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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马框架解体之历史纪实

08/09/1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13-7-2015)

1946年4月1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由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与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峡殖民地,共11个州属所组成。这依旧是英国国王统领下的英国殖民地。这一新政体受到了以巫统为首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于是,马来亚联邦在1948年解散,重新改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恢复了马来统治者对马来亚的原有统治者地位。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獨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在这一个马来亚政体重复改变的政治过程中,原本是海峡殖民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以华人人口为主的的新加坡,则继续做为英国人的殖民地。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自治邦,到了1963年则借助加入马来西亚,而脱离了英国人的统治。之后,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共和国。

二战后,新马的华人社会团体虽然分处两地,却始终能够通过华人的宗亲血缘,和社会组织,比如中华总商会,乡亲会馆等等人文来往,紧密的联系起来。在約定俗成的不成文体系下,新马华人成为一个有民族凝聚力的共同体。

就是在这一种特殊的华人共同体框架下,出现群策群力,创办南洋大学,共同解决华人子弟升学无门的困境。历史上,南洋大学,是顺应华人共同体,对民族文化语言教育的社会需要,而诞生。这是因为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殖民政府禁止马来亚中学生前往中国大陆升学,而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却只招收英文教育毕业的中学生。

这一个有过百年历史的新马华人命运共同体,却因为李光耀的出现,而被彻底的颠覆。李光耀在1965年为了一己之私,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导致大马华人政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李光耀在1966年通过改组南洋大学理事会,使到新马南大赞助人代表丢失剩余的大学理事会12个议席。从此之后,南洋大学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无瓜葛。

李光耀对新马华人社会之严重的,无可挽回的破坏,可以从南大新马框架解体的历史纪实之中,一览无遗。

1953年1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第11届第3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主席陈六使正式倡议,动员华人社会的人力财力,创立一间华文高等学府,以解决华教子弟被拒马来亚大学门外的升学问题。

1953年1月21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特别董事会议,会上通过议决案,响应陈六使号召,支持筹设华文大学。

1953年1月25日,吉隆坡马来亚中华商联会举行第6届常年大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派代表出席大会,提出推动创办大学的议案,促请全马华人,齐心合力共同创办计划中的最高学府。这一提案,在代表大会中获得一致通过,与会的马来亚各地华人领袖,纷纷发言,表态支持创办华人大学。

1953年1月27日,马华公会主席陈祯禄,由马六甲走访新加坡,与陈六使举行会谈,同时也听取其他参与兴办华文大学人士的意见。

1953年2月1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与214个华社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共商创办华文最高学府大计。会议主席陈六使,强调新马华人一定要办大学,而且一定要办成功。会议选出12社团为大学筹备委员会,其中有,陈六使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属会馆,三江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漳州总会,琼州会馆,福州会馆,广惠肇公会,马华公会星洲分会,以及,树胶公会。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是创办马来亚华文大学的重要一步。

1953年2月20日,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了第1次会议,一致通过拟议中的大学定名为南洋大学,以纪念先辈到南洋开荒拓土的先驱精神与贡献。会议决定由主席致函马来亚联合邦各州中华总商会,报告南大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同时号召动员华人社会的全体力量,共同创办南洋大学。希望各地中华总商会响应盛举,发起组织当地筹备机构,齐心合力,确保创办南洋大学的计划早日实现。

当天的会议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被推举为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在原有的12社团共13名委员之外,为了集思广益,再另外增聘16位社会贤达担任委员。

1953年3月2日,大学筹备委员会扩大组织后,立即积极展开活动。主席陈六使分别致函全马各地中华总商会,敦促从速成立各该地南洋大学筹备会分会,共策创校大计。

1953年3月11日,大学筹备委员会邀请著名学者及文化界人士,举行会议,成立设计及宣传组。宣传组负责在马来亚各地开展宣传运动。此外,大学筹备会也制定南洋大学基金劝募纲要,以便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展开劝捐运动。

1953年3月28日,大学筹委会发函到马新各个华文中学,调查高中毕业生状况,征集意见,作为设计大学院系的参考资料。

1953年5月5日,南洋大学在公司法令下获准注册,取得了法人地位。

1953年5月19日,由于南大已获准注册,筹委会于是宣布结束,另外成立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会议另外选出首批11人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以便执行南大事务。

