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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四章 从改制到关闭

12/05/18

作者/来源:余山农

一 改制
(一)关闭南大的布局
(二)改制与合并
(三)改制的另外两个目的
(四)改制与承认学位

二 停滞与发展
(一)黄应荣碌碌无为
(二)黄丽松的新气象
1、传统与精神文明
2、设立研究院
3、对外联系
4、干预与辞职
(1)李光耀的阴影
(2)柯亨事件
(3)校友干预校政
(4)陈六使辞世
(5)在李光耀的阴影下辞职

三 十年计划
(一)改革的困局
(二)十年发展计划
1、无需发展的发展计划
2、南大的发展目标是与星大合并
3、设立新学系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4、设立专业课程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三)薛寿生罢职

四 改语
(一)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二)李昭銘的政治职责
(三)改变教学语言
(四)李昭铭丢官

五 维护南大的尊严
(一)智者的远见
(二)美化校园与写校歌:面对末日的悲情
(三)反对合并
(四)吴德耀罢职

六 兼并
(一)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
(二)丹顿报告书
1、政治背景
2、政治目的
3、主要内容
4、立论偏差
(三)秘密协议
1、白皮书
2、历史责任
(四)公开书信
1、黄祖耀与李光耀往来函
2、连瀛洲与李光耀往来函
3、陈共存与李光耀往来函
(五)各方反应
1、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2、大马工商文教界
3、南大学生会
4、雪华总商会与教总
(六)关闭与消失
1、七七事变:南大正式关闭
2、南大在合并后消失

七 助纣酷吏
(一)关世强
(二)卢曜
(三)李昭铭
(四)陈祝强

八 历史罪责
(一)理事会的代表性
(二)理事会的权限
(三)谁出卖南洋大学

一 改变学制

(一)关闭南大的布局

李光耀关闭南大是从改变南大学制开始的。

南洋大学在一九五三年筹划创办,努力三年,建设校园,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维护母语教育的人满以为南大将一步一步逐渐成长,谁都没用预料到,到头来却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李光耀所关闭。

李光耀在一九五四年组织政党参政,并得到受母语教育的华人支持,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执政。南洋大学于是开始遭受有计划的逼害。其实在这之前,李光耀便已筹划如何逼害南洋大学,只是当时还未掌权,未能付诸实施。

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参与竞选,正式从政。就在这一年,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是当时英国人给维护民族教育的华人定的罪名。在李光耀的法典中,这两项罪名都是死罪,注定遭受政治逼害。

南洋大学在筹划创办时,英国人并不赞成,但是碍于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并未强加阻止,也不敢对创办人加以逼害,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饭殖民地主义情绪。南洋大学因此而得以顺利建校。虽然如此,英国人并不希望南洋大学健康成长。

一九五七年是南洋大学历史最关键的一年。李光耀在这一年与英国人相勾结,准备有计划逼害南大。当时,南大刚开学不久,便已注定将被李光耀关闭。

一九五八年,李光耀撺掇殖民地政府,为他量身定做《南洋大学法令》和《白里斯葛报告书》,以便他上台后,用来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并达到全面控制。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后,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奠定关闭南大的基础。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的时候,也着手修改《南洋大学法》,以为控制南大的法律基础,一步一步布置圈套。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着手另一项改变华文教育的措施,就是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然后一步一步把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为英文,并最后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

华文中学的改变与南大的命运息息相关。李光耀后来关闭南大的手法跟关闭华文中学的手法完全一样。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之后,南大被关闭的命运已定,完全无法改变,只是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二)改制与合并

李光耀关闭华文中学的第一步是改变学制,第二步是改变教学语言。教学语言改变为英文之后,华文中学已名存实亡。到这个时候便水到渠成,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了。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所用的也就是关闭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

在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中,《王赓武报告书》设置了两个,就是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只要走了这两步,第三步兼并便水到渠成了。正因此,《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比之前的两份报告书都要大得多。

南大创办时,采用美国大学四年学分制,跟英国大学的三年制不同。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殖民地政府并不支持华人创办南大,因而南大没必要采用英国制度。

其二,华文中学采用美国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因而南大也采用美国制,与中学学制相配合。

创办人心目中的南大是中国式的大学。这主要的意思是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中国大学所采用的也是美国制。

英国人和代理人李光耀都想关闭南大,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强行关闭,比较好的办法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让南大名存实亡,最好当然是名不存,实也亡。李光耀最终就是把南大关闭,并把云南园毁尸灭迹,让南大名不存,实也亡。

为了达到关闭南大的目的,李光耀第一步便是改变南大的学制,采用英国大学的三年制。这是为日后跟马来亚大学(即后来的星加坡大学)合并。

李光耀的意图,在他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已经拟定。当时只是讨论,没有正式建议。李光耀在报告书留下这句话: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非常重要。改变南大学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改制的最终目的是把南大与星大“合并”。

《魏雅聆报告书》也讨论了改制,但没有提出建议,只是建议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革南大。这就是后来合并的路线图。

在这之前,殖民地政府已依据马来亚大学法,拟定南洋大学法,为后来的合并奠定法律基础。

《王赓武报告书》中所建议的“新学制”,其实就是星加坡大学所采用的英国制。南大所采用的美国学制与英国学制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制四年,英国制三年。要把南大与星大合并就必须把南大的学制改为英国制。

以王赓武为主席的“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是:

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改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检讨南大的课程,可是报告书中对课程的修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其中所建议的“新学制”。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被质问何以在报告书中建议改变南大的学制。他对港大学生说:

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

这番话荒谬而无知。王赓武当时显然心里惊慌,语无伦次。他之所以说出如此荒谬无知的话,完全是因为他不能爆出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学制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更改,课程则是流动的,可以随时改变。改课程时无需牵涉到学制,但改学制时,课程也必须跟着改动。学制无论是由三年改为四年,或由四年改为三年,课程都必须跟着改变,但课程改变时,学制可以完全不动。

王赓武奉李光耀之命建议改变南大学制,目的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在被港大先生质问时,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一时心里慌张,便只好编个荒谬无知理由来搪塞。

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学制”,就是《白里斯葛在报告书》中所讨论的“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这也就是李光耀所定的“新学制”,王赓武只是奉命行事。

这个新学制有个很狡猾的地方。王赓武在接受港大学生质询时,说了出来:

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值得商讨。

南大原本采用的是四年的美国制。王赓武建议的是分“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的英国制。星加坡大学与马来亚大学的学制相同,都是英国制。学生三年毕业时,学位分“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但“荣誉学位”是在三年毕业时决定,无需多读一年。大多数学生毕业时都获得“荣誉学位”,只有少数得“普通学位”。

王赓武所建议的学制正是“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这新制带欺骗性,表面看来还是四年制,所以他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这是无耻谎言。按照王赓武的建议,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只能得“普通学位”,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能得到“荣誉学位”。他所说的“同是四年”是有意欺骗。单是这一点便能看出他很狡猾,非常不诚实。

王赓武限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可以得“荣誉学位”还有一明显的含义,就是确定南大学生素质比不上星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学生,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得到“荣誉学位”。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

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这也是带欺骗性的话,是无耻谎言。要提高学生的水准,只有两个办法:

其一,延长学习时间

其二,增加学习量。

学习的时间延长了,学习的量也就自然多。反过来也一样。学习量增加了,自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

王赓武既然确定南大学生的水准低,理应延长学习时间,由原来的四年延长至五年。可是王赓武不但不延长学习时间,反而减少,由原来的四年减少到三年。这完全违反学习的基本原理。这主要的原因是,他必须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把南大原有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关闭南大。

改变南大学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第一步。这一步就由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建议,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硬实施。接下来便是按照王赓武的建议,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以外语来代替母语,成为南大单一的教学语言,最后把南大关闭。

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是,让年轻一代的星加坡华人子女,全都以英语来代替母语,成为家庭语言。

(三)改制的另外两个目的

王赓武建议的新学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这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

王赓武的另一项任务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就是只能用英语教学,代替原本的双语教学。除了中文系的课程之外,其它各系课程都只能用英语教学,完全破坏南大的办学宗旨。其目的是完全破坏华文教育,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

不过,改变教学语言不如改变学制重要,因为合并必须学制相同,教学语言不一定要完全相同。南大本就用双语于教学,学生习惯于用英语学习,教学语言不是合并的障碍。因此,改变学制比改变教学语言更重要。

改制除了最终合并这个主要目的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的。

其一,减少学生在校园内的活动削弱反抗力量

把四年学制减少一年,南大学生在校内的时间也就少了一年。这自然也就减少了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聚会活动,削弱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提到这两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改制中比较令人迷惑的事,是为何要把4年制改为3年制,其用意何在?假如大学有学术水准问题,那么大学课程应够改为5年制,让学生多留1年来加强学习以提高学术程度。报告书的学习年限不增反减,也就是证实了南洋大学并没有学术水准的问题。要如何解释改制的真正意图?局外人无从知道个中乾坤,只能够推论。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减少在校期限可以削弱大学生的团结精神,是针对南洋大学的校园读宿制度。华校生尤其强调团结就是力量。

其二,从经济角度来看,3年制更符合经济原则,因为新加坡政府在成功夺取校权之后,要全盘负责大学经费。

南大校园远离市区,几乎所有学生都寄宿校内,只有少数寄宿校园周围民家。平日白天上课,夜里温习功课,或有其它演讲、座谈会、文娱表演等,学生聚会十分方便。

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遭受种种压迫,校园内外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在遭受压迫时,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外敌侵犯。正是这样的精神,南洋大学才得以建立,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导致轰轰烈烈的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的五一三事件。

李光耀非常清楚,华文学校学生的这种团结一致,维护民族教育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伴随南大的成长。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精神在南大校园内的作用。把南大学制从四年改为三年,可以减少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聚会活动与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

在这之前,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就通过华文学校改制,把六年学制改为四年。这其中的一个目的便是减少华校学生在校内的活动与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

其二,降低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

王赓武和李光耀把南大学制由四年减少为三年,如此一来,南大学生学习的时间就减少了一年,学习的量也当然少了,学术水准下降已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是,王赓武却在报告书中说:

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学生学习的时间少了,学习的量少了,程度不可能提高,只能降低。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道理。王赓武的话是无耻的谎言。《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报告书对大学课程有减无增的一面倒情况,是非常鲜明的反映了以王赓武为首的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就是专程为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而设;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华校教育体系的强势是在中华文学和数理科学。

战前战后,许多的中国名学者与作家都曾在新加坡定居,也留下了一定的文化遗产。从中滋生的南洋文学与南洋艺术都有其本土文化特色。南洋大学是培养与繁殖本土文学的最佳土壤。文学院也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绘画书法家,是新加坡文艺人才的摇篮。建议把中文系降格为汉学系是匪夷所思的作法,是从根本上挖掘了新加坡的本土文化根苗。委员会为何如此痛恨华人文化,非将之消灭而不快?

南洋大学的数学系和理化系都是强系,有利工程系的创立与发展。委员会为何不发挥理学院的学术优势?难道这些不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这些问题都没有理性的学术解释,只能从反华人政治的角度去探索与理解。

《王赓武报告书》以信心十足与喜悦的心情看待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贡献: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其结果是否确实如此?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洋大学为害之大,可以从1980年李光耀写给陈共存校董的公函看出:南洋大学学位是一张贬值的文凭。

这一段历史可以理解为:1965年南洋大学按《王赓武报告书》改革之后,南洋大学的水准就开始了贬值的命运,到了1980年的约15年之后,其文凭价码已经是跌至零价位。换言之,《王赓武报告书》带给了南洋大学贬值而必须最终关闭的厄运。南洋大学的凄惨下场和《王赓武报告书》的轻率乐观是南辕北辙。

从历史来看,《王赓武报告书》的改革建议是否错到彻头彻尾,错到不能再错?

南大实施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制后,学术水准降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王赓武却颠倒过来说是提高水准,非常无耻。

王赓武以南大学生的程度低而提议改制,说是学制改变了,程度就提高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一九八六年,他却对访问他的港大学生说:

正如林和合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南大初办时学生的质量很高,是有个中道理的。……所以南大初年那一批学生有些年纪比较大,而且中学毕业了好几年,南大一开办他们就朝向它,故质量一般很好,且有工作经验者亦众,如老师、记者等。

前后说法相反,自打嘴巴。只要能帮自己开脱,假话也可以真说。这也是王赓武和李光耀非常一致的特点。

在王赓武和李光耀同谋降低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过程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由两人狼狈为奸。王赓武对来访的港大学生说:

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到最后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学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

当初创办南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星马两地的华文学校学生有机会上大学。马来半岛上的华文学校比星加坡的还多,学生当然也多。在南大创办初期,星马两地报读的学生都得参加入学试,一视同仁。每年入学的新生,星马两地约各占一半,都很优秀,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无不成绩优秀,顺利完成学业。

南大对马来西亚的学生很重要,马来西亚的学生对南大也很重要。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李光耀不再让南大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断了马来西亚学生报读南大的路。

王赓武在说到这件事时,完全与己无干的样子,非常无耻。实际情况与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他在报告书中规定改制后的南大入学资格,以星加坡华文中学改制后的会考资格为依据:

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

这项“高级文凭(华文)考试”,只在星加坡举行,马来西亚学生除非得到星加坡政府批准,到星加坡来参加会考,否则无法获得这项资格,也就无法报读南大。李光耀就是以王赓武提议的入学资格为唯一的标准,拒绝让马来西亚学生到南大来升学。王赓武对南大的破坏,罪恶昭彰。

王赓武又在报告书中建议,以英文为重要教学媒介,以便让“全国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这除了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外,更让英文学校中,素质较差的学生可以顺利进入南大。这对南大的学术水准是极大的破坏。

南大既不能招收马来西亚的学生,而星加坡的中小学教育,水准每下愈况,一年不如一年。南大学生的水准下降已是无法避免的事。

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降低,正是李光耀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李光耀最终就以南大学生程度低为借口,把南大关闭。

(四)改制与承认学位

李光耀上台后,手中有大权,可以主宰南大的命运。他完全按照英国人所定的政策行事,以破坏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关闭南大。

在关闭南大之前,必须全面控制南大。因此,他拒绝承认南大的学位,并以此为谈判筹码,借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只要他能控制南大,南大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南大只要一天不受他控制,就是失败的大学。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南大改用新学制。李光耀在一九六五年委托王赓武写报告书,就是为了配合在这一年实施新学制。《王赓武报告书》必须在一九六五年写成,在一九六六年实施。

南大改制必须与华文中学改制相配合,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南大的新学制必须在这一九六六年与华文中学的新学制相衔接。

华文中学改为“四二制”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将在这一年步出校门,成为南大新制一年级学生,所以南大非得在这一年实施新学制不可。这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时间表。

这时,南大被关闭的命运早已尘埃落定。李光耀已全面控制南大,按照他的意旨钳制南大的发展,不得越雷池半步。

南大新学制的第一届学生将在一九六九年毕业。就在这之前一年,一九六八年的毕业典礼上,李光耀的教育部长王邦文在致辞时,宣布承认南大学位。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中记述当时情形:

1968年,依《王赓武报告书》建议的改制工作接近完成。终于,就终于在1968年5月的第九届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终于宣布新加坡政府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了。当场掌声久久不息,师生、家长们莫不百感交集,有的甚至流下眼泪。然而教长在致辞时有这样的讲话:

……较政府承认来得更重要的是由学术界的其它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已赢得其它大学的尊重,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到1967年8月止,有283名南大毕业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与纽西兰攻读高级学位。这个数目占南大创办以来所培养的3339名毕业生的8.6%。更重要的是我很乐意看到33位南大毕业生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已有17位(过半数)返回他们的母校执教。

如此高度肯定南大生的学术水平,不啻为不打自昭的供辞,默认了南大旧有学制及其原有学术的水平,否则新学制才实行二年多,这些毕业生与众多英才是从那里来的?由此可知,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其意义在于控制权的宣示,与教育学术的水平并无关系。

除了第一届毕业生例外,南大生熬了十多年才等到这个认可。很多人对于这个“迟来的正义”还真受宠若惊,一时间不敢相信。5月31日《星洲日报》社论以乍喜还惧的心情写道:“在全世界的学术史上,这恐怕是一件破天荒之举。没有一个高级学府所授予的学位在它的本国需要承认,也没有一间高级学府的学位这么殷切与耐心的等待承认。可是南大的学位终于被承认了!”一句“终于被承认了”,竟如此地沉重,道尽了多少辛酸与无奈。

第九届毕业典礼是南大旧制学生的毕业典礼,与新制完全无关。王赓武和李光耀都宣称,南大改用新制后,水准才能得以提高。南大学位的承认与不承认,都是无耻的政治把戏。然而,身受逼害的南大、南大学生、家长,以及所有爱护南大的人,这都是感慨万千的事,难免悲喜交加,泪流满面。

南大第一届毕业生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三章):

1968年南大举行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表演讲之后正式宣布:

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决定承认南大学位。

当时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那么多年,现在由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又很不舒服,有点啼笑皆非,那是什么原因呢?

王部长在说“南大已经很不错”,但是“很不错”所用的例子,全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的贡献,以及在外国拿高级学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并不是因为改制。那时改制后的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改制后学生的表现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总的来说:南大过去一直被冤枉,无罪当有罪,有功当有过,现在由教育部长正式为早期的南大平反。

当时,甚至今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早期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制之后就变好了,然后就成功了,学位就被政府承认了。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只不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特别是那个《白里斯葛报告书》,非常不公平的批判南大。要了解南大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想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总共二百一十位。理学院一百五十五位, 文学院五十位, 商学院五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 总共二百零四位。理学院一百三十位, 文学院五十位, 商学院二十一位。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总共一百五十五位。化学系四十九位, 生物系三十八位,物理系三十二位,数学系三十位,化工系六位 。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 总共一百三十位。生物系三十六位,物理系三十三位,数学系二十八位,化学系二十六位, 化工系七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数为3,324位, 但却有414位 (12.6%) 的毕业生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 它显示了南大毕业生如何轻而易举, 仿佛探囊取物地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这个事实就足够说服任何人南大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不低,从一开始其学位就应该被承认。

我再次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大毕业生,有超过80%,也就是说,有超过331位,在世界各大学被聘为教学人员, 或在世界各大学的研究机构担任研究人员。这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包括: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香港,台湾,澳门,文莱,泰国,马拉维,委内瑞拉等……。 可以看到,南洋大学在高等教育的贡献是非常国际化。再进一步, 在世界各大学作为教学人员当中至少有28位,已达到最高学术成就, 有些是名誉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有些是讲座教授 (Foundation Professor), 有些是高级教授 (Full Professor) 。……

这表明,南大作为学术型大学很早就已达到世界级水平。并不需要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后才成功的。

一年后黄丽松校长出掌南大,那时候他就觉得南大已很不错,所以开始建议创办研究院,开设硕士、博士班。而那时候《王赓武报告书》后的那批学生刚刚才毕业出来。换句话说:从南大宣布学位承认,黄丽松校长来开办研究院,一直到了后来 1995 年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一个聚会里面,吴作栋部长来演讲的时候称赞南大是一间成功的大学的时候,所用的例子、所用的理由都是根据早期的南大,从来没有谈到一句改制后的事情。

在南大学位受承认之前,毕业生到海外大学深造,获得高级学位的人数,跟同时期的马来亚大学相比,必定远远超过。

不受承认的南大毕业生非常优秀,反而是受承认之后,因为按照李光耀所定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学与大学生,水准低,缺少创造力,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微不足道。

南大的成功,在于陈六使;南大的失败,在于李光耀。

二 停滞与发展

《王赓武报告书》实施之后,南大的气数已尽,校园之内,了无生气。这正是李光耀所希望的。

李光耀控制整个教育体系,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均按照他所设计的模式办学,如工厂一般制造毕业生。南大的新制学生也是如此。王赓武说,南大实施新制后,毕业生可以媲美有地位的大学,全是无耻谰言。

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时,主张思想自由。他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正是这样的思想自由主张,让北京大学培养出杰出的学生。李光耀的僵化思想,势必影响办学方式,制造出一个模式的学校,一个模式的学生。

南大实施新制后,遵照李光耀的模式,了无生趣。

(一)黄应荣碌碌无为

南大实施新制时,黄应荣为代理校长。他非常迎合李光耀的僵化思想,按照李光耀的意旨主持校务,用强硬的手段对付独立思想,崇尚自由的学生。至于大学当如何发展,他没有兴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王赓武报告书出炉之后政府叫黄应荣出任校长。他是一位经济系教授,当时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临时的校长,他不喜欢校友回来,因他知道校友回来就是他必须离开的时候。

当他担任校长的时候我已经从马大回校任教,那时我也邀请了一位校友曾传仲回校任教。他在加拿大皇后大学就读了一年,得硕士,两年得博士。当地的大学挽留他,不过当时是南大系主任的我希望他回来。而黄应荣却认为校友回校任教旅费应该自付。曾传仲那时便说他会自付旅费回校任教,我就向一直以来鼓励校友回校任职的王邦文提出为曾传仲支付旅费的要求。

老实说,黄应荣在任之时并没有多大的建树贡献。他在任内开除了许多学生,成为南大史上唯一留下污点的校长。

黄应荣当代理校长,碌碌无为,没有建树,只是擅于遵命开除学生。他和之前的临时代校长刘孔贵,都擅于配合政治部,开除学生,非常无耻。

(二)黄丽松的新气象

黄应荣在一九六九年初退休,由黄丽松接任校长。

这一年,在南大历史上是个分水岭。四年旧制在这一年结束,最后一届学生在这一年毕业,三年新制第一届学生也在这一年毕业。三年制毕业生的水准显然比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准低,因为四年制学生多学习一年,学习的量也当然较多,但按照李光耀的规定,新旧制毕业生的资格相等,而按照王赓武的说法,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准低,三年制毕业生的水准高,跟世界知名大学毕业生的水准一样高。

黄丽松就任后,拟订了许多发展计划,南大因而有新的气象。在这之前,南大因屡遭迫害,所引起的动荡,一时平静了下来。

黄丽松上任是在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会书》之后。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切平安,实际不然。黄丽松忽略了《王赓武报告书》中隐含的李光耀潜规则。

李光耀有两条基本的潜规则。一条是,南大的发展不能超越星大;一条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触犯这两条潜规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死罪。

李光耀的潜规则在当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隐藏在《王赓武报告书》中。黄丽松上任后,理应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但他忽略了李光耀的潜规则。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1、传统与精神文明

黄丽松眼中的南大最独特的地方,正是当初创校时所强调的传统文化。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他在《星洲日报》发表的《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文中说出自己的看法:

十多年前,当星马还是殖民地的时候,这里的公众人士,在裕廊的峦野创办了南洋大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精神的崇高表现,因为我们回顾当时环境的恶劣,反对南大创设的势力之强大,乃至于完成功之后的种种艰苦历程,同时看看今日南大已有的成就和声誉,十足反映出此间人士高瞻远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

南大发展的方针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东方精神文明毕竟比西方的强。在这西方世界的青年陷入吸毒、颓废、怪侠、生活靡烂不堪,惶惶然不可终日,精神无可解脱,社会混乱一片,道德荡然无存的当儿,反观我们的青年,个个朝气勃勃、奋发有为,既律己而严明,复动静之守度,丝毫不受颓风的感染,屹然危立,情操拔俗,未始不是拜东方文化熏陶之所赐。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本大学得天独厚的地方,应该值得我们庆幸。我们本着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而沐浴于世界文化的大海里,含英咀华,熔铸陶钧,期以出类拔萃,纵四海而知所归。这是南洋大学特出的地方。

黄丽松眼中南大最独特的地方有二:一是南大创办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一是“南大发展的方针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

三十年后,黄丽松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再说出他心目中的南洋大学(见《亚洲周刊》2000年12月10日《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他对南大与中国文化的认识,当然跟他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但这注定他不可能在南大太久,因为李光耀反对南大传授中国文化。

一九六〇年,南大学生会办第一届大学周时,杜进才代表李光耀主持开幕礼。他在致辞时告诫南大学生:

一颗种子,是不可能在荒芜的土地上发芽茁长的,也没有植物能够在异于原来的自然环境中长成,南洋大学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那些负责南洋大学和在南洋大学读书的人充份意识到建立南洋大学的气候和环境的时候,南洋大学才会有可能发展,我所指的气候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气候。除非南大能够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要它茂盛地完全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当我们正在为我们子女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土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杜进才并不敌视南大,但他的这段话对南大充满敌意,因为他是代表李光耀说的。大学周的宗旨之一便是“发扬马来亚意识”,而杜进才告诫的话却与此相反。他显然是在传达李光耀的话。四十年后,李光耀把这番话再说一次(见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70页):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歷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黄丽松认为南大的独特之处,却为李光耀所不能容忍。这正是他势必关闭南大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九年,黄丽松曾担任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的委员。在讨论南大与马大合并问题时,他不同意合并。他认为本地需要两间不同的大学。然而,他在委员会中只是个花瓶,在合并这个议题上,他的意见根本不重要,只有李光耀的意见才是关键。

一九六九年,他接任校长后,仍然保持同样的看法。他更希望南大发展成有特色有地位的大学。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多塞特(Frances Dowsett)在他的《南大印象记》文中记录黄丽松对他说的话(见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本质上南大是一个华人所有、华人所治、华人所享的大学——它将继续保持这一特性。谣言传说,有一天南大会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起来。南大对这一点己作有力否认。

南大校长黄丽松博士坚决地说“两间大学不会合井,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大学毕业生全部由一间大学产生出来,那是太坏的现象。”

他说,南大注意补充新大之所缺,同时,尽量避免在学科土与新大重复,例如新大长于造就医生和律师,因此南大使向其他方面发展。两种语文制度(中文和英文)在南大是强有力的。南大的商学院正在计划加强。南大长于中国语文,故对研究亚洲文化最为适合。此外,数学、电脑科学,也是它的特长。还有,它的语言中心,在东南亚可算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黄丽松对南大的发展,非常有信心,但是他完全没有察觉,李光耀对南大的敌意。当时的“谣言”并非“谣言”,而是事实,千真万确。李光耀不可能容忍黄丽松在南大传承中国文化。

黄丽松重视的是大学教育,李光耀重视的是政治权力。黄丽松的话:“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大学毕业生全部由一间大学产生出来,那是太坏的现象。”这是教育家的看法,与李光耀的看法格格不入。

南大传承中国文化,造就南大独特的校风。在黄丽松担任校长时,南大的校风更加发扬光大,吸引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前来就读。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南大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当时南大第一次有旧生新生,有些旧生就开始想要“拖尸”。当时马大流行新生到校就被“拖尸”,南大有些学生也想要用同样方式欺负新生。南大学生会当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不过和学生组织有关系的左派旧学生就来跟所有负责学会的人说:我们不该让旧生欺负新生,大家合作起来反“拖尸”。我当然也参加,因为我是南大基督徒团契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安排新生,尤其是女生,让她们跟旧女生同住,告诉她们不用害怕,甚至吩咐她们准备一桶水,如果有人要来欺负她们就用水来泼他们。这事情过了一些时候就落幕,以后就成为南大的文化校风。此后南大的新生不但不会被欺负,而且还被欢迎。首先是校友会欢迎,然后学会欢迎,系欢迎,大学欢迎。

南大在第二年开学就开始实行一场联合各个学会保护新生的政策,新生都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左派学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丽松校长上任后,他非常喜欢如此良好的文化及校风,这也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是奠定南大精神的因素之一。

后来南大当局开学时都会举办一场联欢会来欢迎所有的新生。校长黄丽松拉小提琴,身为系主任的我也负责唱歌、讲故事等等,为新生们娱乐作兴。南大后来就一直都维持了一贯的良好校风,也就因此吸引了不少学生纷纷前来就读,一些被南大新大同时录取的学生往往就选择了南大。

南大学生从进入小学之前到大学时代,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大不相同于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南大的校风也就自然不同于马大学生。

黄丽松小学中学都就读于中文学校,大学就读香港大学,背景也跟马来亚大学不同。他喜欢南大的校风是理所当然的事。南大的校风和南大学生的成就,密切相关。

2、设立研究院

在黄丽松所拟定的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设立研究院。这项计划让星马华人感到高兴。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南洋商报》发表社论《南大决定创办研究院》说:

新年同刚过去,南大就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它决定创办研究院,使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学术水准尽量提高。

当去年此日,南大新校长黄丽松决定接受南大的聘约的时候,他的最大的怀抱,就是想位充实南大的内容、提高学术水准,使它成为东南亚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

经过一年的苦心策划后,南大果然要迈步前进了。为着脚踏实地起见,它决定先创办亚洲、自然科学、数学与商学四个研究所。等到上述四个研究所办理得成绩卓著后,才扩而充之,继续创办其他各科的研究所。这种稳扎稳打的方位,是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人最崇尚的方位,因为每个科学家都懂得分析和综合的妙用,同时,也懂得把最复杂的事物,化为最简单的东西,然后集中精力,从事“慢而稳”的进展。

这番话反映出星马维护华文教育者心中的喜悦和期待,但是李光耀必定感到愤怒。他并不希望南大发展,他只希望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与星大合并。

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一日,黄丽松正式宣布,南大将开办研究院。研究院辖下将先行开办四个研究所:亚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商学研究所。并将颁授硕士和博士学位。

亚洲研究所的重点研究中,中文与马来文是最重要的两个范围。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李光耀一生看不起中文与马来文。他虽然定马来文为国语,但这国语只是名义上的,他并没有尽力推广。他没有公开贬抑马来文,只是因为不敢得罪马来人。至于中文,他非常憎恨,把维护中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非置于死地不可。他在消灭华文教育之后,筹划“讲华语运动”,要求华人只要会讲华语就好,不必会写华文。

黄丽松设立研究院的举措,必定令李光耀恼怒。他离开南大是迟早的事。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黄丽松在南大常年会员大会上正式提出设立研究院。他说:

在南大之现况下,首先要充实现有之学系,现有之师资,暂不拟开设新学系,亦暂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南大最迫切的需要和最易发展起来者就是设立研究院,逐步充实仪器图书设备给予教师更多研究机会,亦可教导比较高深之课程。大学体制中,研究院为大学长大成人之一个步骤。一间具有完整体系之大学,必有研究院,否则,便成为第二等、第三等大学。

他希望帮助南大发展为一间完整体系之大学,充满热忱和信心。这是当年创校先贤的热忱与信心的延续。

就一般大学的发展来说,黄丽松的话一点都没错:“一间具有完整体系之大学,必有研究院。”

就南大的发展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有助于南大的成长,但在李光耀看来,这是触犯潜规则,不能容忍。对南大越好的措施,在李光耀看来,越不能容忍。

黄丽松完全没有察觉,李光耀寄望于他的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不是要他帮助南大发展。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

黄丽松没有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在李光耀看来是罪大恶极,完全不能容忍。

李光耀之所以没有罢免黄丽松,是因为黄丽松是南大聘请的校长,不像后来的李昭铭,由他派遣到南大,一怒之下,便马上罢免。

黄丽松设立研究院可能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研究院给人地位较高的印象,标志南大发展的新方向;一个是,可以集中力量,致力于研究。他很强调研究,但研究院这制度难于长久实行,因为星加坡大学没有研究院,迟早会遭到反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南大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天,就是第九届毕业典礼的时候,王邦文部长宣布承认南大学位。隔年第十届黄丽松担任校长,那时的南大,第一届普通学位刚要毕业,荣誉学位还未出来,那时黄丽松已经宣布明年要开办研究院了。

当时黄丽松为何那么有把握呢?南大已有那个程度可以开办研究院了,当时的新大还没有研究院,实际上到了合并的时候,新大还没有研究院,新大的高级学位是由各系自己主办,没有一个真正的研究院。

所以南大敢提出研究院,是黄丽松先得到政府和理事会的支持,他才敢作这样的宣布。宣布了之后,记者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过后就来问他南大去年才刚刚被承认学位,是不是研究院只给去年毕业的,那么前面的第一届到第八届毕业的学生是否也有资格来读研究院?

