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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钗医生回忆《自由舰队号》经历

09/08/18

作者/来源:洪瑞钗医生 人民呼声论坛 (8-8-2018)

洪瑞钗医生回忆在《自由舰队号》(Flotilla al-Awda)船上经历录
日期:2018年8月4日

转载自:
https://icahd.org/2018/08/06/attack-at-sea-dr-swee-ang-on-the-israely-raid-on-freedom-flotila-al-awda/

2018年7月29日事件:以色列海军骑劫《自由舰队》(Flotilla al-Awda)强制改变航道从加沙转向以色列

编者按:

本文章作者洪瑞钗医生。这是她在今年7月29日与一群热爱和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的西方友人一起乘搭《自由舰队号》,运送医药物资和经济援助金前往加沙地带给予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船只途径国际水域遭到了以色列军队的夹持,被迫转道进入以色列,以及遭受以色列军方虐待的亲身经历。

洪瑞钗医生是前政治流亡者、已故律师邱甲祥先生的夫人。洪瑞钗医生与邱甲祥先生是于1977年1月29日结婚的。他们俩结婚两星期后,邱甲祥先生就被迫过着逃亡生涯。

当时,李光耀是在“欧洲马克思主义阴谋”的“光谱行动”下对教会义务社会工作者进行了镇压。已故邱甲祥先生是在1978年成功逃脱了李光耀的追捕流亡到英国并获得英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的。

由于李光耀无法逮捕到邱甲祥先生,于1977年3月15日到中央医院逮捕了正在为病床上的病人进行手术。特务们就在手术室外等候她完成了手术走出手术室是逮捕她的。

洪瑞钗医生在1977年获得有条件释放。她以到伦敦会见自己的丈夫为理由,成功地逃脱了行动党的监控,在伦敦与丈夫胜利会师。

已故邱甲祥先生于2011年11月20日因肾病医治无效而骤然撒手离开人间。

邱甲祥先生审前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始终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死后的骨灰是有妻子洪瑞钗医生经过申请后,才得以带回到祖国安息!

2012年2月15日,洪瑞钗医生依照邱甲祥先生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带回新加坡安置。

这是洪瑞钗医生流亡英国35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正如她所说的,

“这是等了一辈子才等到的一次,在度过35个年头的流亡生涯后终于等来。我喜出望外,跪倒在地感谢主。”

(注:洪瑞钗医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把丈夫邱甲祥的骨灰带回到新加坡天主教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与家人一起举行追悼会。)

这帧照片是摄于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的烈士广场。1982年萨布拉–沙提拉(SABRA-SHATILA)大屠杀事件中,近三千人被杀,其中约1千名安葬于此。2010年9月,萨布拉–沙提拉(SABRA-SHATILA)大屠杀事件28周年之际,邱甲祥与洪瑞钗及意大利著名广播员桑朵及其妻子、著名电影制作者莫妮卡.莫勒一起合影留念。

洪瑞钗医生已故丈夫邱甲祥先生在英国流亡期间积极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建国及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她继承了丈夫的事业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怀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以下是她在今年7月29日,参与了一场运送医药物资给巴勒斯坦人民过程中遭遇到以色列军人上船草包对待的经历。


新加坡政治流亡者、目前居留在英国伦敦:洪瑞钗医生

2018年7月29日是《自由舰队号》(Flotilla al-Awda (the boat of return)的最后一段行程安排。(见网址:《欲突破加沙封锁国际援助船遭以色列拦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7415488182357645&wfr=spider&for=pc)

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当天旁晚到达加沙地区。《自由舰队号》包括船员在内船上一共载了22人,以及要捐赠给加沙地区难民的抗生素及绷带。

当天下午约12.31分左右,我们收到了一个未接的电话。电话的区号开始是+81…当时麦克(Mikkel)正在掌舵。我们的手机又再一次响起,发出的一个信息显示提醒我们,《自由舰队》已经闯进了以色列的水域。麦克(Mikkel)回复说,我们的船只在国际水域。依照《海商法》享有无害通行权。对方不断地重覆有关的警告。麦克(Mikkel)也重覆回复说,我们是航行在国际水域。我们之间的互相往返的对话信息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当时,《自由舰队》离开加沙海岸约为42海里。

