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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運動 第三章 董狐

02/02/19

第三章 第一阶段同化运动:排斥 (1959-1963)

一 同化从排斥开始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这都是第二次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

当时,走在反英运动前头的多是受华文教育的人。1959年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主要就是依靠受华文教育的人流血流泪才得以上台的。可是,正应了古训:“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的悲剧,从李光耀上台的时候开始。

李光耀是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他的眼中,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都必须被铲除,才能保住政权。这便是同化运动从排斥开始的缘由。同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便是排斥阶段(1959-1963)。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的排斥,还得从第二次大战说起。

在第二次大战时期,英国军队投降后,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孤军奋战,抗击日军。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是个合法政党。

二战结束后,马来亚共产党放下武器,从事宪政斗争,为英国人所不容。马共于是走入森林,重又拿起武器,继续反对殖民主义。英国人便在1948年7月7日,颁布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专门用来对付马共和华人。马来亚共产党一夜之间变成非法政党,受到英国人残暴围剿屠杀。华人也因此受敌视。

1955年10月,马绍尔(David Saul Marshall,1908-1995)领导的劳工阵线半自治政府,把紧急法令改为公安法令(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这项法令允许拘捕监禁反对者两年。实际是原来的紧急法令的延续。

1956年 6月 8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出任首席部长。他开始援引公安法令逮捕受华文教育的工运和教育领袖。

9月18日和19日,逮捕七名工会领袖、教师和学生。其中包括各业工联会主席林振国、妇女协会主席陈蒙鹤、教师陈玉兴和陈孟辉、华校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陈广风、学生许统英等人。

10月1日和2日,再逮捕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孙罗文和工运领袖谢奕田(人民行动党中委)。

10月27日,逮捕工运领袖林清祥。

1956年10月14日,李光耀行动党召开群众大会上攻击林有福政府说:“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的政治投机者必将遭失败。”

1956 年10月17日,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主持抗议的群众大会上说:“在殖民地官员和他的代理人的高压政策下,新加坡的民主权利受到残酷的剥夺。人民都在一种恐怖不安的气氛中生活,谁都不知道明天自己能不能过自由的生活。……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害怕人民。他明知道在下次的大选,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没有组织,没有人才,没有干部。他要跟殖民主义者、自由社会党反动势力勾结,来破坏反殖民主义力量。”

1956年12月5日,李光耀在立法议会会议上说:“本议院惋惜劳工联合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利用驱逐法令、公安法令和社团注册法令来对付人民和社团而不提出任何证据来说明其行动的合理性。”

李光耀在总结时发言说:“政府所采取的的路线就是:你是倾覆分子,我就要捉你,这样就可以得到民主。”

这些话真是铿锵动听,但实际都是假话。他只是在做戏。尤其可怕的是,他当时所谴责的林有福的暴行,实都是他掌权后的暴行,而且,变本加厉。

当时,大家都只是谴责林有福残酷镇压反对者,没有人想到,这是李光耀借刀杀人,是他在背后唆使英国人,指使林有福逮捕反对者。真正的凶手是李光耀,不是林有福。

当时,林有福是劳工阵线的头目,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头目。两人处于敌对党派。为什么林有福不逮捕李光耀,而逮捕其他人物?因为林有福和李光耀都是受英文教育的,都是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在面对受华文教育的人时,同声同气,朋比为奸,联手镇压。因此,被捕入狱的都是受华文教育的人。

这是李光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唆使英国人,指使林有福逮捕监禁受华文教育者开始,正式排斥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者。

早在1954年,李光耀想组织政党时,就寻求两位受华文教育的工运领袖林清祥和方水双的合作。李光耀在自传中说(见《风雨独立路》):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

李光耀说“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这是很无耻的谎言。在他的一生之中,从不把说谎当一回事。他掌权之后,就千方百计压制“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最后,更彻底消灭华文教育。

为什么李光耀要联合受华文教育的人?他在自传中说:

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

他并不是想维护“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得到选票。可是,在当选之后,他已决定消灭华文教育。他在自传中说:

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工会帮助自己的领袖竞选是理所当然的事;华校中学生帮助受华文教育的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光耀受英文教育,为什么他却得不到英校中学生的支持?他之所以当选,实际是依靠受华文教育的人。可是他的心胸狭窄,继承峇峇人中憎恨华人和华文教育的基因,在得到帮助后,立即转过脸来,完全排斥华人和华文教育。

这时是1955年4月,离开人民行动党1954年10月成立时只有六个月。他把华人维护华文教育和自己的传统看成沙文主义。他在自传中说: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

维护华文教育的人,只要求自身文化的传承,不被同化,和“无产阶级”、“沙文主义”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从不指责马来人学马来文、印度人学印度文是沙文主义?因为他敌视华人。他虽有华人的血统,但并不是华人。他不懂华文,不会说方言。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他是峇峇人。他有峇峇人天生的优越感,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他对华人和华文的憎恨来自他先天的峇峇人的遗传基因。

这个时候,创办南洋大学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般进行。这更增加了李光耀心中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

李光耀的真面目,一直到英国解禁了当年的机密文件后,世人才更加看清楚。

1957年4月10日,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内容关于新加坡宪制谈判。其中有两段说(影印件及译文收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60-61页):

There is to be a paragraph in the report which may have important repercussion which will state a list of disabilities applicable to voters and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and which will include those who are in deten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have been acting in subversion of 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Lim, Chew Swee Kee and Lee Kuan Yew in fact ask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to make this provision but as it could not
be admitted publicly they had done so they requested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to take onus of decision.… Lim formally protested for the record that this was undemocratic.

