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再论印度尼西亚9·30运动

09/09/18

作者/来源:梁英明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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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明 ——历史旧案与现实政治 东南亚研究 今天

[摘要]关于半个多世纪前印度尼西亚“9·30运动”的真相,至今还有许多谜团未解。1965年,时任印度尼西亚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以“发动武装叛乱,阴谋夺取国家政权”等罪名,宣布取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逮捕并枪杀印尼共产党所有领导人,并残暴杀害印尼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制造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苏哈托下台和去世后,印度尼西亚国内外的法律专家、人权组织和历史学者对这一事件展开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但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多已过世,相关的历史档案已被销毁,这一努力至今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2019年印尼总统大选在即,印度尼西亚一些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派势力制造“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等谣言,作为攻击佐科总统的手段。“9·30运动”与印尼共产党问题已成为右翼政党在2019年大选中的政治筹码。

[作者简介]梁英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顾问。

[关键词]苏哈托; “9·30运动”; 印尼共产党; 真相; 总统大选; 佐科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史上,没有一次事件能够像“9·30运动”那样在政治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9·30运动”给印尼民族的团结与社会和谐留下如此难以愈合的伤痕,以致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在观察和研究印尼的政治发展时,几乎不可能绕开这个历史的死结。  

1965年“9·30运动”过去已经53年,从苏哈托夺取政权后于1968年“当选”总统算起,正好是半个世纪。苏哈托1998年被迫下台已经过去二十载,而一代强人最终离世也已整整十年。然而,迄今为止,关于“9·30 ”运动的评论仍是众说纷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事实真相还有诸多谜团尚未解开。如今,关于“9·30运动”和印尼共产党问题的争论,已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被印度尼西亚一些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利用来攻击佐科总统的手段,作为他们2019年大选的重要政治筹码。

一 “9·30运动”的迷雾  

1965年9月30日深夜,一个自称“9·30运动”的组织秘密逮捕并处决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在内的六名陆军高级将领,“9·30运动”要逮捕的第七名将领即国防部长纳苏蒂安上将则侥幸逃脱,其幼女及副官在枪战中中弹身亡。10月1日早晨,“9·30运动”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成立以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以接管国家政权,但立即遭到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少将的部队镇压。苏哈托声称9月30日深夜发生的事变是由印尼共产党策划和发动的、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叛国罪行。接着,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秘密搜捕枪杀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屠杀印尼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被害人数至今仍无法统计。  

纳苏蒂安受伤住院和六名高级将领遭到暗杀,使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系统完全瘫痪。苏哈托利用这一时机,逼迫苏加诺总统于1966年3月11日签署一份授权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的“命令书”,借此逐步夺取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67年3月,苏哈托操纵的临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撤销苏加诺的总统职务,同时任命苏哈托为代总统。1968年3月,临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选举”苏哈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苏加诺则以同情并支持印尼共产党发动“9·30运动”的罪名,遭到苏哈托政府长期监禁,直到1970年抑郁而终。  

苏哈托极力隐瞒“9·30运动”的真相,炮制种种谎言,其目的是给他为篡夺国家最高权力而采取的残酷手段披上合法的外衣。  

然而,在“9·30运动”爆发后不久,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印度尼西亚政治历史的专家贝尼迪克·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和鲁特·麦克维(Ruth McVey)等人,就对这一事件的原因、性质及其后果作了分析探讨,怀疑苏哈托说辞的真实性1。这些学者根据当时可能获得的史料研究,认为“9·30运动”很可能是由印度尼西亚陆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所引起,而由于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冒险卷入的鲁莽行动,终于被苏哈托利用为取缔印尼共产党的“合法理由”。其后,也有人认为“9·30运动”不过是苏哈托为夺取权力而自导自演、嫁祸于人的骗人把戏。然而,由于镇压“9·30运动”的核心人物苏哈托总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幕讳莫如深,特别是主要当事人多已被杀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没有公开,关键史料如苏加诺总统给苏哈托的《3月11日命令书》(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简称Supersemar)等重要文件一直不知下落,可以说,对“9·30运动”真相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也就至今无法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议,更不能使广大无辜受害者及其后人获得应有的公正补偿和心灵上的抚慰。   

