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

21/02/09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1971年4月新加坡开始整顿新闻行业。李光耀首先发飚指责报章玩弄种族课题,如马来报操弄马来人特权课题,华文报操弄语文课题,英文报宣扬西方腐败生活方式。华文报业之所以称之为五月风暴,是因为李光耀在1971年5月着手清算华文报业。

1971年5月2日,内政部以‘颂扬共产主义,操弄种族议题和在语言文化上激发沙文主义情绪’的罪名逮捕南详商报的东主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和社论主笔李星可。

李光耀维护的新加坡政治文化向来指责华文教育知识分子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必定是华文沙文主义者。华文报业也是在这一政治原罪下惨遭清算。这也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前世因果。

萧添寿的The Media Enthralled: Singapore Revisited (1998) ,很详细的记述并从政治角度分析了新加坡新闻业如何在李光耀的整顿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历史过程。Davies Derek 的The Press (1999) 也解读了李光耀严格管制新加坡报业的动机和目的。有关的华文文献似乎颇为欠缺,或许是有鉴于原罪而明智选择集体禁语。

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商报的指控有多少真实性?当事者李星可或许可以就此事件提供一些资料。

李星可的《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1991), 是从当事者的自述中提及五月风暴涉及的一些事件。《乱世沧桑》是一本口述历史记录,所以结构难免散漫,其中一些谈话不符史实,一些谈话前后矛盾。虽然如此,书内提及的一些个人事故经历还是足以引发研究学者对某些事件是非的置疑。重要的是,这是当事者对事件的回忆。另外,从自述中,研究学者也可一窥国共两派的知识分子和人脉关系如何塑造了新加坡华社的内在复杂性。

根据《乱世沧桑》,李星可自小在天主教家庭成长,从小开始就在法国天主教神甫主办的学校受教育,也因此而精通法文。后来通过此层关系得到奖学金到比利时和法国留学。为此,長大后不论在中国,东南亚和新加坡居住时都始终保持和天主教社团以及法国人机构的来往。自1940处在中国兵荒马乱年代的李星可和国民党以及中国天主教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星可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务,而管理中国天主教的于斌主教是国民党在华盛顿的‘实权’大使。1949年之后李星可在法属安南的西贡从事新闻业为法新社的通讯员,1950年代辗转到了新加坡原本也是要为天主教办报。过后先进入星洲日报当社论主笔,再过档到南洋商报。

有所谓本性难移,那么李星可为何,以及如何在到了南洋商报之后会马上转变成亲共份子?李星可颂扬共产主义之说是否确实?李星可是否在煽动华文沙文主义情绪?对于这些疑问《乱世沧桑》内叙述了一些相关资料。

在提及有关惹事的那一篇社论,李星可如是说:‘李有成要我写答复李总理的社论的时候儿,我预感到现在毛病是出定了的!因为,在新闻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你可以批评任何人,任何政策,但是不能批评国家元首。您可以看看我十多年来的无数社论,不管内容如何,我从来没有直接批评过李光耀’。

是谁指使写这篇社论?李星可如是说:‘不是李茂成,茂成已经离职,是李有成。我相信他那天那样吩咐我,是陈振夏的主张,因为当天社论委员会曾经开过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陈振夏是社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振夏还有内线,他对李有成说的话,跟李玉荣的话有同样大的力量,而且他的女婿还是部次长级的人物,他是可以拿这个名字吓唬人的’…‘我没有出席(社论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因为我不是社论委员。开紧急会议的时候儿,他们曾经找过我,可是我不在家,到外面儿吃饭去了’。

社论内容是谁决定?李星可如是说:‘社长告诉我社论委员会决定要答复李总理,并且已决定内容,要我照这个决定写。当时我迟疑了起来,说:“这样儿写,恐怕不大妥当,一定会出毛病”。李有成说:“你是不是害怕?”我说:“我写反驳别人的文章是出名的,可是批评国家元首这是欠缺礼貌,在报界中这是从来没有人这样作过的”。…李有成吩咐:“我在这里等你写,你写完了拿来给我看”。我回到自已的房里,左思右想,写不出来,加糖添水,改来改去,还是写不出来。…‘这个(李有成的反驳词)我老早忘光了。反正他指示的内容很激烈,我并没有照他的话写,我写出来的相当缓和,写完了已经很晚…拿去给仝道章看,拜托他再替我改一改…于是我就回家了’。