1953年5月22日,大学执委举行第1次会议,推举陈六使为主席,并选定财政,秘书,法律顾问及来往银行等,类似南大校董部机构,正式成立。会议也授权法律顾问向联合邦政府注册南大分公司,以及,向新马两地政府申请捐款豁免所得税。南大分公司,是全马来亚各州南大委员会的法人组织。

1953年7月27日,新加坡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筹备在新加坡召开全马各州南大委员会代表大会,正式设立管理南大行政的机构。会议也决定除原有29名委员外,另外增聘45位社会闻人担任委员,以收集各个方位的专家意见,来强化规划南洋大学的社会资源。

1953年8月5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大学新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各地委员会第1次代表大会。会议推举陈六使担任主席,批准正式建校图案,并决定修改章程,将会员限额由250名,增至2500名,执行委员会委员名额亦由25名增至250名。

1954年2月18日,拖延多时的南大校地问题正式获得当局批准。2月月底,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亦批准南洋大学捐款豁免征抽所得税。南大校舍在积极兴建中,筹集大学基金事宜,也在新马各地热烈展开。

1954年2月间,南大委员会实行南大会员制,个人和团体都可以申请成为会员,每一名会员得交付1000元做为创校基金。扩大征求会员运动展开,新马各地华人踊跃捐款,以成为南大会员为荣.

1955年2月12日,南大分别在新加坡,吉隆坡隆、怡保,槟城,举行入学考试。

1956年2月16日与17日,南大分别在新加坡,吉隆坡隆、槟城,举行入学考试。

1956年3月14日,南大召开第3届代表大会,新马各州委员会代表,新马各中学校长80人,在南大图书馆开会通过4项议决案:

(一)定立南大创造年,鼓励新马华侨和南大师生,共负创造南大之责;
(二)组成劝募队,展开全马来亚的劝募运动工作;
(三)新马各地华文中学设立大学进修班;
(四)通过南洋大学校旗。

1959年6月3日,人民行动党在华人社会选票的大力支持下,轻易赢得大选,受命组织自治邦政府。李光耀出任总理。

1959年7月22日,李光耀接受白里斯葛报告书,宣称南洋大学学位不能与其他被承认大学的学位相等。

1960年2月9日,李光耀公布魏雅聆委员会报告书,接受18项彻底改革南大的建议。李光耀意图通过改组,接管大学理事会权力。这是李光耀涉足大学理事会的开始,从此埋下了驱逐马来亚理事会代表的伏笔。不过,此刻,马来亚的代表权力尚未受到挑战。

1960年2月10日,教育部长宣布承认南大第1届400余名毕业生学位,同时也提出将来南大外国新生入学人数只限15%。换言之,李光耀计划把南大招收的的马来亚学生,从当下的约51%,大幅度的下降至,少于15%。

自南大开学以来的统计数据是:
1956学年:新加坡55%,马来亚41%。其他4%。
1957学年:新加坡50%,马来亚47%。其他3%。
1958学年:新加坡45%,马来亚50%。其他5%。
1959学年:新加坡44%,马来亚51%。其他5%。

李光耀之所以要如此大程度的削减马来亚学生到南大深造的目的,除了财政原因之外,更是要釜底抽薪的切断南大学生来源。

李光耀在1961年废除新加坡华文中学的三三制,为的就是要破坏南大和华文中学,在教育进阶上的原有连接性;南大招收华校高三毕业生。按关世强的说法,一旦南大成为接受中四毕业生的学府,南大唯有降格为南洋学院,而不再是南洋大学。

李光耀分别在新加坡实行华文中学三三制,在马来亚则限制南大收生,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力图挫折新马华人的大学教育发展契机。

明显的,李光耀设定的这一条收生限制,对南大的未来发展不利,同时也遞夺了马来亚华校生的升学机会。这一条例,除了满足李光耀个人的政治目的之外,对新马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高等教育,都造成极大的伤害。

1960年2月11日,南大槟城委员会副主席刘玉水由槟到访新加坡会见陈六使,强烈反对新加坡政府提议未来只限招收15%外国学生之举。南大创办人认为有关限制违反新马华人集资创设南大,为两地华校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途的宗旨。

1960年7月7日,政府与南洋大学代表组成特别联络委员会。商定在吉隆坡召开南大联合邦11州代表大会,以便统一南大联合邦各州委员会,对改革南大问题的意见。之后马来亚代表,连同南大新加坡委员会联合出席,与政府代表进行另一轮会议。