他说当然,这些早期毕业的学生去读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大学,没有一间是不承认或认为南大的学位不合格的,那么现在南大又怎么会不承认自己学生的学位呢?最后,在职的毕业生从第一届一起只要系主任没有反对,研究院就收了。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在黄丽松的心中与印象里,南大的学生从第一届起就已经很不错了。……

黄丽松来时,他很清楚新制旧制对南大并无太大的差异。在他心中,旧的南大还是比新的南大好,所以研究院收的学生大多数是旧制的学生。研究院是美国制的,很多已经拿了硕士学位回来的校友是可以在南大一面做博士,一面担任讲师的。黄丽松把早期回来南大服务,只有硕士学位的校友送到研究院完成博士学位,所以后来南大理学院没有硕士学位的讲师了,通通是博士了。

说黄丽松得到政府的支持,大概是指王邦文或李昭铭的口头支持。然而,这两个人的支持根本不能算一回事,只有李光耀一个人才能说了算。李光耀不可能支持黄丽松发展南大。即使他偶尔说一两句好听的话,也不能当真。凡是他说的好听的话都是假话。真话都藏在心中,都是坏事。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都强调聘请有英国大学背景的教授。南大毕业生也应该到英国大学深造,取得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看来,有英国大学学位的教授才是合格的教授,没有英国大学学位的教授都是不合格的教授。南大的教授中,有英国大学学位的少,所以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都看不起南大的教授。李光耀根本就不承认美国大学的学位。一直到后来,英国人离开星加坡之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时,李光耀才承认美国大学的学位。

黄丽松创办研究院,在李光耀眼中是极大的错误。他根本就不希望南大发展,只希望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黄丽松显然看不出李光耀对南大的敌意,所以才发展研究院。他不把南大的年轻教师送到英国大学深造,而是在南大深造,这对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没有多大帮助,必定让李光耀愤怒。

设立研究院管理研究生,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英国大学通常都不设研究院,研究生直属于各个系,由系管理,即使设立研究院,研究生仍然隶属于各个系,因为研究生的导师都是各个系里的老师。大学聘请教师时,并无系与研究院之分。正因此,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南大的研究院就消失了。没人关心研究院的存亡。

黄丽松聘请刚从香港大学退休的林春猷教授出任研究院院长。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马来亚大学任教,帮助创办药剂系。离开马大后到香港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非常热心,担任研究院院长纯出于帮助南大发展,不要薪金,只领取些许车马费而已。他的资历和南大第一批教授的资历相似,不同的是,他是从英国人办的大学请来的,有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眼里,够资格;南大的教授是从中国人办的大学请来的,大多没有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眼里,不够资格。

当时的南大,完全受李光耀控制,容不得人才。黄丽松离开南大后,林春猷也跟着离开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研究院招生。攻读硕士学位课程需时两年,已得硕士学位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者,也需时两年。从攻读硕士学位至完成博士学位,需时四年。这跟英美大学的情况基本一致。

黄丽松非常强调研究。他决心把南大发展成一间第一等的大学。他有这样的决心与信心的一个原因是,南大当时得到政府资助,有了基本的发展经费,可以大胆向前走去。

在南大创办之初,原本有发展工学院的计划,但并没有实行,只设立文理商三个学园。黄丽松就任后,除了设立研究院,还打算发展工学院。于一九七〇年七月,组成工学院筹设委员会。他开始了初步的筹划工作,不久就离开了。薛寿生接任后,还继续筹划,但也未成事就离开了。

回顾南大初创办那几年,受政府歧视与迫害,缺少经费,只能节俭办学,惨淡经营。然而,这前后两个阶段,孰优孰劣,并非经费所能完全决定。学制、课程、学生求知的精神更加重要。

为了配合他所拟定的发展计划,黄丽松当时还有两项措施。一项是,聘请一些知名学者担任校外考委;一项是,聘请一些知名教授来任教。

黄丽松除了办研究院,也同时聘请一些有学术地位的接受来南大执教,例如生物系的主任约翰逊(Johnson)教授、化学系的系主任江爱泾教授,他们都是从星加坡大学请来的。这些教授都用英语教课,学生适应英语毫无困难,绝不像李光耀所说的,南大学生都不懂英文。这些有经验的教授,对南大研究院的发展当然也极为重要。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李光耀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到南大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他说(见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南大在早年,在从1956年起的最初数年间,是有好些非常优秀的学生的。当年,南大的师资水准还有待于建立,但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于毕业以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各大学研究院中从事专门研究,都有特出的表现。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如果南大今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表现上,不再能与从前媲美丽保持它的声誉,那么,就将前功尽废了。一所大学的声誉,固然是靠着教授们的学问素养,但同时,应靠着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表现。

他这是明明白白的说,南大改制后,学生的水准下降了。他的话狠狠的刮了王赓武一巴掌,因为王赓武说,实施新制,南大学生的水准讲大大提高;也狠狠的刮了他自己一巴掌,因为他一直说南大创办以来,学生不懂英文,所以水准差;也是狠狠的刮了黄丽松一巴掌,因为他当校长,请来好教授,却培养不出好学生,还要办研究院。

黄丽松是很有作为的校长,但他来不逢时,不知不觉走在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路上。

3、对外联系

一九六〇年,庄竹林出任南大校长后,不仅用心于南大的内政,也用心于南大的外交。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他不得不把精力主要用于校内的事务,除了设法稳定南大的经济,也鼓励南大师生致力于学术,为南大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外交方面,他率领南大加入为英联邦大学,成为会员,并参加联邦大学校长会议,还出席伦敦大学名誉校长伊丽莎白女王母后盛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让南洋大学得到英联邦各大学的承认。尽管李光耀不承认南洋大学,南大学生到英联邦大学深造毫无困难。

黄丽松就任校长后,继续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黄丽松主要的贡献是加强外人对南大的信心。当时他与国外建立关系,特别是英联邦大学,因此南大学生毕业后可轻易到英联邦国家深造。另外,他把南大的形象国际化,因此提高了南大的地位,甚至比新大在国际性的名声更响。再来,由于南大的教学方面完善,因此他也积极推动设立研究院,另外还开课给各系的研究院学生,从而加强南大的学术风气。……

当时黄丽松受邀成为南大的校长,他已经作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就召开了一场国际性的校长会议,南大立即变成是一所国际大学。然后还宣布要开办研究院提供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课程(当时历史悠久的新大马大都没有研究所),而且还设法邀请国际著名教授到南大教学。

当时黄丽松校长为了要吸引更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前来南大就读,允许在三年内考取学士荣誉学位。这策略真的吸引了很多的优异学生前来就读,后来遭到新大校长的反对,这策略也只是落实了一年。

一九七〇年三月,黄丽松所聘请的校外考试委员如:

杨桭宁教授(物理系)
奥本馨教授(A. Oppenheim)(数学系)
林纳特教授(J. W. Linnett)(化学系)
周法高教授(中文系)
郑德坤(历史系)

其中,杨振宁非常热心。他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感情。他答应担任校外考委,纯因为南大是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学。他除了看考卷,还在南大演讲。当时星加坡大学也想请他去演讲,他一口拒绝了。他还表示,愿意来南大讲学。正是这种民族感情,南大才得以建立起来。

杨振宁后来也担任马大与槟城理大的物理系校外考委。一九七六年,他在槟城的一场演讲中说,南大的物理系比马大与理大的物理系要强些(见《民报》1976年3月26日新闻)。这是对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诽谤南大的最佳回答。

校外考委可以从学生的答卷判断学生的学习心得与作答能力,但无法提高应届学生的程度。校外考委的意见可以用来改善以后的教学。

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都以南大没有校外考委而贬低南大的学术水准,不仅荒谬,而且恶毒。

黄丽松担任校长期间,一九七二年初,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以英联邦元首的身分第一次访问新加坡。访问的时间紧促,她只能选择参观一所大学。她舍弃英国人创办的星加坡大学,而访问南洋大学。女皇受到南大师生们热诚款待,还与学生交谈了半小时。这在当时,是轰动星马的大新闻。

南大在国际学术界,比星大更为人知。南大的主要敌人,只有李光耀一个。

不久,黄丽松离开南大。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最后期限,一天比一天逼近。

4、干预与辞职

(1)李光耀的阴影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用尽残酷的手段。南大改制后,他对南大的干预并未停止。星加坡到处都有李光耀的阴影。云南园更是在李光耀阴影的笼罩之下。

李光耀控制南大的第一步是控制南大的理事会。李光耀以承认学位和资助为筹码,谈判控制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三年,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之后,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在理事会的成员中,有他委派的人,其中两个是支持他的南大毕业生。这两个李光耀的党人,所作所为都遵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指令。

李光耀在控制南大理事会之后,下一步便是控制南大学生。为了控制南大学生,李光耀先后七次派大批军警血洗云南园。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七次侵犯云南园之后,南大学生的反对声音完全被镇压。

李光耀又让职业学生在校内成立“联谊会”,并设立“学生生活辅导处”,监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学生与学生生活。

接下来一步便是控制南大老师。比起控制南大理事会和学生来,这是比较容易的一步。教师的人数少,容易控制。外地来的教师,可以轻易驱逐出境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柯亨事件。

(2)柯亨事件

黄丽松掌校时,欢迎南大校友回校任教,但他也计划聘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地位的教授前来任教。他要把南大发展成第一等的国际大学。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柯亨事件”。这件事的真相如何,至今还是个谜。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有一件事,就是Cohen事件,是南大历史里面的一件事。Cohen是美国人,他说他有三个博士学位,甚至有一个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发的,另外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学就奇奇怪怪的。当时黄丽松很高兴,因为他要吸引外国有名的大学,那么就请他来,在商学院里面。

但是这个人是大骗子。他来后就开始收集南大的丑闻,他的动机是勒索。他有备而来,收集了一些南大男学生和女学生上课时不坐在一起,显得有点落伍。如果有记者来问南大教师,教师不敢讲,每次讲的时候就说不要提我的名字。换句话说,他是要制造一个印象,新加坡是很保守的、落伍的、不自由的。他收集完之后,就故意制造麻烦了。他去批评新加坡政府,南大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他已经跟外国联络好了。当南大要开除他的时候,他就告南大因为他的聘约还没结束,南大要赔偿损失。他已经知道南大要告他,要打官司;然后打官司时,他就趁机把丑闻给一些杂志社。

本来我不知道这事件,我知道这个人神神秘秘,但并不认识他。不过他的一个同事知道他的企图,而且他故意给这个同事知道他的企图。这个人十分狡猾,结果南大不敢告他。

后来这个事件提到理事会那里。王佐因为在审核他的学位时忽略了,没有去问有关大学他是否有这个学位。后来要开除他的时候才写信去问,发现这个人并没有在那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文凭是假的。文凭是假的,可以开除他;但是一开除他,说他是假的,等于说南大行政出问题,没有好好地审核申请书。

这件事情上真正犯了错误的是黄建邦,因为调查审核不是注册主任的责任,而是他的下属负责。但是王佐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承认是自己的疏忽。实际上当他承认时,校长就立刻说不是你的疏忽,而是校长自己的疏忽,因为很想聘请这个人,所以是校长影响了他们令他们疏忽。……

后来,我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从他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实际上他早就在收集南大的缺点,到底对不对,新闻就是这样,外国的新闻更是喜欢夸张。无论如何,错了之后,南大名义就受损了,因为南大已经被冤枉很多事情,小小的风波,人家就大作文章。

最后,黄祖耀立刻叫一个律师来,考虑给他勒索也没有办法。他要回去,要坐一号位的船。我们给他飞机票回去,他不要;然后还要赔偿他聘约剩下的薪水。他的要求也并不太高,不是说要求一两百万,他只是说你叫我离开,你被我骗,我要回去,但是不要坐飞机。最后还是赔偿他,赔偿的钱好像是理事会出的,南大的预算案里面这个账不好报。

这柯亨事件,当时校内校外都在流传,但没人知道真相。从郑奋兴的叙述看来,这件事有几个疑点:

其一,动机是勒索吗?

如果柯亨的动机是勒索,为什么“他的要求也并不太高,不是说要求一两百万,他只是说你叫我离开,你被我骗,我要回去,但是不要坐飞机。”如果真的是为勒索而来,为什么要求那么少?

其二,什么是丑闻?

柯亨收集南大哪些“丑闻”呢?“一些南大男学生和女学生上课时不坐在一起,显得有点落伍。”这不算什么丑闻。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根本不是什么丑闻。

至于南大教师对记者讲话,不要记者提自己的名字。更不是南大的丑闻,而是李光耀高压政策的后遗症。

说“新加坡是很保守的、落伍的、不自由的。”那也不是南大的丑闻,倒是反应星加坡政治的真实一面。“不自由”也正是高压政策的结果。各地记者讲到星加坡时早就这么说,不是丑闻,也不是新闻。

其三,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丑闻?

柯亨收集上述丑闻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勒索”。

姑不论上述是不是丑闻,就算是丑闻,可以勒索些什么?如何勒索?

照上述引文的说法,他的勒索办法是:先惹事,让南大开除他,然后索取赔偿。如果南大要告他,他就把“丑闻”交给杂志社发表。

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因为那些“丑闻”根本就没有新闻价值。交给杂志社又能勒索到些什么呢?

其四,是政治事件吗?

这句话大概是引起整件事的主要原因:“他去批评新加坡政府,南大当然很不高兴。”批评星加坡政府,南大恐怕不仅仅是“不高兴”,而是必定有政治麻烦。

这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柯亨真的志在勒索,为什么要批评星加坡政府,自找麻烦,而又达不到勒索的目的?

其五,是假文凭引起面子问题吗?

在柯亨批评李光耀政府后,事件突然有了转折。南大这时发现柯亨的文凭是假的。

既然文凭是假的,显然是柯亨毁约了,校方可以解约,要柯亨离校。可是,校方却不敢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有面子问题:“文凭是假的,可以开除他;但是一开除他,说他是假的,等于说南大行政出问题,没有好好地审核申请书。”

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这事件当时在校内校外都已广为流传,校方的面子早就丢光了,还有什么顾忌吗?

如果柯亨真的用假文凭申请工作,而且得到了,按照常理,他应该静静工作,每月领取薪金,尽量低调。为什么还要惹事?

如果校方把柯亨开除,反而可以让人觉得处理得当。为什么柯亨有底气,而校方没有底气?

其六,为什么甘愿被勒索?

柯亨勒索南大的方法是打官司:“当南大要开除他的时候,他就告南大因为他的聘约还没结束,南大要赔偿损失。”

底气南大不敢打官司,事件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考虑给他勒索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赔偿他”。这真是怪事。为什么校方甘愿被勒索?

如果柯亨真的用假文凭欺骗南大,得到工作,又用南大的“丑闻”勒索,这是很严重的刑事案件。校方可以叫柯亨自行离开,不付分文。如果柯亨不答应,校方可以直接把案件交给警方,提告用假文件、欺诈、勒索三宗罪,每一宗罪都可以让他坐几年牢。为什么南大不这么做,而要甘愿被勒索?

无论柯亨在监牢里,还是在出来之后,都不可能告南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他是美国人,坐牢出来便会被递解出境。再说,即使他向南大提告,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

这事件疑点重重,真相至今不明。在李光耀控制南大后,这种不明真相的事,何止千万?受害的是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南洋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这件事在黄丽松任内,是很重大的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很重大的事。为什么在他的回忆录中,在说到王佐时,对这件事不提一个字,反而是对王佐称赞有加?这是很奇怪的事。

王佐是什么人呢?他是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时,安插在南大的“注册主任”。在这之前,南大的注册主任都由教授兼任。教授了解大学的事务。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的日常事务,便安插王佐在注册处当主任。当时,校内有个传说,王佐是王邦文的人,由王邦文安插在注册处。就当时的形势看来,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王佐第二次到南大任职。第一次在一九五四年,跟随林语堂来南大任职。

一九五五年,王佐跟林语堂一起领取“遣散费”离开。《南洋大学创校史》第十八章有这样的记录:

王佐及其夫人陈秀锦等,俱系三年聘约,……王氏夫妇原居马六甲,其后赴美求学,此次遗散费亦与外地来星者,享受同等待遇,且获回美盘缠,王氏夫妇去年十二月来星,今共领得三万余元。

王佐与陈秀锦所领的遣散费相同,都是一五,六八〇.五〇元。两人合计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一元。这在当时,足够买三栋独立式大洋房。

王佐所收到的遣散费中,包括回去美国的旅费,但他并不回美国去,而是回马六甲,担任培风中学校长。十年后,再到南大任职,这时,他是王邦文的人。

王佐在美国取得个硕士学位。在他的履历中,一直都写着“博士(即将毕业)”,退休时仍然如此。这就是王佐。

在陈六使先生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时候,南大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潘国渠先生负责。潘国渠先生的办事能力十分卓绝。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形下,把南大办起来。他亲自到香港台湾去聘请的教授,学识与经验都极其丰富,培养出杰出的学生。正因此,遭到英国人和李光耀的打击,被褫夺公民权,最后辞职。

王佐的办事能力一无是处,但这样的人正是李光耀所需要的。他只需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不必有办事能力。办事越糟糕越好,可以证明南大是劣质大学,应该早日关闭。

柯亨事件并未就此了结。其后遗症导致黄丽松最终辞职。

(3)校友干预校政

李光耀通过他委任的人控制南大,钳制南大的发展。黄丽松与李光耀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

黄丽松宣布设立研究院后,李光耀党人的一些南大毕业生,当年在南大时的职业学生,立意挤入研究院读个学位,留在南大任教,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

黄丽松对南大的发展充满信心。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为一家既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需要聘请西方著名大学毕业的学者,有学术成就的教授前来任教。柯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黄丽松也欢迎南大校友后来任教,但他强调需要有博士学位。当时,任教的校友之中,有些并无博士学位。这些人多是支持李光耀的卒子。他们担心会被淘汰。于是,要求黄丽松在聘任教授时,必须把一定百分比的名额留给南大校友,而且全部重要的职位都必须留给南大校友。这样的要求,表面看起来是在维护南大,实际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们心目中的校友,并不是有学术成就的校友,而是支持李光耀的党人,完全出于自利。这样一来,他们跟黄丽松的冲突便无法避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黄丽松不希望南大是完全属于校友的,因为他认为要是全部重要的职位都落在校友身上,那就会使南大的视野跟范围变得狭窄,在国际上也不能发挥。南大校友人才虽多,但是他想在校友及国际的人才之间取得平衡;南大校友有一半的影响力,另外一半的影响力应该来自外面来的人,这样的话才能产生互相竞争和激励,发生火花的效应。他这样的政策,我当然很支持,但是有的校友就不是很认同,有的认为他抢了他们升级的机会。

我是幸运的,很早就进来南大,升级成为教授。后来黄丽松就设立了一个条规,说明以后聘请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要把相关的履历寄去英国一个遴选委员会决定哪些人有资格做教授。还有一点,因为当时是英国制,所以每个系里只有一位教授。我当时做了教授,所以别人就不能做教授了,所以有的人觉得不大好、不大公平。这样让有的校友觉得说黄丽松好像不大提拔校友。不过不能否认的,他对南大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他奠定了南大后期的学术风气。

这些背靠李光耀的校友,不断给黄丽松施加政治压力。他完全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压力,所以转到香港大学去当校长。临走时对报界说:“不能容忍校友干预校政。”他离开时,很不愉快。

(4)陈六使辞世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凌晨,陈六使先生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南大校友在报上刊登全版的挽词云:

水源木本,永忆先生!

南大因陈六使先生而成立。他留给南大与世人的是永远的遗憾与怀念。潘国渠先生为治丧委员会所题挽联曰:

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功,生可荣,死无憾也。
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这挽联概括陈六使先生的功业与性情。福建会馆所题挽联曰:

兴创学府,树业树人,期他日社会栋梁,出诸南大。
领袖群伦,立言立德,为今朝风流人物,还看同安。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陈六使先生的功业。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陈六使逝世出殡,灵柩上覆盖南大校旗,送殡行列多达六千余人。

黄丽松辞职的时间安排在这之前两天,九月十五日,显然是为了避开陈六使先生的出殡日期。他身为南洋大学校长,理应出席陈六使先生的丧礼,却仓促离开南大,不合事理人情。这只能显示,他是在李光耀的淫威底下安排离职的时间。李光耀的阴影无处不在。

(5)在李光耀的阴影下辞职

黄丽松在离去之前,已经安排好薛寿生继任校长。他在李光耀的阴影之下继任,不可能有所作为。

三十年后,二〇〇〇年,黄丽松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回忆离去前夕,南大学生为他举行送别晚会的情形:

晚会结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来参加晚会的学生们已排起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丘上的学生楼一直到我家房子矗立之处的另一座山丘的山脚下,以便一个一个跟我说再见。我高兴地和他们每一位握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这是我在南大最受感动的经验,确实也是一生中最受感动的。

南大学生对他十分敬重。南大学生绝不是促使他离职的原因。《亚洲周刊》记者问他,离职是否与李光耀有关时,他答非所问(见12月10日《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

我和李光耀见过好几次面,我们没有意见不和。李光耀来南大的次数比到新加坡大学(新大)还多,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南大非改革不可,作为新加坡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南大不能走自己的路。当时的南大华校生感受到是吃亏的一群,得到的待遇很差,所以有很大的不满。但是年轻人是讲道理的,和学生之间没有难办的事,我第一天到南大就和学生立了契约,要共同把南大的声誉搞好。另外也有南大毕业生回来的讲师,一起来把南大办好。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利用南大作为政治资本,但基本没有太大的不愉快。

他答非所问,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正显示他的离职和李光耀密切相关。

他说:“南大非改革不可,作为新加坡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南大不能走自己的路。”这其实就是李光耀说的。他这是借用李光耀的话来婉转表达,他是在李光耀的压制之下离职的。

黄丽松掌校时,就是要带领南大“走自己的路”。他盛赞南大独一无二的特色在于传承中国文化,东方的精神文明。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一间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

他的办学理念和李光耀完全相反。李光耀不容许南大“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他离职的原因。他不能直接说出来。李光耀的阴影即使是在三十年后,仍然是他心中的重压,以致他不敢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以免麻烦。李光耀的阴影如鬼魅一般,无处不在。

当时,李光耀已完全控制南大。李光耀的阴影笼罩校园内外,发生在校园里的一切都必定与李光耀密切相关。黄丽松是校长,他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必然和李光耀密切相关。他正是在李光耀的阴影之下离职。

他有“把南大的声誉搞好”的愿望。这让他跟希望“把南大的声誉搞坏”的李光耀不可能意见一致,但即使李光耀对他不满,也不需要和他当面争论,当然“没有意见不和”。

说“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完全没有意义,而且违反事实,因为他接受采访时,李光耀已把南大关闭了近三十年。

至于“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利用南大作为政治资本”,所指的便是李光耀安排在南大校内的卒子。他答非所问,含糊其辞,正显示他内心对李光耀阴影的顾忌与烦扰,让他决定离去。

二〇〇三年,谢诗坚在《王赓武访谈录之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文中说:

所以到後來當黃麗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長時,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他在南大似乎難以施展抱負,而在1972年離職,到香港出任港大校長。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刊于《星洲日报》,说法有出入(2003年7月27日版。引文见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

黄丽松也是我的挚友,他在南大当校长时显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南大远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要建构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离开南大,到港大任校长。

这里所说的“他觉得南大远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要建构的南大”,表示黄丽松对南大极度失望,隐含的意思是:南大问题多,令他不满,因而离职。

这篇访谈的另外一个版本说:“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则黄丽松所失望的是“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

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不小。何以如此,不得而知。对比黄丽松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的话,王赓武显然是在帮李光耀开脱,把黄丽松离职的原因推给南大师生。他的意图根李光耀的一样恶毒。

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这是黄丽松来南大之前便已如此的,不足为奇。黄丽松不应不知道。这待遇差异,也是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用来攻击南大的借口。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光耀的阴影,无处不在。

黄丽松就任时,以为李光耀“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他完全误解了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委任他为校长,目的是要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主旨,而他却决定发展研究院。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新加坡大学并没有研究院。

这之后,他在南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李光耀的卒子给他施加种种压力。他们如果不是得到李光耀的默许怂恿,不可能如此嚣张。

黄丽松在面对这些政治压力的时候,有机会当香港大学校长,便毅然辞职离开了。正因此,他在临走前才会撂下一句话:“不能容忍校友干预校政。”他的离去,主要是因为他未能理解李光耀未明言的意旨,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黄丽松是个有作为的校长,比之前的黄应荣好太多了。亚洲周刊的《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文中说: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李光耀的卒子给黄丽松的压力,令南大学生非常反感。南大学生都希望南大更加发展,日益壮大,不希望看到黄丽松离开。长长的握别队伍,是出于对黄丽松的敬重与感谢,是出于对母校的爱护深情,更是出于对李光耀从不停止迫害南大的无声抗议。

黄丽松非常喜欢南大的文化与校风。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黄丽松校长上任后,他非常喜欢如此良好的文化及校风,这也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是奠定南大精神的因素之一。

