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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炳鑫 羞辱成为了被利用的政治工具

08/10/18

作者/来源:覃柄鑫博士 人民呼声论坛 (7-10-2018)

转载自:
https://newnaratif.com/research/humiliation-as-a-political-tool/share/cwguhz/80e888e0e8706954e2b97ebc980a172e/

覃炳鑫博士:羞辱成为了被利用的政治工具

编者按:

本中文版如与英文版原文有所不符之处,均以英文版原文作为最终解释权。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覃柄鑫 Thum Ping Tjin

他是社交媒体时事网站《新叙事》的董事经理,也是东南亚项目的发起人。这个项目是英国牛津大学东南亚跨学科研究中心;他是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共和联邦学者;奥林匹克运动员;唯一一名横跨游英吉利海峡的新加坡人;他的主要研究工作是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管理与政策了;他最新的著作:《生活在神秘的新加坡》(与罗嘉诚看哦写杰克共同合著出版);他创建了“新加坡历史”视频;这个视频可以到iTunes网站浏览。如您要与覃柄鑫博士联系,可以到一下的网址:pingtjin.thum@newnarati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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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10月3日。新加坡的人权活跃分子范国瀚被司法起诉触犯了三项未经许可的公共集会、三项拒绝签署在警方录取口供后在口供书上签名,以及一项破坏公物。

新加坡政府的这项司法起诉范国瀚的事件已经引起了新加坡国内外的谴责声浪。(见附件1)大多数的评论集中对新加坡的公共集会法令的荒谬性,以及肆意压制人民表达自由的权利,他们当中有些对范国瀚被指控破坏公物表示惊讶。

这些司法起诉源自范国瀚的三项和平抗议集会。

在今年6月份,范国瀚组合了一个在地铁从车厢里的“无声抗议”行动。这个新的是为了纪念1987年“光谱行动”大逮捕30周年。在当年“光谱行动”下,22名社会工作者和志愿人士被逮捕和不经审讯地被监禁。他们被当局指控涉嫌涉及一个企图颠覆新加坡政府的马克思主义阴谋。这些被捕者在审讯期间,失去睡觉的权利(即进行疲劳审问)、审讯期间被关在冷气室,并遭受精神上的虐待和严酷的审讯。新加坡政府至今仍然无法提出任何的确凿证据,证明他们与任何的阴谋有关联。

更加广泛的情况是,大约1000名不经审讯被捕的前政治拘留者(后续经整理的人数约为1500名)之间能够仍然无法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被捕的罪状。这些被捕的前政治拘留者是自为1959年行动党取得政权的。(见附件2)

范国瀚组织的抗议行动中包括了他把两张A4纸张贴在地铁车厢墙壁上,这两张纸张上面写上了“马克思主义?”“#废除不经审讯的监禁”,以及“为光谱行动幸存者争取正义”。范国瀚张贴在地铁车厢墙上的纸张并没有损坏车厢的墙壁,但是,却导致他被起诉破坏公物的罪名。

在当局对范国瀚进行司法起诉消息公布后,脸书网页上开始分享了许多张贴非法广告的照片(特别是那些开锁匠的广告)、房间招租的传单,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布条。对于这一切警方却视若无睹。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施加于涉嫌触犯者的刑罚是不对称的。在新加坡的破坏公物法令下,最高罚款是2000元、最高入狱服刑3年。以及鞭刑3-8 鞭,这些触犯刑罚是犯罪的轻重而定。

在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每天都有人在破坏公物。起诉范国瀚破坏公物是荒谬的
毫无意外,范国瀚是在《破坏公物》法令下被司法起诉的。

1966年《破坏公物法令》(《破坏公物法令》在1970年又进行修订)的实施为了要对付政治异己分子的。目的是将那些表达不同政治见解的人划定为刑事罪犯和反国家分子。这不仅仅是压制表达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切了巩固自己的所谓“国家”政权。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广泛使用来控制殖民地的部分战略,行动党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了法令的实施的目的。(见附件3)