报告书中有一可能引起极大反响的段落,列出适用于选举的选民与候选人的限制条例,同时也将包括那些还在拘留中的人,理由是,他们从事反对和平、正常秩序和好政府的颠覆活动。……

实际上是林有福、周瑞麒和李光耀要求英国政府制定这一条例,但是,由于不能公开承认是他们要求这样做的。因此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对此决定承担责任。……为了记录在案,林有福正式抗议这是不民主的作为。

当时,关在监狱中的都是支持李光耀的人。他们都受华文教育。其中,林清祥是和李光耀一起创立人民行动党的领袖,谢奕田是人民行动党中委,孙罗文是中学联的主席,而李光耀是中学联的法律顾问。李光耀却要他们长久关在监牢里,不得从政。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卖同志,李光耀的品行何其卑鄙无耻!林有福还惺惺作态,表示抗议,李光耀连假装抗议也不必。世上还有比他更无耻的人吗?

在林有福、周瑞麒、李光耀三个人中,李光耀最懂法律,制定这样一项条例,必定是他的主意。这条例不仅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更为后来李光耀的掌权铺路(见《林有福与次轮宪制谈判》,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57年3月,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次轮的宪制谈判。这一轮的谈判团虽然是由林有福率领,但李光耀却是主要的谈判角色。林清祥出席了首轮谈判,但並未能出席次轮谈判,因为之前已经被林有福逮捕入狱。所以次轮谈判是在沒有反殖民的声音下顺利展开。英国和新加坡在未来宪制上达到共识。

次轮谈判所达致的条约之中,有两项特别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在根本上左右了新加坡政治的未来发展内含与方向。首先,重新献议建立一个内部安全委员会。据文献记载,李光耀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建议者。其次,制定一项条文,规定所有在颠覆罪名下被逮捕囚禁的政治人物,不能靠参与1959年的自治邦选举。这一反颠覆条文,根据林有福的说法,是在一个和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会议上提出,而当时李光耀也在场参与面谈。

内部安全委员会原本是用来对付所谓的反政府颠覆活动。过后却变成人民行动党政府用来打击敌对政党的有效工具。

李光耀不仅用内部安全委员会来打击对手,也用来打击华文教育,打击南大。
这之后,李光耀还不时指责林有福政府利用公安法令镇压政治异己分子,以骗取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也骗取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在这方面,他非常成功,但他留给自己和家人的却是一生的业障,祸延子孙。林有福到了晚年也精神崩溃,面对因果。

1959年,新加坡自治,李光耀正式上台执政之后,就处心积虑推行同化运动。同化的对象是华人,具体的行动是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他一上台就全面实行峇峇人优先的种族主义政策,全面排斥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

原先用来对付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公安法令理应废除,可是,由于李光耀得到英国人扶助,成为英国的代理人,他不仅没有废除这项法令,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用来攻击华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

1960年,马来亚政府废除紧急法令,改为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这三种法令:紧急法令、公安法令、内部安全法令,异名同实,都是可以随意逮捕反对者,无需证据,也无需审讯,完全是野蛮的法令。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令也适用于新加坡。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但新加坡并没有废除内部安全法令。这项法令成为李光耀镇压反对者的工具。无论他的手段如何残暴,他都可以大声说,那是合法行为。

李光耀就用这项内部安全法令来镇压所有反对者,而他最大的目标便是华文教育。他就用这项法令来消灭华文教育,最后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对华人语言文化的憎恨,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峇峇人因为受英文教育,为英国人所用,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高于华人。华人凭借勤劳工作,务农经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渐渐高于峇峇人。峇峇人因此而怀恨在心。这样的心理长留在一部分英文沙文主义峇峇人心中,造成华人和峇峇人之间的对立。

近因是当时的新局势造成的。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李光耀因为自己不懂中文,而把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看成眼中钉,怀恨在心。再加上受华文教育的人威胁到他的政权,就非得消灭不可了。

2009年,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说(下文中的各段译文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And with IT digital dictionaries that can translat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vice versa and also pronounce the words,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much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something I did not have when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n 1955 at age 32.

因为有数码字典帮助,中英可以轻易互译,今日学华文已容易方便得多。1955年,我三十二岁开始学华文时,就没有这些工具了。

这虽然是在说学习工具的改进,却透露出他心底的一个秘密:他是在1955年开始学华文的。

他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不学华文,却在这一年突然开始学习华文呢?

