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寻回解构后的中华性

23/09/18

作者/来源:杨媛甯 www.china-studies.taipei/act/thesis30.doc

寻回解构后的中华性 新加坡华裔馆的华人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动机

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属于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移民型国家[ 廖建裕教授在《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书中将新加坡分类为移民型国家。],这源于其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多民族的社会历史、东西方交界的地理背景─时空的複杂交错让新加坡华人面对华人身份时,有了如何认定与诠释的疑问。

新加坡华人是谁?不同的立场背景所赋予之解释殊异。在殖民者眼中,华人是资本商业体系中的最佳雇员。在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前,新加坡于1819年由英国人T.S.Raffles拓殖为贸易商港,吸引了许多华人移民和印度移民进入。在经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后,于1826年由英国接手管辖,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后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1826年时,新加坡与麻六甲以及槟榔屿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管理。1867年,英东印度公司将海峡殖民地的统治权交给英国政府,英国皇家成立「海峡殖民地政府」,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华人移民大多是来自中国或马来地区的商人、商人后代。这群华商身分的华人移民致力于追求贸易利益,也因为熟悉当地事务为欧洲殖民者所重用,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利益关係[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1994,页199。]。然而,华人与欧洲殖民者的共同利益关係,使得华人在当地人民的眼中成为背离当地文化和利益,只求有利可图且缺乏政治忠诚的人。对于上世纪初,极力建立新中国的知识份子而言,新加坡华人是对母国怀有深厚情感的海外子民。在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思潮越洋来到新加坡,冲击着新加坡的华人社会[ 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1998,页205。]。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到新加坡,受到许多华侨的支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于革命期间8次访问新加坡,争取当地华侨的拥护。其实二次大战前的华人对于国家的概念才刚开始建立[ Wang Gungwu. “Chinese ethnicity in new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Ethnic relations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ed.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ISEAS, 2004), 8.],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出现,带进了华人对于新中国的想像与期待,以及华人对于中国的民族情感。然而,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我是谁?我的华裔身份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却似乎有着无法言喻的複杂。尤其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二次大战期间新加坡经历了日本政府三年的短暂殖民统治,当时日本对新加坡大肆蹂躏,对当地的华人尤其残酷。当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时,新加坡华人发动抵制日货,筹赈救灾,因而日本人对于华人的残暴行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为报复当时新加坡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 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1998,页208。]。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于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邦。1955年人民行动党(PAP)在新加坡成立半自治政府,并于四年后成为自治政府。由于新加坡资源不足且土地狭小,当时PAP的领导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无法独立于马来亚联邦而生存,因此于1963年宣布与马来亚合併。但随后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逐渐强大,且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要求多元种族文化的发展以及非马来人与马来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此引发马来西亚国内的紧张以及激烈的争论。新加坡在这个转折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同化于主流(马来)文化或发展多元文化的抉择。之后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退出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的独立国家,一个新兴的华人国家。

新加坡华人所需考虑与面对的问题太多了。虽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华人在新加坡都具有主导位置。在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中,对于新加坡的介绍一开始就这麽写着:

在研究海外华人的领域中,新加坡华人提供了一个特殊个案,

因为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其公民绝大部分是华人,政府中最高级的官员也大部分是华人[ 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1998,页200。]。

然而,做为一个新兴的华人国家,刚独立后的新加坡尚需思索: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小岛如何与四周皆以当地原住民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和平共存。新加坡不能变成所谓的「中国人的社会」,甚至是「另一个中国」。新加坡的国族建构过程,因此对于「华人」的中华性有着欲语还休的限制。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适切诠释且凸显出华人身份与其背后的中华价值,对于新加坡是个需要精緻处理的课题。(因此在新加坡的国族建构运动中,华人的中华性被削弱,但新加坡政府的多元文化核心价值又使得中华价值在这之中得以被保存。)

