耀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君臣关系。

“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比“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要严重得多,难道王赓武没有能力辨别是非轻重吗?

王赓武在2015年4月16日之前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记者访问,而在这之前两个星期,3月31日,新加坡十六岁少年余澎杉因为批评李光耀独裁而被捕坐牢,随后被关进精神病院。这件事也比“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要严重得多。王赓武不会不知道。为什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在王赓武看来,少年余澎杉被捕坐牢,被关进精神病院,也只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罢了。

王赓武不会忘记,当年,多少南大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捍卫民族教育,被李光耀关进黑牢,百般虐待,无限期监禁,毁了大好前途。王赓武对此无动于衷,只是淡然说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有良知吗?如今已届八十五岁高龄,仍然不知忏悔。没有是非之心,没有羞恶之心,麻木不仁,如何为学者?如何为人师?

正由于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所以他肯听从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三)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可以从这几点看出来:

其一、南大本是为传承民族语言文化而设立的,《王赓武报告书》实施后,南大渐渐改为英文大学,失去了原本的使命。

其二、南大本是为培养华文中学教师而设的,教育系十分重要。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文教育都亟需擅长教育的人才。可是,王赓武却建议关闭教育系。

其三、南大现代语言文学系,可以给华文中学培养英文老师。由于现语系的学生对华校学生学习英文的困难十分了解,由他们来教华校学生英文,最为合适。可是,王赓武却以程度不如新加坡大学的英文系而建议关闭了。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建议。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程度比得上南大的中文系吗?况且,现语系的毕业生可以大大提高华文学校学生的英文程度,让华校的英文教学成功。在当时的南大毕业生中,现语系的毕业生十分容易找到工作。他们为市场所需。现语系所开设的科目也并不限于英文,还有德文、法文、日文、马来文等科目。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并没有这样的学系。

其四、南大的化工系毕业生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当时实业界很需要化工人才(1963年成立的义安学院,也因此开设化工系。)可是,王赓武也建议关闭了。

王赓武为什么要关闭教育、现语、化工这三个系呢?只有一个理由:这三个系都是新加坡大学所没有的,关闭了好为日后的兼并铺路。这显然是为配合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计划而提出来的。

从这斑斑血迹可以看出,《王赓武报告书》的用意何其狠毒!

尤其可笑的是,报告书建议把南大的制度由四年改为三年,说是这样就可以提高水准了。

二十年后,王赓武在1986年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港大三改四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投资,但却保证了学生的素质,因而增加拨款是值得的。

这番话真是掷地有声,但是,他完全忘了,当初他要南大“四改三”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素质”。前后矛盾,哪一个说法才是真心的呢?还是两个都不是真心的呢?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都出自同一张嘴,而面不改容。杀人不见血,乃是刀笔吏的本色。单从这一点就正可以看出他当初撰写报告书时的丑恶心态。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进入港大之前,都读了七年的中学,加上大学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也是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十年。

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那么,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

新加坡的华文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也是十年。可是,王赓武却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这就不符合常规了。

王赓武不可能不知道大学的学制。他为什么要这样瞎改呢?

他所考虑的显然并不是大学学制和学生素质。他只是在奉命行事: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为后来的兼并铺路。

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也谈到这项改制。还为自己辩解说:

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

这是狡辩。从这狡辩正可以看出他的品格。他完全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王赓武在报告书第四章中明明白白说: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凡修足108个具充足学术价值的学分,即合授予学位,这普通应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攻读三年后,应能获得普通学位。……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这种课程只是为那些两年内修足一百零八个学分和那些三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的。

这新学制设立的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是怎么安排的呢?依照引文的意思,有两个可能的安排:

一种是,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依成绩可得普通学位或荣誉学位。这跟当时星大和马大的学制大致相同。不过,星大和马大不用学分制。

一种是,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获得普通学位后,再修读一年,可得荣誉学位。这“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

这两种安排都包含在报告书里。无论采用哪一种安排,都必须把南大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南大采用第二种安排。

这是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王赓武竟然说:“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他是在装糊涂吗?还是刻意抵赖?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不诚实,完全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王赓武不可能不记得,他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的。目的是把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了合并,必须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来提议,逐步完成。