在启航前,我们为了准备面对以色列可能登船,已经上了两天有关非暴力行为的课程。脆弱的个别人士,尤其是那些需要医药照顾的人都坐在船上甲板的后面,并把手放在甲板的桌子上。我们本次的领队是格尔德(Gerd)。她现年75岁,是挪威的一名优秀运动员。她得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护士路斯卡(Lucia)加入团队予以协助。

我们的团队组成了三排非暴力的人链以准备以色军队上船。——前两排人链由三个人组成、第三排人链由两个人组成。第三排人链的任务是为了保卫驾驶舱以及船甲板的后面。我与船队的领导佐哈尔(Zohar)被安排在船上前后尾端厕所走道上。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监视海面上的所有动静,并及时向大家报告发现任何武装船只。我开玩笑地告诉佐哈尔(Zohar)说,我们是“厕所卫队”。但是,佐哈尔(Zohar)并不觉得可笑。因为厕所发出的臭味令人难受。同时,我也是一个有用的助手。从医生的角度说,甲板上的所有事情我都是可以处理的。

很快地我们看见了三艘巨型的以色列战舰以及五艘或者更多的快速艇(zodiacs)朝着我们的方向驶来。当快速艇(zodiacs)靠近我们的船只时,我看到了以色列快艇上架着许多机关抢瞄准着我们。快速艇上的军人也手持着机关枪。从自己的角度方向我看到了第一个以色列军人攀爬上到我们船上的船舱,然后再攀爬到船上的梯级到达甲板上。他的脸部戴上了白布面罩,紧接着后面跟随了一群都戴着面罩的军人。这些军人都是全副武装,以及在胸前都佩戴了摄像头。

他们登船后立即冲到第一排人链把他们的手臂反手扣住。莎拉(Sarah)被它们抓起来扔到一边,控制了驾驶室。船长乔尔德根(Joergen)格子高大,所以在被他们抬起来之前就被架走了。他们开始将进攻第二排人链了。首先他们选择了把西班牙护士依米拉(Emelia)从人链里拉开,这样就把人链瓦解了。接着,他们就靠近驾驶室的门口,把大副查理(Charlie)和麦克(Mike Treen)架走。

他们俩阻止了以色列军人进入驾驶室。大副查理斯(Charlie)遭受殴打。麦克(Mike Treen)没有让他们进入,结果他的下肋被他们殴击,于是他们就接着殴打他的颈项和脸部。后来,我看到了,麦克(Mike Treen)的左脸颊流血。当我进行检查时,他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他们冲进了驾驶室剪断了锁头,并强制关闭了引擎。他们把挪威的旗帜降下来前,把巴勒斯坦的旗帜扯下来扔在地上践踏。

接着,他们使用武力和强制性手段把在船甲板上前面围绕在驾驶室的所有人赶到甲板后半部。除了领队格尔德(Gerd)、西班牙的护士露斯卡(Lucia)和那些需要医药照顾的人都坐在船上甲板木椅子的人外,我们全部都被命令坐在甲板的后半部。接着,以色列军人排成一行阻止在船后面的人进入船的前面。

当我们被驱赶到船的后面,以色列军人对我们进行全面搜身,同时,命令我们交出手机,否则,他们将强行拿走。这个搜身和拿走手机的行动是在一名以色列女军人的命令下进行的。我们除了手机被拿走外,还包括了药品和个人的钱包。直至8月4日止,我们都没能要回自己的手机。

我前去检查麦克(Mike Treen)和查理斯(Charlie)的情况,查理斯(Charlie)已经恢复清醒了。他的双手腕被朔料电缆扎带绑住了。

迈克(Mike Treen)和的脸上还流着血,仍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清醒。他的双手被朔料电缆扎带紧紧地绑住,阻塞了手部的血液循环,致使手指头和手掌开始出现肿胀现象。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坐在甲板上的全体成员开始高喊要求以色列军人割除他们俩手上的朔料电缆扎带。在经过大约半小时后,他们俩手上的朔料电缆扎带终于被割除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军人把部位的国旗交还给了大副查理斯(Charlie)。他明显地感到失望地告诉我们,以色列军人践踏了他的国家国旗。由于查理斯(Charlie)对自己的国家国旗遭受到以色列军人的践踏感到极大的愤慨,而遭受到他们的毒打。