苏哈托在武力平息“9·30运动”后,还下令“拍摄”了一部所谓印尼共产党残杀陆军将领真相的影片,渲染印尼共产党的“残暴罪行”,并规定每年在全国重复放映。1994年,印度尼西亚官方机构出版《“9·30运动”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暴动》(Gerakan 30 September:Pemberontaka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一书,将它定为阐释“9·30运动”真相的“正式版本”,并作为各级学校讲授有关“9·30运动”历史的“教科书”和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依据”。此后,苏哈托对“9·30运动”的定性就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  

然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真实性。几十年来,“9·30运动”一直是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他们的结论与麦克维及安德逊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现代印度尼西亚研究项目(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现代政治、军事与历史的权威。康乃尔大学不仅拥有乔治·凯恩(George Kahin)教授领导下的强大研究团队,而且资料积累丰富,研究工作扎实,长期坚持不懈,他们出版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系列论著和资料汇编,统称为Cornell Papers,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书生之见”,却一直秉持科学态度,探求客观真相,并没有随声附和当权者的结论,因而遭到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打压。  

1966年初,苏哈托曾派遣印尼陆军情报部门的两名军官即阿里·穆托波(Ali Moertopo)和本尼·穆达尼(Benny Moerdani)前往康乃尔大学,要求凯恩教授修改安德逊和麦克维等学者关于“9·30运动”所作的结论,结果遭到凯恩教授的断然拒绝。为此,凯恩教授直到1991年前都无法获得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同时,他在美国又被打上“亲共分子”的印记。安德逊等学者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各国学者探寻“9·30运动”真相的努力。1974年,康乃尔大学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雷克思·莫蒂默(Rex Mortimer)撰写的《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 Ideology and Politics,1959—1965)一书。这部著作从苏加诺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时期的政治发展分析了“9·30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后果。1978年,康乃尔大学又出版了哈罗德·克劳驰所著《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对印度尼西亚军队内部的政治派系作了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从而有助于读者了解“9·30运动”爆发的各种因素。  

在苏哈托实际掌控了最高权力后,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未经审判而被秘密杀害,涉及“9·30运动”的少数人被送上特别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或多年徒刑,但是审判过程和记录均未见公布。甚至苏哈托自称苏加诺总统签署授予他全权的《3月11日命令书》也一直未见踪影,印尼国家档案馆只存有它的复印件。特别是苏哈托针对外界诸多质问和谴责,竟始终一言不发,这就使“9·30运动”迄今仍蒙上层层迷雾。  

为了进一步探讨“9·30运动”的真相,笔者曾在上述多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后来可以看到的若干史料,对“9·30运动”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并将若干重要史料翻译成中文,此处不再赘述2。  

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尽管许多人对苏哈托在镇压“9·30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抱着怀疑态度,但是在苏哈托政权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有关这一事件及其与苏加诺、苏哈托、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关系等等,一直是禁止人们触及的敏感话题。也许只有苏加诺总统的日本裔妻子黛薇(Ratna Sari Dewi Soekarno)算是例外。黛薇夫人在“9·30 运动”失败后被迫离开印度尼西亚。1970年4月16日她在法国巴黎写了一封致苏哈托总统的公开信,对苏哈托关于“9·30运动”的说法提出诸多疑问。但是,黛薇夫人对“9·30运动”的内幕一无所知,她于信中反复申诉的只是苏加诺总统在被监禁过程中遭受的迫害,并谴责苏哈托集团为篡夺国家最高权力而滥杀无辜的暴行。苏哈托对这些指控自然是置若罔闻3。  