这一年,陈六使创办的南洋大学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他显然是被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而学华文的。另一方面,他也想用几句华语来骗取选票,登上政坛。

他出生在峇峇人的家庭,原本不必学华文而仍然生活得很好,可是,由于贪恋手中的政权,而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学一种在他看来是十分艰难又没什么用处的语文。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陈六使和南洋大学也就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必须拔除。这就是他日后对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横加逼害的根源。

有的人善于记恨,往往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长大后睚眦必报。历史上的枭雄和黑帮党徒尤其如此。

李光耀得以上台执政,主便要是得力于受华文教育的人。他十分清楚,受华文教育的人的力量对他非常重要,但是,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这些受华文教育的人也是他心目中的敌人,必须消灭。于是,为了长远之计,他采用希特勒传授的方法,从华人的学校下手,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同化得从排斥开始。排斥的直接目的是:让受华文教育的人觉得华文没用,华文教育没用。父母都这样想,自然会把孩子送入英文学校就读。到时候,就可以大声说,这是“家长的选择”,不关他的事,而华文学校因没人报读也就自然得改为英文学校了。到了这个时候,同化运动也就成功了。

二 社会排斥与政治排斥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排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上的排斥,一方面是政府权力中心的排斥。两方面互相配合,便自然大有成效。

社会上的排斥,最具体的做法是,不轻易让受华文教育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就是进入了,也只能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升级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担任主管的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受华文教育的人永远都比不上。

政府部门对受华文教育者的歧视,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受华文教育者渐渐被淘汰。

这对于受华文教育的人,足以造成一生的心理创伤。时间只要略长一些,华文学校就收生困难了。

政府权力中心的排斥就简单得多。在李光耀1959年的内阁中,一共有九位部长(包括总理和副总理)。这九个人中,只有王邦文懂华文。他曾经在吉隆坡尊孔中学读初中,后来到新加坡读英文学校,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就是因为他懂华文,所以当内政部长最合适,由他来对付受华文教育的人,逮捕异己。

除了总理和副总理,财政、教育、内政是最重要的三个部门,部长全都由受英文教育的人担任,没有一个是从华文学校毕业的。整个内阁几乎全都是英文沙文主义峇峇人。李光耀借此全面实行峇峇人优先的种族主义政策。图表二列出各个部长的语言背景。

人名
职位
语言背景

李光耀 总理 英文
杜进才 副总理 英文
吴庆瑞 财政部长 英文
杨玉麟 教育部长 英文
王邦文 内政部长 英文(懂华文)
王永元 国家发展部长 英文
阿末依布拉欣 卫生部长 英文(懂马来文)
贝恩 劳工及律政部长 英文
拉惹勒南 文化部长 英文

图表二 李光耀1959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的内阁中,一共有十位部长(包括总理和副总理)。情形和1959年时一样。从各个部长的语言背景可以清楚看出,受华文教育的人被排斥。

在这个内阁中,有一位受华文教育的人担任劳工部长,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闲职。

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政府内阁中的部长几乎全都是峇峇人,非峇峇人只能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只有英化的印度人可以担任要职。图表三列出各个部长的语言背景。

人名
职位
语言背景
李光耀 总理 英文
杜进才 副总理 英文
吴庆瑞 财政部长、国防部长 英文
拉惹勒南 外交部长、文化部长 英文
王邦文 内政部长 英文(懂华文)
杨玉麟 教育部长 英文
林金山 国家发展部长、
金融部长 英文
易润堂 劳工部长 华文
奥斯曼渥 文化与社会事务部长 英文(懂马来文)
巴克 律政与国家发展部长 英文

图表三 李光耀1965年内阁部长的语言背景

从上表清楚可见,峇峇人优先的种族主义政策进一步巩固。内阁部长中,有五个职位特别重要。这五个职位是:内政、国防、教育、财政、外交。内政部长负责拘捕异己,国防部长掌管枪杆子,教育部长负责洗脑,财政部长管钱,外交部长负责拉拢外力以自保。这几个部长,受华文教育的人都不可以担任,但是英化的印度人可以担任,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意识。

政府权力中心对受华文教育者的排斥,自然会扩大到所有政府部门,再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治排斥和社会排斥相辅相成,双管齐下。

受华文教育的人如果思想与政府不同,将被视为异端,有影响力的,关入监牢,即使不坐牢,也将被严密监控,没有基本的人权与自由,在社会上也处处受排斥,就像受希特勒严密监控的犹太人一样。

这些被监控的受华文教育者,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在困境中求生存。在银行金融业服务的人,即使有一天受邀请加入董事局,也不会被政府批准。

这样的迫害是一生的。

在政治与社会的双重排斥下,受华文教育的人如砧板上的鱼肉,绝不可以出声,否则,将被加上“沙文主义”和“亲共分子”的罪名,送入牢房,家破人亡。

三 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有三件很重大的事:

1953,陈六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

1955,马绍尔出任新加坡半自治政府首席部长。

1959,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全自治政府总理。

这三件事凸显三个重要人物。三个人之中,陈六使在办教育,马绍尔和李光耀都从事政治。

办教育的人是在做善事。政治人物是在行善还是在做恶,取决于先天的秉性和后天的家庭教育。

陈六使是陈嘉庚之后的南洋华侨领袖。他倡议创办南洋大学是在二战之后不久。他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回忆当初的情形说:

一九四七年,有关教育政策之拜恩报告书,各蓝皮书,白皮书以及教科书问题等,遂纷纷沓沓,如踵相接,举凡足以阻遏华语教育之生机者,议院无不一一通过。一九五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商业法令,更规采定一律用英文或巫文簿记。步步逼人,盖欲造成环 境,沦华文於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矣。前此,全马来亚在籍学生,年逢八九十万,属华语学校者半之,又其半分属英巫印语学校。华校教师多数来自中国,华校高中毕业生亦可随意赴中国升学。至是,教师之欲望其来诸中国者,日难一日矣,学生之欲赴中国升学者,可以去不可以归矣。虽曰新嘉坡有政府设立之马来亚大学在,顾收生有限,英校学生尚苦不易问津,况华校耶?处兹状况之下,我星马华人,低眉相吊,负手彷徨,诚不知明日命运又将何似!

