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徐冠林 南大:回顾与前瞻

30/09/18

作者/来源:徐冠林 (2003年7月30日) nantah.org.my

(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应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之邀,于7月26日在文华酒店大厅作了一场专题讲座,本篇为讲座原文,由《联合早报》供稿。)

今天是2003年7月26日,我们聚集在这里谈南大。 这么巧,50年前的今天,南大倡办人陈六使,也与一群热心华文教育人士,围聚在云南园,为万众期待的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 我昨天在整理幻灯图片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个巧合,觉得非常兴奋之外,也感觉我们今天的聚面特别有意思。

非常感谢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邀请我做这次的专题演讲。 我身为华校生,主掌南大,到南洋理工大学上任以来,感触良多。 我一直觉得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谈谈所以答应了陈嘉庚学会的盛情邀请。

我们家可说跟陈嘉庚先生有缘。 家父徐其礼先生在马来亚柔佛州出生,少年时回到中国受教育,在福州高中毕业之后,入厦门大学读电机工程。 家母已故林仪贞女士,也是厦大物理系的毕业生。 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先生就没有厦大,没有厦大就没有我父母这段姻缘,没有这段姻缘,也就没有我。

其实,陈嘉庚先生对我家的恩泽还不止于此。 我父母都曾经在陈嘉庚先生创立的华侨中学任教。 当时,我也在附近的南洋女中附小上课。 小学毕业后,我转入公教中学。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从华文源流转入英文为主流的社会的经验,和我进入南大之后在开始往回走的感想。

记忆中南大有个美丽的校园

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简称南大,但是实质很不一样。 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的演变,正反映了新加坡教育的演变。 我对南洋理工大学未来前景的构思,密切配合着新加坡教育的未来发展。 但是正因为我们有着25年南洋大学前身的背景,这将使我们在新加坡教育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一个其他学府无法取代的角色。

进南大工作之前,我对南大认识并不多。 我对南大的认识,主要来自我钦佩的老师陈南山先生,他是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 教我们的时候,他刚从南大毕业不久,很年轻,跟我们打成一片。 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抱着殷切的期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教书对他来说,是一个感化我们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工作。 我记得他教《满江红》的时候,还应同学的邀请把这首词唱出来,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首词的慷慨激昂。 我们全班同学给他热烈掌声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后来陈老师结婚,还把我们全班同学都请去他设在裕廊乡下搭起的一个大棚里的婚宴,那种感觉特别亲切。 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的南洋大学,也希望师生之间能有这样亲切的关系。

当时我的父母也有不少朋友在南大,有时周末也带我们到南大去。 记忆中南大有一个美丽的校园,优雅的读书环境。 没想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到了南大做校长,虽然此南大已非彼南大,但是美景依旧,走在南大校园,经常还能撩起我对那段代表青春岁月的怀念。

1964年我中四毕业后转入莱佛士书院读大学先修班。 这是我“由华入英”过程的开始。 1967年得到总统奖学金和哥伦坡计划奖学金到加拿大深造之后,我的教育已经完全以英文进行。

虽然如此,我是在一个说华语,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庭长大。 双亲都曾是华文中学老师,来往的圈子也都讲华语的知识分子,我的价值观,可说完全是在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华族传统价值观,让我对人生有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而不是世俗物质享受的追求。 过去30年,在国防部做研究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我对研究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呼唤。

虽然我的母亲并没有在我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是从父母亲和陈南山老师那里接受的精神感召,已经让我对工作抱着很大的使命感。 当时的感觉是,如果研究能够做得出来,国家就安全,就有尊严,在国际上就有发言权。

南大在众志成城之下诞生

回到南大和华文教育,请容许我谈一下历史。

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基本上是让它自生自灭。 因为华社在新马的力量很大,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 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

这一段轰轰烈烈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背景所产生的。 当时,虽然殖民地政府反对,但是当华社以众志成城的力量以公司法令成立南洋大学时,政府也以自生自灭的原则让南大生存。

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 1953年倡立南洋大学,1956年开学,1958年落成典礼,1960年第一批毕业生。 同时,马来亚1957年独立,新加坡1959年自治,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独立。