后来南大当局开学时都会举办一场联欢会来欢迎所有的新生。校长黄丽松拉小提琴,身为系主任的我也负责唱歌、讲故事等等,为新生们娱乐作兴。南大后来就一直都维持了一贯的良好校风,也就因此吸引了不少学生纷纷前来就读,一些被南大新大同时录取的学生往往就选择了南大。……

黄丽松校长来南大那几年,对南大很有贡献。他觉得南大的环境非常好。有一件事情是我常常要提起的:他在南大的时候,为了跟教授学生较为熟悉,傍晚时候常常拿一根拐杖,到处走走,跟教授学生交谈。不幸的是,他后来被港大请去。临走的时候学生排成一长长的队伍,一一跟他握手,从学生楼到校长楼,景象壮观!……

南大的校风有什么特点呢?郑奋兴解释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南大的校风是: “对我们有恩的,我们非常感激。对我们好的,我们回报。诽谤我们的,我们华人文化素来是‘有容乃大’,不去计较。因此也没有特地为此辩白。

南大校风的两个特点是:包容与感恩。

因为包容,故可与任何人和平共处。因为感恩,所以南大学生特别尊敬老师。古人说:“一日为师,一生为父”,敬老师如敬父母。正因此,黄丽松离开时,学生列队跟他握别。这件事,他一生念念不忘。

黄丽松离开南大后,对南大仍然很关心,时常回来看看。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黄丽松离开南大之后,仍然时常回南大来看看,每年都会打电话回来关心南大。

南大的校风,南大的文化特色,都令黄丽松毕生难忘。这是他关心南大的主要原因。

黄丽松帮助南大发展,南大帮助他认识人生。

三 十年计划

(一)改革的困局

李光耀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改革南大之后,走了关闭南大的第一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本来,南大一开始便是双语大学,英文是南大学生的第二语文,当然没有第一语文的程度,但运用英文并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李光耀尊重华人的教育自由,尊重南大的存在,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以英文代替母语,完全是多此一举。南大学生掌握两种语文毕竟比单一语文好。问题就至于李光耀不允许华人有教育自由,不允许南大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非得把南大由双语大学改为单语大学不可。说白了,就是要把南大改成跟星加坡大学一样,然后两校合并,把南大关闭。

他允许黄丽松当南大校长,原本以为黄丽松会依据《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他万万没想到,黄丽松要继续把南大发展成独一无二的大学,也就是让南大继续发扬中国文化,而对于把南大改变成英文大学,并不那么热心,只是强调英文很重要而已。南大仍旧是双语大学。这是李光耀完全不能容忍的。黄丽松最终还是被逼离开了。

当初,黄丽松就任时,或许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目的,就是以南大为跳板,跳到香港大学去当校长。就他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也无可厚非,但这对南大毕竟是很大的打击。就他在南大的作为说,他毕竟很有贡献。这正是南大学生列队向他握别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黄丽松离开之前,已安排薛寿生接任。在他离职一个星期后,薛寿生便上任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后来香港大学请黄丽松去当校长,临走时,他推荐薛寿生博士为南大校长。

薛寿生校长的作风和黄丽松校长不同,在南大几乎没什么新闻。当时南大与德国与法国关系良好。薛寿生校长为了不让自己过份露面,派我为代表到法国、德国去建立良好关系,许多电脑中心的人员也都先后去法国访问。……

后来,薛寿生来了,他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若他没到南大来,也可能是担任中文大学校长的人选之一。中文大学是三个学院合并起来的,他是三个副校长之一。校长当时是从美国请来的,但是校长与本地的职员不和,所以迟早都会离开的。薛寿生来南大只是暂时性的,是黄丽松建议请他来的,因为他和黄丽松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愿意帮黄丽松完成他还没实现的计划。

薛寿生是从香港中文大学来的。中文大学一些教授私下有个说法,薛寿生只要能安安稳稳任满,就有希望回中文大学去接任校长。如果他在中文大学可以安安稳稳任满,在黄丽松退休时,也有希望到香港大学接任校长。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南大未能任满便被逼退了,也就无法接任中文大学校长职。这虽然只是民间传说,无法证实,但也未必空穴来风。

黄丽松既然安排薛寿生来继任,也必定把南大当时在李光耀的阴影下求存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他对李光耀的政治必定有所了解,既然来接任,也就必定有心理准备。当然,他也必定有自己的打算。上任之后,他非常低调,只想平安无事。身为南大校长,他本应到法国和德国去商谈大学之间的合作,却为了避免出错,便派郑奋兴代表他去。这是不愿担当的表现。

薛寿生在学制方面也有一些调整。他引入主修与副修制。这在美国大学中很普遍。香港中文大学也采用这样的学制。薛寿生从中文大学来,也就把这个学制引进来。这个学制有两个优点:

其一,各个学系都开设主修与副修课程,可以大大减少各系所开设科目的数量,节省开支。

其二,所有学生都有一个主修和一个副修课程,对日后研究与就业都有帮助。例如,主修数学副修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到中学任教,数学之外,也可以教物理。如从事研究,也可以转到物理学方面。

这个制度很有灵活性,也很符合实际。

由于薛寿生一心只想维持黄丽松留下的格局,安安稳稳过下去,他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但也没有努力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一点,在黄丽松之后仍然止步不前,必定令李光耀十分愤怒。他最后被撤职离开,也是注定的结局。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是被逼离任的。他们离任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明白李光耀未明言的意旨,触犯李光耀的潜规则所致。这结果便是李光耀直接派他的教育部长李昭銘来接任。新官上任,开宗明义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很显然,李光耀已经忍无可忍,坐不住了。

(二)十年发展计划

1、无需发展的发展计划

李光耀在一九六六年强逼南大改制,一九六九年新制第一届学生毕业。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李光耀在南大有了新制第一届毕业生之后,到南大演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阐明他的新政策,以便逐步关闭南大。他在演讲时说,星加坡大学已经有了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南大也必须有一个同样的计划,并且与星大的发展计划相配合。他明确指示:

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

于是,南大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成立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一共有五位委员与两位顾问:

黄丽松 (南大前任校长)
林春献 (南大研究院前任院长)
郑维廉 (教育部常任秘书)
黄望青 (南大理事)
卢耀 (南大副校长)
秘书 程淑华

游保生 (顾问,新加坡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Harry L. Case (顾问,福特基金会专家)

委员会的职责是研讨南大今后十年发展之趋向,并提出全盘发展计划:

委员会受委任的范围是“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发展计划,对南洋大学今后十年之全盘计划发展,提供建议,俾加强现有课程,增设新学系,以应新加坡对高等学府之未来需求。”

五位委员之中,只有黄丽松和林春猷有发展大学的经验,知道大学该如何发展,但都已离开南大,没有实际的影响力。

通观全篇计划书,并无发展南大的意思,显然黄丽松和林春猷两人都只是花瓶。名义上是五个人组成委员会,实际是由郑维廉、黄望青、卢耀三个人代表李光耀决定南大往后十年的发展。

郑维廉、黄望青、卢耀都是李光耀的代表。卢耀是一九六四年南大第二届理事会的政府代表,也是理事会常务理事;郑维廉是李光耀的公务员,教育部常任秘书,一九六九年南大第四届理事会的政府代表;黄望青是一九六九年南大第四届理事会的工商界代表,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二战时期,黄望青和李光耀都帮助日本人做事。在华人看来,都是汉奸走狗。他可能知道李光耀帮助日军的许多秘密,所以被重用,但最终仍难逃被李光耀打击,流亡香港。

郑维廉、黄望青、卢耀三人在计划书完成之后,仍然留在南大理事会,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跟前此的三份报告书一样,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编制南洋大学的未来发展路线,配合星加坡大学的十年发展计划。因此,这报告书预示了南洋大学的未来历史发展和结局。这一个南大的终结蓝图,可以通过报告书的部分指示去领会其内涵,再与南大后来的发展相印证。

委员会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开始工作,经过十一个月筹划后,写成《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比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所花的时间都长,而所写出来的报告书却丝毫都不清楚。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星洲日报刊登薛寿生的文章《与时代并进的南大》,提及南大十年发展计划。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南洋大学对外发布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

按照常理,既是十年发展计划书,当先说明目前状况,如何分阶段,从目前阶段向前发展,以达到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最后达到十年后的目标。每个阶段都应该有具体的发展方案。可是,南大这十年发展计划书只有三页,十九项指示,没有具体计划方案,完全不像是历时十一个月筹划的计划书。这非常清楚告诉世人,南大不需要具体的发展计划,只需按照李光耀的指令去做就是了。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并无具体而详细的发展计划,只一共有十九项指示,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什么计划书,只不过是按照李光耀的指令撰写的简单提纲。南大未来的十年发展计划,必须配合星加坡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这十年发展计划给南大定下最终的结局便是在十年之内与星大合并,把南大关闭。

在十九项指示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项。这一项定下南大最终的结局。这一项指定南大未来十年的三个发展方向:

其一,南大以新加坡大学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

其二,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

其三,南大本着自身的历史与传统以及其他特殊因素,在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前提下,以自身的力量去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由于上节所列举的限制,委员会认为这三个方向,前者无可实行,只得以第三个方向作为研议的根据。

所谓“限制”是什么呢?即第二项指示:

委员会之任务范国限于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以及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

这话的实际意思是:

其一,南大的发展计划必须参考星大的发展计划,不能超出星大的发展范围。

其二,南大依赖政府的资助,任何发展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

上述三个发展方向中,第一个方向,“以新加坡大学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意思含糊。如果是发展成一间与星加坡大学一样的“完整大学”,就是增加新的院系,让南大继续存在。这不可能符合李光耀的意旨。

第二个方向,“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意思是两间大学的院系不能一样。这实际就是把南大原有的院系关闭,把星大的一些院系搬到云南园。这难于实行,但可以让南大名存实亡,李光耀应可接受,但仍然不是他所要的最佳结果。他所要的最佳结果是彻底铲除南洋大学,不留痕迹。

李光耀的要求就是不能超出上述的“限制”。第一第二个方向都无法达到李光耀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是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方向,实际的意思是让南大继续存在,但要“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这需求是什么,没有明言,实际就是李光耀的政治要求。按照李光耀的政治要求继续改革,直到最后和星加坡大学合并,把南大关闭。

就后来的演变情况往回看,第二个发展方向行不通,第三个发展方向只是暂时的,第一个方向的实际含义是,让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这才是李光耀的真正要求。这样,就可以把南洋大学彻底铲除,不留痕迹。

这份报告书必须符合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说出来的可以写,李光耀没说出来的就自然不可以写。因此,委员会只能建议南大维持现状,按照李光耀已说的继续改革,无法详细写明南大未来的发展方案,更无发展的时间表。通观整份报告书,除了建议维持现状之外,其余各节都只是言不及义的空话,没有实质的意义。

2、南大的发展目标是与星大合并

计划书的第二项指示,隐藏李光耀的最终意旨,即暗示南大的最终结局在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

委员会之任务范国限于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以及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

所谓“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实就是李光耀在一九七〇年在南大演讲时所说的“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这是李光耀为了把南大与星大合并的重要步骤。他的恶毒计划应该是在他上台执政之前,与英国人相勾结的时候便已定下的了。接下来只是一步一步向最终目标走去而已。

他在一九五九年炮制的《魏雅聆报告书》中,便阐明以马大为蓝本改组南大的政治思维。

一九六五年炮制的《王赓武报告书》,建议把南大有而星大没有的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关闭,清楚说出南大的发展绝对不能超出星大的发展范围。

这之后,李光耀鼓励华校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到星大去,塑造南大是收不到好学生的大学。

一九七五年,李光耀委派李昭铭担任南大校长,设立南大和星大将校际委员会,以促进两间大学之合作,实际就是为合并铺路。

一九七六年,全盘检讨南大各系课程,避免与星大发展目标与方向重叠。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南大落后于星大。这显示李光耀决心塑造南大是一间落后的大学。南大没有吸引力,收不到好学生,只能招收次等生。这就是后来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借口。

李昭銘没有领会李光耀没说出的意旨,竟然提议办工学院与绘测系,与星大院系重叠,立即被李光耀罢免。

“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一语,显然是李光耀的威胁,提醒南大,没有他的支持,南大无法生存。当初他就是以资助为谈判筹码,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

3、设立新学系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报告书的第五项指示说:

委员会报告书对于南大之未来发展及成长之献议,并不是把现有学系都作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较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学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大学发展须符合“国家社会需求”,这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对此“国家社会需求”的解释,可以很不一样,乃至于完全相反。例如,南大的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都符合“国家社会需求”,而且是急切需求,但王赓武认为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建议关闭。实际的原因是这三个系为星大所无,所以必须关闭。王赓武只是按照李光耀的政治需求提议。

当初,先贤创办南大更是为了“国家社会需求”,而且是非常急迫的需求。英国人也不否认有此需求,但并不赞成华人创办大学,而是希望华校学生学好英文,进入马大。当时的马大,连英校的毕业生都不能多收一个,更何况数量甚多的华校毕业生。因此,先贤创办南大乃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是在李光耀看来,创办南大完全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然而,南大既已设立,成为李光耀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便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跟马大(就是后来的星大)完全合并,把南大关闭。报告书第五项中所说的“国家社会需求”,实际就是李光耀的政治需求。南大的学系甚或学科的发展都要视李光耀有何想法而定。

一九六八年,南大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设立马来文系。这是南大创办之初就拟设立的学系,只因没有合适的教授而搁置下来。到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后,才应景设立马来文系。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李光耀以“不符合效益”,也就是以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为理由,停办马来文系。

一九七四年,马来文系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便关闭了。当时,星加坡的马来人社会反对南大关闭马来文系,但李光耀并不在意。他只有在打击华文教育时,才用马来人来威胁华人。

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李光耀对大学的干预,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对南大尤其如此,完全不尊重学术与教育。

几年后,李光耀便以“国家社会需求”为理由来关闭南大。他说出来的理由是“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于是,丹顿就按照他的意旨,写报告书,重复李光耀要他说的话,应景得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结论。南大就这样被李光耀关闭了。

4、设立专业课程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报告书第六项说:

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时专供文理通才教育而过少提供专业训练之局限,亦有必要把现时颇不受限制的学科范围,使成为多元化。

南大初创办时,本打算设立五个学院:文、理、工、商、农。其中,文理两个学院是为华校中学培养师资而设,工、商、农三个学院则是为工业、商业、农业界的发展需求而设。鉴于设立工农两个学院需要较大的资金,暂缓设立,而先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其中文理两个学院重在学术教育,商学院的会计系和银行系则重在专业训练。

在南大逐步发展之后,如获得政府资助,便可以设立工农两个学院。李光耀掌握国家机器,把国家的钱视为他自家的钱,不愿资助南大发展,一心只想置南大于死地。就是给南大少许的资助,也要以资助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

李光耀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控制南大之后,仍然不肯资助南大发展,只愿意部分资助。《王赓武报告书》更完全限制南大的发展,不得开设新院系,不得超越星加坡大学。这样一来,专业院系便无从发展了。

南大要突破这个人为的局限,便只能从现有的学系开辟新的分支。因此,数学系衍生出了电脑科学系。当时,电脑科技对星加坡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是,南大设立电脑系却遭到李光耀的强烈反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吴德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在当时他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变,因为他认为南大一切都很好,只要大家认真努力工作。由于他在当校长方面的经验丰富,而且具远见,凡事有自己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常常与李光耀总理意见不和。

譬如当时李光耀总理命令南大关闭电脑系,理由是当时南大电脑系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读,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但吴德耀并不执行命令,后来新加坡政府也自己收回成命。南大新大合并他也自始至终全力反对,在报上公开撰文抨击,反对得比许多校友还要激烈。

今天回头看。吴校长虽留得住电脑系为新加坡保住现代资讯的基石命脉,却不能为新加坡保住一所华文大学。但他的远见可说是比大家早了卅年。

李光耀以“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为理由,要求关闭电脑系,正如王赓武以“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为理由,要求关闭化工系一样。实际的情况是:星马两地都十分需要化工与电脑的人才。关闭这两个系的真正原因是,这两个系星大都没有开设,南大也不能开设。

南大的领导人有远见,南大也有开设这两个系的人才,南大更是这个地区开设电脑课程的第一家大学。

然而,李光耀却下令吴德耀校长把电脑系关掉。这件事正好印证第二项指示的真正意图:南大的发展绝对不能超过星大的发展范围。

由此看来,南大《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的十九项指示中,除了第三项指示跟南大的未来发展相关之外,其余十八项都不涉及南大未来发展,只是对南大的未来教学行政提出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建议,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例如:文学院分为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商学院改称为商业管理学院;生物学系增设经济植物与动物学;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研究;南大应重新恢复校外进修课程等。究其根本,李光耀并不希望南大发展,只希望南大维持《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限制,不是往前迈进,而是在原地踏步,直到最后关闭。

南大创办之初,在考虑校址时,注意到校园附近将发展工业,有助于设立工学院。报告书中也认识到这一点。第七项指示说:

南大由于它的独特本质以及毗邻工业区的有利位置,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良好潜能必须完全加以利用以作为发展其优越学术范畴,以便进一步增加南大作为学术中心的声誉。

第八项指示说:

委员会在制订所作建议原则时,大学与迅速长成中的工业区位置毗邻之优点受到特别注视,因为工业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给予在工艺、管理、劳工关系与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学生,提供了实际经验

可是,《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却不建议南大发展工学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不同意。南大的发展不能超越星大,只有星大才能发展工学院。

李昭铭担任校长时,也身兼科技部长,深知南大的发展潜能,曾经拟定开设工学院和绘测学系计划。这违反了李光耀制定的南大潜规则,触怒龙颜,于是立即被撤职,退出内阁,沦为后座议员。这也正可以印证第二项指示中不明言的涵义。

一九六六年以后,李光耀已全面控制南洋大学,他也早已决定如何关闭南大,却假意组成委员会,拟定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书。名为十年计划书,却没有明言十年间将如何发展,而是慢慢消耗南大的精力,让南大的创办人与华文教育界眼睁睁的,无可奈何的,看着李光耀在慢慢扼杀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精神胜利的满足感,反映出他心理变态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在南大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黄祖耀公布南大十年发展计划建议书。

三个月后,李光耀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程序。

(三)薛寿生罢职

南大的十年发展计划虽然在薛寿生的手上完成,但整份计划书并没有给他明确的指引,如何发展,反而成为南大发展的紧箍咒,束缚手脚的镣铐,举步维艰。

李光耀没有明言的意旨是:尽快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但薛寿生仍然遵照黄丽松的路线慢慢走,希望保持南大原有的特色,发展成一间又有特色又有水准的大学,而不是英文大学,只是强调英文很重要。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薛寿生来南大只是暂时性的,是黄丽松建议请他来的,因为他和黄丽松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愿意帮黄丽松完成他还没实现的计划。

薛寿生把自己塑造成劳苦但不功高的校长,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位好校长,这也是他了不得的地方。甘愿做黄丽松的影子,帮他推行了很多计划。例如把电脑中心发展成电脑系。当时黄丽松建议开新的课程,所以有了大众传播系。黄丽松也觉得南大跟英国和美国的关系都不错,但是却跟欧洲国家的大学没什么联系,而薛寿生的法文、德文很好,所以他来南大后就与法国、德国建立很好的关系,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当时他要我代表他去法、德两国进行交流。南大电脑系的主要支持者是法国政府和大学,当时南大要聘请外国的教授来电脑系,但是没钱请美国的教授,正巧法国的两间大学送教授来南大讲学,因此电脑系才能如愿创办起来,奠定了电脑系成立的根基。

薛寿生很了解南大的十年发展计划,只想守成,安安稳稳到任期届满,不敢有新的发展,以免犯规。尽管他处处小心,只是萧规曹随,完成黄丽松未完成的计划,他还是触怒龙颜,因为他不仅不加速步伐,以英文全面代替华文,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还跟法国、德国联系,而不是跟英国联系,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他在不能发展的情况下,只能有些微变化,而就是这样的轻微变化,亦不能为李光耀所容忍。这就注定他不能任满三年便被逼离职了。

薛寿生上任后,仍然遵循黄丽松的发展方针。他在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就“发展为全国性大学”与语文的方针说(见《以全国性大学为目标》,收在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各位当还记得,母校初创办时,曾发表一项《创立南洋大学宣言》,指出母校对“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换句话说,创办人早已把发展母校为全国性大学为目标,使之成为各民族各语文源流学生之深造中心。……

母校创办之宗旨为沟通中西文化,所以自开办以来,除了华文之外,逐年增加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历年都聘有各国学者来校任教。毕业同学前往外国深造与就业,都能胜任愉快,这是两种语文教学与研究成绩的具体表现。母校的目标是培养兼通中英文的毕业生,所以这种政策将随着时日的进展而加强。

南大初创办时就明确表明,接受任何源流的学生入学深造,南大也一开始就接受英文学校毕业生入学,但李光耀却一直恶意指责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华文大学。

薛寿生的办学方针,注定他将被罢免。他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就任,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离职,大约两年半,还差半年都不让他任满,可见李光耀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

薛寿生原本只想安安稳稳任满三年,回去香港中文大学接任校长,所以尽量低调,何以令李光耀如此愤怒呢?他任内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发展南大的电脑系。

在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明文规定:

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

这摆明就是说,南大的发展计划不可以超越星大。星大没有的,南大也不可以有。可是南大发展电脑系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报告书第五项中又明文规定:

委员会报告书对于南大之未来发展及成长之献议,并不是把现有学系都作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较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学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星大没有电脑系,而南大发展电脑系,这就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了。当时,还发展了大众传播系,更是罪上加罪。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三章):

电脑中心在薛寿生的时候发展成电脑系,那个时候许乐斯就从物理系的主任正式转任电脑系系主任。然后从物理系里面也调了几个人过去,一个是张浩棠,还有四个主要的教师。

当电脑中心变成电脑系时,当然很多学生要来读电脑系,但是电脑系不能收那么多学生,因为电脑设备有限,所以最多只能收三十个学生,就是先到先得。那个早晨,建国堂大门的铁门还没开,学生就挤得满满的,他们忘记是要排队的,结果许乐斯他们就多收了一些学生。所以电脑系成立了,理学院多了一个系,后来理学院跟新大争学生时,南大争到了很多好学生。在新大里,那些好学生多数都是去医学院的,或是牙科,甚至是法律;去理学院的学生不是新大的最好。那么南大的理学院跟他们争一下,我们争到好多好的学生,所以新大一直妒嫉南大的电脑系,但是我们不管。薛寿生校长来了之后,他就按部就班发展电脑系,也发展大众传播系,所以南大也有特出的地方。

电脑系在吴德耀做校长时,突然有个电话从总理公署打来要他关掉电脑系,原因是有人妒嫉。新大不办电脑系,但是它不甘愿看到南大的电脑系那么多学生,那么吸引学生。他们不懂用什么资料,就说根据调查,新加坡未来并不需要这样多的电脑人才,南大电脑系若培养太多的电脑人才,以后在新加坡没有适当的出路。但是从我们很多的顾问以及对世界的发展,明明看到电脑的发展是新加坡最需要的。吴德耀叫我去,那时候我做院长,他说总理要我们关闭电脑系,我说不可以。第一、新加坡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电脑系毕业出去的学生立刻就有人要,而且学生已经收了,不能现在就要他们停课,最少也要等这一批学生毕业了之后。最后我们婉转一点,说我们会逐步将电脑系融入数学系。

薛寿生创办电脑系和大众传播系,显然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没有皇上御批,触怒龙颜,非得罢免不可。

除了发展电脑系和大众传播系,薛寿生还继续黄丽松在任时,开始筹划的工学院计划。他派郑奋兴代表他到德国工程大学访问,探讨由该大学帮助发展工学院计划。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我到德国访问了几间大学,但薛寿生主要安排我去西柏林的Technic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因为那间大学是提倡应用的,那里的教师很多都不是博士,比较年轻,我是读数学的,所以我是外行人。我是带太太一起去德国,是德国政府的贵宾,前后去了十多天。

去访问西柏林大学的时候,本来我以为只是坐在那里谈一谈,拿一些意见。相反地,他们安排整个早晨的节目,校长亲自带我去看大学的实验室和课程,当作南大要办的,将来要与他们合作的工学院。工学院各种各样最新的仪器都非常昂贵。说不定德国政府肯捐送一些,但大致上在谈论的过程,如果南大工学院开办成功的话,他们多数愿意派他们的教授来义务帮忙南大。

就南大的发展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李光耀眼中是不可容忍的错误。薛寿生注定会被罢免。

薛寿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被罢免,而教育部长李昭铭当天就接任南大校长。足见李光耀掌权,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几年后,为了当总统,他居然提倡儒家思想,真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

四 改语

(一)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之邀,在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与政治》。整篇讲稿中,最重要的是这几句话:

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假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最终的宗旨,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

在这之前,李光耀刚刚发布《魏雅聆报告书》,定下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

当时,李光耀刚刚上台执政不久,星加坡完全自治。李光耀定马来语为国语。马来亚大学则是英文单一语文大学。他不便于要求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便以马来文来威胁南大学生。

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加以关闭,这是李光耀的恶毒意图。他说:“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这意思十分清楚,南大必须接受“非华人”入学。

在南大创办之初,一再声明,南大是双语大学。南大招生,不分种族,任何种族的子弟都可以就读。

李光耀的意思并非如此。他所说的南大必须“容纳所有马来亚人”的意思是:因为不同种族的学生在南大就读,南大的教学语言不可以是华语,而必须是英语。这样一来,南大就非得改为英文大学不可了。南大不可以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

这以后,他千方百计对南大施压,并以承认学位和资助为谈判筹码,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

在《魏雅聆报告书》,定下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之后,李光耀再处心积虑,炮制《王赓武报告书》,定下关闭南大的具体步骤。

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拟定关闭南洋大学的两个主要步骤: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明确建议南大改制,由原来的美国大学四年制,改为英国大学的三年制。至于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一步,没有明言,而是通过婉转的建议,以达到改变南大教学语言的目的。

王赓武在 报告书中建议,南大必须录取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学生:

我们也建议,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上述三种语文的机会。

这段话把英化南大的恶毒意图,隐藏在学习语文的正当要求之中。王赓武的恶毒意图,即来自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报读南大的华文学校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学了十二年英文。王赓武要求“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全然多此一举,毫无意义。

至于“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这看起来也很正当,并无疑义,但这完全是混人耳目。

他真正的恶毒意图隐藏在这句话中:“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

从英文源流和马来文源流进来的学生,不懂华文,鼓励他们学习华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南大是双语大学,教授讲课时,可以自由选择用华文,或用英文,或双语并用,那些不懂华语的学生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单用英文教学。这就达到了改变南大教学语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恶毒目的。王赓武的手法,非常狡猾奸诈。

王赓武虽然把他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不那么明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王赓武报告书》中非常重要的建议。

在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李光耀同意聘任王赓武的老朋友黄丽松为校长。黄丽松虽然有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但他自幼受中文教育,珍惜南大独一无二的文化特点。他与王赓武不同,并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只是强调英文的重要性。他要把南大发展成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的主张跟南大的创办宗旨相符合。

南大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黄丽松担任校长后,仍然如此。这让李光耀十分恼怒。黄丽松在各种政治干预之下,毅然辞职,到香港大学去。

黄丽松临走前,安排薛寿生担任校长。薛寿生的教育背景与黄丽松相似,对南大的基本看法也跟黄丽松大致相同,萧规曹随。他也并不热衷于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也都不愿意破坏南大的创办宗旨,不愿意破坏南大的传统。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一直到了后期李昭铭在任之际,报告书都是以英文为主。他后来把行政交给吴德耀,吴德耀一向来主张双语,还未到台湾之前,他是在联合国负责双语教育的,所以他认为南大的特长是双语,而不是英文。他在写报告或主持会议的时候,双语兼施。直到陈祝强在任时,由于他的中文不好,一切都以英文为主。

在英语方面,南大生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反而是外来者往往会被南大的文化所同化。南大的校风与文化极强,它会影响别人而不大会被别人影响。很多人是单凭印象而误会了改制之后的南大与之前的南大,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尽管南大师生运用英语并无多大困难,但只要南大不改为英文大学,李光耀就不能满意。这是黄丽松和薛寿生先后离职的根本原因。

在薛寿生被罢免后,李光耀派遣他的手下酷吏李昭铭出任南大校长。李昭铭一上任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是,他还是摸不透李光耀的潜意旨,妄图发展工学院,立刻被罢免。