……我今日三百余万星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於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之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寖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

余每枨触及此,中心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幸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於星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盖有日矣。……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新嘉坡福建会馆开会,余念蓄思中之大学,亟宜付诸实行,不可缓,遂毅然公开建议之,一时席间,掌声雷动,佥谓此举乃星马以至全东南亚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所系,凡为华人,人人有责。不数日,星马各地同胞,纷起响应,万心一心,万口一口,无异辞者。而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以及远近各华文报,复著论宣传,不遗余力,南洋商报且先鞭猛着,慨献钜金。二月间,假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社团大会,到会二百七十八单位,情绪益形热烈,群以口号相呼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即席产生筹备委员会,并定校名为南洋大学。

陈六使虽大半生从商,而对民族教育,感情至深,忧世忧民,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所以说:“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於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之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寖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这样的担忧最终都在李光耀的统治下成真,而在李光耀眼中,陈六使的担忧则是沙文主义。

当时,华文教育处境困难。一方面缺少老师,一方面学生深造无门,又一方面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恶意压制,“步步逼人,盖欲造成环境,沦华文於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矣。”这种邪恶政策就是后来李光耀所采用的,逼得华文走向末路,人为淘汰。陈六使和李光耀的冲突也就在于此。

南洋大学校友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33页,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年版):

南大创办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华校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能到中国去求学,而到外国去升学费用极高,不是许多家庭能负担得起。当时在新马只有一间大学,就是在新加坡的马大,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开办,指定只是开放给英校的毕业生,华校的毕业生不可入学。当时的我就读钟灵中学,毕业在即,我就读英校的哥哥升学马大,所以我也想报名马大,但在马大,华校生不管成绩有多么的优异都不能报名。所以当时就需要有南大这么一间大学让华校生深造。除此之外,南
大的成立也是为华校培养师资。

这就是南洋大学创办的背景。郑奋兴是南大第一届数学系的杰出毕业生。他和李光耀及李显龙都相识,而与李显龙更加熟稔些。

陈六使为了维护民族教育,挺身而出。他的倡议一出,星马两地华人,万众沸腾。这样的场面,看在李光耀眼里,非常不舒服。陈六使与南大成为他眼中之刺,心中之敌。李光耀一生发挥人性恶的一面。

马绍尔是犹太人。他目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对当时星马华人捍卫民族教育深表同情。他支持南大,发挥人性善的一面。

1955年8月12日,南大还在兴建的时候,马绍尔前往校园参观。《南洋大学创校史》第二十二章中记载当时情形:

星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教育部长周瑞麒,劳工福利部长林有福,地政房屋部长阿都哈密,立委林子勤,立院各党调查华文教育委会秘书吴亮苍诸氏,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许,冒雨参观即将完成之南洋大学校舍,……马氏等一行首登高岗,在美观雅致之文理商学院院长室远眺,立即为伟大之建设场面,及美丽山色所淘醉,马氏称,我始终支持南大,又以参加南大会员而自傲,东南亚人民渴求高度智识的泉源,此是一所东南亚急需的大学,十年后,这里是东南亚高等教育的中心,最好大学之一。

马氏一行参观教授宿舍等建筑后,继踏过数百码泥泞山路参观图书馆,马氏喻该馆犹如一座美丽的宫殿,马氏随向记者发出一连串之观感说,我首次来此参观。给我以很深刻印象,这里是广袤美丽而有意义的地方,南大在执委诸公策划下,现已有了大学的躯壳,尚需要的还有大学的灵魂,工程完备,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希望它不但成为马来亚最好大学之一,亦成为东南亚最好大学之一,它为各民族而设,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入南大求高深学问和技能,这里实在是安静求学 的好地带,希望各民族共同支持之。……