在国际上,苏哈托集团的暴行曾引起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以及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人们曾将苏哈托政权称为“法西斯军人政权”。然而,时过境迁,各国政府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最终还是承认了苏哈托政权的合法地位,中国也于1990年宣布恢复与印度尼西亚中断了23年的外交关系。尽管如此,在苏哈托统治期间,对“9·30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依然是印度尼西亚无数受害家庭无法摆脱的梦魇,也是各国学者研究印度尼西亚现代历史和政治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 探求历史真相的努力  

1998年5月,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政治强人”苏哈托终于被迫下台。此后,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的几届政府都未能创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政绩似乎乏善可陈的“后苏哈托时期”中,可以说唯一的亮点是在梅加瓦蒂执政时期的总统选举制度改革,即原来由国会选举总统改变为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尽管梅加瓦蒂在2004年举行的一人一票的总统直选中败给了她的前下属苏西洛·尤多约诺,但是她所倡建并坚持至今的总统直选制度却使她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赢得了改革派的美誉。  

随着苏哈托走下神坛,对这位“政治强人”的种种质疑和抨击之声随之响起。苏哈托受到强烈谴责的两大问题就是在镇压“9·30运动”中以残暴手段滥杀平民,以及他的家族和部属贪得无厌的腐败行为。关于苏哈托家族的贪腐劣迹,至今没有得到清算。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论述范围;而苏哈托与“9·30运动”的关系和责任问题及对他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发展中的评价问题,则重新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1998年前,苏哈托政权关于“9·30运动”的结论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历史真相终究难以永远掩盖。尽管苏哈托秘密杀害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许多知情者,又通过所谓特别军事法庭将他在军中的反对派判决死刑或长期监禁,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些关键证人竟然活到苏哈托下台之后,并道出了若干内情,使我们对“9·30运动”的来龙去脉得以窥见一二。  

在苏哈托下台后的几年内,印度尼西亚接连出版了若干有关“9·30运动”当事人的回忆录,其中最具历史价值的著述至少有以下几部:  

(1)阿布杜尔·拉蒂夫著《拉蒂夫上校辩护词——苏哈托卷入“9·30运动”》(Abdul Latief, Pledoi Kol.A.Latief: Soeharto Terlibat G30S),该书由印度尼西亚信息潮流研究所(Institut Studi Arus Informasi, Indonesia )2000年出版。陆军上校拉蒂夫是苏哈托多年的老部属。拉蒂夫在“9·30运动”发生前是雅加达卫戍部队第一旅旅长。拉蒂夫在自我辩护词中披露了许多重要事实,包括他在“9·30运动”发生前几天就曾多次向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少将报告这一信息,并希望苏哈托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苏哈托的回答是他已经得知此事,却没有向他的上级领导即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雅尼汇报。为了制止拉蒂夫说出真相,苏哈托在镇压“9·30运动”后,立即以“参与阴谋推翻苏加诺政府和颠覆共和国”的罪名,未经审判就将拉蒂夫逮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由苏哈托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拉蒂夫受尽酷刑折磨,却坚持活到苏哈托下台后,于1999年终于获释。拉蒂夫自己当年在特别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是说明“9·30运动”真相的最重要史料,也是揭露苏哈托罪行的最有力证据。拉蒂夫的辩护词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声讨苏哈托罪行的声浪更加高涨。然而,由于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当政伊始,立足未稳,政局动荡,特别是所有司法机构都还掌握在苏哈托部属手中,苏哈托最终有惊无险,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追究。  

(2)苏班德里约著《关于“9·30运动”的证词》(Dr. H.Soebandrio, Kesaksianku Tentang G-30-S)于2001年出版。1965年“9·30运动”爆发前,苏班德里约担任印度尼西亚内阁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兼任印度尼西亚中央情报局局长,是苏加诺总统十分信任的亲密助手。“9·30 运动”发生后,苏班德里约等15名内阁成员以“同情‘9·30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罪名,于1966年3月18日被苏哈托逮捕入狱,并与“9·30 运动”领导人翁东中校和拉蒂夫上校等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中。苏班德里约和翁东中校都被判处死刑。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不赞同对苏班德里约的死刑判决,因此在执行死刑前几个小时,苏班德里约才获知自己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苏班德里约在监狱中忍受了30多年的苦难,终于在苏哈托倒台之后得以重见天日。他在85岁高龄撰写了这本书,以亲身经历揭露了苏哈托虚伪和残暴的真面目,为苏加诺洗清“包庇‘9·30运动’”的罪责。该书曾以打印稿流传,2001年公开出版。  