接着,以色列军人开追问谁是《自由舰队号》的船长。船上的全体男士们都一直回答说,自己就是这艘船的船长。最终,以色列军人认出了哈尔曼(Herman)是船长,把他带回驾驶室。哈尔曼(Herman)要求让一名助手和他一起进入驾驶室。我提出来自己愿意陪同。但是,当我们抵达驾驶室时,他们把我到开一边。他们强行把哈尔曼(Herman)推进了驾驶室。

瑞典著名歌手帝维纳(Divina)突破了封锁,从甲板的后面走向前面。她从外面看了驾驶室。当她看到驾驶室里的情况时,她高喊着:“停止!停止!他们正在殴打哈尔曼(Herman)!他们正在伤害他!”我们无法看到帝维纳(Divina)所见到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是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 。后来当我和帝维纳(Divina)被关在同一个囚室时,她告诉我看到以色列军人把哈尔曼(Herman)扔向驾驶室的墙边,并殴打他的胸部。她自己被以色列军人强行带走。以色列军人是扭着她的颈部把她强行带到甲板的后面。我又再一次被他们推到船的后面。一会儿,船的引擎发动了。稍后,格尔德(Gerd)告诉我,他聆听了哈尔曼(Herman)在牢房里向挪威领事讲述自己在驾驶室被殴打的经过。当时,以色列军人威胁他,要他启动引擎开船,否则将杀死他。但是,事实上是,以色列军人并不了解这艘船的操作程序。一旦船上的引擎被强行关闭了,要重新启动引擎,只能是到船的底层机房里通过人工启动引擎。

船上的机电工程师恩尼(Arne)拒绝重新启动引擎。因此,以色列军人把哈尔曼(Herman)带到机房。以色列军人在机电工程师恩尼(Arne)面前殴打哈尔曼(Herman)。以色列军人的目的显然是要告诉机电工程师,除非他服从命令启动引擎,否则他们将继续殴打哈尔曼(Herman)直到引擎启动为止。眼见哈尔曼(Herman)的脸已经变得灰色时,面对这种情况,机电工程司恩尼(Arne)被迫手动启动引擎。当他在讲述这段情景时,格尔德(Gerd)已经泪流满面了。接着,以色列军人把船驾回以色列的阿什杜德(Ashdod)(注:这是以色列西南部一个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部的地中海。在古阿什杜德所在地附近。该城早在青铜器时代便是重要的腓尼斯人的定居城邦。)

在《自由舰队号》靠岸后,以色列军队把哈尔曼(Herman)带到甲板上的医务室。我发现到哈尔曼(Herman)是承受力极大的痛苦、但是他冷静和神志清醒。他的呼吸自然、但是浅呼吸。因以色列军医尝试说服哈尔曼(Herman)服食一些止痛药物。但是他拒绝了。以色列军医向我解释说,他提供给哈尔曼(Herman)服用的药物不是军用药物,而是一般病人使用的药物。他把手中的药物让我检查。这些药物装在一个小瓶子里。我向以色列军医指出,那是某种液体吗啡合剂,可能相当于吗啉或芬太尼。我告诉哈尔曼(Herman)服食。他服食了12滴后被架走后,并被扔在甲板上的垫褥上。大家都围绕着已经睡着的哈尔曼(Herman)。依我观察,哈尔曼(Herman)的呼吸已经好许多了。

在处理好哈尔曼(Herman)伤势后,我转到关注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环境保护分子拉里准将(Larry Commodore)。他曾两次被同事选为首领。拉里(Larry Commodore)的哮喘病极其不稳定。我担心,在面对周边环境的压力下,他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攻击,而需要进行注射平喘药或称“肾上腺素(adrenaline)”我要求拉里(Larry Commodore)进行深呼吸运动。无论如何,他的哮喘病没有发作。他当时与一名蒙面、穿着黑衣的以色列军人在交谈着。明显地,这名以色列军人是此次行动的负责人。

我问那位带着黑色面罩的以色列军人的名字。他自称名叫菲尔德·马歇尔.RO(Field Marshall Ro…..)……拉里听错了,而过早说他自称是“菲尔德·马歇尔.隆美”(注:菲尔德·马歇尔.隆美(Field Marshall Rommel)的别名是“沙漠之狐”(Desert Fox)。德军第7装甲师师长、非洲集团军司令、驻法国的B集团军群司令等)并大声地喊叫地问他,“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使用德国纳粹人的名字”。菲尔德·马歇尔不同意拉里(Larry Commodore)指他自称是“隆美”?当我纠正了他的发音是“龙南”(Ronan)后,他迅速地纠正了我的发音,说他的名字正确发音是“荣奈”(Ronen)。全名是:菲尔德·马歇尔.荣奈(Field Marshall Ronen)。

