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与族群关系

07/10/18

作者/来源:谭天星(2015-07-06)《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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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与族群关系的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华人所处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华人加入当地国籍,政治认同转向当地,有的乃至在文化上也完全当地化。然而,几乎在东南亚各国,华人仍是一个具有自己种族上与文化上鲜明特色的社会群体。进入90年代,东南亚华人虽然已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但在文化认同上却仍然处于“十字路口”。①华人究竟选择怎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才有利于自己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客观环境对于这种选择施于怎样的影响?这是华人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亟待回答的课题,而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保持对于族群关系演进的影响如何,这又是华人文化选择过程中之关键所在。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中华文化之于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华人文化”这个概念已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一般都将它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其理由在于:(1)海外华人除了秉承中华传统文化源之外,不可能另创一种新文化。(2)华人文化是由华侨文化转变而来,而华侨文化又是地道的中国文化。(3)中华传统文化确实是构筑华人民族(或种族)特性的重要因素。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将华人文化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不无道理。然而,华人文化是一个较之“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更广的概念,因为前者可以包容后者,而后者不能涵盖前者。不过,要理解华人文化,还得从它的基本内核之一即中华传统文化说起。

一般来说,华人社会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华人文化与种族群体。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华侨向华人的转变,政治认同的当地化,华人社会逐渐形成,而原有的华侨文化也为华人社会所继承,成为华人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前后的承继对于一个尤为强调传统的华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是华人之间具有较多经济、文化、政治等联系的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在华人经济、社团的国际化趋势,以及华人谋求在当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华人传统文化在华人经济的国际化与当地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具体来说:

1.华人传统文化对华人当地化的影响

在华人切断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中国归属感之后,特别是随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益紧促的全面当地化的进程,华人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挑战。这里我们先不论华人之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而是来看看华人传统文化对华人社会发展的作用。

东南亚各国是否存在着一个华人社会,人们看法不一。巴素(V.W.Purcell)所著《东南亚的华侨》(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施坚雅(G.W. Skinner)的《泰国华侨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和《泰国华人社会之领袖及权力》(Lead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等都持“华侨社会”或“华人社会”之说,且影响至今。已故菲律宾学者施振民在研究了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问题之后,认为菲华人社会“不仅是以马尼拉华人为活动中心的社区,而且是靠华人文化体系整合的全菲华人族群”。②但也有人对“华人社会”说提出疑义。③这种不同的认识是与他们各自的理论分析和实际判断的角度有关。然而,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是存在着一个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华人社会文化群体,或者说“华人社会”。作为文化意义和种族意义上华人的存在是华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标志。④基于这种理解,可以认为,华人文化是华人社会存续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华人要实现自身与当地社会的全面整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要在当地生根发展,“就必须能切合本地华人的实际需要,并能充分显示出其令人信服的优秀之处及其有利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处。”⑤对中华文化的优秀之处表示怀疑。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方面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应当保有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要看到在过去华人文化是华人立足于当地的一个基础,在今天华人文化会在华人当地化的过程中更加丰富多彩。或许,华人会因为有其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这种文化之源有一种自豪感,乃至较多的趋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认同的摇摆不定。菲律宾中正学院院长邵建寅先生认为:“华文教育的目的应是在栽培具有华人气质的菲律宾公民;”“政治上认同所居国家与文化上认同祖国并无冲突。”⑥这是颇具见地的。华人传统文化与华人当地化之间并不存者二者必定择一的问题,相反,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

2.华人传统文化对华人经济与文化活动国际化的影响

虽然不同国家的华人所处的环境及其自身的特点有较大差异,但华人在谋求其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国际化时则往往较之与其他种族之间有更多的吸引力。这种引力就在于历史所形成的血缘上与文化上的某种联系。这是谁也难以改变的,即使是对华人采取一种孤立环境中的同化政策,也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