1960年10月18日,政府与南大代表所组成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对南大理事会组成人数各持异议。李光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代表人选的提议被拒绝。

1960年11月间,双方同意南大进行改革,改革的实际工作和细节问题,交由未来的南大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九章的改组程序,所列举的改组原则进行解决。

换言之,李光耀是要通过魏雅聆报告书架空当下的大学理事会,把改组南大的任务转交到按报告书提议设立的南大临时理事会去执行。

此次会谈也提到,政府决定改变资助南大的办法,每年负担南大经常预算的55%经费,而原本计划给予津贴联合邦学生的15%建议则被取消。

至此,李光耀要逐步消灭,南大的马来亚理事会成员和马来亚学生,的部署已经相当显著,首先,试图通过改组大学理事会免去其中的马来亚代表,其次,限制马来亚学生到南大升学,其三,取消原本要给予南大马来亚学生的津贴。

1962年7月14日,陈六使领导的南大大学理事会,在和新加坡政府进行长期讨论却毫无进展,在大学不能没有最高领导层的逼不得已困境下,唯有依照南洋大学法,由马新各州20人,新加坡政府3人,大学教务会议2人,毕业生同学会2人组成南大首届理事会。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

这是南洋大学历史上,南大创办人按南洋大学法令,独立自主,自行设立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的南大大学理事会。

1963年2月2日,李光耀执行冷藏行动,一举消灭所有的反对力量。随即,李光耀开始清算南大的学生组织,包括逮捕,驱逐出境,取消学生出版准证等等。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1963年9月22日,李光耀遞夺陈六使的公民权。

1963年9月25日,陈六使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的职位。

1963年9月26日,李光耀再度派遣镇暴警察入侵南大校园,进行大逮捕。南大学生陆续受到恐吓,有者更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遭单独囚禁,驱逐出境和开除学籍。

1963年10月5日,在政治上占尽上风的李光耀,不再坚持原有的改组计划。同意接受新加坡政府的理事会代表为3人,不过,另外再加设马来西亚政府代表3人。

1964年6月5日,政府与南大理事会签订协议。理事会由28名理事组成,成员有,新马政府代表6人,新马各州赞助人代表12人,校长与大学教学会员代表3人,毕业生代表2人,校外代表5人。在此,新马各州赞助人代表,从原本南大法规定的20人减少至12人。

1964年7月4日,南大在马来西亚的各州委员会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接受南大与新加坡政府达成的协议。

1964年7月8日,第1届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兼槟城南大委员会主席刘玉水辞退南洋大学本兼各职。

1964年7月20日,第2届理事会成立,召开第1次会议,接受理事会主席陈六使辞职,并推选高德根担任理事会主席。卢曜和陈祝强,两位李光耀的亲信,以政府代表身份进入大学理事会。

1965年1月20日,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委派王赓武领导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改组南洋大学的整个教学体制。

1965年9月11日,李光耀发布王赓武报告书。

1966年10月26日,1966年南洋大学(修正)法案,在立法议院提出首读。李光耀是要通过立法,落实王赓武报告书改组南大的建议。

1966年11月1日,政府公布南洋大学修正法案条文。

新法案对大学理事会做出重大的修改。原有理事会由校长及27人组成,改为由校长及20人组成,其组成架构为,政府代表6人,毕业生代表2人,教务会代表2人,大学教学会员代表3人,校外代表7人。在此,南大创办人代表之12议席被取消。

对南大创办人,尤其是马来亚的南大创办人而言,南洋大学修正法案条文是一个彻底的,致命性的打击。修正法案废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赞助人代表出任理事会理事的旧条例。从此之后,新马南大赞助人代表,失去了原有的大学理事会议席。

回顾南大的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认识到李光耀是如何通过打击华人办学,去瓦解新马华人社会之民族凝聚力的策略和手段。

李光耀之所以要驱逐南大的马来亚理事会代表,是要切断南洋大学的马来亚金钱支援,而限制南大招收马来亚学生,则是要削弱南大的马来亚学生来源。一旦成功的落实了这一设定的策略,那不仅仅华人的民族大学无法生存,汇集新马华人民族凝聚力的共同体亦会被彻底破坏。

一旦失去了金钱和学生的两根主要办学支柱,位处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势必无法有效的生存。一个孤立无援的脆弱南洋大学,必然可以让李光耀随心所欲的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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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