在摇晃着“国家”的幌子下,政府可以自行认定,把他们的反对者的所有合法行为简单地归类为“反国家分子”。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对“国家”和“人民”的威胁。《破坏公物法令》原本最为有效性是要惩罚刑事罪犯。但是,他们忽视这个原则是。反过来却被滥用和羞辱惩罚政治异己反对者。

摧毁反对者和关闭公共活动空间

《破坏公物法令》是由于行动党在1962年面对着无数的挑战做出的反应。从1962年开始,行动党就一直寻求试图通过各种策略来对付它的真正反对者,这些策略包括了如下:

通过骚扰手段,离间反对党阵营里的积极分子以及经常突击反对党的集会;

转移注意力手段,包括了让反对党的积极分子官司缠身;

缩小反对党在公共场合活动手段,包括了压制媒体报道反对党的活动和禁止反对党举行群众大会;以及,

赤裸裸的威胁手段,包括了不经审讯的监禁反对党领导人、宣布合法的活动为非法活动、吊销反对党的工会及其他左翼组织。

行动党这么做是希望迫使对合法斗争途径感到绝望的反对党积极分子进行非法和非宪制斗争的行动。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今后进一步直接采取行动对付他们。(见附件4)

尽管反对党面对行动党的严重镇压,但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仍然是坚强的。他们继续以不同的名称和不方便的事实,通过标语和布条等各种方式与行动党进行周旋。与此同时,行动党发现他们使用不经审讯监禁反对党人,是他们成为了殉道者,反而是让他们成为英雄,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他们殖民地统治时代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这包括了印度的甘地、印尼的苏卡诺和新加坡的林清祥到等人)。

当时局势出现了紧张状态是随着1966年4月份美军第一次进驻新加坡。这些到来的美军是从越南南方来新加坡进行修整与休假的。对新加坡人民来说,他们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马来亚紧急状态,以及“马来西亚印尼的对抗”仍然是记忆犹新的。让美军到新加坡将会给新加坡带来另一场冲突,这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正因为如此,反对党社阵的基本原则政策是:新加坡必须保持不结盟国家的地位,以及避免卷入国际两个强国集团的冷战中。社阵同时承认越南人民进行的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地统治者之间的反殖民地主义的战争。《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议宣言》承认所有人民拥有自主权和选择自己的政府的权利。社阵的立场上这样。越南人民也不例外。新加坡人民也不限于被压迫。(见附件5)

为此,社阵与其他左翼工会等组织开展了一场反对美军到新加坡的运动,以及反对美军侵略越南的援越抗美运动。由于他们被拒绝在公开场合举行群众大会,以及禁止媒体报道他们的运动情况。他们不得不在半夜四处张挂标语布条。他们追随着长期以来的抗议传统。从罗马似的涂鸦到马丁路特金的论文、到中文的大字体标语布条。这些布条标语表达了反对者反对威权的意愿。

于1966年4月13日,新加坡人民一早起来发现在巴士车站和建筑物墙壁上都被涂上了红漆的口号。紧接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他们不顾警方的高度戒备出现在现场——警方不断地警告反对党活跃分子,没半小时就公开广播,警告公众人士不要参与当时举行的群众大会或者是游行示威。反对殖民主义者积极分子成功地高举着“美国佬滚回去”的大幅布条走上街头、朝着美国大使馆以及左翼工会的会所方向走去。

政府起诉了23名举着布条标语的男子和年轻人。但是行动党政府遇到的法律的障碍。1966年的《轻微刑事条例》确定了破坏公物的属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在这条例下,触犯者面对的最高罚款是新币50元和入狱服刑一个星期。他们不可以扣押任何人。警方只能够发出法院的传票。这对坚定的民主运动几乎没有威慑作用。

政府尝试清空标语布条张贴的位置。于1966年8月9日,也就是新加坡国庆两周年,内部安全局官员突击了社阵总部。充公了所有的文件布条。无论如何,政府知道他们是无法组织被一张政治标语和布条的出现。他们必须找粗话积极分子收藏标语布条的地方。

经过10天的突击行动,于1966年8月16日,《破坏公物法律》在国会一读通过了。

1966年的《破坏公物法律》的惩罚

为了应付当前的局面,行动党政府采取了仓促的行动。1966年8月26日,也就是《破坏公物法令》一读通过后的10天,这部法律在国会进行二读与三读通过了。

法令在二读通过时,以同样的模式向国会进行叙述实施的目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与行动党一样的是利用这部法律来对付他们的反对者。