以色列军人身上全都佩戴着随身摄像头以便全程进行摄像。他们给我们带来一盒的三文治和梨子。我们已经决定任何人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提供的任何伪善和施舍。我们船上的主厨约尔根(Joergen)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富含巧克力和坚果的高热量高蛋白美味布朗尼。这份食物是用锡箔包裹着的。一旦我们被以色列人逮捕获时可以食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昼夜。约尔根称它为“旅行餐”。很不幸的是当我需要食用这些食物时,以色列军人把它拿走并扔掉了。他们告诉我,“这是不允许的”。我拒绝食用以色列军人提供给我的任何食物。我自己的食物没有了。我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了。

当《自由舰队号》驶向以色列方向时,我们可以看待加沙地带到海岸上完全黑漆一片的。加沙北部海域有三座石油井或者是天然气钻井平台。那些照亮通明燃烧着的油田喷出的火光与漆黑一片的成了强烈的对比。油田的主人被迫在这漆黑一片的地方居住着。在离开加沙哈南不远的地方,发现了隐藏着大片的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田是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但是,已经被以色列所掠夺了。

当船抵达以色列时,我们船上的领队佐哈尔(Zohar)建议我们应该各自开始互相说再见了。我们离开阿什杜德(Ashdod)月203小时了。我们感谢船上的领队、我们的船长、船员、主厨。我们自制件也互相鼓励。我们将继续为加沙的自由尽力而为,同时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正义事业。这时我们的船长哈尔曼(Herman)尝试做起来向大家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们都留着眼泪听着他的讲话。

我们知道,阿扎杜德(Ashdod)将会是以色列媒体和影片制作者聚集的城市。我们将不会进入阿扎杜德,因为当我们被捕的消息传开的话,人民会失去希望,所以,我们走到甲板上高唱《自由巴勒斯坦之歌》直到船驶出港口。麦克(Mike Treen)这是也从被严重殴打的状况下恢复过来了。他以高昂的声调引导我们唱着这首歌曲。我们在《巴勒斯坦自由之歌》的歌声响彻了夜空下进入了以色列。我们的船就这样一路驶入了阿扎杜德(Ashdod)。

我们直接进入了阿扎杜德(Ashdod)以色列军事禁区。这个军事禁区是一个设立了许多岗哨的全封闭军区。它是专门为我们22个人的到来而设立的。

在进入军事禁区的第一道关闸就是进行X-光保安检查室。我并不晓得自己走出X-光保安检查时,他们扣留我的手提袋。

他们第二道关闸就是进行全身裸体检查。我是在检查完毕,整理自己的个人物件时才发现我的手提袋已经不见了。我知道,在我的手提袋里装着数百欧元。他们企图偷走。我高喊着要求他们归还我的财务,否则我拒绝离开这个检查关闸。这是我第一次拉高嗓子喊叫。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拿回了下自己的钱财,其他人也拿回不反对钱财。半岛电视台新闻记者阿卜杜勒( Abdul from Al Jazeera)所有的信用卡、1800元美金、手表、卫星电话、个人手机以及身份证。他自己的护照与财物都放在一起。但是,当获得释放被驱逐时,他才尝试到痛苦的经历——他只拿回自己的护照,其他 一切个人财务已经不见了。这一切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们在这个军事禁区里经过了一个关闸又一个关闸。每经过一个关闸就得进行搜身检查数次。我们随身的物品都被拿走,直到最后进剩下身上穿的衣服,以及一个有标志着号码的手腕带。我们所穿的鞋子也必须脱下接受检查。他们拿走了我们当中一些人的物件都签发了收据给他们。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的收据。他们为我们照了数次像,以及让医生检查了两次。在这里,我获知,拉里(Larry)被它们推下旋梯而脚步受伤血流了满地。他们把他送去以色列的医院进行检查。