不得已而委任吴德耀为代校长。吴德耀处处维护南大的利益,并且敢于公然抗命,也遭罢职。

最后,李光耀不让南大委任校长,直接派遣职业官僚酷吏陈祝强来主理校政,终于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结束南大的创办宗旨与教育使命。

(二)李昭銘的政治职责

李昭铭是李光耀的手下,担任教育部长。他出身华校,是中正中学的毕业生。马来亚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深造,得到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

中正中学学生在五六十年代,大力捍卫华文教育。李昭铭的身上,没有中正的传统。他是李光耀的教育部长。

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李昭铭当南大校长之前,以教育部长身份,在南大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说:

追根究底,南大的整个症结是:南大是否应该发展作为全国各民族、各源流的中学生谋求深造的高等学府,也就是说:南大是否是一间全国性的大学。

他口中说出来的显然是李光耀的话。实际意思就是传达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

南大从不拒绝“各民族、各源流的中学生”进入南大深造。一九五六年,南大初开学时的一年级学生中,有17%来自英文学校。当时的马来亚大学根本就不愿意接受华文学校的毕业生。

南大的教学语言一开始就是双语,一直到一九八〇年被关闭的时候都是如此。进入南大的华文学校毕业生,从小学到中学,一共读了十二年英文,但是,李昭铭和李光耀一样,一口咬定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一口咬定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华文大学。究其目的,就是要废除南大的双语教育传统,改为英文单一语文大学,与星大合并,把南大关闭。

一九七四年十月卅一日,薛寿生在毕业同学会常年会员大会上致词说: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更普遍应用英语。从1975-76学年起,南大将尽量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

增加招生非华文源流学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李昭铭是李光耀的手下酷吏,当然只能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逼害南大,不可能维护南大的利益。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他这个时候已控制一切,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便终于说出,要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在这之前,他和王赓武都一再否认要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的总理署发表文告,罢免薛寿生,并立即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卢曜担任副校长。卢曜没有任何学术背景,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南大早期,不知道要遭受李光耀和他的连襟杨玉麟多少责难了。

南大的校长和副校长既都是李光耀的手下,维护南大创办宗旨的黄丽松和薛寿生都已相继离去,南大已经没有明天,只能等待末日的到来。

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录李昭铭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震荡(刊于南大站):

李就任校长后,任命副校长卢曜兼任文学院院长,积极推行改革。首先在招生方面,南大首次招收各民族的学生进入南大攻读,发展“南大为全国性大学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对学制作“彻底的改革,即以具有更灵活与更广泛基础的课程结构,以取代向来属学系为中心的狭隘教学内容。”学生不再归属于南大创校以来的十一学系,学位的授予扩大为分属文、商、理三大学群的十七个学科。依照新的学制,南大的普通学士学位分为文学士、商学士及理学士三种,除各院另有特别规定条件外,修读普通学士学位的学生(商学士中之会计学科除外),须于第一学年在文科、商科、理科三大类中选读其中一类之三学科及另类中之一类中选读第四学科;在第二学年时,学生必须继续修读第一学年所选读四学科中之三科;在第三年时,则继续修读第二学年三学科中的两学科;至荣誉班时,每人专攻最后二学科中之一学科。这些学科的课程,除由南大原有的十一学系以及新设的电脑学系负责开设外,另增加大众传播、心理学与社会学、统计、环境科学及理化科学(Physical Science)等七学科。

在与此同时,李昭铭亦推行教学媒介语的改变,除中国文学语言学系课程及历史系的中国历史课程外,一律改用英语教学。同时将1974学年度才采用的学科制改成学生属院不属系的学分制,李甚至将已印妥的《一九七五-七六学年度南洋大学概况》作废,重新印制另一版的南洋大学概况。新版的概况甚至将各学院的英文译名由 college 改为 faculty,各学系系主任的英文称呼由 Chairman 改为 Head。

李昭铭的急速改革措施,引起了南大师生的不安,李曾一再召集教学人员,以英语宣布其推行改革的决心,南大的教学人员“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许多华文源流的南大学生,更无法适应这种突然的改变。

李昭铭废除学系,改为学科的新学制,其实就是星加坡大学的学制。星加坡大学采用三年制,没有单独一年的荣誉学位课程,三年的学科安排为“三二一制”。

南大有单独一年的荣誉学位课程,所以四年的学科安排为“四三二一制”,跟星加坡大学的“三二一制”基本相同,只要把第一年去掉,便完全一样了。

南大初创办时,采用“必修选修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一九七四年,薛寿生采用“主修副修制”。在这之前入学的学生,当然继续用原先的学制。

一九七五年,李昭铭一上任就不假思索,马上采用星加坡大学的“学科制”。一时之间,同一间大学,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学制,荒谬至极。

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六日,李昭铭在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致辞说:

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恋与南大传统有关连的事物。……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扬弃。

黄丽松最重视南大的便是南大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南大独一无二的特色。李昭铭刚好相反,他把南大传承的传统文化视为“阻挠发展的因素”,必须“扬弃”。

李昭铭虽然出身华校,却是跟李光耀一样排华。他这样的人就是李光耀所需要的“以华治华”卒子。魏雅聆和王赓武也都属于这一类。

李昭铭虽然有个博士学位,却不能让他懂得做人,并不能让他懂得尊重南大和南大师生。他的胆大妄为,完全是奉李光耀之命行事。

至于改用英语教学,以及改变学院、系主任等英文译名,也都显然是为了合并铺路。南大的末日一天一天逼临。

(三)改变教学语言

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并不是李昭铭到来之后才开始的。在黄丽松和薛寿生掌校时,已在逐步改变。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是学者出身,明白大学改革不是革命。如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

黄丽松并不要求教师写报告时,必须用英文,而是中英皆可。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实际上,黄丽松在的时候,他不计较写中文或英文,薛寿生也不计较,大多数我们都是写英文的。

在开会时,黄丽松也多用华语,只在必要时才说英语。

薛寿生担任校长时的情形与黄丽松时一样,并没有规定必须用英文。这样的自由作风,可以让南大师生双语并用。这是南大教学语言的特色。

黄丽松与薛寿生都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薛寿生接任后,仍然如此,不但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且还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强调南大的特色是中华文化,还继续发展,犯了两条死罪。结果是黄丽松转到香港去,薛寿生被立即罢免。

李光耀于是派了酷吏李昭明来当校长,一上任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见李光耀已经忍无可忍,坐不住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派李昭铭以教育部长身份兼任南洋大学校长,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院系均用英语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把南大从从中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教学语文的大学,跟李光耀所标榜的“双语教育”,背道而驰,但这正是李光耀所要的制度。名义为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实际是消灭南大。

《王赓武报告书》中有一句话说(报告书第二章第八节):

南大经过改组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只有一些科目是用华文教授的。是些什么科目呢?就是中文系的科目。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系都得用英文教学。

李昭铭一上任就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宣布只有中文系的科目可以用华文教学,其它科目一律只准用英文。

李昭铭乃是个官僚酷吏,奉李光耀之命行事,便大刀阔斧,胡作非为,有如一场革命。这不是办学之道,但政客心目中只有政治利益,没有教育。

李光耀早已习惯于横行霸道,根本不会把南大的利益放在心上。在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件事上,他不能容忍循序渐进,所以派李昭铭胡作非为。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一直到了后期李昭铭在任之际,报告书都是以英文为主。他后来把行政交给吴德耀,吴德耀一向来主张双语,还未到台湾之前,他是在联合国负责双语教育的,所以他认为南大的特长是双语,而不是英文。他在写报告或主持会议的时候,双语兼施。直到陈祝强在任时,由于他的中文不好,一切都以英文为主。

在英语方面,南大生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反而是外来者往往会被南大的文化所同化。南大的校风与文化极强,它会影响别人而不大会被别人影响。很多人是单凭印象而误会了改制之后的南大与之前的南大,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李光耀交给李昭铭的政治任务就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所以李昭铭一上任,开会和写报告便都用英文。

李昭铭被罢免后,吴德耀代校长,又恢复用双语,但无法改变李光耀的政治判决。

陈祝强来主持关闭南大的任务,便只能用英文了。到了这个时候,南大不只是改为英文大学,而且即将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彻底关闭。

(四)李昭铭丢官

李昭铭跟吴德耀完全不同。

吴德耀自小所受的教育,永留心中,伴随一生。李昭铭大不相同。他一当李光耀的大官僚,从前所受的教育便完全抛弃。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强势掌管南大,为所欲为,得意忘形。

这只要看他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六日,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致辞时所说的话便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南大的态度了:

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恋与南大传统有关连的事物。……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扬弃。

李昭铭讲这些话时,何其嚣张,是个十足的酷吏。他的博士学位并不能让他懂得尊重学术与教育。

南大史上,李昭铭是最短命的校长,却最有权势,因为肩负李光耀的使命,却又不明白他的意图。李光耀任命他是为了关闭南大,他却会错意,计划发展工学院,触怒龙颜,立即丢官。

为什么李昭铭要在南大设立工学院呢?大概是这几个原因:

其一,他以教育部长身份兼任科技部长,既掌管南大,想有所作为。

其二,当时的星加坡正大力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业科技人才。

其三,南大的校园宽阔,还可以容纳几个学院。把工学院设在云南园正合适。

他自以为得到李光耀的信任,完全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未得到李光耀的御旨便拟定南大工学院计划书,触怒龙颜,只做了一年傀儡便立即被罢免,驱逐出校。

导致李昭铭丢官的主要原因是,他计划发展工学院,还有电脑科学院,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李昭铭本身是工程师,他对工程相当兴趣。所以工学院实际上是李昭铭未进南大前就已经计划着的。工学院所需的经费,当然政府方面可以资助一些,不过据我所知,他还和德国的政府联络,询问德国政府是否也能支持南大发展工学院。法国政府好像是已经在原则上支持这件事情,据我个人所知,这是没有公开的机密。所以当薛寿生在任时,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在南大的行政方面。他很少出国,那时他委派我到法国与德国去考察。我当时也有这个荣幸访问了几间大学,特别是巴黎大学。……

我到德国访问了几间大学,但薛寿生主要安排我去西柏林的Technic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因为那间大学是提倡应用的,那里的教师很多都不是博士,比较年轻,我是读数学的,所以我是外行人。我是带太太一起去德国,是德国政府的贵宾,前后去了十多天。

去访问西柏林大学的时候,本来我以为只是坐在那里谈一谈,拿一些意见。相反地,他们安排整个早晨的节目,校长亲自带我去看大学的实验室和课程,当作南大要办的,将来要与他们合作的工学院。工学院各种各样最新的仪器都非常昂贵。说不定德国政府肯捐送一些,但大致上在谈论的过程,如果南大工学院开办成功的话,他们多数愿意派他们的教授来义务帮忙南大。所以这事情实际上是李昭铭还在南大外面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看出南大非常积极地在计划开办工学院,李昭铭来了之后对此也非常积极。就在李昭铭要离开时,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相当伤心,他说他不得已要离开了,要办工学院好像没办法实行。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汨满襟”的感慨。 然后,他拿一张草图给我看他计划中的工学院,就是在行政楼到大礼堂斜坡的一块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湖,就是要盖在那里。但可惜他要走了。实际上他曾告诉我们,除了要开工学院,还想办绘测系,他把绘测系放在之后考虑。

所以,李昭铭在的时候,发生了与工学院有关的事情,我们数学系安排请了来自日本Kobe University 的工程数学系主任来访问南大三个月。然后Kobe University 的工程数学系主任安排我去日本做日本科学协会的客座教授,并安排我参观Kobe University的工程学院,与工程学院院长和工程各系主任谈如何合作。说起来非常滑稽,因为我对数学是很熟,但工程我并不内行,但他们把这事情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并在工程学院的会议厅里进行了一个谈论会,里头坐了二十多个教授和主任,还放了两国的国旗,一面是新加坡国旗,一面是日本国旗,主要是谈工程上的合作和原则,并给我和我太太贵宾式的招待。

就是因为南大要发展工学院,李昭铭在幕后策划,由校长薛寿生主持,再加上注册主任的安排,所以我等于成为了一个使者。不过,后来除了联络工程学院的一些人,还访问了数学系,后来我们与Kobe University数学系也发展良好的关系。……

还有这样一段历史:电脑系在数学系里面,数学系就在建国堂的前面,李昭铭来后有个建议:建国堂与理学院之间,生物系后面上去有很大的空地,他说要发展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仿效许多美国大学将数学和电脑结合在一起,形成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李昭铭建议我找李氏基金商讨捐赠一间新的建筑物,叫做李光前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不只是给数学而已,数学系和电脑系相配合,可以做研究,也可以开其他新的科系。

于是我就去找了李氏基金的代表黄光明谈,原则上李氏基金支持,所以李昭铭就直接和李氏基金再谈。最后协定好像是李氏基金出一半,政府出一半,来盖这一间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盖成后数学系和电脑系搬过去,将经济系搬过来建国堂。

后来,李昭铭走了,钱还在,建筑物的蓝图也画好了,但是被封杀,因为有可能合并。所以大家都不动。甚至有一次,吴德耀做校长的时候,李总理公署来一个电话,还写一封信叫南大关掉电脑系。过了一年多,陈祝强来的时候,突然又叫我去,上次吩咐要关掉电脑系,现在又要发展电脑系,结果我还要去组织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包括许乐斯、张浩棠和Robert Yao,我当主席,目的是把电脑系课程扩大,收更多学生。听说后来的改变,是受李光耀的公子李显龙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期望80年代以后,新加坡走向高科技,需要电脑人才。虽然要扩大电脑系,但那个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大楼并没有盖。到了1979年,陈祝强得到一个消息说不合并了,所以就决定盖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大楼了,但盖到一半又决定要合并,盖了一半后拆掉。

李昭铭的发展计划并非不好。在他自己的工作,以及在南大的发展都是很好的计划,只是他完全看不到李光耀的潜规则,没说出的意旨,因而惹祸。

这一点,他就比不上卢曜和陈祝强这一类职业官僚。他们很清楚李光耀的逆鳞所在,绝不可触摸,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一九七五年是李光耀部署最后关闭南大很重要的一年。南大和星大都在这一年更换校长,都是为了关闭南大。

星大的校长本是杜进才。他是行动党的元老,又是党主席,当校长应该稳如泰山,但是他不同意星大与南大合并,不同意关闭南大,惹怒李光耀,便把他罢免了,让他当无关紧要的卫生部长。李光耀未任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来当星大校长,让他部署关闭南大的细节。

李光耀派李昭铭掌管南大,交给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目的也是让他和关世强联手,刺杀南大,但李光耀没有说出下一步就是合并。李光耀让关世强来当总管。李昭铭完全会错意,以为让他来发展南大,工学院的计划书拟好了,交到李光耀的手上,便立即被罢免,不仅罢免校长职,也罢免教育部长和科技部长职,沦为后座议员。李昭铭在李光耀的阴影下,连影子和声音都消失了。

这时,离开合并已为时不远了。

五 维护南大的尊严

(一)智者的远见

李昭铭被罢黜后,由吴德耀先生担任代校长。

吴德耀校长出生于槟城,钟灵中学毕业,留学美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深知母语与民族文化的重要。他在联合国任职时,曾参与撰写《人权宣言》,又曾以专家身份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撰写《方吴报告书》,支持华文教育。到南大之前,曾担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吴德耀校长于一九七六年上任后写的《南大展望将来》一文(刊于1976年8月30日《南洋商报》),说出他对南大传统的重视,以及他将带领南大发展的方向。文中强调“南大精神”:

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经常因顾过去,则将无注明确前进的方向,尤其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质,更值得我们去总结。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所作所为皆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份力量来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并建立止于至善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新准绳。

他明确用“南大精神”来概括南大的特质。这是“南大精神”最早的出处。他非常了解,也非常珍惜南大的这种精神。

吴德耀校长就像黄丽松校长一样,非常珍惜南大的传统与特质。这注定他在南大的日子也将不好过。

吴德耀校长是当时南大最需要,也最适合的校长。他在文中明确说出三年任内,南大的发展方向:

其一,行政措施应集中的目标

在未来的三年内,南大的行政措施和方向应集中于这两个目标上。

一个是巩固及发展南大之特长。南大的教育目标须互相配合,在学术争鸣下有积极的贡献。

一个是建议设四百万元发展基金。南大的师资及设备须有计划充实,学术目标重质而不重量,学术人员素质必须改进及增长。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设立一笔为数四百万元之发展基金,为培育人才之用。

其二,两种语文教学必须加强

英文和华文这两种语文的教学必须加强。可以开设一门阅读与写作华文课,作为一年级学生之必修科。非华校源流的学生则强调会话能力。让南大生毕业时,能掌握两种语文,有的甚至可以精通两种语文。南大具有独特之条件,可以实施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教学,即英文、华文及马来文。

其三,改善行政效率三个步骤

为了改善行政效率,下列三个步骤己同时进行。

第一个步骤是制订一个统一的行政制度,减少行政混乱。

第二个步骤是增进内部消息之意见之流通及转达,彼此关心。

第三个步骤是行政主管尽量与员工多多接触,建立团体精神。

其四,用手劳动改进生活环境

多关心学生们的福利,鼓励集体参与劳动来改进南大生活环境,餐厅设备及卫生。鼓励南大所有成员,学术人员,非学术人员,彼等之家眷,以及全体学生志愿报名参与清洁运动,使南大之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这是吴德耀校长任内领导南大的发展方针。上述第四项,“用手劳动改进生活环境”,在四个月后,发起美化校园运动(见下节)。

吴德耀校长在任期间,极力维护南大的尊严,以致违抗李光耀的命令,显出智者的远见。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吴德耀年纪较长,而且在台湾担任了十多年的大学校长,经验丰富,因此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每当总理公署有信或是有来电时,他都会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大学的行政只有内部的人才清楚,外来人的命令是可以不受理的。如果凡事都受干预,大家怎去办理事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吴德耀在任的那几年,南大处于非常安稳的状态。而且他在行政方面是一位很高明的人。他持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采用儒家思想的话,他就主张仁。他并不主张条例,只要人对,事情就是对的,整个中心思想是不使用刑法,他当时也没有颁布任何新的条例。

他也使用道家“无为”的思想,凡事顺其自然,凡事以和为贵。可惜的是,新加坡的环境,在南大使用道家思想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也误会了他,说他老了,没有魄力了,没有积极推行政府的计划。实际上如果按他的方向发展,南大将会有更大的成就。他非常热爱南大,当合并计划进行时,他公开极力反对,他认为合并只会抹杀了其中一间大学的本质。

他的思想、主张、行事方式,在在都显示出他的智慧,智者的风采,但是这样的智者无论多出色,都不是李光耀所要的。李光耀所要的是听话的卒子。这就注定吴德耀校长不可能被重用。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郑奋兴又在第四章中回忆说:

吴德耀校长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对他的佩服,对他的尊重,可以说毫无保留,因为他的眼光很好。南大和新大合并的时候,是他激烈反对。他不是南大校友,他只是在南大几年罢了,而且他做代校长,人家把他拉下来,但是他对南大的爱护跟觉得南大关闭的损失却是很真诚的,如果当时南大没有跟新大合成一个大学,现在新加坡的经济要跟中国打交道就容易得多了。

吴德耀校长的眼光远胜过李光耀。然而,星加坡的政治不是由智者主持,而是由无道者主宰。

吴德耀校长对南大的爱护,乃是出于对母语教育的真情。他不是南大校友,但他对南大的爱护,胜过许多南大校友。

最能见出吴德耀校长智慧的一件事是,他保护电脑系。

南大是这个地区最早开设电脑课程的大学。当这个地区的其它大学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的时候,南大已在开设课程,默默培养电脑人才。星马第一代的电脑人才,全都出自南洋大学。

这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例子。南大创校与治校的先贤,都具有远大的眼光,富于智慧,但恰恰是这样的特质,招致敌对势力的打击,最后把南大关闭。

郑奋兴在第三章中回忆吴德耀校长保护电脑系的事:

电脑系在吴德耀做校长时,突然有个电话从总理公署打来要他关掉电脑系,原因是有人妒嫉。新大不办电脑系,但是它不甘愿看到南大的电脑系那么多学生,那么吸引学生。他们不懂用什么资料,就说根据调查,新加坡未来并不需要这样多的电脑人才,南大电脑系若培养太多的电脑人才,以后在新加坡没有适当的出路。但是从我们很多的顾问以及对世界的发展,明明看到电脑的发展是新加坡最需要的。吴德耀叫我去,那时候我做院长,他说总理要我们关闭电脑系,我说不可以。第一、新加坡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电脑系毕业出去的学生立刻就有人要,而且学生已经收了,不能现在就要他们停课,最少也要等这一批学生毕业了之后。最后我们婉转一点,说我们会逐步将电脑系融入数学系。

全靠吴德耀校长的智慧,电脑系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是这样的智慧,造就了南洋大学,造就了这个地区的华文教育,保留中华文化,并促进这个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

然而南洋大学毕竟是一家民办的大学,平民百姓手无寸铁,而敌对势力手中有枪炮,有军警,随时都可以血洗云南园,恣意蹂躏。面对强权而没有公理,南洋大学最终逃不过被关闭的命运。

(二)美化云南园与写校歌:面对末日的悲情

回顾南大历史,有两位校长对南大极富于深情。他们对南大的爱护,都出于爱护民族教育的心。这两位校长就是庄竹林先生与吴德耀先生。

两位校长掌校时,都参与美化云南园运动。这两次运动在南洋大学历史上有非常不同的意义。

两位校长参加的美化云南园运动,都是由同学发起的。南大同学对母校的爱,既深且重,延绵不绝。这是南大的传统。

庄竹林校长时,南大正在向前走,努力发展,欣欣向荣。吴德耀校长时,南大正在走向末日,静静等待被关闭的最后一天。

庄竹林校长因为被逼害而辞职,吴德耀校长则因为被逼害而遭罢职。两位校长的命运正反映南大的命运。

吴德耀校长对南洋大学的爱护表现在两件事上:

其一,美化云南园

其二,为南大写校歌

一九七七年,南大被改为英文大学后两年,学生会发起一次美化校园运动。参加的不止是同学,还有教职员。情形就跟一九六一年的美化校园运动一样。

当时,南大即将被关闭。南大同学在母校即将被关闭时,仍然热心美化校园,凛然面对末日的到来。这是当时《南洋商报》的报道(1977年1月10日第4版):

南大五百余名教职员生,今天早上在代校长吴德耀教授的率领下,在校园内展开了本年度的美化与清洁校园运动。

美化与清洁运动于早上九点半在学生楼前草场,由吴教授主持开幕,之后,吴教授也亲自植树一棵留念。

这项运动是由学生会属下福利股策划推动。为配合运动的展开,该会也同时举办了最清洁餐厅比赛。是晚,也举行了电影招待,片名为《少林寺十八铜人》,以慰劳全体工作人员。

当时,李光耀已完全控制南大,并已改为英文大学,新成立的学生会全面受监控,不复当年学生会的气势,但是,南大学生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依然如故。

一九七七年的学生会带动美化校园运动,继承当年同学关爱母校的精神。这是李光耀所无法理解的南大文化与南大传统。

这个时候,离开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联合校园”只剩下一年半时间。南大已别无可为,美化校园是美丽而伤悲的活动。

自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美化校园的工作,持续不断,主要由同学亲力亲为。

第一次全校规模的美化校园运动则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六、廿七日两天,挖掘和美化南大湖,但这两天并未完成挖掘和美化南大湖的工作。大家劳动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南大湖挖掘完成。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星期日),这是南大校史上的第二次美化校园运动。

两次美化校园运动都由学生会领导,校长都参加。吴德耀和庄竹林两位校长是南大历史上,最关心学生,最关心南大,最关心民族教育的校长。

吴德耀校长为南大写校歌,则是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某日,南大前代校长吴德耀教授与我参加了最后一个南大,新大合并会议,回途车上我们心情沉重,两人都默然无语。忽然吴教授说:“好不好我们来为南大写首校歌,好让南大的名字继续存在世间?” 我兴奋地说 :“ 很好!您填词, 我作曲。”

几天之后我们合作的南大校歌已经完成,由吴师母弹钢琴,吴教授与我齐唱。我们心中既悲伤,因为南大即将离世而去,但也欣慰,因为南大在她短暂年月中已造就了一万多位人材,而且也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史诗。

校歌写出来了,但歌词和曲调后来都遗失了。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唱出南大的校歌,必如抗日战争时期唱救亡歌一样深沉悲壮。这也正是南大历史的悲情。郑奋兴又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这件事:

有一次开会,是最后一次对两所大学合并会议,当时吴德耀也有出席。会后,我和他同车回大学路上,他就对我说在南大还未关闭之前,我们来为南大写首校歌,让人们每当唱起这首歌就会想起南大。当然,我对音乐有一定的认识,我会作词和作曲,那时我就答应了他。他负责写词,我负责写曲。回去之后他就写了南大校歌的词。它有点像钟灵校歌,歌名是“吾爱南大”。他太太会弹钢琴,我写了曲子后就给他的太太看,他的太太说词曲搭配得不错,所以我们就在吴德耀的家唱校歌,当时心情很激动。后来突然又说不要合并了,因为这样我才到英国去,回来后又说要合并。合并的时候又是匆匆忙忙的,结果我的底稿不见了,吴德耀也一样,所以南大校歌也没有了。

校歌遗失,令人遗憾,就像吴德耀校长被罢免一样令人遗憾。在无道之世,此类事情,层出不穷。这也就是南洋大学被关闭的根本原因。

这个时候,离开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南大正式被关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吴德耀校长参与美化校园运动,为南大写校歌,正显示出他对南大的深爱,面对末日到来的悲情。

(三)反对合并

李光耀把南大强行与星大合并,是残暴的罪行,纯粹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放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

吴德耀校长从头到尾都反对合并。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二章中回忆说:

在一切都很好了之后,李光耀就犹豫了,他为了慎重起见,就叫两间大学非行政教学人员进行调查发展,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很坦白的询问他们对于合并的意见。据我了解,新大认为不要与南大合并,南大也认为不要和新大合并。他起初以为新大一定反对与南大合并,南大巴不得要和新大合并,后来才发现南大的也不希望与新大合并。因为南大认为他们不需要与新大合并,他们的薪水与新大的差不多,他们也不羡慕新大,很多南大的教授都觉得很自豪。所以南大的高级教学人员也不支持合并,新大当然也不赞成合并。然后李光耀又叫南大的三位院长及一位研究院院长个别写了一份是否需要合并的报告书。当时我们都一致反对合并,我个人认为这样会失去南大原有的历史、文化与校风。极力反对的吴德耀认为,南大校友所占的优势是拥有双语文化背景的条件。新大的校友适合去应付西方的国际公司,而南大的校友可以去应付东方的新生国家,如日本、中国、韩国等。他认为长远来说,合并是对新加坡不利的。

这里说“李光耀就犹豫了”,并非实际情况。他调查两间大学教授的意见的原因是,他的党内无人支持他关闭南大,最反对的是杜进才。于是,他找来四个南大毕业的议员来支持他关闭南大。这就有了依据,可以大声宣布关闭南大了。他比狐狸还狡猾。

可是,这四个小喽啰的支持没有多大力量,而且汉奸走狗的行径将引起反效果。他必须另外找支持,因而向两间大学教学人员调查。可是调查结果,两间大学的人都反对,他还是没有关闭南大的合理依据,无法制造舆论。

吴德耀校长是个智者。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对南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也十分清楚。关闭南大对星加坡有害无益,让南大继续发展,对星加坡有益无害。然而关闭南大是李光耀从政之后便立定的主意,不可能改变。他真正需要的是关闭南大的借口。就是没有借口,他也会制造一个借口来把南大关闭。

关闭南大是残暴的罪行。吴德耀校长始终反对。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四章回忆说:

不过吴德耀不同,他一直反对,到最后他还是反对。后来我跟他喝茶,王叔岷也在,他提过两件事情。他说十年后校友跟理事都会后悔,知道合并是不合算的;二十年后新加坡政府也会后悔合并。现在想起来,那个预言好像实现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吴德耀校长当时已被罢免,但仍然担任研究院院长。他写信给秘书长陈祝强,阐述反对关闭南大的理由(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收在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其一,一间大学所造就出来的学生,在想法看法上将会像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样。

其二,单单一间大学无法造就适合各方面、各阶层所需的毕业生。

其三,一间大学的学生,易于倾向势利或骄傲自大。

其四,毕业生只想做高薪的工作,对社会其他部门的需求及大众的愿望与感情,将不会那么敏感。

其五,自卑心理的问题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即使在一间大学之中,医科、工程及法科学生仍然会瞧不起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学生。