苏班德里约证词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批驳苏哈托所谓中共参与策划“9·30运动”、为印尼共产党提供武器等谎言。苏班德里约证实,他曾奉苏加诺总统之命,于1963年底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中国领导人答应向印度尼西亚提供足够装备40个营军队的武器,以援助苏加诺总统组建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以外的第五军种的计划。援助将不附带任何条件。苏班德里约回国后,即向苏加诺总统汇报此事,苏加诺表示感谢中国的援助。但是,此后并没有下文,中国承诺援助的武器也没有发送。苏班德里约的证词印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来公布的历史档案内容,即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9·30运动”是没有关系的。  

(3)曼基尔·马尔托维佐约著《关于苏加诺的证词(1945—1967)》(H.Mangil Martowidjojo, Kesaksian Tentang Bung Karno 1945-1967)。从1945年8月革命开始,曼基尔就是苏加诺总统的警卫队长。“9·30运动”爆发后,曼基尔一直跟随在苏加诺总统身边,直到1967年苏加诺被罢黜总统职务为止。随后,曼基尔也被苏哈托逮捕入狱,经过三年的审讯,才获得释放。他根据长期担任苏加诺警卫的亲身经历,将所见所闻写成该书,于1999年公开出版。书中详细记载了苏加诺总统在“9·30运动”过程中的所有活动,因此它是研究苏加诺总统与印尼共产党及“9·30运动”关系的第一手材料。  

曼基尔回忆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苏哈托曾派三名军官胁迫苏加诺总统签署授权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的《3月11日命令书》的经过。曼基尔证实,他在苏加诺总统身边面对三名军官咄咄逼人的威吓举动,曾当场拔枪以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安全,但被苏加诺冷静制止。  

(4)爱德华·基菲尔编《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Edward C. Keefer ed.,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 Indonesia)。这批档案包括1964—1968年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呈送的报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有关指示,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总统的报告等,于2001年由美国政府出版署(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出版。  

美国政府公布的历史档案并没有给世人提供多少关于“9·30运动”发生原因的内幕资料。美国支持印度尼西亚军方镇压印尼共产党的行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批档案的若干记载,却有助于我们了解苏哈托在“9·30运动”中的作用。1965年“9·30运动”发生前,人们普遍将纳苏蒂安上将视为有能力取代苏加诺总统的唯一人选,以致在“9·30运动”失败后一个月,美国政府还认为印尼共产党及“9·30运动”是被纳苏蒂安的部队剿灭的。直到当年11月4日,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才向国务院报告说:“是苏哈托而非纳苏蒂安在发布命令。”4,这时,苏哈托已经牢牢掌握军队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然立即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从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到2008年1月27日去世的十年间,尽管苏哈托名义上已是“平民百姓”,但他在30多年间建立起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仍在掌握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大权。因此,追究“9·30运动”真相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人们并没有找到新的重要证据,而苏哈托对于各种质疑、追问依然一言不发,直到去世。  

面对印尼社会对苏哈托在镇压“9·30运动”中滥杀无辜以及苏哈托家族贪赃枉法罪行的声讨,苏哈托的女儿西蒂(Siti)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父亲苏哈托是一个凡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功劳也有过失。对他的过错,请大家原谅。”5在苏哈托逝世当天,西蒂再次要求人们“原谅苏哈托”6。同一期间,由于政局的动荡使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萎靡不振,许多人似乎已经忘记苏哈托镇压“9·30运动”的罪行,却开始怀念苏哈托时期发展经济的成绩。  