如果中国人移居海外从唐宋时算起,迄今也有近千年的历史。近代华工出国后东南亚华侨数量大增。这些华侨先民最初从南部中国南下时就带有两种耐力持久的遗传因子,即种族特征与文化特征。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随着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唤醒与高涨,华侨还强烈地感染着中国政治的脉博,积极参与其中。尽管如此,华侨由于其主要生存环境是在海外,因此又不得不利用其种族上与文化上的特征来形成某种组织,如血缘与地缘团体,或私会党组织,来加强同文同种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凝聚力。有些人将这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⑦这里我们先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仅就它所强调的中华文化对华侨、华人的巨大影响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早期华侨的这种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之上的组织为后来的华人社会所沿袭。而这正是华人的经济、文化活动具有国际化倾向的支柱之一。祖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华侨、华人常召开一些跨国性的联谊会,共同的乡谊成为联结他们的纽带。在此,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华人传统文化是华人之间具有较多(也比较容易有)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促成因素,但它并不必然导致东南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之间的联合。如果说现代东南亚华族已经形成的话,那所谓“东南亚华族”,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有一个华族(或称种族)。有人提出,要从民族学研究世界最大的跨境民族—华人。⑧这种把华人看成一个整体民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华人的发展更多的是受所在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不是华人之间所具有的文化与种族源流上的共性制约;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是各成一体,而非结成跨国界的共同体。无疑,如果我们将新加坡的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看成同属一个整体则是不恰当的。正因为如此,那种把东南亚华人视为一个整体,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为“第三中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⑨华人与中国的分离及其全面当地化的趋势,使华人在所在国家加速演化,并成为一个颇具自身特征的整体,原本具有的文化与种族特征也在经历着转化。今天,面对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文化我们很难说它是纯中国式的,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变异、改造与转换。其实,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点,并在努力进行个案的探讨。⑩

其二,华人经济、文化活动的国际化趋向是一件对于当地发展有益的事情。仅从1988年以来,在东南亚召开的国际性宗乡大会就有: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1988.5.泰国曼谷);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1988.6.新加坡);世界林氏恳亲大会(1988.2.马来西亚沙捞越);世界潘氏总会(1989.10.新加坡);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9.11.新加坡),等等。而东南亚华人召开的以宗乡为纽带的会议更多。1991年8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世界华商大会,盛况空前。这些华人区域性与国际性的活动都有浓厚的经济意义。如成立于1980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目前已举行了五届,其宗旨除联络乡谊外,还在于“沟通贸易,促进文化,繁荣经济,互相交流”。与会期间既举行乡谊研讨会,也有商品展览会。显然,华人之间的这种经济沟通与联合是以其传统文化为媒介的。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在同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会体感到心灵的亲切,缩短国界的距离,在经济活动中互相信任。然而,东南亚华人在这种传统文化联络中的经济活动并非出自种族排斥的需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手段。华人自己也颇有同感:“物以类聚,人类的天性也是这样。对于那些和自己相似,和自己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往往会感到兴趣,喜欢和他们认同”。“民族、文化的亲切感能促进联系和信任”。(11)华人的这种“类聚”感,文化认同意识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合作趋势,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华侨民族主义思潮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首先,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中国归属取向,政治意味浓厚;而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与亲近已失去了曾一直与之相联的政治联络的意义,对于当地其他民族并不存在什么危害。其次,东南亚华人之间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经济方面。由于华人已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因此这种文化认同的经济意义对于华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愈来愈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华人之间文化、经济的区域化与国际化趋向,其根本出发点还在华人文化、经济的当地化。这种区域化与国际化是来自不同国家华人之间的合作,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的受惠者是华人所在国家,正因为如此,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府越来越重视华人之间的合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利于这种合作,其中包括对华人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让步。

目前,在亚太地区,有关“华人经济圈”的争论甚是热烈。也有人称之为“华人经济共同体”、或“大中华经济圈”、或“中国系人经济网络”,(12)等等,其核心内容就是华人之间经济合作的国际化趋向。然而,事实上,华人资本之间不可能有超越各自国家利益而进行单独的国际间合作,故单纯的华人经济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财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财团与李莱生财团、新加坡的黄祖耀财团、泰国的陈弼臣财团等,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华人之间的国际商业联系,但它们都是所在国的资本,同时华人资本也与其他国家资本合作,有人认为,东盟各国华人资本的增长是与所在国国民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而且它对所在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3)可以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华人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是有其可观的作用。换言之,华人经济的国际化既然是以其当地化为基础,因而,其国际化程度越高,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也就越大。