他强调南大的独特性质,以及让南大可以继续发展的理由:

只有在南大得以发展其本身的特性,在学术计划上同新大竞争与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南大才有必要存在,第二间大学或南大,可以应付新加坡其他方面和阶层的需求。

此外,未雨绸缪,为应付今后几十年的急速变化,以两种类型的毕业生去应变是比一种来得更好的。十年、十五年后,如果只有一间偏向西方的大学,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间偏向东方的大学,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其次,它也将使了解西方的受英文教育者能有效地应付东方的事情。……

只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一间重整及复兴的南大,势必能在学术水平上同新大平分秋色,在一些方面如数学、中国文学及语文教学等,甚或能超越新大。

其次,新加坡也需要有一个好的、正统的中文系来训练及源源供应教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师。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学系以造就一些学者,以保持对经典著作的认识,这也是大部分新加坡人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南大可以提供让这么一个学系成长起来的环境。到时,尤其是如果南大能开办新大所无的课程,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将会不同。

这些理由,每一条都有说服力,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关闭南大是他从政之后最恶毒的愿望。

李光耀一生所做的事,都只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从不把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及老百姓的权利放在心上。

为了满足李光耀压制华文教育的精神胜利,南大消失了。

(四)吴德耀罢职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有三位非常出色的校长,即:庄竹林、黄丽松、吴德耀三位。他们都眼光远大,办事能干。在正常的社会中,他们可以把任何一家大学带到最佳境界。

庄竹林校长计划,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把南大发展成区域研究与语言教育中心,并把南大发展成国际大学。

黄丽松校长非常重视南大的特色,双语教育,以及中华文化与东方精神文明。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一家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吴德耀校长重视南大的双语教育。他希望南大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满足一个变迁中的社会之需求,一个是在学术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大一开始便是双语教育大学,三位校长都重视这个特色,他们都不主张把南大发展成单一语文的英文大学,正因此,他们都注定将遭受李光耀的逼害。

庄竹林校长不愿意与李光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他毅然辞职,以留清白。

黄丽松校长英文领导南大向多方面发展,为李光耀所不容,在李光耀干预的阴影下离职。

吴德耀校长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抗拒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命令,不为李光耀所容,终遭罢职。执行李光耀意旨的竟然是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此等行径,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在参加美化云南园活动后半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德耀校长被黄祖耀罢免。

吴德耀校长在被罢免之前,还遭到有计划的陷害。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说:

到了合并的时候,当局要请吴德耀做政治系系主任,但被他拒绝了。……他是个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人,就是说人在世间有一个责任在身,他强调做事必须尽责。

此外,他也强调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且明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理。另一方面,他又是位基督徒,因此生死对他来说是没有必要畏惧,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旅程而已。他不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名誉,也不在乎人家是否感激他的贡献,同时他也有道家的无为思想。

儒家思想是他做事的主要基础,当初他被注册处主任梁国新把他的常年报告改掉,然后理事会说他老糊涂了,当时他很生气,但是也只是气几天就消了。梁国新这样做我相信并不是他的本意,相信是有人给他压力,也许是因为理事会接受了李光耀的命令,他不得不接受上头的指示而做出这种行为。那时我和高立人都知道,吴德耀没有老糊涂,他说话思维清楚得很。我曾经试着替他澄清,但没什么效用。当初大家都以为他会接李昭铭的位子成为校长,但是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突然。

这番话描述的不仅是一个智者,更是圣贤。然而这样的圣贤不可能为李光耀所容。

李光耀一生都在用种种计谋来陷害他想铲除的人。他不仅用这样的手段来逼害反对他的人,也用来逼害像吴德耀校长这样的圣贤。恶霸之所以能横行霸道,残害忠良,就是因为有许多爪牙。

在南大的校史上,名义的第一任校长是林语堂,他其实并没有履行校长的职责便离开了。他顶多只能算是个影子校长。真正的第一任校长是庄竹林先生。他目睹南大的诞生,心中时时刻刻都有南大。最后是被李光耀逼走的。

南大的最后一任校长是代校长吴德耀。他是在英国人想消灭华文教育的时候,撰写《方吴报告书》,维护华文教育的人。他跟庄竹林校长一样,心中时时刻刻都有南大。最后也是被李光耀逼走的。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的主要原因是,他违抗李光耀的命令,保护电脑系。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一章中回忆说:

吴德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在当时他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变,因为他认为南大一切都很好,只要大家认真努力工作。由于他在当校长方面的经验丰富,而且具远见,凡事有自己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常常与李光耀总理意见不和。

譬如当时李光耀总理命令南大关闭电脑系,理由是当时南大电脑系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读,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但吴德耀并不执行命令,后来新加坡政府也自己收回成命。南大新大合并他也自始至终全力反对,在报上公开撰文抨击,反对得比许多校友还要激烈。

今天回头看。吴校长虽留得住电脑系为新加坡保住现代资讯的基石命脉,却不能为新加坡保住一所华文大学。但他的远见可说是比大家早了卅年。

在李光耀的统治下,任何人反对他都必须被铲除,没有例外。在南大与星大合并这件事上,吴德耀校长也始终反对。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尽管吴德耀校长有远见,但李光耀并不欣赏有远见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是永远正确的。

在合并之前,南大校长吴德耀与星大校长杜进才都极力反对。这就注定两人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李光耀罢免杜进才,安排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取代杜进才当星大校长。一个不学无术的酷吏居然当大学校长,这样的事都做得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呢?

关世强就是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时的委员会秘书,由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意旨写进报告书中,逼害南大。李光耀委任他担任星大校长,就是为了执行合并计划。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李光耀派另一位酷吏陈祝强来担任南大秘书长,指挥合并的事。

南大终于关闭了。吴德耀校长转到国立大学去,退休的时候,没有居住的地方。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说:

总的来说,以吴德耀的办事能力和对南大的看法,如果南大可以给他多几年的时间,也许南大也不会走到合并这条路,可能今天的国立大学也不会出现,可能南大今天已经是世界上特殊的以两种文化呈现的大学。当他离开国立大学,退休了之后,吴庆瑞设立了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并请他来当所长。

离开南大之后,他没地方住了,因为他一路来都是住在大学所提供的房子。他有去申请政府组屋,但是必须等到来年才能搬进去住。刘抗的儿子当时是房屋发展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看了吴德耀的情况后,就帮他想了个法子,解决了吴德耀的问题。后来吴德耀就搬进去政府组屋住了,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委屈,我和我太太常去探望他,看他有什么生活需要。很多人都很帮助他的,其中一个就是吴庆瑞。

吴德耀校长一生安贫乐道,献身教育。他主持南大的时候,情况很好。照此发展下去,南大必有灿烂的明天,但是他和南大都始终不为李光耀所容。他为南大而受罪。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引李孝定教授《逝者如斯》(台北东大出版社,1996年版,136页。)记录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黄祖耀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罢免吴德耀校长的情形说:

在同年8月13日毕业典礼上,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在会上致词,他赞许南大各方面的进步,却突然话峰一转,当面指责说:“唯一不能配合的是行政部门;因此,从下星期一开始,南洋大学不要校长了,我们另行组织校务委员会,处理校务。”一时间全场错愕,在旁的吴校长更是垂首危坐,面带难色。政治之予夺无情,连当时在场的外籍教授也深为吴校长的遭遇而愤愤不平。

黄祖耀如此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态度粗暴而没有教养。

任何人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就是羞辱南洋大学,就是羞辱陈六使先生,就是羞辱福建会馆,就是羞辱所有支持创办南大的华人社团,就是羞辱建设南洋大学的千千万万南洋华人。黄祖耀根本不配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

黄祖耀之所以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有德有能,而是因为他是福建会馆的主席。当年,陈六使先生就是在福建会馆发起创办南洋大学,侨界群起响应,万众一心,才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福建会馆很自然成为侨团界的中心,福建会馆主席也就自然成为南洋大学理事会的主席。

黄祖耀既然身为南洋大学的主席,理应礼贤下士,尊重吴德耀校长,尊重南洋大学,尊重陈六使先生,尊重福建会馆,尊重所有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全体侨团与南洋华人。为什么他敢如此嚣张无礼呢?因为他是个财大气粗的商人,更因为他的背后有李光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他和李光耀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协议,至今未见透露。

吴德耀校长被撤职后,南大暂时没有校长,理事会成立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并宣布将与新大进行更密切合作,双方联合共同上课、共同考试,以期将南大发展成为“新加坡大学的平等伙伴”。

南大自创办以来,先后遭遇两种灾难性的破坏。一种是派军警血洗云南园;一种是彻底破坏南大的学制与行政。

李光耀的合并措施,使南大遭受毁灭性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完全不是为了教育,纯粹是为了李光耀个人的政治需要。南洋大学就这样被李光耀刺杀身亡。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仍然担任研究院院长。他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继续陪伴南大,走完最后一段路,结束二十五年的教育使命。

从一九七十年代到今天,星加坡只有一位教育家,就是吴德耀校长。今天的星加坡大学中,没有教育家,只有官僚政客。这些官僚政客完全没有教育的理想,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他们只是执行李光耀的政治要求:为跨国公司培养螺丝钉。大学最热衷的事是排名比赛。追求排名便是教育的全部。从小学到大学都如此。李光耀消灭了华文教育,也破坏了星加坡的教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六 兼并

(一)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在南大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黄祖耀公布南大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三个月后,李光耀便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程序,一共五项措施,即五个步骤。

第一步,一九七三年,南大与星大统一招生。

第二步,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收新生。

第三步,一九七五年,招收各语文源流学生,全部学科只能以英文教学。

第四步,一九七八年,联合校园。

第五步,一九八〇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政务部长蔡崇语宣布:南大将实行政府规定的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一步。

统一招生的目的是排除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报读南大。同一天,蔡崇语也宣布,从一九七四年起,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这样就可以减少南大的学生来源,让南大收不到好学生。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二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卅一日,薛寿生在毕业同学会常年会员大会上致词时说: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更普遍应用英语。从1975-76学年起,南大将尽量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由于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南大的教学语言必须改为英文。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李昭铭在学生会举办的迎新会上宣布,南大在人事、学制、课程方面将进行彻底改革。从本学年开始,第一次招收来自各民族各语文源流学生进入各学院就读。在教学媒介语方面,除中华语文一科外,全部学科改用英文教学。这个时候,南大已实际改为英文大学。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三步。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于是,李光耀开始两面部署。一面是针对行政,安插李光耀手下的酷吏陈祝强,负责安排具体的合并事宜。一面是针对学生,押送南大学生到星大上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联合校园。

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三日,南大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宣布两项措施:

其一,南大在委任校长前,将由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

其二,为了达致长期的目标,南大将与新大更加密切合作。

这两项措施旨在执行合并程序。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李光耀派星大副注册主任胡桂馨担任南大注册主任。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三日,李光耀在星大演讲,谈到南大今后的发展,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南大的改组成功。政府决不再袖手旁观,而将直接主持南大改组事宜。李光耀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大学生必须具有运用第二和第三语文的能力。

这时,英语已成为南大单一的教学语言。李光耀已完成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三步,即将开始第四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派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担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胡桂馨与陈祝强负责执行合并的大小事情。陈祝强是总管。南大完全由出身英校的行政官僚掌管。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述当时的变革(刊于南大站):

在陈之指令下,南大的各院系“为了促使南大与星大(新大)能够更密切地联系以及达到发展两大学成为平等夥伴的目标而各自保有本身的特色和自治”,与新大相对单位进行接触、沟通与谈判。在双方交换意见时,发现双方对两间大学如何发展成“平等夥伴”的看法差距甚大。但在陈氏指令下,将南大现有课程规划作废,完全采用新大的现有科目与课程,南大以后不但与新大联合招生,南大的学生也将与新大学生接受相同的考试,以便全力提升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平与英语能力,以期南大发展成新大的平等夥伴。

当时,李光耀通过陈祝强强制南大两项改革:

其一,废除南大现有课程,采用星大课程,南大学生与星大学生一起参加考试。

其二,南大发展成星大的平等夥伴。

采用星大课程,南大学生参加星大的考试,这是为联合校园做准备。

所谓“平等夥伴”显然是个骗局。南大这个时候已变成星大的附庸,等待最后被并吞。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李光耀应南大历史学会之邀,前往南大发表《两种语文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专题演讲。他强调:由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因此建议将南大学生“全面浸入”说英语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有效掌握英文。在面对南大的前途时,他明白表示,新加坡应有两间大学,一间在肯特岗(新大),一间在裕廊(南大),“彼此互相竞争,相辅相成。”

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最终目标是合并。在达到合并目标之前,必须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为英语,不仅要改为英语,更要废除华语,不准南大学生讲母语,所以要将南大学生“全面浸入”说英语的环境中。这实际就是在宣布他的“联合校园”计划。

“联合校园”计划即李光耀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已迫在眉睫,而李光耀还在说星加坡将有两间大学。他一生都非常爱好说假话,完全不以为耻。

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实施联合校园计划,南大学生将到星大武吉知马校园,与星大学生一起上课,让南大学生在讲英语的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准。南大学生与新大学生一起参加考试。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

联合声明中说,三、四年后,当两间大学平等合作的目标达到后,南大师生将返回裕廊校园。

联合校园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程序的第四步,接下去便是合并。说三四年后南大学生回返裕廊校园,这是李光耀明目张胆欺骗社会的谎言。

联合校园计划下提供文科及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文、经济、英文、地理、历史、历史政治、马来研究、哲学、政治科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统计学、数学等,学生可任选三科修读。

南大这时已采用星大的学科制。这是李昭铭就任时的改制。原来的学系制正在逐步消失。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新学年伊始,一千八百名一年级大学新生在联合校园上课,其中南大一年级新生约五百八十人。南大二、三年级旧生则继续留在裕廊校园上课。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述当时的情形(刊于南大站):

在联合校园里,新加坡大学校长关世强为两校的共同行政首长,绝大多数的院系主管由新大的人员担任,南大的教学人员皆配搭在新大原有人员担任的课程,名义上关世强仍为新大校长,南大的裕廊校区亦仍由秘书长陈祝强主持,有关南大在联合校园的教学人员考绩与评估,依规定由新大校长与南大秘书长谘询后处理。南大教学人员在新大的武吉知马倍感压力,由于联合校园的成立,在南大的裕廊校区的师生逐年减少,在1980年时,除南大的教职员宿舍外,原南大校区已荒置。不少南大教学人员纷纷辞职或表示约满时不拟续约。

联合校园是李光耀摧毁南大的恶毒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从联合校园开始的那一刻起,南大正在迅速解体,直到最后,校园荒凉,被李光耀当战利品接收。

当时,南大没有校长。关世强成为两间大学实际的校长。关世强是关闭南大的前线总指挥,陈祝强是执行官。

联合校园是星马教育史上最残酷荒谬的事。李光耀借联合校园来宰割南大,以达到他无耻的政治目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间,星大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南大学生总数中,英校源流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九(49%)。

到一九八〇时,这些先生在三四年级就读。三月廿六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调查在籍三四年级学生对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意见。调查结果:反对合并者占76.92%,赞成合并者仅12.46%。

郑奋兴在回忆南大故事的第二章中说到,南大与星大教学人员对合并的意见是:“新大认为不要与南大合并,南大也认为不要和新大合并。”

把南大与星大合并是李光耀一个人的主意,目的是消灭华文教育。然而,他并不想承担责任。他总是要以别人为借口。可是,两间大学从校长到学生都不赞成,就是他的党内,也无人支持。于是,他最后找来一个英国人丹顿当傀儡,由他写报告书主张合并。于是,李光耀便依据丹顿的意见,把两间大学合并,关闭南大。李光耀和丹顿都在演戏,而李光耀演得更好。

合并的最直接受害者为南大学生和老师。他们的意见最应该受到重视。然而,在合并这件事上,只有李光耀一个人说了算。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李光耀把南大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是关闭南大程序的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从此,南洋大学正式消失。

(二)丹顿报告书

1、政治背景

李光耀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与英国人相勾结,计划迫害华文教育。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法典中,这两个罪名都是死罪。一九七六年,他派秘密警察追杀南大毕业生何元泰,罪名便是“沙文主义”。

李光耀担任中学联的法律顾问时,亲眼看到华校学生的组织能力与领导才干,以及为理想而前赴后继的精神,非常惧怕,因而勾结英国人迫害华文教育,必须根除,南大则是最后一个目标。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开始筹划打击南洋大学的《白里斯葛报告书》。

一九五八年,英国人抛弃当时的半自治政府首长林有福,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并以这份报告书为基础,立即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以南大与马大合并为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南大将被关闭。南大被李光耀关闭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候尘埃落定。从《魏雅聆报告书》发布的时候开始,南大被关闭的程序开始倒计时。

在南大和马大合并之前,须先做两件事: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只有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与马大的相同之后,才能合并。

南大的学制跟华文中学的学制密切关联。马大的学制则与英文中学的学制密切关联。华文中学采用美国中学的学制,英文中学采用英国中学的学制。

于是,在《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后,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强硬改变华文中学学制,为关闭南大学制准备。改变南大学制与教学语言的工作就交给王赓武去计划。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改变南大的学制。接下来的重要工作便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由于《王赓武报告书》引起南大师生与星马华人的强烈反对,李光耀不便于断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南大随后聘请的正式校长黄丽松,虽然强调英文很重要,但也强调中华文化对南大的重要意义,没有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黄丽松离开后,接任的校长薛寿生遵循黄丽松定下的方针,也没有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一九七三年,李光耀为南洋大学拟定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并不是要南大发展,而是限定南大的发展。南大的如何发展都必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南大在拟定十年发展计划时,必须配合星加坡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这十年发展计划给南大定下最终的结局便是在十年之内与星大合并,南大将被关闭。

这份计划书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公布。三个月后,李光耀便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

由于南大的两任校长都没有意会李光耀未说出的意旨,全盘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李光耀终于忍不住,在一九七五年,罢免薛寿生,立即派他的手下酷吏李昭铭接任,并立即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最后把南大与星大(就是原先的马大)合并。这件事并不仅仅是两间大学的合并,而是关系到整个星马华人社会,影响重大。

李光耀万万想不到的是,两间大学的校长都极力反对。当时,南大的校长是吴德耀,星大的校长是杜进才。

李光耀在决定关闭南大时,跟党内领袖讨论过。他在回忆录中说(见《一种语言》,收在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

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都反对关闭南大,反对最强烈的是杜进才。在关闭南大这件事上,从头到尾都是李光耀一个人的主意,跟教育、语言、经济发展等等都毫无关系。在行动党内的领袖中,执意关闭南大的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在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也就李光耀一个人。

在南洋大学史上,与南大为敌,必欲置南大于死地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

在星马历史上,敌视华人与华文教育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巫统与回教党都不以华人及华文教育为敌人。巫统与马华合作,回教党执政吉兰丹州,对华人友善,乐意帮助华文教育。巫统与回教党的领导人都比李光耀更有人性。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全无人性。他与希特勒、东条英机、蒋介石等恶魔同类。

这让人想起古人“何德何能”的话。“德”比“能”实在重要太多了。“德”在任何人身上都极其重要。“德”的根源就在于童年时候的“家教”。

一个人的内心恶毒,究其根源,必在于童年时候没有家教。家教的作用,在最后时刻,将是生与死的关键。南大之死,就死在一个没有家教的独夫之手。

这让人想起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的话:“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王赓武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真是太无耻了。

由于党内领袖不支持关闭南大,于是,李光耀转而向党内的南大毕业生议员寻求支持。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又见《一种共同语》,刊于《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己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多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他特别提到四个人:庄日昆、何家良、钱翰琮、李玉胜。这四个人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居然呼吁李光耀关闭培养自己的母校,毫不知耻。

李光耀本可以借此宣称他并非关闭南大的罪魁祸首。他是应几个南大毕业生的请求而关闭南大的,但这四个小喽啰的影响力不大。李光耀当时如公布他们的名字,必被万人指骂为汉奸走狗,只有反效果。

李光耀所说的“局势发展到1978年己经恶劣不堪”,纯为编造的谎言。南大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实际情形完全相反。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当时李光耀提出合并的理由是南大学生在英文程度方面不够卓越,所以必须提升英文水平。但是,当时一些国际公司对于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给予肯定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再来就指出南大在招生方面放宽标准,所以就建议来个联合招生。

虽然当时南大实行联合招生,但在人数方面依旧并无改变。因为当时的南大拥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

他在第五章中说:

有一个偏见:南大的学生英文不够好。如果新加坡走向高科技的话,会有很多外国公司走进新加坡,南大的学生会因为英文不够好,市场上的价值比较低。所以要提高南大毕业生的市场价值,便把英文强逼到不仅是上课才用,就连日常对话都要采用。……

但是语文上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影响南大的整个发展。南大后来主要是因为很多主修电脑中心课程的毕业生容易找工作。那时候新加坡很多大公司开始装置电脑了,南大里有很多主修电脑课程的校友,很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去工作是靠他们的电脑知识,还有靠他们工作上的认真和本事,他们的英文书写程度都不错,讲也可以表达。所以早期南大的毕业生实际上在外国公司工作是没有语言上的问题,都做得非常顺利。……

南大学生的语文程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合并是为了提高南大的语文程度,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李光耀一生都生活在瞒骗之中,爱讲假话。尤其是关于南大的事,他说得出口的都是假话。

为了寻求支持关闭南大,他于是又转而向四个大富豪要求支持关闭南大。这四个人如支持,就比那四个小喽啰有影响力得多。结果是,四个人中,有一个什么话都不敢说,两个反对,第四个支持关闭南大。这个人就是南大理事会主席。此等行径,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杜进才和吴德耀两位校长的反对,让合并不能顺利进行。李光耀当然不会有半点犹豫,而是立即发挥他残暴邪恶的本性,罢免两位校长,并安排手下的两个酷吏掌管两间大学,把南大摆放在砧板上,任意宰割。郑奋兴回忆当时情形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刚才我忘了提及的就是南大最后一任行政首长,他的职位是秘书长(当时没有校长),功劳也很大,就是陈祝强。

他是一位决定南大是否合并的关键人物。当时政府要调走吴德耀,有人就制造一些事件,指他糊涂的把报告书乱写,数字方面也不对,所以理事会一致认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必须卸任。但当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且政府早有计划要把南大新大进行合并,新大方面的杜进才校长被李光耀调走,南大方面就派了秘书长陈祝强。陈祝强前来执掌南大,意味着南大新大的合并已为时不远。

李光耀罢免杜进才之后,马上派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接任星大校长。一个酷吏单凭办事的手段便能升任大学校长,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关世强最大的优点是:他是李光耀的中学同学。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时,他是委员会的秘书。全靠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意旨写进报告书中。他是一开始就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的人。由他担任星大校长,合并的程序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李光耀通过黄祖耀在毕业典礼上公开罢免吴德耀的校长职,理由是他不肯跟李光耀合作。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黄祖耀当时的态度非常嚣张。可见他跟李光耀沆瀣一气。两人是否有秘密协议,不得而知。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由特任委员会管理校政,陈祝强担任秘书,执行特任委员会的决定。

四个月后,十二月廿七日,陈祝强出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的决策,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事务。

因为南大没有校长,陈祝强当时手握南大实际校长大权。这时,星加坡两间大学的校长都由李光耀手下酷吏出任。南大除了关闭之外,没有任何可能的生路。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当时陈祝强的到来实际上是为了合并,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为了讨论合并的利与弊。当时有两位主席,一位是新大的校长关世强,另一位是南大的秘书长陈祝强,两位理学院院长、两位文学院院长,大约5、6位,还有一位注册处主任。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但并不一定要真正合并。最后讨论的结果显示,南大合并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着当时学生的素质、课程、师资方面与新大同。但新加坡将失去了有两间互相竞争的大学,也失去了一个机会向不同的方面发展。合并了的最大缺点就是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只有一种毕业生。当时南大招来的学生仍然很多,它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新加坡当时正朝高科技发展,很多外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南大毕业生的英文不够好,但实际上很多公司,他们并不需要你有很好的英文,你只要做事做得好,能写好报告书那就好了,并不是行销的问题而是技术知识的问题。结果后来在新加坡很多的大公司,在里面做得很好的都是南大的校友,所以也不是语文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素质的问题。为了避免南大的学生日后在政治上的影响,后来就实行了共同校园长达一年。

李光耀派陈祝强来掌管南大,目的就是为了合并,跟星大的关世强相互配合。

一九七八年,在正式合并之前,实行长达一年的联合校园。联合校园是合并的彩排演习。这一年过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两间大学便可以合并了。

虽然万事俱备,李光耀仍然欠缺舆论支持。他于是向两间大学的教学人员调查。并不是他尊重民意,而是他不要背负关闭南大的历史责任。他需要替死鬼(详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他万万没料到,两间大学不仅校长反对合并,连他向来都不放在眼里的教学人员都反对。虽然这些反对的意见都合情合理,但不可能打消关闭南大的决定。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我要说明“合并”这件事并不是说要合并就合并了。其实并非如此,今天说要合并,明天又说不要合并了。后来又突然说要联合校园共同上课,再后来又突然说要合并了。我们去盖那个数学和电脑大楼是陈祝强说不合并了。盖到一半又说要合并,结果就合并了。所以那个数学和电脑大楼白白浪费钱。可见“合并” 这件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有很多因素在。

为什么合并的事会如此反反复复呢?绝不是因为李光耀谨慎考虑,而是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这三方面的反对是他反反复复的主要原因:

其一,他的党内领袖,没有一个支持他。

其二,星大和南大的校长都极力反对。

其三,星大和南大的教学人员全都反对。

第一方面的反对,是最大的阻碍。这在他是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方面的反对,他完全不能容忍,所以就把两间大学的校长罢免了。

第三方面的反对,他无法控制,只能不加理会。

他需要造成许多人都支持他的印象,以便得出结论:他只是顺应舆论的要求而把南大关闭而已。他不想一个人承担历史责任。

一九七九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最后五步程序,已走了四步,接下去便是关闭南大了。

在关闭之前,他需要替死鬼,就是给他做挡箭牌的舆论。就像先前的三份报告书一样,他需要找专家来给他支持,减轻他自己的罪责。按照专家的建议关闭南大,支持南大的人都必须接受。

李光耀在之前所炮制的三份报告书,都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拟定。因此,在正式合并之前,最好也能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可是,当时两间大学的人,从上到下,无人支持合并,这就难于找几个人来组成委员会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间,李光耀在伦敦会见四名英国学术人员,讨论如何改善新加坡的大学教育。他当时应该是想找四个人来组成一个委员会,但最后只雇用丹顿一个人。这显然是因为其余三人都不愿意做傀儡,只有丹顿愿意,所以只是他一个人受雇。李光耀必定给他一笔不小的费用。

于是,他到英国去找。他跟几个人面谈后,无人愿意做他的傀儡。最后找到一个丹顿,愿意当他的傀儡。于是就由丹顿一个人代替一组人的委员会,撰写报告书。

2、政治目的

就当时的情势来看,丹顿的报告书是多余的,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南大是否关闭,李光耀早已决定,无需别人多说。李光耀真正需要的是,从丹顿的口中说出这句话: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丹顿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指示办事。他只到星加坡来两天,跟几个人谈谈,便得出结论:星加坡在未来二十年,只需要一间大学。

丹顿完全是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星加坡需要多少间大学,星加坡人最清楚。李光耀也很清楚。他并不在乎星加坡需要多少间大学,他最急于做的是关闭南洋大学。关闭之后,再办几间也一定有理由。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立即设立的南洋理工学院是仿效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

李光耀在这之前,对南洋大学师生说,星加坡需要两间大学。这就像他说南大将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一样,只是谎言。他早已决定关闭南大,却找丹顿来说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这样,关闭南大的责任就不在他。他只是依据丹顿的建议,不得已而关闭南大。这样的借口,只是为了蒙骗新加坡华人。到后来,不必遮遮掩掩时,他就干脆说,要是时光可以倒流,他会早点关闭南大。

李光耀通过丹顿的报告书,让世人以为,星加坡基于大学发展与经济能力等等,只办一间大学会更好。这样一来,关闭南洋大学就合情合理了。

李光耀一生阴险狡猾,残暴毒辣。这完全可以从他关闭南大的手法看出来。

星加坡在四十年代末设立第一家大学,马来亚大学。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设立南洋大学,于是星加坡就有了两间大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大学总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绝无人口增加,大学反而减少的道理。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想找个专家来做挡箭牌,便把丹顿找来写报告书。丹顿只到星加坡两天,什么也没看清楚,便论证星加坡只需要一家大学。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