教育部长周瑞麒氏,亦同意首席部长之见解,谓南大是有很好的发展远景,本人亦具信念,南大可成为东南亚文化活动之中心,以教育部长身份将在各方面尽可能协助南大。

地政房屋部长,哈密氏赞扬陈六使主席所言,南大系为各民族而设,对将来并拟办巫文系一事,尤表兴奋,哈密氏对南大之建筑极表满意。

劳工及社会福利部长林有福氏称赞南大不已,立委林子勤氏认为南大之成功是星嘉坡的光荣。……陈氏强调指出,南大乃不分种族阶层的,它完全系为当地人民求进步而创设,华人创设南大有广阔之胸怀,毫无种族意味,星马人口逐渐增加,现在有七八百万,政府仅办一间马大,由于有诸多限制,收费又高,至今所收容之学生不过千名左右,富有者子弟迫得前往外国留学,一般子弟则被摒于大学教育门外,因 此,人家皆在进步,本地仍甚落后,吾人迫得创办南大,收容各民族贫穷而希望人大学之子弟,使有深造机会,成为地方上有用人才,为地方服务,有人认为南大只 专为华人子弟而设,实为最大错误,众所周知,星马正力求自治独立,必须造就众多之各民族人才(马氏连声称是,大鼓掌)。 ……首席部长爱护南大无微不至,彼又系南大之会员,今本人特在此申述,并请各族人士全力支持。

南大的宗旨是办成一家为各种族各阶层服务的大学。这样的宗旨得到马绍尔的支持。为表支持,他加入为南大会员。

当时,各地华人踊跃捐款,争以成为南大会员为荣,甚至于还有四位印度籍商人:商哈地亚星(Hardial Singh)、马罕露·马哈哇(Makhanlull Mahawar)、鲍哇星(Balwant Singh)、哈沙览姆(W. Hassaram),也捐款加入成为会员。这显示南大为各族人服务的崇高宗旨,得到他族人士认同(见《南洋大学创校史》)。这样的情景必定不是李光耀所愿意看到的。

当时,创办南大的运动如排山倒海。李光耀冷眼旁观。他没说过一句支持南大的话,也没捐过一分钱。面对创办南洋大学运动,他先天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在心中不断滋长。他当时正准备登上政坛。在掌握大权之后,他所做的最重大的事便是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是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他的秉性和父母亲的性格息息相关。他在自传中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二章):

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

父母亲的这种性格,遗传给他好斗无情的本性。他的自传中记录因为顽皮而挨父亲打的往事,但没有幼承庭训的良好家教。这就造成他一生好勇斗狠的性格。

他的中学同学郭鹤年回忆说(2015年3月27日《星洲日报》):

他擁有非常強烈的領導特質,面部和身體語言都讓人敬畏,他
非常確定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性格果斷甚至無情。……當時我們的關係並不十分親近,少年李光耀總是充滿戰鬥力,想要贏得所有的口舌之戰,他不是那種讓人覺得溫暖並希望與之深交的人。

他的性格,“果断甚至无情”,不“让人觉得溫暖”。一旦登上政坛,就难免给百姓带来灾难。他曾经这样说过(见《李光耀及其思想》Lee Kuan Yew,The Man and His Ideas):

Everybody knows that in my bag I have a hatchet, and a very sharp one. You take me on, I take my hatchet, we meet in the cul-de-sac. That’s the way I had to survive in the past.

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袋子里有把斧头,非常利的斧头。你来惹我,我就拿出我的斧头来,在死胡同里砍你。这是我以往的生存之道。

这是他残暴心态的反映,让人觉得他更像是黑帮老大多过政党头目。他又说:

Anybody who decides to take me on needs to put on nuckle-dusters. If you think you can hurt me more than I can hurt you, try.

要是有谁想惹我,他得带上指节铜套才来。要是你认为你能打伤我多过我能打伤你,试试看。

这完全是黑帮老大的口气。不仅反映出他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家教全无。终其一生均如此。

他生成这样的性格,又秉承了峇峇人对华人的憎恨,南大和陈六使自然成为他斗争的对象。

1954年,李光耀骗取受华文教育的工运领袖的信任,一起组织人民行动党,准备竞选。这时,创办南大运动正如火如荼般进行。李光耀已盘算着如何关闭南大了。

1955年,新加坡举行立法议会选举。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李光耀参选获胜。这为他后来成为自治政府总理铺路,也给华文教育埋下灾难的种子。当时,受华文教育的人并不知道李光耀在二战时曾当汉奸,帮助日本陆军收集情报,杀害同胞。受华文教育的人对汉奸恨之入骨。要是当时知道李光耀是汉奸,必定不会支持。不仅不支持,更要狠狠打击。

1956年3月15日,南大举行开学礼。当天,南大各地委员会代表,各地中学校长,南大院长教授及全校工作人员,南大各执委,还有各地中学学生,南大新生家长等,千余人相继抵达,情况空前热烈。通往南大的裕廊路上,塞满车子。

开学礼的高潮,由陈六使在图书馆前主持升南大校旗。当校旗冉冉升起时,全体观礼人士仰望校旗升到旗杆顶端,高举拳头,齐声高呼“南大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响澈云霄,群情激动。

首席部长马绍尔也致函祝贺南大开学。

1958年3月30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盛况空前绝后。各地嘉宾云集,有十万民众到来观礼,校园里人山人海,整条裕廊路塞车。由当时总督顾德爵士主持开幕仪式。他的车队迟了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开幕仪式现场。下午六时才能举行开幕典礼。许多人回家时也一路塞车,接近半夜才回到家。还有的人搭不到车子,走路回家。这样的盛况在李光耀眼里心中,必定难于忍受。

马绍尔是个谦谦君子,虽然不懂华文,却始终支持南大。李光耀心胸狭窄,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一生反对和镇压华文教育。