新加坡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为因应新加坡独立后的首要目标─生存。1965年被迫独立的新加坡政府为求国家生存而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国内秩序的稳定为首要目标,而多元文化的发展政策就是稳定国内秩序的主要手段。根据Raj Vasil的论述,新加坡政府的多元种族策略可分为三个时期:1965年到1979年的去中华性( de-emphasized the Chineseness of Singapore )时期、1979年到1990年的亚洲化( Asianizing Singapore )时期以及1990年后的多元文化( multiracial culture democracy )时期[ Raj Vasil, Asianising Singapore: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1995), chapters 4-6, quoted in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d.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81.]。在1965到1979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刻意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但澹化了新加坡社会中因华人佔大比例而显现出的中华性,而这种澹化表现在对国内其他种族及文化的重视。例如,新加坡政府给予马来人特殊的承认,保障其受教权并保留马来语的使用,承诺马来人的权利与地位不会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而有影响。另外,新加坡政府将英文、马来语、中文、坦米尔语设为官方语言,但英文被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语言,除了是各族群间沟通的语言,也为避免中文成为优势语言。因为英文成为新加坡接触科学、接近现代与进步的途径,英文的实用性远大于中文。但随后政府意识到新加坡的西化造成国内受英文教育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例如马来族群或受华文教育者)的发展落差逐渐扩大。而且西化除了带进科学与现代性,也带进其他影响,例如颓废文化等[ 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1998,页216。]。因此在1979年到1990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希望藉由对各族群传统的重视,使各类群体拥有共同的立基点;藉由带回亚洲性,期待多元文化政策能使新加坡并容于传统以及西方现代之中;藉由亚洲价值,维繫一个勤奋的工业社会。1990年吴作栋接任为新加坡总理时,更加强调族群的多元性,以及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的多元文化发展政策,是面对国家稳定发展课题的一个务实政策。而新加坡政府对于中华价值的逐渐重视,是面对中国经济与文化影响力渐增的务实转变。

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中做为一蕞尔小岛,但因为地理位置、政治结构以及经济表现使其不凡。历史中的新加坡因位于西方到中国贸易的通路上,成为西方殖民地时期麻六甲海峡的贸易中心。而这个历史身分也促成新加坡发展为以多元文化为主的移民型国家,这也是华人文化在这裡能够有较多发展可能的环境因素。因为在东南亚地区,除了新加坡之外,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都属于少数族群。以华人人口佔国内总人数的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华人佔的比例数是全东南亚国家中最高。另外,于二次战后纷纷脱离殖民地政府控制的各个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之外,国内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运动都是以当地民族(原住民)为准则,建立属于自身国家的核心价值。华人在这样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因为各国不同程度的同化政策,华人的中华性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因此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发展准则以及占多数的华人人口比例使得华人的中华价值在这之中有较多的存留空间。华裔馆就座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座落在于华文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南洋大学旧址[ 李元谨教授在《南大学人》一书中提到:「南洋大学诞生在一个华文教育面临大挫折的时代。」面对二次战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排华风潮在东南亚的蔓延,以及新加坡英语至上的历史背景,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以华语教育为主的大学。南大的成立提供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地中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为他们打开继续升学的大门。在南大的创设募款过程中,新、马两地的华社以及群众都竭力为南大筹募经费,南大承担起南洋地区华族文教重任的使命,也有意成为南洋群岛中华文化的最高传播站。]。

新加坡华裔馆成立于1995年5月,由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成立。在1985年时,各个宗乡会馆因为客观的条件─没有新移民且大部份的会员年纪都比较大─所以他们的活动逐渐减少。后来各个宗乡会馆开始重新整合,在1985年时他们将各个宗乡会馆联合起来成立了「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之后宗乡会馆跟一些对华族文化有兴趣的人士认为应该要有一个组织,专门研究华人文化。他们希望由民间带头成立这个组织,因此宗乡联合总会在1995年发起成立华裔馆的计画,由宗乡联合总会的主席负责筹募经费,政府也给予财政上的支助[ 廖建裕教授谈话稿,2008年2月27日,台湾。]。这个基金就是华裔馆各项活动的资金。华裔馆集研究中心、博物馆、图书馆于一身,其宗旨是增进人们对于散居世界各地华人社群的认识和瞭解。从宗乡会馆延伸而来的华裔馆,其隐含的是作为华人文化的传承及保存的角色。