其一,李光耀关闭南大是因应专家的建议,并非他个人的恶毒意图。

其二,为了星加坡的大学教育发展得更好,需要关闭南大。

这样,就可以掩饰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罪责,也可以转移和模糊历史的真相,并推卸关闭南洋大学罪无可恕的历史责任。

李光耀百密一疏。他在给丹顿的信中称赞道:“你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这无异于透露出,丹顿报告书纯粹是为了李光耀的政治需要。这也就是丹顿报告书的政治内涵。

丹顿“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这话的实际意思是:他了解李光耀的心思,观察入微,迎合李光耀未说出的意旨。

关闭不关闭南大,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从政治来考虑,根本就不切实际,也不可能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肯定:丹顿报告书只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政治工具,用来转移和模糊社会舆论,进而帮助李光耀推卸他是消灭星加坡华人文化教育的千古罪人,从而减轻他关闭南大的政治代价。

报告书中,并未直接讨论关闭南大的议题,而是把议题局限在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

如果讨论这个议题的结果是,需要两间大学,这报告书就全无意义了。因此,结果只能是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这样一来,便需关闭其中一间了。这是丹顿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政治心态。

李光耀并没有直接说出关闭其中一间,而是闪闪烁烁,说是合并。因为是合并,不是关闭其中一间。在理论上说,合并后南洋大学还在。这样便能达到光明正大的把南洋大学关闭的政治目的。

丹顿是英国人,以英国为例,人口在二十万以上的城市都有一间大学。新加坡当时人口约两百万,却只能有一间大学。丹顿报告书显然是由李光耀授意,为关闭南大而写的政治报告书,绝非客观研究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报告书。

丹顿十分清楚知道,李光耀对他的报告书的期待是什么。他也很乐意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撰写一份政治报告书。

3、主要内容

一般的研究报告书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写成报告书。李光耀所炮制的报告书,都不必花多少时间便能写成。

为什么李光耀炮制的报告书可以如此有效率呢?因为李光耀所炮制的报告书都是先有结论,然后才撰写的。无需花时间收集资料,也无需分析资料,只需要按照李光耀的意思写出来便完成。《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全都如此。全都不必多加研究便已得出结论。不是效率高,而是草率,匆匆忙忙便完成了。

这四份报告书中,最草率的是《丹顿报告书》。丹顿受李光耀之命撰写报告书后,只到星加坡来两天,便得出李光耀告诉他的结论: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他的报告书很快便写出来了。

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全都被李光耀尊为专家,而实际只不过是李光耀的傀儡。

一九五一年,方威廉与吴德耀两位联合国教育专家,到马来亚调查研究华校问题,然后才细心撰写《方吴报告书》,提出专家的建议。这才是专业的报告书。

《丹顿报告书》就像一九五九年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不仅草率,而且完全不负责任。虽然这样的报告书非常不专业,却正是李光耀所要的报告书。

丹顿的报告书一共包含四份文件:

前言
丹顿致李光耀书函
李光耀回复丹顿书函
丹顿报告书正文

《前言》简约记述有关撰写报告书过程中的主要情节,以及报告书对讨论议题的精简结论,一共五点。

第一点,李光耀表示星加坡设立两间大学为佳。

李光耀在一九七八年二月间,对南洋大学的师生讲话时表示,新加坡有两间大学为最佳的选择,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通过健康的竞争,两间大学的师生可以相互激励,从而提高两所大学的学术表现。

这份报告书的主要议题,就是要针对李光耀的这一个观点来分析与论证。

第二点,一九七九年六月间,李光耀在伦敦会见四名英国学术人员,讨论如何改善新加坡的大学教育。这些人士都具有管理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大学的资深履历。

第三点,丹顿告诉李光耀,为12000名学额而设的大学教育,可以通过一间大学,或者两间大学,或者一间大学两个学府去实现。要同时办好两间大学困难较大,因为需要聘请更多教职员去处理两所大学里重复的设备,而要快速招聘到适当的人员更是不容易。

第四点,丹顿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走访新加坡。来之前,新加坡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资料,包括本地教育系统,学生人口预测,未来大学人才需求,大学收生计划,大学入学标准,两所大学和联合校园的历史,各个校园可容纳学生名额,以及其各个院系的教职员人数,资金与开支财务和研究经费的分配。丹顿抵新后,政府又再按丹顿的要求,提供各项补充资料。

第五点,丹顿提交报告书的结论是:要维持两间大学,两个校园的论据十分脆弱。在肯特岗建立一间强大的大学最具说服力,因此,建议设立一间大学。

第二份文件,丹顿致李光耀书函。

丹顿报告书的内容是根据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与十九日,到各个大学实地考察和拜访相关的教职员,以及从两所大学和总理私人秘书所获取的资料讯息,总结而成。

在讨论有关议题时,参与的人员都是无所保留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自由讲述自己的立场和论据,开诚布公的议事。这一点将有助于总理的决策,并让各个大学同意与接受总理将做出的决定。不过,两天的走访相当匆忙,不足以对一些重大的事情更深入讨论,因此,这次访问应看成是试探性的初访。报告书的一些建议有必要更进一步研究。

第三份文件,李光耀回复丹顿书函。

李光耀对丹顿说:“你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间或者是两间大学会更好。你的分析让我信服把所有院系设在一所大学会更好,而从未来新加坡的学生数目来看,对要支付重覆的大学教员和设备的开支而言,是不合理的。在第13点讲述维持两所大学的论证,和在第14点给予驳斥,之后,在第20-22点,处理了南洋大学理事长的建议,你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虽然你仅仅只有两天的访问时间。报告书清楚与精简。这对我将采取的下一步给予了保证。”

第四份文件,《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初步报告书》正文。内容共分五节。

第一节,新加坡在可预见的将来提供大学教育的规模和范例;
第二节,三处校园的容量:
第三节,一间或是两间大学;
第四节,调查团?
第五节,结论摘要与建议。

在前四节中,丹顿共列出二十四个论点,论述新加坡应该有一间或者两间大学这一个核心问题。

在二十四个论点中,第13点和第14点论述一间或是两间大学问题,第20-22点论述南洋大学秘书长提出的替代办法。这五点为报告书最重要的讨论。

第13点是保留两间大学的论述。一共归纳为五个主要理由:大学水平上保持某些形式的竞争是好的;两间大学先合并后分开,那将是一项花钱的荒谬的事情;南大的东方文化根基可以平衡新大的西方文化影响力:南大已经在某些方面建立了优良的声誉;联合校园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南大将重回裕廊校园。

第14点则是针对第13点的理由,提出相反的论述。就第13点的五个理由,逐一的提出反驳。

第15点是总结:新加坡拥有一间大学的好处,就是大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那些好处,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更大、更强的院系,并且在多门学科教学和研究方面享有更大的机会。在一个统一的学府里,中央行政费用将可能是总开支的一小部分而已。

第20点分析了南洋大学理事长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联合校园的目标完成后,在裕廊校园建设一间新的大学;新大学将和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新大学开课的学科将不再在新加坡大学开办;两间大学将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和学院。第22点则是逐一提出反驳的意见。

最后一节,结论摘要与建议,一共有九点。第一点和第七点是李光耀所要的。

第一点建议,在未来二十年,直到公元两千年,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学生总额在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之间。

第七点建议,如果肯特岗校园和裕廊校园都合适,就选用肯特岗校园。

这两项结论都是不需要写报告书的,只要李光耀说出来就是了。

丹顿回返英国后,于l979年12月11日签署报告书。

李光耀于1980年3月15日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

同一天,李光耀的私人秘书发表致报章读者公开信,提出在南大校园内建南洋工艺学院。这当然是李光耀的决定。

李光耀支持丹顿报告书的第13点,第14点,第20-22点,所提出的论述和观点。不言而喻,关闭南洋大学是李光耀的政策,丹顿的报告书只不过是应景得出相同的结论。

4、立论偏差

为了关闭南洋大学,李光耀邀请丹顿这样一位对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全然无知的英国人,撰写了一份共十一页的《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即《丹顿报告书》。丹顿只到星加坡来两天,便得出结论: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这一句结论的话,却是报告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李光耀邀请丹顿来写报告书,就是要他说出这一句话。丹顿的任务也就是重复李光耀要他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位,对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全然无知的英国人,他所说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星加坡大学教育的发展。这听起来虽然荒谬,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只有在李光耀的统治下,才会有这样的事。

李光耀就是依据这样一位对星加坡无知的专家的建议,关闭南洋大学。

丹顿立论的偏差在哪里呢?

首先,丹顿对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全然无知。

丹顿报告书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新加坡应该有一间还是两间大学? 他在讨论时,只重视李光耀的政治需求,完全无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需求。从星加坡的社会文化来看,丹顿应该提出的正确问题,不是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而是星加坡需要一种文化还是两种文化的大学?

星加坡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大学不能脱离文化,那么,星加坡需要的是东方文化的大学,还是西方文化的大学,还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这才是星加坡大学教育应该考虑的议题。

星加坡既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又以多元文化为其社会特性,那么,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大学,显然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如果星加坡需要两间大学,或三间大学,第二第三间大学仍然是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两间大学完全可以保存。

南洋大学主要提供东方文化教育,星加坡大学主要提供西方文化教育,两相配合,便是对星加坡最佳的大学教育。

在当时的星加坡大学教育界,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是吴德耀校长。他是个智者,目光远大。他是领导星加坡大学教育最适当的人。但他自幼受华文教育,这就注定被李光耀排斥。

在那些反对合并的人中,必定还很多这样有眼光的人。不幸,这样的人都被李光耀所排斥。杜进才是李光耀的党的创党元老,就因为反对关闭南大而被排斥。

李光耀就没有这样的眼光,他也不要有眼光的人。他要的是政治正确的人。他是英国的代理人,完全站在英国人这一边。消灭华人的文化和教育,是他神圣的任务。关闭南洋大学是他一生最大的功劳。

星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议题,并不是丹顿提出来的,而是李光耀提出来的。提出这个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新加坡发展大学教育,因为李光耀提出来之前,早已有答案。他只需要一间大学,并以此为借口,关闭南大。

丹顿的工作不是帮助李光耀寻求答案,而是帮助李光耀说出他准备好的答案,让李光耀有个依据。

丹顿的角色并非专家。任何专家都必须有能力解答专业问题,而丹顿只是个傀儡。即使他本有能力,但在受雇于李光耀之后,便只是个傀儡。李光耀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傀儡。丹顿很好的扮演傀儡的角色,并给李光耀所需的答案。

教育与文化无法分开。任何民族都可以办教育,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这是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保障的基本人权。因此,星加坡只要一间在肯特岗的大学,就是说新加坡只要西方文化教育,不要东方文化教育。这完全漠视华人学习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基本人权。

李光耀向来吹嘘,星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星加坡实行平等对待四种语文的教育政策,如果确实如此,那又岂能关闭传承华人语言文化的大学,侵犯华人的教育权利?

其次,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完全无知。

丹顿报告书中指出:申请入学者,尤其是那些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大多数都选星大。星大已经处在更有利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可激励它上进,而南大则没有能够和它争一日长短的希望。因此,这样的竞争多半是没有益处的。

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选择星大,而不是南大,客观原因是,这些学生选修只在新大设立,而不在南大设立的专业课程如,医科,法科,工程,建筑,绘测学等等专业学科。

丹顿根据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选择星大的多,选择南大的少,而得出南大不如星大的结论。这是一个荒谬和缺乏专业认知的结论。本质上大不同的数据,如何可以进行客观的比较?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一无所知。

即使是同一间大学,申请入专业学科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通常都比申请入非专业学科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为佳。任何大学都如此。

丹顿认为南大没有和新大争一日长短的希望,这完全是李光耀的恶意偏见。南大虽然没有专业学科,但是有些学科,如华文研究、数学和电脑学等,已有良好的声誉;南大在商科方面也可以继续发扬光大。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当时李光耀提出合并的理由是南大学生在英文程度方面不够卓越,所以必须提升英文水平。但是,当时一些国际公司对于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给于肯定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再来就指出南大在招生方面放宽标准,所以就建议来个联合招生。

虽然当时南大实行联合招生,但在人数方面依旧并无改变。因为当时的南大拥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

南大要是能够得到足够的资助,必定能够发展得更好。无奈李光耀对南大的恶意偏见,阻碍南大的正常发展。南大的东方精神素质,是星大无法比拟的。这一种精神素质,正是支撑星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其三,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完全无知。

星大是新加坡政府办的大学,从建校的那一刻开始,就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国家资源支持。南大是民办的大学,从建校的那一刻开始,政府拒绝资助,因而面对财政艰难的困扰。

李光耀在一九六九年开始部署建设星大在肯特岗的新校舍,动用庞大的资金。反观南大的处境,一九七一年,大学理事会还在设法筹集一笔小数额的四百万元,以扩充部分现有的大学建筑。

李光耀在肯特岗建设星大的新校园,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星大,更是为了关闭南大的计划,把南大的师生都搬进去。他雇用丹顿当傀儡,便是为了关闭南大计划。

丹顿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如此巨大差别,一无所知,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大学运作的影响,就必然无法平等看待南大。南大所面对的困境完全因大学资源不平等所造成,而李光耀是黑手。

南大虽然在财政和资源上都远远不如星大,仍然在一些学术领域有杰出的表现。如果南大在国家资源上能够享有平等的待遇,岂不能与星大在学术上竞争?

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限制南大的发展,不愿意拨给南大发展的资源,以致南大举步维艰,成为关闭的借口。

丹顿因对南大和星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极大不公,而给予南大的负面批评。这正是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其四,丹顿对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完全无知。

星大之所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政治因素,同样的,南大之所以受到李光耀的排挤,也是因为政治因素。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

丹顿在报告书里表示:“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这其实就是《丹顿报告书》没有价值的最大原因。南洋大学的问题,从创办时开始,就是新加坡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就丢失了分析南大问题的最核心元素。理所当然,一份不考虑问题核心元素的报告书,其准确性必然是失之千里。

其实,丹顿在报告书里并没有撇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他所考虑的是李光耀的政治需求,也就是关闭南大。

丹顿对新加坡有多少认识,报告书的分析如何,准确性如何等等,都不是李光耀所关心的。

丹顿来星加坡两天便写报告书,草草了事,因为他不需要深入了解。他只需要说出李光耀要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星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三)秘密协议

1、白皮书

李光耀以南大与星大“合并”为关闭南大的手段。这样的“合并”不可能是公平的。

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南大的特色与特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国立新加坡大学则是星大的延续,文化内容完全相同。星大只是在校名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便把南大完全并吞了,不留痕迹。

南大与星大“合并”只不过是李光耀编造的骗局,却隐瞒真相,处处说“公平”。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中回忆说:

当时陈祝强的到来实际上是为了合并,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为了讨论合并的利与弊。当时有两位主席,一位是新大的校长关世强,另一位是南大的秘书长陈祝强,两位理学院院长、两位文学院院长,大约5、6位,还有一位注册处主任。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但并不一定要真正合并。最后讨论的结果显示,南大合并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着当时学生的素质、课程、师资方面与新大同。但新加坡将失去了有两间互相竞争的大学,也失去了一个机会向不同的方面发展。合并了的最大缺点就是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只有一种毕业生。当时南大招来的学生仍然很多,它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郑奋兴在《网上南大—梦幻抑真实?》文中说(收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附录):

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白皮书由一个六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三个来自南大,三个来自新大。虽然参加这个委员会不是我的本愿,但经历这个过程后我也不以为憾。

委员会主席是新大校长,南大秘书长为联合主席。我还清楚记得在第一次会议时,主席简单明了地传达上方定下的指南:“对两间大学都必须公平,尽量减少对任何一方造成的伤害。”

委员会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得出最后的建议书。我本身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建议书。在会议过程有人提议将新大学命名为“新南”,然后有人指出“新南”在福建话是“没事可做”,对任何一间大学都不是个好名字。考核了一连串的名字之后,我们最后决定采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同时同意新校徽必须包容两校的校徽。

当然白皮书至今还是机密文件,我无权在此谈论内容。我只能在此指出:建议书是公平的。参与的六个委员都清楚:如果对任何一方有不公平之处,我们就会遭到谴责,大家都会有麻烦。

我必须用这一段历史来支持我个人的观点:南大与新大是新加坡国家大学的组成部份,在合并的过程,有一个简单的规则:所有南大新大的教职员都自动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两间大学的联合。

这里说,“白皮书至今还是机密文件”,是很奇怪的事。既然是公平的,为什么两校合并的白皮书,至今还是机密文件?既然是机密文件就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两间大学都是用老百姓的钱来办的,两间大学的合并计划书,就应该公开,因为老百姓有知道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凌驾于老百姓之上。

且退一步说,星加坡用英国法律,而按照英国的政府机密文件解密法,政府的机密文件经过三十年后便须解密,让老百姓知道。南大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为什么关闭南大的白皮书还是机密文件?

2、历史责任

南大被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可能是现在仅有的两位知道这份机密文件的南大人,他们有责任说出这份白皮书的内容。

当年合并时,南大被关闭,最直接受害的便是南大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当时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有责任向这些受害人说出历史的真相。

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对南大的爱,无容置疑。郑奋兴教授在南大被关闭后,还希望为复校努力。这种精神,十分可贵。正因此,他更有责任说出当年的真相。

李光耀逼害南大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天人共怒,天理难容。任何人为李光耀守密都是可耻的罪行。

吴德耀校长一开始就反对合并,因为那是没有远见的决定。郑奋兴教授也反对合并。在合并之后,他目睹南大的消失。他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不过吴德耀不同,他一直反对,到最后他还是反对。后来我跟他喝茶,王叔岷也在,他提过两件事情。他说十年后校友跟理事都会后悔,知道合并是不合算的;二十年后新加坡政府也会后悔合并。现在想起来,那个预言好像实现了。

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看到一定会后悔呢?进了新大的时候我才知道,虽然要公平发展两间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长处,但是它的行政还是新大老一派的人;……

不过很明显的,最后南大的教职员就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南大校风,南大精神不能在国立大学发挥。南大校风,南大精神也不能在理工大学发挥。这是新加玻的不幸。

合并本来就是个骗局。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是,通过合并,把南大关闭。合并的意义是关闭南大,合并的结果就是关闭南大。这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骗局。郑奋兴教授与洪国平教授终于在合并之后,清楚看到李光耀的骗局与南大的结局。

任何人为骗子守密,都是违反道德的。

(四)公开书信

在联合校园之后,下一步便是合并了。合并暗藏的意义就是关闭南大。

到了一九八〇年,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时机已到,李光耀毫不犹豫的正式提出合并。

在正式合并之前,李光耀和连瀛洲、黄祖耀、陈共存三人有书信来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情节呢?这在南大史上另有意义。陈共存在一篇访谈中说(见田炳信的《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文,刊于2005年11月21日南方网):

李光耀当时要关南洋大学,有四个人是南大的董事,我是其中之一。他找我们四个人谈话,让我们写信支持。然后我就想想要不要讲真话,后来提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理由。

从这段话可见当时李光耀在张牙舞爪。他非常清楚关闭南大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所以要求这四个南大的董事支持,以便制造舆论,把罪恶合理化。

为什么他要特别要求这四个人支持呢?因为他无法在别处得到支持,就是他的党内领袖如::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人,全都反对关闭南大。在行动党内部,执意要关闭南大的就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在整个星加坡,执意要关闭南大的,也只有李光耀一个人。

他于是转而要求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南大校友支持他关闭南大。有四个南大校友,庄日昆、何家良、李玉胜,钱翰琮,表态支持他关闭南大。

当时,国会中有十一位出身南大的议员,即:钱翰琮、李玉胜、潘峇厘、何家良、蔡崇语、庄日昆、何振春、高立人、杨子国、饶柏华。李光耀只提到其中四位,是不是其余七位不表态?还是不支持?如果李光耀对外公布这四个人支持他关闭南大,这四个人必定被骂是汉奸走狗。其宣传价值是负面的。无论如何,只有其中四位支持,这是少数,无法制造舆论。这四个人的支持远不如四个南大董事的支持来得有力。

这四个南大董事中的三个就是:连瀛洲、黄祖耀、陈共存,第四个是谁不得而知。他大概是在看到李光耀张牙舞爪时被吓坏了,怕被惩罚,所以什么话都不敢说。

一九五三年,南大建校运动开始时,连瀛洲和陈共存都积极参与。连瀛洲尤其积极,对南大建校贡献很大。黄祖耀跟南大建校运动完全无关。

李光耀从不相信民主。他并不是要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等四个人提意见供他参考,而是要他们公开支持关闭南大。这其实是小声说出的命令,但这件事太大了,三个人都不敢支持。他们都在给李光耀的信中提出一些意见,但不会有任何作用。李光耀不可能听他们的。

李光耀关闭南大并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至迟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已有确定的计划。他先后筹划了二十四年。现在眼见就要达到目的,不可能放弃。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他还没上台执政,不能公开做些什么。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台之后,便马上着手关闭南大的计划。他在《魏雅聆报告书》中明确提出,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南大的命运在当时已经尘埃落定。

李光耀与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三人的书信往来,是一段滑稽的情节,却是出乎李光耀的意料之外。他绝没想到还有阻力。

首先,李光耀要求这三个人支持南大与星大合并。

这三个人不敢支持,便提出保留南大的理由。

于是,李光耀再提出必须关闭南大的理由。四个人仿佛是在玩绕圆圈游戏,不可能有共识。

最后,李光耀不理会他们的任何理由,执意关闭南大,三人不敢大声支持,也不敢再出声。这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恶念更加坚定。

1、黄祖耀与李光耀往来函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他的理由是:

其一,南大缺乏师资,难以聘请到资格高深的师资。

其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李光耀一生都恶意贬抑南大学生程度低,并且反复的说,让谎言变成事实。他的意图非常恶毒,也非常明显,就是以此为理由,关闭南大。

李光耀提出的这两个理由都是编造的谎言。他一生从不说一句真话。他说得出口的好话与坏话都是假的,都是为了他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尤其是有关南大的话,说出来的都是假的,真话藏在心里。

李光耀从一九五七年与英国人相勾结的时候起,便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执意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是最后一个目标。由于政权掌控在他手中,南大被关闭是无可避免的事。

为了关闭南大,他编造各种谎言为理由。他非常清楚,假话说了许多次就会让人相信是真话。他所提出的两个理由跟当时南大的实际情形相去很远,完全是编造出来的。郑奋兴回忆当时情形,跟李光耀所说的刚好相反(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当时李光耀提出合并的理由是南大学生在英文程度方面不够卓越,所以必须提升英文水平。但是,当时一些国际公司对于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给予肯定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再来就指出南大在招生方面放宽标准,所以就建议来个联合招生。

虽然当时南大实行联合招生,但在人数方面依旧并无改变。因为当时的南大拥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

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二章中说:

南大合并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着当时学生的素质、课程、师资方面与新大同。但新加坡将失去了有两间互相竞争的大学,也失去了一个机会向不同的方面发展。合并了的最大缺点就是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只有一种毕业生。当时南大招来的学生仍然很多,它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新加坡当时正朝高科技发展,很多外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南大毕业生的英文不够好,但实际上很多公司,他们并不需要你有很好的英文,你只要做事做得好,能写好报告书那就好了,并不是行销的问题而是技术知识的问题。结果后来在新加坡很多的大公司,在里面做得很好的都是南大的校友,所以也不是语文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素质的问题。

在这之前,李光耀在他所炮制的《丹顿报告书》中,建议南大与星大合并。李光耀于是向黄祖耀提出三个选择,让理事会决定:

其一,南大和星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

其二,南大和星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保持两个校园;

其三,南大在联合校园三年过后,重新开办。

李光耀清楚表明他的意见是: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关闭。

三月十日,黄祖耀复函李光耀,主张南大应继续存在,理由有二:

其一,星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大学,互相竞争,又相辅相成;

其二,南大是新加坡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洋大学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

黄祖耀还与李光耀面谈南大问题。三月十八日,黄祖耀致函李光耀,提出三点建议“

南大的前途是应该根据其在为新加玻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及为我国公私各机构造就所需要人才的任务上能否做出最佳的表现来加以确定。

这些向来都是南大的基本宗旨,也应该是南大的未来目标。

阁下曾表明宁愿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主要的学系安置在裕廊(南大)校园。在我们未采取这项步骤之前,本人仅建议下列另两项补救办法,尚请阁下给予考虑。

第一、本人建议南大采用美国大学制度,并且和一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建立联系。……

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将南大改组成为一所美国制的大学。这样一来我们将可以给新加坡人多一个大学制的选择,同时也可以确保其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不必拥有两所互相竞争的大学,而只要拥有两所相辅的大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目前的各学院及学系分配在新大和南大开办。……

如果合并是唯一的途径,那么为了保存南大的名誉,并确保其能继续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有贡献的角色,本人准备接受阁下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黄祖耀这里提出的实际是三个建议:

其一,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

其二,南大与星大相辅相成,把目前的各学院及学系分配在星大和南大。

其三,南大和星大合并,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这三项建议都是李光耀所不能接受的。南大原本就是美国制大学,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强逼南大改制。他不可能让南大再回到美国制。

第二项建议,让两家大学并存,把各学院与学系分配到两个校园,这也是李光耀不能接受的。他根本就不想让南大继续存在。

第三项建议,两家大学合并,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这样看起来仍然是两家大学,而南大比星大更加重要,李光耀不可能容忍。

三月十五日,李光耀发布他所炮制的《丹顿报告书》,强调两间大学不能并存。至此,什么都不用讨论了。

三月廿九日,李光耀覆函黄祖耀,除了继续贬抑南大之外,给黄祖耀三个选择:

其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就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的计划提出意见。

其二,在联合校园期满后,重新开办南大,提供商业行政、会计和目前教导的其他学科;星大则继续提供目前的学科,南大必须和新大竞争招生。

其三,南大与星大合并为国立新加坡大学(国大)。在南大校园设立一间理工学院,为国大的一部分。一九九二年改为南洋理工大学。

李光耀最后说:

抉择由您决定。判决将由学生宣布。

这句带恐吓的话,必定把黄祖耀吓坏,不敢选择。

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文告,决定接受李光耀的建议,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南洋理工学院”,一九八二年开始招生,一九九二年前改名“南洋理工大学”。

把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原本是黄祖耀提出的,到头来却不敢接受,非常荒谬。这显示李光耀那句恐吓的话很有效用。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他给理事会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从英国制度换回美国制度,然后要跟美国的一个著名大学建立合作的关系。这本来就行得通的,因为南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制,而且有许多美国著名学者曾经拜访南大,所以要建立良好关系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合并是最坏的,第一个选择是最好的,因为实际上南大的特征就是融合。在早期的南大学制里,南大的好处就是学生寄宿在南大宿舍,排课的时间可以从早到晚。选课也可以很灵活。不过后来《王赓武报告书》改为英国制后,就不能转系了,所以老实说南大从改制开始就失去其灵活性,如果最后有机会回到美国制,那么要和许多美国国际大学合作是很容易的。所以第一个选择,如果当时我有在场,如果我有机会发表意见,我相信我跟吴德耀院长一样认为第一个选择最好。

这个分析非常有说服力。黄祖耀是南大理事会的主席,照理他应该为南大而据理力争,但他完全没有担当的精神。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南大的利益之上,因而他自己提出的计划,自己都不敢尝试付诸实行。南大就这样被关闭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黄祖耀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罢免吴德耀校长,当众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时,态度粗暴无礼,没有教养。他罢免吴德耀校长的理由是,吴校长不肯跟李光耀合作。

黄祖耀身为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却当众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他为什么敢于如此嚣张?因为他背后有李光耀。

吴德耀校长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不服从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命令,拒绝与李光耀合作,何罪之有?反过来,黄祖耀不肯维护南大的利益,不肯维护南大的尊严,惟命是从,俯首与李光耀合作,关闭南大,岂不可耻?

