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同化運動 第二章 董狐

02/02/19

第二章 语言政策与同化运动

一 语言生态

新加坡的居民,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号称三大民族。华人在三大民族之中,居大多数,其次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之外,还有一些欧西人和欧亚混种人,但为数不多,可以不论。

新加坡通用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三大民族的语言,再加上英语,就成为今日新加坡名义上的四种官方语言。

英语原本是英国人的语言,可是在新加坡,也是峇峇人的语言。峇峇人本来也是华人,可是,因为语言的差异,再加上政治权力的因素,新加坡的峇峇人逐渐与华人相对而立,成为一个新的种族。随着华人的逐渐被同化,峇峇人口逐渐增加,有超越华人,成为第一大种族之势。峇峇人和华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语言。

三大民族的语言,通常笼统称为华语、巫语、印度语;而细分开来,则每一族的语言之中,都包含许多种方言。印度人的语言中还包括不同的语言种类,分属不同的语系。

新加坡的华语,相当於台湾的国语,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但并不完全相同。华语是和方言相对的。新加坡华人之中,只有今天的年轻一代,因为不懂方言,而以华语为母语。会说方言的人日渐减少,不会说方言,而会说华语的人日渐增加,但没有峇峇人口增加那么快。大多数中老年华人的母语属於中国南方的方言。其中以操闽粤方言的人最多。这些方言之中,有些可以通话,有些不可以通话。

从华人的祖籍来源来看,华人之中,以福建人为多。福建人之中,又以闽南人为多。所以新加坡通称的福建人和福建话,其实是指闽南人和闽南话。闽南话也还是个通称。其中又以厦门话最为通行。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话便是指厦门话。

虽然新加坡地小人少,种族也不多,但是,语言问题却有些复杂,而且敏感。始终与种族和政治相关连,而且,还与周围国家相关连。语言问题不止牵连到新加坡社会的安定,还牵连到与周围国家的关系。

战後,新加坡的社会语言日渐起变化。七十年代以後,变化尤大。促使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变化的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英语的地位日渐提高,母语的地位日渐降低;一个是,在华族社会中,华语的地位日渐提高,方言的地位日渐降低。此消则彼长,正透露出个中消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兴起,亚洲、非洲、南美洲尤其蓬勃,主要表现在于反对西方各国的殖民统治。其结果,殖民地纷纷独立。随着政权的转移,象征主权的语言也跟着改变。独立後的各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来代替原先的宗主国语言。语言成为民族自尊的象征。

新加坡近邻的两个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便都如此:印尼语代替荷兰语,马来语代替英语。新加坡的情形则刚好相反。英语原本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但在新加坡独立后,英语不仅不被民族语言所代替,反而日渐重要,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凌驾於各民族语言之上。这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

在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中,英语的实际地位,不是与其他三种民族语言并列的,而是与母语相对的。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便是以英语和母语为依据。可是,由於英语的地位高,通行广,母语的功用主要只在於说,不在於写。只有英语说和写都同样重要,所以英语的社会地位节节上升,有完全取代母语之势。这演变的结果,使新加坡的语言问题简化了,但是,顺着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母语难免有一天会消失。
三大民族语言之中,马来语的情形稍好,因为可以借助回教的力量而继续保存。印度语和华语的处境便岌岌可危了。提倡母语教育,顶多也只是在于救亡。

以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相比较,情形很不一样。

一般香港人尽管国语和英语都说的不好,甚至於不会说,但是都会说很流利的母语广东话。台湾人都会说流利的母语闽南话或客家话,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说国语。

新加坡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华语固然不好,英语也不见得高明,又不会说方言。所以这些“新人类”正面对一个语言危机:没有一种话说得好。

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是以本族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这一点正是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大不相同的地方。

学校里的双语教育,多少有助於挽救华语的衰亡。可是华语虽然是救回了半条命,方言却奄奄一息。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已经完全不会说方言了。

无论说华语还是方言,都只限于囗语。华文的地位很低,没有实用价值。行政和经济用语,实际只是英文。年轻一代人所需要学写的,便只是英文而已。这造成英文一枝独秀的局面。

至于这个局面将维持多久,日后将会变好还是变得更坏,那就要看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了。新加坡华人是做不了主的。

