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落叶生根 华马马文学

01/07/18

作者/来源:星洲网 (2008-01-20)http://www.sinchew.com.my

华裔马来西亚马来(华马马)文学是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东渐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前者可上溯至十九世纪中晚期或更早。其时,西方印刷术输入东南亚殖民地,目的是为了弘扬宗教与文化,马来文献书写(Persuratan Melayu/Malay Letters)的勃兴也得益于这股趋势。然而,更直接而显著的受惠者恐怕是当时的土生华人,所谓的baba。他们借着与英殖民宗主的密切关系以及毫无保留(绝对忠贞)的政治认同,从宗主国获得了许多好处,最显著的是政治身分的确定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机遇,这与十九世纪中晚期大量南来华人移民所享有的待遇有很大差别。土生华人在印刷业的掌控不仅催生了华裔马来西亚英文(华马英)文学,更促成了baba马来文学。从人类学视野审视,后者正是华马文学的滥觞。虽然他们的先人来自北方,但地理上的离境并未构成具体的离散精神,与土地的认同很快便得以建立起来。显然,这与殖民主义息息相关──西方各种现代化机制给土生华人提供了文化建制的滋养,亦大大促进本区域各族群之间的精神联系,印刷术、铁路、气船等在群岛的普及化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样的历史结局出乎殖民主义者的意料之外。

二战期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激励了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自治的愿望。后期华人移民也在这股浪潮下不得不调整自己与互ゆ的距离,并开始意识到学习当地语言──马来语,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五○年代中晚期南大生(以及稍后的义安学院马来学系)的马来语文学习热潮便是一个例子。这时期华马马写作条件虽未成熟,却开启了当代华马翻译与研究的路径,彰显了华裔马来(西)亚人参与马来语文的渐进模式。廖裕芳、杨贵谊、陈达生、廖建裕、谢瑞怀(堂勇)、钟松发、陈育青、Takusui Lee、巫运才等都是这层面的推手。继南大与义安之后,则有六、七○年代马大马来学系的学生,如谭亚木、周福泰、陈祖明、陈宝武等。在创作领域,吴天才可谓是当年的一个异数,他在南大求学期间获李全寿鼓励而自学马来文,五○年代中晚期开始写马来四行诗班顿,后来涉入马来新诗。在马大执教期间,他积极参与华裔马来西亚文(华马华)文学创作,编译兼备,是华马跨语写作之第一人。质言之,从翻译到直接书写的介入,吴氏的个案是建国独立年代,华人向国家主体认同的最佳诠释,也催生了一个新文化/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塑形,符合当前马华文学向华马文学过渡的规律;比之华马华作家,它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余者如年红、碧澄、陈应德都可归入这个群体。

独立建国以后,有关建国纲领的诠释分歧和国际冷战形势的日趋严峻,导致族群问题日益尖锐。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是一个爆发口。随之,新经济政策施行,马来-土著主义主导政经领域,标志着马来国族主义的胜利。基本上,马来语写得好的华马马作者皆来自华人聚居以外的边陲之地(此地称Cina Kampung,山地华人之意),无论生活教养都在马来文化包孕之中,如陈顺安(亚罗士打)、钟宝福(玻璃市)、林天英(吉兰丹)、李再花(登嘉楼)、裴忠义(吉兰丹)、翁亚源(登嘉楼)、萧招麟(森美兰)等,不然就是建国后出生的“独立之子”,如杨谦来、李国七、李崇明、朱弈良、林金辉、林俏枝等。与前者比较,后者之成长背景亦未有多大不同。其中,大部分都不通晓中文(方言亦然),因而对国家主体较能产生认同,对民族主体之认同也不会有太大困扰。这一支队伍是目前华马马文学的主流,间接地凸显了华马跨语写作的不成气候。然而,在目前环球化趋势下,跨界行旅逐渐普及化,跨语写作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本质上多声部的马华书写完全能体现这方面的特色。

《回到马来亚──华马文学七十年》(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主编,大将出版社出版,2008)所选四篇基本上合乎以上文学史叙事,都代表着一个蜕变过程,一个认同之旅。四篇作品,不全然是华马马小说的代表作,譬如杨谦来另一篇小说〈叩访色白岩灵界〉更能体现他的认同与关怀,惟《回到马来亚》所取的是他的另一个关怀面向──对认同的反思,当然,其文字修为是毋庸质疑的。林天英以诗见着(二○○○年获泰国政府颁东南亚写作奖),其小说也多了一层浪漫色彩,惟读者切莫掉进〈暂避冲绳〉的粉红陷阱。萧招麟已近耳顺之年,自八○年代去国后,与文学界失去联系。天英和招麟不约而同回顾两个原乡的故事,揭示的已然是“化外人”的观点──一种本土化类型。庄华兴于独立后出生,在纷扰的新经济政策年代中成长,却是第一批“有幸”喝国语奶水长大的大马华裔高中生接受全盘国语教学、参加以国语为媒介语的政府高中考试(SPM)。多少年后,英语教数理政策雷厉推行,国语靠边站,对于语言与身分宿命,他这一代(有道是“成长中的六字辈”)的真切感受是否可以从〈湖之诅咒〉找到蛛丝马迹?

总括而论,华马马文学的认同之旅总跨不过马来民族主义的边界,迄今仍处在马来-国家文学的边缘位置。反之,它也从来未曾出现在马华文学的视野之中,其处境犹如存而不在,但明显地却在临界线上自在倘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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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