按照王赓武提出的新学制,南大整体改为三年制,只有少数学生可以就读第四年的荣誉学位。绝大多数的南大学生都只能读三年,得普通学位。这跟原来的学制大不相同。把第四年放开一边,南大的新学制就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了,都是三年制,方便合并。

王赓武说“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他所说的“当时”应是指1965年报告书之前。那时,南大的学制只是四年,根本就不是“三年加一年”。他所说的“现在也改了”,不知是指什么时候。或许是指1966年实施新学制之后,到1986年他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期间。然而,这“三年加一年”的新学制,并不是“现在”才改的,而是明明白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里的。他在1986年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南洋大学已经被李光耀关闭了八年,已经没有“现在”了。他当时在面对学生质问时,只顾编造谎言为自己辩解,内心必定很慌乱,而至于语无伦次。

这新学制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王赓武没说出来。

当时的新加坡大学,一般学生只需读三年,考试成绩好,便可以得到荣誉学位,成绩不那么好,便得普通学位,而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得到荣誉学位,只有少数学生得到普通学位。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后所带来的新学制是:大多数南大学生都只能得到普通学位,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荣誉学位。为什么?这隐含的意思是:南大学生的素质差,比不上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这也正是李光耀百年不变的说法。王赓武让李光耀的说法得以具体表现出来。

王赓武就关闭南大的事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

他把自己为虎作伥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这段话中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即:南大被关闭是因为“办得不好”,“与我无关系”,也当然与李光耀无关系,非常恶毒。问题不在于李光耀不听他的,而是他听李光耀的。

(四)王赓武赞成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在王赓武看来,南大办不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说:

另外我亦有些野心,可能当时年纪轻,经验不足镑,相当理想。……因此,我们不仅要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还希望有些地方比他们更好,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我们的野心是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份的理想,非每人可做到。语言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可以最少熟悉两种语言,不是英语跟华语,就是马来语、华语,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这个目标能达到的话,南大学生要比其他两所大学好,英、马语可与他们比,又多一个华语,将来在社会上会更强。

他所说的“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的理想并非不好,南大学生也一直在努力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他又说“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这话隐含的意思是:南大的失败是因为学生学不好第二语文。这正是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南大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英文,规定一年级学生必修英文,是一整年的课(8学分),必须及格。这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英文,方便就业。李光耀说南大毕业生完全不懂英文,纯为污蔑。

这本是很好的制度,王赓武的报告书却取消了这个制度。可是他又说英文很重要,自相矛盾。王赓武这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故意这么做,以便污蔑南大毕业生不懂英文。李光耀一直都这么说。

一般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不高,确是事实,但并非李光耀所说的“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南大学生在入学之前,都学过十二年的英文,虽然一般不那么好,但完全可以作为基础,以求提高。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之外,其他学系教学时都会用到英文课本和参考书。理学院和商学院尤其如此。当然,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可能像英文大学的学生那么高。作为提升的基础,并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是中文系毕业生也有到西方大学求得高级学位的例子。

南大毕业生到海外升学,开始时都遇到外语困难,但努力学习后,都能克服,学业有成,就是因为原先的外语知识,可为上进的基础。

在李光耀推行同化政策之前,星马两地华人社会通用华文,南大毕业生完全有生存空间。当然,要进入国际机构工作,须懂外文。南大毕业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第二语文不好只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莫须有罪名。王赓武重视的不是教育,而是政治,所以赞同李光耀罗织的罪名,以示忠心。访问学生又问他:

有一个说法认为那份报告书发表后很明显看到南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另外,亦由一所以华文为教授语言的大学转为以英语为主的授课语言的大学,此亦影响到当时新加坡的独立中学或华文中学之发展。请问校长对华文教育及中国人大学的看法如何!