二 语言政策

新加坡虽然是个独立国家,其语言政策却是英国人制定的,因为英国本身新加坡的宗主国,新加坡是英国 殖民地。

英国人制定的语言政策,目的在于同化华人,但英国人却不敢强力执行,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情绪,只能利诱华人。可是华人并不领情,反而发动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群策群力,建设自己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英国人非常无奈。在撤出新加坡之后,把同化华人的政策交给代理人李光耀强力执行。这也就是李光耀上台执政后所推行的同化运动(以下取自《南洋大学校史》第一章)。

一九五一年,星马华文教育开始被迫害。 英国人通过《巴恩报告书》推行国民学校制度,只限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也就是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其他语文学校全受排斥。华文学校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这份《巴恩报告书》全名是《马来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为牛津大學学的巴恩(L. J. Barnes)教授,所以就简称《巴恩报告书》。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原本是研究马來文(巫文)教育问题,主张双语教育,而计划推行的双语仅限于马来文和英文,华文和印度文都排斥在外。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把全部华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当时,马来半岛已在一九四八年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有自治权。星加坡仍为英国殖民地,不在联合邦内,但是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消灭华文教育,便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星马原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在这里讨生活,从不过问政治。几千年的帝王统治,使中国人都愿意做顺民。《左传》里“肉食者谋之”的话,正反映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观念:为政是达官贵人的事,小百姓不必过问。做顺民,对政治冷漠,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中国人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在意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所迫害。

第二次大战之后,侨居星马的中国人,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关系到生死存亡。这个时候,在中国人社会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是因为受到英国人的压制而发生的。一件是,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件是,成立南洋大学。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的政治冷漠,参与当地政治,以捍卫自己的民族权益。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直接背景相同,都是缘于英国人对华人的压制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出于对华人的敌视,一心一意想同化华人。同化的手段从消灭华人的教育开始,最终到达完全同化的目的。这可以从英国人战后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清楚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是个关键。其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完全出于恶意。

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的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这份报告书虽然是针对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提出的,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和目的也适用于星加坡华文教育。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教育来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最后同化华人。

报告书的具体建议是,以马来文或英文学校代替华文学校。否则,华文学校将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这样的建议当然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华人子弟受华文教育,乃是华人天赐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殖民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华人,资助华人办的学校是政府的责任,而殖民地政府却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巴恩报告书中说(见《马来亚1951年巴恩氏巫文教育报告书》,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吾人深信初等教育应以造成一种共同之马来国籍为目标,以收容各种适龄儿童于国民学校,以取代目前之各种方言学校……在原则上,吾人提议取消各民族之方言学校。当然,方言学校之消灭是逐渐实施者,但今后关于教育经费之拨给,国民学校应有优先权。……我们这种新的国民学校,是一种建国的学校。我们的目的是要教授巫文。因为我们以为做父母者如果认为马来亚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和忠诚的对象,他们应当很喜欢叫他们的子女来学习这种语文。反之,他们若不高兴如此做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及不把它认作自己永久的家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书有极其露骨的政治目的,把政治和教育混在一起,以政治理由来消灭华文教育。华人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本是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却硬说是“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故意歪曲,陷人於罪。其真正目的是同化华人。

这份报告书引起马来亚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槟城华校董教大会说(见同上):

巴恩氏报告书已超出巫文教育之范围,而牵涉华校应否消灭
的问题。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同上):

宾尼斯氏报告书是越俎代庖的,其报告已超出巫文调查之外。参杂有种族歧视偏见的成份。……舍去合作政策,采取旧式的消灭政策。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便是在《巴恩报告书》的基础上拟定的,目的相同,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马来亚1952年教育法令》,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凡在设有国民学校的地区,该区儿童即被强迫入国民学校,其它方言学校则可宣布关门大吉,换言之,国民学校愈普遍设立起来,则方言学校亦自然而然被消灭,……文化被人消灭,竟可与人合作建国,全世界无此先例,华人决不相信有此可能。

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先生说(见同上):