南大的诞生正碰上新马政治上最动荡的时代。 由殖民地,到自治,到大马,到独立,同时有马共的斗争,左右派的角力。

动荡时代对南大有三个大影响。 一是缺了国家的支援,办校方针方面财务十分拮据,不能与其他大学以同样的薪金征聘老师。 二是学位不受国家承认,毕业生的出路也成问题。 三是先卷入新马合并分家,再卷入行动党与社阵的政治斗争,大大影响了学校创校初期所需的平静。

这些问题虽然严峻,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南大最具杀伤力因素的不是政治,而是语文。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国际跨国企业的全盛时代。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举目无依,必须挣扎求存。 人力是我们唯有的资源。 加上独立时多元种族的政治背景,这使我们的语文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

新加坡以吸取外资为重点的政策,是我们今天成功的基础。 在当时,也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是个策略的必要前提。

本地教育转变以英文为主

新加坡独立以来,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以跨国企业为中心,以吸引外资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 美国,欧洲,日本成为我国经济的三个火车头。 日文,法文,德文都成为重要的语文。 但是在新加坡,最重要的还是英文。 它不但是国际性的共同语言,也是我国各族的共同语言。

很自然的,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由殖民地时代的不闻不问,由各种族自己的语文自生自灭,自由发展,转变为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

对于人口占多数的华族,这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 新加坡独立时华族已有很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却被瓦解、并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怪不得一直到今天,华社的有识之士不断的高声疾呼,救救华文教育。

在南大方面,七十年代末期危机过了一个又一个。 改制,用英文,都改变不了最后与新大合并的命运,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 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只留下众多校友和华社的南大情结。

这一切,都显示整个新加坡社会由华入英的大趋势。 这是新加坡整体经济转型的结果。

一直到今天,华文的教学,仍然是新加坡报章上争论不休的话题。 基本上的原因,是务实战胜了传统文化。

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已经看到以英语为主的教育制度,对传统文化根本的杀伤力,所以他坚持设立特选学校,提倡母语教育,直到今天。 他把三位孩子送进华校,和他本人坚持学习华文与提倡儒家思想,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肯定。

这个政策,使华文教育到今天还能苟延残喘,等待复兴的机会。 也是李资政的鼓励,对南大精神的认可,让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把简称改为南大,加上校友的迁册,让南大精神在今天有机会在云南园卷土重来。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经过多年的努力,给热爱华文的族群带来了一线曙光。 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起飞。 先是个体户的崛起,沿海特区和省份的发展。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997年香港的回归,九十年代上海与北京的急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接下来的一连串经济问题和波折,也给新加坡人带来了危机感。 去年吴作栋总理的国庆讲话,给新加坡群众带来了华文实用价值的启示。 在今天,新加坡人已经认识到华文的重要,所缺的只是对华文的热爱与感情。 在现在提倡华文,已经有了符合经济利益的务实理由。

南大仍可做点贡献

目前社会上仍然有反对强制华文教学程度的声音,热爱华文者也对此作出反击。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已经没有人反对华文的实用价值。 争论的只是能不能把别人的华文标准,强加在我的儿女身上。

过去三十年的大变化,使讲英语的社群还在强劲增长,但是大环境已经在改变,问题是新加坡社会能不能很快地适应和转变。 在这方面我认为南大可以做点贡献。

去年年初,我接到了南大前任校长詹道存博士打来的一通重要电话。 他邀请我考虑成为南大新校长的候选人。 我当时知道他们正向全世界找人,最后人选并不一定是我。 我说,我愿意成为他们考虑的对象。 到了7月,当我还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公休进修时,我接到南大理主席许文辉先生的电话,确定我是南大新校长人选。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 国防科技局是我一手创建,一时要放下来,有点依依不舍。 但是能够为国家培育英才,是更高的人生理想。 这传统的华人思想,让我决定接受这个新挑战。

我有幸被委任为南大校长,可说是我一生的重要转捩点,也是我工作上“由英入华”的开始。 其实,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语,整体结构和中华文化的传统还挂不上钩,为什么我会把我到南大的感受讲成“由英入华”呢? 这是因为无论怎样,南大还是与华社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在根本上,华文与英文社团的分歧,在二十多年前以南大与新大、甚至与政府的角力为代表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 南大校友的南大情结,他们对南大复名的矛盾心情,都是这个问题的表现。