然而,苏哈托的离去毕竟使当年的受害者追究他在镇压“9·30运动”中的罪责不再是一种禁忌。自2009年起,印尼著名的《时代》(TEMPO)周刊即不断刊登当年印尼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和知情者后裔的访谈录。这些口述资料证实了苏哈托在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过程中滥杀无辜的真相。新的资料虽未能提出关于苏哈托是“9·30运动”幕后黑手的确凿证据,但足以证明,尽管印尼共产党个别领导人卷入“9·30运动”,但这一事件并不是由印尼共产党蓄意策划和领导的。

苏加诺、苏哈托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与“9·30运动”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彻底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关键。按照苏哈托的说法,“9·30运动”完全是印尼共产党阴谋策划和领导的、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一场武装政变,而苏加诺总统则是印尼共产党阴谋政变的同情者和庇护者。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印尼共产党在“9·30运动”中并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在这场生死斗争爆发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印尼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对这一事件曾经讨论或制定任何行动计划,在事件中也没有采取过任何对策,甚至印尼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事件发生前后均不在首都。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印尼共产党领导层一直陷于不知所措的慌乱中,面对苏哈托的武力镇压竟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将“9·30运动”的责任推到印尼共产党的身上,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在众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后裔的回忆中,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Njoto)遗孀苏塔尔尼(Soetarni)等人的回忆揭开了关于印尼共产党与“9·30运动”关系的若干谜团7。“9·30运动”被苏哈托镇压后,约多曾逃往外地,于1965年12月被军方逮捕并枪杀,苏塔尔尼随后也在家中被捕,遭监禁11年后出狱。但直到苏哈托去世后,她才在2009年接受印尼《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出了若干历史真相。  

从苏塔尔尼及约多的多名同事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在“9·30运动”爆发前,印尼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路线上已出现尖锐的矛盾。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认为,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已经具备夺取全国政权的能力,而印尼共产党夺权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军队,特别是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因此,必须采取“特别行动”来铲除这个障碍。由于这一战略方针并未获得党内一致认同,特别是遭到约多等人的反对。于是,艾地撇开中央政治局,建立由夏姆(Sjam)和波诺(Pono)具体负责的“特别局”来实施艾地的计划。事实证明,印尼共产党“特别局”企图依靠苏加诺总统警卫营长翁东中校的暗杀行动来铲除政敌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却让苏哈托获得将印尼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  

1963年至1965年8月间,艾地率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多次访问中国,并曾会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肯定艾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中共曾参与或卷入印尼“9·30运动”。  

在196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因为不赞同艾地的冒险主义路线而被解除了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等职务。艾地认为,约多受到苏共政治路线的影响,“思想上更接近苏加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印尼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中,约多的才华确实最为苏加诺总统所赏识,他也得到苏加诺总统的高度信任。苏加诺总统的某些演讲稿就是由约多撰写的。此外,还有传言说,约多在多次访问苏联时,与一位俄罗斯女译员丽达(Rita)有暧昧关系。丽达曾故意将约多写给她的“情书”泄露给艾地。这件事使艾地怀疑丽达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特工。尽管约多否认他与丽达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但此后约多既不能参加印尼共产党有关“9·30运动”计划的讨论,对翁东中校的暗杀计划更是一无所知。只是由于约多仍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而担任苏加诺内阁的成员,他对外依然保留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的身份。10月2日,当“9·30运动”已经被苏哈托镇压后,约多才陪同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从苏门答腊回到雅加达,他向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Lukman)等人打听“9·30运动”的真相,但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知道”。10月6日,约多最后一次参加了苏加诺总统召集的内阁会议,并应苏加诺的要求,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撇清印尼共产党与“9·30运动”关系的声明。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约多终于于12月底被苏哈托逮捕枪杀。后来,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苏迪斯曼(Sudisman)在特别军事法庭上终于公开承认印尼共产党在政治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从这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证词及回忆录中,我们对印尼共产党与“9·30运动”的关系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第一,印尼共产党中央在“9·30运动”爆发前就在政治形势判断和党的路线方针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艾地、夏姆、波诺等人支持“9·30运动”的行动并不能代表印尼共产党中央一致的决定。  