首先,他们会把合法的政治抗议行动定性为非法的公共秩序;

第二,他们会把参与政治抗议活动者定性为“反国家分子”。同时,不仅仅是颠覆者,而是人民的敌人;

第三,他们会通过质疑这些政治异己分子活动来诽谤他们,以及散布半真半假的事实,甚至对他们的行为直接进行恶意的描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政治异己分子描绘成了“另一类人”,这样就可以告诉人们,普通的法律法规和文明的法律法规是无法对付这些人的。

这就为政府提供了说辞,他们可以辩称说,这是被迫制定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的法律法规。为了让有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实质性作用,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赋予了最大的行使权。随着而来的,他们赋予了有选择性的对反对者进行广泛的裁决权。(见附件6)

依据当时负责解释有关《破坏公物法律》的国防部长黄循文在国会上说,
“破坏公物是由那些‘反社会分子’和‘反国家分子’利用民主的名义进行的”。黄循文进一步强调说,“这些‘反国家分子’是在破坏或者是摧毁公共财产和破坏公共财产,是属于人民的利益的。……这些‘反国家分子’把摧毁后破坏公共财产视为是一种乐趣。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对付少数分子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予以严肃的处理。”(见附件8)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叙述《破坏公物法令》时说,破坏公物是一种‘特别的反社会恶劣罪行说,比如拿来一桶红漆到每一个车站图写反美、或者反英、或者是亲越共的口号’(见附件9)

非常明显地,他们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所叙述的并不是针对破坏公物,而是正对着合法的政治异己分子——特别是那些持有表达反对殖民地主义亲民主的观点者。事实上就是,行动党企图阻止这些政治异己分子以及正常的合法政治表达权利。这些政治异己分子的不服从行动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

法律学者Jothie Rajah在分析行动党政府辩称的法律时所使用的法律语句做了极其重要的批注(见附件10)。

首先,它使人们变得幼稚。李光耀说,“我想,不幸的,我们所有的一个社会只知道两件事——奖励和威胁”(见附件11)。黄循文争辩说,使用鞭刑处罚,对于国家、人民、家长和孩子来说是适当的(见附件12)。正式符合脆弱的社会相一致的。行动党长期以来就一直重覆——人民的无助和珍贵的,只有行动党才能够保护他们。(见附件13)。

于1964年,《海峡时报》报道,它们把火法帝异议分子标签为“没有思想和无建设者”,以及具有险恶动机的成年人在毒害“误导学生的青年人”。

第二点,说白了,是为了达到邪恶的动机,利用破坏公物的名堂来归咎于人民。彻底的断言被用来把邪恶的动机归因于人们。黄循文说,“这是普通的常识,这些‘反国家分子’利用孩子和年轻人在公共及私人财产上进行涂鸦画”(见附件14)。这是对破坏公物的双重叙述——及针对着‘反国家分子和利用孩子’。黄循文和律政部长巴克两人同时在道德比较:这些被涂鸦在墙壁上或者是悬挂着的布条,将会对财产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强调破坏可能造成危害生命的住所)和非永久性的破坏。(见附件15)

Jothie Rajah的评论说,直接的影响是建立在逻辑性的链接”

那些自我承认破坏公物是反对行动党的;以及,

那些自我承认破坏公物的人是反国家和寻求危害人民的;

那些在我承认破坏公物不是正直的人,必须以刑法加以处罚;

因此,那些反对行动党的人就相等于是反国家、危害人民的人,必须以刑法加以处罚;

Jothie Rajah写道,

“《破坏公物法律》的附属文件建议,这些人的特征被归类为‘非正直的人和对社会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人’”是思想异议分子。现在问题就产生了:“人民”的定义范畴是不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必须与行动党相一致?其最终的结果的保护“国家”?(见附件16)

就行动党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进一步说,作为人民是无助和珍贵的。行动党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对付人民的敌人。于是,行动党就放弃了原制定了的《破坏公物法令》的原则精神和先例。