李星可的三段描述是记载有关答复李光耀社论的来龙去脉,主要指出社论是陈振夏通过李有成下旨传达,而他本人是按旨意办事。根据《乱世沧桑》,陈振夏的女婿是一名部次长人物。因此,李星可针对性的指证陈振夏所扮演的角色,并颇费周张重复他的人脉关系,以及详尽记述事发经过的目的就不知是否另有不可明言的陈述?如果李星可确是另有所指而又不可明言的内情,那么这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李星可认为‘政府是始作俑者’。因为在一些新加坡文献中就有说法认为1950年代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福利巴士工潮的暴乱就是由政府特务为了达到一些预定的政治目的而策动挑拨引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事情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学者去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是,整顿新闻业的全盘操作确是先谋而后动。

李星可如何看待华文沙文主义的指控?李星可否认这一指责:‘我根本不是沙文主义者,我从来是主张多种语文教育的。这有我多年来的写作可以证明。我自已就是从这一个多语文国家来的’。

李星可如何看待大事宣扬华文教育的指责?李星可认为:‘这个指责本来是莫须有的:华文报纸当然注重华文教育,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命线,未来前途所系的问题。如果没有华文教育,没有人懂华文,那还有谁看华文报?’ 。李光耀理应不会否定这个说法,因为李光耀就是认为华校学生人数大减不利华文报业,所以从市场的角度强调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必须合并成联合早报以确保生存。

李光耀为何选择打击南洋商报而不是星洲日报?《乱世沧桑》提及:‘李微尘因此结识了东姑,以及马华公会那时的儿的领袖李孝式…为了这个关系李玉荣(商报东主)知道不能错过机会,所以先行把李微尘任命为商报的总编辑…在吉隆坡跟新加坡的政治搏斗中,商报那个时候儿是站在马华跟巫统这方面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以后,李微尘吃了蹩脚:他不但总编辑下了台…’。另外,《乱世沧桑》也提及星洲日报和美国人有所关系:‘叶世芙…跟胡蛟闹翻,告到政治部,这时我才发现胡蛟原来已经受到美国人的収买…’。

胡蛟是星洲日报的董事经理,他也是早在1966年创办的亲政府的英文报-Eastern Sun 的出版人。李光耀指责这份英文报章在语文和宗教课题上扇风点火,以及这家报社在干黒色勾当(Black Operation)。胡蛟的罪状是:在香港向中国共产党代理人借贷130万元,报社答应以中立或者同情的态度处理有关中国的新闻。报社也协助一名中国特务到新加坡为一家境外的星系报业集团收集情报。

根据《乱世沧桑》:叶世芙从胡蛟处‘找到了一份儿工作…于是慢慢儿得到胡蛟的宠信,派他去跟日本人拉拢,到香港去借钱,到台湾去买机器…最后这件事出了毛病,原来台湾为了收买胡蛟,由兵工厂给他倒制了两部美国的高斯卷筒印刷机,本来是白送的,他却说是每个月分期付款,这分期付出的款自然都到了他的手里。事情后来揭穿,他罢职丢官…于心不甘,到政治部告了胡蛟一状…胡蛟除了下台,并没有被治罪’。

按李星可的说法,胡蛟是被美国人以及台湾国民党收买。人民行动党政府却是指控胡蛟被中国特务利用。何者为真?事实是,星系报业是胡氏家族事业。人民行动党政府所谓的胡蛟在香港向中国共产党代理人借贷的指责真相为何?事实是,胡蛟是向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合法借贷。通谍是何等严重的叛国行为,但是胡蛟既没有被逮捕更没有被定罪入狱。因此,胡蛟的罪状有多少真实性?

由此可见,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指控真实性並不是关键,因为这纯是为了达到预定政治目的的挑衅手段;在新加坡政治文化里这是颇为常见的伎俩。

回顾1971年新加坡报业风暴,人民行动党政府所为何事?James Cotton (1991) 认为李光耀的报业整顿为的是要管制社会言论空间以便统一新加坡舆论。Chan Heng Kong (2005) 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施行了一些相关法令后的政策结果是在实权上成为新加坡报业的拥用者与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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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