南大正在筹办的时候,李光耀开始从政。1955年,他得到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当选立法议员,正式步上政坛。当时,新加坡华人正如火如荼的为南大筹款。身为犹太人的马绍尔也加入为南大会员,捐款支持南大。可是李光耀完全无动于衷,一分钱也不捐献,因为他并不认同自己是华人。他是效忠英国的峇峇人,是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在李光耀的自传中,对当时轰轰烈烈的筹办南大活动,完全漠视,没有一个字表示他支持南大,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曾经到南大校园参观。他凡是提到南大的地方,都是恶意诋毁诽谤。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华人都捐款支持创办南大。只有李光耀和他的朋党例外。如果他是华人,那么,他的心态就很不正常了。他并不认同自己是华人,所以才无动于衷。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心中对陈六使、南大、以及华文教育的憎恨之深。

马绍尔和李光耀对南大的态度正好分别反映出人性善和恶的两面,相互对立。

李光耀一生中,大半生都在为权力而斗别人。他对权力的欲望超过一切。他在掌权之后,便逐步铲除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这件事,逼使他学习中文,更让他怀恨在心。在他的同化运动中,最后必须关闭南洋大学才算成功。到了南洋大学被关闭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政权了。

马绍尔在1955年 4月 6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虽然他支持南大,但他的政府并没有完全自治权,大权仍在殖民地政府手中。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反对设立南大,当然不会承认南大的学位。

马绍尔上台一年后,1956年 5月 2日,教育部长周瑞麒(1918 – 1985)就正式宣布,政府将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当时,南大学生刚刚开始上课四个星期。周瑞麒显然是奉殖民地政府之命来宣布的,而教唆殖民地政府不承认南大的位的,必定是李光耀。

1956年 6月 8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他完全按照殖民地政府的旨意办事。

1959年,南大即将有第一届毕业生时,英国人面对南洋大学问题,便通过林有福安排西澳大学教授白里斯葛(Prescott)撰写报告书。从表面看来,这是林有福迫害南大的计划,实际在背后撺掇英国人的必定是李光耀。从1957年起,李光耀就是站在林有福背后的人。正因此,极力利用《白里斯葛报告书》来攻击南大的不是林有福,而是李光耀。

1955年8月12日,林有福和周瑞麒陪同马绍尔参观南大校园时,在马绍尔赞赏南大建设后,林有福和周瑞麒也美言几句(见上文)。虽然或许不是真心话,但至少表现出他们内心并不如李光耀那样憎恨南大。当时真正想迫害南大的不是林有福和周瑞麒,而是站在背后的李光耀。

《白里斯葛报告书》在林友福下台之前完成,但并不发布,而是等李光耀上台后才发布。这份报告书显然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1959年 6月 5日,李光耀上台。他在1959年7月22日正式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把南大贬得一文不值。李光耀此时正式站到前台来指挥迫害南大和华文教育。

李光耀本着他憎恨中国人和中文的心态,利用这份报告书,作为不承认南大学位的依据。他在《李光耀回忆录》(382页;联合早报1998年版)中说:

当时我们知道,南大的发展很快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教育问题。第一批学生将在10月毕业,由于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到头来可能没人能雇用他们。三个月前,以西澳大学的白里斯葛博士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份报告书,建议政府不要承认南大的学位,因为水平太低了。委员会原来是由林有福委任的。报告书立即在说华语和方言的社群中引发抗议浪潮,商界领袖认为是冒犯他们,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其实,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是活该,因为学术人员的工作本该由大学评议会来处理,可他们却一直在指挥和干预。

这段话流露出李光耀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他念念不忘用英文来打击受中文教育的人,显示出他的傲慢与恶毒偏见。

他在面对华文时,难免自卑,所以常常指责受华文教育的人是沙文主义者。这正反映出他内心自卑与自尊的双重心理。这也是他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的反映。

受华文教育的人,兼容并包。正因此,南大从一开始就宣布建校的宗旨是为各个民族服务。李光耀一生都看不起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是个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南大创立初期,星马两地的华校学生比英校学生要多得多,约占学生总人数的一半。陈六使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说:

前此,全马来亚在籍学生,年逢八九十万,属华语学校者半之,又其半分属英巫印语学校。

单就新加坡而论,五十年代初,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是英文学校学生人数的两倍,再加上其它地区的华文学校,南大的腹地十分广大。

南大初创时,报读南大的并不限于华校学生,也有英校毕业生,例如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南大的学生来源并不限于华文学校。

资质好的学生人数跟学生总人数成正比。学生总人数和腹地大小成正比。腹地越大,学生总人数越多,资质好的学生也越多。南大所录取的是整个南洋地区华文学校的英才,加上一些英文学校的英才,南大学生的素质十分优秀,跟马大学生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4年成立的新加坡华文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李光耀是法律顾问。新加坡华文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英文秘书陈国相就是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他在毕业后转到中正中学高中部。他回忆说(见《纪念五一三》,刊于南大站网页):