华人作为一离散族群,活跃的华人群体活动,打破了原本谈论中国时的主权界线;华人群体行动的跨国分布,使得对于华人的讨论打破了传统上国界的概念。这是华裔馆华人研究的价值所在。由华人身分建构的华裔馆,在新加坡政府的允许下成立,新加坡政府愿意投入资源发展这块研究领域,象徵其对于华人研究的重视。而华裔馆对于自身的期待,也朝着成为华人研究首要中心的目标前进。华裔馆除了对东南亚地区华人探讨的深耕,亦放眼全球华人活动,进行华人研究。华裔馆的研究挑战了打破传统讨论界线的可能性。另外,当我们在讨论认同(identity)的概念时,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关係;当我们在讨论华人认同时,存在着华人自我与两个他者─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关係。这种关係可以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并不是纯粹的二元对立,华人认同就是最佳范例。在华人的身分中,承袭着中华文化、历史以及本质上的中华性。而东南亚的华人身分中,经历了西方于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时期、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国族建构时期,东南亚华人的华人身分中又揉进了东南亚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这是华人的价值所在。华人身分实践的特殊性,在于华人对于自己身分的处理并不是从与他者(中国与东南亚)的差异中寻找,而是维繫中华性与东南亚性这两个身分元素并与之共处。这样的身分实践,提供了笔者对于身分认同概念的另一个思考,引起笔者对于东南亚华人身分处理问题上的兴趣。

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学者的研究中,对于华人如何与当地社会、家乡─中国自处的课题一直存在。即使是华人人口比例佔多数的新加坡华人也同样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在历史中,华人身分在政治上与孙中山的民族情感或共产革命时的共产主义想像在一起。面对反共的新加坡政府以及国内的国族建构时期,这样的政治敏感身分联想使得新加坡华人无法避免自身的华人身分问题。华人与中国无法分割,在本质上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血缘连繫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中华文化已在这样的血缘承袭中不同程度地渗入华人的生活中,也无法割除。既无法割除,新加坡华人便开始思考如何面对、处理自身的中华性,以及如何以这样的身分自处于中国与新加坡之中。

二、问题意识

若从离散理论谈华人身分,华人是一个建构在感情、认知、记忆、神话、历史、群体认同、想像、渴望和寓意的社会结构[ Judith T. Shuval. “Diaspora migration: Definitional ambiguities and a theoretical paradig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8, no.5 (2000): 43.]。华人的身分内涵与原乡中国连繫着,与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或过去的荣耀有着一定程度的共享性。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民族国家。然而,于二次大战后甫获独立地位的东南亚国家[ 除了泰国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直接殖民统治之外,东南亚各国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菲律宾、汶莱、寮国、越南和柬埔寨都在二次战争结束后才逐渐脱离西方殖民母国而获得独立地位。],国内具有多元的民族种类,直到今天国族建构运动也仍在进行中,在这之中寻求、塑造属于本国的核心价值。身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同时面对着中华价值、东南亚价值以及殖民背景中的西方价值时,他们必须在这三者中找到自处之道并型塑出自身的认同价值。在社会中,这三种价值彼此之间有冲突也有融合;但于政治中,东南亚价值才属于东南亚国家的核心价值。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对于东南亚的华人而言,中国既是群的归属,亦是政治的麻烦。当二次战争结束后,有一群华人选择继续留在东南亚生活着而没有回到中国,他们基本上也选择了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当地政府与社会却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接受与信任这群华人,这样的猜疑态度源于华人身分所隐含的中国的本质性[ 「中国的本质性」在此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文化的必然存在性;二是中国做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以及这种本质性所隐涉的外来性。当华人以这样的身分宣示对当地政府与社会的忠诚时,是受到怀疑的。但华人概念要有意义,中国就必须存在,但华人在主张自己的身分时不能认同中国,因为这会受到当地社会的怀疑。