第二, 印尼共产党中央内部的矛盾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两党的路线分歧和斗争。  

第三,印尼共产党中央部分领导人约多等对“9·30运动”并不知情,更没有参与,但他后来在特别军事法庭上表示,自己既然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不应回避对印尼共产党所有错误应当承担的责任。苏哈托也终于将约多和鲁克曼处死。  

苏哈托在镇压“9·30运动”中滥杀无辜的行为,在国际上一直遭到舆论的谴责。2011年,美国独立制片人约舒阿·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拍摄的纪录片《屠杀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在加拿大电影节中放映,引起了极大反响。这部影片是摄制组在印度尼西亚采访多名当年杀害印尼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的刽子手们的口述记录片。那些当年亲手杀人者如今都供认不讳,还绘声绘色地表演当年杀人的经过,真是令人震惊。这部影片也曾在印度尼西亚很小范围内放映过。该影片还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但是,由于影片中的被采访者不愿公开真实姓名,不符合奥斯卡纪录片评奖的相关规定,使该影片最终未能获奖。为介绍这部影片,印度尼西亚《时代》周刊在2012年10月1日出版了一期专刊,刊名为《1965年刽子手的供状》8。  

这部影片和印尼《时代》周刊进一步揭露了苏哈托反人道的罪行,但未见任何机构或个人对苏哈托发起任何司法调查的法律程序,对苏哈托在“9·30运动”爆发过程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至于苏哈托所谓苏加诺总统给他的《3月11日命令书》,原件还是没有找到。有人认为,原件已经被苏哈托秘密销毁,也有人说,苏加诺总统根本就没有签署过这个所谓“命令书”,它只是苏哈托编造的谎言而已。

三 历史旧案成为大选筹码  

2015年,在“9·30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历史谜团似乎又一度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些历史学家仍希望揭开历史真面目,更多的受害者亲属仍在要求公道和正义。但是,大多数民众对这个历史旧案似乎已经渐渐失去了兴趣。2014年佐科当选总统后,以实干廉洁的政绩和谦和亲民的作风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衷心拥护。印度尼西亚多年政治动荡和官场腐败风气带来的经济停滞和生活艰辛的困境,使广大人民对佐科政府严厉惩治腐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充满了期待。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印度尼西亚社会公众对“9·30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等历史问题的关注已明显淡化,对历史的是非功过的评价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关于“9·30运动”、“陆军将领委员会”,以及印尼共产党“篡夺国家政权阴谋”的种种谜团,依然没有答案。而自1966年3月12日苏哈托宣布取缔印尼共产党以后,印尼共产党在全国的组织已经彻底瓦解,印尼共产党成员及其追随者也已遭到肉体上的残酷剿灭。“9·30运动”的评价似乎只是一个历史问题。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个历史旧案还是不断被人提起,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从2014年大选开始,一些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就极力散布“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的谣言,并攻击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佐科是“印尼共产党残余分子”。佐科胜利当选总统后,这类谣言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随着2019年大选的日益临近,佐科的老对手普拉博沃· 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在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的支持下,更是通过他们控制的报刊和社交媒体等手段,不断以“印尼共产党出身”问题作为反对佐科连任总统的理由。2016年,一个不知来历的人忽然以班邦·特里·穆利约诺(Bambang Tri Mulyono)之名出版了一本自称“揭露”佐科总统政治身份的书,声称佐科其实是“隐蔽的印尼共产党成员”9。这是一部根据谎言编造的作品,却在一些右翼政客的支持下得以流传和蛊惑群众,以致佐科本人不得不再三出面澄清事实,说明自己出生于1961年,1965年“9·30运动”爆发时,他才是一个4岁的儿童,自己的父母都是梭罗市附近乡村的农民。  