中学联也给我一个接触李光耀律师的机会。从华校中学生要求免役代表团成立时开始,李律师就受邀担任法律顾问。另一名是陈维忠律师。在我当上了中学联英文秘书之后,和两位法律顾问的联系主要是由我负责。联系的机会不算少,因为虽然中学联已经胜利组成了,殖民地政府还是不断向群众团体进行反击,中学生当中的活跃份子不断被警方逮捕,使我和法律顾问的见面相当频繁。

陈国相是南大史地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到加拿大升学就业。李光耀不可能忘记这些往事,说“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并非他善忘,只是居心不良。

1955年开办的进修班,也一样华校与英校毕业生都有(见《南洋大学创校史》第十五章):
此次报名考试之学生共六百四十一人,包括印籍学生二名,欧亚混种学生一名,巫籍一名,与考者为六百零五名。……华校生与英校生之比较,华校生占百分之八十点零三,英校生占百分之十九点九七。

这些来自新马两地英文中学的南大学生,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感到骄傲,所以选择进入南大。他们的心态和李光耀的刚好相反。

这些学生的双语能力都很好,英文也很出色。有一些南大学生不仅中文和英文都好,马来文也好。语文能力远胜李光耀。就是英文能力,也绝不比李光耀的差。

报读南大的学生都要参加入学考试。《南洋大学创校史 》廿五章说:

南洋大学新生入学考试,于五六年三月三日揭榜,星马各地报名应试者共六百六十三名,分考文理商三院,结果录取者三院共三百三十名,约占五十巴仙弱,计文学院一百四十八名,理学院一百四十一名,商学院四十一名。

报名入学试的考生共633名,录取330名,略低于一半。能考进南大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南大所录取的是当时整个南洋地区华文学校的英才,以及一些英文学校的英才。南大毕业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马大毕业生。

入读南大的学生都在中小学学过十二年英文。虽然华校的英文教学不怎么成功,但能考入南大的都是好学生,英文并非一片空白,李光耀说“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是无耻污蔑。他的心理不平衡,心地太邪恶。

南大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英文,规定一年级学生必修英文,是一整年的课(8学分),必须及格。这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英文,方便就业。李光耀说南大毕业生完全不懂英文,是恶意歪曲事实。

李光耀手中有完全自治权,可以决定承认不承认南大的学位。由于他效忠英国,对殖民地政府给他的帮助,投桃报李。他跟林有福一样不承认南大学位。他这个时候必定已在暗中盘算如何关闭南大了。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摆在李光耀眼前,南大比陈六使害处更大,必须步步进逼,将之消灭。要消灭南大,最直接的做法是排斥,不承认其学位,而不承认其学位的最好借口是程度低。说南大学生程度低的主要理由是:英文不佳。这正是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自恃英文高明,看不起中国人的心态,有历史渊源。

李光耀掌握政权之后,仍然天天打击政敌,天天为政权而斗争,打击南大是为了巩固政权。在他上台之前,南大学生一致支持他,可是在他上台之后,百般打击南大,化朋友为敌人。这完全是因为他的英文沙文主义心态和峇峇人对华人的憎恨心理所致。他要是个有度量的人,大可以支持南大发展,南大学生也必定支持他执政。

南大是双语大学,教学语文是中文和英文,但学生主要来自中文中学。因此,南大学生的英文不如中文佳,是很自然的事;不如英文学校学生的英文好,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李光耀却只看英文,不看中文。这正是他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心态,反映出他对华文教育的傲慢与恶毒偏见,也反映出他自卑自大的双重心理。

单单以学生的英文程度来判定学术知识,那么,中国、日本、欧洲的大学都不如新加坡的英文大学了。

李光耀自己的语文能力又有多高明呢?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英文学校,英文比一般南大学生好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要是他的中文比一般南大学生还好,那才是了不起的事。

他从1955年开始学中文,就是学了几十年后,直到今天,他的中文程度仍然很低,还不能算是懂中文,只是会说几句结结巴巴的话而已。学了几十年都学不好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他自定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能力,还值得骄傲吗?

李光耀的英文又如何呢?当然比一般南大学生的英文好,但也只是实用而已,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个人风格和文采。

他从小听惯了峇峇人的英语,后来到剑桥大学读书,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口音,但也并不地道,远非字正腔圆,只是发音比一般新加坡峇峇人好一些。他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绝不是个语文能力特别出众的人。他只是继承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傲慢自大的心态罢了。

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9页):

我就认为影响南大历史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一本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第一,就是这批写报告书的人来的时间太短,而且并没有实地的进行考察,只是凭着别人给的秘密回应罢了。什么是秘密回应呢?那就是一些对南大不满的人写的一些批评回应。

李光耀就是利用这份特别设计的“恶毒荒唐的报告书”来打击南大,拒绝承认南大的学位,而撺掇英国人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人,也必定是李光耀。

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3页):
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想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1、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总共二百一十位。理学院一百五十五位, 文学院五十位,商学院五位。

2、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总共二百零四位。理学院一百三十位, 文学院五十位, 商学院二十一位。

3、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总共一百五十五位。化学系四十九位, 生物系三十八位,物理系三十二位,数学系三十位,化工系六位 。

