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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

02/05/06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

作者:李文 日期:2-5-2006 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9期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伴随国家独立和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没有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自主地寻求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类型和方式,形成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证明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 东南亚/政治变革/社会转型

东南亚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包括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东帝汶)。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类型和方式,在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政治变革即政治现代化,主要指政治形态上普遍出现新的调整与过渡,其目的是建立更加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现代政治制度。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转型普遍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二阶段是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一阶段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至80年代基本结束。在这一阶段,东南亚主要国家普遍放弃了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以军人和准军人为领导核心的、对政党和社会团体严加控制的、政府权力高度扩张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当然,不同国家的发展取向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印尼和菲律宾的威权主义政治由于更多地代表了总统家族及其亲属的利益,其发展取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弱。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今尚在进行中,其显著标志是政治体制向适合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向调整和过渡,内容包括军人相继退出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新的文人政府取代;政党制度获得完善和发展,从而选举由具有较少竞争或没有竞争开始过渡到具有较多的竞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通过修改宪法,加强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出现了由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方向发展的趋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由沉寂变得活跃1

社会转型即社会现代化,主要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二战结束前,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都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经济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的农耕社会这一现状。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到1945年识字率甚至不到10%。在二战结束前,菲律宾经济本来就很薄弱,日本和美国军队的蹂躏又几乎使这个国家成为一堆瓦砾。马来西亚殖民地经济的主要产品是锡与橡胶。暹罗(泰国旧称)虽然一直没有丧失独立地位,但直到战后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稻米出口国,甚至在1960年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国家初等教育体系。战后40多年的发展使东南亚社会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由于人们必须依照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内在分工的要求组织、安排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东南亚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都在相应地发生调整和过渡。第一,这些国家在群体形态上开始经历从组织松散、甚至缺乏组织到组织严密、各种社会团体不断涌现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不仅出现了政府、公司、银行、学校等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大量涌现出了带有志愿结社性质的非政府组织(NGO)。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NGO在东南亚的快速增长,成为促进多元社会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的一支新生力量。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职业、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变化,使得在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方面显示差异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取代以种族、宗教方面显示差异的社会结构。东南亚国家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开始从两极分化的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伴随中产阶级的成长,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两者之间的互动逐渐由相互对立、排斥、冲突向相互沟通、协调、融合的方向发展。第三,人口和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开始发生变化。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即从事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和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人口的增多,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南亚人口和劳动力跨国流动和迁移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多。第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后,东南亚国家开始注意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人的安全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第五,东南亚国家素有“种族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之称。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种族、宗教的对立和冲突现象严重,国家认同程度低。促进种族融合、增进国家认同、推进宗教世俗化和现代化,成为东南亚国家在社会转型上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东南亚国家在整合种族关系、加强国家认同和推进宗教世俗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这种成就的取得,与政府采取包括对原住民优惠等积极政策有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现代化这一“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 (universal social solvent)不断侵蚀和消除身分制、等级制和其他所有阻碍人们相互沟通、平等往来、共同参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战后东南亚社会逐渐由封闭半封闭的、先赋 (ascriptive) 的和不平等的社会转向流动的、开放的、成就的和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居住地、职业和社会地位都日渐处于流动和开放状态,人们的地域归属感以及与家族等初级群体的联系减少,与公司等正式组织和各种NGO的联系增多;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名望和地位更多地来自他们的才能和努力等后天因素,而不再取决于出身、肤色等先天因素。

战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在威权主义政治时期获得的,这应该成为这种政治体制现代性的一个有力证明。而当威权主义体制由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变为阻碍力时,它的现代性也就开始丧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治转型,现在看来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人类曾经采取多种方式组织经济活动,但东南亚的实践再次证明,市场经济更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和社会生产力。市场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废除等级特权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控制,因此市场的发展要求界定产权和平等的人权,认可民主和法治。伴随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东南亚人开始接受自由平等思想。目的主要在于证明个人的才干和美德,而不是单纯地谋生或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投资和其他活动,在东南亚同样成为将经济与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新的动力。工业生产力、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自由与平等、人们相信自己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可能地赚钱,这些文明要素虽然最早产生于西方,但它们本身具有的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在战后东南亚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实践中再次得到认可和提升。东南亚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践表明,属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同一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但战后东南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绝不是对西方政治社会发展模式的亦步亦趋,而是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形成了新经验和新模式。  东南亚国家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践表明,适合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最能带来快速发展。战后初期,东南亚国家普遍采用了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但这种所谓先进的政治制度却存在严重脱离东南亚发展实际的致命缺陷。1968 年,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缪氏所说的南亚包括东南亚)状况的考察指出,虽然“从一开始,信奉政治民主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但问题在于“享有普选权的充分民主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成功地进行实验,那时,已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存在相当高度的平等机会。”他还指出,这一地区实行民主的政府和实行独裁的政府同样是无能和无意进行改革,无力加强社会纪律的“软政府”,不能在推进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2。缪尔达尔的这一看法虽然依然带有浓郁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但也能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西方的民主在东南亚遇到的水土不服问题。后来,东南亚国家相继通过军人政变等途径建立了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根据亚洲银行的数据,1965-1990年即威权主义统治期间,新加坡人均GDP年增长率为6.7%,ASEAN-4(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为3.8%3。这样骄人的业绩,向世人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具有发展取向的威权主义政治比效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更符合战后东南亚的发展实际。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罗斯托的观点是,在现代化最初“起飞”之后,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首要地位。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社会及其政治体制的产生与发展、现代化的延续、持续增长以及任何制度领域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4。然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由经济以外的因素促动的,“起飞”后的经济依然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甚至由非经济因素为经济发展设定了底线。换言之,“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随着经济权力脱离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并逐渐凌驾于其上而日益显露出来的。”5虽然经济因素在发达的西方社会已经成长为能够单独发挥作用的因素,但在东南亚国家,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还经常控制和干扰经济权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经济因素。就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而言,虽然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已证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政治变革可能产生各种破坏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与压力,而急剧发展的经济又可能扩大了那些可能妨碍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各种传统的和新传统的权力。