我感到寒冷及饥饿。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圆领衬衫和短裤。我的食物、食水、老花眼镜都已经被以色列军人拿走了。我已经非常尿急了,但是他们不允许我上厕所。在这种状态下,我被带到两辆车——漆上灰色的黑色玛丽亚。在它旁边的地面上有一大堆地毯和衣箱。我发现这是我的物件,但是。他们竟然把我的衣箱撬开,我放在衣箱里的所有物品——(干净与肮脏)的衣服、相机、第二部手机、书本、圣经、所有的我带来的个人及患者所需的药品、个人卫生用品。最终我只拿回来两只空皮箱除了两件大型号的男人原来衬衫,显然的这两件圆领衬衫是属于别人的。他们也留下了我的文化衬衫《自由舰队号》。我想,他们不偷走我的这件文化衬衫,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人会在以色列穿上这样的衬衫。他们没有见到佐哈尔(Zohar)和约纳丹( Yonatan)为自己穿着这样的衬衫感到自豪。这就是全世界所羡慕的所谓“以色列六日战争”的光荣事迹。(注:“以色列六日战争”就是1967年的6月5日到10日,以色列在即将亡国之际,倾全国之力对集结在周边的阿拉伯联合大军发动闪电攻击,在短短六天时间里,以色列绝地重生,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国家,还扩大以色列的领土.)

他们仍然不允许我上厕所。我被他们推进了那部玛丽亚车子里。和我一起在车子里的还有西班牙护士露斯卡(Lucia)。在停留片刻后,我们别押送到吉冯监狱(Givon Prison)。在前往监狱的路途中,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控制地颤抖着。

当我抵达吉冯监狱(Givon Prison)时,狱卒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我上厕所。这就令我感到兴趣了。他们竟然知道我为急着要去厕所。但是,在之前的数个小时,他们却不让我上厕所。大约早上5-6点钟的时候,他们又对我们进行X-光安检与搜身检查了。露西卡(Lucia)和我被关在同一个牢房。被关在这个牢房里的人还有格尔德(Gerd)、帝维纳(Divina)、莎拉( Sarah)和艾美利亚( Emelia)。他们都睡着了。牢房里摆放了三张生锈和肮脏的双层铁床。

帝维纳(Divina)没有得到她应服食的适当量药剂;他们不准露西卡(Lucia)服用自己的药剂,她拒绝服食监狱给予的替代药剂。帝维纳(Divina)和艾美利亚(Emelia)直接展开了绝食斗争。狱卒使用简单的手段对付我们,例如拒绝提供卫生纸、不断地大力关上牢房的铁门、牢房的电灯长时间地亮着、墙皮我们引用肮脏的自来水,以及不断向我们大喊大叫,向我们发泄怒气。

监狱守卫称为为“中国人”,对我采取了极其藐视的态度。于2018年7月30日子早上,英国驻以色列副领事来探访问。有人在喊叫我的名字,并查找我住在哪一个牢房。幸运的很,在副领事探访后,他们开始喊我是“英国人”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对我的态度开始产生极大的改变了。这就是有别于身为“英国人”与“中国人”被不同对待之处。这首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假设是“巴勒斯坦人”的话,他们将会被以色列踩死 或者杀害。

于2018年7月31日早上6点30分,我听到了从监狱走道上男牢房传来拉里(Larry)的尖叫声。他在高喊着要求见医生。很显然地,他是因为疼痛而嘶喊。我们在女牢房要求狱卒允许我过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或许我可以给予帮忙他。这时候,我们使用手中的铁质汤匙敲打牢房铁门,并高喊“我们需要医生”以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我们的行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这样的行动。事实上医生是在冬天下午4点钟左右才到牢房。他们直接把拉里(Larry)送到医院。这是距离他要求医生诊治的时间10小时之后的事了。

在这时候,为了惩罚女牢房支持拉里(Larry)要求就医的行动,他们来到牢房把莎拉(Sarah)扣上手铐。把帝维纳(Divina)和我转移到另一个牢房被隔离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不允许获得30分钟的放风以及在监狱的场地里引用干净的食水。我听到格尔德(Gerd)说,“没啥大不了”。