30年前,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新加坡的国防科技是在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状况下开始的。 如今我来到南大,南洋大学那种在艰辛挫折中成长,却不屈不挠,勇敢迎战生命的精神,让我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南大情结出自文化热爱

我读了许多关于南洋大学的资料与书籍,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动。 当我读到南大前校长黄丽松在他的回忆录,写他离开南大,学生们在山上排起队,筑成一道人链,以便一个一个跟他说再见。

他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握过那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 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受感动的一刻。 连我这个读者也深深受到感动。

我还读了南大校友陈丁琦借给我的《千禧年加拿大温哥华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

我虽然曾经读过很多类似的刊物,但是从来没有一本让我这么感到刊物里所承载着的如火似的热情。 他们离开了母校这么多年,可是对母校的爱,却竟然是那么炽热,给我的感觉就像埋在地窑里的陈年好酒,时日越久,味道越浓烈、越香醇。

在这里我想请各位看一些南洋大学的图片。 这是千禧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开联欢会所收集的。

各位可以看到,图片上洋溢了南大人多年来对南大母亲深深的感情和怀念。 全球1万2000名校友对南大精神的执着,并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还加以发扬光大。

因为我对南大未来远景的构思,我在校园里碰到教职员支持者,他们都来向我表白他们是前南大校友。 这种自豪地表示“我是南大校友”的语句,让我听得很高兴。

我感觉他们就像曾遭到大风雪被掩盖那般,过了严冬,现在纷纷冒出来了。 还有我还得到华社对我深切的期盼,许多关心南大的朋友们的关怀,我感觉到如果我不能为南大做点事的话,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

华社对南大的情结,是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表现。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当年对母校教育慢慢式微、衰败的沉痛,一有机会,仍然表露无遗。

新加坡对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反应。

一是压抑。 如果我们认为新加坡应该是一个大熔炉,把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让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突出而个别发展。 但是新加坡太小了。 就是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如此。 硬性的压抑母语文化,只能引起反效果。

二是鼓励和包容。 但是大环境是否能容许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新加坡和三十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从85-86年的经济衰退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转型。 在科技方面开始集中精力发展。 90年代开始培养创业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起飞,对新加坡产生很大的冲击,也给华社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无限商机。 就是在外国,洋人的子女也已经发现中国的魅力。 到北大,清华,复旦上华文浸濡班,成了美国大学的风气。

根据《亚洲周刊》报导,美国有近1000所大学设华文课程,日本有近200万人学华文,菲律宾军方甚至要将华文列为进修课。 由此可知学华文的热潮,正在全世界升温、发酵。

新加坡大多数是炎黄子孙,本来就懂华文,应该能在中国做事时占点便宜。 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不做出恰当的改变,在未来,就可能被上面这些努力学华文的外国人,抢在我们前面。

所以,我们不能对所谓华文精英的培养掉以轻心。 我们不能让内部对华文教学的争论,使热爱华文的年轻人放慢脚步,让新加坡人落在外国人后头。 在这个方面南大能不能做点事呢?

这几个月来,在重新认识南洋大学的同时,我也慢慢了解了南洋理工大学内部的结构与运作系统。 目前的系统,可说是一个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演变而成的系统,与中华文化,与前面的南洋大学没有多大的关联。 我们的教职员,除了一些南大校友之外,多数对前南大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任何感情。 教职员尚且如此,学生更不用说了。

如何鼓动起这些对前南大没有任何感情的师生? 前天,我们在迎新周,举办了一个很活泼、有趣的传承之路认识前南大的活动。 结果来了1700人,里面有学生、老师、校友,还有他们的家人,三代同堂一起来。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举办多一些类似的活动,为他们营造多一些认识南大的机会,慢慢,情况就会改变了。

我看南洋理工大学,是有它具竞争力的优势。 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大学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基础。 工程方面,由于大量培训师资,作研究的能量很大,有个别教授已经在国际上竞争。

