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亨廷頓: 文明的衝突

31/12/08

作者: 人民網

中評社北京12月31日訊/當英國人正準備用戲劇來緬懷日前去世的2005年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品特之時,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哈佛大學也于日前發出公告,當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繆爾•亨廷頓也于平安夜辭世,享年81歲。 

  剛剛過去的聖誕平安夜不啻是英美思想文化界的“9•11”,聖誕老人的馴鹿雪橇給小朋友帶來禮物同時也載走兩位偉人,與上帝共度聖誕。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早年就讀于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 23歲即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幷留校任教長達58年,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幷曾擔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自1980年代起,亨廷頓的關于國際政治的理論就開始在國內學界流行,隨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的衝突》)一書的流行和之後9•11悲劇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衝突”一詞畫等號。

  思想犀利 低調做人 

因爲聖誕假期的緣故,哈佛大學直到12月26日才在其官方網站上刊登了亨廷頓在馬薩諸塞州馬莎溫亞德葡萄園去世的消息。“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使哈佛成爲著名大學的學者”。亨廷頓的朋友、經濟學家囉索夫斯基說,“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研究和辯論他的想法。我相信他無疑是過去50年裏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的每一本書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囉索夫斯基說,“他的一些說法已經成爲我們的日常詞彙。” 是的,比如“第三波”,比如“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在1993年鑄就的這個詞,“9•11”之後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日常詞彙,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儘管他的理論一直是學術界、政界和媒體爭論的焦點,但亨廷頓本人却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17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此外,他還曾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志的創辦人之一。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麽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靦腆”、“學究氣”、“不善言辭”,這是朋友眼中的亨廷頓,這幾個詞與理論著作中的塞繆爾•亨廷頓大相徑庭,無論是《文明的衝突》、《我們是誰》還是《第三波》、《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他書中顯露出的思想犀利、咄咄逼人,總是試圖挑戰我們對這個時代社會政治的常識,或者說他總是偏離學術“政治正確”的長隊。 

  亨廷頓是矛盾的複合體。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顆自由主義的心,却用保守主義的大腦思考;他被稱爲“美國右翼思想家”,其本人却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1957年,亨廷頓在《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說:“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在他看來,自由主義是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于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亨廷頓與美國那些真正右翼思想家其實相去甚遠。 

  與布熱津斯基同班 

  1927年8月18日,塞繆爾•亨廷頓出生于紐約一個中産階級家庭,父親是一位旅館業雜志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亨廷頓很早便顯示其在學術方面的才華,他16歲進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就提前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又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50年,年僅23歲的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後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亨廷頓在哈佛的那班同學精英薈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學。而他最知名的學生包括創造了“歷史的終結”這一日常詞彙的著名學者福山,現爲《新聞周刊》著名評論家的扎卡裏亞等。

  1957年,年僅30歲的亨廷頓出版了第一部學術著作《士兵與國家》。《士兵與國家》一書的靈感來自于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 年杜魯門總統因爲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裏,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麽樣的關係。書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擊,有評論家認爲這部著作令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鬥!”的法西斯口號,二戰的記憶在那時還很清晰。這本書在學術界引起的非議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亨廷頓于1958年沒能與哈佛大學簽訂續聘書,他只好轉投哥倫比亞大學,和他一起出走到紐約的還有他的好友布熱津斯基。但4年後,哈佛大學才意識到亨廷頓與布熱津斯基都是政治學界的明日之星,邀請兩人重回哈佛。最後布熱津斯基扎根哥倫比亞大學,而亨廷頓則返回哈佛。從某種程度上說,爭議、憤怒甚至蔑視,這些代表了亨廷頓思想理論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勉强地接受。 

  進入政界 大膽預言 

  1967年後,年輕的亨廷頓進入政界,在約翰遜政府內任職。他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于越南戰爭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亨廷頓一方面支持政府擊敗北越的總目標,另一方面又認爲美國爲了實現這一目標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錯誤的。報告之後發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當時激進的哈佛學生占領幷焚燒了他辦公的國際事務中心,有人還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于此。”
作爲官員的亨廷頓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背後,其實隱藏著他逐步形成的對當時整個世界政治大潮的一個總體看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因此政治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成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重大問題。亨廷頓在1968年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該書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美國的歷史經驗幷不適合用來理解目前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挑戰。美國的經驗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權威,而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問題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權威。“問題不在于舉行選舉,而在于建立組織。”他說。因此,亨廷頓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認爲美國如果要在國際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麽首要的事情應該是讓自己站在道義的上風,從而削弱對手,而不應當承擔從內部改造不發達社會的義務。 

  之後,在卡特總統任期內,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頓的謀劃。此外,他還和布熱津斯基一起對美蘇關係作了總體性地評估,雖然當時蘇聯擴張的態勢咄咄逼人,但是他倆大膽預言,蘇聯的優勢是暫時的,西方必定贏得冷戰。他們强烈建議美國發展軍事力量,幷且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在卡特政府的最後兩年以及整個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間,這些建議都變成了現實。

  卡特下臺之後,亨廷頓重回哈佛,在《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希望》一書中,亨廷頓問道,爲什麽歷史上許多年代的人們都循規蹈矩,而某一代人却會變得如此叛逆?亨廷頓認爲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一個“信念激情期”,而且每隔幾代人就要發作一回。亨廷頓把這種觀念稱爲“美國信念”。這種信念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這種强調民主、平等、個人主義的“美國信念”,才是美國與舊大陸、與它先前的母國英國的根本不同之處。亨廷頓寫道:“批評者們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爲它的現實與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懸殊。他們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失望。但之所以是一個失望,正因爲它同時也是一個希望。 ” 

  一個引發爭議的新範式 

  而亨廷頓最爲震撼世界的著作無疑是《文明的衝突》。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他又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話:“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爲一個範式,必須看上去强于其競爭對手,但它不必要解釋,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實。”亨廷頓本人也承認國家仍然是冷戰後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爲體,但他指出,以國家爲中心的國際政治範式“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無助于我們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衝突的範式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及兩伊戰爭這類重大事件的指責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爲“文明的衝突”這個範式幷不是用來解釋古往今來一切國際問題的總體性理論。亨廷頓提出的只是一種解釋冷戰後國際政治現象的新範式。 

  有人說《文明的衝突》預言了此後的“9•11”,這樣的贊譽對亨廷頓本人來說是一個尷尬的話題。“9•11”後,亨廷頓罕見地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指出目前的反恐戰爭幷非文明的衝突。但他在書中也曾說道,“鑒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展開文明間的准戰爭便不足爲怪了。……在這場准戰爭中,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弱點。從軍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恐怖主義對空軍的戰爭。”這可能是當時他處于“政治正確”壓力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我依然堅持我的論點。”去年,亨廷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文化的衝突與聯繫,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不僅是一個簡單角色而是一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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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