普拉博沃集团关于“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的说法是无中生有的。佐科总统2017年9月26日在巴厘岛举行的全国高校教师大会上明确指出,印度尼西亚面临的威胁不是所谓“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而是“伊斯兰教激进派和恐怖主义活动”。在同时进行的民调中,86.8%的受访者不赞同“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的说法10。这充分证明,佐科总统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实际并得到大多数民众赞同的。  

2015年,在“9·30运动”60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一些人权组织曾再次要求佐科政府调查“9·30运动”中无辜受害者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并非要在政治上清算苏哈托的遗产,也不是要在法律上追究苏哈托的罪责,而认为“9·30运动”和陆军将领双方同样犯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行。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和要求,佐科总统曾下令在各地寻找当年埋葬受害者的“万人塚”,结果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不了了之11。  

关于苏哈托在镇压“9·30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受害人数,至今并没有准确可靠的结论。最早提出有大量无辜被杀害者的是“9·30运动”被苏哈托镇压后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据《经济学人》杂志当时估计,被杀害人数至少有50万-100万人。其后,许多研究学者都反复引用这一数字。这些被杀害者多为印尼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当然也包括遭到流氓暴徒烧杀抢掠的无辜居民。  

中国大陆的媒体和社会舆论最关注的是在苏哈托镇压“9·30运动”中有多少华人被杀害的问题。也许由于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及“9·30运动”的历史情况缺乏了解,一些人往往将《经济学人》杂志估计的50-100万受害人数字当作被杀害的华人人数。从实际情况来看,50万-100万华人被杀害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首先,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是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其中绝大多数是被称为“abangan”的穆斯林12,华裔公民成员只占极少数。这与马来亚共产党基本上由华裔马来亚公民组成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路线分歧后,印尼共产党是追随苏共倡导的议会斗争道路的,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艾地等领导人才逐渐转向拥护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即使印尼共产党与中共的关系日益密切,印尼共产党也始终认为,印度尼西亚华人大多是商人,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是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也不积极吸收华裔公民加入印尼共产党组织。  

再次,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约有300多万,如果有50万-100万人遭到无辜杀害,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除中国大陆某些媒体及海外个别华文网站以外,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中,从来没有50万-100万华人在镇压“9·30运动”中被杀害的说法。  

最后,由于印度尼西亚华人散居各地,在任何一次政治动乱中,总会有些政客将无辜华人当作政治替罪羊,也会有一些华人成为当地社会的流氓暴徒趁火打劫的牺牲品。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确实曾多次发生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事件,以致说到印度尼西亚历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排华”、“反华”问题。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发生的“排华”、“反华”事件,原因是很复杂的,需作具体分析。但是,不能将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所有政治动乱都简单归结为“排华”、“反华”事件13。  

2017年,美国国家档案解密中心再次公布一批1964—1968年美国驻印尼机构呈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在长达3万页的档案资料中,还是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卷入“9·30运动”的证据。  

半个世纪以来对镇压“9·30运动”大屠杀真相的调查及对杀人者法律责任的追究没有获得实质成果,已经使广大民众感到厌倦。他们认为,“9·30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无论是“9·30运动”参与者的后裔,还是那些右派反共军人的子女,他们对历史恩怨和爱恨情仇都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么纠结。2012年1月,在苏哈托去世4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专业集团党同时向苏加诺和苏哈托两位前总统授予荣誉奖章14。2012年10月1日,遭“9·30运动”枪杀的陆军司令雅尼(Yani)的女儿、苏加诺总统的女儿以及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儿子等人在雅加达相聚,他们还一起到雅尼的墓前献鲜花致哀,并且表示:子女不应为父辈的行为负责,也不想继续父辈们之间的恩怨,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应该实现和解并团结起来15。 2017年9月,一群自称代表“关心法律大学生联盟”(Aliansi Mahasiswa Peduli Hukum)的青年包围了法律援助委员会,要求不再就“9·30运动”或“印尼共产党‘9·30‘政变”之类的问题争论不休。他们认为,“印尼共产党问题早已了结,各方不要再拿出来炒作。印度尼西亚当务之急是要实现民族和解,建设国家。”16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2019年大选日益临近的时刻,“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的谣言却又到处传播,这显然是一些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为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肆意编造的。“9·30运动”和印尼共产党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一些右翼政客们用以攻击佐科总统、为自己造势的政治筹码。  