在东南亚社会中的这群华人学者,在其研究中对于华人身分的讨论,是将东南亚的华人视为多元体而非单一的群体。这样的讨论在观感上消除了东南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从而出现了「消除东南亚当地社会对华人怀疑」的效果。在王赓武教授的华人研究中,对于华人身分有很仔细的讨论,区分出华侨、华裔、华人等不同的华人身分类别[ 详见王赓武教授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中对海外华人身分的分类介绍。]。同样地,在廖建裕教授的新马华人的研究中,他也深入分析探讨不同的华人身分差别,对土生华人、海峡华人、峇峇与娘惹等不同的华人群体做仔细的介绍与研究[ 详见廖建裕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于新马土生华人的探讨。]。这群华人学者以这种身分策略避免当地社会对华人的猜疑,这样的分割解构了华人的中华性,华人对于中国的忠诚便不存在。

但二十世纪末华裔馆的成立,似乎预示了一个转向。在这裡的华人学者做的研究是对华人文化的探寻,包括华人历史、华人教育、华人身分等的研究。而在这样的探寻中,有一样东西一直存在着,那是包含中国历史与文化面向的中华意识,其凸显了华人与中国在本质上的连繫。因此在本篇论文中欲研究为何华人学者在自己的着作中,解构华人的中华性后,在华裔馆的研究中又回头重新追寻中华的本质性,带回华人本身的中华认同。

三、文献探讨

当华人[ 在本研究中,为避免名称溷杂,仍以「华人」此名称做为总称呼,表示许许多多不同身分类别的华人。因为华人的概念包含有血缘上的中性概念,但其涵义比「华裔」概念更广,不仅仅代表出生在中国之外的人,也包括出生在中国而后来移居到外地的人们;但华人概念又不同于「华侨」此称呼具有政治上的概念,是属于较中性的名称。]在东南亚国家选择融入当地社会、宣誓其忠诚时,因为他们的华人身分,使他们受到质疑。当这群华人学者面对中国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时,其中介的身分位置使得他们必须思考自身身分的问题。在华人面对当地民族或是中国时,他们成为华人或是海外华人这样的单元体;当华人与中国联结在一起时,华人便被视为单一群体─华人是一个同样来自原乡中国的群体,或是一个同样身处于中国之外而具有血缘关係的群体。但是华人与中国人是不同的,其差异点在于中国人不用去思考自身身分的问题,而华人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去面对这样的课题。另外,当华人面对彼此时,华人身分在不同的文化、认同、溷合血缘中被消解了。华人具有不同的身分名称,反映出不同的身分认同。因此,在华人研究中,华人学者对于华人身分问题─我是谁?─有一番仔细的讨论,他们试图在这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在经济面向与本质性[ 这个华人的本质性讨论包括血缘、文化和语言面向。]的讨论中,华人群体彼此间因为历史背景被连结了起来,连繫彼此的是原乡中国的存在。但当华人学者面对华人群体时,在认同面向的讨论中,华人是多元的而非单元体。