东南亚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实践还表明,实质的民主比形式的民主更有效率。在战后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和本土产生的威权主义政治。一般认为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独裁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景:在实行效仿的西方民主制的国家,虽然在形式上广大民众拥有了普遍选举权,但多数情况下的选举不过是少数政客进行社会动员和谋取权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利害关系很少能反映到政策之中,政府办事效率十分低下。

而在发展取向的威权主义政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言权通过精英人物代理的方式得到高度承认和重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列入了民众的利害关系,政府拥有很高的效率。而“效率,也就是制度运行是否能够推进对社会和多数民众的福祉来说更具实际意义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目标,却是李光耀等人心目中高于民主的原则性目标。”6此外,在新加坡这个被认为最缺乏民主的国家里,不但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基本上是依靠定期举行的选举来决定的,政府的政策也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并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广泛征询社会有关团体的意见7。而在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之下,选民除了定期参加选举之外,对各种实际会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却难以参与。尽管政治选举表面上给予选民最终的决定权,实际上却缺乏实际意义,因为所选举的代表和政府在决策时通常优先考虑的是私利或者某些特殊权势集团的利益。

大众参与始终是决定东南亚政治发展的关键要素,尽管这种参与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有学者认为,在威权主义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着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适、富足和物质发展的空间,在私人领域拥有相当的自由,但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普遍被剥夺了,更确切地说,是在“东亚价值”这种开明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公民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8。显然,这是对具有发展取向的威权主义政治的一种误读。新加坡虽然实施一党优势制度,民众在选举时缺乏选择使选举的公正性受到置疑。但人民行动党连续当选,也绝非完全玷污民意,主要原因在于人民行动党更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更能通过领导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的福祉,因此人民愿意给这个政党以统治的合法性,也愿意通过合法参与的方式促进政治变革。2001年,在谈到人民行动党为何连续赢得大选时,李光耀申明:如果行动党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没有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并进入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时代,早就被踢出局了9。这段话充分表明民众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权利。而在那些发展取向程度低的威权主义政治下,如在马科斯统治后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统治晚期的印尼,由于当权者对民众利益的漠视和对大众合法参与权利的剥夺,致使民众不得不采取非法的参与形式,包括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方式推翻独裁统治。

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也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特点。首先,转型主要表现为自主的过程。自近代开始到二战结束,西方列强在对亚洲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时,一直没有中断过向亚洲推广西方的功利思想和道德观念10。但殖民化从来没有给亚洲带来现代化。马克思指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1但现在看来,东南亚的重建使命却只能由东南亚自己来完成,而且重建后的社会也并不是西方社会的简单翻版。战后东南亚的政治社会现代化完全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东南亚在政治社会转型方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没有搬用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方式。无论是沙立、李光耀、马哈蒂尔还是苏哈托,都是以反对西方议会民主制为出发点构建本国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虽然西方势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政治转型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历史过程主要是东南亚人民自主选择的性质。其次,尽管在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的转变中,军人政变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80年代以来东南亚发生的政治转型,则主要是通过合法的选举和非暴力群众政治运动实现的,因此多具有和平过渡的性质。

东南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政治转型方面,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还不够成熟,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陷入“民主 — 动乱 — 专制 — 再民主 — 再动乱 — 再专制” 的恶性循环之中。造成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由于过快、过猛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从而使社会又回到了专制12。如何避免这种反弹,实现专制再向民主转变软着陆,对这些国家而言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社会转型方面,东南亚国家则存在一些结构性扭曲与错位。首先,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扭曲和错位,即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远远小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次,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分化未能跟随经济发展的要求,其集中表现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20世纪80年代末,在泰国所有中学适龄人中,只有28%的实际入学率。由于受教育水平和科技力量的限制,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产业升级的困难。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员队伍力量的软弱,使得亚洲多数国家的产业化还基本上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绝大多数企业和劳动者只掌握了一些中低档的技术,甚至许多公司本身就是美日跨国公司企业内部分工的零部件生产基地,所谓的工业化实际上主要是“装配厂或装配车间化”,远离核心技术,生产力水平不高。再次,以往东南亚国家大都采取了“高增长,低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抵御风险能力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虽然提上了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议事日程,但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能满足普通民众实际需要的状况至今尚未从根本上获得改变。最后,东南亚还存在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普遍存在于东南亚的城乡之间,首都和边远地区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在由跨国公司控制的出口经济特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之间尤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断裂。发展不平衡和严重的贫富差距成为种族和宗教冲突的主要根源。