王赓武的回答是:

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可以多下一点功夫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

报告书的原意为何,王赓武和李光耀一样清楚,但实施报告书的结果却是导致南大被关闭了。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一点,在报告书一公布的时候南大学生就预见到了,所以才罢课抗议。王赓武不应不知道。

他既然认为英文重要,为什么又说“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南大一开始就“追求双语教学”。现代语文系不仅可以主修英文,也可以学习马来文、法文、德文、日文。南大不仅不排除外文,而且鼓励学生学习外文。取消现语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后来的合并铺路。这是李光耀早就计划好的,而且让魏雅聆写在报告书中。王赓武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后来的教育政策只不过是照计划行事而已。如果说李光耀后来的教育政策违背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原意,为何王赓武不站在教育的立场批评?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蒙蔽了他的良知。

《王赓武报告书》第二章关于南大的教学语文的建议是:

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便全国所有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以上三种语文的机会。

这项“全国所有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的建议,关键不在于学生来源,也不在于学多少种语言,而在于教学语言。新加坡大学收录全国所有源流的学生,但不影响教学语言仍为英语。新加坡大学除了中文系,其它系不可能采用华语教学;但是南大收录全国所有源流的学生,教学语言只能改为英语。这样一来。南大就不再是双语大学,而是英文单一语文大学了。

这正是李光耀的心计,由王赓武提出,按部就班实行。到了1975年,李光耀派李昭铭(1937 – 2001)担任校长,正式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和行政语言。这是改制之后,兼并南大的第二步重大改变。接下来的一步便是五年后,1980年南大正式并入新加坡大学,彻底消失。

由王赓武报告书1965年提出改语建议,到李昭铭1975年正式改语,正好是十年计划。这都在李光耀同化运动的全盘计划之中。王赓武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辩解苍白无力,实不如在有生之年忏悔道歉,承担责任,寻回自己的良知。

王赓武还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这完全是搪塞之词,想为自己助纣为虐脱罪,丝毫没有反省的良知。

王赓武当时是秉承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的,和马来西亚毫无关系。虽然新加坡当时已加入马来西亚,但仍然保留教育和劳工等权利。李光耀早就决定关闭南大。他要怎么做由他决定。这是属于教育方面的事,马来西亚政府不得干预。王赓武热衷政治,组织过政党,不可能连这样的事都不知道。

至于说李光耀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报告书执行,那也是李光耀的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王赓武的角色是在报告书中定下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步骤,方便李光耀行事。要是王赓武真的对此不满,为什么甚至于在李光耀死后都不提出异议?从他对李光耀的忠心看来,他只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皇上服务罢了。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步骤,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里:

第一步,改变南大的学制,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以便合并。

第二步,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以便合并。

第三步,两校联合校园,正式合并。在“新加坡大学”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南洋大学便彻底消失。这一步是在《魏雅聆报告书》中设定的,由《王赓武报告书》完成。

在关闭南洋大学之前,李光耀就是按照这三个步骤关闭所有的华文中小学校。唯一不同的是,中小学校不必“联合校园”,只需转换成英文学校就兼并成功。

在1960年发表《魏雅聆报告书》之前,李光耀宣布改变华校的学制。紧接着,第二年,1961年,正式大刀阔斧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然后,1964年委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改变南大的学制。这一连串的改革都出于李光耀的精心策划,魏雅聆和王赓武都只是奉旨报告,心甘情愿当走卒。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旨在改变华校中学和大学的学制与教学语言,变得和英校的一样。

1961年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之后,接着下来的重要事项是: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

初级学院在1968年开始设立,逐步改变了华文学校的教学语言,把华文中小学逐步改为英文中小学。

1975年,南大的教学语言正式改为英语。到1980年,便顺理成章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了。

《白里斯葛报告书》、 《魏雅聆报告书》、 《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是彻底改变华文教育的四份报告书,从而同化华人,改变了华人的命运。这个运动幕后操控的黑手是李光耀,在台前挥刀弄斧的就是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四个刽子手。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在殖民地时期写的,由英国人和李光耀在幕后授意,由林有福在台前操作,再由李光耀执行。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都是由李光耀授意,延续《白里斯葛报告书》而来的,目的相同。最后由《丹顿报告书》一步达到合并目标。

从一个人肯不肯承担责任,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魏雅聆和王赓武都是士人阶层的败类,甘当他人的走卒。