就已有的多次民调结果来说,佐科总统2019年大选获胜连任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右翼阵营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右翼政党和军方将领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在“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 )等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一直传播“印尼共产党东山再起”的谣言来恐吓穆斯林选民,号召他们为捍卫伊斯兰教而斗争。一些陆军将领竟然声称,当前追随印尼共产党的人还有1000多万,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孙,就有6000万人17。最近,普拉博沃以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Gerindra)主席的身份,偕同印尼国民使命党(PAN)名誉理事会主席阿敏·莱斯(Amien Rais)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于2018年6月2日会见因性丑闻遭到警方通缉而流亡该地的印尼“捍卫伊斯兰教阵线”领袖里基克(Habib Rizieg Syhab),协调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为阻止佐科连任而采取共同行动。三人一致认为,“2019年大选是决定印度尼西亚前途的选举。所有伊斯兰教信徒必须加强联系并组成一个队伍。”18一些右翼政党一直得到苏哈托的儿子托米(Tommy)及其家族成员在财力上的资助。因此,明年的总统大选鹿死谁手,仍然存在变数。对佐科来说,发生类似钟万学在雅加达省长选举中遭遇翻盘的风险,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注 释

[1]见Benedict Anderson & Ruth McVe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参阅梁英明《印度尼西亚“九三〇事件”始末》及《印度尼西亚“九三〇运动”再审视》两篇论文,载梁英明著《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320页;另见Benedict Anderson & Ruth McVe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pp.405-429,梁英明节译为《印尼共产党与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政变》,《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1期。

[3]苏加诺日本裔夫人黛薇致苏哈托的公开信,是1970年4月16日在法国巴黎发表的,直到2013年7月19日才被翻译为印度尼西亚文,在荷兰公布,并在互联网上公开。

[4]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 Indonesi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1, pp.353-356.

[5](印度尼西亚)《罗盘报》(Kompas)2006年5月21日。

[6]路透社2008年1月27日电。

[7]2009年10月5日出版的印尼《时代》(TEMPO)周刊详细刊载了苏塔尔尼等人的访谈录。

[8]“Pengakuan Algojo 1965” , Liputan Khusus TEMPO, Edisi 1-7 Oktober 2012, Jakarta.

[9]见Bambang Tri Mulyono, Jokowi Undercover, Malacak Jejak Sang Pemalsu Jatidiri,2016.

[10]见(印度尼西亚)《罗盘报》(Kompas)2017年9月27日报道。

[11]“雅加达综合讯”,(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4月28日。

[12]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因受到原始宗教信仰等影响而没有严格遵照伊斯兰教教规履行各项宗教仪式,他们被称为“abangan”,即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认为加入或追随印尼共产党并没有违背古兰经教义。另外一些严格遵守教规的穆斯林则敌视和仇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人,他们被称为“santri”。

[13]参阅廖建裕《“印尼大屠杀”的遇害族群》,(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5月14日。

[14](印度尼西亚)《时代》(周刊)2012年1月27日。

[15]Shnews.com, 2012年10月 20日。 在雅尼墓前致哀者包括苏加诺之女淑玛瓦蒂(Sukmawati)、艾地之子伊拉姆(Ilham)、雅尼之女雅美丽亚(Yamelia)以及被“9·30运动”枪杀的班查伊丹将军之女嘉德琳(Catherine)等。

2017-09-14. 

2018-03-02.

[18]https://news.detik.com, 201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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