在经济面向的讨论中,华人的经济身分背景可追溯至华商型移民的出现。华商型移民的经济活动仍然延续到今天,即使华人的身分认同、意识形态或文化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不断转变,这样的经济活动仍然没有中断,也型塑出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角色。华商的各项主要特徵,是宋代以来中国国内的商业、手工业及矿业实践的引伸[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1994,页5-14。],而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非常积极的经营经济事业,这可回溯至华人移民到东南亚的背景。在清盛时期(1680年代至1840年代)的中国,当时政府对于海外华人群体完全不重视,甚至是产生敌意,这种负面态度在于清朝政府将他们视为抛弃家乡、违背忠诚的叛徒[ Wang Gungwu, “Gre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special issue (Dec. 1993): 937-38.]。对于政府的漠视,当时的华人只能自立自强,学习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地打拼,成功增强自身的经贸实力。到了1949年毛泽东时代,在美苏权力竞争的冷战中,中国政府採取独立外交时期,对于这群海外华人又回到忽略与漠视的态度。因此这时候的华人在展露澎湃民族感情、投注中国大量经济支援的二战时期结束后,又转为趋向经济自主且自足。另外,在政治态度上则趋向融入移居地社会,或在中国与移居地社会之间保持政治中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无论是华人本身的意愿或是当地政府的限制,华人与政治活动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全心致力于经济活动之中。

华人人口虽然在东南亚各国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他们的经济地位却不容小觑。与东南亚当地族群相比,华人虽在人口数上属于少数民族,却具有较优势的经济地位,但东南亚华人这样的经济力量却被夸大形容为「海外华人帝国」[ Leo Suryadinata,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32-33. 廖建裕教授于书中提到“Overseas Chinese Empire”这个名词,说明观察家对于东南亚华人经济力量的迷思,他们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海外华人,夸大了华人的经济影响力与主导力。]。事实上,华人学者廖建裕教授强调:「东南亚的华人企业不论大小,在经济活动中仅具相对优势地位而非主导地位,若与区域性或全球性企业相比,他们的经济力量无法比拟。海外华人的经济事业绝不是经济帝国,他们大多数仅属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努力为生活打拼[ Ibid.]。」华人在东南亚的相对经济优势除了历史背景所趋,也是族群网络(ethnic networks)关係所成[ Ibid., 43.]。由于华人人口在东南亚地区与当地族群相比占少数,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形成较团结、较具凝聚力的团体,在商业上也形成较强的网络关係。这样的网络关係将华人的经济身分连结在一起,经济华人被视为一个整合性很高的单元体。

华人这样的族群凝聚力,在商业上以网络关係表现,另外则是以家谱方式表现。这进入了华人本质上的讨论。在血缘方面,华人对于家谱的重视,表现在早期的华人移民家庭中。这样的重视在于此为华人家族血缘关係的详细记载,也表达中国人对于祖先的崇拜。若从中国的古老传说谈起,黄帝与炎帝是中国人共同的祖先。祭祖活动培养了一种归属感与继承延续的责任感,这样的忠诚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潘翎,《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上海:新华,1992,页9。]。因此从祭祖与家谱之中,中国人与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在血缘关係上连结了起来─他们同是「炎黄子孙」。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华语是华人之间的交流管道,网络关係因而有形成的可能;文化则是华人族群网络关係的根基。华语及中华文化的保存一直是华人长期以来的关注的议题,华校在这之中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和期待。华文教育延续了华语及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命力,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建校就是华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南大的成立过程集合了东南亚各地各界的华人力量,也承载着东南亚华人们的共同期望。