根据教育专家的结论,马来亚的华人,尤其是在家庭里说中国话的华人必须接受母语教育,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依照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充份地发展及树立根基。失掉了自己文化熏陶的人们,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一个人的方言正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他本身分离的。我们马来亚华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母语,更绝不应忽视能使我们成为善良人民的我们民族最高尚的道德理想。这个原则鄙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这里所说的“方言”是指华人的语文,就是华文学校的语文。陈祯禄先生这番话最能反映出华人的心声。

全马华校董教代表大会直指其同化华人的目的(中国报52年11月11日):

凡由多元民族组成之国家其通用之语文,亦必多元。马来亚之主要民族,为华、巫、英、印,华人占全人口之半;用华文操华语之人数超越巫人之上。今竟欲禁止其多数民族习用之文字,代以所谓官方之语文。推原政府之意,以为不如此
不足以收同化之功。

《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以同化华人为目的,十分明显。星马华侨领袖对此深感担忧。华文教育从此面对重重危机。如果华人接受这样的建议,华文学校将彻底消失。

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文中回忆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紧张惨烈而胜败迄不能分之际,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突联合宣布所谓大西洋宪章,声言战争结束,废绝殖民地统治,予各殖民地民族自决,以获得其自治与独立,宗教信仰,教育措施,悉听自由,任何国不许干涉他国内政,尤强调母语文化之应受尊重。此一煌煌宪章,使世人认识同盟一方乃真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为反侵略而战,为解放殖民地而战,为扶助弱小民族而战;大仁大义,神圣庄严,实整个战局之转捩点。理直者壮,理曲者馁,於是而轴心卒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星马收复,英军卷土重来,不料深谋远虑,益为久长之计,与大西洋宪章宣布者异趋。始则割裂星马合一之局,分设总督,各使孤立;继则大力扩展英语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於华语者倍甚。一九四七年,有关教育政策之拜恩报告书,各蓝皮书,白皮书以及教科书问题等,遂纷纷沓沓,如踵相接,举凡足以阻遏华语教育之生机者,议院无不一一通过。一九五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商业法令,更规采定一律用英文或巫文簿记。步步逼人,盖欲造成环 境,沦华文於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矣。……处兹状况之下,我星马华人,低眉相吊,负手彷徨,诚不知明日命运又将何似!

这段话清楚说出当时英国人颁布的政策,处处针对华人,一心只想消灭华人的教育与文化。先知先觉的华侨领袖,已看出重重危机,忧心如焚。

一直到今天,虽然英国人早已离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都是依据英国人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来制定的。

《巴恩报告书》有两面的含义。

一面是,就马来人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符合双语教育原理,即以母语马来文为第一语文,外语英文为第二语文。这是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

一面是,就其他民族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都是外语,完全排斥母语,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显然含有恶毒的政治目的。
华人子弟,进入马来文学校,第一语文是马来文,第二语文是英文,不能学母语华文。

华人子弟,进入英文学校,第一语文是英文,第二语文是马来文,也不能学母语华文。

英文学校也可以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只学英文。李光耀小学和中学都在英文学校就读,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在童年时就十分讨厌华文。他掌权后的语文政策,让新加坡的孩子也讨厌华文。

在他的年代,英文学校学生可以学拉丁文,但不必学母语。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企图把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即峇峇人。其用意十分恶毒。李光耀一生,不仅赞同,而且执行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从政后,为了选票才开始学华文,意图蒙骗华人。

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是,以母语为第一语文,以外语为第二语文。这完全是为了语文实用的安排,不关政治。孩子在小学阶段,只需学习母语,以便确保在小学阶段掌握母语的基本表达能力。到中学阶段才开始学习外语。这时,因为孩子已掌握母语,学习外语就不会造成对母语的干扰,易于明白母语和外语的差异,也易于学好外语。

如需在小学阶段教授外语,也应该只在高小阶段教授简单的外语知识,如字母和发音等。外语在小学阶段不可喧宾夺主。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不需要100%的人懂外语,只需5%的人懂外语便已经很足够。哪些人需要懂外语呢?工作时需要用到外语的人才需要懂外语,例如,从事外贸、外交、科学研究的人,需要懂外语。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当然,多懂一种外语并非坏事,可以增进知识,但无需强迫所有的人都学外语。