应当正视的是,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走的却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随着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种族排斥的情绪与日俱增,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等国都曾或多或少地推行过排华政策,在驱赶华人的同时,对于居住在当地的华人采取全面同化的政策。虽然各国在同化的类型和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其实质都是使华人全面当地化,有的甚至要消灭华人社会,将他们完全同化于土著社会之中去。这种同化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因为它更多的是为了培植和增强土著民族的力量,用种种优先的政策来提高土著民族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经济力量;同时,压抑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在有的国家,当华人的政治认同转向于当地化以后,华人仍未能与当地土著民族享有事实上同等的地位。

我们看到,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同化政策并不只是迫使华人政治认同于当地。而且还在于限制或禁止华人文化的发展。文化同化是同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人传统文化又是同化的焦点之一。其主要措施有二:(1)隔断华人与其文化源的联系,不再接纳来自中国的移民。(2)严禁中华文化的传播,包括华报、华校、华团的限制或禁止。这样,力图使华人逐渐将中华文化淡化,而接受当地文化,进而彻底当地化。如果这种文化同化政策成功,并且通过种族通婚等手段使华人的种族特性退化,其结果必然是华人社会的消亡。当然,从事实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同化是多类型的。如泰国属于自然同化型,政府虽然限制华文、华校的发展,但对于华人能平等看待,给予公平参与的机会,并鼓励华人与原居民和睦交融。印度尼西亚属于强迫同化型,从60年代中期起陆续下令关闭华文学校、侨团、华文报刊,一切与中华文化有关的载体或传播方式都受到禁止。虽然后来有所谓特种民族学校,允许少数慈善、宗教和宗亲社团的存在,但中华文化随之迅速折损下去。新加坡属于多元文化型,政府允许并鼓励华人保留自己的文化。

凡此种种的文化同化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华文化的衰微。对于这种文化政策,人们评价不一。特别是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所论往往大相径庭。施坚雅在考察了泰国的华人社会之后认为,同化是解决华侨问题最理想的办法,也是华人的唯一出路。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同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如:华人子女多接受当地教育;土生华人比例日渐增多;华人效忠当地政府;“落地生根”观念普遍化,等等。既然如此,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同化政策是否会继续执行下去呢?一般来说,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恐惧(新加坡除外)。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会加强华人与中国的感情,会使华人社会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也意味着要维持华人传统文化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华人自然同化的趋势也在某种程度助长了华人传统文化的衰落之势。所谓自然同化实际上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即民族相互交往中的彼此吸收对方优良特性的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每一个理性的民族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历史上形成的所谓“明乡”(越南),“土生华人”(印尼),“峇峇”(马来南亚),“华菲混血儿”(Mestizo,菲律宾)等莫不为民族融合的产物。在他们身上中华文化的因子越来越少,如果没有“再华化”的过程,他们最终将为当地文化所包容与融化。即使是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占76.9%(14)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是危机四伏,很不景气。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华文教育的式微和年轻一代中华文化观念的淡薄。在新加坡,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华语)为第二语言,这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华语的实用价值;同时,英校能供给较好的就业机会和高等教育升学机会,使得华校生源锐减,据统计1954是英校与华校学生人数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华校生年年减少。1968年,华校生只有英校生的一半,1974年仅13%的小一学童入华校。80年代初降至6%。(15)众所周知,语言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交往手段,而且还是文化传递的重要媒介。学讲华语的人数锐减意味着华人越来越失去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新加坡尚且如此,遑论其它?总之6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华入传统文化的日趋衰落已成为一个铁的事实。这种衰落有政府政策、华人社会地位、华人价值取向的转变等主客观诸种原因。

华人传统文化是否会从此一蹶不振呢?