但华人身分不仅仅只有本质概念,认同的概念在华人学者的讨论中具重要分量,血缘、认同概念彼此交互搭配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身分名称来表示、称呼这群身处东南亚的人们。在华侨与华裔型移民的类别中就表现出这样的华人身分认同概念。在之后的东南亚华人身分讨论中,华人学者又再细分出华侨(Overseas Chinese)、华人(Ethnic Chinese)、华裔(Chinese descent)这三种身分概念。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指称所有身处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们,华侨、华人与华裔这些不同的称呼都包括在这样的海外华人身分中,但这部分的讨论尚没有一致的看法,至今甚至是这些不同的华人身分内涵,仍没有统一的定义。首先,华侨型移民具有暂居海外而具备中国国民身分的含义。华侨一词具有「侨居华人」的意涵,所形容的是老一辈的东南亚华人,他们对于中国仍有浓浓的文化与民族认同情感,定义自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在政治上他们效忠中国;在文化上他们以中华文化为荣。再者,华人指的是还没被当地社会完全同化,也还未形成同质性群体的族群[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SEAS, 1997), 2-4]。二次大战结束后,有一群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与移民后代决定继续留在东南亚本地,成为当地的国民。在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的背景中,他们为了要区分自己与华侨具不同的民族身分以及政治忠诚,将自身归入华人或华裔身份的类别下,表示与中国的切割。华人与中国的切割除了表现在华人的身分宣示中,也表现在中国政府的单一国籍法中。虽然中国的国籍法採取血统主义,但不承认双重国籍,而且中国政府同意那些已取得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能够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放弃中国国籍。也就是说,当华人选择了东南亚当地的国籍,就表示他必须放弃成为中国国民的身分,如此在法律上就切断了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正式联繫关係。最后,华裔型移民指的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在各个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东南亚化后,比起新移民或讲华语的华人,华裔具有不同的民族认同,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土生华人(Peranakan)、华裔泰国人(Sino-Thai)和华裔菲律宾人(Chinese mestizo)皆在此分类下。

在海外华人的广泛概念中,华侨、华人、华裔具有不同的身分内涵。但海外华人一词是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概念,东南亚的华人学者欲从东南亚的视角出发,提供更多元的华人身份研究。若从同化程度来看,土生华人的概念较海外华人或新移民更有融入东南亚当地的意味。土生华人(Peranakan)、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以及Baba(峇峇)和Nyonya(娘惹)的身分讨论表现出中国人或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后,这群溷血后代的认同发展与变化。在土生华人的讨论中,Peranakan是马来语,今天是指以马来语(印尼语)或当地方言为家庭用语的土生华人[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2008,页104。]。除了新马地区,印尼也以Peranakan称呼当地的土生华人,而在菲律宾则用Mestizo。Peranakan表现出的是马来文化与华人文化结合的新族群,这与纯粹的马来文化或华人文化不同,是一种溷合文化,此种文化最大的特徵是马来语的应用,大部分土生华人的子女只能以马来语沟通[ Ibid., 105.]。因此Peranakan是一种文化概念。不同于土生华人的文化概念,海峡华人是指华人的出生地而不是其文化特色。当英国统治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时,土生华人被视为「海峡华人」,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于1826年成立的英属海峡殖民地[ Ibid., 106.]。然而,海峡华人的称呼只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使用,在马来语中并没有同义词,马来人称呼土生华人时用Peranakan Cina或峇峇。峇峇和娘惹一词不仅通行于海峡殖民地,在北苏门达腊与西爪哇也很普遍[ Ibid., 108.]。在新马,人们以前用峇峇和娘惹来指各种各样的华人,并不只用来称呼说马来语或者是具有马来文化背景的华人族群。峇峇和娘惹或土生华人这些称呼至今依然存在,讲华语的华人社会继续称讲马来语的华人或是已经半马来化的华人为峇峇或土生华人,他们变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概念。

在华人身分的讨论中,这群华人学者一再强调,东南亚的华人不是单一的群体,多元的身分类别显示出多元的华人群体。华人身分的丰富内容,消解了华人本质上的整体性以及经济上网络关係的紧密性。不同的认同表现以及溷血华人的溷合文化,使华人身分不再只是铁板一块,展现出其多元性。