李光耀掌权后,大力推行英国人定的教育政策,以便通过教育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他是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自然得效忠英国,为英国人服务。他的双语教育,继承了巴恩报告书的第二面含义,即恶毒的政治意图一面,而完全不考虑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

星加坡的马来人为数不多,不必设立太多马来文学校,只需多设立英文学校,让各族人的孩子都可以入学。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意图。

李光耀生为峇峇人,而有华人血统,又有华人姓名,极易于误导他人,以为他是华人。

在南洋大学开学前一年,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二岁时,才开始学说华语。这一年,他正式登上政坛。他公告天下,华语是他的母语,还会说各种方言。这完全是在刻意误导华人,以达到政治目的。

天下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母语是一个人从在母亲怀孕时就听到的语言,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学说的语言。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人,必是怪物。天下也没有哪一个人,终其一生,学了五十多年还是学不好自己母语的人。

李光耀写了一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来为自己恶毒的政策辩解,十分荒谬。全世界都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为什么只有他的双语政策是“一生的挑战”?他显然故意隐瞒恶毒的政治意图。

他的双语政策,把外文(英文)定为第一语文,把母语(华文)定为第二语文,完全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违反常规。他的目的在于消灭华人的母语,让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这正是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计划。

李光耀出生在峇峇人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话,是峇峇人说的马来话。因为上英文学校,学英文,说英语,于是,英语渐渐成为他的家庭语言,也就是他的实际母语。他的孩子自然也以英语为母语。华语从来都不是他的母语。他从小学到中学也都不学华文。他是完完全全的英化了。英国人的教育政策,就是希望把华人的子弟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

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一般都是方言。上学后学华语(早前通称国语)。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非常容易。不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就非常困难。

李光耀不仅不懂华语,也不懂方言,所以觉得华文很难学,很讨厌华文。这是他的亲身经验。为了达到同化华人的阴暗目的,他强硬把华文学校都改为英文学校,并消灭华人的母语方言,让华人的孩子觉得华文难学,讨厌华文。以便完完全全英化华人的孩子。这样艰巨的工作,自然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年轻一代华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以英语来代替母语,并且讨厌母语。英语成为家庭语言,也就是实际的母语,制造新一代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化华人。这是英国人定下的目标,由李光耀完成。这正是《巴恩报告书》在星加坡实际应用的结果。这样的政策,有极其恶毒的政治意图,推行起来,当然艰巨,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和英语的变化,具体反映於新加坡的教育。

新加坡的语言变化是由语言教育政策造成的。

当新加坡在1959年自治时,所规定的四种官方语言,名义上的关系是并列的。四者并存,个别发展。反映於教育,便有四种源流学校。其中,英语和华语教育尤其发达,从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有完整的体系。

当时所推行的双语教育有两个模式。英语学校有各族学生就读,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二语言是母语。在其他母语学校中,则反过来,第一语言是母语,第二语言是英语。

第二个模式才是双语教育的正规模式,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

第一个模式是殖民地主义的同化政策,表现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征服。李光耀就是采用殖民地政府的同化政策来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李光耀规定四种官方语言,是为了避免语言不平等而引起的麻烦。实际在政府行政中,并非四种语言都用,而是规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这就大大推高了英语的地位,凌驾于母语之上。这显然是殖民地政府的英文沙文主义政策。

由于英语是工作语言,大家都得努力学习,以后才有工可作,才能生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之後,到了八十年代,各母语学校都先後关闭了,都改为英语学校。这个时候,四种语言的地位由并列关系变为上下关系,就是英语和母语上下相对。这个时候所推行的双语教育,只有一种模式了,就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

从原先的四种语言并列关系,到後来的两种语言上下相对关系,这便是新加坡社会语言变化的大势。

李光耀就借助这样的政策,在二十年间,把华人慢慢同化了。中年以上的华人,日常还说母语,中年以下的华人,都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英语成为实际的母语。

新加坡的华人,在李光耀上台之前,除了一些效忠英国的人之外,大多数都视自己为中国人,也称华侨。中国人所创立的学校,即使是英文学校,也都重视华文。华文学校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李光耀上台后,常常标榜自己的双语政策,以为十分成功。而实际他的双语教育政策含有十分恶毒的政治目的,是英国人为了同化华人而制定的,并非一般语言学家所说的双语教育。