“破坏公物”,是被诠释为具有政治意识的动机,但是仍然被归类为刑事犯。不是政治活跃分子。假设“破坏公物”,被认可为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他们的不同政治异议就必须受到承认。反过来,他们是被归类为刑事犯。而判处施加鞭刑就是等于蓄意羞辱行径。

首先,法律上赋予的惩罚与被归类为轻微财产侵犯罪,迄今为止就完全不成正比的。这是一项可扣押和不可保释的罪行。最高判处的刑法从原来的罚款50新元和被监禁一个星期,提高到罚款2千新元和被监禁三年。最为严酷的是施加最少鞭刑三鞭到八鞭。请注意李光耀在争辩寻求国家公物不被破坏的的说辞:

“罚款并不能反映我们面对的这类犯罪行为。这些人在用红漆涂鸦公共建筑时就是准备去坐牢的。他们在炫耀自己的思想意识时是准备去坐牢的。他们将不会缴交罚款。让自己成为殉道者。但是,假设你已经知道图们市在这三种选项中选择其中一项最好的,我想,太湖失去许多的热情。因为,那么,一点点的胜利换来的是受到鞭刑羞辱的经验。(见附件17)。”

其次,《破坏公物法令》偏离了一般的原则。一般被判刑事犯罪需要具备行为和动机两项条件。依据他们的这个缺乏法律理据的判断,“‘反国家分子’利用孩子和其他年轻人在公共与私人产业墙上进行涂鸦”,黄循文要求法律赋予采取惩罚性的权利对付这些‘反国家分子’的‘承担实际的责任’(见附件18)。

《破坏公物法令》不仅仅是确定了破坏公物的刑事犯罪行为,以及如何企图破坏公物的行为,同时,最为严酷的是,它同时确定了任何人‘造成了劈坏的因素’。(见附件19)

其三,惩罚性的《破坏公物法令》在诠释破坏公物行为改变破坏的定义的定义。在轻微刑事法令下,在公物表面上涂鸦或者张贴标语的行为是被定义为‘烦人的行为’。轻微刑事法令并没有着重于传递信息——被涂鸦在墙上涂鸦将会成为传递书写或者信息的功能。总之,《破坏公物法令》首先要传达的信息是:
任何人在任何的公共产业或者是私人产业建筑物上书写、绘画、座标、或者是刻录文字、口号、漫画、图画、座标、符号或者其他的东西;

任何人在任何的公共产业或者私人产业上安装、张贴或者张挂标语、纸卡、广告、传票、通知书、纸张或者其他的文件;或者,

任何在公共产业或者私人产业上面悬挂、吊装、安装或者展示任何书写上有文字、口号、漫画、绘画、座标、符号等其他东西的旗帜、布条东西;(见附件20)。

“文字、口号、漫画……标语、纸牌、广告……旗帜、布条”等。法令的意图不是涉及到鱼有关造成了破坏的行为(如世界各国在制定有关破坏公物法令诠释破坏行为一样),而是企图传递通讯信息。扩大了破坏公物的诠释涵义,赋予了行动党可以垄断所有的在公共场所传递信息的权利。正如目前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况。

最后,李光耀和巴克两个人很谨慎地指出,破坏公物在法律上造成的永久性与暂时性的破坏的区别。同时,明确鞭刑只是用于前者(即造成永久性的破坏)(见附件21)。

无论如何,案件是属于第一宗触犯有关法律被起诉。从第二宗触犯有关法令开始,法令将有效地适用于永久性和暂时性造成对破坏了。鉴于有关破坏公物的定义被广泛的诠释,这是绝对的轻而易举地触犯这部法令的。在今年较早的时候,高等法院已经裁决在墙上展示卡纸将被视为是破坏公物行为。

‘这可能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改变,更不用说任何破坏了产业的问题了。无论如何,只要有被展示的物件挂在(公共或者私人产业)的墙上,就可以定性为这个产业已经受到污染了。上诉人的行为就被认定为是《破坏公物法令》所诠释的反社会的行为的一种的解决方式。’(见附件22)。