四、研究途径

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观点来说,取重要知识建构节点为研究对象,乃着眼于华裔馆于知识传播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华裔馆身为华人研究知识社群,其中成员来自华人分布的各个地区,主要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并有来自美国、澳洲等地的华人学者参与其中,华裔馆汇合了华人学者的思想与知识背景,以一个华人文化、历史的代言人和诠释者身分,去述说、呈现的华人研究内容,也包括对中华文化与历史的诠释。因此本论文欲从华裔馆的出版品及活动出发,探讨其对于华人的中华意识以及根源的探寻。在研究方面主要以华裔馆的出版品为主[ 出版品书目详见附录一。],探讨其华人研究的内容。华裔馆的研究成果包括华人文化的三大支柱:华校、华社、华报研究以及其最主要的成果─《海外华人百科全书》。在华校研究中现已出版的有《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和《宽柔纪事本末》;华社研究目前以宗乡会馆为主,出版了《德福祠绿野亭文献》共三册;而华报研究方面则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在活动方面,华裔馆举办过多项座谈会与大型国际会议,探讨华人文化与传统、华人移民等华人相关议题。另外,华裔馆也举办各项展览,例如南洋大学图片展,介绍这所东南亚唯一的高等华校,也是海外华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另外也办过以华文教育为主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华校教科书展以及以华人身分认同为主题的「何谓华人」展览。

由于华裔馆的馆长为整个机构的研究以及活动的最主要行为者,因此在研究中会以华裔馆的各任馆长(潘翎、纪宝坤、吴振强、廖建裕)的着作与思想为主。另外,担任华裔馆副主席以及华裔馆的出版期刊─《海外华人学报》─主要编辑委员的王赓武教授,也是论文中欲探讨的华人学者之一。在论文的这个部分中,会以「外在研究法」与「内在研究法」,探讨华裔馆华人学者的论述是在何种历史脉络之下被提出,以及其论述中对于华人中华性的处理。在外在研究法中,其假定人是属于「历史人」,其思想会与当代和历史情境进行互动,相互连结,因此将人物及其思想放在历史脉络中考察。也就是说,华裔馆的华人学者都是活生生地参与历史和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必须在历史脉络之中才能被正确地解读。而外在研究方法的限制性在于忽略了人的自主思考性,容易沦于将人类完全视为历史环境制约下的产物而已[ 黄俊杰、蔡明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试论〉,《人文学报》,民86年,期16,页9。]。但时代创造人物,人物也创造时代,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特质、想法、感受、经验与世界观,因此在内在研究方法中,假定思想或概念有其自主性,试图去解析人们陈述的理念。而内在研究法的限制就在于其对于论述中因为与客观外在环境的互动所引发的弦外之意,较无法掌握[ Ibid., 24.]。因此在研究中欲将内在研究法与外在研究法交互运用,以补足两研究方法存在的限制性。华裔馆的华人学者们在其研究中,面对外在环境对于华人的各种看法,会有不同的自我在其中。他们对于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形塑自身的认同会受两个因素影响:他们与当地社群的关係,以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王赓武教授在“Within and Without: Chinese Writers Overseas”文中,亦是从「内」、「外」角度着手分析,从着作中对海外华人作家的自身身分定位进行探讨。]。面对中国,因为外在社会的看法以及自身与中国在不同程度上的连结,也会有不同的内容。这些都与过去的历史经验连贯,包括移居国家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的历史。

五、研究限制

在研究资料方面,对于华人研究的探究,本文仅以华裔馆出版品及活动做为分析基础,对于华裔馆成立之前的新加坡华人研究内容,受限于笔者能力而无法一併探悉。另外在华裔馆馆长等华人学者身分的探讨中,由于经费及个人能力的限制,笔者无法长期于东南亚地区做深入的研究与探访,对华人学者身处的环境与感受,仅能从学者的着作、访谈资料与文献中进行分析。而本文对于这群华人学者的瞭解主要以其着作与访谈,并配合其所处的时空着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中对于华人学者的诠释或许无法达到与研究对象主观想法的完全一致,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所在。

六、章节安排与内容

第一章绪论

此章节中包括研究动机与背景、问题意识、文献探讨、研究方法以及章节安排与内容的介绍。

第二章 华裔馆介绍

此章节中将会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中将介绍华裔馆机构本身以及其时代背景。华裔馆第四任馆长廖建裕教授曾在访谈中提到「华裔馆的成立符合社会以及政府的需求。」因此在这个部分中也欲探讨华裔馆的出现是在什麽样的新加坡政府政策下和社会背景中?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会如何影响华裔馆的研究方向及活动特点?