王赓武在为自己辩解时,完全忘了他当初是受命撰写报告书的。若无人授意,他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王赓武亲眼目睹南大因为他的报告书而转变为英文大学,从而为后来的兼并铺路。从王赓武写报告书到后来的兼并,是早就安排好的剧情。王赓武只是个助纣为虐的配角。

且退一步说,王赓武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因为李光耀没有把真正的意图告诉他,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后果严重。果真如此,在报告书造成恶果之后,王赓武必定醒悟,而且必定因为李光耀隐瞒真实意图而大怒,即使不厉声谴责,也必定会因为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而埋怨,并向全体南大人忏悔道歉,向全体南洋华人忏悔道歉。可是,王赓武并没有这样的反应,也没有这样做。他退休之后,还在为李光耀服务。这很显然,他心知肚明自己当年在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王赓武报告书》是为了兼并南大而写的。兼并南大是整个同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南大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民族教育的灵魂。南大一被兼并,同化运动也就完成了。

在王赓武之前,已有“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李光耀上台之前,为迫害南大而设计的报告书。

李光耀上台之后,王赓武就在这个“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更加“恶毒荒唐的报告书”,成为李光耀的《兼并南大计划书》,把南大一棒一棒活活打死。

(五)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李光耀在祖父那一代便已受英国人同化,成为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因为他的家族早已被英国人同化,他一上台就处心积虑,以自身的经验来同化华人。他先从华文教育下手,再消灭方言,进而虚假提倡儒家思想,让所有的华人都跟他一样,没有民族语言、没有民族文化,也没有民族自尊。

他消灭华文教育,计划周详。先消灭华文中学,华文小学自然解体,最后关闭南洋大学。整个计划几乎天衣无缝。

关闭南洋大学是他一生所做最恶毒的事。他不仅至死都不忏悔,还一再罗织罪名,宣示自己罪行的正当性。

李光耀公开说的第一个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要求他关闭(以下参看《中国人的劣根性》,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80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时候,把责任推诿给当时在国会中的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他在自传中说:

在1978年当我建议把他们搬迁到联合校园,还有一些人持强烈的保留姿态。我之所以迁移他们是因为所有的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要求我这么做。

当时,他的同党之中,有十一位出身南洋大学的议员,即:钱翰琮、李玉胜、潘峇厘、何家良、蔡崇语、庄日昆、何振春、高立人、杨子国、饶柏华。照李光耀的说法,是这十一个人要求他关闭南大的。他只是按照这些出身南大议员的要
求行事,自己不是罪魁祸首。

这十一个人之中,杨子国从七十年代中就主持学生生活辅导处。那是校园里的特务组织,专收集校园情报,陷害不听话的学生。到后来的南洋理工大学时代,他仍然留在云南园里。他就是那个指挥砍伐云南园所有相思树和铲除花园中所有八角亭的功臣。

八十年代初,泛岛高速公路已修建到离南大不远的十三英里处。按照原本的设计,将从南大牌坊前面越过。不知是哪一个献的计策,后来改道,从校园边缘划过,切断连结牌坊和校园的南洋路,十分狠毒。

这十一个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至今都默不作声。李光耀给他们利益。他们显然为了利益而默认了。为了利益而甘当奴才,背叛自己的母校。有这样的毕业生,真是南大之耻。

1999年,李光耀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这似乎是说,关闭南大是他自己的主意。

1980年,李光耀说他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毕业生的水准低,学位不值钱:

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

这显然是说,南大没有水准,所以他必须关闭。李光耀一上台就大声指责南大学生程度低。他的目的就是把南大关闭。

李光耀的这个想法,在1965年,邀请王赓武撰写报告书时,必定对王赓武说了。这是他为关闭南大而罗织的罪名。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前半段说南大学生水准低。后半段说南大不可以只收华校学生。这意思就是说,南大须收非华校学生,也就是改为英文大学。这样,水准就提高了。

王赓武分明是秉承李光耀的意旨,睁着眼睛说瞎话。南大是华文大学,不懂华文的学生如何入学?他虽贵为大学教授,却甘当李光耀的走卒。

王赓武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可是他却完全罔顾历史事实。只要把从1959年到1964年,这五届南大毕业生的学术成就,跟马大同一个时期毕业生的成就相比,高低立判:南大毕业生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毕业生。