前校长詹道存功不可没

南大能与世界名校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合作,就是靠这个基础搞起来的。 南洋理工大学今天有这样的基础,主导大学的陈庆炎副总理和前校长詹道存博士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以英语教学环境,加上一部分精通双语的老师,我们建立了一个备受商界人士欢迎的南洋商学院。 而且,我们还特别开办专以华文教学的管理经济学硕士班,给来自中国的市长上课。 这个课程,给新加坡在中国的商机带来广大的联系网络。 过去多年,这个课程有超过200位的中国市长来上课。 这可说为南大进军中国,张开了一个极广阔的人脉网络。

这里,让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南洋理工大学最近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南大学生人数,有前南大的十倍。 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比国大还强。 跟过去的南大比,缺的是文学院和理学院给予的全面教育和精神的培养。

当然,教学语言是英语。 但是,如果南大能生存到今天,在这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是不是也会改成以英语教学,而仍能保存中华文化的环境呢? 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的优秀成绩,就是华社在中学六年教学方面所做到的辉煌成果。

南洋理工大学虽然有很强的潜力,但是我们还没有引进最重要的资源。 这就是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

我自从“由华入英”之后,在一个纯英语的环境里,我学到了不少经验与知识。 我发觉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竟有那么大的分歧。 比方说,为人处事方面,华人重感情,关系,有时会为此误了大事。 优点却是以精神培养为重点、敢拼,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西方则重效率、规则、法律,缺点是太没人情味,使士气低沉。 优点是能就事论事,能以客观的立场解决感情上纠缠不清的问题。

自强不息对新加坡是件好事

新加坡号称中西合璧,包容兼收东方儒家思想与西方管理系统,但是事实上我们基本上用的是西方的管理方式,而且缺乏西方文化的根基。 西方思想的吸收,缺乏文化的平衡,使我们许多人太功利,太务实,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任何感情、理想。 一有问题就往外逃,这也就是吴作栋总理所说的逃兵。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能逃的人,主要受的是西方教育。 读过岳飞的人,比较会守将的人,也许反而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逃出去。

从1997年金融危机开始,新加坡济就开始有了一些问题。 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开始日趋明显,尤其是在本地企业的发展方面,缺乏自发的创业精神。 整体的感觉就是人民太依赖政府,过去创立南大时的拼搏精神,在大学生身上已经很少看到。

我到了南大之后,花了不少功夫深入的了解南洋大学的创校史。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办校改革时,同时把南大精神引进大学。 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经过五年十年的努力,能帮助新加坡改造大环境,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 第二,能使先人的南大精神,不只在民间和校友之中延续下去,还能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大学环境把它发扬光大,成为新加坡国家人民精神上的支柱。

正好这个时候,教育部提出新加坡大学教育的改革方案,其中的重点之一是让南洋理工大学建立人文学院、理学院、设计与传媒学院,成为另一所综合性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庭抗礼。 本科生由目前的1万6000人增加到2万3000人。

两年之后,当三所新学院成立时,正是2005年,南洋大学创校的50周年纪念。 如果到时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我在前几天举行的迎新典礼上,对新生说,虽然现在新加坡的毕业生找工作有困难,但是如果与从前,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学位不受承认,找工作处处碰壁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正是我们学生必须承接起前南大生那种坚韧不拔,无论什么环境都成闯出一个春天来的时候。

以开放眼光正视未来

在培养南大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南大的历史,让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找到合理的定位,在学校里作出衔接新旧南大的恰当安排。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 我们也跟华裔馆的管理层,包括许通美教授和王赓武教授商讨如何使华裔馆重回南大怀抱的事。 跟华社重建密切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商讨重修华裔馆的可能性。

未来重建南洋大学,是我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然,重建的南洋大学,不可能与原来的南洋大学一样。 我们也不可能以复古的方式在21世纪办校。 我们必须以开放的眼光正视未来,重视现在大学的使命,好好的改革校政,才能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在这里我必须感谢家父徐其礼先生。 他与亡母林仪贞女士给予我们三兄弟妹的培育、教养,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藏。 我生平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家母没有看到我当上南大校长。

家父对我在南大掌校,是非常高兴的。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生平资历与背景,对我衔接新旧南大的工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他等于是我对华社,对关心前南大的人的介绍人,让我与关心华文教育的人士,没有见面之前已做好心理准备。