在第二个部份中,将会对华裔馆的历任馆长作一介绍。东南亚的华人群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具多元性的。华裔馆馆长的华人身份背景是属于哪一类的华人群体?他们与其他群体有什麽不同?这部分希望从他们的文化成长背景着手,探讨这样的身分和背景带给他们什麽样的思考?

第三章 华裔馆的中华性追寻

此章节将介绍华裔馆的出版品,并从其出版品、举办的展览和讲座中,探讨华裔馆对于华人中华意识的追寻。在华裔馆的华人研究中,交织着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移民历史与文化等面向,在这之中华裔馆追寻的中华意识是一个什麽样的内容?

第四章 回溯华裔馆重新寻回中华意识的原因

承袭第二章及第三章对华裔馆及其研究的介绍与探讨,在此章节中将回溯探讨为什麽华裔馆需要重新寻回华人的中华性?首先将从华裔馆历任馆长及王赓武教授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探讨这群华人学者的华人研究对于其政治与社会遭遇的因应。接着将从他们的着作中,探讨这群华人学者在其研究中对于华人身分的处理。
第五章 结论

六、参考书目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1994。
李元瑾编,《南大学人》,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
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1998。
潘翎,《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上海:新华,1992。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2008。
黄俊杰、蔡明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试论〉,《人文学报》,民86,16:1-43。
Judith T. Shuval.“ Diaspora migration: Definitional ambiguities and a theoretical paradig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8, no. 5 (2000): 41-57.
Leo Suryadinata.“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1, no.1 (Summer 1987): 135-151.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Leo Suryadinata ., e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Leo Suryadinata.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Raj Vasil. Asianising Singapore: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5. Quoted in Leo Suryadinata., e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Wang Gungwu.“ Gre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special issue (Dec. 1993): 926-48.
Wang Gungwu.“ Chinese ethnicity in new Southeast Asiannations. ” In Ethnic relations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 1-19. Singapore: ISEAS, 2004.
Wang Gungwu. “Within and without: Chinese writers oversea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 no.1(May 2005): 1-15.
(此为暂时性书目,日后研究中将继续补充)

附录一、华裔馆出版品书目
书名 作者 出版者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English edition) Edited by Ms Lynn Pan Archipelago Press & Landmark Books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繁体版) 潘翎主编 Joint Publishing (HK) Pte Ltd A Pictorial History of Nantah
《 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 Edited By Kee Pookong & Choi Kwai Keong (纪宝坤、崔贵强编)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 崔贵强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South Seas Society Dutch Coloni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Indonesia , 1900-1942 M. T. N. Govaars Tjia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The Boat And The City: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Coastal Cities Johannes Widodo Marshall Cavendish A Historical Survey Of Chinese-School Textbooks In Singapore , Malaysia And Indonesia
《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 Editors: Yeap Chong Leng, Wee Tong Bao (叶钟铃、黄佟葆合编)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A History Of The Hok Tek Chi Loke Yah Teng Association, 1824-2004
《福德祠绿野亭 发展史 ,1824-2004》 Zeng Ling (曾玲)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Loke Yah Teng Archival Collection Vol. 1
《福德祠绿野亭 文献之一:1920-1927 年会议记录彙编》 Editor by Zeng Ling (曾玲主编)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福德祠禄野亭文献之二:1953-1959 年会议记录彙编 / 禄野亭坟山迁葬委员会决议,1957 -1959 》 曾玲主编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福德词禄野亭文献之三: 1887-1933 年海唇福德祠禄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 曾玲主编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宽柔纪事本末 》 郑良树 主编 Southern College Pres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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