当时,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只有李光耀一个人,就是他的党内部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南大理事会主席居然俯首接受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决定。真是南大的家门不幸。

2、连瀛洲与李光耀往来函

李光耀于三月十五日覆函黄祖耀,给他三个选择。连瀛洲也已经知道函件的内容,以及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决心之后十天,于三月廿四日,连瀛洲仍然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四点看法。

其一,中华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跟星加坡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新加坡有今日之成就,主要原因在此。南大对星加坡的成功贡献不小。如果没有南大,则数以千计的人就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高等教育。有许多南大毕业生也在海外获得了高级学位,对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其二,南大创建所根据的宗旨与精神是南大的特性。南大得以保存其特性,有助于把星加坡发展成为本地区的一个教育中心,特别是在中文和亚洲的研究方面。

其三,要克服目前学生与教职员短缺问题,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把有吸引力的课程分配到现有的三个学院去,比如中国语文、哲学与文化、教育、工艺和电脑科学、旅馆管理及其他适当的课程。

其四,如果有恰当的理由只能建立一间国立大学,则在两个校园内建立一间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这间联合大学的重要学系。

在南大理事会于四月五日发表文告,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之前四天,四月一日,李光耀复函连瀛洲,表达三点恶意看法:

其一,南大问题,不会因为我们谈论勤俭刻苦的传统,以及中华文化保存的基本道德教训获得解决。南大并没有传授基本道德教训。

其二,开设旅游和旅馆管理,工艺和电脑科学等科目来吸引学生到南大,无法扭转目前学生由南洋大学转向星加坡大学的趋势。

其三,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彻底地脱离过去,关闭一间收生和毕业生水准低的南大。

其四,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对于建立一间能够让毕业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没有帮助。

尽管连瀛洲能够提出一些有用的意见,但并不能化解李光耀对南大的憎恨。就是因为这样的憎恨,他花了二十四年,精心设计关闭南大的圈套。

3、陈共存与李光耀往来函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四日,连瀛洲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四点看法。

三月廿九日,李光耀覆函黄祖耀,给他三个选择。

三月廿九日,陈共存致函李光耀,就关闭南大事提出三点意见。

其一,南大有助于培养优良的国民素质,肯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精神。

其二,就国家和人民将来的利益来说,两校合并不是上策。

其三,南大采行美国学制。南大和星大分办不同学系,例如中华语文、历史、大众传播、工商管理、会计、数学以及电脑科学等学系由南大开办,星大则可以集中开办医学、法律、工程等学系。两间大学分办不同学系的方法,符合“一间大学,两个校园”的设想。

这三点意见之中,只有第三点是具体的建议。李光耀在三月廿九日致函黄祖耀,同意由他去筹划时,他却不敢承担。

李光耀在四月一日复函陈共存,除了继续诽谤南大之外,别无其它看法。他一共说了三点:

其一,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结果颁发给许多优秀学生的良好学位的价值,也受到怀疑。好多优良的南大毕业生,到新大再攻读各种学位,以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举一个例来说,已故林源河就是在南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第一等荣誉学位后,再到新大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

其二,南大已经是教授英文,不是中文。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洋大学在灌输这些文化价值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

其三,如果不彻底改组,就没有办法消除对南大学位已经产生了的偏见。

这三点之中,第一点最为恶毒,是李光耀一生不断重复的说法,好让他对南大的诽谤成为事实。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强迫南大改制之后,已经完全控制南大。不仅是南大的行政与日常事务受控制,就是学生的生活也受到监视。校园到处是特务和职业学生。

李光耀说:“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滥发学位”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郑奋兴是南大教授,在南大任教多年。他回忆南大学生的素质与求学情况,跟李光耀所说的完全不同。李光耀完全以诽谤南大为乐趣,心理极不正常。

李光耀说:“林源河就是在南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第一等荣誉学位”,这是信口开河。林源河是南大第二届中文系毕业生,当时,南大根本就没有颁发任何“荣誉学位”,更别说是第几等。林源河在本科毕业后,到星大读硕士学位,就如星大毕业生到别的大学读硕士学位一样,有何不妥?这不是南大毕业生的水准不够高,而是南大毕业生的水准达到任何大学的学术要求。

南大还有许多毕业生到欧美大学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正好可以证明南大毕业生够水准,虽然不为李光耀所承认,却为欧美大学所承认。欧美大学依据学术水准承认南大学位,李光耀依据政治需求不承认南大学位,两者毫不相干。李光耀一生爱好信口开河,诽谤别人,对南大更是如此,非常无耻。

李光耀在第二点说:“南大已经是教授英文,不是中文。”既然如此,为什么李光耀一生都在说,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为什么必须实行联合校园才能让南大学生懂英文?

李光耀说:“儒家的人生基本哲理如果没有在家庭和小学加以灌输,南洋大学在灌输这些文化价值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这话原本没错,但用来指责南大便是恶意诽谤。

任何地方的华人都重视家教。家庭与小学是传授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两个主要行所。华文教育一向如此。从来都没有人说,华人子弟是入读南大之后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李光耀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在童年时期没有家教。

李光耀对南大的不断诽谤,只能显示出他恶毒的内心世界与变态的心理。

(五)各方反应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李光耀于是向黄祖耀提出三个选择,让理事会决定:

其一,南大和星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

其二,南大和星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保持两个校园;

其三,南大在联合校园三年过后,重新开办。

李光耀清楚表明他的意见是: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关闭。

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但真的到来时,让星马华人群情哗然。星马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备受歧视欺压,李光耀上台后,变本加厉,决定关闭南洋大学是对星马华文教育的最残暴的逼害。

在李光耀宣布决定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星马华人社会十分震惊,大家都十分关注。各方对南洋大学的存亡兴废,纷纷表态。

1、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对李光耀关闭南大,甚为愤慨。

三月十八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举行特别理事会议,通过议案,反对关闭南大,并发表以下几点声明:

其一,南洋大学对星马建国大业的贡献,任谁都不能抹杀。在庄竹林校长与黄丽松校长掌校时期,南大有辉煌的表现。自从一九六五年被迫改制后,政治干预不断,校长不断易人。近几年来,连校长都没有,由一位执行秘书管理校政。

其二,一九七五年,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彻底改为英语,沦为配角的英文大学,丧失了南大原有的特质。要解决南大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从根本原因着手,而不是倒因为果,将人为的阻挠归咎于南大,并通过南大星大合并消灭南大。

其三,南大与星大应各自独立发展,互相竞争,相辅相成。两间大学各自保留其特色,有百利而无一害。

马来亚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槟城南大校友会、吡叻南大校友会、砂拉越南大校友会等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南大与星大合并,一致支持南大继续存在。

四月廿七日,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举行会员大会,对李光耀将南大并入星大,极为愤慨,并通过下列决议:

其一,强烈抗议及谴责新加坡政府强制将南大并入星大,借以关闭南大。

其二,对南大理事会轻易接受新加坡政府将南大并入星大的蓄意安排,极为愤慨。

五月廿日,大马五个校友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比叻南大校友会、槟城南大校友会、新山南大校友会及砂拉越南大校友会)联合向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黄金辉提呈备忘录,强烈抗议新加坡政府强制将南大并入星大。

2、大马工商文教界

三月廿六日,大马工商文教界组织一个代表团,团员包括黄文彬(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许平等局绅(马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暨槟威华校董总主席)、李成枫(大马树胶总会会长)、林晃升(全国董总主席)、沈慕羽局绅(全国教总主席)、陆庭谕(全国教总副主席)、刘锡通律师(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副会长)、孙勇南(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理事)等九人,专程赴新加坡会晤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了解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情况。代表团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以下几点:

其一,南洋大学对于星马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南大是星马人民引以为豪的千秋大业。这种人民对教育的热忱,不应扑灭,而应该发扬光大。

其二,完全支持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支持南大存在所列举的两点理由,即第一:新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我们对南大创办人负有责任,以不遗余力确保南大在新加坡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中 继续扮演着具有贡献的重要角色。

其三,建议在南大与星大开办不同的学院与学系,采用不同的学制,南大可以侧重于应付来自东方发展的需求,星大侧重于应付来自西方发展的需求,两间大学相辅相成。

其四,南大应及时聘请一位资深的学术人员来担任校长,并停止统一招生与联合校园,使南大能在稳定与独立自主的环境下发展校务。

3、南大学生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星大经济研究所公布,在八月间对南大学生来源的调查结果,南大来自英校的学生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九(49%)。

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当年这些学生都在三四年级就读。一二年级学生之中,来自英校的学生当远远超过一半,因为当时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都已经被兼并,改为英文中学了。

三月廿六日,在得知母校即将被合并的消息后,南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在年终考试后,许多同学都已搬出校园回家。虽然路途很远,交通不便,同学们都踊跃回校开会。

学生会在紧急会员大会上,调查在籍三四年级学生对合并的意见。调查结果:76.92%反对南大与星大合并,支持新加坡应有两间大学;赞成合并者仅12.46%。

这些反对合并的学生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南大精神的精神:他们毫不介意有一张南大的“贬值文凭”,甚或还感到光荣,更不羡慕有一张星大的“增值文凭”。这一定完全出乎李光耀的预料之外。他一定以为南大学生将急不及待争取合并,以便得到星大的文凭。

这就是南大精神!这些来自英校的学生,仿佛吸收了云南园的灵气,体内流着南大的血。他们的情操,远较那些出卖母校的官僚政客为高尚。

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致函黄祖耀说:

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他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回复陈共存的信中说:

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南大的学生应该十分渴望与星大合并,以便得到一张不贬值的文凭。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李光耀所讲的全都是假话。他一生都十分擅长于诬蔑陷害异于己者。他所讲的有关南大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就是关闭南大,他也不愿意说真话,而是美其名为“联合校园”与“合并”。

李光耀一生反复说,南大学生全都不懂英文,南大是华文单一语文大学。这是无耻诬蔑。

在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关闭南大时,南大的学生大多数来自英文学校。如果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都不懂英文,那是只能是李光耀教育政策的失败。他的教育政策也确实是失败的。

南大学生无论读书还是就业,应用英文都不成其为问题。正如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中所说:

有一个偏见:南大的学生英文不够好。如果新加坡走向高科技的话,会有很多外国公司走进新加坡,南大的学生会因为英文不够好,市场上的价值比较低。所以要提高南大毕业生的市场价值,便把英文强逼到不仅是上课才用,就连日常对话都要采用。……所以,要改变教学语言,在上课时用英文,课本是英文的,教授喜欢用英文,就用英文。喜欢用华文,就用华文,当然考试是用英文,因为我们理学院的考试是根据科学课本的语文。

但是语文上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影响南大的整个发展。南大后来主要是因为很多主修电脑中心课程的毕业生容易找工作。那时候新加坡很多大公司开始装置电脑了,南大里有很多主修电脑课程的校友,很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去工作是靠他们的电脑知识,还有靠他们工作上的认真和本事,他们的英文书写程度都不错,讲也可以表达。所以早期南大的毕业生实际上在外国公司工作是没有语言上的问题,都做得非常顺利。

李光耀就是以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为理由,实行联合校园,并进而合并。李光耀一生擅于以谎言为借口,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正如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中所说:

当时李光耀提出合并的理由是南大学生在英文程度方面不够卓越,所以必须提升英文水平。但是,当时一些国际公司对于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给予肯定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再来就指出南大在招生方面放宽标准,所以就建议来个联合招生。

虽然当时南大实行联合招生,但在人数方面依旧并无改变。因为当时的南大拥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

这些来自英校的学生当是十分珍惜南大所拥有的特色,所以反对合并。他们之中,有些华文不佳,还要求吴德耀校长开办华文班,让他们进修华文。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从南大的双语教育中得益。李光耀说他们不懂英文,纯出于关闭南大的恶毒意图。

四月三日,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表达大多数同学反对合并的理由如下:

其一,由于资源有限,大学教育无法普及,只提供给少数学生。两间大学合并将让未来的大学毕业生有优越感,造成精英份子与民众脱节。

其二,南大是由社会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才创办成功的。南大学生不会忘记他们有机会受大学教育,应归功于上一代辛劳的结果。南大创校的特殊背景,将提供“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实例教育。

其三,吴德耀教授主张,让两间大学相辅相成,保持各自独有的特色,可以避免只有一间大学制造出同一模式大学生的弊病。南大可以跟星大一样为国家需求造就各种不同人才,还可以继续发扬优良的东方文化传统,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促进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发展。

其四,两间大学的并存,可以相辅相成,并互相竞争,提高学术水准。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一间大学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求,合并只是收一时之利的主张。

南大学生会的声明还阐述大多数同学的建议:

其一,两间大学可以相辅相成,并互相竞争。在两间大学设立不同的学科,例如让星大办医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等,让南大办数学系、物理系、电脑科学系、语言系、中文系与大众传播学系等。在两间大学分配不同的学科,则两间大学招收的学生不同,招生问题可迎刃而解,并减少重复的学科所带来的师资与设备难题。如此一来,两间大学才能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竞争,对国家的发展有更多贡献。

其二,南大应开办更多专业性的课程,同时调整现有的学科,更趋于专业化。这样肯定可以吸引更多素质优良的学生选择南大。

其三,彻底整顿南大的行政问题。目前没有正式的校长,对大学的声望有极不良的影晌。大大增加了聘请优良师资的困难,并且造成行政的混乱。因此,校方当尽快聘请校长,使今后的发展有明确的方向。

其四,黄祖耀先生提议让南大改为美国学制的意见,不失为另一可行途径。不过,任何新制度的实行,必须获得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也要细密调查与研究。不要把未来的南大生继续被当作试验品。

办两间相辅相成的大学,更符合国家利益。南大有潜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合并不是唯一途径。

南大同学的意见都很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关闭南大是他一生的愿望,不可能因别人的话而改变主意。

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南大的教育使命就此终结。

只有在星加坡结束独裁统治,还政予民的时候,南大才有望浴火重生。

4、雪华总商会与教总

四月十日,雪华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过议决案,谴责将南大与星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举。

四月十五日,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联合会主席沈慕羽先生在教总常年代表大会上致词说:南大的存亡是人为的政治,只要李光耀总理愿意,是可以对症下药把南大救活过来。

四月廿一日,大马九位工商文教团体代表,即: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黄文彬、名誉会长拿督许平等、大马树胶总会会长李成枫、全国董总主席林晃升、全国教总主席沈慕羽、副主席陆庭谕、以及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刘锡通,副会长傅孙中、理事孙勇南,发表声明,谴责南大理事会将南大拱手让出,接受南大并入星大。声明中包括这几点:

其一,南大是星马人民出钱出力所共建,旨在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应付本地区的教育需求及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南大理事会不能坚持保有南大特质,接受将南大改组为英文大学于先,又进一步将南大拱手让出,接受南大并入星大,令人深感失望。

其二,理事会对于涉及南大存亡绝续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没有深入研究各方所提出之可行建议之前,就放弃保卫南大的责任,遽然接受南大并入星大的蓄意安排,极不恰当,将受到历史批判。

其三,南大星大“合并”之后,南大所有学系停办,或并入星大,南大已降级为“南洋理工学院”,不再是一间完整的大学,到一九九二年始建立“南洋理工大学”,这并非“合并”,而是“并吞”!

由于多年对言论的压迫,星加坡的团体都不敢对此发言,但有许多读者向报章投函,强烈表示应保留南洋大学,使星加坡拥有两间独立的大学,分别开办不同的学院。

尽管各方的谴责之声不断,李光耀和黄祖耀都假装听不见,不加理会。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只能寄望天收拾他们。

(六)关闭与消失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初上台执政时,南大师生对他十分尊敬,期待他公平对待华人与华文教育,期待他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南大。没有人预料得到,他走完全相反的路线。从那时候开始,他极力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他非常敌视南大。他原本可以与南大师生平心静气讨论南大的任何问题与发展方向,但他舍去商谈,而制定种种政策逼害南大,更以手中的枪炮军警血洗云南园。他是以武力入侵云南园的外敌。在战后的独夫民贼之中,他与希特勒、东条英机、蒋介石,为同一类的魔王。

南大在受尽李光耀的逼害之后,终被关闭。

1、七七事变:南大正式关闭

李光耀选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关闭南洋大学。这个日期的背后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跟李光耀在二战时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震动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是当时的大新闻。李光耀当年十四岁。他对这件事必定印象深刻。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都支持陈嘉庚先生的筹赈运动。陈六使先生、连瀛洲先生、黄奕欢先生等,都参与到筹赈运动之中。黄奕欢先生更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委员,并参与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一九四一年,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黄奕欢先生担任保卫团部副主任。一九四二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悬赏五十万元缉捕他。他逃到苏门答腊避难。

李光耀的经历跟黄奕欢先生刚好相反。

一九四三年,李光耀加入日本占领军的报道部(情报部),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日本人成为他的新主人。他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唱国歌《君之代》,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皇民。

李光耀帮助日军收集的情报,可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直到日本投降。

李光耀对本皇军有贡献,日本在二〇一六年给他颁授桐花奖,由儿子代领。他儿子设立昭南纪念馆来回报。李光耀最后几年,对日本的衰落十分关注。这是他的皇民情结。这一点,他跟李登辉非常相似。

一九五三年,星马华人建设南大时,把南大建校运动与陈嘉庚先生的筹赈运动相提并论。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七七事变四十三年后,李光耀选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关闭南洋大学,用意十分恶毒,却折射出他的皇民心态。

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关闭南大后,校园触目苍凉。

八月十六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这是领取南洋大学文凭的最后一批毕业生。

回顾南大历史,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典礼举行之时,万众欢腾,南大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南洋华人盼望多年的大学,终于实现。人人祈愿,堂皇黉舍,从此弦歌不辍。正当侨众与南大师生欢欣鼓舞之时,邪魔外道已静候一旁。

在南大开学后一年,从一九五七年起,李光耀便已勾结一个人,谋划关闭南洋大学。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之后,对南大的逼害,一年甚于一年。逼害南大师生校董,血洗云南园,无所不用其极。

终至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蛮横关闭南洋大学。从一九五六年开学,到一九八〇年关闭,前后仅二十五年,留给人间愁与恨。

2、南大在合并后消失

合并本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骗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光耀就用这个骗局来关闭南大。南大与星大一合并,就消失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没想到合并之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南大好像消失了。……后来促成的情形几乎像是南大失去了原有的良好特点。形式上好像是存在,因为国立大学的校徽仍旧有南大的徽章,南大还是国立大学的一部分。他们以为合并了之后会保持两间大学的优点,但是没想到新大的人数远比南大的来得多,两校的行政作风不同,结果一合并起来行政方面全变成新大的人做了,而南大原本的优良校风、传统文化等全都不见了。

南大消失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也是李光耀合并计划的目的。李光耀当时说的是合并,可是在南大消失之后,便毫不隐瞒的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大。这才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心话。

黄祖耀原本要求李光耀让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李光耀答应了,可是黄祖耀却不敢承担,反而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玉雄 :新大和南大的合并而成为国大是受政府的压力之下接受的,看起来另外两个条件对南大的发展都很有利对吗?假如接受,南大本来是美国制变成英国制,要再换回美国制当然也是行得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持南大,我觉得当时南大已发展到黄金时代,若与新大竞争,我觉得南大是不输新大的。所以选择与新大合并的条件,我觉得是最坏的条件。你觉得对不对?

奋兴 :对,我觉得合并是最坏的,第一个选择是最好的,因为实际上南大的特征就是融合。在早期的南大学制里,南大的好处就是学生寄宿在南大宿舍,排课的时间可以从早到晚。选课也可以很灵活。不过后来《王赓武报告书》改为英国制后,就不能转系了,所以老实说南大从改制开始就失去其灵活性,如果最后有机会回到美国制,那么要和许多美国国际大学合作是很容易的。所以第一个选择,如果当时我有在场,如果我有机会发表意见,我相信我跟吴德耀院长一样认为第一个选择最好。

在李光耀的党内领袖之中,没有人支持他关闭南大。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就李光耀一个人。黄祖耀身为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却支持独夫的恶毒意图。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玉雄 : 用世界观历史层面来看,南大和新大合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吗?

奋兴 :不只是对南大的错误,而是对整个新加坡的一个缺少眼光的决定。不过已成为事实,如何挽回呢?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想要挽回,想在当中挽回南大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也不可能,因为南大精神来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学生与教职员。关闭南大也使新加坡现在碰到另一个问题,要培养双语精英是更难的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真正的双语精英就是英文、中文能讲、能写、能看的人,都没有几个了。可以讲两种语文的不少、能够看的很多,不过真正能够写,能在报纸上发表的并不多。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很优秀的,当中多数是华校出身的,英校出身之后来掌握华文是很难的,最多能掌握到能看能讲,能够写一篇好文章是很难的,因为要写出有华文文化的文章必须看很多华文书。所以新加坡现在一直说要培养双语精英,若从华校着手可能还有机会,若是先读了英校再来读华文,那时再来写华文就不容易了。

除了李光耀和黄祖耀之外,所有的人都不支持关闭南大,所以关闭南大的责任仅在李光耀和黄祖耀的身上。

在南大开学后,师生与校董共同努力,树立南大的校风与传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合并之后,全都不见了。不仅校风与传统不见了,连校园也被恶意毁尸灭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二章):

玉雄 :合并后的南大校园的命运和校风如何?

奋兴 :再接下来的话,南大所谓的优良传统,特出的校风在那里不见了,因为寄宿学生不多,教职员多数没有寄宿在学校。而且国立大学是很鼓励个人竞争的,教师内部个人竞争很激烈,因为要升级就靠发表论文;学生当中也是个人竞争,因为他们出去不是出国读书就是要当官了,所以跟南大的校风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我不迷信风水,不过总觉得理工大学毕业生出大门来就看到坟场不是很好。原本理工学院是按南洋大学延续下来,不过后来因为要盖理工大学,钱很多,而且他们要世界一流的建筑物,所以就请了建筑设计的大师,他觉得重新设计比较好,所以所设计的建筑风格和传统的南大完全不同。

我们原来选择的南大教职员宿舍的山,后来变成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宿舍的山,不过我们不要的入口他们选择了做入口。南大的地很大,总共是五百多英亩。南大开始用的地只有两百英亩,后面的三百英亩是南洋理工大学用的。南大先前原有的一些建筑物起初不去动它,连建国堂也保留在那里,不过后来发展到越来越快,所以也把建国堂摧毁掉。

建国堂其实不坏,它的设计相当新颖,实际上摧毁建国堂很可能就是要摧毁南大的形象。本来还要把原来大门的牌坊毁掉,还好没有。图书馆也保留。

李光耀原本想把牌坊拆掉,因为没有人敢承包这项工程,牌坊得以逃过一劫。图书馆也得以保留。这些事都反映出李光耀的内心世界十分恶毒。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李光耀终遭天谴,罪有应得,还祸延子孙,至今不息。

七 助纣酷吏

恶霸之所以能无恶不作,主要原因是他的手下有许多帮凶。这些帮凶,老百姓称之为爪牙。

李光耀是个大恶霸,手下有数不清的爪牙,愿意帮他行凶。在逼害南洋大学的过程中,他主要利用这两种帮凶。

第一种是有头有脸的专家,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动机都是帮助李光耀和英国人维护政权,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谋取私利。

第二类是他属下的高官,关世强、卢曜、李昭铭、陈祝强,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靠李光耀生存,必须听命于李光耀,支持李光耀政权,才能升官发财,荣辱与共,互相依存。这些高官就是古代史书上所说的酷吏。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接下来的一步便是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出自他的口,由魏雅聆笔录,写在报告书中。由于李光耀手中有生杀大权,魏雅聆绝不能写李光耀不要他写的意见。

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控制南洋大学。控制之后,李光耀手中便掌握南洋大学的生死权。最后目标是:南大只能死,不能生。

从一九五七年起,李光耀就勾结英国人,谋划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是最终目标。他一开始就培养两个刺杀南洋大学的刺客。这两个刺客就是关世强和卢曜。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是委员会的秘书。关世强是李光耀的中学同学。秘书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想法传达给主席白里斯葛,是沟通李光耀和白里斯葛的桥梁。当时,虽然李光耀尚未掌权,但已组党参政,是立法议会议员。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已指定他为代理人。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他正在等待上台执政。这份报告书就由李光耀发布,并以此为基础,逼害南大。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在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后,第二天,魏雅聆委员会已静候一旁待命,立即着手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关世强仍然是委员会的秘书(另一位秘书是谢哲声)。关世强的角色更加重要。他代表李光耀贯彻《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建议。李光耀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还没正式掌权,只能在暗中操纵;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他已正式掌权,可以公开操纵,关世强负责传达他的意旨。

一九六四年,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组成时,卢曜代表李光耀加入理事会,并成为常务理事,由他全权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卢曜代表李光耀为委员,把李光耀的意旨,传达给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主席王赓武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这时,李光耀已牢牢掌控南洋大学理事会。报告书完全根据李光耀的意旨撰写。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南大开始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派遣卢曜进入校园,出任南大副校长,掌管行政,掌控大学内部事务,日常的实际运作。

一九六七年,南洋大学成立第三届理事会,关世强代表李光耀加入理事会,并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執行委員會是控制大学的权力中心。

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副校长卢曜成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和关世强相互配合,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发展方针和一切事务。

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过程中,除了委派关世强和卢曜两个当刺客之外,还有两个人,李昭铭和陈祝强,四个人组成掌握实权的一帮,控制南大的命运,直至最后关闭。

(一)关世强

关世强一九二〇生于马六甲。童年就读华文小学,中学转到萊佛士书院读美术。当时,李光耀是他的同学。

从萊佛士书院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开始当英文学校美术老师。随后转到萊佛士书院教美术(1947-1953)。过后又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修读美术。回来后进入教育部当视学官。

再专任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1957-1961),教育部副提学司(1962-64),代理常任秘书(1965-1966),常任秘书(1967-1974),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1975-80)。

关世强在一九六十年代至一九八〇年间,在教育部当高官,以及担任星加坡大学校长期间,都跟南大的遭遇息息相关。由于他是李光耀的同学,又深得李光耀的信任,所有李光耀迫害南大的事都跟他有关。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担任评议会秘书。他当时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是懂华文的教育官员。他的角色非常重要。《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用匿名信提供的资料写成的。他是第一个筛选和整理这些资料的人,对评议会的工作实情,以及暗中操作之黑幕,最为清楚。他当然也有责任(详见《关世强与南洋大学》,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时,打算用资助来控制华文学校,并改为英文学校。南洋大学开学后,这个计划已难以实现。于是,英国人改变策略,兼并华文学校,从改制着手。

英文学校采用英国的教育制度,华文学校采用美国制度,并不相同。

英国的小学采用七年制(4-11岁),中学也采用七年制(11-18岁),大学则采用三年制(18岁后)。

美国的小学采用六年制(7-12岁),中学也采用六年制(13-18岁),大学则采用四年制(18岁后)。

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主要在入学的年龄不同,早一年和晚一年的差别。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为了兼并华文中学,把英文中学改为六年制,跟华文中学一样。改制后的英校,初中四年,高中两年。通称“四二制”。这改制的目的不在于改革英文学校,而在于改革华文学校。

英文中学改制的情形和炮制《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时的情形相同,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当时已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就是星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这项改制跟李光耀必有密切关系。

英国人不可能把中学改制这样的大事交给即将下台的林有福执行,况且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英国人也不可能亲自去做,以免激起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情绪。这样的工作只能交给李光耀。因此,英文中学改制,必定是李光耀建议的,好让他在下一年上台执政后,强令华文中学改制,并最后把所有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英文中学改制计划,也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是李光耀手中的另一把行凶利器。

李光耀虽然是英国人钦定的代理人,但英国人无法给他选票。帮助他上台的是受华文教育的人。他的选票来自一般小市民和劳工。

李光耀一上台就翻脸不认人,沿用前朝的改制计划来兼并华文中学。中学改制的直接目标是华文中学,但更大的目标则是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舞剑,志在南大。

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的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英国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英国人都不愿意改变。英国人离开之后,香港人才改变中学与香港大学的学制。最终都改用了美国制。

为什么英国人在撤离星加坡之前就愿意改变英文中学制度呢?因为目标是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改变华文中学学制时,关世强是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他对李光耀推行华文学校改制,有很大的功劳。

李光耀在确定华文中学的程度只是英文中学的初中四年级时,引起华文教育界的抗争。英校的初中四年级实际是华校的高中一年级。李光耀为了贬抑华文中学教育,硬把华校高中三与英校初中四定为程度相等。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1989年版,129页)中记录当时争议的一点:

中四的程度是否等于华校高中三年级的程度,产生争论。华校人士提出以数学做比较,不被受理,结果搞到法庭去,法庭的判决,巧妙地要专家出庭证明中四的数学程度相等于高中三的程度。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专家,做为专家的学养是什么,法庭没有规定,那是说只要法庭认可的都是专家,出庭作证。于是,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关世强先生,出庭证明说“一样程度”。法庭就判决,根据专家的意见,中四的数学与华校高中三一样程度。关先生马大毕业,未任副院长前是一美术老师兼数学老师,是法庭认可的“专家”。由于他是“专家”,被任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以循吏而做大学校长是仅有的例子。