我上任之前,传闻已经是沸沸扬扬。 这可能与我的双语背景有关。 我相信有许多人在猜测我任命背后的目的。 其实,我所以当上南大校长,是南大理事会为了实现未来办校的目标。

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这么热衷做南大复名的工作,是不是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 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 这股推动的力量,并不是来自更高的层次,而是来自你们,是来自华社,还有南大校友对我的殷切期盼,我感觉我必须为南大做些该做的事。

当然,理事会宣布我获选校长时,对我能运用双语的认可,也表示当局是看到而且承认南大与华社的关系。 这让我日后在发挥南大独特性时,没有后顾之忧。

我上任之后,媒体不断地找我访谈。 访谈之中,很自然的流露出华文社团对南大的情结。 媒体最关心的课题,可说是南大复名的可能性。 这表现出华社对南大问题念念不忘。

虽然1980年南大并入国大是既成的事实,但我和许多人的对话,了解他们并没有接受南大只是与新大合并,却仍然存活的事实。 在许多关心南大的国人心中,南大已经在1980年死亡。

90年代中期南洋理工大学开始向南大毕业生招手,重新燃起了大家对南大重生的期望。 可惜过了多年没有什么行动,这炽热的心又开始冷却了。

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1955年创办南洋大学与华文教育是一体的。 新加坡政治与经济的大趋势使华文教育没落,同时也关闭了南洋大学。 但是南大精神并没有消失。 这20年来南大精神正通过南大校友,在社会各个角落彰显着。

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国际化的产物。 开始时只在共用校园方面与南洋大学有关。 现在开始注入南大精神,虽然晚了一些,但是为了未来的学生,国家的未来发展,这是必须的。 因为国家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条清楚明晰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 新加坡人正站在迷宫前,没有指南针,前途茫茫。 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所以,在重办综合性大学的同时,我们不可错过把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联结起来的历史性机会。 我相信,南洋大学重办之后,对华文教育会有很大鼓动作用。

我们并不打算把南洋大学再改回以华文教学。 认识国际大趋势的人都知道,英语的国际地位并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的起飞而有所改变。 反之,连大批的中国学生都蜂拥而上学习英文,我们更不可能开倒车。

前几个月,我曾经接受本地一个叫《圆切线》华文时事刊物的访问。 跟他们几位年轻人谈话,使我对他们那股用华文讨论国家大事,华文绝对是第一等语文的自信心感到钦佩。 他们精通华文和英文,对非华文毫不排斥。 这样的人,正是南大要培养的学生。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双语精通,运用自如,但是我们决意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让有能力的学生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潜力。

开创更灵活华语学习环境

另方面,为了提升我国华文教育的水平,南大可以在教育学院方面与教育部合作,开创更灵活的学华语环境,让能成为华文精英的学生,都在学习别科的同时,仍能学习华文。 这也意味南大必须重建一个高水平的中文系,要建一个东南亚,甚至在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

中国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已经接受我们的邀请,从7月1日起,加入南洋理工大学的理事会,为期两年。 与北京大学的合作,我的设想是邀请北大的教授来南大,做两年的客卿教授,我们的学生去北大上课。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摇篮。 我们会好好善用许校长的经验、意见,借助北京大学的实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教授队伍。

另外,我们还要向台湾和香港的大学取经,邀请他们知名的教授来南大讲课。 上星期趁《联合早报》举办“名家谈名城”论坛之便,我邀请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一起吃晚饭,并且邀请他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后,考虑到南大来。 龙应台的反应很积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一个她很愿意探索的地方。

开设了人文学院之后,我们会让学生在选课方面有最大的自由。 想在中华语言文化方面深造的学生,也能念工程或者商科。 这样一来,学生不须要放弃专业课程也可以双主修或副修的方式选修中文课程。 这样南大各学系的学生,都能通过在中文系的学习,好好地掌握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甚至政治、经济等的知识,到中国去时,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放眼世界,未来50年的经济超强,很可能是由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四分天下。 新加坡这一个小红点,要在高收入国家中找出路,人民必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国际化舞台上能演会唱,对各国文化都有所认识。

未来的南洋大学,除了培养学生的世界观,进军美国,欧洲,日本之外,还要以南大精神的基础在对中国进军时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时,我国的华文教育,一定会有第二次的百花齐放。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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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