目前来看,似乎未必。我们看到,尽管华人传统文化有日趋衰微之势,但在华人同化或认同于当地的过程中,保持华人传统文化的动力并没有衰竭,华人有着多种多样保持其传统文化的方式。例如:在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政府对华人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多数华人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认同,使得这里的传统文化保持行之较好。政府所倡导的国家核心价值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包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相互扶持等优秀品质。为此,举国上下从80年代以来渐渐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根”运动。如:推广华语;举办华族文化节;制定儒家教育课程;多方位、多层面地研究华族文化,使之实现新形势下的转化;华人社团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协助保存适合现代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价值观和传统”(16)上来。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成立的宗旨之一即是保持与发扬华人传统文化。在总会的领导下,各会馆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保持华族传统文化活动。可以这样认为,新加坡的华人文化将会有一个新的复兴。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优先的政策使华人文化受到了严重的限制。《1961年教育法》的颁布使华文学校受到了国民学校的限制。但是,华人为了维护华文教育的权利始终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从《董总三十年》和《教总三十年》所记载的“董总”与“教总”两大组织的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华族将华文教育视为“整个华族文化兴衰的命脉”,(17)并力图使华族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由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意识较浓,且华人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33.1%,以及政府和原著民对华族的日益容纳,华人传统文化将保持和发展下去。

在印度尼西亚,近20余年来,虽然华人越来越当地化,但华人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中华文化除了通过家庭代代的潜移默化外,宗教是中华文化得以承传的重要方式。在东南亚华人中,印尼华人可以说是信教最积极的族群。孔教在印尼近80年的发展史表明,它是华人信奉的重要宗教,据称,1987年该教拥有300万名教友,制度化的孔教向华人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信息。(18)还有不少华人为佛教徒。在宗教的圣光下寻觅着灵魂的慰籍和文化的温馨。

泰国是公认的华人同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高度“泰化”的华人也并没有全然褪去华人的文化秉性。华人多奉佛教,也有不少信“孔教”,华族在泰国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其传统文化仍在一定程度得以保持。

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更加重视“根”的追寻与保持,不继掀起的“华文热”即是一例,这里的“根”不仅是血缘上的,而且还是文化上的。随着华文国际地位的提高,诸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政府显现着有条件地弛禁华文之势,有人甚至认为华文教育已“重现生机”。(19)不管怎样,这意味着用同化的方式使华人传统文化消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种文化的存在、发展或消亡是有它自己的运行轨迹。

可见,华人文化之于华人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华人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华人群体的健康发展;而尊重、理解这种文化又是华人融入主体社会的重要动力。华人文化的保持与发展对于主体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二 中华文化的保持之于族群关系的发展

华人能否顺利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保持对于族群关系的发展起一种怎样的作用。政府制定对华人的政策、主体社会对华人的态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华人文化的认识。与此同时,华人保持自己的文化也只有遵循一定的法则才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首先,平等应是处理族群关系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华族与当地其他民族之间应当遵循其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历史上的“峇峇”、“土生华人”、“明香”和“华菲混血儿”等的形成即是族群之间自然融合的表征,说明了这种和谐发展的可行性及其深远意义。华族,要正确地看待自己,既不要自卑自贱,也不要自高自大,任何“文化沙文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土著民族也要摈弃偏见,客观、公允地评价华族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不要由于文化的或经济的自卑转而为对华族歧视。在印尼,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尼民族现在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原住民’支那化,即教育他们改变他们的文化态度(农业、文化)……”。(20)这里,不乏对华人的偏见,(如称华人为支那人),但它也说明民族之间更多的是需要彼此的切近了解和吸取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盲目的排斥。

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在当地积极地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环境,平等地对待境内的所有民族,无论其大小。在此,我们不赞同同化是解决华人问题唯一的、也是最理想的途径之说,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民族都有保存自己文化的权利;从实际来看,同化作为一种政策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而一旦这种同化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对华人的错误认识之上,则同化必然具有歧视的色彩。

平等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政策的问题。文化的多元有两种情形;一是多元文化并存,谁也不统属谁,文化也无高低之分;一是国家文化下的多元文化,即有限的多元。目前,在东南亚,不管是事实上的多元文化还是口头标榜的多元文化,基本上都属于后者的范围。新加坡的国家文化就是要塑造具有共同理想的新加坡人的形象,这种国家文化包容了华族文化、马来族文化和印度族文化。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则与新加坡的国家文化不太一样,这主要表现在:前者排斥华人文化,它是以马来文化为国家主体文化,即所谓“必须以本地原有人民的文化为基础”,并要求其他文化的服从,尽力缩小其他文化对各自族群的影响力。