让我们回到范国瀚的案件,看来似乎一旦范国瀚罪名成立将会被判处鞭刑。未来范国瀚将会被轻易地第二次被控告。在这部法令下,他根本就不必自己承认破坏公物。正如黄循文于1966年在国会所说的,只要简单地举出范国瀚已经‘造成’他人承认破坏公物就行了。鉴于这个城市可以广泛地被诠释为破坏公物的说法,与《破坏公物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范国瀚的被起诉是一点也不例外的。

结论

公众人士对于起诉范国瀚破坏公物的反应是——检察署的荒唐和分享在街上招贴广告与商业传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对《破坏公物法律》的误解!这部法律本身并不是为了处罚那些破坏公物的人。这部法令是要赋予行动党政府垄断在公开场合展示他们的资讯吧了;行动党是要把“国家”与“行动党”联系在一块吧了;是要把反对行动党的政治异己分子诽谤成为刑事犯、非正常人和反国家分子;是要压制与对付那些敢于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以及表达政治见解的反对行动党的人;无限制的使用通过鞭刑的处罚方式,对付那些坚持公开站出来与行动党对峙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范国瀚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制定《破坏公物法令》要达到的目的的。

附件:参考资料

[1] 见例子(See, for example):
《功能8》;2019年11月30日声明(Function8, Statement, 30 November)
(见网址:2017,
https://www.facebook.com/function8ltd/photos/a.350454085131572.1073741847.350013055175675/865386370305005/;)

《人权观察组织》:《新加坡放弃对和平抗议者的起诉案件》2017年11月29日(Human Rights Watch, “Singapore: Drop Case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 29 November 2017, 见网址:
https://www.hrw.org/news/2017/11/29/singapore-drop-case-against-peaceful-protester);

2017年11月29日,《国际特赦组织》:《紧急行动:伊苏工作者的和平抗议行动面对7项起诉控状》(Amnesty International, “Urgent Action: Activist Faces Seven Charges For Peaceful Protest”, 29 November 见网址:2017, 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ASA3675162017ENGLISH.pdf;
2017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起诉案件让新加坡的公共集会严酷法令在聚光下曝光》(New York Times, “Charges Cast Spotlight on Singapore’s Strict Rules on Public Gatherings”, 29 November 2017, 见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17/11/29/world/asia/singapore-arrest-protests-gatherings.html; )以及

2017年11月2日,《网络公民》:《香港活跃分子黄芝锋与范国瀚团结在一起》The Online Citizen, “HK Activist Joshua Wong expresses solidarity with Jolovan Wham”, 2 December 2017,
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7/12/02/hk-activist-joshua-wong-expresses-solidarity-with-jolovan/.

[2]前政治被扣者名单(见网址: For a list for formal detentions, see https://fn8org.wordpress.com/advocacy/political-detainees-in-singapore-1950-2015/.)(“前政治被扣着”是指那些在内部安全法令第8章条款下被监禁者。依据相关条款,它允许被监禁长达2年(监禁期届满绝对可以继续延长)。有关条款所指的“非正常监禁”在这里指的是。在内部安全法令第74条约下允许内部安全局 在没有取得授权令下,可以扣留一个人。他们是基于这个被扣留者谁西安危害国家安全,指令是扣留令可以长达28天,在临时扣留令期届满,被扣者一旦离开内部安全据的管辖范围就可以立即再被逮捕。(“Formal detentions” refers here to those detained under section 8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hich permits detentions (indefinitely renewable) up to 2 years. “Informal detentions” refers here to being held under section 74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hich permits people to be held without a warrant by the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merely on suspicion of being a security risk for up to 28 days. Many such detainees were released after 28 days and immediately re-arrested when they stepped out of the ISD compound.)

[3] 见《后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殖民地法令》( “Justifying Colonial Rule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 (见网址:
https://newnaratif.com/research/justifying-colonial-rule-in-post-colonial-singapore/)

[4] 关于更多的合法政治的触犯刑事罪案件,见Christopher Tremewan撰写的《在新加坡社会控制的政治经济学》第194-199页 (For more on the criminalisation of legitimate politics, see Christopher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London: Macmillan, 1994), 194-199.)