突然间,帝维纳(Divina)和我一起被带到监狱的庭院。她给了4根香烟。她崩溃了,哭了起来。她长期以来就在船上的驾驶室。她了解哈尔曼(Herman)。狱方解决不允许她服用自己所需的其中一种药物,同时,给予她另一只药物的剂量只是一般吧了。他继续坚持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我们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劫持。(Divina)的哭泣让我感到悲痛。一位自称名叫麦克(Michael)开始后我们交谈,谈话的课题是,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免于被人赶出以色列的领土,以及巴勒斯坦人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等,这一切事情都不是有约以色列一手造成的。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法官出现了。尽管他只是会见我们其中几个人,但是,对我们都很有礼貌。他的到来的任务是告诉我们,将在明天把我们提告到法院。他们都给我们定了出庭的时间。我们出庭当天必须要有律师。

帝维纳(Divina)在结束了一天的角时候,人显得非常眩晕和非常不舒服。我尝试劝说她放弃绝食。同时她也同意签署一份驱逐令。由于我们没有戴表,无法知道准确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6点左右,我们获悉(Lucia)、约尔根 (Joergen)、 (Herman)、恩尼( Arne)、来自半岛电视台的阿卜杜勒( Abdul from Al Jazeera)以及我本人将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我们将转移到靠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 Ben Gurion airport)的拉姆拉女子监狱( Ramle)关押等待驱逐者的监狱。我们就在这个监狱等待被驱逐。这个监狱与我在2014年被关在拉姆拉女子监狱(Ramle Prison)等待被驱逐出以色列的监狱是一样。我见到五棵老棕榈树依然傲慢地耸立在哪儿。它们是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的历史见证者。

当我们抵达拉姆拉监狱时,来自半岛电视台的阿卜杜勒(Abdul)惊讶地发现,他的钱财、信用卡、手表、卫星手机、个人手机以及身份证全部都不见了。他真的是一穷如洗了。我们大家为他凑集了大约一百欧元,以便他能够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回家。以色列军人怎么能够这样的贪婪和无情地抢夺他人的所有财务?

结论:

我们一行6名女同伴登上了《自由舰队号》已经认识到了:以色列军人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完全羞辱我们。我们为此以色列军人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到期行为。以及他们对待国际妇女犯人的态度。在不给予预先通知女犯人穿好衣服的情况下,男狱卒可以随意与随时进入女牢房

以色列也同时提醒了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毒药面对着自己的脆弱性。我们深知,他们选择要杀害我们,但是,基于国际压力迫使他们不能够这么干,以免影响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形象。

假设我们是巴勒斯坦人的话,情况将会是更加糟糕。他们将面对的是肉体上的袭击,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因此,身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非常可怕的。

国际水域,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可以在国际海域上骑劫后绑架任何的船只和人,并把船赶走。他们怎么横蛮是因为他们认为地中海式属于以色列的。他们可以骑劫任何船只和绑架任何人,把被绑架者关进监牢,然后以刑事罪起诉被绑架者。

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切。我们必须站出来揭露以色列的这种目无法纪、镇压和残忍的行为。我们是手无寸铁者。就以色列而言,我们唯一的罪过就是,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我们要把医药物资捐赠给巴勒斯坦人民。由于我们必须敢于突破以色列军队的封锁。我们不是罪犯。在我们航行到加沙期间,他们已经打死了7名巴勒斯坦人、90名巴勒斯坦人受枪伤。他们还进一步关闭了提供给加沙地区的油供和食物。在加沙地带的2百万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着没有食用水、23小时断电、以色列的炸弹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就如一所监狱。再过去12年里,以色列人封锁了海陆空。在加沙的医院,在7月30日接收了接近9071名伤者,其中4348人是被一百名手持机关枪的以色列军人所枪伤的。当时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地带边境自己的家园里正在进行一场和平示威游行。大多数受伤者的受伤部位都是下肢部位。由于缺乏良好的医疗设备,他们可能会被截肢。在这期间,165名巴勒斯坦人,包括了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妇女与小孩在内被同样的狙击手枪杀。

以色列对对加沙的长期军事封锁已经造成了所有的医院的医药器材看及药物耗尽了。以色列军人对非武装的《自由舰队号》的大规模的袭击,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为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缓解医药紧张的一线希望。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从《自由舰队号》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的军队所骑劫也认识到这一点 事实了。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停止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我们将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与正义。我们准备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如果我们不要成为以色列的罪犯,只有少做事!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将继续与以色列进行斗争!为巴勒斯坦人民所作的一切牺牲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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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