1982年5月6日,马来西亚霹雳中华大会堂向国家文化、青年及体育部提交的塑造“国家文化”《意见书》是关于“国家文化”的一份颇具典型意义的文件。该意见书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国家,在塑造国家文化方面,应以瑞士为例,坚持多元化原则,贯彻各民族同等对待的精神,将现阶段各族文化互相揉合,互相溶化,形成一种融汇各民族文化优点,别具风格的国家文化”。换言之,“现有的各族文化都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21)即国家文化应包容华人文化的精华。马来西亚华人这份声明也可以说是东南亚华人(具有种族与文化上华人意识的华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基本态度,它反映了华人对自己文化越来越理性的认识。可以想象,如果华人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保持这种文化的道路也就要相对平坦多了。应当承认,华人文化的保持具有丰富当地民族或国家文化,促进民族平等与理性的发展等作用。

其次,华人传统文化是华人社会的基本特色之一,这种文化并不必然导致华人的孤立性。在当地政府和原著民眼里,华人社会有如“国中之国”。中华文化及其载体构筑成的无形壁垒阻隔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入,使华人难以同化。有人认为,人们习惯于把华人社区或华人群体称之为“华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华人和居住国长期隔阂的一种反映”。(22)在此,准确地判断华人文化与华人的“孤立性”问题有无联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

(1)早期华人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为了在新环境中的存续,来自同一文化源和血亲的人们往往结成具有较多联系的共同体,从而使得华侨社会成为当地社会中特色鲜明的一群。作为从华侨社会演变而成的华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特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匆庸置疑,这一群体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然而,一种人的存在,并赋有其文化的特色,这并不是件坏事情,同时也没有必要要求他们磨灭自己的文化锋芒。

华人不愿割舍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一行为应该得到理解与尊重。事实上华人在政治认同于当地之后,并且新的一代日益当地化,他们希望能够全面地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去,而往往是主体社会的一些障碍使得这种参与或融入十分艰难。

(2)历史上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华人传统文化的作用。早在战前长达几个世纪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华侨遭到了多次惨痛的屠杀;殖民者有意挑拨华人与土著民之间的关系,制造民族紧张气氛。战后许多国家实行过驱逐华侨的政策,更加深了土著民对华人的偏见与嫉恨。在这中间,华人传统文化成了受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政府整合(有的试图消灭)华人社会于主体社会之中,以及适应缓和某种社会矛盾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华人文化而导致华侨、华人社会的孤立再招来政府的限制或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华人较强的经济地位也是种族矛盾的潜因之一。王赓武教授认为:“没有什么文化上或种族上的重大差异阻碍着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广泛的相互影响”。恰恰是由于华人在经济领域中的优越地位“是把他们和当地人分隔开来的主要因素”。(23)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通常是经济矛盾的曲折反映。但这种矛盾的缓解并不是以剥削华人的经济力量为前提,如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下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原著民与非原著民、“经济强大集团”与“经济薄弱集团”的划分,均非解决民族矛盾的良策。相反,应当扶持已成为当地经济一部分的华人经济的更快发展,这才真正具有远见。

(3)战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华人融入主体社会的热情日趋高涨,势头不可阻挡。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原维系华侨、华人之间,华侨与祖国之间密切联系的社团一变而为全力促进华人融入主体社会的组织。这种趋势及其所反映的华人与当地其他民族之间加深相互了解与信任的主动精神,更表明了华人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如果说华人群体有所谓“孤立性”的话也会因此大为缓解。

再次,正确地保持华人传统文化有利于族群之间关系的发展。在华人群体中,虽然不同的年龄层,具有不同政治、经济地位和不同教育背景者对于华人文化有着不同的要求,但建立一种新型的华人文化已成为时代赋予华人的使命。