为什么?原因有三。

第一,南大毕业生的学术基础远胜过马大毕业生。

马大虽然是英国人设立的大学,其目的只是为了给英国人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公务员。

马大的学制跟英国大学的不同。英国大学让学生在三年之中,专修一个系的课程,成为专才。马大虽然也采用三年制,但第一年让学生修读三个系的课程,第二年修读两个系的课程,第三年修读一个系的课程。这样的学制,造成毕业生的学术基础泛而不专。这是因为马大不是为了培养专才而是为了培养统治殖民地公务员而设,所以马大的毕业生几乎都当公务员。这样的好处是:毕业生不必担心就业,坏处是:鲜少学生在毕业后能继续学术研究。

以王赓武为例子,他在怡宝时,就读英文安德森学校。他的英文能力比中文强是很自然的,所以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大学读外文系。一年后回新加坡进入马大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系的课程。第三年从历史系毕业。1954年他到伦敦大学读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以他的学术背景,他的中国史知识不可能太强,但是肯定比一般英国学生来的强。他的论文写中国古代史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但是,日后如果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史必将面对许多困难,因为古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都是古文。这在他是极其不易于克服的困难。况且他一直在大学里当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用于研究。因此,他转而研究南洋华人史。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可以避难就易。这也是聪明的选择,但也反映出马大学制的缺陷。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古文就不是个难题。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对中文系提出这样的建议: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该准备适应本国在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在此种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
汉学系。

这样的建议十分荒谬,而且完全脱离星马华教现实。

其一,中文系毕业生几乎全都到中学去当语文老师。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文中学,语文科要求很高,尤其是高中语文,所选课文几乎全都是古文。

1965年,南大中文系曾经向任职中学语文老师的毕业生调查,中文系所开设各科目中,哪一科对语文教学帮助最大。所得结果是:对语文教学帮助最大的是文字学,其次是中国文学史。如果中文系“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毕业生担任中学语文老师将有困难,无法胜任。

其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实即传承中国文化。即使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也无需在中文系本科开课,而应该让学生在研究所以此为专题研究。

其三,所谓“语言背景”,当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这也无须在本科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本科所应开设的是语言分析、语音、语法等科目,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学知识。有关方言之种种课题,可以在研究所专题研究。

其四,在本科开设“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课程更是荒谬。华语和马来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两者之间并无什么关系。现实运用所见,只是一些借词相关,此外别无其它关系可言。如果一定要把这两种语言放在同一门课中,那只能放在对比语言学中,对比两者的差异,说不上什么关系。

其五,有关“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的课,无须在中文系,而应该在社会学系开设,让中文系学生选修。如果社会方面的课程应由中文系开设,那么,经济、历史、政治各方面的课,是不是也得由中文系开设呢?

其六,在所建议的各种科目中,只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可以在本科开设,但也不能成为重点,取代古典文学。中文系毕业生到中学当语文老师,主要教的就是古典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可以在研究所开设专题课,让学生修读和撰写论文。

其七,说“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也很荒谬。各族和睦当然重要,但这是现实生活方面的事,跟中文系的专业知识有何关系?

其八,说“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更是无知。西方学生在进入汉学系时,一般都不懂汉语汉文,从头开始学习。有关中国的事,历史、文化、政治、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样样都学一点,通称汉学(Sinology,现在多用Chinese Studies)。毕业生就业和所学汉学一般没有什么关系。南大中文系学生,无论来自星马哪一间中学,都学过十二年母语中文,读古文也没有多大困难,跟西方汉学系学生的背景大不相同;毕业生日后的出路也大不相同。王赓武出身英文学校,到伦敦大学就读的正是汉学系。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要南大中文系削足适履,改为汉学系,便是无知,但这也正反映出他想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恶毒意图。

王赓武写的书多属于泛论,如:《南洋华人简史》、《马来西亚概览》、《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不远游:移民与华人》、《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等。这类书也有用处,可以给一般人看,增加一些知识,但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去深入研究,只需花一点时间看一些现成的资料便能写成,更像是记者写的,而不像是学者写的。所以有位行内教授才会这么说:“名气虽大,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一个学者一生之中,只要能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足以传世,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司马迁(约前145-前86)、班固(32-92)、刘知几(661-721)、司马光(1019-1086)、章学诚(1738-1801),便都如此,不必写这么多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书,反复炒冷饭,欺世盗名。然而,要写一本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不能只靠英文。