[5] 关于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自决与自主权。覃柄鑫:《林清祥的马来亚观点:统一、非暴力和普遍的主权》(亚洲内部文化研究),第402-408页(For more on the Barisan’s posit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ignty, see Thum Ping Tjin, “The Malayan Vision of Lim Chin Siong: Unity, Non-violence,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8:3 (2017), 402-408. 见网址:http://dx.doi.org/10.1080/14649373.2017.1346167)或者https://www.academia.edu/34683473/The_Malayan_vision_of_Lim_Chin_Siong_Unity_Non-Violence_and_Popular_Sovereignty)

[6]关于《后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殖民地法令》:《广泛讨论有关行动党阐述英国的政治控制》( 见: “Justifying Colonial Rule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 for a broader discussion on how the PAP elaborated on British policies of control.

[7] 为什么国防部要实施这部法令,而不是律政部,情况未知。1966年8月26日出版:《新加坡国会辩论第25集》。报告全文是于1966年8月26日的国会辩论Wh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ce was introducing the Bill, and not the Minister for Law, is not known.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1, 26 August 1966. The full report for the 26 August 1966 sitting of Parliament is at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report.jsp?currentPubID=00069148-ZZ

[8] Ibid.

[9]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5, 26 August 1966)

[10] Jothie Rajah:《威权统治法令:在新加坡的合法权、话语权以及合法性》((Jothie Rajah,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5-80.))

[11]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6, 26 August 1966.

[12]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3, 26 August 1966.

[13] “Justifying Colonial Rule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

[14] 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1, 26 August 1966.)

[15] 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8-99, 26 August 1966.)

[16] :《威权统治法令:在新加坡的合法权、话语权以及合法性》((Jothie Rajah,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Rajah, 78-79.)

[17] 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6-97, 26 August 1966.)

[18] 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3, 26 August 1966.)

[19]‘……任何触犯破坏公物的行为、或者,企图进行破坏公物、或者,造成了破坏的行为,都被视为是触犯了《破坏公物法令》(1958年修正)(见网址: ‘… any person who commits any act of vandalism or attempts to do any such act or causes any such act to be don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Vandalism Act (Cap. 341, 1985 Rev. Ed. Sing.) s.3.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ident=436b1cad-8743-4166-9c0d-ab4976bd18d6;page=0;query=DocId%3A%2222e3d9bf-886f-48fe-b02f-205dbe5f9570%22%20Status%3Ainforce%20Depth%3A0;rec=0#legis)

[20] 1958年《破坏公物法令》(Vandalism Act (Cap. 341, 1985 Rev. Ed. Sing.) s.2.)

[21] 1966年8月26日《国会辩论第25集》(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5 col. 296 and 298-99, 26 August 1966.

[22] 2017年9月14日Ng Chye Huay 与总检察署主控官(Ng Chye Huay v Public Prosecutor [2017] SGHC 224, 14 September 2017. )(见网址:http://www.singaporelawwatch.sg/slw/attachments/109020/%5B2017%5D%20SGHC%20224.pdf

文献:

Chris Lydgate: 《李的法律:新加坡是如何镇压政治异己分子的》(Chris Lydgate, Lee’s Law: How Singapore Crushes Dissent. Victoria: Scribe Publications, 2003.)

傅树介、陈国防及孔莉莎:《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Poh Soo Kai, Tan Kok Fang, and Hong Lysa,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Commemorating 50 Years. Petaling Jaya: SIRD and Pusat Sejarah Rakyat, 2013.)

Jothie Rajah:《威权法治法律》(Jothie Rajah: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萧添寿:《无可置疑?新加坡的司法制度?》(Francis Seow, Beyond Suspicion? The Singapore Judiciary. Petaling Jaya: SIRD, 2006.)

覃柄鑫:《后殖民地时期的殖民统治》(Thum Ping Tjin, “Justifying Colonial Rule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 https://newnaratif.com/research/justifying-colonial-rule-in-post-colonial-singapore/)

覃柄鑫:《林清祥的马来亚观点:统一、非暴力及完整主权》(———, “The Malayan Vision of Lim Chin Siong: Unity, Non-violence,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8:3 (2017), 391-413.

Christopher Tremewan :《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在新加坡》(Christopher 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London: Macmill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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