当代东南亚的华人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许多华人越来越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文化,并要求保持和振兴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华人文化正处于一种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之中,有人称之为“混合型文化”。(24)对于这种华人新型文化的构成要素,一般认为中华文化仍是其主体,尔外还包容了西方文化和当地文化等。不管怎样,有一点应是肯定的,即中华文化在这种新的华人文化态系中仍是一种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应当继承而不是抛弃。

华人保持其文化,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博大的胸怀,而且还在于中华文化的精髓,有助于铸造完美的人格,也有益于当地文化的丰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五千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种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25)近来已有不少学者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工业东亚”的兴起作用甚大。(26)既然保持华人传统文化是华人的普遍心声,积极意义如此之多,并且华人已采取了种种“保持”行动,那么,现在的急务应是如何正确地保持。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那一个华人群体提供了理想的保持华人文化的范式,即便是新加坡也是如此。所谓“正确地保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之中。笔者认为,要保持好华人文化,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1)明确“华人文化”的内涵,并找到影响文化特质的关键性因素,纲举才能目张;同时使人们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去,并且清楚自己的奋斗方向。中华文化不是华人文化的全部,但华人文化又必然包含着中华文化。在此一方面,文化不仅仅表现为文学、艺术、民俗风情、饮食、武术和中医等,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所反映的一种价值体系。华人之外的其他族裔,如白人、黑人,他们也学习中华文化,有的甚至还可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但能说他们是华人吗?不能,因为他们与华人既有种族上的区别,更有文化上的差异,他(她)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反之,如果一个华人在文化上土著化,他(她)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华人了。因此致力于文化保持的华人必须认识到,他们需要保持的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还有文化的哲学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持既需要有力的组织,也需要华族的共同参与。只有让广大华人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才会形成一股力量。讲华语也好,办华文教育也罢,莫不如此。如果华族普遍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并将它视为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则他们的呼声必将受到政府的重视,华人文化也会子孙相沿,代有发展。

(2)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而去粗取精应是华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这点,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儒家传统的反思仍具有借鉴意义。那种认为只要是中华文化就盲目地加以继承的做法是错误的。华人社会的赌博、帮派乃至黑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中消极一面的产物。如果让糟粕代替精华,那这种文化的保持将是民族的不幸。

(3)与(2)相联系的是中华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在新环境中长久地发扬下去。华人文化的保持不可能是一种静止不变的保持,而应当是文化变异中的保持,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持。在这种变异中,华人能否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能否实现其创造性的转化。(27)这点在新加坡相对做得比较好。新加坡的儒家教育课程,各种类型的儒家研讨会,政府积极提倡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等等,都表明政府在有意识地实行华人文化的正确保持和自我更新,使中华文化当地化。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谈及新加坡的儒学课程时说:“儒家思想如果要想作为一门学校课程在新加坡有成功的机会的话,它就必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传统”。(28)这是十分中肯的。“新儒学”已越来越引起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重视,这是华人文化转型中一件可喜的事情。在华文教育上,以华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看来将成为东南亚华人保持自己文化的过程中可供选择的一条路。(29)

可以设想,如果华人能通过文化的保持,并在这一过程中融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再形成一种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华人新型文化,这对华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相处、交融,民族关系健康、理性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在此,虽然海外华人文化从来就不等于中华文化的翻版,而是有它自己的创造与内涵,但新型的华人文化远没有形成。目前正处于分化、组合、剥落、承继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是华人文化认同的再定型过程。在华人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还会有种族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但是这并不可怕,因为华人与当地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缓和与融合,彼此吸收对方长处,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总而言之,华人文化是华人社会的重要基石,华人传统文化应是新型华人文化态系中的重要成分;正确地保持华人文化是有利于族群关系的发展。

注释:

①许多学者对战后华人的文化变迁与文化选择做过专门研究。如施坚雅:《海外华人文化的变化与持续:爪哇与泰国的比较》(G.William Skinner,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王赓武和珍尼弗·库什曼编:《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变化》(Wang Gunwu and Jennifer Cushman edited, Chans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等等,即为其中上乘之作,有人用“十字街头”(Crossroad)来形容目前菲华社会的处境,见洪玉华编:《十字街头:菲华社会文集》,但迄今仍无专论华人文化的著作。

②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见李亦园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第164页。