这段记录描画出李光耀和关世强两个人的嘴脸。李光耀一生都在操纵法律,控制法庭,从不以为耻。

关世强并非马大毕业。他在莱佛士书院时,学的是美术。后来到伦敦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的也是美术。他在学校教的是美术,可能也兼教低年级的数学,只是滥竽充数,却以“专家”身份出庭作证,真是恬不知耻。他不是古史中的“循吏”,而是为讨好主子,不择手段的官僚。他有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在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华校改制这两件事上,他都表现优异,为李光耀所赏识,所以能够以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如魔术般变成大学校长。李光耀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魏雅聆、王赓武都是这一类。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还记录一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改变华校制度的政治意图:

中学改制,关世强先生绘一新加坡学校教育系统图表,英文源流的,由小学而中四而初级学院而新加坡大学,系统分明。有关华校的是小学而中四,中空,上面植一南洋大学,系统不衔接。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事实。时我在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任讲师,被派授特殊教育课程,讲到新加坡教育系统时,要根据“专家”绘的教育系统表,讲不下去,便去问关世强先生说:“华校中四华业到那里去升学”?我的天,他轻松的回答说:“进英校”!如所说,那南洋大学没有学生,势必改为英语文为教学媒介了。于是中四罢考了,发生学潮,我不知道这是谁促使的?后来华校暂时有二年的高中,与初级学院并立,但只是暂时吧,我退休不久,华校就没有高中了,南大也不能独存。

这段记录也可见关世强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僚。其中点明了几件十分重要的事:

其一,李光耀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已经筹划“初级学院”,用来取代华校的高中。先破坏华校高中,让华校高中与英校高中合并,华校初中自然会跟着瓦解。

其二,华校没有了高中,南大没有生源,自然得改为英文大学。最终与马大合并。

其三,中四罢考让华校暂时设立两年制的高中,但为时不久,最终为初级学院所取代。华校的初中与小学都跟着消失。

李光耀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已经筹划初级学院,为什么第一家初级学院,国家初级学院到一九六八年才成立,第二年才开学呢?因为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一九六一年的时候还在南洋小学就读,一九六八年才从公教中学中四毕业,所以这一年才成立第一家初级学院,让他儿子进入英文的初级学院就读,然后到剑桥大学去,顺理成章。

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关世强是秘书。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他也担任秘书。这两份报告书是李光耀用来刺杀南大的利器。

一般报告书的草拟工作都由秘书负责。秘书把初稿写出来,交给主席过目。主席同意了,就由各委员签名完成。关世强的工作非常重要。他按照李光耀的意思来草拟《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初稿,左右最后定稿。这两份报告书实际就是李光耀通过关世强来写定的,为李光耀量身定做。

关世强随后又帮助李光耀推行华校中学改制,功劳很大,第二年便升任教育部副提学司。然后再升任代理常任秘书,及常任秘书,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主持“联合校园”,直至南大关闭。

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关世强已升任代理常任秘书及常任秘书,最后升至星加坡大学校长。这是十分荒谬的事。一个美术老师,完全没有学术研究经验,却受委为大学校长。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南洋大学,李光耀和他的连襟杨玉麟必定大肆嘲讽攻击,但在李光耀一生中,这类事从未间断。明明是朋党政治,却说是“任人唯贤”。

关世强接下来帮助李光耀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以及改组南大理事会。这是李光耀控制南大,以致关闭南大很重要的一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第三届理事会依照南洋大學法修订本第十九條規定成立,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

第三屆理事會设立執行委員會,为实质的权力中心。关世强代表政府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南大校长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当然委员,但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黄丽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出任校长前,由副校长卢曜代为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关世强代表政府担任委员。他是教育部常任秘书(1967-1974),是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最高代表。卢曜为副校长,管理大学日常事务。关世强与卢曜代表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与日常事务。这是李光耀承认南大学位的条件。

次年,一九六八年五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显而易见,从头到尾,南大学位是否承认都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执行李光耀干预南大事务政策的第一重要官僚酷吏是关世强。

(二)卢曜

卢曜与关世强是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发展的两名主要官僚酷吏。关世强是教育部的大官僚,是掌管教育制度的重要角色。又因为他是李光耀的同学,李光耀对他更加器重。他对南大的影响力也就自然较大。他和卢曜里应外合。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第二屆理事會成立。这是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會主席后的新一届理事会。在这届理事会中,有三名新加坡政府委派的理事,包括卢曜和陈祝强。卢曜还担任常务理事。这两个人都是李光耀的马前卒,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改变南大的命运。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南大执行《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派遣卢曜进入校园,出任南大副校长,掌管行政。他掌控大学内部事务,日常的实际运作。陈祝强则在校外,内外配合,帮助李光耀主宰南大的命运。

当时,南大尚未有正式校长。这一年八月,担任内政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接洽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担任经济顾问的方显廷是否愿意出任南大校长。他们在联合国的亚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院接触。当时的教育部长是王邦文。这件事和王邦文应无多大关系,因为他并不认识方显廷,而与刚担任副校长的卢曜应有关系。非常可能由他推荐给王邦文,再由王邦文联系吴庆瑞,与方显廷洽谈(详见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一文,刊于南大站)。

一九六七年四月,王邦文正式邀请方显廷担任经济学客座教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卢曜配合王邦文对南大事务的支配,远远超出理事会。李光耀通过卢曜遥控南大的运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南大依照南洋大學法第十九條規定成立第三届理事会。这一届理事会在南大史上是分水岭,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这就意味着,南大日后的发展,马来亚华人完全不可以过问。

黄丽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出任南大的正式校长。在这之前,卢曜以副校长身份代表校长,成为理事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他又是李光耀的代表,影响力当然特别大。可以这么说,他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控制南大的发展方向。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委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卢曜以副校长身份兼任文学院院长。这就跟关世强担任新加坡大学校长一样荒谬。这样的事,只有在李光耀统治的星加坡才会发生。

卢曜在一九七七年退休。这时李光耀导演的“联合校园”大戏即将上演,卢曜功成身退。“联合校园”大戏就由陈祝强于关世强联合导演。

(三)李昭铭

李昭铭是帮助李光耀执行摧毁南洋大学任务的最后出场的大官僚。令人唏嘘的是,他出身华文学校。

李昭铭一九三七年出生于星加坡,中学时期,先后就读公教中学和中正中学。后进入马来亚大学读工程,一九六零年毕业后,进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读工程博士学位,一九六五年毕业。他的教育背景为李光耀所重视,转而从政,官至教育部长。

李昭铭读中学时,南洋大学正在筹办。英国人为了安抚华人,让少数几个华校高中毕业生有机会进入马来亚大学,李昭铭因而受惠。可是他当官之后,却反过来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派他以教育部长身份兼任南洋大学校长,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院系均用英语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把南大从从中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教学语文的大学,跟李光耀所标榜的“双语教育”,背道而驰,但这正是李光耀所要的制度。名义为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实际是消灭南大。

李昭铭在一九七五年的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说:“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意与南大传统有关的事物,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铲除。”

他说这番话时,何等嚣张。很难想像,一个小学和中学都在华文学校受教育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狠话。这固然反应他的本性冷酷无情,更反应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他已完全被李光耀洗脑,不知何为道义,何为价值。

南洋大学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建校,到头来这中华文化却成为“阻挠发展的因素”,必须“铲除”。这也可见,在李光耀心中对中华文化有极大的仇恨。

李昭铭到南大时,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大家都以为他将有一番作为。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1975年,星加坡总理李光耀任命李昭铭博士为南洋大学校长,用意并不是要关闭南大,相反的,是要扩充南大,以使南大能跟星大平起平坐。李博士当时是教育部长兼科学工艺部长,在政府结构中,可以跟当时星大的校长杜进财博士等量齐观。

在李博士的扩充计划中,重要的两项是:在南大科系中增添南大工学院,与南大绘测学院。李博士本身是工程师,他亟希望看到计划中的南大工学院,将来能超越星大工程系。

他计划以德国大学,特别是柏林工艺大学的模式建立工学院。柏林工艺大学并不单纯是学术学院,她同时还是解决工程难题的中心。

他的发展计划我在他上任一年前已经略晓。当时我以南大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受到德国政府的邀请访问柏林工艺大学。由于高层的安排,我得以跟柏林工艺大学的校长面谈,他给
了一些南大建立类似的工学院的献策与忠告。

李博士上任南大校长之后,积极地跟德国驻星大使馆连系,寻求技术上,甚至经费上的协助以建立未来的南大工学院。

不幸的是,由于外在因素,1976年李博士离开南大,他建立工学院的计划因而被搁置。我还清楚记得,他当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私告这一坏消息时的伤心与失落。他让我看了在计划中的,座落在南大图书馆跟南大礼堂之间的,南大工学院的草图。

随着李博士的离开,我意识到南洋大学的良机已逝,噩运即将来临。三年之后(1980年),南洋大学终于和星加坡大学合并 。

李光耀给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他当时也已完成任务。李光耀要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跟星加坡大学合并。这已经明明白白写在《魏雅聆报告书》里了。

李光耀在派他出任南大校长时,已经有关闭南大的时间表,可是并不告诉李昭铭,只是叫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李昭铭完全会错意了,以为改为英文大学后,可以继续发展。他于是打算设立工学院与绘测系,还向报界透露了他的大计,没有事先得到李光耀的同意。这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当时,李光耀已经定好联合校园计划,并已安排关世强接任星加坡大学校长,关闭南大,如箭在弦,而李昭铭却懵然不知,还打算发展工学院与绘测系,触怒龙颜,自然难逃一死。

关世强、卢曜、陈祝强这些人都是公务员,从低处升上来,知道不可忤逆皇上。李昭铭是被李光耀邀请来当部长的,缺少警觉,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的计划书交到李光耀手上时,李光耀勃然大怒,马上把他罢免,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

当初,南大筹办时,原本也曾计划办工学院,可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没办。后来办了化学工程系,却被王赓武关闭了。王赓武关闭化工系就是限制南大发展工学院。这当然是李光耀的意旨。这也是李光耀的潜规则,星大没有化工系,南大也不能有,必须停办。李昭铭想办工学院,显然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计划背道而驰,结果只能是悲剧。

他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就任校长,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离任,只在任一年半。他是南大史上最有权力的官委校长,却是最命短的校长。

李昭铭离开后,南大理事会委任吴德耀教授为代理校长,兼研究院院长,卢曜为副校长。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吴德耀被罢免。南大理事会宣布不再委任校长,另组特任委员会管理校政,陈祝强任秘书长,执行特任委员会决定。这个时候,离开联合校园不到一年。陈祝强的任务是安排关闭南大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正式开始联合校园,南大学生到星大上课。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南洋大学并入国立新加坡大学,正式在这一天结束。

(四)陈祝强

陈祝强也是李光耀的马前卒,在李光耀的几个部门任职,当过国家发展部和财政部的常任秘书,与关世强是同级官僚,只是关世强在教育部,又是李光耀的同学,更受重用。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第二届理事会成立时,卢曜和陈祝强代表李光耀出任理事会委员。

从第三届理事会起,关世强代替陈祝强,出任理事会委员。

直到一九七七年,第八屆理事會理事会成立,陈祝强再代表李光耀出任理事会委员。关世强仍为政府代表。他这时已升任星加坡大学校长。关世强、陈祝强均为執行委員會委员。两人联手执行联合校园,帮助李光耀并吞南大。郑奋兴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说:

玉雄 :郑教授刚才你所说的陈祝强是政府派来接管的吗?

奋兴 :对,这个发展很有趣,是你在其它地方无法知道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吴德耀担任代校长之后,应该要成为正式的校长,但是很意外的后来并没有担任正式的校长。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位在理事会中当牙医的医师顶替,直到有适合的人选,在任期间他面对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合作,就从新大找了人来到南大,直到陈祝强的到来,就开门见山的说是要管理行政方面的问题。

星大校长杜进才,南大校长吴德耀,都反对两家大学合并。李光耀很轻易便排除障碍,罢免两家大学校长,派他的手下酷吏当校长。关世强取代杜进才,掌管星大,陈祝强不是校长,而是秘书长,掌管南大行政。关世强是正式的校长。由酷吏当大学校长,全世界仅此一见。在李光耀掌权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

陈祝强的职位虽是秘书长,可是因为南大没有校长,一切行政都由他掌管。他是夺命秘书长,来南大的任务便是帮李光耀刺杀南大,把南大关闭。有关南大的情报,就由他向李光耀报告。

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终结南大的问题,他的两个理由是:

其一,南大缺乏师资,难以聘请到资格高深的师资。

其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两个理由都是编造出来的,非常可能是由陈祝强给李光耀编造的。陈祝强也是个刺客。

四 历史罪责

(一)理事会的代表性

一九五三年四月七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阐明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其中包括大项创校理由,以及二大特质。四大创校理由即:

其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

其二,为中学培植师资。

其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材。

其四,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

这四大理由之外,尚有二大特质,即:

其一,沟通东西文化。

其二,发展马来亚文化。

此四大理由与二大特质即南洋大学之创办宗旨。前四项宗旨是对华文教育而订的,后二项宗旨则是对华文教育之外的文化建设来订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五日,南洋大学得到政府批准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名义注册,取得公司法人地位。南洋大学申请注册时呈交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是南大的宪法。南洋大学章程细则第十六条规定:

公司之一切事务由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执行委员会为公司之发展起见,得为公司注册及给付给一切费用并行使公司一切权利,除公司法或本章程有明文规定须由会员大会行使之职务外,执行委员会得代表公司行使一切职务。又执行委员所作之行为,以后如由会员大会加以限制者,对於已作之行为亦不能作为无效。

执行委员会是南洋大学的领导机构,向会员大会负责,也就是代表会员大会管理南洋大学的一切事务。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即董事会,亦即理事会,后来就用理事会名称。

五月廿二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六使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仅限于星加坡委员代表,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尚未选出。

五月廿九日,陈六使先生分别致函南大筹委会彭亨州,登嘉楼州,吉兰丹州,马六甲各分会,以及霹雳,雪兰莪,吉打,槟榔屿,森美兰,玻璃市中华总商会,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两函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有一段话说:

根据注册章程及公司法,南大之全部行政,应由执行委员会负责,且应於注册之日起廿八日内,成立执行委员会。在该执委会之下,则可分设各种委员会,协助策划及募捐工作。为符合章程及公司法起见,新嘉坡筹备委员会已於本月十九日宣告解散,即日成立南洋大学新嘉坡委员会,由原有筹委续任委员,本月廿二日复由申请注册之发起人,委任十一人为首批执委,先行成立执行委员会,以便代表南大办理各种事务,除议决委任 DREW & NAPIER 律师事务所为南大在联合邦方面之临时负责人,即日进行向联合邦政府备案外,并已保留十一个执委席位,以待联合邦各州委员会成立之后,选派代表充任,共同负责南大一切行政。

当时星加坡的委员代表一共十一人,另外保留十一个席位,由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充任。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执行委员会负责。

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法》通过。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即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成为新名称。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第一届南洋大学理事会依据《南洋大学法》正式成立。其中委员包括:

星加坡(9名)
雪兰莪(1名,候补2名)
吉兰丹(1名,候补2名)
霹雳州(1名,候补2名)
森美兰(1名,候补2名)
槟榔屿(1名,候补2名)
柔佛州(1名,候补2名)
马六甲(1名,候补2名)
丁加奴(1名)
玻璃市(1名)
吉打州(1名)
彭亨州(1名)
政府代表(3名)
副校长(1名)
教务会议代表(2名)
毕业同学会代表(2名,候补2名)

马来亚各州代表一共十一名。无论就南洋大学的历史还是就理事会的构成来说,都十分重要。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成立的第二届理事会,马来亚各州代表仍然是十一名:

李延年先生(雪蘭莪)
黃樹芬先生(柔佛)
劉伯群先生(霹靂)
曾守忠先生(檳傅嶼)
戴良伴先生(森美蘭)
葉樂鈴先生(吉蘭丹)
陳期岳先生(馬六甲)
鍾文賢先生(吉打)
杜水淼先生(丁加奴)
羅運通先生(玻璃市)
黃金記先生(彭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成立的第三届理事会被李光耀骑劫了,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完全破坏了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

从这一届开始,一直到最后第八届的理事会都只是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工具,也都只是代表李光耀一个人,连他的政府都不能代表,因为他的政府中的其他主要领袖如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全都反对他关闭南大的政策。

由李光耀牢牢控制的这六届理事会,无权代表南洋大学,更无权代表星马华人,成为代表李光耀控制南大的傀儡,就如溥仪领导的满州政府和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一样,无权代表中国人,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

南洋大学是星马各地华人同心协力创办的大学,不属于由李光耀控制的理事会,更不属于李光耀个人或他的家族。

从第三届到最后一届,即一九八〇年的第八届理事会,完全没有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所以不能代表南洋大学,更无权代表星马华人,只能代表李光耀一个人。

在这一届理事会在任期间,发生了一件原因不明的事,鄭奮興教授請辭系主任職(自69年11月1日起生效),高立人博士請辭兼代系主任職(自69年10月15日起生效)。因为二人不再是教務會成員,因而同日起不再代表教務會出席理事會。二人同时辞职,原因至今不明。

第八届理事会的理事名单如下:

主席 黄祖耀先生
副主席 吴水阁先生

委员
秘书长 陈祝强先生

洪国平博士
郑维廉先生
蔡涌海博士
傅孟芳先生
韩祯丰博士
许金泉先生
高立人副教授
关世强先生
刘景煊博士
梁麟林先生
陈启话先生
连瀛洲先生
林和合先生
林继民先生
王书泉先生
沈时礼先生
陈共存先生
张泗川先生

秘书
注册主任胡桂馨女士

在二十一名理事中,只有连瀛洲和陈共存表态反对李光耀关闭南大,其余都听命于李光耀。这样的理事会只能代表李光耀一个人,完全不能代表南洋大学和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

(二)理事会的权限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六使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仅限于星加坡委员代表,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尚未选出。

五月廿九日,陈六使先生分别致函南大筹委会彭亨州,登嘉楼州,吉兰丹州,马六甲各分会,以及霹雳,雪兰莪,吉打,槟榔屿,森美兰,玻璃市中华总商会,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两函的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有一段话说:

根据注册章程及公司法,南大之全部行政,应由执行委员会负责,且应於注册之日起廿八日内,成立执行委员会。在该执委会之下,则可分设各种委员会,协助策划及募捐工作。为符合章程及公司法起见,新嘉坡筹备委员会已於本月十九日宣告解散,即日成立南洋大学新嘉坡委员会,由原有筹委续任委员,本月廿二日复由申请注册之发起人,委任十一人为首批执委,先行成立执行委员会,以便代表南大办理各种事务,除议决委任 DREW & NAPIER 律师事务所为南大在联合邦方面之临时负责人,即日进行向联合邦政府备案外,并已保留十一个执委席位,以待联合邦各州委员会成立之后,选派代表充任,共同负责南大一切行政。

当时星加坡的委员代表一共十一人,另外保留十一个席位,由马来亚各州委员代表充任。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执行委员会负责。

执行委员会只是负责“管理”南洋大学的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须向星马会员大会负责。

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法》通过。南洋大学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均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即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成为新名称。

一九五九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第十八条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本大学产业与事务由理事会负责管理之。理事会由校长及依本法第十九条任命之二十七名理事组成之。

南洋大学的产业只是由理事会“管理”,并非为理事会所“拥有”。其权限与原先的执委会相同。

《南洋大学法》第廿一条具体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理事会拥有监督及管理本大学与其财产及事务之全权,并有直接指挥及决定一切有关於本大学之行政,履行其目的,拥有及行使本法赋予本大学之一切权力,并得依照其意见,随时对彼等权力范围内之任何事宜,制定、更改及取消规则,包括办事细则。

但上述规则对本法或章程,不得有所抵触,否则无效。

这里明文规定,理事会只是负责“监督及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及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的财产。

理事会必须履行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也就是创办宗旨。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完全控制南洋大学之后,修订《南洋大学法》。其中第廿一条规定理事会的权限如下:

理事会享有监督及管理本大学与其财产及事务之全权,并有治理、指挥及决定一切有关本大学行政及完成其目的与宗旨之事项,并享有及行使依本法所授予本大学之一切权力,并得就其权力范围内,於认为适当时,对有关任何事项之现行常规包括理事会事务之处理等予以制订,更改及取消之。

但上述现行常规对本法或任何规程之规定,如有抵触,应为无效。

这里仍然明文规定,理事会只是负责“监督及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及事务,并非“拥有”南洋大学的财产。

理事会必须完成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理事会的所作所为,绝不能违背南洋大学的创办目的与宗旨。否则,便是违法。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正式关闭南大之前,给黄祖耀三个选择。黄祖耀交给理事会讨论,接受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恶毒建议,并把南洋大学的财产奉送给李光耀。这完全违反《南洋大学法》两个版本中的规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卖南洋大学。

理事会的权限仅仅在于“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无权决定南洋大学财产的归属,更无权奉送给李光耀。

李光耀的信函是直接写给黄祖耀的。黄祖耀是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责任最大。他可以决定该如何处理。他的责任是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与尊严。他如果不愿意这么做,应该辞职。可是他不仅不辞职,还与李光耀合作,这跟吴三桂把大明的江山奉送给入侵的外敌,有何区别?

李光耀一生从不尊重法律,他只是操纵法律,用来逼害反对他的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九五九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他不尊重;一九六六年版本的《南洋大学法》是他自己修订的,他也不尊重。

黄祖耀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他跟李光耀一样不尊重《南洋大学法》。《南洋大学法》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知法犯法,罪不可赦。

(三)谁出卖南洋大学

李光耀在关闭南大之前,完全得不到党内领袖的支持。当时的党内领袖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全都反对关闭南大。

李光耀于是转而要求出身南大的议员支持,得到庄日昆、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四人支持他关闭南大。

李光耀当时没有向外公布这四个人的名字,否则必将被骂汉奸走狗。他们的支持不仅没有多大力量,而且还将引起反效果。这四个人毫无疑问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说:

在新加坡,当时一批南大毕业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却先后表态一致支持合并,其中作为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南大校友蔡崇语更劝请大家不要感情用事,因为南大与新大合并将能为国家的高等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一批南大毕业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包括蔡崇语,显然也是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

这批在官场上混的无耻之徒,就像林连玉先生所说的梁宇皋一样:“梁宇皋是民族败类,为着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这批南大校友,则是为着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出卖母校。

在关闭南大之后,李光耀一再在访谈中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从此,那批出卖母校的无耻之徒就不再喧哗了。

李光耀又转而要求四个商界富豪支持。这四个人中的三个即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第四个不详。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富豪,也是南大董事,如果支持,便较那四个议员更有力量。

连瀛洲和陈共存都在一九五三年支持南洋大学建校,连瀛洲更积极参与,贡献很大。两人都不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

黄祖耀是被李光耀骑劫的理事会主席。他在四月五日,南大理事会发表的文告中,表态支持李光耀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关闭南大。

黄祖耀在三月十八日致函李光耀,函中开头第一段话说:

在我们的几次会谈之中,本人曾指出:由于南大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建立的,它在许多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民心目中是占有特别的地位。本人深信这种热爱南大的精神是不能加以抛弃的,然而本人也要补充一点是,身为实事求是的商人,本人是不赞成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保存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这段话中有三点跟他的表态很有关系:

其一,他所说的“我们的几次会谈”。

他跟李光耀何时何地私下会谈?谈些什么?是否有秘密协议?到今天仍然是秘密。

其二,“本人是不赞成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保存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他最终表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显然因为他认为南洋大学是“一个没有用处的机构”。

其三,“本人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

这正是李光耀消灭华人语言、文化、教育的理由,是李光耀手中的杀人利器。

当初先贤创办南大,符合星马的国家利益。李光耀关闭南大,则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只符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但他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黄祖耀最终表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显然因为他支持李光耀的借口。

如果黄祖耀像吴德耀校长那样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维护南洋大学的尊严,他必定不会支持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他必定辞职,不当理事会主席,以表清白。他既不辞职,显然因为他愿意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

任何人跟李光耀谈南洋大学的前途,无论结果为何,都应该公开透明,不应该是秘密,因为南洋大学师生、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南洋华人,拥有云南园主权的南洋华人,都有权知道南洋大学的前途是如何决定的?因为南洋大学不是李光耀的家族财产,也不是黄祖耀个人的财产。

只有由马来亚各州与星加坡支持南洋大学的代表组成的南洋大学委员会,才有权决定南洋大学财产的去留。这个代表星马全体华人的委员会,绝没有李光耀的代表,也绝不会支持李光耀的任何政治要求。

没有得到代表星马全体华人的委员会支持的任何不利于南洋大学的决定,都是非法的,都是出卖南洋大学。

南大理事会的责任是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理事会中的任何人,只要支持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就是出卖南洋大学。

黄祖耀直到今天都没有向南洋华人交代,他跟李光耀之间是否有秘密协议。如有秘密协议,内容包含些什么?

任何有关南洋大学的秘密协议,都必须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公开。如不能公开,则显然是政治交易,还可能也包含商业交易。只有政治和商业交易才属于秘密,发展教育不是秘密。

云南园不是任何人的政治和商业筹码。理事会没有得到南大创办人,南洋华人的许可,无权出卖南洋大学,无权出卖云南园。

挂名南洋大学理事会,却出卖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是的责任最大。他必须向陈六使先生在天之灵道歉,他必须向福建会馆道歉,他必须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先贤道歉,他必须向支持创办南洋大学的星马华人团体道歉,他必须向建设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道歉,他必须向受害的南洋大学师生道歉。他必须把云南园奉还给创办南大的南洋华人。云南园属于全体南洋华人,不属于理事会。任何人都无权把云南园秘密奉送给李光耀。

星加坡用英国法律。按照英国法例,机密资料经过三十年就必须公布。南大被关闭至今已超过三十年,而黄祖耀至今都没有公布关闭南大的详情。为什么?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他必须担负全部历史责任。他有责任向南洋华人公布详情。

任何人都无权出卖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南洋大学校园。南洋大学理事会只是负责管理南洋大学的财产与事务,绝无权力把云南园送给任何人。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说到当时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对南大被关闭的反应说:

10日,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过议决案,对于南大与新大之“合并”表示失望和遗憾。同时,因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所拥有的大华银行与大马华社有密切的商业往来,雪华总商会甚至以断绝贸易往来来威胁黄祖耀。但黄祖耀私下表示自己只是个商人而已,既不懂教育也不懂得政治,对于南大的事情只能听命于新加坡政府。

黄祖耀在一九六七年,以“教育、文化、工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的身份进入南大第三届理事会,并担任第四届至第八届理事会主席(1969年12月至1980年8月)。

无论他以何种身份进入南大理事会,既然担任主席,就有责任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尤其是在南洋大学遭遇如此巨大的侵犯时,理应挺身而出,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

既然他自认“只是个商人而已”,自己的商业利益高于一切,不愿意维护南洋大学的利益,为什么要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为什么不辞职?

即使李光耀不批准南洋大学继续存在,也不能把云南园奉送给他。

即使李光耀强行占领云南园,也不能就此奉送给他。

李光耀不会长生不老,如今只剩下一坯黄土。星加坡也不会永远由李家统治。总有一天必须还政予民。南洋大学的校产也总有一天必将完璧归赵。

任何人都无权出卖南洋大学的校产,包括黄祖耀。

任何人都无权侵占南洋大学的校产,包括李光耀。

任何人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就是出卖南洋大学。

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跟把大明的江山奉送给入侵的外敌,性质相同,罪责也相同。

任何人把云南园奉送给李光耀,便是把全体南洋华人的资产奉送给入侵云南园的外敌。其罪行与吴三桂相同。任何出卖南洋大学的人,都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吴三桂。

李光耀一生敌视南洋大学,屡次武力侵犯,血洗云南园,毁尸灭迹。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李光耀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无权染指南洋大学的校产。

云南园在南洋华人心中,犹如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一样,铭刻民族的衰弱与耻辱。

黄祖耀无权决定南洋大学的校产去留。他和李光耀之间是否有秘密协议,还需等待机密资料曝光后,才能清楚。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他有责任向全体南洋华人说明清楚。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把南洋大学的校产奉送给李光耀,那么,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云南园送还给南洋华人。星马维护南洋大学的华人将再组成南洋大学委员会,接收云南园。南洋大学将在云南园复校。

如果黄祖耀和李光耀之间有秘密协议,不愿意把云南园奉还给南洋华人,就必须背负出卖南洋大学的历史罪责,成为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吴三桂。

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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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