4、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总共一百三十位。生物系三十六位,物理系三十三位,数学系二十八位,化学系二十六位, 化工系七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数为3,324位, 但却有414位 (12.6%) 的毕业生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它显示了南大毕业生如何轻而易举, 仿佛探囊取物地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这个事实就足够说服任何人南大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不低,从一开始其学位就应该被承认。

我再次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大毕业生,有超过80%,也就是说,有超过331位,在世界各大学被聘为教学人员, 或在世界各大学的研究机构担任研究人员。这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包括: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香港,台湾,澳门,文莱,泰国,马拉维,委内瑞拉等.……。 可以看到,南洋大学在高等教育的贡献是非常国际化。

单单就毕业生的学术表现说,李光耀所不承认的南洋大学,远远胜过李光耀所承认的马来亚大学,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南大毕业生之中,除了考取英文大学的高级学位之外,还有的考取英国的律师和会计师专业资格,都十分出色。尽管如此,南大仍然是李光耀的眼中钉。

为了关闭南大,他一直罗织罪名,想以谎言误导别人,给自己开脱。他心中的恶意与憎恨,根深蒂固。这绝不是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政客的傲慢与恶毒偏见。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14页):
南洋大学的成功是多姿多彩的。让我强调一点,上面的数字和名字只包括南大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而已。这就是说,当他们从南大毕业时,新加坡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一起不承认他们的学位。这是新马高等教育一段最荒谬的历史。

李光耀就是制造这“一段最荒谬的历史”的人。

李光耀对陈六使的仇恨,与南大及华文教育相连。他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有一段针对陈六使的话:

华社領袖一方面捍卫华语华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孩子長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华人,把一些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把另一些送进英文学校,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陈六使的孩子也正是如此。他的孙女后来就读南大商学院。

当时的华人家庭还有一种做法是,把孩子上午送去读中文学校,下午送去读英文校,只是想让孩子学好中英两种语文,没有政治动机。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文学校学生,只要不排斥华文,都懂华文;又由于会说方言,学华语十分容易,绝没有李光耀所说的“孩子長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这回事。不过,要是父母亲排斥华文,那就很可能“孩子長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了。例如李光耀,他排斥华文,虽然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只不过是为了选票。他的孩子長大了,华语几乎忘干净,在家里真的“连一句华语也不说”,只说英语。这是峇峇人数典忘祖的特色。

然而,李光耀又为什么他要对付陈六使呢?因为陈六使创办的南大是华文大学,而李光耀不懂华文,又因为南大学生中,有不少反对他,所以陈六使和南大都是他的心中刺,眼中钉,必须拔除。他在《李光耀回忆录》第383页)说:

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來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时,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李光耀认为这是在反对他,就把他的公民权给吊销了。从1955年到1963年,前后约九年。这真是十年报仇不为晚。

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后就不可以再说话了,不然会被驱逐出境。陈六使不说话,可是南大还在,必须按照日程表逐步消灭。

李光耀排斥受华文教育的人,一直都用赶尽杀绝的手段。他很成功,但留给人间的却是仇恨。虽然平了社会,却平不了人心。在把对手赶尽杀绝之后,做事自然方便,可是在治国方面,却见不出什么过人的才能。

最堪讽刺的是,他还提倡儒家思想。儒家崇尚仁政,而他却崇尚霸道,刚好与儒家相反。

四 同化从教育着手:中学改制

排斥是消极的手段,积极的手段则是从教育着手。两者互相配合,可以确保同化运动必定成功。

教育在同化运动过程中尤其重要。学校是推行同化运动的根基。在这个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就是推行讲华语运动和儒家思想运动的时候,教育部长由副总理吴庆瑞担任,以贯彻始终。

李光耀在排斥华文教育的时候,同时着手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改革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第二个步骤是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

新加坡的英文中学采用的是英国的学制,华文中学采用的是美国的学制。

英国的中学是七年制的,大学则三年,加起来十年。美国的中学则是六年制的,大学则四年,加起来也是十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和南洋大学都采用美国制。

李光耀领导的自治政府和原来的殖民地政府一样,都不承认华文中学和大学的资格,理由是:程度低。这也正是他改变华文中学学制的借口。他的真正目的是:把所有的华文学校都改变成英文学校,摧毁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由于英文中学采用七年制,华文中学采用六年制,两者相差一年。于是,他提出折中的办法,英文中学改为六年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华文中学照旧六年制,但不是原来的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制,而是同样改为初中四年,高中两年。这样,英文中学和华文中学的学制就统一了。

这样改制之后,中学虽然仍为六年,课程内容则与七年制中学相当。这样的制度,增加中学生的压力,逼得他们无暇关心社会,也就不会游行示威了。

1961年,全体华文学校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同时参加中学会考。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相同的程度。高一、高二都变成了中四,高三虽然照旧是高三,但是李光耀只承认高三学生的程度和中四相同。这样一来,高一、高二、高三都变成中四了。会考举行时,华校学生罢考。

这就是当年的中四罢考事件。接下来几年,华文教育动荡不安。

华文中学改制,让华文教育走向末路,是由被排斥走向被兼并的开始,而最终的目标是关闭南大。

李光耀在构想统一英文中学和华文中学的制度时,就已经想好如何消灭华文中学了。方法非常简单,而且,不露痕迹。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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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