南大采用四年制,让学生在四年之中专修一个系的课程,学生毕业后有专门的学术基础,从事研究,驾轻就熟,自然有成。正因此,同一个时期的南大毕业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毕业生。

南大毕业生一直受英文沙文主义政客歧视和排挤,当公务员的确远不如马大毕业生容易,但在私人机构就业并无多大困难,而在困境中自力更生,事业有成者,所在多见。

马大纯为英文大学,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而设,极容易养成英文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漠视“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

南大是双语大学,不只有中文系,也设立英文系(现语系)。

现语系除了开设英文主修课程之外,也开设马来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课程。南大鼓励学生学习马来文,还由学生编印马来文刊物,培养出卓然有成的马来文专家。

南大非常重视各族团结,和谐平等,互相帮助。当初捐款创办南大的人并不都是华人,也有别的种族的人。南大一开始就是属于多元社会的。王赓武说南大不顾“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纯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含血喷人。

1953年2月7日,李光前先生说的一番话,最能显示出南大初创时的宗旨:

论者或恐另设一大学,将使马来亚各民族发生分化作用。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之精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吾人应力倡各族亲善,以促进马来亚各族青年更能彼此互相谅解,更能团结一致。

南大创办后,一直遵循此宗旨。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南大不顾“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

第二,南大的腹地比马大的腹地要大得多。

马大所收的学生,主要来自星马的英文中学,腹地仅限于此。南大的腹地则涵盖整个南洋地区。
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校学生比英校学生要多得多,约占各源流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单就新加坡而论,五十年代初,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是英文学校学生人数的两倍,再加上其它地区的华文学校,腹地十
分广大。

南大初创时,报读南大的并不限于华校学生,也有英校学生,例如,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

1955年2月,南大开办进修班。当时报名考试之学生共641人。其中包括印籍学生2名,欧亚混种学生1名,巫籍学生1名;参加考试者605名。最后录取449名。其中华校学生占80.3%,英校学生占19.97%。进修班结业考试及格的学生280余名可豁免入学试。

入学试于1956年2月16日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三地举行。报名参加入学试者663名,应考者657名,只录取330名,约一半,十分严格。第一届入学的学生共573名。其中包括华校和英校毕业生。南大的腹地并不限于华文学校。

腹地的大小和毕业生的素质直接相关。今天的新加坡大学时时以排名来唬人,自我膨胀。这种数字游戏,只能欺骗外行人。新加坡的大学无论怎样吹牛,都无法和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的顶尖大学相比,因为这些地方的大学,腹地比新加坡的大学要大得多。新加坡的大学只能靠排名游戏来自欺欺人。为什么英国、美国的顶尖大学学生素质特别好?因为他们的腹地是全世界,是世界英才的集中地,学生素质自然好,毕业生水准自然高。

资质好的学生人数跟学生总人数成正比。学生总人数和腹地大小成正比。学生总人数越多,资质好的学生也越多。南大所录取的是整个南洋地区华文学校的英才,加上一些英文学校的英才,毕业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三,南大毕业生因受歧视和排挤,在困境中求生存,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南大学生都很明白南大和自己的处境,必须发奋图强才能给自己开出新的局面。这就是南大校训“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南大学生的外语能力一般都不那么好。到西方去深造的学生,开始时,应付功课的能力超强,可是应付外语都有困难。但在发奋努力之后,外语也就不成其为难题了。不仅在南大时成绩卓越,在西方大学也往往名列前茅。正因此,南大畢業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為馬大毕业生所远远不及。

王赓武罔顾历史事实,为逢迎李光耀,遵照李光耀的意旨颠倒是非黑白,全无读书人的尊严和良知。

2011年,李光耀又说他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他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历史洪流,但他没说这历史洪流是什么。

南大是在二战之后不久设立的。当时,全世界的历史洪流是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顺应这样的历史洪流,马来亚和印尼先后独立,新加坡也自治。