③[泰]江白潮:《论泰国华侨社会非实际存在》,《东南亚》1990年第1期:《对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东南亚》1991年第2期,他认为泰国华人社会“在理论上是立不住足的实际上并不存在”。

④关于华人传统文化对华人社会的形成问题可参见拙作:《关于华人社会是否实际存在之我见》,《八桂侨史》1991年第2期。

⑤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编:《融合:菲律宾华人》,第177页。

⑥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编:《华文教育》,第1卷第2期。

⑦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以及李,郭振羽主编:《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总序》,五六十年代有关华侨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文化移植这个角度出发的。如陈达的《闽粤社会与南洋华侨》、巴素的《东南亚之华人》(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施坚雅的《泰国华人社会:一个史的分析》、莫里斯·弗雷德曼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以及他的论文集:《华人社会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⑧《从民族学研究世界最大的跨境民族-华人》,《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

⑨如贾思·亚历山大:《看不见的中国:华侨与东南亚政治》(Garth Alexander, The Invisible China: the Oversens Chinese and the Politices of Southeast Asia),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3年版;弗茨杰拉德:《第三中国:东南亚华人社会》(C.P.Fil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墨尔本1966年版。

⑩如李·威廉:《东南亚华侨之未来》(Lea E·William,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ntheast Asia),纽约麦克格拉威尔公司1966年版,即已力图分析东南亚华人的多样性,并批评了那种把东南亚华人不加区别地作为一个整体的做法。

(11)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91年8月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2)游仲勋:《亚太时代华族的经济发展》(Yu Chung-hsu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in the Age of Asia Pacific),见《日本国际大学亚洲发展研究所社会学报》,第3卷,1991年3月。

(13)梁英明:《从东盟看华人经济国问题》,北京大学亚非所编《亚非研究》第1辑。

(14)参见廖建裕:《中国与东盟:华人关系》(Leo Suryadinata,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Connections),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5)刘惠霞:《华校与英校的教学:过去与未来》,《南洋商报》1981年9月16日。

(16)新加坡贸工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李显龙语,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8月24日。

(17)《董总三十年》(上),第18页。1977年董总主席林晃升《关于董事会的备忘录》中指出:“母语教育是基本的人权”;“是促进国家人民团结的要素”,此类呼声,不绝于耳。

(18)参阅廖建裕:《孔教在印尼》,《亚洲文化》第6期,1985年:及《印度尼西亚华人近况》,《亚洲文化》第8期,1986年。

(19)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重现生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0)[印尼]《希望之光报》社论,1984年2月28日。

(21)[马]《光华日报》,1982年5月15日。华族人士希望“国家文化将通过各族群文化自由及自发的涵化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国家文化将以国内各族文化为组成部分,各族文化是平等的”(见陈祖排编:《国家文化的理念》,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丛书(二),第71页。

(22)吴文焕:《经济利益的日趋一致:从生产方式看战后菲律宾华人经济的变化》,见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23)参阅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93-210页。不过,那种认为华人控制当地经济(如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的70%以上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同时,如前所述,即使是华人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也是一件对所在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事情。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只要当地政府和原著民认识到这点,由于华人在经济上一定的优越地位而引发的种族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24)黄昆章:《战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演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美国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从事实上说,无论我们多么想摆脱原有的文化影响,离开我们的根,都是很难成功。”同时,“要求保留纯粹的中国文化是不实际的,应该只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从中再创造出自己的独特文化来。”(余:《谁都无法摆脱原有文化的影响》,载《亚洲文化》第6期,1985年)。

(2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2月18日。

(26)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传统在工业东亚的五个地区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及勇猛精进的优点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杜维明:《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上、中、下),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3期。同类论述还可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

(27)近些年来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争论较多。海外的“新儒学”思潮更引人注目。林毓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三联1989年版)一书可资参考。

(28)杜维明著、高专城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年,第28-29页。

(29)在新加坡之外,菲律宾华人提出了以作为第二语言的华校华语教学为“华语的教育革命”的大胆设想,参见[菲]《华文教育》第1卷第1-4期。这种华校华语教育体制一旦形成。将会导致当地华人社会文化观念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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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