欧洲是个语言众多的大陆。一般欧洲人都会说两三种语言。

双语教育在欧洲已有两百多年的歷史。

欧洲人到亚洲来开辟殖民地,把他们的双语教育方式也带来。他们需要懂得用宗主国语言的本地人。双语教育因应实际的需要而施行。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英国人帶來的。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中文学校一律推行双语教育,只是英文教学并不怎么成功。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反殖民统治思想盛行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文学校也推行双语教育,对中文的要求也很高。当时英文学校的中文课业,不仅要学白话文,也要学文言文。修读中文的学生的中文程度,远比在李光耀的双语教育下学生的中文程度为高。

新加坡学校推行双语教育,在李光耀之前早就存在。双语教育绝不是由他开始的,更不是他发明的。但有一点大不相同,即:新加坡的华文学校以母语为第一语文,外语为第二语文,李光耀的双语教育则以母语为第二语文,以外语为第二语文。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是继承英国人制定的政策而来的,为同化华人而制定。李光耀在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之后,大大降低华文的程度,可有可无,跟英国时代英文学校的双语教育相比,其实是失败的,远不如英国时代的双语教育成功。但就同化华人的政治目的来说,李光耀显然比英国人更
加成功。

英国时代,中文学校和英文学校都可以培养出中英两种语文都很出色的学生,李光耀的双语教育完全做不到。今天的新加坡学生,英文不出色,中文无法表达,双语贫弱。

不过,英国殖民时代英文学校的华族学生,并不一定都学华文,也可以选读马来文。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学生来自峇峇家庭,家庭语言是英语或马来语,不是方言。这类学生往往不选读华文。这也是同化政策的结果。

一般华族家庭的母语都是方言。因为会说方言,所以孩子学习华文并不困难。

1979年,李光耀推行讲华语运动,消灭华人的母语方言,小孩子因为不懂方言,学习华文就非常困难了。

李光耀生长在峇峇人的家庭,祖辈是客家人,但他不会说客家话。他的父亲受英文教育(见《李光耀回忆录》20-21页。联合早报1998年版)。他的家庭语言是英语和峇峇马来语(見《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双语之路》19-20頁。联合早报2012年版),所以他早年不懂华文。

李光耀就读的中学是莱佛士书院。他在学校完全不学华文。这已可见他对华文的态度了。

一个人早年的缺憾,在长大之后,必定在心中留下印痕。这可能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一种是愧疚,努力弥补;另一种是憎恨,变本加厉。

林文庆对华文的心理状态属于前者,李光耀对华文的心理状态属于后者。

李光耀极力消除异于己者,使天下人都与自己同类。这就是他推行同化运动的根本原因。要是他的母语是方言,童年时学华文,他后来的语言政策就必定大大不同。

三 政策推动同化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然有四种:英语、华语、巫语、印语,号称四大语言,实际是一大三小。英语独大,处于强势,其它三小,处于弱势。

由于各个种族原本都有自己的学校,这给统治者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把不喜欢的学校关闭,只能在暗中通过政策来改变形势。

三小之中,巫语和印语可以削弱,但巫人与印人不能同化。只有華人,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同化。在李光耀看來,更是非同化不可。

由于峇峇人原本也是华人,所以可以明目张胆的把华语削弱,进而把华人同化。峇峇人和华人的基本差别在于语言,只要削弱了华语,推高英语,就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

要削弱华语,同化华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政策,使到华文学校逐渐关门,都变成英文学校,这就达到目的了。

李光耀上台后,就在暗中推行同化运动。他的主要同化对象,当然是受华文教育的人。

华族子弟所上的学校,一般不是华文学校,就是英文学校。李光耀是在英文学校受教育的。因为少年时不学华文,造成他对华文的抗拒心理,并由抗拒转为憎恨,一心要把华文消灭。这是他的语言背景和心理状态造成的。在他掌权之后,便制定政策,一步一步关闭华文学校,达到同化的目的。