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现。

受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一些西方学者不愿意承认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本身所蕴涵的自主性创新意义。在亨廷顿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南亚政治转型只不过是世界民主化第三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延伸13。而在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看来,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的意义同样在于证明了他下述结论的正确性:自由民主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点”14

但许多东亚的学者则有着自己的思考角度和观点,认为东南亚的政治社会转型有力地证明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虽然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以及统一的衡量经济社会先进或落后的标准,但却不存在共同适用的统一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现有发展条件和环境不同,决定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不同。”15东南亚国家没有一味地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现代化道路,深刻表明“人类得救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个  ,真正的价值结构不是只有一种”;表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推向别国。当年在对法国大革命大喜过望之余,黑格尔欣喜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乃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实现理智的伟大秘密。“自太阳高悬于穹苍,众星旋转于其旁以来,人类至今才觉察到他的存在是以其头部、以其思想为中心的。在思想的启蒙之下,人类才建造了他的实体世界。” [16]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转型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足以让东亚学者满怀喜悦地认为:自产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人类至今才更有理由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并不是始终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就等于西化,西方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并不能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未来所有的发展景象。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时期。

东南亚在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力地申张了东南亚文化。文化多样性虽是东南亚的重要特征,但是东南亚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特质都深深嵌刻在一个共同的心态基石之上,这就是高度重视群体、和谐、中庸、忍让等价值观。1975年,苏哈托任命的专门委员会将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意识形态的“潘查希拉”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协调、平衡、团结三原则。具有了新内涵的潘查希拉为印尼实现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协调提供了哲学基础17。马来西亚的主要种族,即原住民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相互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和相互融合,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儒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能够共存并出现融合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宗教文化在马来西亚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马哈蒂尔虽是马来人和穆斯林,但他一向申张群体利益的重要性,强调民族和宗教的和谐和相互忍让。他指出:“我们没有为了满足强大的院外集团而不得不牺牲公众利益的民主制度。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重视群体的。我们不认为个人的权利优先于社会的权利。”18他劝告国阵各成员党,在讨论任何涉及种族或宗教的议题时,切勿采取极端的态度,因为这样做,将摧毁国阵多年建立的根基。“马来西亚人民必须有忍让精神,而我们作为代表国内各族的政党,更须保持中庸的态度,确保团结及谅解不受威胁。”19马来西亚“成功的主因是在这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文及宗教的国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和谐。”20

作为世界种族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共存是东南亚国家战后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东南亚主要民族相互关系如何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与认同,主要宗教文化不断发展、更新,并在相互之间出现交流、沟通和融合的过程。通过政治社会转型,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东南亚传统文化开始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方向发生变化。在21世纪,“多元共生  ”或“多元并存”将成为包括东南亚在内东亚文化复兴过程中形成的开放型新文化的主要特征。这种新文化不仅能够把东亚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而且更具有能够容纳全世界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特质。显而易见,东亚未来形成的开放型的新文化“多元共生”的模式,比在单一文化模式下不同群体共存的西方社会模式更充满希望,更能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灵感源泉21

东南亚的政治社会现代化没有重复西方模式,使它本身不仅具有使人类社会朝向更加均衡、更加民主、更加多样方向发展的巨大现实意义,还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理论主要源于西方,并适用于西方。东亚自身在相关理论建设方面相对薄弱。通过对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治转型方面产生的新理念、获取的新经验、形成的新模式的归纳、总结和升华,能够突破现有的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创建对东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的新的政治社会现代化理论。

[1]参见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5页。

[2]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9页。

[3]亚洲开发银行:《崛起的亚洲:变化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版,第2页。

[4]参见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6]赵自勇:《民主与效率: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重估》,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7]Ho Khai Leong,“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Making in Singapore: Conditions and Predicaments”, Asian Survey, Vol.40, No.3, 2000, pp.436-455; Ian Chalmers, “Loosening State Control in Singapore: 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 as a Political Force”,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20, No.2, 1992, pp.57-84.

[8]许纪霖:《当代中国的两种“自由”》,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第17-18页。

[9]《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0]华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的过程,包括经济结构的边缘化,以及加入国家体系并受其制约的弱国结构的产生等,在文化层面上带来一系列后果:基督教的教化,强制推行欧洲语言,教授特定技术和道德准则,改变法律条文等。”参见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12]张锡镇:《印尼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软着陆》,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1页。

[13]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李文:《东亚社会变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6]转引自库马:《社会的巨变: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7]赵匡为主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1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8]同上书,第18页。

[19]转引自廖小健:《马来西亚国阵政府的华人政策走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5页。

[20]《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1]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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