独立后的马来亚以马来文代替英文,印尼以印尼文代替荷兰文。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洪流。

李光耀的所作所为正与这历史洪流相反。他依靠受华文教育的人领导的反殖民地运动上台,可是在上台之后,却成为英国的代理人。由自治到独立的新加坡,不仅不发展民族教育,还千方百计消灭原本在殖民地时代就很发达的华文、马来文、印度文教育,独尊英文,推行英文沙文主义霸政。其结果是:英国人撤出了新加坡,而英文比殖民地时代的地位更高,更霸道。这完全违背了历史洪流。

南大是民族教育的象征。李光耀百般打击,最后关闭。他并不以此为耻,还反过来指责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颠倒是非黑白,无耻之至。

他又说南大是“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这话隐含的意思似乎是指南大四周围都是马来人,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他这是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马来人。

为什么他要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马来人呢?因为他当初千方百计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想当马来西亚总理,引起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导致许多无辜的华人在种族冲突中丧命。这完全是他的罪孽。这之后,他对马来人怀恨在心。

在李光耀关闭南大之后,马来西亚华人先后设立了三家学院:新山的南方学院、吉隆坡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韩江学院。这三家学院现在实际是三家大学。由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也将在吉隆坡设立分校。这些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大致也就是南大所扮演的角色。说南大“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只是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的无知偏见,刻意挑拨种族仇恨。

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向来和谐相处。六十年代的种族冲突完全是由李光耀个人的野心造成的。是他破坏种族和谐,挑起暴乱,造成冤魂。他当时还有别的心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

1965年8月25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周后,李光耀派遣高德根拜访香港新华社副社长,表示希望中国能让新加坡参加亚非会议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见刘晓鹏《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东姑当时本可以援引“内部安全法”将他逮捕,无限期监禁,就像他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对待反对者一样,可是东姑对他宽容,让他退出马来西亚,他却以怨报德,寡廉鲜耻,乃至于此!

同样一件事,他前前后后无论说了多少次,说法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不诚实,假话说多了,就前后不一样。他从不把说假话当一回事。

(六)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

他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三十年后,他的同党李炯才终于说出真相。

2013年9月15日,《南洋网》刊登对李炯才的访谈稿。李炯才回忆说:

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将来会遗臭万年。他说我能怎样?他们制造很多麻烦,怎样解决?我说让我来解决。……他们(南大理事会理事)说要政府保证南洋大学永远不变质,不变质是不要消灭华文啦,我问他(指李光耀)可以吗?他说可以,所以我和易润堂(另一名部长)两个签名担保。后来他关掉南大,都没有请教我,我很不好意思,我担保了却没有办法实现。

这段话说出当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南大学生给他“制造很多麻烦”。什么麻烦?他没说。就是反对他压迫母语教育的政策,威胁到他的政权。他在此之前所说的关闭南大的原因全都是假话,全都是罗织罪名。他只是想以谎言误导别人,给自己开脱。

他让两个部长跟南大理事会达成协议,签名保证南洋大学永远不会关闭,他也不当一回事。他不仅口头说假话,书面签名保证的也是假话,全无诚信可言。寡廉鲜耻,还有甚于此的吗?

李光耀一生所做的邪恶事,罄竹难书,关闭南大只是其中之一。他秉承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政策,关闭南大,却不敢承认,多方找借口,十分无耻。

《中庸》上有句话说:“知耻近乎勇”。这话的意思是,知道羞耻的人才会勇于改过。

李光耀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仍然不知忏悔。这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并不以作恶为可耻。

王赓武对李光耀有功。1996年,他离开香港大学后,并没有回澳洲去。他是澳洲人,却到新加坡来,并定居不走。李光耀当初为了当总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东亚哲学研究所,提倡儒家思想。后来,他不当总统了,可是这个研究所还在那里。王赓武来了,李光耀就拿这个研究所来回报他,改名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让王赓武当所长。

李光耀给王赓武拨款五千万元当经费。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所,这真是一大笔钱,足以确保王赓武有生之年都有花不完的钱。这些钱不是李光耀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的,而是纳税人的钱,私相授受。这是王赓武当年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回报。王赓武所领导的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只不过是高级情报中心。他帮李光耀收集中国政治经济情报,用来对付中国。