由于英语在新加坡通行的范围广,在各族人中,能听懂英语的人为数较多。其它各族母语,通行范围都较英语小,主要在各族自己的范围内。因而形成众说纷纭、鹬蚌相争的局面。这使到新加坡各语言的关系复杂而敏感。

为了避免语言问题引起社会不安,李光耀把各族语言都列为官方语言,法定的地位相等。然而,这样的法定地位只重在表面的象征意义,并不实际平等,也未能完全消除各语言之间的敏感关系。

印度人为数不多,语言卻很分歧,没有太大的社会力量,影响不大。其他三种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都举足轻重。敏感关系主要在於华语和英语,以及华语和马来语之间。

马来语人口虽然远比华语人口少,但是,因为新加坡两大邻国均为马来族国家,马来语自然和这个地区的种族和政治关系密切。种族和政治问题,极易於引起社会动荡。这是语言敏感的原因。

英语和华语之间的敏感关系主要在於华族内部。华人之中,在李光耀上台之前,受华文教育的人远比受英文教育的人为多。李光耀上台之后,受华文教育的人渐少,受英文教育的人渐多。彼此之间自然形成两个壁垒,泾渭分明,极易於引起纷争。受英文教育的人居於统治地位,受华文教育的人被统治,难免感到受压迫。这是敏感的原因。

英语原本是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照理说,在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以後,英语应该被摈弃才是。可是,新加坡社会这几十年的发展,英语不但没有被摈弃,反而越来越重要,终於形成惟我独尊的局面。这是英文沙文主义政策造成的结果,因为统治者是说英语的峇峇人。

新加坡在英国人统治时,英语自然和政治权力连在一起。英国人撤离时,把政权和英语一起留下来。英语自然成为政府行政的语言,也连带成为法律的语言。新加坡的法律是继承英国法律而来的,所以法律的语言自然也是英语。这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

英语既是政府行政和法律的语言,那么,想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便非得懂英语不可了。这也正是各族人中,都有过半数的人懂英语的原因。这既影响到个人就业,也自然影响到教育政策。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而双语之中,无论如何配搭,都以英语最为重要。

当新加坡还有各种语文源流学校的时候,英文学校主要语言当然是英语,其他语言是第二语言。其他语文源流学校则一律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这固然是因为英语为各族人的通用语,但也反过来更加巩固了英语成为各族通用语言的基础。

在各族语文源流学校消失了以后,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言,而以母语为第二语言。实际就是全部变成英文学校。这样一来,就造成英文在新加坡社会使用的范围更广,地位也更高、更巩固了。

李光耀的英文沙文主义政策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上层语言。其他各族的语言都只能在中下层社会通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有四种之多,而官方实际所用语言只是英语一种而已。其他三种都只是陪衬。

英语借助其政治功能,成为社会通用的语言,人人都得学,以求生存。其结果便是英语一枝独秀,而各族母语则日趋式微。

根据1980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在华族家庭中,英语的日用比例,十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十有多。华语的日用比例也增加了,但是方言的日用比例则大大减少。英语和华语的日用比例增加,都导致方言的日用比例减少了。从图表一可以看出华族家庭十年间的语言变迁(见刘克恩Lau, Kak En.《新加坡1990年人口调查报告》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90。1994年版)。

1980
1990
英 语 10.2 21.4
华 语 13.1 30.0
方 言 76.2 48.2
其 他 0.5 0.4
合 计 100 100

图表一 华族家庭用语比例1980-1990

在1980年时,华语和方言的日用比例,加起来接近九成;到了1990年,已不足八成。就华族家庭整体看来,本族语言日用的比例是减少了,而英语的日用比例则相应增加。

这样的发展趋势由政策驱动,使英语很自然的成为新加坡社会整体的上层语言,说和写都一样重要。

至于华族的语言,主要的功用在说,写只是聊备一格而已。讲华语运动也只是强调“讲华语”完全不提“写华文”。长此以往,新加坡的华人色彩势必越来越淡。华人,正日渐被同化。

华人日渐减少,相应的便是峇峇人日渐增多。具体的反应便在于社会语言的变化。人口与语言的变化还在继续。这趋势会不会有一天改变呢?这就要看政策是不是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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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