经过了五十年,半个世纪之后,王赓武终于无意间回答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关键问题:是谁授意他写这报告书的呢?他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间接回答,但非常清楚,即:他效忠李光耀,关系非比寻常。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李光耀才信任他,授意他写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就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拟定关闭南大的步骤,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可是,他又想让天下人觉得,那是他为南大好而写的报告书,减轻了李光耀的罪孽。然而,王赓武助纣为虐的罪过丝毫都没有减轻。

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丹顿报告书》,也是按照李光耀编定的剧情来写的,主张新加坡只能有一间大学,十分荒谬。

英国的城市,大约二十万人口就有一间大学。新加坡当时有两百多万人口,何以只能有一间大学?更何况南洋大学的腹地远远大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不是专属于新加坡一地,而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

南大关闭后第二年便设立了南洋理工学院,采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虽然名为学院,而实际是大学。新加坡只能有一间大学的说法,只是受命的谎言,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中文中学改制后,李光耀接下来又有两个计谋:一个是,让华校中学毕业生进入新加坡大学就读,减少进入南大的人数;一个是,不让马来西亚学生进入南大。这样,南大的生源就更少了。这都是预先想好的诡计。

于是,1980年,以南大学生人数少,程度底为理由,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彻底消灭中文教育。

1965年11月6日, 新加坡政府与南大理事会签署联合声明。新加坡政府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新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政府也保证南大不会与新大合并。

1966年,新学制开始后,李光耀到南大演讲。他当时也说:“南大不会关闭”。

这些话都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心中早已盘算着如何关闭南大了。

三十年后, 1999年9月18日, 他却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他的话,也正反映出新加坡部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憎恨华文与华人的心态。

在《王赓武的报告书》发表后三年,当时担任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的李廷辉爆出了一个内幕消息:新加坡政府打算关闭全部华文学校。

李廷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1931年出生于怡宝,自小受英文教育。1953怡保英华中学毕业后,进入马来亚大学,1956年毕业。他在马大读完硕士学位后,原本想到伦敦大学读博士,但伦敦大学不承认马大毕业生的英文水准,要他考英文,他拒绝了。

他少年时曾经拜师学诗词,又在佛庙里跟随一位和尚学中文与佛学。他专长中国历史与哲学,也长于诗词与佛学。无论才华、学术根底、读书人的风骨与良知都远在王赓武之上。

李廷辉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李光耀宣传反共思想。他有机会看到李光耀政府的机密文件,计划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因受良知驱使而公诸报端,惹祸上身,幸得他的马来亚同乡吴庆瑞担保,才免于牢狱之灾。后来一直在大学任教到退休。他晚年潜心佛学,不再理会政治。

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仇恨根源在哪里呢?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李光耀童年时候不学中文,他继承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对中国人的怨恨。峇峇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原本高高在中国人之上,可是后来给中国人超越了。峇峇人中的一些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因此怀恨在心。这是远因。

其二,陈六使创办南大,又刺激他心中的情意结,更加怀恨。南大学生又威胁他的政权,便非得消灭不可了。这是近因。

其三,李光耀不接受中文和中国文化,所以他的价值观念和中国人的大不相同。这是他心中容不下中文和中国人的根源。

其四,李光耀的家族,早已为英国人所同化,成为英国皇民。英国人在撤出新加坡之前,又扶植他为代理人,因此他效忠英皇,执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的政策,打击华文教育,关闭所有华文学校,最终关闭南洋大学。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他的内心是英国人,他的政策也是为英国人服务的。消灭华文教育正是英国人的愿望。英国人不能出面,便由李光耀来实现。

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传承和发扬民族语言文化。这件事更刺痛他的神经。他被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而在这一年开始学华文,在他心中留下一个结。再加上他的政敌多是受华文教育的人,而南大是华文教育的堡垒,又威胁到他手中的政权,所以非得关闭不可。

他在2011年11月间说,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这也正透露出他的心声:他一开始就打算关闭南大了。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说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只是个莫须有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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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